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金融學科建設 金融資源意識 金融功能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主權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轉貼于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主權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1]張亦春，蔣 峰. 中外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比較及啟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 21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J]. 中國大學教學，2005（2）：6-18.

[3]王廣謙. 正確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養模式改革[J]. 中國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張 新. 中國金融學面臨的挑戰和發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賢. 從金融理論變遷看金融本科教學改革[J]. 金融教學與研究，2005（2）：38-41.

[6]張亦春，蔣 峰. 金融學專業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進研究[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1（3）：32-35.

[7]黃 達. 金融學學科建設若干問題[J].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0（9）：1-7.

[8]龔明華. 當代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及前沿[J]. 國際金融研究，2004（4）：4-11.

[9]劉 澄. 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演變簡評[J]. 當代財經，2001（1）：35-39.

[10]白欽先. 金融結構、金融功能演進和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歷程[J]. 經濟評論，2005（3）：39-45.

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課程改革；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32-0189-03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深化金融業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隨著互聯網金融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中國金融業呈現出一幅百花齊放、群芳爭艷的新局面，民資銀行粉墨登場、利率市場化改革快速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破冰出爐，股票期權交易上市，等等，面對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的挑戰，傳統金融企業必須應對這些改革帶來的“顛覆性”沖擊。與此同時，金融業的創新與融合的新形勢也使金融人才培養與管理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高等院校的金融學課程體系設置和人才培養必須緊跟金融市場的變化，加快課程體系改革，著力培養適應互聯網和大數據新時代需求的金融專業人才。

一、互聯網金融新時代我國金融業發展特征

1.金融業務向網絡化、電子化發展。2014年12月，我國第一家民營銀行微眾銀行在深圳前海掛牌試營業。微眾銀行以“普惠金融”為目標、“個存小貸”為特色，致力于服務小微企業和普通民眾。銀行采取有別于傳統銀行的經營模式，無營業網點和柜臺，完全依托互聯網為目標客戶群各類金融業務提供服務，這是一種全新的經營模式。同時，另外一家民營銀行浙江網商銀行也已經通過國家審批等待開業，其負責人近日透露，網商銀行不經營現金業務，不設營業網點，“是一家純網絡銀行”。這種模式不受時間、地域限制，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更便捷的方式為客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民營銀行的設立和全新的網絡化經營方式，對傳統金融服務提出了嚴峻挑戰。

2.金融業務全球化、國際化趨勢明顯加速。2014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了《中國銀行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白皮書（2014）》，從中可以看到，我國金融業務的全球化、國際化已經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數據顯示，2014年境外企業進出口過程中使用人民幣結算比例超過15%的企業占比達26%，比2013年提升了10%，約有87%的境內企業和69%的境外企業打算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或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收付結算中的使用比例，分別較2013年的調查結果上升了110%和8%。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目前累計已經突破16萬億元，貨物貿易以人民幣結算的金額占同期海關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16%左右，人民幣成為中國對外經貿投資往來的第二大支付結算貨幣。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快速發展，金融業務即將延伸到全球各個角落。

3.借助互聯網平臺，金融衍生工具迅速發展。以保證金和杠桿交易為特征的金融衍生品，一直伴隨著金融業創新而得到日新月異的發展，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每天成交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約金額高達數萬億美元。我國金融衍生產品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據銀監會統計，截止2014年，我國銀行業的金融衍生產品數量達到兩千余種，各家銀行不斷推出新的衍生產品適應客戶投資需求。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得金融投資產品組合更加便利化，金融衍生工具已經成為大眾化的投資工具。

4.互聯網金融發展為金融風險監管提出挑戰。互聯網金融是金融與高科技網絡的完美結合，它通過整合在線交易的海量數據，對客戶資信進行快捷化的審查，以電子支付方式完成信用消費、資金支付，讓客戶享受到便捷及時的金融服務。互聯網實現了無地域、無時限的全方位金融服務。但由于網絡技術的限制，網絡安全對互聯網金融提出了嚴峻挑戰，增加了金融業風險，其中包括信息風險、交易風險、監管風險等，迫切需要金融行業及監管部門強化風險管理意識，規避系統風險。近幾年，互聯網理財產品呈現井噴式增長，但其本質是借助電商平臺與基金公司合作，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仍然受利率和貨幣市場的影響，如果盲目追求高收益率，可能導致血本無歸的投資風險。

二、目前我國高校金融學專業本科生課程體系及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互聯網金融新時代，金融業改革發展一日千里，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金融市場從分業經營趨向混業經營，如平安集團已經構建了全方位的金融投資平臺。金融業發展不僅需要從事金融研究和頂層設計的高級人才，同時還需要大量從事基層管理和實物操作的技術人才，因此，客觀上要求我國高等學校金融學教學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進行及時準確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與課程體系設置相適應。但在現實中，我國高校金融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與課程體系設置卻存在著較大的滯后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課程體系建設滯后，培養目標定位不明確

1.課程體系設計理念不明確，培養目標沒有準確定位。金融學的學科隸屬于經濟學還是管理學，這是我國學術界長期爭論的話題，對金融學科發展定位不準確，就會影響金融學課程體系的設計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經濟學科和管理學科在課程設置和培養方面各具側重點，需要在教學進度設計時重點考慮，但目前我國高校金融學課程設計的目標尚未明確[1]。

2.教學內容方面，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內容比例不合理。我國金融學教學長期以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學為兩大核心課程體系，貨幣銀行學課程體系往往注重宏觀金融學方面的分析，以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為主干課程；而以國際金融為主干課程體系的教學，集中反映公司財務、企業融資、企業財務管理等微觀方面的內容，課程設計主要圍繞公司金融、以資產定價為核心的投資學等，更加偏重市場投資、企業資產管理，偏重微觀金融的研究和教學。

（二）人才培養偏重理論教學，輕視應用能力培養

1.理論研究型人才還是實踐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不準確。我國高校普遍存在專業定位及人才培養目標不明確的問題，理論研究型人才培養與金融業基層應用型人才培養方式和課程設置往往沒有明顯區別，人才培養缺乏特色目標，沒有根據金融市場需求設計培養方案。造成高校培養的學生與市場需求脫節的原因，一方面是金融業產品研發和基層管理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卻存在高校的大批金融學畢業生難以按期就業。

2.教學方法單一，學生缺少主動參與意識，實踐環節薄弱。金融學是應用性很強的學科，脫離實踐應用價值的教學是舍本逐末，因此，金融學本科教學的基本目標是側重能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應用的能力。但是目前高校金融學教學普遍存在理論內容龐雜、教學方式以灌輸式為主、學生被動聽課、缺乏主動參與課堂的積極性、案例教學內容較少、討論式或研究式教學學時偏少等問題，總體上缺失實踐教學的設計與能力培養。

三、互聯網金融新時代對金融人才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要求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背景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得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金融對現代經濟生活的影響已經滲透到全球每個角落。金融業的新變化對金融人才知識和能力培養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要求金融人才具備敏銳市場洞察力和較強的風險管理意識，同時具備多學科綜合應用和分析能力，能綜合應用計算機、英語、法律工具，具備較好的計量經濟學分析能力。

1.具備扎實的金融學理論基礎知識。互聯網金融市場瞬息萬變，要求金融從業者系統掌握經濟學和金融學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對金融理論發展的脈絡有較深入了解，對現代金融理論及應用有充分認識，能夠對宏觀金融政策進行理論解讀，同時具備微觀金融理論知識與實踐緊密結合的能力，運用金融理論分析金融市場。互聯網金融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信貸市場緊密聯系成一個整體，金融從業者要具備交叉性、跨市場風險監管的能力，具備把握系統性互聯網金融產品風險檢測的時機和能力。

2.具備敏銳的金融市場分析能力。大資管時代，金融機構展開了以金融理財為主導產品的市場競爭，需要金融從業者具備敏銳的市場分析能力。我國金融市場投資工具日益豐富，與此同時，金融投資和管理的風險難度也在不斷增加，需要金融學專業培養的人才，要具備敏銳的市場判斷能力和批判性思維，準確把握國家金融經濟政策走向，必須把金融學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鍛煉自己對金融市場的直覺和敏感性，具有良好的金融市場的洞察能力，具備風險預警和檢測能力，對可能存在的投資風險做好風險提示，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具有良好的金融服務意識。

3.富有創新精神和持續鉆研，多學科綜合應用能力。互聯網金融是社會科學創新的產物，網絡金融新時代意味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將會更加融為一體，金融與經濟將會互相融合、互相促進，金融對人們經濟生活的影響將會更加普及，突破時空的限制。因此，要求培養的金融專業人才不可墨守成規，要具備創新精神，同時，要具備多學科綜合應用的能力，能夠將金融與統計學、數學、工程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互相交叉的邊緣科學進行融合，這是互聯網金融對金融行業從業者所具備的素養的基本要求。

4.具備基本的外語、計算機及法律應用技能。互聯網金融使得金融邁向全球化、國際化的步伐加快。金融人才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增強，要求金融人才熟悉國際金融理論慣例，具備熟練的外語技能和溝通能力的要求，同時，適應金融國際化要求，為金融市場電子化、信息化、工程化做準備；要求金融人才熟練運用計算機工具，進行文字編輯和大數據信息處理和計算。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尚未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存在明顯的法律盲區，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面臨諸多問題，而互聯網理財業務本身也沒有一個成熟的模式，其過度擴張將引發一定的法律風險。這一現狀需要金融人員具備保護投資人利益以及較強的法律自律意識。

5.具有扎實的金融數學和計量分析能力。金融學科的研究越來越借助數學和計量分析工具，因而定量分析在金融學科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最近推出的金融期權交易工具，對數學模型的分析依賴性更強，創新金融衍生產品，防范金融風險，進行金融產品精算，等等，都離不開金融數學和金融計量工具。這些都要求從業人員熟練應用數學工具，具備分析實踐能力，具備扎實的數學建模能力和計量分析能力，這是現代金融業發展對專業人員素質的基本要求。

四、互聯網金融新時代金融學課程改革及人才培養的建議

1.改革教學內容，增加互聯網金融業務及風險管理課程的內容。為了更好地把握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培養新形勢下的復合型、創新型人才，提升金融業管理水平，發展普惠金融，適應互聯網金融信息更新和傳播速度加快的需求，傳統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無法適應快節湊的金融市場發展要求，必須加快改革。在教學內容上，改變原來以銀行貨幣信用為核心，貨幣、信用、銀行為主體的貨幣銀行學課程體系，增加以金融市場為主體，以貨幣經濟、金融經濟、金融工程為側重點的內容，以及金融產品精算、風險偏好測量、金融政策演變等方面的內容。在教學過程中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熱點問題，讓學生在尚未有成熟教材的情況下，用余額寶、P2P、眾籌等經典案例分析互聯網金融的營銷模式及風險管理案例，通過分析我國第一家民營銀行微眾銀行無網點、無需客戶面對面的純網絡金融服務經營模式，讓學生直觀感受互聯網金融的特點和經營流程[2]。

2.改革教學方式，適度增加案例教學和研討式教學方式。傳統的教學方式，主要是教師灌輸式教學，學生被動聽課，很少主動參與到課程中與老師一起形成討論和思考，這樣難以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難以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難以調動學生參與課堂、與教師互動交流。如今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為教師在課程中增加案例提供了豐富的教學內容。教師可以先設定互聯網金融的某一熱點問題，讓學生課后查閱資料，撰寫案例分析報告，在課堂分享展示；教師也可以在課堂上將經典案例結合教學內容分享給學生，案例與討論結合，激發學生參與的熱情，培養學生判斷、處理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需要教師下較大功夫搜集整理經典案例，精心設計教學內容，將案例作為“導入式”或“總結式”，需要根據課程內容情景與案例的結合程度來設計，案例分析的情景及過程需要抓住案例內容的精華，不可斷章取義，也不可花費太多時間講解案情，要突出案例教學的“真實性”、“可學性”和“內涵型”，以提高案例分析和討論式教學的效果。

3.對人才培養目標進行科學定位，著力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金融業快速發展，需要研發型和高級管理的金融人才，但是基層管理和業務實踐型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因此，確定了培養金融業基層管理和應用性業務人員的目標，就會在課程設計和培養方式方面有的放矢，如課程內容增加實訓課程，校外參與金融企業實踐，讓學生了解金融市場政策及環境現狀，有選擇地儲備從事金融業的能力和資質，重點培養創新能力、分析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綜合素質；針對一些互聯網金融熱點和銀行理財產品的經營實踐，可以聘請銀行業的專業人員走進校門開展講座，讓學生及時了解最新動態及發展方向。[3]

4.對教材選擇和考試制度進行創新改革，適應互聯網金融對專業人才基本素質的要求。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高校很難及時將反映市場特色的教材與課程相結合。因此要加快課程設置和教材配置步伐，教學方案和進度應該及時調整，教材選擇在尊重真實、客觀、準確反映金融學特征和規律基礎上，具有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培養學生對學科的興趣的效果。教材的難易程度和要求方面，既要繼承發揚國外經典理論，讓學生奠定堅實的金融學理論基礎，也要有分析中國金融熱點和事務的內容，要將二者真正結合起來。教師可以指定主要教材和輔助教材，彌補一本教材難以達到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缺陷。

創新考試方式，避免高分低能的現象。要采用多種考試方式相結合，教師可以將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平時作業完成情況、小組討論完成情況等均作為期末成績的組成部分。比如在金融理財課程考核中，教師將3名同學分成一個小組，一人扮演理財師，另兩位扮演客戶，要求就家庭理財中某一問題咨詢理財師。這樣的咨詢過程用手機錄制成視頻節目，作為期末考核的一項內容。學校應增加多種考核方式，注重過程考核環節，避免期末死記硬背，要綜合考評使得考核結果更加公平合理，也突出了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和考核。

參考文獻：

[1]史煥平，廖繼勝.金融學人才培養與課程體系設置的若干思考[J].華東交通大學學報，2006，（06）：45.

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業;金融人才;人才培養

一、背景分析

(一)金融學科的發展。起初貨幣是金融學科研究的核心，由于銀行業的迅猛發展，與之相關的信用及銀行成為新的研究重心。而當前伴隨互聯網金融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壯大完善，風險度量、風險規避、衍生品金融產品定價、金融監管等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1．本科人才培養方案呈現新的特點。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步入大眾化教育的發展階段，加強本科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與研究是歷史所趨。其中，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便是為了適應該需求而產生出來的教育類型，這與大多數民辦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一致的。應用型人才在能力培養別突出對基本知識的熟練掌握和靈活應用，擅長解決實際問題，是把成熟的技術和理論應用到實際的生產、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

2．金融管理與實務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作為金融學科下的應用型人才，應當具備扎實的基礎知識，良好的素質、敏捷的思維能力與創新能力，能快速融入金融工作環境當中，成為擁有金融業務和企業一線管理工作能力的應用型人才。

(二)人才培養目前面臨的問題與不足。

1．金融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滯后。人才培養目標是高等學校教育的工作方針。科學制定人才培養目標，是建設應用型大學的必需之舉。課程設置是否符合行業發展與之緊密相聯。分析發現，部分高校金融學科下的人才培養目標存在滯后，傳統金融人才培養模式與金融業的高速發展相背離，不能緊跟發展走向造成學生就業形勢惡化，學生對金融業的認知和匹配度逐漸弱化。

2．僵化的教學質量評估機制使得教學內容脫節。傳統的教學質量評估體制一般都沿用“教學大綱”、“教學計劃”、“教材”、“教學日志”四項一致的評估方法，由于課程設置的需要，大綱、計劃和日志都是提前確定的，但是行業發展千變萬化，尤其是金融行業日新月異，不能及時結合當前熱點作出更新，造成教學內容脫節，加上缺乏有效的激勵政策，進一步束縛了教師不斷創新進取的熱情和積極性，落后的教學模式和過時的教學內容達不到課堂教學預期效果。

3．金融學科人才培養供需失衡，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缺失。為了適應社會對金融人才的需要，如今越來越多的民辦高校都開設了金融專業。可是伴隨金融機構的快速發展，與金融衍生品相關的新興行業不斷崛起，金融專業的人才仍然無法滿足其需求，尤其在復合型、應用型人才方面更是存在一大漏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模式落后所致。即使未來人才培養供需達到均衡，不轉變人才培養模式仍會造成學生由于達不到金融機構招聘要求而就業困難。

4．教師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滯后。部分高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講求方法，照本宣科，按照教材的編排平鋪，生硬死板，純理論講解，甚至大段念誦教材，不能調動學生聽課積極性，學習熱情低下，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即使在具備多媒體或實驗室的良好硬件設施條件下，仍然無法物盡其用。

二、創新人才培養方案，適應金融業發展

(一)完善人才培養目標，實行人才培養機制。人才培養目標統領全局，對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質量評估的制定具有指導作用。在知識經濟和就業環境日趨嚴峻的背景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已經成為時代潮流，滿足對金融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需要，及時更新金融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是唯一出路。

(二)人才培養方案課程設計。學生獲得知識最主要的渠道是課堂教學，而課程和教學內容設計是否合理，恰恰關系到學生知識的儲備和未來的就業，正是由于其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如今成為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點和難點。由金融工作性質和特征影響，金融性人才一般需要具備較強的學習能力、健康的體魄，愛崗敬業精神，沉著冷靜的心理素質，以及創新進取的精神。因此，課程體系應當根據實際需要合理安排各門課程的學時和學分比重，重點突出金融專業必修課的地位，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同時充分利用實驗實訓課程，強化學生的模擬操作分析能力。課程設置要有針對性和應用性，緊跟社會所需，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完善人才培養方案課程，提升培養人才的教育質量。

(三)教學方法改革。教學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幾乎不言而喻。傳統模式下的“一言堂”、“滿堂灌”、“填鴨式”教學已經成為過去式。尤其是科技進步提供了現代化、信息化、立體化和多樣化的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改革，既能針對全班學生情況選擇適當的教學方法，又能區別學生個性給予特殊指導，以充分發揮學生的個體優勢與潛力。為了實現這樣的要求，就要在教學方法上廢止“注入式”，實施“啟發式”。一是問題導入法:教師提出問題和相關背景材料引導學生思考，由學生得出結論，教師再加以總結并給出準確表述的答案。二是重點講解法:教師只詳細講解重要的基本概念、理論與方法，從各方面闡述其內容與意義，引導學生獨立推演和理解其他次要問題。三是發現式教學:教師提出一些情景、現象和問題，然后由學生逐一追索并得出結論，使學生感覺是自己發現了真理，學習興趣和信心大增。如何適當啟發學生思維，參與教學過程，變被動為主動，決定于課程的性質與內容、學生的接受能力與程度、課堂的規模和教師的講授藝術，是非常靈活、多樣的，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則。此外，教學方法改革還涉及多種教學方式的運用和革新。包括課堂講授與討論、習題、實驗、實習和課題研究等教學方式相結合，穿行;個體學習與集體研討相結合等。

(四)強化實踐教學環節。金融專業同其他專業一樣，需要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社會性、創新性和綜合性。教學環節是體現應用型人才教育的關鍵，而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實現的關鍵還是在于實踐教學是否完善合理。應用型人才培養決定了民辦高校需要突出學生就業服務對象、突出學生實踐能力和職業能力的培養，培養企業歡迎的一線管理人才。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前提是將其目標與理論教學培養目標有機結合起來，相互配合、相互補充。進而建立校內教學實踐基地群平臺和校企聯合校外實踐平臺。校內平臺包括實驗室、計算機室、校內實踐基地等。校外包括與相關金融機構簽訂的實習實踐集教學實習基地。針對基礎課程設置的實驗主要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基本技能。如購買模擬操作軟件系統，讓學生通過虛擬參與股票、基金、外匯、期貨等實驗，鍛煉學生的金融專業技能。同時突出校企合作基地的建設，讓學生親身參與其中，通過自身探索與思考進一步提升各方面能力。學校也可以聘請校外實踐經驗豐富的管理和業務人員作為學院的校外指導教師。

(五)優化師資隊伍。高水平師資隊伍是培養高水平應用型人才的重要保證之一。師資隊伍結構是否合理將直接影響到師資隊伍建設，影響到專任教師隊伍的水平和學校的辦學質量。民辦高校由于主客觀條件限制，金融專業師資不足，“雙師型”教師數量偏少，整體素質有待提高。一方面，民辦高校可通過社會招聘或校企合作，引進專任、兼職教師，加強專業帶頭人、骨干教師及雙師型教師的培養，以優化金融師資隊伍結構。另一方面，加強對教師綜合素質的提升。通過教師參加企業實踐鍛煉、課程進修、鼓勵學術交流或培訓等途徑，更新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升教學、實踐和科研能力。

三、結語

金融學科日新月異，這是其他學科難以比擬的，尤其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外金融學科的融合度越來越高，加快我國金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是當務之急。同時，社會對金融人才的綜合素質要求不斷提高，復合型人才是歷史所趨。民辦高校必須加強教學方案改革與創新，培養優秀的應用型金融人才，從而為社會輸送棟梁之才。

【參考文獻】

［1］周德儉，莫勤德．地方普通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改革應注意的問題［J］．現代教育管理，2011，3

［2］鄧志輝，趙居禮，王津．校企合作、工學結合、重構人才培養方案［J］．中國大學教學，2010，4

［3］劉標勝，吳宗金．互聯網金融下的高職院校金融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改革的探討［J］．職業教育，2014，11

［4］沙園松．金融管理與實務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探究———以廣州華商職業學院為例［J］．經濟視野，2016，26

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第4篇

關 鍵 詞：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金融危機；金融脆弱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6－0121－08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論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基礎，由此也揭開了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與此同時，為擺脫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窘境，主張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發達國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內容。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發，且主要出現在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由此人們不禁要問：金融自由化是否就意味著風險？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必然會發生金融危機嗎？而政府又應如何推進金融自由化？

針對上述問題，許多經濟學家對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擴展、反對與完善M-S的理論、有關金融脆弱性的現論研究、金融危機理論與模型、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論。本文依照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發展脈絡，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發展及其相關理論進行梳理，系統介紹這一領域的主要研究進展。

一、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

麥金農和肖在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格利和肖①是最早對發展中國家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的一批學者，他們開創性地指出，發展中國家不成熟的金融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障礙，并得出結論：經濟的發展是金融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發展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1]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對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開創性研究，為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

1973年麥金農和肖在《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部著作中，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現狀進行剖析，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麥金農的互補性假說揭示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自由化的內在原因，以及如何在不造成較大的社會與經濟代價的前提下實現金融自由化。在兩個經濟學假設②前提下，儲蓄傾向會強烈地影響實際貨幣余額的需求；而在任何確定的收入水平下，實際貨幣余額與投資之間存在互補性。麥金農認為，投資與實際利率水平也呈正相關。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實行利率管制，實際利率被壓得很低，因此會出現因實際貨幣積累減少而阻礙投資進行的情況，從而使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肖的債務中介觀不認為實際貨幣余額與投資之間有互補關系，而認為這種互補關系是經濟單位局限于“自我融資”的結果，即只要金融中介發揮作用，經濟單位就不會僅限于自我融資。他強調銀行體系自由準入和競爭的重要性，并將此作為金融自由化成功的前提。肖同時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合乎邏輯的發展道路就是解除對利率的人為抑制，深入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3-4]

根據M-S模型，在利率受到壓抑的情況下，儲蓄水平下降，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不能獲得，有效率的項目可能無法獲得資金，從而使得經濟總體水平無法提高，同時還滋生了銀行業的腐敗與低效率。解決這些相關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取消利率管制，③讓市場機制來決定利率水平，同時減少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過度干預。麥金農和肖都傾向于實行金融自由化，并提出了系統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基本模式，主張應當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這是麥金農和肖金融深化理論的一大突出貢獻。

但是，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只注意到貨幣在集聚金融資源中的作用，忽視了金融體系通過信息生產有效配置資源及管理風險等功能。在其理論中，經濟依然被割裂為實質部門和金融部門，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發展只能影響資本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大大削弱了其理論的自身價值。

二、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擴展

以1973年麥金農和肖的經典著作出版為標志，“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正式形成。此后，許多經濟學家在麥金農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進行了諸多重要拓展。理論界將這些研究成果稱之為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擴展。④

1. 卡普和馬西森的投資規模理論

Kapur（1976）和Mathieson（1979）的論述一改封閉經濟狀態的前提，主要集中在開放經濟狀態下，并且突出了金融機構在影響儲蓄規模上的作用。此外，他們對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經濟增長及經濟穩定這三者的關系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適當的經濟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來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與經濟穩定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刻的闡述。[5]

2. 加爾比斯的投資效率模型

Galbis（1977）認為，即使總的實際存款對利息沒有彈性，高利率仍會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因為高利率能使資本存量在質量上得以改善。我們可以將其理論精髓概括為：金融自由化是通過改善投資質量來提高經濟績效的。[5]

3. 內生增長理論

內生增長理論⑤是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其基本觀點是：經濟增長是經濟體系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非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繼羅默、盧卡斯之后，理論界掀起了有關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討論的，發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學術價值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重新強調了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了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都是內生的）效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這為進一步研究金融自由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Marco Pagano（1993），他運用“AK”模型對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發展對實際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進行了富有價值的研究，認為實施金融自由化（最初步驟是解除利率管制）可提高儲蓄水平和投資效率，增加流向產業部門的可貸資金量，從而提高銀行效率，改進資源配置效應，促進經濟增長。[5]內生金融增長模型所探討的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發展，對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情況下的動態變遷路徑沒有提供任何深入的分析，這是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

上述理論為金融深化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為金融深化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實踐帶來了巨大災難――金融危機。理論主張與實踐檢驗的巨大沖撞激發了人們對M-S理論的質疑，結果導致M-S理論的反對派――新結構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制度主義等流派的相繼誕生。隨后，麥金農不得不對其理論重新進行修正，于1993年提出了金融控制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又產生一個新的流派――金融約束論與M-S理論相抗衡。

三、反對與完善M-S的理論

1. 新結構主義理論

為了能夠多角度認識金融自由化實踐的失敗，以及對金融部門提供有益經驗，新結構主義者Van Wijnbergen（1983）、Taylor（1983）和Buffie（1984）等對金融自由化的邏輯首先提出了質疑，開始分析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獨特制度結構。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現代意義的正規金融市場（正規信貸市場）和落后的場外金融市場（非正規信貸市場）并存。由于正規金融市場要繳納法定準備金，所以會發生資金“漏損”。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保護好已經效率很高的非正規信貸市場，而不要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6-8]

2. 金融約束理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由此Stigilitz（1981，1996）提出金融約束論，發起了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猛烈攻擊。他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場，因此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那里，有限的政府干預能大大提高單個經濟體的效率，因此政府干預不但能使金融市場運行得更好，還會改善經濟績效。他特別主張通過政府干預使利率低于市場均衡利率水平，并認為適當的金融壓制反而能夠提高資金配置的效率。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引起利率迅速上升的金融自由化不僅會導致銀行貸款投資的惡化，還會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由此推論出，因金融自由化而導致的利率上升是導致金融不穩定的罪魁禍首。[9-10]金融約束論提出后不久，1997年東南亞國家便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因此，該理論立即得到了相當部分人士的贊同，但也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特別是極力鼓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經濟學家的批評。

3. 新凱恩斯主義理論

對于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科學性，凱恩斯主義也提出了批評。該理論反對實行以高的實際利率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理論，主要從有效需求的觀點來反駁M-S理論。該理論認為：高的實際利率因增加了企業籌資成本或超過企業實際利潤率而必然抑制投資，投資的縮減將通過乘數效應降低經濟增長率；實際利率提高后，實際儲蓄可能增加，從而導致居民的實際消費下降，減少社會消費需求；金融自由化往往伴隨貿易和資本流動的放松和自由化，外資流入追求高收益，通常會導致匯率高估，抑制出口，使出口需求下降；實際利率提高可能使銀行減少項目融資或促使銀行從事高風險項目融資，這樣容易引發銀行虧損，增加金融業的不穩定性。[11]

4. 新制度主義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麥金農和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論，堅持的仍是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活動中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設；而作為金融市場中降低交易費用的經濟組織形式――金融機構，在金融深化過程中的作用被嚴重地忽略了。也就是說，M-S理論忽視了制度的作用和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新制度學派區分了需求引致型金融和供給主導型金融。他們認為，金融供給及金融機構能夠自主地促進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特別是對經濟不太發達的國家更是如此。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導致資金來源短缺、投資不足等問題，還取決于銀行行為和市場結構。新制度學派認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況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現，從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12]

5. 金融控制論

鑒于拉丁美洲國家激進式金融自由化的失敗，麥金農對其金融自由化理論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金融控制論”的觀點。其核心思想是強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應適當控制節奏，要循序漸進。然而，并非所有的新古典主義學者都同意這一觀點。雷特和桑德勒簡（1990）提出，采取漸進式自由化改革會導致自由化自身的扭曲，并且增加這個過程中政治支持能力的難度。更為普遍的觀點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治意愿將會衰減，因此，在改革的政治熱情尚未退卻時立即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效果會更好一些。[12]

新結構主義等流派的誕生及金融控制論、金融約束論的提出，對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金融危機爆發，從外因角度有了一定的解釋力，但又有各自的局限性。這些理論假設比較貼近現實，提出的政策主張比較符合各國的實際，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理論研究和金融發展實踐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但這些理論對金融體系發展的負面影響，特別是金融發展不當所導致的危害認識不夠，既沒有很好地研究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的根源，也沒有研究金融發展轉化為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的機理。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深入，金融危機不斷爆發并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征，傳統的從外部宏觀經濟角度來解釋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越來越缺乏說服力，這迫使人們從內因的角度即從金融制度自身來解釋新形勢下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應運而生。

四、有關金融脆弱性的現代研究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20多年來對該問題的研究雖日益深入，但尚處于一個比較初期的階段，對金融脆弱性的含義、分類存在著不同的看法。Minsky（1982）最先對金融脆弱性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解釋，⑥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說”。他認為金融內在脆弱性是金融業的本性，是由金融業高負債經營的行業特點所決定的。[13]這在早期得到了理論學術界的廣泛認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狹義的金融脆弱性，以區別廣義上的金融脆弱性。⑦

Stiglitz and Weiss（1981）、Bernanke and Gertler（1990）、Mankiw（1986）認為，有關經濟出現嚴重信貸緊縮以及作為其結果出現的經濟緊縮現象，都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14]1991年Mishkin提出“不均衡信息論”，認為借貸者之間的信息不均衡將導致債務契約、名義道德公害和反向選擇等問題。Hellman、Murdock and Stiglitz（1994）在探討了金融自由化進程中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內在原因后指出，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進入壁壘所引起的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導致銀行部門的風險管理行為扭曲，從而帶來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15]Davis（1996）提出“監測預警論”，認為金融脆弱性可能導致信貸市場或資產市場架構和流量發生無法預測的變化，使金融公司面臨倒閉的危險；這種危險反過來又不斷地威脅著支付機制及金融體系提供資本的能力。他建議引進更多的金融監測和業績評估系統，以避免由于個人投資決策失誤而引起金融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16]Kaminsky和Reinhart（1996）認為，在多數情況下，金融自由化伴隨著對資本管制的解除。由于從國際市場上借入外幣資金并將其貸給本國借款者，本國銀行就承擔了外匯風險。[17]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對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出現了新的。Kregel（1997）引用了“安全邊界說”（Margins of Safety）來解釋金融的內在脆弱性。他指出，即使銀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這種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對于金融脆弱性也是無能為力的，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理性運作的自然結果。[18]Krugman（1998）認為道德風險和過度投資交織在一起，導致了銀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的隱形擔保和裙帶資本主義，也是導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19]Mckinnon and Pill（1998）的研究強調了過度借債的作用，特別是當非銀行部門出現盲目樂觀時，會出現信貸膨脹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從而導致銀行系統的不穩定。[20]Corse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9）則認為，投資者意識到銀行與公司債務的基本面出現了問題才會引發金融危機。[21]Demirg-Kunt and Detragiache（1998）的研究發現，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銀行特許權價值，進而加大金融脆弱性。[22]Stanley（1998）指出，資本流動可能會不斷地引發金融危機。Krugman（1999）提出“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他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存在著市場操縱，從而形成金融過度。金融體系在金融不穩定中發生崩潰，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資行為失誤，而是由于金融體系本身的脆弱性。導致金融體系可能發生崩潰的直接原因，是低邊際進口傾向和相對出口而言的大規模的外債。[16]Koskela and Stenback（2000）構造了銀行信貸市場結構與風險關系的模型，認為通過貸款市場的競爭來降低貸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資規模的擴大而不增加企業的破產風險，而且有利于銀行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同時也使社會凈福利得到增加。[23]

形形的金融脆弱性研究，對人們認識金融危機的內因提供了較好的認識渠道。但是，現代金融脆弱性理論的研究是以實體經濟波動規律為基礎的，雖然對解釋傳統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可貴的價值，但是隨著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金融運行模式的改變，金融脆弱性理論難以解釋新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它們既無法解釋虛擬經濟中經濟主體的異常行為，也難以說明影響金融脆弱性的各種短期因素的作用。隨著原有理論解釋力的不足，現代金融脆弱性理論面臨著新的挑戰。

由于近代金融危機頻發，原有理論已無法解釋危機引發的復雜性，由此理論界提出了第三代、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它們均是以“脆弱論”為核心，來研究危機爆發的原因。

五、金融危機理論與模型

20世紀70年代以前，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一直比較平穩，沒有發生過較大的貨幣危機，所以危機理論一般圍繞著“經濟危機”開展，關于貨幣危機的理論則是零星而不成體系的。

1. 第一代、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⑧

克魯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關于貨幣危機的第一個比較成熟的理論流派，并由Fload和Garber在1986年建立了線性模型加以完善。⑨該理論較好地解釋了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貨幣危機。該理論認為，政府過度擴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會導致經濟基礎惡化，它是引發對固定匯率的投機攻擊，并最終引爆危機的基本原因。[24]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投機性資金流動對宏觀經濟的沖擊越來越大，往往在經濟基本面還比較健康時，也會引發貨幣危機，于是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應運而生。該理論認為，投機者之所以對貨幣發起攻擊，并不是由于經濟基礎的惡化，而是由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所導致的。固定匯率制是否能夠維持，是政府和投機者各自權衡成本收益比較分析的結果。[24]

2. 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

針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新特性，理論界提出了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該理論開始跳出匯率機制、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宏觀經濟分析范疇，著眼于金融中介、資產價格變化方面，強調金融中介在金融危機發生過程中的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還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研究框架，其主流觀點有以下五種。

（1）道德風險論。在金融危機中，“道德風險”⑩表現為政府對存款者所作的擔保（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使金融機構進行風險很高的投資行為，造成了巨額的呆壞賬，引起公眾的信心危機和金融機構的償付能力危機，最終導致金融危機。麥金農和克魯格曼是這種觀點的重要代表。道德風險論的結論是：政府隱性擔保導致的道德風險是引發危機的真正原因，貨幣價值的波動只不過是危機的一種表現而已。[25]

（2）基本因素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理論界對傳統的基本因素論進行了修正，增加了其解釋力。Dominick Salvatore和Corsetti、Pesenti、Roubini等學者就是這一學說的重要代表。其基本論點是：第一，一國的基本面因素是決定危機是否會爆發的最關鍵的因素，是導致危機蔓延和惡化的根本原因；第二，基本因素的惡化包括外部不平衡和內部不平衡，可以由多重宏觀和金融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進行量化，據此可預警危機的爆發；第三，基本面因素不能準確地預測出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但能表明危機的趨勢；第四，在許多條件下，投機攻擊、政治危機或政治問題是金融危機的催化劑。[25]

（3）金融恐慌論。Dybvig-Diamond（1983）等經濟學家指出，“金融恐慌”{11}會導致并惡化危機。美國經濟學家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在1998年對金融恐慌論進行了修正。新一代金融恐慌論認為，恐慌源于一國的基本面惡化，由一系列突發性金融和經濟事件引發，并由于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對危機的處理不當而不斷膨脹，導致大規模的資金外流，最終導致并惡化危機。同時，金融恐慌論還提出了政策建議：要對金融體系進行改革，以防患于未然；國際金融市場必須由一個公平有效的組織充當最后貸款人，及時防止金融恐慌的爆發和擴大；政策制定者必須全面而又謹慎地制定和采取措施，并在危機初現端倪時采取微調的手段，防止因短期行為對市場情緒產生不利的影響。[25]

（4）危機傳染模型。危機傳染模型強調金融危機的傳染性，這類模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銀行同業市場中流動性危機的傳染。Chen（1999）的模型說明，由于需求存款合同所導致的收益外部性和信息的溢出效應，即使帕累托最優均衡或基于協調失敗的銀行擠兌均衡不會發生，流動性危機也會在銀行之間進行傳染；Freixas、Parigi and Rochet（2000）的模型說明，就銀行系統的傳染風險而言，“分散借貸”結構比“信貸鏈借貸”結構有更強的穩定性；Dasgupta（2000）認為，債權人銀行將來的收益是債務人銀行經營績效的函數，這種溢出效應使得銀行之間的傳染成為可能。二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傳染。Kodres和Pritsker（1998）認為，信息不對稱和跨市場套期保值能力是金融危機傳染的根本原因；IMF（1998）認為，大型全球性機構在許多不同市場和國家進行經營，產生了在似乎不相關市場之間出現溢出效應的潛在可能性，而該效應是金融危機傳染的原因；Masson（1999）則在簡單兩國模型的多重均衡基礎上，討論金融危機的傳染機理，證明了“季風效應”{12}和“波及效應”的存在；Hausken and Plümpler（2002）認為，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與流行病在人群中的傳染有相似的機制。[26]

（5）“外資誘導型”貨幣危機模型。World Bank（1997）和Calvo（1998）提出了由外資導致的貨幣危機模型，認為大規模外資的流入、波動和逆轉是導致貨幣危機的重要原因，強調外資通過銀行業信用過度擴張這一傳導機制，使本國的宏觀經濟和金融業脆弱性增強。[27]Chang and Velasco（1999a，1999b）提出，當一國經濟有外國資本輸入時，短期外債是國外投資者之間協調失敗的根源，使經濟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均衡。[28-29]

3. 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雛形）{13}

2000年初，克魯格曼和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機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他們認為，如果本國的企業部門外債的水平很高，外幣的風險頭寸越大，資產負債表效應越大，經濟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代危機模型可能是一個更一般的金融危機模型。這一模型的重要之處，在于它指出了對國內資產價格的信心效應，就可以導致由自我實現的悲觀主義引發的投資崩潰和金融危機。[30]

第一代、第二代危機理論由于各自所存在的缺陷，雖然對當時所發生的金融危機有著一定的解釋力，但對于經濟全球化下所發生的金融危機則無法解釋。從總體上看, 第三代模型雖還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分析范式，尚不能對金融危機有全面的經濟解釋，但在發展傾向上存在一些共性：把金融危機置于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周期框架中來理解，這對于理解現代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復雜性有著一定的解釋力。不過, 這些新的理論大多把政府的政策目標外生于理論模型, 從而同樣不能解釋清楚金融危機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雖然還只是一個雛形，但其可能會是一個更一般的金融危機模型，這對分析及應用來講將會更加方便。

從金融危機理論的發展來看，理論本身的解釋從簡單一般――復雜――更加一般化，正是適應于經濟發展所引致的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愈益復雜性。因此從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來理解金融危機現象，多方位分析，正是今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的方向所在。從危機理論的發展還可以看出，新的危機爆發會引致新的危機模型的產生，而每一個模型也都只限于事后對危機作出解釋，卻無法預測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理論還有待于進一步發展。

六、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又一發展――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論

20世紀80年代南美國家金融自由化的失敗，引發了在決策圈和學術圈內激烈的辯論，以確定這一失敗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政策設計本身，還是由于改革的排序有誤。而90年代前后東歐轉型經濟體的改革浪潮，使這一辯論再度為人矚目。

Funke（1993）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總結。[31]關于經濟改革和政策措施排序問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大多數學者把財政與貨幣的穩定放在第一位，同時有學者還把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放在了第一位；除Lal（1987）把資本賬戶自由化放在第二位外，大多數學者均把資本賬戶自由化放在改革的最后一位。對于轉型經濟國家來說，大多數學者把體制改革置于改革首位，同時認為財政與貨幣穩定也應首先啟動，而資本賬戶自由化應最后啟動。經濟學家對轉型經濟國家的建議不同于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對于存在金融壓抑的一般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內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個中心任務；而對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濟體而言，改革還要包括放開價格、私有化以及要素市場的培育和發展等內容。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在進行國內金融改革之前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狀況，無論是對發展中國家還是對轉型經濟國家都如此。

20世紀90年代中期，更重要的爭論是發生在John Williamson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之間的、關于經濟改革的大震蕩方案和漸進改革方案的爭論，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對漸進改革持肯定的態度（Ries and Sweeney，1997）。[32]Williamson（1997）特別指出，過早開放資本賬戶還會引起資本的大量外流，而大規模的資本外流會把本國利率抬得過高，以致大部分企業無法獲得融資，從而無法生存。他強調，把資本賬戶開放安排在改革后期進行是正確的。[33]

但Guitian（1997）對此不予贊同。他認為，排序歸根結底取決于初始條件和一國的經濟結構，如果外部條件穩定而國內政策健全，則可以不按先后次序，而是同時實行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如果一味等待條件成熟，可能會導致永久的資本管制，因此資本賬戶開放應沒有先決條件。[34]Wihlborg和Dezseri（1997）認為，對于完全可兌換的限制因素，主要來自于市場失靈和政策失靈。他們反對那種認為應在結構改革和貿易改革已經完成、金融部門已實行自由化并能有效地配置信貸、財政政策變得靈活、經濟體已達到有公信力的穩定之后才開放資本賬戶的觀點，并認為最優的政策應當是逐漸地放松管制。[35]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自由化排序理論又有了新發展，綜合改革日益受到重視。Johnston等人（1997）的研究，對資本賬戶自由化與金融危機的關聯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應當融入到結構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中；證券資本流動的自由化，要同國內金融部門的自由化和改革相協調。在金融體系較弱的國家應在實行資本賬戶自由化之前或同時，解決結構性的弱點。這種綜合性的改革戰略，也要求確立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政策的配合。[36]Nsouli and Rached（1998）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國存在對內和對外的大規模失衡，應優先采取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信貸和匯率政策。在處理結構性問題時，必須考慮到各項結構性改革與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促進性，以及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及其執行時所需的先導時間。[37]在Toye（1999）提出的排序規則中，也體現了協調改革的思想。[38]

亞洲金融危機后，學術界也逐漸達成一些共識。正如Edwards（2002）指出的：在大部分情況下，應首先處理財政上的重大失衡；在改革剛開始的初期，便須達到最低程度的宏觀經濟穩定；在貿易自由化已執行之后，進行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在一個有效的現代銀行監管框架建立以后，才進行金融改革；在改革中應盡早放松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等等。[39]

最新趨勢把金融體系的改革作為了自由化排序的中心問題。Johnston（1998）提出了評估排序戰略的方法，即對各種不同排序直接按其對金融改革廣義目標的貢獻來評估。[40]此外，Ishii and Habermeier（2002）的最新報告也主張，資本賬戶的排序應基于對資本管制、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的脆弱性來評估，并以此來設計資本賬戶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以及其它政策之間的排序。[41]

對具體排序的研究是排序理論中的一項新進展。Nsouli、Rached and Funke（2002）認為，排序牽涉到在部門間推行改革的次序，以及在某一部門內進行改革的次序。[42]Ishii and Habermeier（2002）指出，排序一般應遵循的原則為：強調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性、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優先進行旨在支持宏觀穩定的金融改革；必須對資本賬戶自由化和其它金融政策加以協調；要考慮到金融和非金融機構的初始條件，以及管理與國際資本流動有關的風險能力；評估現有資本管制的有效性，識別并執行同改革有關但要有較長先導時間的應變措施；努力保證改革的持續性和自由化過程中的透明度。[41]

最新發展的自由化排序理論脫開了僵化的排序要求，更強調在金融自由化中政策次序與實際情況的協調，所以理論上并無一個通用的次序提供給各國的自由化開放（張志超，2003）。[43]

七、結束語

如上所述，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始終處于社會實踐需要的推動中。從以上對金融自由化及其相關理論的概括中可以看出，這些理論從內因和外因、宏觀和微觀多角度對金融自由化進行了研究。但對于實踐來說，理解金融自由化的關鍵就是：為什么頻發的金融危機主要出現在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這是一個復雜而廣闊的問題，要理解它，就要動態地、多方位地進行研究。總之，從整個金融自由化發展的進程中多角度地來理解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單純地用任何單一的方法來研究這一復雜的課題，應當是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發展方向。

中國金融自由化所采用的漸進方式，雖也取得了許多令世人矚目的成果，但其所導致的眾多疑難問題的堆積，隨著入世過渡期的結束而到了亟待解決的地步。而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自由化推進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全面對照西方經濟理論的不可行。因此，今后中國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推進，需要我們在汲取國際上金融自由化及其相關理論可用之處的基礎上，吸取各國金融發展的實踐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深化金融改革。

――――――――

注釋：

① 早在1955年9月格利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5月肖在美國《金融雜志》上發表的《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過程》兩篇文章中，就已經從全新的角度對經濟和金融關系、各種中介機構在信用創造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觀點。

② 麥金農的模型采用了兩個經濟學假設：（1）所有經濟單位都局限于自我融資，儲蓄者和投資者沒有實質性區別；（2）投資支出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進行一項投資之前必須進行較大規模的儲蓄和積累。

③ 金融自由化理論框架中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利率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關系。

④ 卡普和馬西森的投資規模理論和加爾比斯的投資效率模型屬“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一代拓展模型”。以帕加諾為代表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被學術界稱之為“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二代拓展模型”。在第一代拓展模型中，影響最大的是Kapur-Mathieson模型。這個模型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

⑤保羅?羅默（Romer）1986年的論文《遞增收益與長期增長》和羅伯特?盧卡斯（Lucas）1988年的論文《論經濟發展機制》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內生增長理論的形成。

⑥ 1982年Hyman．P．Minsky在《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假說》一書中，對金融脆弱性問題作出了解釋。Minsky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可以解釋這種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特征：一個是代際遺忘解釋；另一個是競爭壓力解釋。

⑦廣義上的金融脆弱性，指一種趨于高風險的金融狀態，泛指一切融資領域中的風險積聚，包括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

⑧奧波斯特菲爾德（Obstfeld）是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我們又把該模型稱之為奧波斯特菲爾德模型。

⑨該模型后來被合稱為“克魯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簡稱克魯格曼模型。

⑩所謂道德風險，是指因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不相匹配而可能導致他人的資產或權益受到損失。

{11}所謂“金融恐慌”（Financial Panic），是指由于某種外在的因素，短期資金的債權人突然大規模地從尚具有清償能力的債務人那里撤回資金，這是一種集體行為。

{12} “季風效應”，即指一國對一次經濟沖擊所作出的政策調整可能迫使與之有緊密聯系的國家采取相似的政策。這樣，危機就很有可能在兩國間傳輸。

{13}第四代危機模型尚有待完善，因此稱其為第四代金融危機模型雛形。

――――――――

參考文獻：

[1] 格利，肖．金融理論中的貨幣[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發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3] 羅納德?I?麥金農．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

[4] 愛德華?S?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

[5] 楊咸月．金融深化理論發展及其微觀基礎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6] Van Wijnbergen, Sweder. Credit Policy, Inflation and Growth in a Financially Repressed Economic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3,(13):45-65.

[7] Taylor, Lance.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s[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1983.

[8] Buffie, Edward F.. Financial Repression, the new Structuralist,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Semi-industrialized Economic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 1984，14（3）.

[9] Stiglitz, J. and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June，1981.

[10] Stiglitz, Joseph E and Marilou, Uy. Financial Markets, Public Policy,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R].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11,August 1996.

[11] 陳野華．西方貨幣金融學說的新發展[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12] 沈悅．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開放[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13] Minsky, Hyman. The Financial Fragility Hypothesis: Capitalist Proces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Economy[C]. in Financial Crisis, ed. Charles P. Kindlberger and Jean-Pierre Laffarg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4] Xavier Freixas and Jean-Charles. Microeconomics of bankin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98.

[15] Hellmann, T,Murdock,K.,and Stiglitz, J.E.. Addressing Moral Hazzard in Banking:Dep osit Rate Controls vs.Capital Requiremen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1994.

[16] 董小君．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研究[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17] Kaminsky, G.,and Reinhart, C.M.. The Twin Crisi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s, Federal Reserve Board, Washington,D.C，1996.

[18] Kregel, J. A.. Margins of Safety and Weight of The Argument in Generating Financial Frag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s Issues , June, 1997，（31）： 543-548.

[19] Krugman, Paul R.. What Happened to Asia? Mimeo, Cambridge, MA, MIT，1998.

[20] Mckinnon, R. and Pill, H.. 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R]. World Development, 10，1988.

[21] Corsetti, Pesenti, and Roubini. Paper Tigers? A Model of Asian Crisi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43）：1211-1236.

[22] Demirg-Kunt, A. and Detragiache, 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BIS, 1997, Principl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terest Risk, Sep，1998.

[23] Koskela E.et Stenbacka R.. Is there a thadeoff between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0,（24）：1853-1873.

[24] 姜波克，陸前進．匯率理論和政策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25]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26] 朱波，范方志．金融危機理論與模型綜述[J]．世界經濟研究，2005，（6）．

[27] Calvo, G..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University of Maryland，1998.

[28] Chang R. and velaso A..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A Canonical Model[R]. NBER Working Paper No.6606，1999a.

[29] Chang R. and velaso A.. The Asian Liquidity Crisis[R].NBER Working Paper No.6796，1999b.

[30] 保羅?克魯格曼．論新一代危機模型[J]．國際金融研究，2001，（10）．

[31]Funke, Norbert. Timing and sequencing of reforms:Competing views and the role Of credibility, Kyklos，1993，（46）：337-362.

[32] Ries, Christine P. and Richerd J.Sweeney. Capital Controls in Emerging Econom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7.

[33] Williamson, John. Orthodoxy is right: Liberalize the capital account last, in Ries, Christine P.and Richard J.Sweeney,1997,Capital Controls in Emerging Econom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13-16.

[34] Guitian, Manuel. Reality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flow liberalization, in Ries, Christine P. and Richard J. Sweeney, 1997, Capital Controls in Emerging Econom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17-32.

[35] Wihlborg Clas and Kalman Dezseri. Preconditions for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Nows: A review and interpretation, in Ries, Christine P. and Richard J. Sweeney, 1997, Capital Controls in Emerging Econom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33-44.

[36] R．巴里?約翰斯頓，V.桑得拉拉加主編．金融部門改革的次序[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0．

[37] Nsouli, Saleh M. and Mounir Rache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the Southem Mediterranean region, IMF Paper on Plicy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98/11, 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8.

[38] Toye, John. The sequencing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What are the issues? UNCTD/UNDP Occasional paper, UNCTAD/EDM/Misc.70，1999.

[39] Edwards, Sebastian. Capital mobility, capital control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2：249-260.

[40] Johnston, Barry R.. Sequencing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s and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IMF Policy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98/8,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8.

[41] Ishii, Shogo, and Karl Habermeier.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Sector Stability, IMF Occasional Paper 211,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2.

[42] Nsouli, Saleh M., Mounir Rached, and Norbert Funke.The speed of adjustment and the sequencing of economic reforms: Issues ahd guidelines for policymakers, IMF Working Paper wp/02/13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