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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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生產要素范文第1篇

一、土地

1、可耕地面積減少。我國土地資源緊缺，新增可耕地潛力有限。如下兩個因素導致耕地面積進一步減少，一是退耕還林，但這個因素只會在短期內存在，而且，退耕還林地多數不適合種糧食，所以退耕還林對糧食有影響，但影響不大；第二大因素是國家建設用地，這個因素會長期存在，盡管堅持“占一還一”的政策，但占用的多是良田，補充的多是旱地，主要原因是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城建設、小城鎮建設及城市基礎建設的需要，此外還有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這個因素直接導致糧食種植面積下降。

2、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它雖然不會導致永久性的耕地面積減少，不會降低潛在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卻會導致當年糧食種植面積下降。

3、土地撂荒。盡管農民對土地有很深的感情，而且留下來種田的農民除了種田外，沒有別的選擇，所以土地撂荒并不嚴重。但是由于外出打工多、農轉非、糧價低、水源不好、生產資料價格高，土地撂荒在不同的地方還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樣導致當年糧食種植面積下降。

4、土壤肥力逐年下降。近年來土壤肥力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特別是有機質含量下降甚為嚴重，造成土壤板結、團粒結構差，耕作層淺薄，蓄水保肥能力差、不耐旱、不耐寒，病蟲害發生頻繁，畝產量難以提高。原因在于，一是缺乏綠肥，自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至今，綠肥種植逐年減少，尤其是近十年來，綠肥生產幾乎是空白狀態。二是有機肥積造嚴重不足。目前農戶除施用自家有限的豬牛羊糞外，幾乎不再積造其它的有機肥，但自家養的豬牛羊有限；塘泥這種最好的有機肥全都被遺忘。三是看重施用化肥，種衛生田，造成對土壤掠奪性生產。

二、資本

1、原有水利設施維護不足、老化嚴重，有效灌溉面積減少。現有水利設施大部分是在50—60年代修建的，經過40多年的運行，特別是承包制以來，由于維護不足，存在很多問題：一是水庫淤積，庫容和蓄水量減小。表現為病險水庫數量增加，水庫蓄水下降，現有水庫實際可蓄水量遠遠低于設計有效灌溉面積。其主要原因是庫區水土流失嚴重，人為地開荒種地等破壞植被。二是渠系老化、不配套、年久失修。其主要原因是目前國家和地方對小型水利設施的投資少，同時各中型水庫征收水費困難，對渠系維修資金極少，渠道清淤不徹底，渠系淤塞，許多渠道滲漏嚴重，下游渠系無襯砌，年久清淤不徹底，對渠系下游灌溉影響大。三是機井利用率低，主要原因是地下水位逐年降低以及管理等存在問題。

2、政府投資不足。近年來政府啟動的水利設施建設主要有：渠道硬化、病險水庫除險加固、治理水土流失、興建供水水庫、引提水、灌區配套與改造、中低產田改造、節水灌溉、優質稻米工程、小流域綜合治理（水土保持）。受益鄉鎮農戶普遍反映這些水利設施真正體現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作用，為糧食增產、農民增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但總的來說，家庭承包制以來政府投資不足，水利基礎設施比以前變差，已有設施維護困難，新增投入不足，建設速度趕不上折舊速度，有效灌溉面積逐年減少。

此外，許多地方反映，水利工程水費征收現狀是”一少兩低”。“一少”是水費計收面積逐年減少；“兩低”是水費征收標準低和征收到位率低。而且，水費一般交由水庫管理委員會使用。而水庫管理委員會實行自收自支，在人員臃腫，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很難保證資金用于水庫維護。

3、集體和農戶建設動力不足。實行承包制以來，農村集體與農戶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積極性不高，難以組織群眾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有人使用但無人管理，出現“公共地悲劇”。即使組織開展這項工作，因為年輕力壯的農民都外出打工，也是勞力不足。農村稅費改革取消“兩工”、村內實行“一事一議”后，矛盾更加突出。

三、技術

1、生物、化學技術及其推廣應用有利于提高畝產量。生物化學技術有的能直接提高單產，有的能增強抗旱、抗澇、抗蟲害、抗倒伏，從而間接提高單產，如高產、優質糧食品種，化學除草技術，葉面施肥技術推廣，病蟲綜防技術推廣，等等。近年來的技術推廣對糧食增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機械、物理技術推廣應用對糧食生產影響不大。盡管農用機械技術的推廣應用提高了糧食生產單位時間的效率，減輕了勞動強度，降低了作業成本，有利于稻草還田，特別是有利于種田大戶。但只要不存在土地撂荒，不存在因天氣而需要搶收搶播，機械技術對糧食總產出能力影響不大。此外，機械技術的推廣應用所要求新建的機耕道、板車道，占用了部分耕地。

3、復種指數提高空間有限。大多數地方土地利用比較充分，盡管復種指數有提高的余地，但上升空間有限。

四、勞動力

勞動力問題涉及到三個方面：勞動者數量、勞動者素質、勞動者積極性。與糧食生產直接相關的利益主體（勞動者）可分為兩類：地方政府和農戶。糧食主產區的地方政府和農戶實際上都是“經濟人”，二者的種糧積極性都取決于種糧收益和成本的比較。

1、如果不考慮政治和社會因素，純粹從經濟角度考慮，地方政府發展糧食生產的積極性不高

（1）本級地方政府從糧食生產中汲取的財政收入減少。原因有二：其一、經常性的農業稅減免政策，引起的農業稅收入短收。主要包括三項，a、鼓勵發展生產減免。b、災歉減免。c、社會減免。其二、農村稅費改革，盡管有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但低于農業稅減免額，農業稅收入凈減少。

（2）發展糧食生產增大地方政府本級財政支出壓力。表現在：一是本級農口系統行政、事業單位人員的人頭費和辦公費。二是本級發展糧食生產的水利建設等支出。三是上級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的配套資金。四是上級扶貧項目的配套資金。五是上級糧食風險資金項目的配套資金。六是“三補”的配套資金。

（3）發展農業不如發展工商業。無論是從財政收支的角度考慮，還是從GDP增長的考慮，抑或是從政績考慮，地方政府發展工商業的積極性高于發展農業的積極性。

2、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提高，但后勁不足

（1）從不同的時期縱向比較，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提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購機補貼。二是農村稅費改革。三是糧食價格上漲，并實行最低限價收購制度。

（2）從不同產業的橫向比較，農民種糧積極性后勁不足。原因有二，一是務農種糧不如打工、不如種經濟作物。二是化肥、農藥、燃油等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糧食漲價收入被抵消。

（3）種糧勞動者的數量減少，但對糧食生產影響不大。由于務農不如打工，大量勞動力外出，但農業人口大量過剩，種糧人數減少不會影響糧食生產。

（4）種糧勞動者的素質下降，給糧食生產帶來不利影響。外出打工增加導致“老人”農業、“婦女”農業，種糧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新技術推廣應用受到影響，大多數農民是憑經驗種田，別人怎么種田，自己就怎么種田。

五、制度

1、財政制度使資金使用效率不高

（1）支農資金投入結構不盡合理。支農支出中，直接用于流通環節的補貼過高，用于建設性的支出比重不高、用于農民可以直接收益的中小型基礎建設的比重較小，一些關系農業發展全局的基礎性、戰略性、公益性項目，如農業品質改良、重大病蟲害控制、社會化服務體系等缺乏足夠的投入保障。

（2）支農資金管理體系不完善。一是財政支農投入高度依賴上級政府，地方財政連“吃飯”都不能保證，很難再向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的農業追加投入；二是支農支出實行分塊管理，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條塊分割、相互之間不協調、重復投入，力量分散，有限的資金不能形成合力；三是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監督機制有待完善。

2、金融制度使資金投入不足。主要表現為，（1）郵政儲蓄系統只存不貸，取走了農村本已有限的資金，實際是在“抽血”。（2）商業銀行在農村沒有分支機構，不可能為農村糧食生產“輸血”。（3）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投向受到嚴格限制，也不可能為直接糧食生產提供很多資金支持。（4）農業保險在農村基本是空白，糧食生產風險基本由農戶自己承擔。（5）現在真正為糧食生產提供直接金融服務的只有農村信用社，但信用社同樣存在嚴重的“離農”傾向。其結果是農戶特別是種田大戶資金短缺。

3、糧食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

（1）生產領域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亟待加強。如農業技術推廣工作：①農技推廣網絡不完善，具體表現為村級沒有農技推廣網絡，縣、鄉級農技部門技術設備落后，農技部門之間的配合，聯系較少。②農技人員自身素質不高，具體表現為專業知識陳舊、老化，多年來一直未得到過培訓。③農技推廣經費不足，目前的經費只能維持農技人員的基本工、根本沒有資金用來進行農技推廣，導致許多試驗、示范無法開展。

糧食生產要素范文第2篇

中圖分類號：F25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質量管理綜述

1.1 質量管理的定義與目的

質量管理是指為了實現質量目標而進行的所有管理性質的活動。在質量方面的指揮和控制活動，通常包括制定質量方針和質量目標以及質量策劃、質量控制、質量保證和質量改進。而質量管理的目的是通過組織和流程，確保產品或服務達到內外顧客期望的目標；確保公司以最經濟的成本實現這個目標；確保產品開發、制造和服務的過程是合理和正確的[1~4]。

1.2 質量管理的重要意義

從宏觀上來說，當今世界的經濟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產品和服務質量。質量水平的高低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經濟、科技、教育和管理水平的綜合反映。對于企業來說，質量也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保證，是開拓市場的生命線，正可謂“百年大計，質量第一”。

1.3 質量管理的發展方向

第一，要從對產品質量的管理轉向對過程和系統的管理。

第二，要從原來以推行管理方法為主轉向以培育管理文化為主。第三，從偏重于技術創新轉向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并舉。

2 制造業質量管理要素

質量管理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質量管理理論主要在制造業產生并不斷發展起來。按照質量管理在工業發達國家實踐中的特點，質量管理的發展一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質量檢驗階段；（2）統計質量控制階段；（3）全面質量管理階段。這三個發展階段，前兩個階段主要關注點就是制造業的生產過程管理，從對大批大量產品生產的事后質量檢驗，到對產品的質量特性數據以及生產過程中的抽樣檢驗和過程控制方法，以及產品交驗過程的抽樣檢驗理論，都主要關注的是制造業生產管理的特點和重點，帶著深深的制造業的烙印。

隨著質量管理理論的完善和發展，更多的行業和部門開始引入質量管理的理論和方法，質量管理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在推廣過程中也不斷強調其適用于各行各業。但是，這些理論方法在制造業是完全適用的，即使在某些非制造業不甚適用的技術方法，在制造業一定是完全可以應用的。即質量管理的所有相關理論、技術、方法研究和論述都適用于制造業的質量管理。

2.1質量管理理念要素研究

2.1.1全面質量管理要素

全面質量管理包含的質量要素有：質量領導、追求高品質的企業文化、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系統的得到全員認可的質量戰略、培訓、團隊合作、順暢便利的信息系統、有效執行的質量績效評價和獎懲制度、適當的過程控制體系。

2.1.2 ISO9000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質量要素

ISO9000族標準所包含的質量要素有：管理職責、質量體系、合同評審、設計控制、文件和資料控制、采購管理、顧客、過程控制、檢驗和試驗、檢驗、測量和試驗設備的控制、檢驗和試驗狀態、不合格產品的控制、糾正和預防措施搬運、貯存、包裝、防護和交付、質量記錄的控制、內部質量審核、培訓、服務、統計技術等。

2.1.3卓越績效模式質量要素

卓越績效模式要求以產品質量、服務質量為核心，強調組織整體的質量經營，通過提高質量去實現企業的經營績效。從大的方面來講所包含的質量要素主要有領導作用、質量戰略、以顧客和市場為中心、過程管理、員工管理、測量和分析改進、知識管理、經營效果。

2.1.4零缺陷管理質量要素

零缺陷的目標就要求組織以永無止境的持續改善為動力，運用合理的激勵手段，不斷提高工作和產品質量[18,19]。零缺陷管理要求組織做好以下方面：零缺陷質量目標、高層管理的的質量使命、有效的執行體系、質量信息以及有效的控制、教育培訓、團隊合作、供應商參與、持續改進、質量成本管理。

2.1.5六西格瑪管理質量要素

六西格瑪管理要求不斷改善產品、服務質量，并制定質量目標目標、應用質量工具和方法來達到顧客滿意的要求。六西格瑪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質量上的統計標準，它更代表著一個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哲學。我國的六西格瑪管理評價準則對質量管理要素進行了全面的詮釋。六西格瑪的要素有六西格瑪領導力；六西格瑪戰略；顧客驅動與顧客滿意；六西格瑪基礎管理；六西格瑪項目管理；評價與激勵；六西格瑪管理成果等七個方面，下圖顯示了這些要素的相互關系。

2.2最具代表性的質量要素

總結質量大師的理論和國家質量獎標準，并結合我國制造業企業的質量管理和生產運營特點，本文提出了一個全面考核中國制造企業質量管理水平的綜合指標體系。評價指標體系由13個要素組成，分為根源要素、支持要素和結果要素三大類。質量管理體現于企業運營的全過程，三類要素互相支持互相影響，如圖1所示。

圖1 質量三要素

（1）根源要素位于體系的底部，雖然是衡量企業質量管理水平的隱性要素，但卻是質量管理體系的核心，是質量管理體系產生的土壤和源泉，是保持質量管理水平的基本要素。（2）結果要素處于體系的頂部，直接由外部消費者評價，是企業質量管理水平的外在表現，也是底層要素作用的結果。（3）支持要素在根源要素和結果要素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是結果要素的主要來源又是根源要素的承載體。通過它的運作將根源要素轉化為結果要素，使隱性成為顯性。

3 板式催化劑制造過程中質量管理

3.1 公司相關情況介紹

大唐南京環保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引進莊信萬豐催化劑（德國）有限公司的平板式催化劑生產技術，同時收購了雅佶隆在上海所建的包括實驗室在內的一整套平板式催化劑生產線，成為國內唯一平板式催化劑生產商，年產量為10000m3。后續還將建設二期、三期，建設完成后，催化劑總產能達到36000m3/年，成為世界最大脫硝催化劑制造基地。在板式脫硝催化劑的生產中，質量管理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3.2 公司組織架構

公司組織架構如圖2所示。建立明確的組織架構，在此基礎之上明確各部門的職責，加強各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以保證各項管理的傳遞與執行，確保產品質量信息的及時反饋。

圖2 公司組織架構

3.3 質量控制程序

本論文提出的質量管理程序主要在公司領導層的領導下，公司各職能部門包括設計研發部、采購部、倉庫管理、市場營銷部、安全生產部、設備能源部和質量管理部等部門的協力合作，明確各自職責，建立完整的質量控制體系。論文研究的理論基礎是制造業質量管理要素，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適合于板式脫硝催化劑制造的質量管理體系。

本質量管理體系設計的方案是市場營銷部收集到的投標文件反饋到設計研發部，設計研發部按照具體的參數提出設計方案，市場營銷部在此基礎之上制作投標文件，當公司接到項目訂單后，按照之前的設計方案設計催化劑產品配方和項目Spec，并制定產品檢測控制計劃。設計研發部將配方和項目Spec提供給采購部，采購部準備原材料的采購，原材料進廠前進行質量檢測，把控質量第一關。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也制定相關的產品生產過程檢測，控制生產過程中的質量，把控質量第二關。產品生產后對其功能進行檢測，把控質量第三關。產品入庫前后進行檢測，保證發送到客戶的產品的質量。即通過各個程序的把控，嚴格控制產品的質量。具體程序流程如圖3所示。

圖3 板式脫硝催化劑質量管理流程圖

4 結論

在質量管理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制定了適用于本公司板式脫硝催化劑生產的質量管理體系，明確了公司各部門之間的職責和形成了部門之間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通過此質量管理體系的建立，完善了組織內部管理，使質量管理制度化、體系化和法制化，提高板式催化劑的質量，并確保了產品質量的穩定性，從而提高了顧客的滿意度和公司的知名度。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完善和提高此質量管理體系，使之更好地適用于板式脫硝催化劑的生產。

參考文獻

ISO 9000《質量管理體系結構 基礎和術語》. 2000版

馬林, 尤建新.《高等院校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建立與實施指南》, 中國標準出版社, 2006

龔益鳴. 《質量管理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歐陽明得. 《質量管理――理論、標準與案例》, 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7

約瑟夫?M?朱蘭, 焦叔斌等譯. (uran`s Quality Handbook)《朱蘭質量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第一版

David A. Garvin competing on the eight dimensions of qua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7,(11,12): 101~109

Saraph J.V., Benson P.G., &Schroeder R.G..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J], Decision Sciences, 1989, 810~829

Ahire Sanjay L, Golhar Damodar Y, Waller Matthew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QM Implementation Constructs[J]. Decision Sciences, 1996, 27(1): 23~56

糧食生產要素范文第3篇

[關鍵詞]糧食安全；糧食安全觀；糧食供求

[中圖分類號]F32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2）10-0006-06

中國糧食安全狀況一直以來就是我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極為重視和關注的重大問題之一，立足于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確保我國糧食安全也始終被看作是國策性的基本戰略。從2004至2011年，我國糧食產量連續8年增產，總量連續5年穩定在5億噸以上。然而，“連續增產的時間越長，可能離減產的拐點也就越近”（陳錫文，2010a），因此在8連增的大好形勢下對我國的糧食安全進行一些冷靜的思考，將更具警醒的意味。基于這樣的考慮，本文對近幾年我國糧食安全的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并作了簡要評述，嘗試將他們置于一個多維的分析體系之中，以便在宏觀把握的同時，也能夠關注到一些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問題。

一、研究現狀與問題

（一）糧食安全觀

糧食安全是一個不斷豐富、充實和深化的概念。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從宏觀層面追求糧食產量增長的糧食安全觀，即較多地從宏觀供需的角度來考察糧食安全。如1992年我國政府就將糧食安全定義為“能夠有效地提供全體居民以數量充足、結構合理、質量達標的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食物”。隨后學界對糧食安全的認識逐步深化及延伸，并呈現出這樣的趨勢：從單純重視糧食生產，轉為綜合性、全局性地考察糧食安全。

1. 能力安全觀

學界普遍認為應從能力的角度來考察糧食安全的實現基礎，即不僅要考慮未來的糧食生產能力能否滿足糧食需求，更要考慮如何以多種渠道來保障糧食的生產能力。相應的，糧食安全戰略也要從藏糧于民和藏糧于倉、以豐補歉的戰略（周小萍等，2008），轉向藏糧于地、藏糧于外匯儲備、藏糧于主產區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姜長云，2005）相結合的戰略。

2. 非傳統安全觀

將糧食安全置于國際經濟背景下考察，可以發現當前國際糧價的波動原因已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已從之前的供給、需求和庫存轉變為金融和能源（高帆，2011）。或者說，我國糧食生產已開始呈現出糧食石油化和糧食金融化的傾向，本文將這兩種傾向對我國糧食安全帶來的影響界定為糧食的非傳統安全。由于我國糧食生產高度依賴化肥、農業機械等生產要素，而這些生產要素價格與國際石油價格的相關程度較高，因此通過生產要素的價格傳導機制國內糧價將會與國際油價直接關聯，這便會增加國內糧價及生產的波動性。我國糧食生產正在成為“石油農業”（國研中心課題組，2009）。此外，糧食的消費品屬性逐漸弱化，而其作為投資品的屬性顯著增強。石油化和金融化因素交織在一起對我國糧食價格及生產的復合影響逐步凸顯。

（二）糧食安全形勢

對于我國的糧食安全形勢，學界主流觀點是持比較謹慎的態度，即在短期內我國糧食能夠維持供求平衡，但從長期來看將會處于緊平衡狀態。從眾多學者對我國未來糧食供需的預測來看，盡管預測方法有所差別，結果也不近相同，但普遍認為未來我國將會出現糧食“產不抵消”的局面。柯炳生（2007）認為2020年我國糧食產需缺口為3，650萬噸～5，840萬噸，而到2030年產需缺口將為3，100萬噸～6，600萬噸；馬曉河、藍海濤（2008）預測2020年產需缺口在1，600萬噸；李國祥（2010）推算2020年產需缺口會達到約1億噸；陸文聰（2011）預測2020年產需缺口為5，100萬噸。

學界作出“我國糧食供求長期將處于緊平衡狀態”這一判斷的依據則是，未來我國糧食生產將面臨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第一，自然資源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凸顯，表現為水資源短缺、耕地資源數量減少、質量下降，而且這種制約在中長期不僅很難得到根本性的緩解，甚至會進一步強化；第二，糧食生產的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表現為糧食產能越來越向水資源更為短缺的北方地區傾斜，區域供求矛盾逐漸加大；第三，農業經營比較利益下降的約束不斷強化，與之相伴的是生產成本和機會成本的反向變動，這將直接損害到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第四，科技支撐糧食增長的長效機制尚未形成，在技術研發、推廣轉化、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等環節尚有諸多問題。（姜長云，2005；梁子謙，2007；馬曉河、藍海濤，2008；國務院研究中心課題組，2009）

也有學者對我國糧食長期供求持相對樂觀的態度。黃季焜（2004）認為我國已建立了較為堅實的農業生產力基礎，完全可以在未來的幾十年保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盧峰、謝亞（2008）則認為我國糧食長期供求會朝相對寬松的方向]變，從經濟而不是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認為未來糧食供求長期緊平衡的觀點可能缺乏依據。

（三）科技進步

糧食生產要素范文第4篇

關鍵詞：糧食生產；生產函數；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5-0035-09

收稿日期：2013-03-1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內陸農區市場化與分工演進研究”（11BJL036）階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廳社科規劃項目“內陸農區的工業化模式：基于行為主義的市場發現與分工演進”（2010-JZ-021）階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重點課題“經濟學教育與中原崛起戰略問題研究”（2006-JKGHAZ-018）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劉東勛（1968―），男，河南鄢陵人，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河南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與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隨著近年來國際糧價的不斷攀升及其對中國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的出現，糧食安全和農業基礎性地位問題又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同時，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和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對糧食生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在農業勞動力減少和耕地不斷被城市化所蠶食的情況下，糧食產量能否得到維持甚至有所增長？影響全國各地區糧食生產的因素究竟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從南到北縱跨多個氣候帶，從東到西的降水量分布差別巨大，各地的山川河流等條件也千差萬別，因此，不同地區的糧食生產條件和影響因素不盡相同。已有文獻表明，從全國來看，中國普遍存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因而，在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21世紀中國加入WTO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和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但在全國大多數地區存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同時，有些地方卻存在著農業勞動力不足（而非過剩）的問題；有些地方長期干旱少雨，但另一些地方卻存在著洪澇的威脅；一些地方人口稠密，以至于人均耕地很少，但另一些地方相對來說人口較為稀少，農業勞動力相對緊缺；一些地方是一望無際的遼闊平原，另一些地方的可耕地卻僅僅是小塊的梯田或壩子；在廣大地區仍然維持著祖祖輩輩世代相傳的小農經濟的同時，而在另一些地方卻存在著機械化耕作的大型農場，等等。

本文使用基于面板數據的柯布―道格拉斯糧食生產函數，其中所使用的數據都是實物量而非價值量，因而可以剔除價格的地區差異和時間變化的影響，也更容易考察不同的生產性投入對糧食生產貢獻的大小，以及各省份對國家糧食總量的貢獻到底是播種面積，或者其他的生產性投入的影響大，還是糧食生產效率的影響更大。下面，我們首先觀察各省份的糧食產量和向市場上出售的糧食數量的情況，然后分析這種對國家糧食貢獻較大的省份是否是由于耕地面積較大，還是由于把更多的耕地用于糧食生產這種土地利用結構上的變化所致。

本文在第二部分將從統計數據中分析各地區糧食總產量與能夠調出糧食數量之間的關系；在第三部分將分析各地區糧食產量與糧食播種面積的關系；在第四部分，將進一步分析糧食產量與其他投入量的關系，最后給出結論和建議。本文在分析中使用1998―2011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中國大陸26個省級行政區（剔除了京、津、滬、渝四個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糧食生產的面板數據，具體分析造成各地區糧食產量差異的主要原因。

一、文獻述評

已有文獻大多集中在對糧食生產效率的研究上，而對糧食生產影響因素的研究相對欠缺。由于糧食的產品單位可以統一，糧食生產分析不同于多產品的廣義農業生產分析，可以不用總產值的加總方法而直接采用實物量，這樣可以消除物價和市場因素的影響。

學術界對糧食生產因素的分析，主要分為指數法（非參數法）和生產函數法（參數法）兩大類。指數法主要有如下幾種：

1.地區產值比或產量比方法。如冀名峰（1996）采用“全國糧食總產值與總產量之比/地區糧食總產值與總產量之比”作為衡量各地區糧食生產的比較優勢，這種方法會受到各地糧食供求狀況的影響，因而會有偏差。高帆等（2005）用各地某種糧食作物的產量比重占全國該糧食作物比重的比值，來表示各地該糧食作物生產的比較優勢，并進而用糧食播種面積和單產之乘積表示糧食產量來進行單產優勢和播種規模優勢分析。伍山林（2000）則用某地區糧食產量占全國產量比重的歷年變化率來分析。這種方法較好地衡量了各地資源分布和糧食生產單產的差異，但其難以詳細考察影響各地糧食生產效率的因素。

2.成本系數法。如鐘甫寧（2001）等用國內資源成本系數法來衡量不同地區糧食生產的比較優勢。這種方法用某地區的生產成本占全國平均生產成本的比例，來表示該地區在某類糧食作物生產上的比較優勢。它可消除供求因素的影響，因而，比冀名峰（1996）的方法更有優勢。但由于各地區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從而影響到計算結果。另外還有，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滯留在耕地上的農業勞動力數量存在較大的省際差異，從而會進一步影響測算結果。以上兩種方法均難以衡量各地耕地資源分布和糧食生產分工的差異。

3.基于DEA數據包絡分析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單純使用這種方法對于利用微觀或截面數據分解生產效率較為有效，但對于考察不同生產要素投入量的貢獻大小則不太方便。

生產函數方法從函數形式上看主要分為柯布一道格拉斯（C-D）型生產函數方法和超越對數（Translog）生產函數方法。從測算方法上看則分為平均生產函數方法和前沿生產函數方法，這兩者的結合就產生了四種分析方法：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產函數、超越對數型平均生產函數、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前沿生產函數、超越對數型前沿生產函數。常見的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產函數方法和超越對數型的隨機前沿方法，前者起源于索羅（1957），后者起源于艾格納（1977）和繆森等（1977）。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產函數方法可以分解出不同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投入對糧食生產的貢獻大小，這種方法認為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每種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既可以是固定的（假定技術進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生產要素的搭配比例不隨技術進步而變化），如孔祥智、龐曉鵬、張云華（2004）、許會奇等（2011）所進行的研究，也可以是不固定的、可變的（以便反應有偏的或非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如趙芝俊、張社梅（2006）、辛翔飛等（2007）所進行的研究。他們用時間的一次或二次方的形式來測算生產函數中各要素的產出彈性。隨機前沿超越對數生產函數方法如亢霞、劉秀梅（2005）、姚增福、鄭少鋒（2010），以及黃金波等（2010）所使用的方法。超越對數生產函數方法的好處是不必考慮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采用多項式函數的泰勒分解方法來測算生產函數，但所測算出來的生產函數可能含有二次形式，難以從經濟學意義上解釋各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如各要素的產出彈性等）。前沿生產函數在分析技術效率方面有優勢，可以分解出哪些屬于技術進步，哪些屬于配置效率或生產效率的改進。平均生產函數在分析各要素的貢獻大小方面用處廣泛。基于本文的目的，本文擬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產函數方法。

本文的主要貢獻是用面板數據分析中國各地區糧食生產的影響因素，而現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對全國的糧食生產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或者對某一地區的糧食生產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通過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影響中國各地區糧食生產的主要因素及其各地區間的差異，為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提供決策參考。限于數據量的大小，這里沒能使用有偏技術進步（產出彈性關于時間t的一次式或二次式）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限于篇幅，這里沒有進行生產效率的進一步分解，而是將測算結果中的常數項解釋為其他因素（而非僅僅是技術進步）。

二、我國各地區糧食總產量和出售糧食

數量及其在全國的排名

由于經濟普查數據匯總的原因，《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6》上缺乏農業從業人員數，2006年的農業從業人員數取自《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業統計資料匯編1978―2007》。

1997―2010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從約4.94億噸增長到約5.46億噸。2010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排名依次是：河南、黑龍江、山東、江蘇、四川、安徽、河北、湖南、吉林、湖北、內蒙古、江西、遼寧、云南、廣西、廣東、新疆、陜西、重慶、貴州、山西、甘肅、浙江、福建、寧夏、海南、天津、上海、北京、青海、。

1997―2010年，中國各省份糧食總產量的排序是在變化的，其中，2001―2003年一直排在第16名，2004年排在第14名，只是到了2005年才攀升到第13名的位次，2010年進一步提升到第11名；遼寧省在2001年排名第15位，之后徘徊在第11―13名之間；江西省在2003年曾一度下滑到第14名，其余年份徘徊在第11―12名之間；廣東省在2001年還排名在全國第11位，但到了2002年就下滑到第14位，2004年以后一直排在第16位；廣西在2001―2003年，一直排在第13位，但2004年以后排名下滑到第15位；云南省在2002―2003年，曾擠入13強，其中，2003年還曾排名第12位，超過了江西省，2004年以后一直排在第14位。由此看來，糧食總產量在全國排名在第13―16位的省份，以及其是否被確定為糧食主產區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我們知道，糧食總產量大并不意味著可用于商品交換的糧食量也大，因為人口數量不同，人均糧食和剩余糧食量就不同，這與人均占有耕地的數量密切相關。考察平均每個農民出售的糧食數量這一指標，可以發現：東三省遠遠高于全國其他省份，而東三省的人均糧食播種面積在全國的排名也遙遙領先，而多年糧食產量在全國排名第1位的河南省，其人均出售糧食數量在很多年份尚不及西部的寧夏和新疆，這是與河南省龐大的人口數量有關的。湖南省的排名落在了13位之后，徘徊在16～17位；四川省更是落在了24―29位之間。糧食總產量排名較為靠后的寧夏和新疆兩個自治區，則在平均每個農民出售糧食數量的排名上，都排在了13名之前，而且還曾經出現過排名全國第5的佳績。這主要是因為，1997―2010年，新疆、寧夏、甘肅的人均糧食播種面積在全國的排名比較靠前，如寧夏長期排名第4位，如果考慮到各省份出售的糧食總量，那么，人口占有優勢的四川省和湖南省，在出售的糧食數量上仍然比寧夏占有絕對的優勢，湖南省比新疆也更有優勢。

某一地區糧食總產量更高或糧食播種面積更大，并不一定說明其具有糧食生產的比較優勢，因為糧食產量還取決于單位土地上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的多少，以及農業技術、自然條件等因素的影響。我們下面首先考察一下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生產的影響。

三、我國各地區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生產的影響

農業生產主要依賴的是可耕地以及農業氣候條件，其他農業生產資源則是可以人為地改變的，例如，農業勞動力、農用機械、化肥、灌溉、農用薄膜、優良品種等均可以進行人為地調整和控制，但可耕地資源和農業氣候資源則基本上是不可改變的。因此，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糧食生產的比較優勢或差異的產生：一是糧食生產的可耕地資源和氣候資源的地區分布差異。這些資源是天賦資源，是不可控制因素。二是糧食生產的其他可控條件的地區差異，這是由于不同省份糧食生產的投入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通過對上述兩個層面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糧食產量的差異是由于天賦資源分布的差異所造成的，還是由于后天的投入差異所造成的。當然，完全有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地處沿海的省份，其糧食生產的天賦資源可能相對較好，但由于其把發展的重點和發展戰略定位在工商業發展上，忽視了糧食生產的發展，從而人為地造成糧食生產的下滑，而那些地處內陸天賦資源相對較差的地區，由于重視糧食生產，加大其投入，卻反而取得了較好的糧食生產成效。

我們來考察一下不同省份可耕地資源的分布狀況及其差異。1997―2006年全國各省份的可耕地資源，都是取自1996年10月31日時點數：全國總耕地面積為130039.2千公頃，2007年全國總耕地面積為121735.2千公頃，2008―2010年為121715.9千公頃。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不包括港澳臺，下同）中，2007―2010年的數據，各地區的耕地位次沒有變化，但2001―2006年的數據與2007―2010年的數據相比，有一些變化需要注意。其中，位次提升的有：河南省從第4位升至第2位，山東省從第5位升至第3位，河北省從第6位升至第5位，云南省從第7位升至第6位，江蘇省從第11位升至第10位，湖北省從第13位升至第11位，貴州省從第14位升至第13位，廣西壯族自治區從第16位升至第14位，遼寧省從第17位升至第16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從第18位升至第15位；位次下降的有：四川省的耕地面積位次從第2位降至第7位，的位次從第3位降至第4位，陜西省從第10位降至第18位，山西省從第15位降至第17位；北京市和上海市在最末排名中互換了位次，其他各地區保持原位次不變。

我們將2010年全國31個省份的耕地面積位次作為橫軸，以糧食產量位次作為縱軸，繪制出各省份的散點圖（見圖1）。

通過比較各省份耕地面積的排名與糧食產量的排名可以看出（參看圖1），在圖1中恰好穿過45°線的省份，包括山東、吉林、陜西、浙江、福建、寧夏和海南，共計7個省、自治區，都是在全國的耕地排名和產量排名恰好相同的省份。那些位于45°線上方的省份，是在全國的耕地面積排名高于其糧食產量排名的省份，包括黑龍江、河北、內蒙古、云南、甘肅、貴州、新疆、廣西、山西、青海和等，共11個省份，這些省份主要位于農業生產條件相對較差的西部和北部地區。那些位于45°線下方的省份，是在全國糧食產量排名高于其耕地面積排名的省份，包括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湖北、遼寧、湖南、廣東、江西、重慶、天津、上海、北京等，共13個省份，這些省份主要位于農業生產條件相對較好的東部和南部地區。越是位于左下角的省份，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在全國的排名越是靠前。

越是遠離45°線的省份，耕地面積與糧食產量的排名差距越大，導致這樣的結果的出現，要么是其農業生產條件的原因，要么是用于糧食生產的土地投入的原因。在45。線以上但距離較遠的省份如甘肅省、云南省、貴州省、，這些省份的糧食播種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重分別是：70.1%、66.4%，6、62.2%、78.5%，在全國的排名分別是第11位、第19位、第21位和第4位，該指標差異較大，難以說明該指標對糧食產量排名的影響；其糧食播種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重分別是60.1%、70.4%、67.8%、76.9%，在全國的排名分別是第27位、第24位、第25位和第19位。這些排名相對靠后，說明其糧食產量排名相對靠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在土地利用上將更多的耕地用于糧食生產以外的其他用途。位于45。線以下但距離較遠的省份，如湖南、江西、江蘇，其糧食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重分別為58.5%、66.7%和69.3%，在全國的排名分別是第22位、第18位和第12位，其糧食播種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比重分別是126.9%、128.7和110.9%（包括復種面積），在全國的排名分別是第2位、第1位和第5位，這說明，這些省份的糧食產量排名相對靠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將更多的耕地用到了糧食生產上。

那些大體上位于同一條135°線上的省份（圖中未畫出），則是耕地面積排名與糧食產量排名負相關的省份，反映出農業生產條件或耕地中用于糧食生產的土地的比重等方面反差最大，如內蒙古與江蘇、廣西與遼寧、甘肅與江西、青海與上海、與北京等。在其他條件相差不大的情況下，這種差距應該是由于用于糧食生產的土地投入或氣候條件（如降水、光照等）造成的耕地糧食生產力的不同所造成的。如甘肅、江西和湖南的糧食播種面積占耕地總面積之比在全國的排名分別為第27位、第1位和第2位，內蒙古、云南和江蘇的糧食播種面積占耕地總面積之比在全國的排名分別為第19位、第24位和第5位。可以認為土地使用結構對糧食生產存在明顯影響。

如果我們以糧食產量排名和耕地面積排名進行回歸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函數關系：

Y=0.98Land （1）

（標準差：0.0348；t檢驗值：28.21，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

R2=84.74%

因此，從總體上說，全國各省份的耕地面積與糧食產量呈現出明顯的秩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某省份在全國所占的耕地面積比重越大，其糧食產量所占的比重也會越大。這是符合我們的經濟學直覺判斷的。

公式（1）中的相關系數不夠高，為了進一步分離出用于糧食生產的土地投入對糧食產量排名的影響，我們使用糧食播種面積及其排序來考察其與糧食產量排序的相互關系。根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上的有關統計數據，我們繪制出圖2。

與圖1相比，圖2中各個散點更加密集地分布于45°線附近，這表明，有些省份之所以表現出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排名的較大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用于糧食生產的土地投入不同所造成的。那些在圖1中本來位于45°線下方并且離45°線較遠的點，在圖2中向45°線靠近，或者移動到了45°線上或其上方，這說明，這些省份相對于其他省份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糧食生產上，從而使其在糧食產量的排名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圖1和圖2的縱軸都表示糧食產量的排序），其糧食播種面積相對于其耕地面積的排名上升了，也就是說，相對于其他省份而言，在這些省份的農作物播種面積中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糧食生產上，從而使得代表它們的點向左移動了。這些省份有河南、安徽、山東、江蘇、湖南、江西、湖北、遼寧、廣西、浙江、廣東、北京、天津等。可以看出，那些被確定為糧食主產區的省份，其糧食播種面積的排名相對于其耕地面積的排名提升幅度相對較大，例如，湖南省排名提升了11位，江西省排名提升了8位，江蘇省排名提升了4位，河南省和安徽省排名都提升了3位；相應地，其他幾個非糧食主產區的省份的排名提升只有1位或2位。這說明，糧食主產區的身份迫使這些省份不得不把糧食生產作為重要任務，從而使其糧食播種面積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他省份。而那些原來位于45°線左上方的省份，現在有些出現了向右下方的移動，從而更加靠近45°線，或者移動到了45°線上，甚至移動到了45°線的右下方，這說明，這些省份相對于其他省份而言，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糧食生產之外的其他用途上，使得其糧食播種面積的排序相對于耕地面積的排序更靠后了。這些省份有青海、新疆、山西、甘肅、陜西、貴州、云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它們大多屬于西部地區，其更多的耕地被用于經濟作物等糧食生產以外的其他用途上。在這9個省區中，屬于糧食主產區的只有內蒙古和黑龍江，其糧食播種面積排名相對于其耕地面積排名分別落后了6位和2位。

從總體上看，糧食主產區的耕地更多地被用于糧食生產，從而在糧食生產上得到其總產量較高和排名較為靠前的結果，其中尤其以湖南、江西、江蘇、安徽、河南等省份最為典型，它們的糧食播種面積排名都大大高于其耕地面積的排名（參見圖3）。

我們知道，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投入來提高糧食產量，總是會受到耕地面積和單位土地上糧食產量的限制。從圖1可以看出，遼寧、吉林、上海、廣東、山東、湖北、江蘇、江西、新疆、貴州這10個省份的糧食產量排名都高于其糧食播種面積的排名，這說明，要么這些地區糧食生產的自然條件好于其他省份，要么其在糧食生產上除土地以外的其他農業投入（包括糧食生產技術如適合于當地的優良品種等）要高于其他省份。在上述10個省份中，上海、廣東、江西和貴州不屬于國家所確定的糧食主產區，其現在的狀況只是由于其耕地比重相對較小，而不是由于糧食生產缺乏效率所致。尤其是貴州、新疆和吉林，這三個省區在糧食播種面積排序下降的情況下，卻取得了糧食產量排序上升的好成績，這說明其糧食生產效率是很高的。而黑龍江、內蒙古、河北、安徽、四川五個糧食主產區，特別是安徽，其糧食播種面積排序相對于其耕地面積排序提前了3個位次，但是，其糧食產量排序卻低于糧食播種面積排序，說明這些省份的糧食生產效率（包括糧食生產的自然條件和其他投入）不夠高，或者說并不具有糧食生產的比較優勢。另外，作為糧食主產區的河南、湖南、江蘇、江西四省的糧食產量排序雖然沒有變化，但它們糧食生產排序的提升是在提升了糧食播種面積排序的情況下取得的，說明其糧食生產并不具有效率優勢。我們可以進一步根據單位耕地面積上的糧食產量來看各省份的糧食生產效率。

進一步考察糧食產量排名與糧食播種面積排名的相關關系，得到如下分析結果：

Y=0.99N （2）

（標準差：0.0241；t檢驗值：41.16，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

R2=92.69%

與（1）式相比，相關系數大幅度提高，其解釋力已經非常令人滿意了，因此，可以認為，各省份糧食產量在全國的排名，主要是由于各省份糧食播種面積的排名所決定的。

在圖2和公式（2）中，我們僅僅考察了2010年這一個年份的數據，下面我們考察一下1997―2010年間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而非排名）的相關關系。根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8―2011年的統計數據，我們繪制成圖4（參見圖4）。從圖4中可以看出，1997―2010年中國各省份糧食產量與糧食播種面積（對數值）存在較明顯的線性相關性。

由于糧食產量與糧食播種面積之間的關系屬于生產函數中的投入與產出關系，我們使用它們的對數值（同時可消除異方差性，從圖4中可以看出，對數值已經消除了異方差）進行測算，得到如下結果：

LnY=-0.64+0.98LnN

（-7.95***，95.03***） （3）

R2=96.38%

以上計量結果所顯示的二元相關關系是非常顯著的。使用1998―2011年的數據所做的計量分析進一步表明，糧食播種面積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不同省級行政區間糧食產量的多少及其差異的原因。

四、我國各地區糧食產量與其他投入量的關系

以上分析表明，制約中國不同地區糧食產量的主要因素是糧食播種面積的多少（二元相關分析中解釋了96.38%的原因），但根據生產函數理論，仍然可能存在其他的影響因子對糧食產量的多少產生影響。下面我們從《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上給出的統計數據，考察糧食播種面積、農業從業人員數、農民受教育程度、化肥施用量折純量、農村用電量、柴油使用量等因素對各地區糧食生產的影響。

由于考慮的解釋變量數量增加，考慮到統計年鑒上統計口徑和指標的不斷變化，故這里將數據擴展到1988―2010年。此外，考慮到可比性，將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自治區去掉，將重慶市并入四川省，并且不考慮港澳臺地區，這樣，所考察的省級行政區為26個。

本文采取的糧食生產函數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lnQit=α+∑jβjlnxjit+uit （4）

其中，

i=1，…，26，表示中國大陸26個省級行政區；

j、k=1，…，6且j≠k，表示6個解釋變量，具體見下述xj的詳述；

t=1，2…，23，表示從1988年到2010年的23個年份；

Qit為各地區糧食產量；

xjit分別為：ALit為有效勞動，Nit為糧食播種面積，Mit為農用機械總動力，Fit為化肥施用量折純量，IRit為有效灌溉面積與糧食播種面積的比率，ZRit為成災面積與糧食播種面積的比率；

a和β為待估參數；

uit為隨機擾動項。

通過協整檢驗發現，面板數據總體上是平穩的。因為生產函數分析通常都是采用自然對數來線性化指數型的生產函數，因而對各指標取對數之后，也消除了異方差的影響。

這里分析的是26個省級行政區糧食生產的時間序列數據，一般傾向于認為不同省份有著不同的生產函數。混合回歸模型的測算結果如下：

lnG=-0.6883+0.0064lnAL+0.7953lnN-0.0801lnM+0.3530lnF+0.1333lnIR-0.0614lnZR

（5）

（***）

（不顯著）

（***）

（***）

（***）

（***）

（***）

R2=0.9697 SE=15.2034

D-W=0.1843

F統計量=3150.158

注：括號中的*號表示顯著性程度：***表示在0.01的水平上顯著。

上述混合回歸模型的測算結果表明，R2和F統計量都說明模型擬合度很好。這說明，如果把全國看作一個生產單位，各個地區是其中的基本生產單元，那么，影響糧食生產的因素分別是糧食播種面積、機械化程度（用農用機械總動力表示）、化肥施用量折純量、有效灌溉面積比例、成災面積比例和其他因素（常數項）。有效勞動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說明從全國來看，仍然存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上述模型中所有在統計上顯著的因素，其系數之和約為1.14>1，說明糧食生產存在著規模經濟效應，即適度地增加土地的規模經營可以增加糧食產量，但前提條件是糧食播種面積不能減少。

變截距一不變系數模型的測算結果如下：

lnG=-2.0765+0.0151lnAL+0.9346lnN+0.0414lnM+0.2245lnF+0.0988lnIR-0.0451lnZR

（6）

（***）

（不顯著）

（***）

（***）

（***）

（***）

（***）

R2=0.9967

SE=2.2062 D-w=1.2073

F統計量=5475.543

河北――C

山西――C

內蒙古――C

遼寧――C

吉林――C

黑龍江――C

江蘇――C

-0.3038

-0.2263

-0.1737

0.2159

-0.3711

-0.0824

-0.0341

浙江

C

安徽――C

福建――C

江西――C

山東――C

河南――C

湖北――C

0.2134

-0.1630

0.1019

0.1544

-0.1210

-0.2480

0.0767

湖南――C

廣東――C

廣西――C

海南――C

四川――C

貴州――C

云南――C

0.1509

0.0308

-0.0669

0.2059

-0.0619

0.0186

-0.1688

陜西――C

甘肅――C

青海――C

寧夏――C

新疆――C

-0.3025

-0.2104

0.3189

0.1225

0.1134

測算模型的R2和F統計量說明該模型對數據的擬合優度很不錯，結合殘差平方和看，該模型比混合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更好，F檢驗也表明了同樣的結果。該模型表明，如果考慮到不同省份的糧食生產條件有所不同，那么，影響中國糧食生產的主要因素有：糧食播種面積、機械化程度、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積比例、成災面積比例和其他因素（常數項）。與混合回歸模型一樣，有效勞動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即使考慮到不同省份的差異，農業剩余勞動力仍然存在。

同樣的，統計上顯著的各系數之和約為1.25>1，說明糧食生產存在規模收益遞增的情況，適當鼓勵大規模生產對提高糧食生產是有利的。

另外，代表各地區糧食生產特殊性的常數絕對值較大的有吉林、青海、河北、陜西、河南、山西、遼寧、浙江、甘肅、安徽、山東、江西、寧夏、云南、內蒙古、湖南、新疆等。常數值為正表明該地區在糧食生產方面還有積極因子，如吉林、青海、海南、遼寧、浙江、江西、寧夏、湖南、新疆、福建、湖南、湖北、廣東等。

混合回歸模型和變截距一不變系數模型都表明，對糧食生產貢獻度最大的是糧食播種面積，其次是化肥和有效灌溉面積的比例，這兩個因素都是增強土地生產力的。在兩個模型中增強勞動力作用的機械化程度的系數都不大，說明制約中國糧食生產的主要因素還是土地，相對來說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更大。

接下來進行變截距、變系數的固定效應模型與變截距、不變系數的固定效應模型的檢驗，F檢驗表明，變截距、變系數的固定效應模型比變截距模型更合適，這正符合橫截面分析的一般特征。測算結果如下：

河北：lnQ_HEB=23.9811+0.5395**lnF_HEB-1.8714*lnIR_HEB

山西：lnQ_SX=-4.9395+1.6222***lnN_SX+0，3992***lnF_SX-0.1892***lnZR_SX

內蒙古：lnQ_NMG=4.2516-0.2901**lnM_NMG+0.6324***lnF_NMG-0.1083***lnZR_NMG

遼寧：lnQ_LN=6.8318-0.7173***lnAL_LN+0.3877***lnM_LN+0.4172***lnIR_LN-0.1257***lnZR_LN

吉林：lnQ_JL=8.3765+0.6645***lnF_JL-0.1335***lnZR_JL

黑龍江：lnQ_HLJ=1.8468+1.1168***lnN_HLJ-0.3154**lnM_HLJ+0.5322***lnC_HLJ-0.0863***lnZR_HLJ

江蘇：lnQ_JS=3.0214+0.9593**lnN_JS+0.4422**lnF_JS

浙江：lnQ_ZJ=-7.6583+1.6553lnN_ZJ+0.1644lnM_ZJ

安徽：lnQ_AH=12.0272+0.7410***lnF_AH-0.0824***lnZR_AH

福建：lnQ_FJ=-2.0956+1.2873lnN_FJ-0.028lnZR_FJ

江西：lnQ_JX=-4.4115+1.5590lnN_JX+0.052lnM_JX+0.2699lnF_JX-0.024lnZR_JX

山東：lnQ_SD=-20.2205-0.3925*lnAL_SD+2.9176**lnN_SD-0.0575***lnZR_SD

河南：lnQ_HEN=-30.7782+4.2272***lnN_HEN+1.8776**lnIR_HEN

湖北：lnQ_HUB=3.6769+0.8833***lnN_HUB+0.2210***lnF_HUB

湖南：lnQ_HUN=-22.1878+2.9157lnN_HUN+0.2215lnF_HUN

廣東：lnQ_GD=-0.3923+1.1090***lnN_GD+0.4219**lnF_GD-0.1322*lnIR_GD

海南：lnQ_HAN=-3.9575+1.4530***lnN_HAN

廣西：lnQ_GX=-3.5411-0.0620*lnZR_GX

貴州：lnQ_GZ=-0.7064+1.0643***lnN_GZ

云南：lnQ_YN=-4.6821+1.4153**lnN_YN

四川：lnQ_SC=4.7394-0.0645**lnZR_SC

陜西：lnQ_SHX=20.7140+0.2749***lnF_SHX-1.5832*lnIR_SHX-0.1471***lnZR_SHX

甘肅：lnQ_GS=5.9068+0.4544***lnF_GS+-0.1442***lnZR_GS

青海：lnQ_QH=4.3632+0.5123*lnN_QH-0.0978***lnZR_QH

寧夏：lnQ_NX=2.8509+0.3342***lnF_NX-0.0400**lnZR_NX

新疆：lnQ_XJ=2.9833+0.4012**lnAL_xJ+0，5203***lnN_xJ

R2=0.9986 SE=0.960 D-W=2.0162 F統計量=1616.812

注：*表示0.1的顯著性水平，**表示0.05的顯著性水平，***表示0.01的顯著性水平

變截距一變系數模型的2、F統計量和D-W值都很不錯，該模型表明，如果把不同的省份看作具有不同的生產函數，那么，不同省份糧食生產的影響因素確實是不同的。總體來說，那些地廣人稀的省份，如黑龍江、內蒙古、江西等省、自治區，機械化程度的影響是顯著的；沿海發達省份如山東、遼寧由于工業化對勞動力的廣泛需求，使得有效勞動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呈顯著狀態，人力相對缺乏的新疆有效勞動影響也是顯著的。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省、自治區的糧食產量主要還是受制于糧食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積比例和成災面積比例等土地類生產要素。例如，很多北方省份的糧食生產受到有效灌溉面積比例的影響較大，如河北、遼寧、河南、陜西等省，南方地區只有廣東省受此因素的影響較大；受化肥施用量影響較大的省份分布廣泛，主要有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陜西、甘肅等省區；受自然災害影響較大的省份主要有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廣西、四川、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省區；受播種面積影響較大的省區有：山西、遼寧、黑龍江、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海南、貴州、云南、青海、新疆等。

五、結論與建議

分析表明，中國大陸各省級行政區糧食產量的多少及其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糧食播種面積的不同所造成的。從統計上看，各地區糧食排名與糧食播種面積排名具有相關關系，用2010年全國各地區的數據計量的結果是，兩者的相關性R2高達92.69%，如果用1997―2010年全國各地區糧食產量和糧食播種面積進行混合計量回歸，R2則進一步提高到96.38%。也就是說，各地區糧食產量（差異）的96.38%都可以由各地區的糧食播種面積來解釋，即使考慮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多重共線性，這些因素的影響原來可能包含在單因子分析的糧食播種面積之中），在控制了農用機械、化肥、農田灌溉比例，考慮了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有效勞動，以及成災面積比例之后，糧食播種面積對全國糧食產量的影響系數（產出彈性）仍然高達79.53%，進一步剔除各地區的差異性因素之后，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產出彈性）高達93.46%。

這說明，耕地是制約中國糧食生產的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正因為如此，主要的農業技術進步和新的制度安排，均應當主要側重于對土地的節約和替代，如化肥的普遍推廣和大量施用等。但是，化肥的投入容易產生土地板結等問題，應該結合有機肥料共同使用。正在全國廣泛開展的“測土定壤”技術，可以根據土壤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施肥，應該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化肥的施用效果。其他的替代土地的因素是灌溉面積的擴大和節水灌溉技術的推廣、土地的規模經營（以便消除小塊耕地的碎片化造成的土地生產能力的浪費），以及高產優質品種的推廣等。

同時，由于中國人口過剩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普遍存在，使得我國廣大地區仍然推行延續千年的小農耕作制度。由于農業勞動力過剩導致農民收入很低，并進一步導致機械化耕作難以推廣，機械對人力的廣泛替代對于小農來說仍然是不劃算的，節約勞動力的技術沒有市場。不過，好的勢頭正在出現，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農地流轉正在廣泛進行，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已經在市場化這種制度安排的推動下不斷推廣（已不僅僅限于原先的國有大農場）。另外，由于糧價和其他農產品價格比例和營利能力等原因，農村勞動力愿意學習的職業技術大多是用于大棚種植、畜牧養殖、農副產品加工等方面，很少被用于糧食生產，這也會影響糧食產量的進一步提高。

還有一種情況需要說明，越是相對發達的地區，對于肉制品、奶制品和瓜果蔬菜的需求量越大，并且會通過價格機制誘導農地利用方式的進一步轉化，同時，城市化過程也會更快，空間城市化的程度也會更高，糧食播種面積會有一定程度的萎縮。在這種情況下，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考慮，中央政府往往會加大對相對落后地區糧食生產的要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地區間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

糧食生產要素范文第5篇

糧食生產能力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由當時的資源狀況和經濟、技術條件各種生產要素綜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對穩定實現一定產量的糧食產出能力，是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集中體現。糧食生產能力的高低主要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和市場的完善程度，決定于各種因素的有機組合及相互作用。在研究糧食生產方面，研究人員普遍認為糧食產量的影響因素包括土地、農業勞動力、化肥、農業機械動力、技術進步等。胡瑞法等(2001年)測算出我國糧食生產投入要素(勞動、化肥、機械、其他)在1979～1997年的結構變化［1］。周四軍(2003年)采用上述變量運用C－D生產函數對1983～2001糧食產量做回歸得出在我國糧食生產主要依賴于有效播種面積和農用化肥施用量，而勞動力和技術對糧食產量影響不顯著。伍山林等(2000)通過對全國界面數據的回歸得出影響中國糧食生產主要因素為人均耕地資源與非農業產業就業壓力，從該結論也可以得出土地與農業勞動力對來那糧食生產有重要影響［3］。馬文杰等(2008)利用1999～2004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糧食產量及其相關生產要素數據，根據Cobb－Doug-las函數構建糧食生產的PanelData模型，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全國糧食生產的投入產出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糧食播種面積是影響目前中國糧食生產的最主要因素，農業機械總動力、勞動力和農用化肥使用量對糧食產量具有正的效應。

通過這些物質的投入的增加可以增加全國糧食產量［4］。程名望等(2010)采用動態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的中國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較多的農村勞動力數量和減少的土地資源稟賦是促使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始動力和內在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或城鎮，使得農民耕種土地的積極性下降，農民土地撂荒現象嚴重，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會影響我國的糧食安全。該文贊同他們的觀點，認為河南糧食生產能力變動受制于目前的農村勞動力的數量、質量以及耕地的數量與質量，以及農業機械動力、技術進步的影響。從長期來看，農業機械動力、技術進步對河南糧食生產能力影響應較為顯著，短期看，河南農村勞動力的數量、質量以及耕地的數量與質量是影響糧食生產能力變動的兩大主要投入因素。河南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與河南糧食核心區建設的推進正相關，勞動力和土地是兩者具有的相同要素投入。一定時期內，在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勞動力和土地要素投入越多，河南糧食生產能力就提高得越快，就有助于河南糧食核心區建設。為此，該文選取勞動力和耕地的現狀為分析對象，解釋河南糧食核心區建設所面臨的阻力。2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存在的資源稟賦優勢逆轉表現河南省是一個農業大省，廣闊的土地面積和適宜的自然資源，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全省總面積約16.7萬km2，其中，耕地面積為792.6萬hm2，居全國第三位。無論是一望無際的黃淮平原，還是高低不平的西部丘陵山區，為糧食生產創造了優越的自然條件。多年來，河南省的糧食總產量一直排在全國第一位，形成了多個初具規模的糧食生產基地［5］。

2.1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過度轉移造成糧食核心區勞動力缺乏

2.1.1勞動力過度的轉移，使豐裕勞動力資源稟賦優勢在農業生產上凸顯供給短缺現象河南省為人口大省，素有勞動力資源豐富，土地資源豐裕的稟賦特質。由于農村土地能夠吸收的勞動力有限，以河南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實際耕地面積計算，農村勞動力嚴重剩余。這種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條件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始動力和內在根本原因。1978年后，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約束逐步被打破，城鄉勞動力市場逐步完善，隨著這些外在市場條件的成熟，由于人均資源稟賦稀少，而貧困且被迫長期依附于土地的農民必然理性地流向相對富裕的城鎮，這就出現了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的現象。據河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提供的信息，2008年河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量達到2155萬人，實現勞務收入1611億元。河南籍農民工遍及全國各地及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總量穩居全國首位。河南省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2008年外出務工人員從事第一產業有339萬人，所占比例為17.1%，第二產業有892萬人，占45.2%，轉移到第三產業的有743萬人，占37.6%［6］。自2008年，農民工平均外出務工時間穩定在10個月以上，而2005年為7.5個月。2008年與2005年相比，務工時間在12個月以上的人數比例大幅度上升。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經歷了自發小規模、政府政策引導的大規模、外出務工利益的促使、驅使、誘致下的勞動力過度轉移的過程，這種轉移對河南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強有力的促進作用。然而“外出務工經濟”在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市繁榮的同時，也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新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大量流失(王良永，2006)，由于走出農村的絕大多數是有一定文化基礎、體魄健壯、智力較高的青年農民，是欠發達地區農村中的精英勞動者(孫自鐸，2004)，而留在農村的從業人員形成了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的人口結構，導致農業發展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需求匱乏，形成固守農業的勞動大軍弱質化現象［6］。青壯勞動力外出務工，特別是在那些勞務過度輸出的地區，導致一定程度農業勞動力弱質化、老齡化、婦女化，農業勞動力資源匱乏表現更為嚴重，加之外出務工時間的拉長，出現了農用地部分被拋荒，實際利用率下降，直接影響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的生產。

2.1.2留守農民的特質影響核心區建設推進外出務工的農民自然分化了農民的群體，出現了“入城軍”和“留守者”的類別。“入城軍”屬于村落精英和青壯年勞動力，“留守者”為老弱婦孺病殘。傳統農業型村域、山區貧困型村域，村落精英和青壯年勞動力遠離家鄉，大量轉移到省外的工業領域和城市地區，使河南省的部分農村出現了“空心村”、“老幼村”，致使目前務農人員中存在著“三多一少”的現象，即年老體弱的多，婦女、小孩多，文化水平低得多，有經營頭腦的青壯年少。種糧的任務主要由老、弱、女來承擔，在這種老弱婦孺病殘者留守鄉土田園的情況下，談不上對糧食新品種的引進，更談不上加大對糧食生產的投入，尤其在糧食主產區這種狀況表現得更為突出。2007年漯河市有關部門就當前務農人員文化素質情況對70戶、206人進行了調查，其中勞動力136個(男73人，女63人)，種田的有62人，占勞動力數的45.6%。62人平均年齡為51.2歲，其中50歲以上的47人，占75.8%;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有50人，占81%。另據對糧食主產區黃淮四市的永城、鄲城、汝南、潢川等16個縣抽樣調查資料匯總，2007年農村家庭勞動力文化狀況: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為8.7%，高于全省平均比重2.9個百分點;小學文化程度的占21.2%，高于全省4.6個百分點;而初中、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重分別為57.0%、9.6%和2.3%，分別低于全省4.5個百分點、2.7個百分點和0.3個百分點。留守農民只能從事簡單生產，農業的弱質性和農村的弱勢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農業內部本已十分有限的增收潛力和發展空間更是難以為繼、發展與拓展，且不少地區的農民將農業生產當作副業或者兼業對土地實行粗放經營導致農田質量下降，土地利用率降低，撂荒或變相撂荒現象嚴重，農村粗放經營模式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現象制約了河南農業現代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不符合現代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延緩了農業產業結構升級和現代化進程，導致農業效益下降，農業生產后勁削弱，影響了農業產業的發展速度和糧食的生產，更是直接影響河南糧食核心區的建設。

2.1.3農村青壯勞力外出與農田水利建設時間沖突致使農田水利建設投勞不足農田基本設施直接影響土地糧食生產潛力的發揮，是保障糧食高產穩產的必備條件。近幾年不斷涌起的外出務工熱雖然有力促進了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但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勞動積累明顯降低，加速了農業基礎設施的老化;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農業生產，尤其是像農田水利建設這樣的群眾性工程。因為農田基本設施維護的時段基本是在農閑，而這段時間內，農村空巢現象最為嚴重。如開封縣近幾年冬季對淤泥河、圈漳河兩大水系進行清淤整治因人力不足而全部采用機械化作業，這種運作方式加大了清淤與維護的成本，不少村在通過“一事一議”方式籌集挖河費用時，就面臨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掙錢，而無勞動力對河渠進行清淤的無奈局面。

2.2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造成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土地資源緊缺勞動力和土地是農業生產中的兩大基本要素。要保證糧食的供給充足，必須有足夠的耕地保證。河南是我國重要糧食產區，全年糧食播種面積及產量均占全國近10%，特別是夏糧產量占全國四分之一強。近年，國家減免農業稅、實施“糧食直補”等惠農政策，極大地鼓舞了河南農民的種糧熱情。全省糧食種植面積逐步回升，農民田間管理力度加強，但近年來由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土地資源短缺矛盾日益顯現，少數地區仍然存在以犧牲土地換發展的短期行為，濫占亂用耕地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有些地區還比較嚴重。由于土地稀缺性特質，出現了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與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在空間和區域的爭奪土地資源的矛盾。

2.2.1耕地征占和浪費制約糧食耕地資源的空間與數量耕地是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耕地的數量和質量以及糧田所占的比重直接影響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與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都需要一定的土地作為發展的支撐，在土地供給一定的情況下，它們之間的發展必然出現爭奪土地的現象。據河南省農調隊對駐馬店、洛陽、長垣、尉氏、唐河、衛輝、扶溝、長葛等市、縣調查，當前仍存在耕地征占和耕地資源浪費等一些突出問題，影響了糧食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提高。河南省耕地資源緊缺，且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面積的擴張，近郊耕地被大量侵占。在攀比過程中，超標準住宅小區、別墅區建設，違背政策規定的娛樂休閑區建設，巧立名目的超大型城市廣場建設，以及“政績通道”、“面子工程”建設等等，都嚴重侵占了城鎮近郊有限的、優質的耕地資源，工業用地的增加，耕地特別是糧田面積減少現象十分明顯。截止2004年底，河南實有耕地面積717.7hm2，2002年的726.1萬hm2減少8.5萬hm2，下降1.2%。洛陽市近4年以來，耕地面積年均減少7333hm2。截止2004年底，該市按鄉村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積為0.074hm2，比2000年下降9.0%。耕地面積的下降，人均占有耕地面積減少，制約了糧食生產水平穩步提高。而攀比建設中也有的征地之后長期不開發，造成了土地浪費。濟源市某辦事處有兩塊合計6.7hm2耕地已被征兩年多，原準備開發樓盤、酒店，但因種種原因到2011年調查時仍未開發利用，村民趁機在此簡單耕作，沒有充分發揮應有的效益;另有一塊0.7hm2耕地，被征也已兩年，現堆滿建筑垃圾，等待開發。還有一些市、縣，比著建新城區使大量的優質耕地資源被侵占。尉氏縣城關鎮某村6組，2000年人均還有0.06hm2耕地，因城區擴大占用耕地，2006年底人均僅剩0.028hm2［7］。據有關部門統計，2007年底，當年增加1.4萬hm2，減少1.46萬hm2，增減相抵凈減少不到0.06萬hm2，連續多年實現占補平衡。但據調查，近年來被征占的耕地絕大部分是肥沃的優質耕地，而補充上來的多是荒地或需要進行多年改造后才能見效的復耕地，耕地的整體質量在下降。與此同時，還存在著未征先占、亂占濫用、耕地浪費等現象。

2.2.2耕地資源的質量變化約束糧食生產能力化肥和農藥的投入在我國的集約化農業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使用化肥不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也是提高作物單位面積的重要措施。據估計，1978～2006年間化肥投入對中國糧食產量的貢獻率為56.81%［8］。同時農業化學藥品的大量使用也是影響耕地質量的重要因素。耕地質量包括土壤的肥力狀況、土壤的環境質量(農藥、重金屬和有機物、污染物等的含量)以及鹽堿、還原性物質等情況，耕地質量是影響糧食產出和品質的基礎性因素。從中國農業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使用化肥量從1980～2007年間是逐年增加的，華東和華中地區是施肥的密集區。在中國每使用一元錢的農藥，農業生產可獲益8～16元。據統計資料顯示，河南屬于使用化肥和農藥最多的6個省份之一［9］。如下表(1)表(2)。目前絕大多數農民對所耕種土地的氮、磷、鉀等有機物含量不了解，缺乏肥料技術培訓，往往根據自己的經驗確定施肥數量、時間及結構，施底肥或追肥時，盲目投資，過量使用各種化肥，這種情況導致河南省土壤肥力明顯下降。在而減施農家肥，造成土地板結，地力下降，多數地方土壤有機質含量已不到1%，有機質含量下降直接導致土壤養分失衡、土壤板結和病蟲害的頻繁發生。據河南農調隊對衛輝市實際調查，防治蚜蟲給小麥打藥時，按使用規定每15kg藥水應對農藥30～50ml，但農民對農藥多達80ml，最多的對100ml。對播種時間要求較嚴，一般應在10月10～15日，而部分農民因農業技術缺乏，只趁自己的時間播種，致使遭遇2010年寒冬時，全省9023小麥品種受凍害面積較大，產量減少。不僅增加了種糧成本，還減少了種糧利潤。此外河南是個中原農業大省，水資源短缺十分突出，全省人均年徑流量1995年為182m3/人，遠遠低于全國的2239m3/人;而且這有效的水資源分布不均，南多北少，且70%的將于集中在7～93個月份，水旱災害越來越頻繁發生，不利的自然環境也約束了河南糧食的生產。

3實施對策

河南省一方面應該依據各地的地理、氣候、光照、水利等自然條件和傳統優勢，合理規劃全省的農業生產布局，打造國家糧食生產核心區，推進河南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實施糧食戰略工程，引導各地發展優勢和特色產業，形成規模生產，實現規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必須找到不同利益群體的平衡點，處理好區域協調發展與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處理好糧食生產核心區建設與工業化、城鎮化的關系，合理有效地進行勞動力與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3.1正確處理務工與務農勞動力的比例關系農村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非農產業、從鄉村向城鎮轉移，即使世界各國都曾經過必將面對的一種普遍現象，也是其實現現代經濟增長的必由之路。今后種植業勞動力減少是必然趨勢，但從事農業勞動力應保持一定比例，農村勞動力轉移本身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一方面，勞動力必須轉移出去，但轉移出去必須要同時考慮農業經濟發展，勞動力的轉移應以保證農業有足夠的勞動力為基礎，特別是糧食安全問題。利益的驅動和政策應該相結合，新階段，重構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價值和信心，用政策引導和鼓勵村落精英和青壯年勞動力留村創業，不僅是遏制農業衰退、村落衰敗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保證，而且事關新時期的工農業關系和城鄉關系［10］。河南應向沿海地區有的鄉村學習，動員部分有農業技術與素質較高的務工社員返回農業第一線，以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一部分有技術專長的人才從鄉鎮企業回到農業，從事水產、畜牧、花卉、果品等農業深度和廣度開發，促進農業規模化和商品化發展。同時要在現有農業專業大戶中培育種糧核心農戶，使之轉型成具有現代農業理念的企業家型農業經營人才，確立他們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主體地位，建設農業企業家隊伍。

3.2依法保護耕地確保糧食的生產要保證糧食的供給的充足，必須有足夠的耕地保證。“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為此，要努力做到四點。一是要建立基本農田保護責任制，嚴格落實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地方各級政府必須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嚴格保護耕地，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政策精神。地方各級政府和國土資源部門要采取有力措施，要按照簽訂的耕地保護目標責任狀，保護基本農田，要有詳細的檔案資料，明確每一基本農田的面積和基本位置，要嚴格控制基本農田轉為非農用地，對非法占用土地者，實施法律制裁;建立基本農田占補平衡制，“誰占用，誰補償”、“占一補一”。二是要建立基本農田保護的責任追究制度，要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采取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的責任制，層層簽訂責任狀，嚴格考核，實行問責制;三是要建立土地利用動態監測制度，嚴格遵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控制新增建設用地規模利用“3S”空間信息技術，對耕地的變化進行實時監測，及時發現違法用地。四是要加大對非法占用耕地的監察力度，發揮好土地執法監察網絡的作用。要充分調動廣大農戶參與耕地保護的積極性，嚴懲非法占用、破壞耕地的行為，特別是違法占用基本農田的行為，嚴厲查處和打擊違規違法用地行為，要讓違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使違法者付出沉重的代價。將“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的政策落到實處。

3.3加大惠農和支農力度扭轉農民棄田不耕局面盡管我國糧食產量部分來自于國家農場，但糧食的絕對量主要由農民散戶提供。在二元經濟結構和市場調控資源狀況下，收益的大小決定了要素的流向以及要素流動的平衡，為此必須加大國家財力的投入，加大鼓勵農民種糧的優惠政策和措施，使補貼達到刺激農民樂意并自愿種糧，使農民真正體會到種糧的經濟效應大于棄田不耕的效應，使農民種糧的收入大于外出務工的收入，才能扭轉農民棄田不耕局面。除了繼續減免農業稅;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對稻谷等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在對小麥、大豆繼續給予良種補貼，對主產區稻谷也給予良種補貼外，同時還要加強農業人力資本建設，要大力提升人力資本對農業經濟的貢獻份額，發揮人力資本對土地等資源稟賦的替代效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