鄉村振興法治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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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法治保障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檔案機構；非遺保護；邊緣化；重要參與力量

一、新《檔案法》實施給非遺保護帶來的機遇

2004年的《關于加強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未提及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下簡稱《非遺法》）中沒有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體地位，也無非遺檔案必須向各級檔案機構移交的相關條款。新《檔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條提出“鼓勵檔案機構開發利用館藏檔案，通過開展專題展覽、公益講座、媒體宣傳等活動，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可見，新《檔案法》是鼓勵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1.參與非遺保護有法可依。非遺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檔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勵”，肯定了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做出的重大貢獻。雖然“鼓勵”看起來變化不大，但是對檔案機構能夠積極借助檔案館藏資源參與到非遺保護意義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新時代檔案機構尤其是檔案館利用館藏和現有的平臺來實現宣傳非遺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遺的檔案式保護讓非遺的文獻資源保存得更久，且檔案機構利用參與非遺保護，來重塑檔案館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形象，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二、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

（一）調查概述

1.調研方式。為明確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采取直接訪問省市級檔案機構網站的形式，具體調研中是采取對省級檔案網站和百度以“非遺”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的文獻進行統計。2.調研內容。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形式。趙躍博士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要形式為收集、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業務指導共7種。結合檔案機構實際工作，在結合趙躍博士的分類基礎上，稍做調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5種，將收集更改為接收（含捐贈），增加移交、修志2種形式，共計9種參與形式（見表1）。

（二）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1.參與數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共有國家綜合檔案館3337個。調查中發現僅有107家不同級別檔案機構參與到非遺保護，占比3.2%，比例低；參與的107家機構中，按照檔案機構的級別劃分，有13家省級（直轄市）檔案機構，36家地市級檔案機構，58家縣區級檔案機構。可見，檔案機構整體參與的數量較少，參與比例低（見圖1）。2.參與形式呈現被動性。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9種形式中，征集、編史修志、建數據庫、采集建檔被歸入主動參與形式，而接收、展覽傳播、業務指導、申報支持、移交則歸入被動參與形式。調查發現，對107家檔案機構涉及的9種形式統計后共得到總參與數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檔29家、展覽傳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數據庫5家；主動和被動形式分別占比為40.69%和59.31%。對接收非遺保護中心移交的非遺檔案的檔案機構僅有3家統計，分別為湖北省武漢市、江蘇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縣的檔案機構。調查發現，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還以接收、展覽傳播等淺層次的被動參與形式為主，而編史修志、建數據庫的主動參與形式占比不高。3.參與類型單一。為掌握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形式的豐富度，對檔案機構參與類型進行統計。統計發現，有81家檔案機構僅有1種參與形式，占比高達75.7%；而參與形式在3種、4種和5種的檔案機構分別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張家港市）、2家（武漢市和揚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見，檔案機構參與類型單一、不豐富。

三、我國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現狀原因分析

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實踐存在數量不多、參與形式單一等問題，這與學界期望存在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身份未得到“官方確認”

目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管機構是文化部門。自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后，國家層面就非遺保護已出臺《非遺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識管理辦法》等9部政策法規文件，其中《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列舉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認定、保存和傳播的主體機構；文化部牽頭的非遺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9個成員單位，也沒有國家檔案局身影。官方確認的非遺保護主體機構中并沒有提及檔案機構。《檔案法》規定，檔案館具有接收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定期移交檔案的職能。但早在全國部署非遺普查工作時，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遺實物資料所有權歸國家，由各級政府授權的有關保護機構保管。”《非遺法》中也未有非遺檔案必須移交到檔案機構保管的相關條款。新修訂《檔案法》特別規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文獻信息同時是檔案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可以由上述單位自行管理”，這意味著非遺保護中心等主體機構產生的非遺檔案不一定得向檔案館進行移交。文化界和檔案界相關法規政策均未將檔案機構列入非遺保護的主體機構，這意味著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只能充當“社會參與”力量，參與非遺保護的地位也很難得到其他相關主體的認可，這也是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數量少的原因。

（二）檔案機構工作機制不適應非遺保護

檔案機構改革后，檔案館屬于文化事業機構。一直以來，檔案機構保管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移交的檔案，是一種基于傳統檔案形式的服務官方機構的工作機制；而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開性和廣泛的包容性，兩類型機構存在本質區別。具體到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遺項目是植根于民間，屬于非官方機構的工作，檔案的官方機構身份與非遺植根民間存在天然的不適應。檔案具有保密性，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25年向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類檔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會開放；而非遺傳承在保障非遺傳承人的知識產權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傳播和傳承、振興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遺、使用非遺，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態傳承。檔案的保密性與非遺的社會參與性存在矛盾。

（三）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主動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沒有得到明確的情況下，檔案機構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檔案機構對檔案館職能的理解十分狹隘，認為只需做好本職工作即可，不愿主動介入，也不愿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競爭，更不愿“越位”參與非遺保護。目前，僅有江蘇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檔案機構主動與文化部門聯系洽談非遺檔案移交事宜并付諸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不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勢必會造成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弱。

（四）保存類措施相較保護類措施處于“弱勢地位”

《意見》明確非遺建檔是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由此可見，非遺建檔僅被窄化理解為“收集、整理”，和檔案界界定的建檔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來”相比，唯獨少了“保存”。可能從語義上理解，非遺的建檔“保存”本身就是一種“保護”。但是無論是《公約》《“十二五”文化發展規劃》，還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都將非遺保護措施分為保存類措施和保護類措施，其中認定、記錄、建檔保存類措施針對所有非遺項目，而特別優秀的且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容易造成保護優于保存的印象。而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多為認定、記錄、建檔的保存類工作，保存類措施的“弱勢地位”可能導致檔案部門在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被邊緣化。

四、新《檔案法》實施背景下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檔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發揮檔案機構專業優勢，筑牢非遺檔案式保護

1.保持“前端”業務指導優勢。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應主動與文化部門加強聯系，協助完成非遺保護規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導非遺中心對非遺檔案進行分類整理，確保對非遺檔案規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業務的指導，利用業務優勢積極參與非遺保護。2.利用檔案技術延長非遺檔案保存時間。檔案修復技術是檔案保護技術的一項重要內容，能提高檔案耐久性。在開展非遺保護過程中，會重點關注傳承人的實物檔案、紙質檔案以及聲像檔案，而在保護過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紙質檔案，利用先進的檔案修復技術進行殺蟲、除菌、脫酸等服務，延長非遺檔案的保存時間；還可以主動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遺的傳承人提供免費的檔案修復、加固、裝裱等修復服務，以解決非遺家庭式保護條件局限造成非遺檔案保管不規范的問題。3.通過編史修志來開展非遺保護。檔案機構利用編史修志的優勢，聯合地方志主管部門、文化旅游部門，編寫全面反映地區非遺項目規模及非遺保護工作的志書，如《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志》，用檔案機構獨有的編史修志方式，記錄非遺保護的脈絡的形式來開展非遺保護。4.檔案記憶工程延續非遺傳承脈絡。國家檔案局于2000年正式啟動“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鄉村記憶工程”是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鄉村記憶檔案信息資源庫，有效提升檔案部門的公眾文化形象。檔案機構在開展鄉村傳統村落檔案建設工作時，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地方文化特色資源的搶救性保護結合起來，在搶救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民風民俗等過程中，尤其重點收集含有非遺項目的資料，創編成文字、視頻資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藝、習俗等分類整理成專項檔案數據庫。通過鄉村傳統村落檔案的建檔工作，將檔案資源數字化，建設資源庫，在保障傳統村落完整性、真實性和延續性的同時，保障非遺等傳統文化的延續，保護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

（二）借助特殊檔案建檔契機，豐富非遺保護的多元化形式

1.將家庭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檔案機構抓住為非遺傳承人建立家庭檔案和非遺傳承人個人檔案契機，全面、客觀、真實記錄非遺傳承人表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的藝術內涵，并借助文字、聲像、實物及口述等載體形式實施非遺保護。例如張家港市已經為48位非遺項目傳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檔案，并完成檔案的數字化。2.口述檔案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口述檔案將歷史“原音再現”，可以很好記錄那些瀕臨失傳的老記憶、老手藝。檔案機構合理籌劃、多方聯系，積極開展非遺傳承人口述檔案建檔工作，逐一對非遺傳承人口述對象實地走訪，并進行口述檔案視頻采集、現場錄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將資料存檔于檔案館永久保存。3.方言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地方方言承載著鄉愁、鄉情，其中不乏許多優秀的非遺項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話和南京白局。檔案機構在開展方言建檔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優秀非遺項目，比如傳統方言戲曲、方言童謠、方言故事、方言說唱等，通過方言建檔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鄉愁，并傳承優秀非遺文化。如陜西省檔案局的《傳承非遺文明，紀錄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檔的形式開展非遺保護。4.精準扶貧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2018年的《精準扶貧檔案管理辦法》就對精準扶貧檔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開發利用做出明確規定。“非遺+扶貧”過程中必然會形成很多精準扶貧檔案，檔案部門要注意收集非遺扶貧過程中這部分特色形態的檔案，將其歸入“精準施策類、精準脫貧類”兩類中，真實、完整、準確、全面地記錄和保存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過程，同時也是對非遺的保護。

（三）遵循非遺保護趨勢，加強非遺文化傳播

1.關注非遺傳播工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傳播。檔案機構作為我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應積極關注文化傳播工作的新動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的傳播。首先，利用檔案館建成的檔案網站開展非遺知識傳播，可以在檔案展覽下設立非遺文化傳播專欄，開展非遺文化的圖片、視頻形式的傳播。其次，利用檔案機構已經建成的官微官博進行非遺文化的傳播，通過撰寫推送非遺小知識等相關推文的方式傳播非遺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視等短視頻平臺，通過制作非遺短視頻等方式來推進非遺文化的傳播，促進社會共享。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活態傳承的文化服務、文化教育、文化傳承等方面繼續把握新機遇。第四，拍攝專題片進行非遺傳播。檔案機構可以拍攝以“傳承地方優秀文化”為主題的宣傳片開展非遺保護。如浙江省檔案館面向全省檔案館啟動電視系列節目“跟著檔案去旅行”，傳承以浙江歷史為依托的優秀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傳統古城古鎮古村文化，運河、錢塘江等世界文化遺產，地方傳統曲藝、傳統手工藝、飲食等非遺文化，鄉賢文化、浙商文化等鄉土文化，詩書畫文化等。2.重視文化傳承服務，開展檔案非遺知識服務。非遺傳承是非遺保護永恒的話題，尤其是教育、培訓是非遺傳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檔案機構除了提供非遺檔案借閱等服務外，還可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與其他部門合作，通過引入傳統編研的成品、VR等先進技術的視頻形式來構建非遺教育資源庫，為教育和培訓的傳承提供知識服務。3.尋求多方互動合作，集中優勢資源保護非遺。檔案機構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并積極與文化部門、文化產業等主體機構合作，吸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推廣社會化合作模式來打造檔案特色的非遺文化產品。利用新媒體形式加強非遺檔案資源宣傳，如采取舉辦展覽、編輯書籍、錄制聲像作品等形式進行傳播，助推非遺走出國門，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的非遺。檔案機構應把握非遺保護的前沿趨勢，提升參與非遺保護的主動性，發揮專業優勢，“有為才有位”，做歷史的守護者、記憶的傳承者和文化的傳播者，成為非遺保護的重要參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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