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統計學和經濟學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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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統計學和經濟學的區別范文第1篇

［關鍵詞］本科教育；計量經濟學；教學

［中圖分類號］G6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36-0179-02

1998年,國家教育部頒布了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并且下發了《關于深化教學改革,培養21世紀需要的高質量人才的意見》,根據其中提出的“本科教學內容、課程體系改革”的指導思想,計量經濟學首次被列為了經濟學類本科專業的八門核心課程之一,不少學校也將《計量經濟學》作為工商管理類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程。這標志著我國經濟學及經濟管理類人才培養逐步走向現代化和科學化,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對現代化管理人才需求的必然要求,是我國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管理方法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要求。計量經濟學課程的設置必將對我國經濟學人才的培養質量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現實中的教學實踐卻反映出許多問題,該課程的教學水平和教學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很有必要對其認識與實踐中存在的若干問題進行認真探討。本文擬對作者在教學實踐中的現有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探討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

1 《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缺乏案例教學。計量經濟學不同于其他的經濟學課程,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但其傳統教學方式產生于過去的精英教育,目的是培養理論型、研究性人才,因而重視數學推導和理論演繹,強調理論知識體系的完整嚴謹。因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常常會感到內容高深、枯燥。久而久之,就會因為聽不懂而逐漸失去學習的興趣。

第二,培養目標定位不明確。我國高校在擴招之后,本科教育已經由精英教育轉變為大眾教育,目的也隨之轉變為培養應用型人才。這就要求計量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強化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聯系,培養學生運用理論方法來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應用能力。

第三,教學方式單一。目前多數院校的《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方法仍停留在教師“滿堂灌”、學生“跟著轉”的基本模式 , 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發揮不夠。而且在教學中突出對計量方法和原理的介紹上,與現實經濟結合不密切,結合中國國情的實際應用也明顯不夠。

第四,課程安排不合理。①先修課程與后續課程安排不合理,往往當教師走上講臺時,才知道學生對必要的先修課程還未學習,使得該課程的教學很難進行。②理論教學與實驗教學安排不夠合理。目前多數學校在課程安排上基本是先進行理論教學,等課程結束后才進行實驗教學環節。這樣就使得理論與實踐環節分隔開來,造成學生不能及時消化理論知識,而且也無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第五,忽視教學對象的差異。目前我國高校正在向素質教學轉變,一些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也開設了計量經濟學課程。但總體上可將學生劃分為兩大類――數學專業與非數學專業。針對不同的學生,教學方式也應該有所區別。

2 《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質量提高的途徑思考

第一,《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目標的確定。作者認為,要想解決以上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首先必須明確《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目標。只有解決了這個基本問題,才能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法。而且很多問題正是由于教學目標不明確才得以產生。大多數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本科生畢業后是從事實際工作,因此本科生最需要的是能運用計量經濟方法去分析和解決經濟管理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是要去深入研究計量經濟的理論與方法本身。因此,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應該是讓學生掌握計量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與方法,具有初步運用計量經濟方法分析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

第二,正確認識計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地位和作用。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分支,它不同于經濟理論,也不同于統計學和數學,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R.Frish)將它定義為經濟理論、經濟統計學和數學三者的結合。任何學科,定量分析都是以定性分析為基礎的,并為定性分析服務的,不可將二者分割開來。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已經不能與計量經濟學分離開來。但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數學只是工具和手段,應用數學方法來發現經濟現象背后的經濟規律(用定量關系表達)才是計量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所在。從這個角度出發,在教學過程中,應該淡化數學方法,突出培養學生應用能力,特別是經濟學專業學生。

第三,改變教學方式,實施案例教學。所謂案例教學,就是教師根據教學目的,指導學生對案例進行調查、閱讀、分析、講解和討論,在此過程中,傳授分析、解決問題的理論方法,從而達到學生對計量分析基本原理和一些概念的掌握,培養學生應用計量分析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選取案例時,教師應結合當前經濟熱點問題,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講解案例時,教師應結合計量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得學生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加深對理論知識的掌握。在案例教學中,應適當讓學生就案例進行一定的討論,如案例的選題、研究的步驟分析、假設前提、模型估計方法的適當性、模型的各種檢驗等。通過討論,促進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加深對計量分析步驟的掌握。

第四,教學方式的轉變。在教學方式上,應改變原來傳統的“滿堂灌”形式,除增加案例教學的方式外,還應改變理論教學的方式,同時加強與學生的互動,力求使課堂教學生動、活潑,從而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①在教授理論課時,要將《計量經濟學》與數學課區別開來。理論和方法的介紹應著重突出經濟思想分析；數學方法的介紹應盡量簡化煩瑣的數學推導,著重講解基本思想與原理；分析結論之間的邏輯關系與應用領域。②在教學過程中,應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盡量做到深入淺出,可以使用圖表以及一些貼近經濟現實和日常生活的例子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降低課程難度。③適當布置課程論文,由學生自己根據興趣選取課題,收集數據,設計實驗方案,運用計量軟件得到結果并對結果進行分析和解釋,讓學生自己完成從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的全部過程。從而達到全面訓練學生運用計量分析方法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應用和創新能力。

第五,根據教學目標確定教學內容及教材。根據培養具備應用計量分析方法分析和解決經濟管理中的實際問題的教學目標,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課程應以古典經濟學為主要教學內容。在教學中應盡量減少或簡化煩瑣的數學推導,著重介紹計量分析方法的思想及應用范疇,做到經濟理論分析、計量分析方法與軟件應用的三結合。而目前國內本科計量經濟學教材并不適應以上需要。現有教材不僅種類少,而且教材多數為計量分析方法及原理的介紹,所舉案例與社會經濟現實聯系較少。因此應該在原有教材基礎上,編寫加強案例教學和實踐教學的《應用計量經濟學》教材，其側重點為應用計量分析方法分析現實經濟問題上。對于計量分析方法涉及的數學方法及公式,主要介紹原理及其應用。除十分重要的數學方法外,應盡量減少數學推導與證明。

第六,合理設置與安排課程。①根據《計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在開設課程之前,要求學生已經完成西方經濟學、高等數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線性代數、統計學課程的學習。因為《計量經濟學》是這些學科的交叉學科,如果不事前掌握相關知識,學生學習起來會很吃力。②課程安排上,應該使理論教學與實驗教學相結合。在每一章的理論教學完成后,同步進行實驗教學,讓學生在軟件上實現該章節理論知識的軟件運用。由于計量分析的計算量很大,現在的計量分析基本都依靠軟件實現,因此在學生完成一章的理論學習后,通過一些實際案例的軟件分析計算,同時配合一定的習題聯系,這樣不僅能夠使學生及時消化所學習的理論知識,而且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第七,根據學生的專業背景不同,在教學內容和方式上區別對待。如對于數學專業的學生,計量分析中的數學方法可以簡單介紹,主要介紹經濟分析及各種計量方法如何運用于經濟問題；而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數學方法的介紹則占較大比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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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統計學和經濟學的區別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經濟學研究

研究是通過各種研究方法對事實或材料進行加工整理，以獲取新的可靠知識的思維活動。研究方法的選擇、運用和創新對研究工作至關重要。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不斷引進別的學科研究方法或開創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為之服務。這些研究方法的引進和創新都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理論及相關科學理論的發展，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我們也必須正確的認識和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確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們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經濟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關于經濟研究中的兩種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哪一種方法更科學、更合理，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在經濟學界，主張定量分析的觀點認為，采用數學語言，遵循數學所固有的邏輯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達思想，使概念精確，論證富有邏輯性，避免曲解和混亂，混亂，如經濟學家施蒂格勒認為這種轉換不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轉換有助于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與其對立的觀點認為，雖然嚴格地遵循數學邏輯程序，能使混亂的思想呈清，但數學只是經濟認識的輔助手段，不能取代質的分析，濫用數學手段，也會產生許多謬誤。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就認為，這種轉換不僅無益，而且涉及到一種陳腐的智力幾何學。結合國內經濟學研究中所出現的對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爭論，本文試圖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義其各自的特點入手，分析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在經濟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義及特點

定性分析是認識事物的質、尋找事物的本質聯系，是對事物或事件的性質和特點的分析。所謂質，即指事物成為其自身并使之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部規定性。世間萬物之所以能呈現出多樣性，是其自身與他物相區別，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質。只有正確地認識了事物的質，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區別開來。而只有清楚地認識事物本身并把握其發展變化的趨勢，才能在實踐中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根據事物的現象、性質來確定概念，判斷其未來的發展程度，對事物進行非數量化的分析。如對方針、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價格調整引起的生產和市場形勢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對市場形勢的影響，國際化貿易帶動下購買力投向的變化等，這些都難以準確地用數量來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計和判斷。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經驗和邏輯思維的基礎上的，主要依靠個人主觀經驗和直觀材料來進行分析，從而確定未來事件和趨勢的發展性質、發展程度。它對長期遠規劃、重大問題的發展前景、市場形勢的估計和判斷，以及制定工作計劃和企業經營活動，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經濟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過運用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抽象方法，將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現象的本質上，歸納影響經濟運行機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過對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綜合，演繹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各主要因素間的抽象關系，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等問題，比較適合個案在不同層面進行深入的和多側面的分析研究。如專家調查法、主觀概率法、意見集合法、相互關系分析法、歷史經驗分析法等等，都是屬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體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點是簡便易行，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處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夠具體，有一定的主觀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斷者的情緒和形勢氣氛的影響。

二、定量分析的定義和特點

定量分析是指對事物進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規模、發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構成成分在空間上的排列組合等可以數量表示的規定性。它是用數量指標來分析研究事物的實踐結果和發展趨勢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數學、統計學、計量學、概率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運籌學和電子學等學科的基礎上，運用數字、方程、摸型、圖表和計算機等進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兩方面。它可以應用于經濟活動中的市場預測、經營決策、經營動態分析、商品調運分析、庫存分析、成本核算、費用效益、經濟效果、勞動效率、市場動態分析等各個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學研究中數理與計量分析的應用將越來越廣泛，其作用將越來越大。因素量、時間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屬于定量分析的范疇。定量分析的特點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確性和客觀性。定量分析相對于定性分析的主觀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經驗事實，可以通過數學或計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邏輯結構的嚴謹性，對事物的發展變化及狀態趨勢給予客觀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應的判斷。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經濟現象都能夠以數量或數值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

綜上所述，在經濟學的研究中引入數學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邊際革命”時期，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瓦爾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運用了數學方法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分析。李嘉圖在其代表作《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對等級地租、工資、資本周轉和比較成本等問題的論述，就多次運用了數學圖表分析。20世紀初，計量經濟學鼻祖費里希?丁伯根也將經濟理論、統計學和計量數學結合起來，運用數學模型研究經濟周期，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數學的抽象性可以使復雜的經濟關系變得清晰。數學的精確性可使經濟范疇之間的數量關系得到精確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經濟范疇得到精確的定義。數學的嚴密的邏輯性可使經濟學理論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論中的錯誤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數學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數學方法畢竟只是一種工具，它的好壞全在于人對它的使用。同時作為進行量的分析手段，數學分析的運用必須以質的分析為前提。再者，在現實的經濟領域中，有不少經濟現象很難簡單的運用數學模型加以解釋和說明。強性使用數學模型將一些因素量化反會導致與經濟想象的偏離、失真或者脫離研究的現實意義的狀況。凱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將經濟分析體系形式化了的符號偽數學方法”，認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卻無所助益的符號迷宮里，作者會喪失對于真實世界中的復雜性與相互依賴的洞察力。”

然而，當今的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對于量的認識和處理出現了不少的偏差。國內外許多學者由于在經濟學研究上很難迅速出成果，就紛紛在數學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經濟現象或事物的本質，缺乏對經濟現象的直觀判斷和價值的認識，只注重數學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復雜性。更有甚者，為了使論文和研究滿足數學邏輯一致性，編造經濟數據，并拼湊參數范圍，從而得到“理想”的實證結果，最終不是使經濟研究的內容脫離現實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義。定量分析雖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對大量樣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確研究，所以只能對經濟現象的比較表層的、可以量化的部分進行測量，但無法對其深層的原因和具體的細節進行深刻剖析。經濟研究的正確取向應建立在對經濟學本身的內容和研究對象的本質有了一定認識的基礎上。哲學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兩個方面，都是質與量的統一體。質是具有一定量的質，量是在一定質的基礎上的量。不同質的事物擁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圍。一方面，質決定著一定的量，規定著量的活動范圍。另一方面，質必須以一定的量作為必要條件，它決定于數量的界限。量變超過了數量的界限，事物的質就會改變。所以，質和量是互相結合、互相規定的，并形成事物質與量的統一體，即度”。同樣的，在經濟研究中，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實質上是同一認識過程的兩個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礎，是認識的起點。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認識的精確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過理解和解釋，來把握教育現象的整體意義和價值關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現象中的價值性、歷史性和社會性。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提出、理論建構、假設驗證、結果評價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展開的。定量研究中的邏輯命題、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都自然應當建立在對基本問題或理論假設的理解和解釋基礎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變過程，并通過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質的限度和范圍，來把握事物相對穩定的本質特征。因此，經濟學研究中，不應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而應把它們統一起來，通過對經濟學現象本身的量變以及數量關系的分析，來達到對于經濟現象本質規律的認識。

四、結論

總之，經濟學實質上是一門研究在既定資源約束下人類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科學。人的行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會性和主觀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邏輯來進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釋的。同時人類社會又是一個多變量、多因素和多層次的復雜的動態系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單一，而應該容多角度的不同側面進行求證分析，經濟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論加以深化。因此，決定了經濟學必須兼容其他自然學科與社會學科，作到定性與定量分析想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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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經濟統計學和經濟學的區別范文第3篇

一、對信息混淆與信息濾波概念的界定

對于現實經濟生活,信息混淆與濾波問題研究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經濟行為的一個理性選擇是對信息的偏好,如對知識、數據、計算機、網絡、新聞消息等各種信息的依賴。與此相伴生的是,現代生活所提供和生產的信息量增長速度迅猛。這樣,必然的一個結果是,人們在利用這些信息進行相關決策時必須首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尋找到最滿意的信息,以備使用。然而一旦考慮到信息在經濟生活中具體存在的形式,實際的選擇并不會輕易地得到。

信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現的,對于混淆的信息,人們是無法用肉眼、感覺等去進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單一信息的面貌出現的,而這一信息雖然是以一個單元出現,但實質上則包含著若干個不同單元的單一的信息。例如,一些產品銷售具有周期變動的特點,其銷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銷售的趨勢因素、季節因素以及不規則的變動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圍繞于人們的經濟生活周圍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則根本是無用的。人們面對眾多混淆的信息又怎會輕易地找到自己滿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應決策呢?

因此,在對信息經濟的研究中,對信息混淆和信息濾波概念的界定便成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們可以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形容,它就好比通訊中受到各種噪音干擾后最終接收到的信號,是混有噪音的一樣,人們觀察到的最終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決定了信息存在于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獨特的方面。但限于這一認識,則是不夠的。對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須要能夠對它們進行識別,就如同人們必須濾除通訊中的噪音一樣,將失真的信號還原為原來的信號,我們也必須將經濟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濾除,從而達到充分利用那些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帶有混淆性質的信息。因此,這就進一步提出了對信息混淆進行濾波處理的客觀要求。對信息混淆進行相應處理,必須依賴于一定的技術,通過這種技術,將混淆的單一單元的信息,按經濟實質過濾出混淆前的原來的信息。這種技術,就被稱為信息濾波。根據對信息混淆定義的類似方式,信息濾波被界定為:信息濾波就是將信息單元(a)消除作用力,還原為以前信息單元(b)的技術。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濾波是針對信息混淆問題產生的一個方法問題。與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濾波則明顯具有技術方法研究的特點。如果說,信息混淆是對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濾波則是對信息處理方法方面進行的研究。

二、傳統信息濾波理論的發展

對信息濾波方法進行較為理論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學中對通訊信息的研究,其后,這一研究則蔓延到經濟領域。

濾波思想在信息科學中由最初提出,進而發展為其主要學科分支——控制論中的一般濾波處理方法。信息科學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發出,在傳輸過程中,由于內部環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擾,常常會出現種種失真的情況,為了盡量減少信息的失真損失,達到較優的傳輸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論的具體研究中就提出了濾波理論。因而,一般濾波思想主要針對的問題是通訊與控制中的信息干擾處理。具體來講,指的就是從獲得的信號與干擾中盡可能地濾除干擾,分離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說,是通過對一系列帶有誤差的實際測量值的處理,得出所期望數據的估計值。

一般濾波處理方法的研究中,較為典型的有維納濾波理論和卡爾曼濾波理論。而在這一領域做出過杰出貢獻的主要有維納(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爾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維納濾波理論比較集中地表述在維納-辛欽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饋方法,用于濾波處理。卡爾曼濾波理論是本世紀60年代初提出來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學者卡爾曼和美國學者布西提出了遞推濾波算法,成功地將狀態變量方法引進濾波理論中來。

盡管濾波理論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經濟學的目的,然而有關一般濾波理論的思想及對信息處理的相應方法,在經濟學中卻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對信息混淆狀態的分離、辨析,一般濾波理論提供了一套方法論。經濟學中所指的信息盡管同通訊、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對信息所反映現象的本質上,兩者卻有著非常類似的描述,在這一點上,兩者可以說并沒有什么區別,差別不過是所反映的范疇不同罷了。因此,經濟學中的信息處理,同樣可以將通訊、控制中的濾波思想和方法吸收過來:經濟活動中所獲取的各種經濟信息變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狀態,分離出所期望的信息變量。

經濟濾波的研究,是將上述對信息科學中的信息濾波處理的思想引入到經濟領域中的結果。這也可視為是一般濾波思想在經濟領域中的擴展應用。但是,即使我們將經濟濾波視為一般濾波在經濟領域的擴展,經濟濾波也不能簡單地視為是一般濾波在一塊“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為:第一,信息科學中的信息論,本身是統計學中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的一個分支。統計學是一門專門的學科和科學,它不僅在自然科學中得到應用,而且在社會科學中也得到廣泛應用,信息濾波思想在經濟領域中的應用和發展不是偶然的,因為,方法論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濾波理論在經濟領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現了新的創新,比如,時間序列的理論和方法出現后,既推動了對一般濾波在信息科學領域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也增加了將濾波方法和思想在經濟領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濾波與經濟濾波在研究對象上雖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學與經濟科學中所實指的具體含義畢竟是不同的,因而,濾波處理的思想雖是相同的,但濾波處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徑庭的。

目前,對濾波理論在經濟學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盧卡斯(lucas)兩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論基礎上進行研究,進一步提出了信息濾波問題。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為兩個分量:一個是持久收入,另一個是暫時收入。穆斯將這一研究結論系統化,并提出了從可支配收入變化中觀察持久收入變化的原始濾波方法。穆斯(1960)總結為,一些經濟現象可以分解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現象,另一部分是暫時現象。根據穆斯的結論,人們能夠得到的觀察,只能是持久現象和暫時現象的合成現象,而不能分別觀察到持久現象和暫時現象。如果要從合成現象的變化中,觀察它的兩個分量的變化,這就構成了一個濾波問題。盧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則從區分相對價格變化和一般物價水平變化著手,考慮信息混淆與濾波問題。他在繼承魏克賽爾(wicksell)價格理論的基礎上,得出價格變化也應區分為相對價格變化和一般價格水平變化的重要觀點。就企業產品價格,盧卡斯指出,可分為兩個分量:一個是相對價格變化分量,另一個是一般物價水平分量。企業的決策是依據相對價格分量的變化做出的,因為只有相對價格分量的變化才能提供市場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盧卡斯對信息混淆和濾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們都是在對理性預期的研究中,接觸并進入到這一領域的。作為理性預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對信息混淆和濾波的研究,是出于對形成預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這種目的,信息與預期被聯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對預期概念的定義中,直接就將信息的充分利用作為一個界定條件。

三、對傳統信息濾波理論的認識

盡管信息混淆與濾波處理理論的相關思想已在經濟學中明確提出,然而,在經濟研究的實際中,由于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及動態性的高度關聯,對信息混淆的濾波處理在現實中仍然很難確鑿把握。不過,在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已趨一致:

1.動態的經濟系統與動態的信息系統。盡管信息作為客觀的表象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存在就能被充分發現。經濟系統是動態發展的,人們對信息混淆的認識,不能只看到其靜態的存在,對其價值釋放也不能只做簡單的概括。而且,人們可能更多的時候所面臨的問題實質是“有效信息”的問題。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離出應該能夠反映這種變化及需求的信息預期變量,謀求其能量的釋放方式。由于信息作為系統的存在是呈動態性的,混淆也是呈動態特性的。簡單地將信息混淆劃分為可觀測的變量及不可觀測的變量,這種方法雖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學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內涵可能是多樣的。經濟理論的發展,從一般均衡到動態均衡,取得了質的飛躍,這種飛躍的實質是理論的探討對經濟生活本質描述的復歸,但這種描述可能還遠遠不夠。可以說,現代經濟理論的難點仍然是對經濟生活本質描述的細致性探討。信息經濟學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從信息的角度,對經濟現象抽出其主要的線條,這可能會使經濟學的探討更接近于本質,更具有規律性,使復雜的問題(信息集合)分離成眾多的單獨信息變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為信息集合的分離難點,顯然首先來自于信息混淆的確切類型,其次才是濾波處理的具體方法。信息混淆內涵無論被歸納為長期信息與短期信息的混淆,還是被描述為名義值與實際值的混淆、內生變量影響與外生變量影響的混淆,這實質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類別,除此,還可能存在著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類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別,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與不確定性相關的領域。然而,人類的認知及相應處理的方法,在此顯然是不夠的。

3.由于信號作用而產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著重于各種因素對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響,從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從信號分析著手,那么在經濟學方面,信號所傳遞的最基本內容,應該包括價格信號與質量信號這兩類信號,當然,除此還有其它一些內容。若對價格信號與質量信號這兩類信號進行干擾,則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價格信號混淆和質量信號混淆。對于價格信號及其混淆,我們是比較常見的。由于市場的作用是建立在價格機制充分發揮效能的基礎上,因而,價格作為信息符號,作用著供需雙方,從而影響均衡態勢。如果價格信號產生混淆,供需同樣受到沖擊,進而沖擊均衡。價格信號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網波動。質量信號一般都被忽視了,阿羅(arrow)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并未走得太遠。可喜的是,我們看到近幾年來,人們在這一方面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如對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

4.對信息混淆進行濾波處理是具有機會成本的。濾波理論對信息混淆的處理較側重于對信息量的分離上,對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內在價值并未重視。信息是具有多維性的,出于單一的目的,對信息采取濾波處理,在精確分辨的同時,必然導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損失。

5.搜尋理論實際是濾波理論在現實中的一個具體體現。斯蒂格勒(stiger)放寬完全信息假設,提出的“搜尋”理論,試圖說明買賣雙方若要查明市場價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價,即所謂搜尋成本。在該理論中,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價格信號。價格信號的分散,使尋找必須付出成本。在這里,尋找的過程,實質就是對信號混淆進行濾波處理的過程。另一方面,濾波處理是有成本的,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對濾波處理的方法選擇或其在實際中的運用進行了約束。而約束邊界的有關問題,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來完成的。搜尋理論充滿了濾波的思想,主體要對分散的價格信號進行優化選擇,就得去對信號進行處理,這種處理直到搜尋成本等于預期邊際收益為止。

四、統計濾波理論的提出

從傳統信息濾波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出,該理論對于信息混淆的處理,多是從經濟理論范式進行的探討。現有的濾波理論著重于對實際測量值進行修正,以期得到有關信息變量以及變量值,這種思路和繼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顯不足是,具體的濾波處理技術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這種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因此,在對信息混淆濾波處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統計濾波理論。

統計濾波理論,是以國民經濟核算為基礎的一種濾波理論。依賴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統計濾波理論從經濟統計角度人手,對信息混淆的處理進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個相對系統的濾波處理體系。相比傳統信息濾波理論而言,統計濾波理論根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經濟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觀察更為系統和全面,進而對信息混淆進行的濾波處理更完整些。由于sna嚴格按照復式會計原則及經濟帳戶的方法對包括國民收入諸量進行核算,以相互連接的平衡結構方式對現實經濟進行描述,從而系統地、完整地反映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動。.這保證了統計濾波對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宏觀經濟信息進行系統量化的基礎。不同于傳統信息混淆及濾波理論的根本地方是,統計濾波對信息的描述和對信息混淆所做的相關工作及進行的濾波處理,體現在國民經濟運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這種濾波處理更明確地體現在,對國民經濟的研究,首先是對經濟活動行為進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擬上,這實質上是起到了改變信道環境的作用。

如果將統計濾波理論視為基礎性的宏觀經濟濾波理論,很顯然,該理論對傳統信息濾波理論進行了重大的發展。它不僅使信息濾波理論更系統化,也使濾波處理技術變得更有操作性。

參考文獻:

①j.e.stiglitz,1985.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a perspective,the economic journal.

②john f.muth,1961.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econometrica,vol. 29,no.6.

③王雨田:《控制論、信息論、系統科學與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經濟統計學和經濟學的區別范文第4篇

關鍵詞：碳排放；外部性；CO2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氣候變化與溫室氣體排放。自從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分工有了新的形態，社會生產力也開始狂飆突進式地發展，與此同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也前所未有地擴大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1]。統計學意義上的氣候變化是指氣候平均值和氣候離差值出現了顯著變化，如平均氣溫、平均降水量、最高氣溫、最低氣溫，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等的變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 “氣候變化”定義為：“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觀察，在自然氣候變化之外由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組成所導致的氣候改變。”這個定義旨在將因人類活動而改變大氣組成的“氣候變化”與歸因于自然原因的“氣候變率”區分開來，本文所涉及“氣候變化”的含義都依據此定義。

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氣候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近百年來，中國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溫平均值，年均降水量變化趨勢雖然不顯著，但區域降水變化波動較大；近五十年來，中國主要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出現了明顯變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縮，并有加速趨勢[2]。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氣候變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應造成的。自從1750年以來，人類活動導致全球大氣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濃度顯著增加，目前已經遠超過了工業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溫室氣體，是指大氣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紅外輻射的自然和人為的氣態成分，《京都議定書》明確針對六種溫室氣體進行削減，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類氣體造成溫室效應的能力最強，但對全球升溫的貢獻百分比來說，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約為55%。在現行的國際碳排放交易活動中，交易的對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說之溫室氣體即指CO2而言。

針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于1992年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為完成《公約》的目標，1997年簽訂了《京都議定書》，其中規定工業化國家確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種受控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個承諾期內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減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過了《馬拉喀什協議》，為《議定書》的執行制定了細則，鋪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京都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際法的形式對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第三個影響世界發展格局的國際新規則。為了幫助發達國家各締約方減輕其承擔的減排義務負擔，在《京都議定書》別規定了三種減排機制以確保減排目標的實現，其中包括：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這些機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過按照規定程序核證的減排單位可以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易，即構建國際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論與實踐。各國的工業和經濟活動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外部性，就是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而國際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在確定總的環境容量和各經濟體排放限額的前提下，各排放單位之間可以通過貨幣的方式互相調劑排放量，從而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它對企業的激勵在于，超量減排的企業可以在市場上出售他的排放權剩余，以獲得保護環境的經濟補償，而增加排放的企業必須付出經濟代價。通過市場交易的機制使CO2這種無色無味的氣體資本化。

1960年，英裔美國經濟學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權交易理論概論；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權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紀70年代首先被美國環境保護局（EPA）用于大氣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相繼進行了排污權交易的實踐。2000年以來，中國在部分兩控區省市也開展了排污權交易試點，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紛紛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掛牌成立。

溫室氣體的排放本身是一個環境問題，但排放交易機制確實一種經濟安排，而排放限額的設定又涉及國際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學科的綜合視野。同時，國際排放貿易區別于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成為一種新型的國際貿易形態，因而引起經濟學者的極大興趣，以這一課題為主體的環境經濟學也于近年來成為經濟學研究最為活躍的領域。本文即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對經濟學家針對CO2排放交易這一新貿易形態所作出的經濟學解釋作一系統梳理。

二、目前的理論研究現狀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因而用邊際效用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解決了這一問題，即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可以自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義在解釋全球氣候變暖的碳排放交易問題上遇到了困難（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市場是完備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這兩個假設都不存在，各國的環境容量與減排能力等相關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無完備的市場機制來安排這一交易活動，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考察排放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時，遇到的是跨期選擇下的不確定性問題。其二，新古典主義認為市場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這種氣體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不存在外部性，而溫室氣體排放本身卻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失靈，一國生產的發展帶來的是全球溫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國際碳排放貿易的形成機制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而這一全新的交易領域的魅力又的確吸引著眾多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經濟學從不同的視角出發，企圖對此作出新的解釋。

（二）外部性理論和公地悲劇

1.庇古稅。從經濟學的視角看，溫室氣體的排放問題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在經濟中，每一個經濟行為人都關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帶來了全球氣候變暖這個外部效應，當外部性出現時，市場機制不一定會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認為，此時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且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7]。福利經濟學認為，當私人成本小于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時，政府應該發揮作用，以使外部不經濟內部化。美國經濟學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應通過稅收或者補貼的辦法將外部性內部化，這就是著名的庇古稅（Pigouivaintax）。庇古稅屬于直接環境稅，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來確定納稅義務，因而是一種從量稅，單位稅額的確定按照一項經濟活動的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收益的均衡點來決定。其實質是，通過政府的作用來矯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會成本。庇古稅實施的難點在于怎樣準確計量溫室氣體的排放，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溫室氣體不僅是一種厭惡品，而且是一種公共厭惡品，換言之，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個簡單推廣，因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所造成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國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產生這些問題的國家。還有，外部性理論的討論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費的外部性，而沒有涉及生產的外部性。

2.公地悲劇。科斯（Ronald Coase）[8]認為，如果產權得到明確界定的話，外部性就不會帶來什么問題。但如果產權界定不明確的話，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將毫無疑問是無效率的。在產權明確界定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機制給人們提供談判的機會，那么人們就可以交換他們產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為零。因而在科斯看來，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對公共厭惡品產權的界定。

在科斯條件下，政府是沒有必要對市場失靈進行干預的。科斯定理強調明晰的、可實施的產權對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設想一下，在一個法律不健全、腐敗盛行、偷盜成風的國度，當有人隨時可能以非法方式搶劫屬于他人的合法財產時，誰還會愿意進行投資并付出勞動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護的明晰產權，是保證資源被用于最有價值的用途，進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排放權是一種特殊的財產權，因而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來看，氣候問題之所以會產生，原因是排放的產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或者雖然有明確規定但無法有效實施。

大氣是一種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簡稱“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無法進行轉讓。結果是各經濟體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權交易。假定當前環境資源的配置是帕累托無效率的，現在存在著某種帕累托改進的方法，此時所有成員都應該能夠接受這種改進，更重要的是，更好結果的出現與誰擁有排放的權利沒有關系。如果A國有權利排放溫室氣體，但B國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額比A國減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國會削減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過來，如果B國擁有享受清潔空氣的權利，而A國愿意向其支付，以換取有權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這種支付在邊際上超過了A國排放對B國造成的損失，那么B國會允許A國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樣改善了。所以不論誰擁有排放的產權，他們都會討價還價，直到在某一點上，額外排放對排放者的邊際收益正好補償了對被受害者的邊際損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證明，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權交易”的設想。這一設想試圖從生產的外部效應的角度來解決排放的問題，但這種機制實現排放總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條件是各廠商之間控制排放的邊際成本必須相等。但所有廠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難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難估計出各廠商適合的排放限額。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須為零，而在現行京都體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臨著巨大的時間成本與談判成本。

另外的問題是，由于前面論述過，溫室氣體的排放是一種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國家都加入《京都議定書》體系之前，就很難避免“搭便車”的行為發生。“搭便車”的行為阻礙了防止氣候變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這種行為得不到有效矯正，那么就很難在全球變暖問題上達成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這也是對《京都議定書》達成后的后續減排目標談判如此艱難的一個經濟學解釋。在此方面，西方經濟學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繼從博弈論的角度對此給出了解釋，其中Barrett（2008）還提出一種“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這種方法只需要少數幾個甚至單個國家就可進行，避免了“搭便車”的問題，但關于技術的管轄權仍需妥善解決[9]。

三、結論

國際碳排放貿易，是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對于其產生的經濟學解釋，目前國內外有許多研究。綜合起來看，這些研究著眼的大多集中于對貿易形式本身的解釋，且關注點多在需求側。從目前現有的資料看來，還沒有從供給觀點出發來解釋這一現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產環節，其與供給活動息息相關。因而從供給側對其發生機理作出恰當的經濟學解釋，并由此提出一種系統的分析框架，或許將開啟這一領域新的研究空間。

參考文獻：

[1]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Z].

[2]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Z].

[3]京都議定書[Z].

[4]戴爾斯.污染、財富和價格[Z]，1968.

[5]沈小波.環境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政策工具及前景[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8).

[6]哈爾?R.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7]Sandler，T.and Hartley，K.“Economies of Alliances:The Legson8 for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經濟統計學和經濟學的區別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發展區域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 F061.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12－0019-05

一、問題的提出：發展視野中的區域經濟發展

對于區域經濟學所探索的諸多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本來就涉及到在一國和世界各個區域存在的地方性失業、人均收入增長差異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不公正、城市化問題、刺激經濟發展問題、沖突的處理和環境污染等等內容。對于區域發展差距日益擴大以及區域發展中普遍存在的生態環境惡化、三農問題、貧困問題、民族地區發展問題、農村工業化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城鄉關系問題等等，則需要研究者引入發展經濟學的新視角進行有益的創新性探索與重構。本文所探討的正是這樣的新問題――發展中區域的發展問題，亦即筆者所著手構建的發展區域經濟學體系框架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的拓展。發展視野中的區域經濟學框架體系整合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新問題，并且需要為人們提供研究發展中區域新穎而積極的方法和思路，以此使它區別于相關的區域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筆者力圖界定發展中區域進而確立發展區域經濟學，其目的是為許許多多鉆研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區域規劃和城鄉研究以及研究和關心區域發展中人口貧困、生態惡化、經濟發展等等問題的人們提供交流平臺。非常清楚的是，區域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諸多研究者在很多領域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成果，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發展中區域的研究和探索發展視野中的區域經濟學整合問題。

二、反思與檢討：已有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的簡要回顧

眾所周知，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在近180年的演進中，大體經歷了主要以研究企業、產業的區位選擇、空間行為和組織結構方面而形成的區位理論，主要利用計量化和模型化以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和區域政策問題而很有影響的區域經濟增長與區域發展理論這兩個重要階段。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新經濟地理學派、新制度學派以及區域管理學派的創新研究，使得人們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區域經濟學已經成為具有確定研究方向的正日趨成熟的經濟學科之一。與此相應，20世紀50年代后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為核心的發展經濟學，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勞動力轉移、資本形成不足、技術落后、環境污染、生態退化、城鄉分割、人口過度增長與貧困等問題，提出大推進理論、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和非平衡發展戰略等學術思想，進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論。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學者如普雷維什和辛格也曾提出了優先發展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戰略，對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進行了研究。

在反思并檢討已有的諸多研究及其現有成果中筆者發現，區域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帶有激進主義傾向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以發達國家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經驗為基礎的，這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更多地停留在理論層面；另一方面，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快速發展，其面臨的新問題也不同于以前，尤其是區域經濟的加快發展是以前未曾遇到過的區域經濟發展現象，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就其背景而言，面臨著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如中國東、西部區域發展差距在不斷擴大，本質上是一個發展中的區域發展問題，加之特殊的自然條件、生態環境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發展中國家如何加快發展和解決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是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經驗的。特別是二戰以后紛紛走上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實行非平衡的發展戰略，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中的區域發展問題愈加突出，矛盾的焦點集中在發展中區域的發展問題上。然而，對于發展中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其針對性明顯不足。

當前，各類區域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競爭日益加強，這些巨大的變化給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提出了較過去更為復雜化的問題。為了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拓展區域經濟理論的傳統思維以及為促進發展中區域的發展問題提供理論借鑒和現實基礎，筆者突破區域經濟學對于區域的傳統認識，準備提出并界定“發展中區域”這一概念，認為以發展中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探討發展中區域面臨的人口與貧困、資源與環境、資本與技術、市場與政府、結構優化與制度創新、農村發展與城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等重要關鍵問題，就可以創建從而形成區域經濟學的新的學科分支――發展區域經濟學。筆者認為，若把這樣的想法與已有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奉獻給人們，至少對理解發展中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和解決現實中人們普遍關心的重大難點問題會大有裨益。

三、研究的對象：發展中區域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

區位是為某一主體或事物所占據的場所，具體可以標識為一定的空間坐標；區域則是在一定空間范圍內，以經濟活動的區際異質性和區內均質性為標準劃分的經濟區，或者說包括對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影響的自然、文化、社會等因素在內的綜合性區域。佩魯吸收現代數學理論成果，采用拓撲空間的概念將區域分為三類：統計學上同一或均質的經濟空間、作為勢力場的空間和計劃經濟空間或政策運用的經濟空間；法國經濟學家布代維爾吸收前人研究框架和地理學中的區域思想，將區域分為三類：即某一區域內各變量一致性最大而區際分異也最大的均質區域、地理空間中地方化的異質連續部分通過圍繞區域增長極的相互關聯而相互依存的極化區域、為一定管理目的而創造的政府計劃和政策實施而實際存在的計劃區域；列昂節夫等人在“世界經濟的未來”的研究報告中，按人均收入水平及社會性質將世界經濟分成四個發達的市場地區、兩個發達的中央計劃地區、六個發展中市場地區、兩個中等收入地區。中國經濟學者根據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將中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帶，有力地揭示了區域發展不平衡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影響。綜上分析不難發現，現有研究依照不同的目的對區域進行了劃分和闡釋。但是，一方面，區域經濟學的中心任務始終是研究并揭示區域發展應具備的基本條件、區域發展戰略的選擇，為了保障區域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實現區域發展，實施有效的政策措施，即區域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任務也正是由區域發展中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決定的；另一方面，傳統的對于區域界定并不能完全反映區域發展實際，均質區域、極化區域和計劃區域的劃分在區域規劃實際中面臨諸多操作性困難，不同類型的區域之間也存在交叉重疊現象，加之經濟區域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而不能無限劃分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其界限的模糊性與自身發展的開放性、系統內部的非均衡與非線性等內在規定會使原有的結論不一定成立。因此，面對區域之間、各子系統之間及其單元在功能作用方面的非同等性、非均勻性，為促進不同區域之間的功能互補、資源整合、結構優化、重組協作和實現區域勢差的動態作用，揭示區域經濟活動的自組織和區際經濟聯系以及與此相關的區域決策，深刻認識區域結構、區域經濟活動自組織、區際分工與聯系、區域空間結構組成單元等問題，重點強調發展中地區區域的特殊性問題與發展路徑，必須對已有的認識進行適當修正以適應區域發展的實際。因此，把發展中區域作為區域空間的一種組織單元來進行研究，并在打破傳統的對區域的認識基礎上提出發展中區域，強調區域內部的差異性和可分割性與聯系性，重視發展中的區域的差異等各類問題研究，就會形成一個涵蓋特殊區域空間的發展區域經濟學。同時，筆者之所以特別強調發展中區域的發展問題，也是基于這一類型的區域在發展中面臨著比發達區域更為復雜的問題，況且世界各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大多數區域都處于發展中區域，發展中區域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困難更大、更多，也更需要我們從發展中區域的實際出發，探求其不同于發達區域的特殊發展路徑。

基于以上判斷，筆者認為發展視野中的區域經濟學就是以發展中區域為獨立研究對象，研究發展中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及其規律的科學，它屬于區域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之一。發展區域經濟學以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為主要理論依據，充分借鑒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發展、人口資源與環境、城市化與工業化、技術進步與傳統農業改造等問題的研究成果和規律，通過分析發展中區域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和基本約束、要素流動、經濟分異的過程與動力機制、產業分工與聯系的機理，探討發展中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特殊性，研究區內資源的優化配置與組合以及區內經濟的運行規律，為制訂區域經濟協調政策和促進發展中區域較快發展服務。發展區域經濟學把發展中區域的特征分析作為研究的起點，把結構調整與戰略規劃的編制作為研究的主體，把區域經濟政策制定和區域經濟管理實施作為研究的歸宿，并把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區域經濟管理的實施看作是建立在對發展中區域區情、戰略、規劃深入分析與研究的基礎之上。

四、發展區域經濟學：幾個重點問題與關鍵領域

1. 人口、資源環境與貧困――發展中區域經濟發展與生態發展。這一問題的研究重點在于從生態建設入手，將生態發展、生態―經濟―社會重建結合起來，從技術層面上建立各類人工生態―經濟耦合系統，以有效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選擇來促進發展中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尚屬空白。發展中區域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重建主要的研究內容是以解決貧困為目標，著重研究發展中區域“三農”問題，農業特色經濟發展與產業化、農業企業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村城鎮化、農村工業化，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等；發展中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問題；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問題。發展中區域生態環境重建的關鍵環節是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民生活方式，通過約束人為過程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重點研究以生態發展推動經濟發展途徑與對策。對自然過程所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通過生態恢復來解決，重點研究生態恢復的途徑與對策。另一方面，發展中區域最突出的生態經濟問題之一是水土資源的緊缺與空間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大批的生態難民，給發展中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因此，這一研究內容擬解決的關鍵科學問題還應包括發展中區域生態經濟問題與資源開發利用的變動軌跡及其原因、政策、體制人文因素的資源環境效應、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閾值、體制與政策；生態經濟與資源開發利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體制與政策因素分析，生態經濟與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機理與對策等。

2. 非正式制度約束、民族問題與社會進步――發展中區域民族經濟社會發展。長期以來，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由于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及各異，因而形成了多層次、多元化的民族制度文化和地域制度文化體系，該體系除了一般制度文化所具有的歷史性、群體性、穩定性、漸變性等特征外，與適應現代工業文明的市場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相比還具有明顯的非正式制度文化約束特征。因此，發展中區域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內容在于發展中區域民族地區政治發展與民族自治制度的法制化，民族地區對外開放與社會穩定的對策措施，發展中區域民族地區安全穩定與周邊國際環境，保障發展中區域邊疆安全的國家政策；民族貧困成因、特點及反貧困戰略與政策創新，旅游業發展類型與發展模式，民族關系問題與少數民族宗教問題的成因以及對發展中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影響，民族地區城市化過程中社會分化與貧困問題、人口遷移與流動問題、民族文化變遷問題等等。

3. 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發展中區域自組織系統形成與結構變化的動力源泉。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是發展中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發展中區域尋求增長的初始階段，經濟增長需要市場給出明確的需求導向，而這樣的市場本身在這一區域并不存在，這便構成了發展的困境，即落后經濟或傳統產業很難突破自身發展的起點，相反地它落入了區域惡性循環狀態之中：……收入水平低―消費水平低―市場需求小―產出供給少―利潤率低―工資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如何突破發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門檻，使之產生持續增長的經濟力量，需要在這一框架外尋求答案，實現發展中區域增長的良性循環。既然勞動積累、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并非獨立的生產要素，它們從屬于區域發展的過程，那么，勞動積累和資本積累是如何實現技術進步進而推動發展中區域經濟增長的就成為我們必須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對于發展中區域而言，從勞動積累到資本積累、再到技術進步是發展中區域在更高形式上實現的增長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轉變過程中相應地要求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經濟效率和人口素質的極大改變，需要區域自組織系統的內在作用機制，而這本身就需要物質和技術積累，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的積累過程。發展中區域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的內在邏輯要求我們在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時立足于區域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立足于兩者的互動與制約關系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增長動力以更好地促進發展中區域的經濟發展。

4. 城市化與工業化、市場化與信息化――發展中區域的現代化進程。發展中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化演進是以經濟自身的發展為依托的，不是超越經濟自身的無規律運動；產業結構的變遷和發展以及工業化的不斷推進總與發展中區域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企業的發展和企業集群的形成始終是工業化推進的中堅力量。同時，在現代經濟技術與傳統生產手段融合發展的條件下，發展中區域的工業化進程呈現出與信息化、知識化相融合的新格局，在工業化與信息化的二元疊加中，充分認識并及時抓住反映后工業社會特征的信息化和新經濟發展的機遇，對于發揮信息經濟在發展中區域國民經濟中強大的支撐效應、滲透效應和帶動效應意義重大。發展中區域如何通過城市化與工業化拉動現代化，如何通過市場化和信息化實現區域現代化，如評價現代化的標準，到底在何時和何種程度實現現代化以及通過何種途徑達到區域現代化的目標，構成該問題的研究主題。筆者認為，發展中區域的現代化建設，既面臨著已實現現代化國家和區域的示范效應，又面臨著自身固有的一系列實際情況及其與外來示范之間的矛盾關系。因此，以什么為參考系來取向，對發展中區域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在理論層面上，發展中區域如何從已有的現代化理論中提取合理內核，準確把握現代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和運行方式等方面不斷更新的連續過程；在經驗層面，如何吸取世界各區域現代化進程中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在實踐操作層面，如何立足于自身的特性，從自身所處的各種環境出發，以區域城市化與工業化、區域市場化與信息化互動關聯選擇適合的現代化路徑，構成發展中區域實現現代化的基本要點。

5. 政府管理創新與區域政策支持――發展中區域的公共管理體系與重大公共政策。從根本上縮小發展中區域與發達區域的發展差距，推動發展中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要素投入效益，逐步降低對發展中區域投資的機會成本和成本風險，就應當圍繞發展中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目標，構建發展中區域公共管理體系，著手解決幾個重大公共政策問題；重視發展中區域社會發展的公共管理支持及其戰略意義，公共管理主體結構的協同機制與運行規范，公共管理體系的中組織、體制、運行機制及其構建目標和策略，政府戰略、能力與發展中區域發展，公共管理體系下的重大公共政策，包括反貧困政策、人口與人力資源開發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要求的公共設施投資政策、資源開發與環境治理政策等。在這些系列問題的研究中，要特別重視政府公共財政補貼與金融支持、轉移支付、基礎教育與人力資本投資、社會保障、基礎設施與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的問題，重視政府對于發展中區域的支持力度與實際效果，從制度與體制層面解決因市場自身的作用而導致的發展差距，保障居民具有公平的就業機會，尤其是重視婦女參與自身發展與促進社會進步的權利，防止發展中區域的邊緣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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