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影響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政治文化的影響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政治文化的影響范文第1篇
20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發生了“范式”轉換，即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向了文學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來，論述權力、歷史、意識形態、文學研究的‘慣例’，階級斗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男人女人在社會上的真實生活情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我們還可以重新問關于文學在人生中和社會里的用途這類實用主義問題。文學理論的關鍵詞不再是傳統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審美”、“價值”、“經驗”和“作品有機體”，而是“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身份/認同”、“主置”、“他者”和“機構。以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評、生態批評、散居族裔批評乃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為主體的當代西方文論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都超出了純粹“文學的”范疇，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顛覆性、解構性、公共性而強化了文學理論的政治言說維度。對此，拉曼•塞爾登等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對一切話語形式的重新解釋和調整，成了激進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研究和理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多少有點意義的再現形式。，文學理論成為“文化政治”的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一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實質，進人“后現代”時期的20世紀西方文論的確大規模地走向了“理論化”，走向了“政治化”。陸貴山先生指出:“正當中國新時期的某些學人著意淡化和消解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時候，當代西方社會卻掀起了這樣那樣的論述文藝和政治關系的熱潮。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文化政治與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國內文藝學界為人所知離不開兩位海外華人學者的引介和推廣。一是謝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涉及到詹姆遜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遜在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爭來抵消舊的階級戰爭，這不僅因為文化始終是階級斗爭的場所，而更重要的是，在當代的消費社會里，文化是階級斗爭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場所。謝少波認為，這是一種“新葛蘭西式的反霸權政治”，也是對后現代微觀政治的修正。二是張旭東，他是從意義建構的角度來理解文化政治的，認為文化是一個“意義生成結構，人依賴于這個意義結構來組織個人和集體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問文化的社會政治內涵和價值取向也就是追間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關系。但此書并不以文學理論為論述對象，而著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劉象愚等人譯介的弗蘭西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倒是對國內的西方文論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馬爾赫恩認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義將文化超越于政治的傳統看法，發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遠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驗，它本身已經是政治的了。‘川孫盛濤的《政治與美學的變奏:西方文藝基本問題研究》將西方從“階級意識”向“文化政治”的轉向追溯到盧卡奇和葛蘭西，依據就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這種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開通向美學的道路，使政治與美學的關聯納人文化研究領域的思想大平臺，政治與美學的關聯更加細密而自然。馮憲光的《在革命與藝術之間:二十世紀國外政治學文藝理論研究》也引用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但他認為，正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后的后現代時期，西方的文學批評才提出了“文化政治”問題。從“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論的著作還包括:陳永國的《文化的政治闡釋學:后現代語境中的詹姆遜》、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學: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研究》、吳瓊的《走向一種辯證批評:詹姆遜文化政治詩學研究》、趙國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并未關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論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沒有達成一致。
當然，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從總體上注意到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特征。童慶炳等人對文化研究影響下的西方文論政治化問題，有兩點概括和擔憂:一是它們的“反詩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讓文學理論面臨‘為政治服務’的痛苦記憶”。文化研究學者陶東風認為，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有著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價值立場，“這就是突出的政治學旨趣、跨學科方法、實踐性品格、邊緣化立場與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評是一種‘文本的政治學’，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以及文本所隱藏的文化一權力關系，它基本上是伊格爾頓所說的‘政治批評’。他還注意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少數族裔理論、生態理論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論的繁榮，正是文化政治賜予文學理論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結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關鍵詞》一書為“文化政治”概念編寫了一個簡短的釋義，認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權力關系，具體包括性別政治、陽性政治、視覺政治、同性戀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等類別，所以，批評、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身份研究、性別研究等批評理論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點。周憲也撰文指出，當代西方文論從文學理論轉向“理論”，也就是從純學術向“學術政治”的轉變，其結果是將傳統的人文主義、審美主義文論還原為意識形態的建構物，把任何文學研究都看作是“理論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將文化政治文論形態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第三次轉型”這一說法是否符合國情還值得商榷③，但他認為文化政治一維的加人對于面臨全新語境的文學理論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實際。本文認為，以上對文化政治文論的概括性論述大部分是正確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現狀的不足
總的看來，到目前為止，文化政治對文藝理論和文學藝術領域的影響研究在國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與西方文論關系的研究在國內有所展開，但是，尚存在以下幾點缺陷:
1.因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內涵非常豐富、復雜，文藝學甚至政治學界至今都沒有對其做出一個清晰的梳理，運用起來相當隨意和混亂，這必然會影響對文論政治化問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政治文化的影響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大眾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指導
一、 大眾文化的界定
對于大眾文化的界定，首先應該看到，今天所說的大眾文化與20世紀下半葉我國常用語“人民大眾的文化”已經有了明顯的不同。“人民大眾的文化”主要是一個政治術語，用來指代表人口絕大多數的作為歷史主體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而今天所說的大眾文化則是一個文化術語，并且是在中性意義上使用的，主要是指一種由大眾媒介傳播的都市文化產業與公眾日常消費文化形態。大眾文化這個術語產生于西方，但對大眾文化的定義還沒有定論。大眾文化一詞究竟是用“mass culture”還是用“popular culture”去表述，至今缺乏公認合理的見解。但這兩種用法各有其合理性，很難認定其中某一種為正確。同時它們之間在實際運用中還常常相互交叉、滲透，缺乏明顯的界限。這一點本身就表明，大眾文化現象歷來交織著不同文化價值觀以及爭論，無論否定性還是肯定性用法，都傳達出這一現象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對此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鄒廣文的“從本質上說，大眾文化產生于現代工業社會背景下，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一種市民文化”；張如倫認為“大眾文化是大眾社會的文化”；孟繁華指出“大眾文化是一種幻覺文化”。本世紀初大眾文化研究學者金民卿在借鑒他人的基礎上從文化和大眾這兩個構成大眾文化的基本要素進行分析，得出比較成熟的大眾文化概念，他認為“大眾文化是反映工業化技術和商品市場條件下大眾日常生活、在社會大眾中廣泛傳播、適應社會大眾文化品位，為大眾所接受和參與的精神創造性活動及其成果。”
二、大眾文化的影響以及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
（一）大眾文化的積極影響
大眾文化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作為社會轉型時期的產物，大眾文化的興起和發展，改變了過去單一單調的文化生活狀況，把文化融入到市場經濟的總體格局中，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等級制，使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成為了現代社會文化的類型概念，使得獨斷性文化開始轉向平等性文化，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大眾傳媒平等地消費一切可能的文化成果，人們可以從大眾文化中及時得到各種知識、信息，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發展了能力。
其次，大眾文化培養了人們的開放心態和民主意識。這種民主化不僅表現在普通大眾對社會文化資源共享得到真正地實現，更主要地表現在大眾文化對社會文化層面上不斷地增加發言權，空乏的文化承諾被實實在在的世俗文化生活所代替。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現代傳媒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大眾文化成為引導人們走出區域文化的“領路人”，幫助人們超越狹隘的鄉土意識和陳舊的社會心理，將自身置于一個與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新環境，通過大眾文化來分享世界各種文化的成果，逐步形成和擁有現代化的開放心態。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尤其是企業體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人們的工作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的積極性被空前地調動和發揮出來，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文化不僅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間和文化領域上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且推動了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進程。
再次，大眾文化賦予人們積極的主體意識。改革開放對人們的生活觀念、價值標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禁區被打破，人們的生活環境越來越寬松和諧，而大眾文化的興起使這一局面進一步擴大，大眾文化張揚個性解放，這為人們的個性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賦予了人們積極的主體意識，使人們呈現出具有時代特色的理性精神“自主、自立、自信、自強”，這種新理性精神適應了現代社會生存競爭的需要，有利于發揮當代人們的創造性和開拓精神。
（二）大眾文化的消極影響
同時大眾文化對人們也產生了消極影響，中國當代社會的變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多個層面，各個層面的變革又相互纏繞和滲透，形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復雜形勢。作為社會歷史特定的產物，大眾文化在獲得歷史合理性，對我國社會發展起促進作用的同時，也由于其市場特質，產生了許多消極的影響。首先，大眾文化導致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的庸俗化。大眾文化的市場特質，決定了其在迎合大眾消費需求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以固定化的消費模式把自身推向平庸低俗，同時也把大眾推向平庸低俗。表面上，人們可以通過對大眾文化產品的消費獲得極大的滿足，但實際上，在消費過程結束后，往往又陷入新一輪的空虛，從而使他們在沉浸于感官體驗的過程中日益世俗化、低俗化和感性化，并表現為行為上的功利性。以致于有人借用在西方曾一度流行的“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頹廢的一代”，“壞疑的一代”等說法來指稱國內的一些人。其次誘發了人們“異化”的行為方式，大眾文化包含了大量非理性成分，倡導張揚個性，釋放沖動，因此，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極易造成個體行為的偏激和社會公共秩序的混亂。受大眾文化的影響，人們在審美價值取向上呈現感性化、世俗化的傾向。大眾文化對影像化的追求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們更注重對文化的直觀體驗而將“思”的意義放逐，從而導致他們的審美取向呈現感性化的特征。同時，大眾文化對感性化與媚俗化的追求，也導致了人們審美趣味的世俗化和低俗化。通俗淺薄言情的文學作品在人們當中廣為流行，通俗歌曲、流行音樂成為主要的娛樂消遣。
（三）大眾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之間的關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黨的政治優勢，市場經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而大眾文化又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所以在轉型期，迫切要求三者的有機結合。黨的政治優勢、市場機制與大眾文化雖屬不同的領域，但三者的關系決不是背離的，三者的結合具有客觀現實性。從客觀上說，黨的優勢與市場機制具有目標的共同性、手段的互補性、利益的一致性。從現實性上講，黨的政治優勢有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市場機制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結合。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手段。因此，大眾文化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必然與思想政治教育之間產生關系。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向人們傳輸符合我國社會發展的價值觀以及相應的法律、道德規范等，以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向著社會主義要求的方向發展。而文化主要是由符號和語言、價值觀、規范、物質產品等因素構成。可見，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再次，大眾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有著共同的使命就是教育人，引導人，這種功能性的統一也必然使兩者發生聯系。“思想觀念的改變能夠帶來強大的生活實踐性力量，更能釋放出強勁的文化創造力”金民卿的這句話也更好地說明了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同時由于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暫時不能完全適應市場機制運行的特點，二者的磨合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其中出現的種種偏差、迷茫和困惑確實難以避免，由此大眾文化既有其積極影響又有其消極方面。
三、大眾文化影響下如何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所謂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針對人的思想意識的活動，是在思想意識上建立基本的秩序，形成個體精神與國家核心價值觀念的內外統一的活動。它以人的思想為工作對象，以了解人的思想、轉變人的思想、統一人的思想，為其工作的主要目標，其根本特征是其意識形態性。它的這種意識形態性，決定其在本質上要求以社會成員的思想意識統一到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為工作目標，以個人利益目標服從國家、集體、組織利益要求為工作的基本職責，以凝聚各種精神力量，實現黨和國家的根本意志為其工作宗旨。這種具有特殊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對一致性和統一性要求非常明確，而大眾文化的多元價值觀必然與其發生沖突。面對這種沖突我們應該從以下方面進行彌合。
（一）以先進文化指導我國大眾文化的發展
“任何一種文化其價值不僅在于展現人類歷史過程中的生存狀態，而在于它始終在一人生的選擇”。大眾文化以其娛樂性、流行性和大眾參與性接近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大眾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消閑和娛樂，但也不能遠離道德，放棄“教化”的責任。應該給大眾文化注入人文精神，使其承擔起提升大眾審美情趣和道德理性的“教化”義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大眾文化應以主流文化為價值導向，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主流文化也應借助大眾文化媒體或形式，尋求在現代文化背景下傳播的更廣泛的空間。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師在課堂上宣傳奉獻精神，首先要從理論上說明什么是奉獻精神，然后要介紹奉獻精神的發展演變過程，還要聯系現實生活說明為什么要提倡奉獻精神，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學生接受奉獻精神這種思想。優秀的大眾文化作品則不同，如電視劇《亮劍》、《士兵突擊》，通過許多感人的畫面贊頌了英雄們革命的一生，盡管一切看似那么平凡，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故事，平凡的語言，然而正是這種平凡帶給我們一種強烈的震憾，讓我們每一位觀看者都經歷了一次心靈精神的洗禮。大眾文化在傳播類的藝術作品時，其感染力和滲透力，確實是其他教育形式無法達到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將人們從繁重的勞動和學習中解放出來，是大眾文化所提拱的精神食糧豐富了人們的業余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社會學家奧古斯德所說：“閑暇是最重要的社會制度。”通過對大眾文化的追隨、參與，使青少年業余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從而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從而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
（二）通過大眾文化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
文化生活是世俗生活的組成部分，人民正是在豐富的文化生活中，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時代精神也正是通過文化生活的熏陶教化才能成為個體的意義世界。“大眾文化由于商業化的運作方式，具有巨大的數量和廣博的傳播途徑，大量地傳播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當中，對社會大眾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力。”轉型期的大眾文化由于受世俗生活和商業原則的雙重要求，表現出明顯的世俗商業化傾向。這種世俗商業化傾向既使個體從神圣化的社會理想中解放出來，使每個個體得以回歸到真實的現實生活中來，所以以大眾文化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載體，有利于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滲透力和可接受性，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廣泛實現。大眾文化具有滲透性強，影響持久以及形象、生動、直觀等特點。將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大眾文化當中，會使思想政治教育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同時，思想政治教育就能更好地產生“潤物細無聲”的作用，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其內容的熏染。當然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要充分調動大眾文化內蘊的積極因素，以正確的價值導向引導大眾文化的發展，推動大眾文化向健康理性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要通過弘揚主導文化所倡導的價值觀念來消解大眾文化對人們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要規范大眾文化的發展，提升大眾文化的品位，打擊各種不健康的、低俗的、黃色的文化對人們的腐蝕與誘導，從而在全社會為人們構建一個積極向上、健康理性的社會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1］ 林雪紅：《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特質》，甘肅農業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政治文化的影響范文第3篇
引 言
圣經文化即與《圣經》和基督教有關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現象，包括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各個方面。《圣經》與圣經文化對美國社會精神文明的影響已遠遠不只在宗教領域，更是深入到價值觀、內政和外交等諸多方面。
董小川教授在《20世紀美國宗教與政治》一書中把宗教在美國的社會地位歸結為：從社會政治出發，宗教是美國國家的意識形態；從宗教的社會價值出發，宗教是美國政治生活的添加劑；從民族精神出發，宗教是美國事業的精神支柱。而在美國諸多宗教中，基督教和《圣經》所起的作用已遠遠超過其它宗教的影響，這就是圣經文化在美國社會中的特殊政治地位。
1.0 圣經文化與美國建國
16世紀的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派剝去了不平等思想的宗教的合法外衣，為新教創造了社會心理條件，促進了致富的競爭，加速了資產階級關系的發展。與此同時，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認為人世間的幸福就是實踐“福音書”中的教誨。改革的目的則是建立一個人間的上帝之國，用“長老制”來管理政教合一的城市共和國。這種長老制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受到資本主義發展較快的西歐各國的歡迎并廣泛傳播。加爾文宗在英國稱“清教”。
從1620年“五月花”號到達美洲開始。圣經文化就正式開始了對美國的影響。而此前為了預防無政府狀態，由威廉姆·布雷福德發起而簽訂的《五月花公約》實際上是一種教會盟約式的民主協定，它顯示了初來殖民地的移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以及希望政府是來源于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這一愿望。這一公約乃是北美殖民地乃至當今美國政治社會規范的基礎。隨著英國的清教徒為躲避宗教迫害大批來到這里，一位名叫羅杰威廉斯的英國神職人員于1636年創建了羅得島殖民地。他主張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兩大原則，這就為美國的建國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礎。
與文藝復興時期相比。17、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的思想、學說更加系統化。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等已經構成他們心目中“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宏偉藍圖。其中，洛克的分權理論經孟德斯鳩的改造以及美國的實踐，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組織形式。孟德斯鳩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上帝的存在是有好處的”，這就為美國宗教的長期存在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論法的精神》與“三權分立”思想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人民主權說”對杰斐遜和潘恩都給予極大的鼓舞：杰斐遜根據國家起源于契約的理論，認為王權來源于人民的權利，他在《獨立宣言》中發展了洛克的自然權利學說；而潘恩從民主主義立場出發來論述自然權利理論；作為有神論者，他們都將《圣經》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演化為“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的思想對美國影響極大。后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遵循著他們設計的政治藍圖建立和發展而來。
雖然，美國在建國時就已將政教分離寫進憲法，但是宗教始終與美國歷史的進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無論現世主義者如何否認，都否定不了美國這個國家是始于基督教的事實，美國的國民性以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霸權主義皆建立在這個觀念之上。
2.0 圣經文化對美國人價值觀的影響
從新大陸發現后歐洲殖民者越洋奔赴北美大陸并定居起，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就被部分的“移植”過去。從而為以后慢慢形成的美國人的價值觀深深打下了第一個烙印。新教倫理指導下的美國民眾都重視物質成就的追求與獲取，這就促使美國民眾從一開始就在潛移默化中鑄就了他們的實用主義思想。基督教文化不排斥經濟，甚至鼓勵人們通過自我奮斗獲得財富，但從過度的追求“人權”“獨立”開始，圣經文化已為美國民眾悄悄埋下了個人主義的種子。雖然早期清教徒移民的求知和實用精神、拓荒好探險精神等在工業化的推動下逐漸形成整個美利堅民族尊重科學和理性的現代人文傳統，但殖民時代清苦的生活致使人們長期以來喜歡新奇刺激和追求物質享受，于是享樂主義和金錢至上也將成為美國永恒的話題。
3.0 圣經文化對美國內政的影響
政治文化的影響范文第4篇
關鍵詞：拇指文化；大學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拇指文化”是隨著手機媒體的誕生和普及而來的，它已經開始改變并且會越來越影響大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方式。怎樣正確認識“拇指文化”的內涵和特點及其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應當成為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高校大學生普遍關注的問題。
一、“拇指文化”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的挑戰
1.大學生過分依賴“拇指文化”，思想政治不要求進步。手機在給高校大學生提供更為寬廣的認識和發展空間的同時，也對大學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由此許多大學生養成了不良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一方面，在課堂上，用手機發消息聊天、看電子書、玩游戲等打發時間的現象在大學生中并不少見，直接影響了大學生對知識的獲取。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大學生的手機依賴現象也日漸嚴重，很多大學生可以說是“機不離身”，這已經嚴重影響了高校大學生的正常生活。
2.“拇指文化”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導地位。隨著“拇指文化”的發展，大學生在很多時候會比教育者更早、更快、更深地了解前沿信息，這就使得高校大學生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知識依賴程度大幅下降，使教育者的主導地位及工作的權威性受到巨大沖擊，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帶來了“權威危機”。
3.“拇指文化”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復雜性。雖然大學生能利用手機獲取有益、進步的信息，但大量愚昧、有害甚至是違公德的信息和思想也充斥在手機媒體中并泛濫蔓延。高校大學生還未正式進入社會，大多數思想單純，有害信息必然會對他們的鑒別能力和篩選能力帶來嚴峻的挑戰，稍有不慎就會受到手機媒體上有害信息的影響，如果沒有及時有效的引導，他們難免會做出一些不道德的甚至是違法的事情。
二、“拇指文化”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的機遇
1.“拇指文化“的使用主體大眾化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象更加廣泛。由于手機媒體具有便攜的特點，給大學生及時獲取信息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拇指文化”這種新興的教學方法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契合大學生樂于接受新鮮事物這一特點，易于被大學生所接受。只要有手機，受教育者就可以接收到有關教育內容，這無疑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更加廣泛。
2.“拇指文化”創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在“拇指文化”環境下，思想教育工作者可以通過電子書的形式，將與思想政治教育有關的資料加以整合，學生只需要動動手指就可以隨時隨地查閱相關信息。可以說，這些方式都是切實可行的，同時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會只局限于“書本模式”和“課堂模式”中了。
3.“拇指文化”有利于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到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在層層傳遞中難免會有信息滯后和失真的現象，同時信息擴散的范圍和速度也會受到影響。在“拇指文化”環境中，大學生可以通過手機網絡在第一時間獲取最新的資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手機將信息通過多種方式如手機短信、手機微信等形式將教育內容傳達給受教育者，使教育內容更加全面、準確。從“拇指文化”的傳播學意義上來看，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傳播效率和針對性。
三、如何運用“拇指文化”開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高校要積極搭建“拇指文化”背景下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平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充分拓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機傳播平臺，可以利用微信朋友圈、微信公眾號、手機QQ等方式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學校也應作出相應的努力，如對專職思想政治教師進行培訓，讓他們了解、熟悉這種新的教學方法，從而更好地應用于教學中。
2.大學生需要加強自我教育意識，養成良好的手機媒介使用習慣。手機媒體要真正成為能夠幫助大學生成才發展的工具，關鍵還要依靠大學生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大學生要清楚地認識到在手機媒介的使用過程中應該遵守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堅決抵制不良的手機文化，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
總之，“拇指文化”的出現和發展，為當前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平臺和難得的機遇，但也對傳統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手段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高校思想政治教師既要抓住時機，了解其特點，充分發揮其技術優勢，揚長避短；同時也要從中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觀念、新途徑、新方法，使其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
[1]王萍.傳播與生活，中國當代社會手機文化研究[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2]戴靜.手機媒體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及對策研究[D].揚州：揚州大學，2013.
政治文化的影響范文第5篇
關鍵詞：微文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1 微文化的概述
微文化主要是指隨著互聯網盛行而興起的一種網絡潮流，微博的盛行是它形成的開端，并且隨著一系列的網絡微應用的出現而風靡，尤其是在當前年輕人中間更為流行。我們可以簡單的理解為，以網絡、手機、電腦等為載體，利用微信、微博、博客等媒體用戶進行虛擬信息的、交換、反饋，最終影響人們精神和行為的文化生態形式。
2 微文化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的機遇
微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給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發展機遇，促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創新。
（一）“微文化”促進教育形式多樣化
之前新媒體還沒有被廣泛用于課堂教學，老師授課仍舊堅持面對面講授教學，使得教育環境受限，老師不能及時發現和解決學生的問題，最終導致教育效果并不理想。新媒體的應用打破了時空的局限性，教育雙方可以隨時隨地利用微信、微博工具進行文字、圖片、視頻等內容的傳輸，并通過“點贊”“評論”“留言”等互動交流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同時，老師可以針對學生遇到的各方面困難進行線上解答和疏導，及時發現學生思想和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采取解決措施。
（二）“微文化”提升了教育的實效性
雖然“微文化”擴展了教育平臺，使教育雙方打破了時空限制，不僅局限在課堂進行灌輸式教育，利用微信、微博互動也是一種有效的溝通方式。但影響和制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質量的關鍵在于培養師生之間的信任感。“微文化”的交流互動是基于虛擬環境的，在線上交流雙方彼此不可見，這樣大大縮小了人際交往的心理距離，增加學生對老師的信任，更容易傾訴學習生活中的困惑。此外，“微媒體”的使用對老師也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要求教育者需拋棄課堂上單調乏味的理論話語，且熟悉當下流行的網絡用語和表情，活用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新潮語”，激發學生關注社會時事的興趣，提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三）“微文化”幫助教育理論和實踐融合
目前，大學教育鼓勵學生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單純的進行理論灌輸教育已經不能夠滿足社會對于大學生的要求，真正的大學教育需要把學到的理論切實應用到實踐過程中，這種教學模式能夠充分體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與科學性。話雖如此，可真正能將“理論和實踐”融合可沒有這么簡單，傳統的教育方式明顯起不到作用，而微媒體的使用可以將兩者巧妙結合，比如在具體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學生可以把教育內容通過微視頻的形式來進行具體的實踐展示，在鞏固所學知識的基礎上提高實際運用的能力。當然也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微博新聞等途徑，獲取必要的信息資源，從而達到開闊視野、高效學習的目的。
3 微文化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的挑戰
微文化作為信息時代的產物正一步步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在微文化背景下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諸多問題，需要我們關注并加以解決。
（一）“微文化”考驗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養
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有敏銳的媒介洞察力，掌握微時代網絡信息傳播的規律， 及時發現學生興趣的變動。如果教育者不能完全理解“微文化”，熟練使用微媒體，那么就會與學生的思想產生嚴重的脫節，進而無法了解他們內心的真實情感，嚴重影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現在，大學生在使用網絡的時候，創造了許多“網絡流行語”。
（二）“微文化”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權威性
對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教育的權威性和導向性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思想政治理論課一直是黨和國家執政理念主旋律的映射，尤其是在政治觀和道德觀的教育方面，其權威性尤為明顯，保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確方向。但是隨著微文化的盛行，大學生可以通過網絡接受多種多樣的信息，這些信息良莠不齊，不少負面思想間接影響著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學生往往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選擇信息瀏覽，可能會遭到帶有個人主義的思想洗腦。 微時代信息的負面影響常常導致學生產生叛逆心理，從而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了難度。
（三）“微文化”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難度
微文化的盛行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產生極大的影響。以前的課堂教育中，學生和老師面對面交流，可以直接觀察學生狀態，比較集中不分散。相反，在微課堂教學中，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想要顧及每一個學生，還是存在一定的困難。此外，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然蘊含著一些傳統文化的內容，而傳統文化和微文化相結合必然會產生一定的矛盾，當代大學生面對著這些沖突必然受到一定的影響，教育雙方如果都不能完全適應二者的結合，將導致教育工作無法順利進行。思想政治教育能不能真正轉變學生思想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理工作是否能夠做到位，而增加了管理工作的難度，無疑成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累贅。
4 微文化背景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議
“微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根據微文化背景下教育出現的狀況，提出一些具有建設性的建議與意見顯得尤為重要。
（一）提升大學師生微文化素質
微文化素質就是能適應微文化環境下產生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的知識和技能。老師和學生作為教育工作中的核心元素，其微文化素質影響了整個教育質量，可見，提高大學師生的微文化素質刻不容緩。首先，教師必須擁有對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學習精神，善于發現最新網絡動態，熟悉網絡知識的和運用網絡技能，努力縮小與學生之間的代溝。其次，對于大學生提高微文化素質，關鍵在于培養他們的批判精神和自主判斷能力，當代大學生應該主動提高自身的微文化素質，保持正確的立場和觀點，進而能夠在微文化中汲取對自身有益的成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二）優化微文化下的教育內容
在微文化時代，學校要時刻根據社會需要，不斷優化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與時俱進。首先，需要對傳統的教學模式繼承和發展，在原有的灌輸教育的方法上創新教育內容的呈現方式，以微動畫作為輔助最大限度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提升課堂的活躍氣氛。其次，教育內容要堅持社會性與政治性相結合，形成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有效補充，及時重大時政新聞，激發學生關注國家事務，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最后，教育內容要堅持理想和信念相結合，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既要回顧過去的歷史，又要立足實際，展望未來。所以，教育內容的選擇上要具有社會理想性，不僅強調社會價值的內容，而且考慮個人價值現實性的要求，這樣個人和社會才能向前發展。
（三）合理利用微文化傳播手段
先進的網絡傳播工具為微文化環境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必須合理地使用這些新媒體來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傳播效率和水平，進而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微文化傳播方式的合理利用，能夠使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表現的更為生動和形象，易于學生接受。
參考文獻
[1] 周憲.時代的碎微化及其反思[J].學術月刊，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