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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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學的概念范文第1篇
毋庸置疑，行政管理學概念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的邏輯關系的，但這些概念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邏輯關系并沒有引起學界太多的關注與思考。一個表面現象就是：當前的行政管理學領域的研究范式不夠規范，沒有嚴格地按照這些概念本來的邏輯關系標準進行研究，使得概念所包含的內容相互交叉，給人一種雜亂的感覺，因而人為地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因此，行政管理學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已經成為行政管理學研究領域值得探索的一個新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若干經典行政管理學概念的邏輯分析，厘清其內涵、外延，明確這些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為更好地研究行政管理學夯實基礎。
一、何謂經典行政管理學
在古代漢語中，“經典”的涵義主要有兩個。一指經書。如《后漢書.孫寶傳》中有“周公大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后漢書.朱佑傳》中“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經典。”《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傳》中“自今以后，群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二指宗教典籍。如在《無量壽經.上》中的“菩薩經典，究暢要妙”。《法華經.序品》中的“圣主師子，演說經典，微妙第一”。唐朝白居易《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中的“佛涅槃后，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眾生俱”。在現代漢語中，其涵義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經書和宗教典籍這兩種了，它的含義被進一步拓展，其包容面也越來越大，本文中的經典一詞特指權威的、發展比較完整的、業已成型的意思。
眾所周知，任何一個學科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都會產生一些被人們尊稱為“經典”的著作和“經典”的概念，行政管理學也不例外。自從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發表標志著行政管理學誕生的《行政學之研究》以來，到今天為止，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行政管理學的研究范圍被后來的研究者不斷拓寬，其主題也不斷豐富，研究方法也逐步趨于完善，因此，學科理論正逐步走向成熟。在它百余年的發展演變歷程中，行政管理學產生了大量的概念，其中不乏對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起重要作用或具有持久影響力的概念，它們為行政管理學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社會的進步提供了巨大的前進動力。北大學者張國慶認為，行政管理學“從世界范圍內學科研究的主體特征上初步分析，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發展，或許可以成為重建或革新行政研究時期。其具體的理論內容，則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和總結。”以張國慶的論述為依據，我們把經典行政管理學概念界定為從1887年到20世紀90年代產生的，對行政管理學的形成和發展起重要作用或具有持久影響力的基本概念，這些比較完整的、有代表性、有影響力并且業已成型的概念便是行政管理學的“經典”概念。具體是指：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行政、行政環境、行政職能、行政權力、行政組織、人事行政、行政領導、行政立法、行政文化、行政決策、行政實施、行政方法、行政效率、機關管理、行政行為、行政責任等概念。
二、經典行政管理學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
客觀事物之間有著一種最普遍的聯系，即同異關系，這種關系反映在人們的思維中就形成了概念之間在外延方面的關系。概念的外延是反映一個類，根據外延有無重合之處，概念間的關系可分為相容關系與不相容關系。這種事物的固有的內在屬性對行政管理學概念也不例外。
1.概念間的相容關系。在邏輯學中，概念間的相容關系是指兩個以上至少有一部分外延重合的概念之間的關系。其重合可分為完全重合與部分重合，因此，概念的相容關系又可進一步細分為全同關系、屬種關系、交叉關系。
（1）全同關系。所謂全同關系也叫同一關系，就是兩個以上概念的外延完全重合。在行政管理學中，我們常說的公共行政、行政管理、行政這三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就是全同關系。從行政管理學的發展歷史可以清楚的看到，行政其實是一個外來詞，和它相對應的英語是“Administration”，我們通常把這個詞譯成“行政”或“公共行政”。而行政管理一詞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時管理學在我國剛剛興起，人們通常把政府行政機關的管理活動寬泛地稱為行政管理，這種提法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產物。當前，隨著行政管理學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公共行政學術界與國外有關學術界的接觸也日趨增加，很多學者就把行政管理學改作公共行政，以還原這個概念的本來面目。但是，不管稱為公共行政還是稱為行政管理，它都表示“國家行政機關依法管理社會公共事物的活動”的涵義。因此，非常明顯，這三個概念的邏輯關系是同一關系。
（2）屬種關系。所謂概念間的屬種關系，就是一個概念的外延完全包含在另一個概念的外延之中，并且僅僅為另一個概念外延的一部分。外延大的叫屬概念，或稱上位概念，外延小的叫種概念，或稱下位概念。屬種關系又可分為真包含關系和真包含于關系。屬概念包含種概念，稱為真包含關系；種概念被屬概念所包含，稱為真包含于關系。在行政管理學的概念中，有很多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是屬種關系。
一方面，行政環境真包含行政文化。關于行政環境和行政文化的界定，盡管國內學術界對此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基本上是大同小異。所謂行政環境一般是指“直接或間接作用或影響行政管理主體及其活動過程、活動方式的外部要素的總和。”行政文化一般是指“行政體系中的成員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所形成的對行政活動的態度、情感、價值觀和信仰。”也就是說，行政環境是直接或間接作用或影響行政主體的外部要素的總和，而行政文化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一些信仰，它對行政管理的主體產生間接或直接的影響。因此，從以上概念不難看出，行政文化是行政環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真包含關系。
另一方面，行政行為真包含行政立法、行政決策、行政實施、機關管理、行政領導、人事行政。從邏輯學上看，行政行為真包含行政立法。一般認為行政立法是指“行政機關依法在職權范圍內制定、修改、廢止有關國家行政管理的法律規范文件的行為。”[4]行政決策是指“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可能采取的行動或不行動的方案中做出的行為。”在邏輯中，這是一種典型的“屬加種差”的下定義的方法。從以上定義中不難發現，它們鄰近的屬概念就是行政行為。
行政行為真包含行政實施，因為行政實施一般是指“從行政決策一經形成或最后批準起，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貫徹決策，實現決策的全部活動或整個過程。”這個概念是描述性概念，從概念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行政實施就是行政行為的一種，它們之間具有真包含關系是勿庸置疑的。
而機關管理是指“機關本身，即辦公地點的管理，這包括合理地安排機關的辦公處所，配置合適的設備，保持優美的工作環境以及系統地處理公文和案卷。”定義中明確指出機關管理就是機關本身也就是辦公地點的管理，機關本身屬于行政機構，非常明顯，機關管理是行政行為的一種。同理，行政領導一般是指“領導者在特定的結構中依靠其綜合影響力的運用和擴展，通過示范、說明、命令等途徑，動員下屬實現群體目標的過程。”人事行政一般是指“領導者在特定的人事部門通過一系列的法規、制度和措施對政府公務員所實施的管理活動，它包括對公務員的錄用、考核、培訓、交流、回避、工資、福利、保險等進行處理。”在邏輯中，這些定義都是語詞定義方法，確切地講就是說明的語詞定義。所謂說明的語詞定義，就是解釋、說明語詞已確定的意義。從這些定義所描述的內容來看，這些定義所描述的就是一種行政行為。所以，筆者認為，從邏輯上講，以上所分析的概念與行政行為之間的邏輯關系是真包含的關系。
2.概念間的不相容關系。概念間的不相容關系，就是概念與概念之間在外延上沒有任何重合的部分。例如，“歷史學家”與“非歷史學家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這種不相容關系，也叫全異關系。全異關系又可分為矛盾關系和反對關系。
（1）矛盾關系。矛盾關系是指如果兩個概念的外延完全不同，其外延之和等于其屬概念的外延，并且其中一個概念的內涵是以否定另一個概念的內涵所構成，那么，這種概念間的關系就叫做矛盾關系。行政環境與行政管理之間的關系就是矛盾關系。行政環境是直接或間接作用或影響行政管理主體及其活動過程、活動方式的外部要素的總和。行政管理是國家行政機關依法管理社會公共事物的活動。它們一個是外部的關系總和，一個是內部的關系總和，中間既沒有交叉，又不是屬種關系，它們是一種典型的全異關系。
（2）反對關系。反對關系就是如果兩個概念之間外延完全不同，而且內涵方面各有不同的肯定，那么它們之間為反對關系。一般說來，具有反對關系的種概念，外延之和小于屬概念的外延。
行政決策與行政實施之間是反對關系。如上所述，行政決策是指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可能采取的行動或不行動的方案中做出的行為；行政實施是指從行政決策一經形成或最后批準起，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貫徹決策，實現決策的全部活動或整個過程。行政決策是行政實施的前提。它們都屬于行政行為，但是在內涵方面卻有著確定的不同的肯定，因此，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明顯的反對關系。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得出行政行為、行政組織、行政權力、行政方法、行政效率這幾個概念兩兩之間是反對關系，行政實施、行政決策、行政責任幾個概念兩兩之間是反對關系，行政立法、行政改革、人事行政和機關管理幾個概念兩兩之間也是反對關系。
三、經典行政管理學概念的邏輯分析的應用
通過上面的分析，筆者認為，在行政管理學研究范式的建立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和行政盡管其外延不同，但是它們的內涵卻是一致的。因此，為了使行政管理學的研究更加規范，筆者建議，最好去掉其他的稱呼，只保留一個，以避免造成無謂的混亂。
其次，公共行政和行政環境是矛盾關系。在建立公共行政學研究范式的時候，筆者建議，應該首先將其分為公共行政和行政環境兩部分，然后把所有的其他的概念歸入這兩類中，然后在這兩部分中分別論述各自包含的內容。
第三，行政文化真包含于行政環境。在一些關于公共行政的著作中，往往把行政文化和行政環境作為不同的兩部分分開論述，這在邏輯上不盡合理，建議把它們放在同一部分中論述，以便使它們的邏輯關系更加清晰。
第四，在行政管理中可以發現，行政行為、行政組織、行政權力、行政方法和行政效率是反對關系，建議把行政管理的論述分為五部分。
第五，行政行為包含行政決策、行政實施和行政責任三部分。其中，行政實施又包含行政立法(；關于行政立法這個范疇，在傳統行政國家，它是與行政管理和行政環境并列的，這也反應了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即行政立法的不完善和行政立法對于當時社會的重要性。在現代行政國家，行政立法已經歸屬于行政管理中的行政行為范疇，在本文中，我們把它歸于行政行為的范疇）、機關管理、行政改革和人事行政四個方面。其中人事行政還包含行政領導。
行政學的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專業學習共同體；教師效能；教師專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05-0094-02
在過去，研究者了解了大量關于如何改進個別學校的案例，但國際教育工作者面臨的主要挑戰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何努力維持改進，以及使得這種改進貫穿于整個教育系統。學習不再是個人的學習。整個學校共同體的工作和學習需要共同來承擔責任，找到最好的方法來提高青少年的學習。盡管專業學習共同體對改進學校有積極影響，但對學校有效的專業學習共同體的了解，以及研究它們的存在、操作和效果依然處在相對早期的發展階段。如何創建和維持有效的專業學習共同體是研究之重點，但對專業學習共同體概念闡釋及有效性表征的論述是研究之起點。
一、定義“專業學習共同體”
專業學習共同體沒有一個通用的定義。不同背景下對專業學習共同體的解釋是不同的，但有其廣泛的國際共識，即一群人通過持續的、反思的、協作的、包容的、以學為本、促進成長的方式共享和批判反思他們的實踐，并且作為一個集體企業來經營。霍德把過程與預期結果融入到“學習者的專業共同體”中作為一個整體，認為：在專業學習共同體中，學校的教師和管理人員不斷尋求和分享學習，并作用于他們的學習。他們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學生的利益而提高教師作為專業人士的有效性[1]。因此，這種安排也可被稱為共同體的不斷探索和改進。因此，這個概念使得人們關注于學校可以從內外部方面促使教師之間的相互提高、促進學生的學習以及學校的發展。
1.概念的發展。專業學習共同體的概念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來源。在某種層面上，它與調查、反思和學校的自我評估概念相聯系。上世紀早期的教育工作者已經明顯地提出了某些關鍵特征：教育實踐提供了數據、主題，并以此形成探究的問題；教師應該是學校和課堂研究人員在課程開發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部分。從歐美上世紀70年代的校本課程開發運動開始，一系列的項目和活動出現在“思維學校”，“問題解決學校”以及“創新學校”。后來，在20世紀80年代，轉移到學校的自我檢討或自我反思。“專業學習共同體”是在教師職業和學校工作中所出現的術語。例如，霍德所引用的“學習共同體”是與通過共同體服務，信息通訊技術和其他共同體學習的學習相關的[2]。相比之下，開始于1980年的“專業共同體”主體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為了教學而作為中介的學校和部門。學校之間顯著的差異來自于學校自身的優勢還是其專業共同體。由此表明，即使在同一地區的同水平的教育部門下，教師的創新性和學習機會也是存在差異的。在專業共同體的發展框架中，要強調我們的信念，如果沒有為教師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及參與工作的良好環境，就不能期望教師專注于提高自己的能力以至于更有效地教授學生。“專業學習共同體”術語表明了我們的興趣不僅僅是師資共享的獨立行為，而且是建立一個全校性的、協作的、包容的、真實的、持續的文化，并專注于嚴格檢驗實踐以提高學生的成果。教師課堂外的活動與教師自身對學校建設、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的影響是同等重要的。
2.分解概念。出現于“專業”和“共同體”之間的詞語“學習”，并不是沒有意義的。教師的工作場所是關于學習的特定研究，研究的主要重點是教學以及其對學生成績的影響，區分“學習豐富”與“學習貧乏”學校。并不是所有專業共同體對有利的改變或改善都具有指導作用，因為擁有雄厚師資學校的專業文化或是“傳統共同體”（傾向于工作協調，注重傳統），或是“教師學習共同體”（教師合作去改造實踐并分享專業成長）。核心概念是共同體。其重點不僅僅是關注個體教師專業學習，而且是關注同一共同體范圍內的專業學習，即學習者共同體和集體學習的概念。韋斯特海默根據當論家對共同體的探索，強調了最常用的五個特點：共同的信念和理解；互動和參與；相互依存；關注個人和少數人的意見（共同體成員共享利益和彼此承諾，并不總是“同意”）；有意義的關系。學校共同體概念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懷滲透到教師、學生和學校領導的生命中[3]。共同體重點強調相互支持的關系和發展共同的規范和價值觀，聚焦于專業人士與專業精神，是對知識和技能的獲取，是面向客戶和專業自主的。學校積極建立專業合作文化，應該把關注點從關注個體（如績效工資、職業階梯等）轉變到發展學校（如專業學習共同體）。共同體的包容性應該包括學校的所有工作人員，應是全校性的學習共同體，較為成熟的專業學習共同體應包括學校內所有利益相關者。
二、專業學習共同體的有效性表征
行政學的概念范文第3篇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行政學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西行政學；方法論；現狀；建設；發展
中圖分類號：D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2-0105-02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恢復對行政學的研究，至今已經歷20多年的學科建設，取得了諸多進展與成績。但是也應認識到，與西方國家先進理論相比，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一、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現狀
（一）研究方法較為滯后
對于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理論的發展來說，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學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雖然我國一些學者已經引入了多元化研究模式，但是研究方法普遍落后，如原則原理推導法、總結經驗法等等，集中表現為靜態化、定性化的分析行政現象，而沒有意識到動態分析的重要意義。可見，我國有關行政學的研究方法論建設集中停留在初級發展階段。很多研究主題尚未存在文獻評估，也沒有明確的研究目標或方向，深入研究的力度遠遠不足。當前，很多非實證性的研究取向也沒有遵循批判研究、詮釋研究等方法，嚴重影響了中國行政學的研究質量，在知識增長方面沒能發揮作用。
（二）路徑依賴現象嚴重
所謂“路徑依賴”，主要是行政學者過于習慣或者依賴某種特定的方法，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而靈活選擇，同時方法論的創新意識與能力不強。尤其對于一些非專業出身的行政學家來說，路徑依賴現象更為嚴重。由于他們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受過任何系統性的方法論訓練，沒能有意識地吸收新觀念、改變研究方法等[1]。例如，研究哲學的學者多用哲學觀念、思辨色彩來探討行政學問題；研究歷史的學者則采取文獻分析、歷史分析等方法來探討行政學問題。雖然這些方法也存在一定優勢，但是過于狹隘，將觀念禁錮在某個角度，顯然不利于方法論的全面建設與發展。另外，還有一些導師習慣了自己所用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也會將其傳遞給自己的學生，進而形成導師與弟子的方法論繼承，也是路徑依賴的一種形式。
（三）方法論研究有待強化
一方面，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作用，我國有關行政性的整體研究較為滯后，尤其在各種學術刊物中，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研究的論文相對較少，專著更是十分鮮見。大多機構沒有將行政學方法論作為專門的研究課題。當前，行政學方法論的滯后已成為制約行政學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需引起足夠重視。另一方面，以我國當前行政學界的研究重點與方向來看，有關方法論的訓練非常匱乏；相關研究學者普遍存在創新意識、創新能力不足現象，這也在一定角度反映出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創新力度不足問題。但是若想實現方法論的創新與探索，就必須進行大量的實踐與試驗，這就涉及到經費的支持問題；例如，在一些實證研究工作中，必須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與時間，如果缺少了經費的支持，研究活動無從談起[2]。
二、西方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分析
（一）多元化的研究模式與途徑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歷程中，提出了多元化、多渠道的研究方法，并逐漸完善、成熟，形成一道體系。在西方行政學中，主要集中在詮釋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與批判性研究三大模式下，并且不同的模式對應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結合目標、邏輯等不同實行優化選擇。以研究角度、研究渠道來看，由于公共行政具有一定復雜性，如果僅有單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遠遠不足，一般需要政治、法律、管理三大角度為著眼點，對公共行政提出不同的認識與見解，并且不同的途徑存在不同的價值與觀念，彼此之間存在沖突和矛盾[3]。除了三大主要角度以外，心理學、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也是可供選擇的視角。從西方行政學的整體發展來看，多種研究視角、研究途徑給我國帶來深刻啟示。
（二）激烈的方法論討論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中，各種矛盾、沖突及爭論屢屢存在，而對學科研究方法的討論與反思則是一個熱門性話題。經過長期的反思與探討，一些西方行政學者逐漸意識到，行政學的合法性危機實際上也是方法論面臨的危機，也就是當前行政學研究過程中過于關注研究方法、工具理性方法等，難以對公共行政產生系統性、完整性的認識。從公共行政領域來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奠定在工具理性思維的基礎上，但是很多學者也開始批判過度張揚的工具理性研究行為。另外，在大多數理論研究過程中，涉及到問題描述和變量識別問題，那么將公共行政研究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比較，顯然存在一些不足，這就提醒學者應更多地關注核心議題，爭取更多制度、政策的支持，優化研究方法[4]。
（三）注重方法論的訓練
與我國長期忽略行政學方法論的情況比較，西方行政系在方法論教育與訓練領域做出了較大努力。當前，西方國家已經關注到科學方法是開展一切學科研究的基礎所在，因此在行政學教育專業中開設了有關方法論的研究課程，如行政學的高級學位教育中，方法論教學占據重要位置。另外，在西方行政學的培訓過程中，除了關注研究方法以外，對行政管理的實踐能力、技巧、方法也非常重視。以美國為例，較為關注學生對問題的分析能力，教授系統性的思維方法、管理方法、分析技能、決策技巧等。
三、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借鑒西方觀念的幾點建議
（一）深入探討行政學研究方法論
以我國當前方法論滯后的實際情況來看，與研究方法的滯后存有必然聯系。結合西方行政學的發展經驗，我國必須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資深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提高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的層次與質量。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的深入研究，普遍存在于行政學研究的后期階段，在學科知識增長、理論進步方面起到積極作用[5]。實際上，這也是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的“關照”或哲學性研究。那么研究行政學方法論的具體方法，不能僅停留在表面階段，更要以哲學角度為出發點，對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具體方法、原則進行探討。
為了更好地踐行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必須采取一定的發展策略，分析如下：其一，鼓勵專業的行政學教師或者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建設，并發表學術論文；其二，在各個學術期刊中開設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專欄，為專家學者提供交流的空間與陣地；其三，各級機構應加強重視程度與支持力度，在行政學方法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鼓勵出版行政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的著作與研究成果；其四，組織各級學者召開相關研討會，發揮集體的力量，共同促進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與發展[6，7]。
（二）以“中國特色”為出發點
以我國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現狀來看，若想實現長遠性的研究目標，仍需從多方面作出努力。結合我國發展實際情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研究體系，必須從行政學研究方法論角度為著眼點，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建設：首先，在方法論體系的最高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方法理論思考，也就是行政學研究的基礎與“元理論”，以宏觀角度落實行政學研究方法建設的目標，有針對性地選擇指導方法，逐漸構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論與研究技術體系，對行政學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8]；其次，在方法論體系的中間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思考。實際上，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涉及到諸多方面，結合各種劃分標準，可以對研究方法進行分類，根據不同情況而優化選擇；再次，在方法論的最底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技術的分析。也就是研究行政學過程中涉及的具體資料、方法與手段等，如問卷調查、抽樣分析，這些都在行政學研究中起到積極作用。
（三）加大方法論的訓練力度
從西方行政學的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加強對方法論的教育與訓練，是行政學研究的重要方向，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的成功經驗。為了改善我國在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方法、觀念等方面的滯后現象，必須通過教育手段進行優化，貫穿全新思路與方法。當前，我國以本科、碩士及博士的多層次學歷教育體系為主，但是無論是哪一階段，都缺少對方法論的系統教育；再加上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落后于西方國家，缺乏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論體系，那么就需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方法，如研究模型、分析軟件等，都應在行政學教育中起到作用。
若想真正掌握方法并自覺運用，需要一個不懈努力、長期積累的過程。因此在行政學的本科階段就應開始著手訓練方法論，開展具體化的方法論教育與訓練工作，結合專業領域的發展方向，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升技能與方法，為學生今后就業或深造奠定基礎，同時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發揮終身教育的作用；在碩士或博士階段，除了基本的方法訓練之外，更要開展反思性校驗，也就是對方法進行審視，并自覺地運用到實際中。
總之，我國已經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的重要程度，客觀分析當前存在的問題與缺陷，積極借鑒西方先進的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經驗，指導我國體系的建成并形成“中國特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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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雪華，李凱.倫理本位與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學之價值取向[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9（1）.
〔5〕程倩.論中西學術交匯中的服務行政理論研究[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5（4）.
〔6〕何亮.中西融通：近代維新先驅陳熾的教育觀[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
行政學的概念范文第5篇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D.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M.Gaus。其追隨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在公共部門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如何選擇屬于公共、私人領域抑或公私混合領域，以及如何執行等問題的思考。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沒有純粹的公共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私人組織，構成了所謂的“模糊狀態”。公共與私人邊界移位使我們必須對傳統公共部門原則進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資源配置問題、分配問題、所有制問題、官僚制問題等。公共部門管理創新，運用私人部門管理來提高效率、提高更優質的服務，這樣可以減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減少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