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動蕩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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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動蕩的經濟學范文第1篇

作者：【美】艾倫·格林斯潘

譯者：余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價：65.00元

如果沒有次貸危機，格林斯潘的職業生涯可謂輝煌無比——擔任第13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任期跨越6屆美國總統。他被稱為全球的“經濟沙皇”“美元總統”，他掌握著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引擎”的秘密，人們稱他為偉大的經濟學大師、預言家、魔術師……

然而，2006年卸任，2008年就是次貸危機，如果格林斯潘想撇清關系，似乎完全不可能。對于2008年次貸危機，格林斯潘在新書《動蕩的世界》中，委婉地說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沒能預測到這次危機。

作為職業經濟學家，外交辭令在學術界并不鮮見，人們更關心的是，對于次貸危機，格林斯潘怎么看待。

格林斯潘認為，絕大部分風險模型是根據過去25年觀察而建立的，而即使用基于過去50年大量數據整合而成的精密模型，也無法預測出這場危機。他認為預測失敗的主因之一是，充斥著美國金融市場的“非理性因素”沒有被納入模型。

基于此認知，格林斯潘提出了預測危機的新模型，詳細地闡述了“什么樣的預測模型才是完美的”。他提出新模型必須更準確地反映出“人性中可預測的方面”，把預測重點放在那些給金融體系和經濟帶來最重大危害性的領域。

人性中可預測的方面包括哪些？格林斯潘從恐懼與狂熱、風險厭惡、時間偏好、從眾行為、依賴傾向、互動傾向、家族傾向、競爭傾向、價值觀、樂觀主義傾向、珍視親人的心理傾向、自理傾向、自尊傾向這些非理性因素著眼，雖然格林斯潘未必像心理學家那樣專業，但是以心理視角來剖析經濟問題，我們不得不對這位近90歲的老人表示欽佩。

全球動蕩的經濟學范文第2篇

興業銀行 新聞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指出，希臘退出歐元區，其國內金融系統就會一片混亂，其國民生活和工作的難受影響程度遠比他們現在接受緊縮政策要大。其他“歐豬五國”都會面臨同樣的威脅，歐元區將會動蕩不安。

“希臘退出歐元區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 中國銀行 新聞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近日引用希臘一位高級官員的講話說。曹遠征強調，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發行自己的本國貨幣，原來的債務宣布不償還了，那么所有的居民和投資者都會去銀行擠兌，全歐洲一片混亂。

在歐盟統計局官網上，2011年，希臘的政府負債占GDP比重高達165.3%，同比增長13.7%。而愛爾蘭的負債率是108.2%，同比增長率比希臘還高，達到17%。葡萄牙的負債率也達107.8%，同比增長15.5%。這兩個國家很有后起追之的感覺。另外，西班牙政府負債率的同比增長幅度也達11.9%。

其他幾個同樣陷入厄運循環的國家，形勢可能會大幅惡化。IMF預測，今年西班牙的總體財政赤字將略高于GDP的6%。隨著實際GDP不斷萎縮，西班牙的財政狀況正迅速惡化：預計總債務與GDP之比將從2007年的36%升至79%，而且今年還將繼續升高。西班牙國債收益率已逾6%。如果這些數字繼續大幅升高，形勢就會失控。

這些國家的負債增長速度過高和經濟發展低迷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都可能步希臘后塵。既然希臘可以退出歐元區，它們為何不能退出歐元區？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中國所持有的歐元債務、歐元現金、歐元資產都將會遭致貶值。

此外，每一次歐債危機加重，資金就會出逃至流動性高的資產如美元以求避險，美元價格就會上升。受此影響美聯儲更加不敢收緊貨幣政策，因為如果美聯儲加息，全球的資金就會更加洶涌地向美元投靠。盡管美聯儲會拖延量化寬松政策的結束期，但是由于歐元的崩潰，美元將獨霸全球，并將不斷升值。升值之后的美元更加不利于美國出口，美國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要求又會增強，進一步壓縮了中國出口商的生存機會。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美國可能施壓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受到美元實際升值和避險回流的影響，全球對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的風險投資資產會大量地撤出。這樣中國實際上就會同時暴露在兩大危險當中：出口大幅下降和資金外逃，中國經濟將會受到不小影響。

根據中國央行官方網站公布的數據看，包括中國人民銀行、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信托投資公司、金融租貸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在內的對外資產自今年1月份以來一直在下降。比如從今年1月份的1713.87億元下降到4月份的1597.92億元，但黃金占款就一直保持在669.84億元。這顯示，中國的金融機構也一直在暗自回避境外金融資產的風險。

全球動蕩的經濟學范文第3篇

展望2015年，世界經濟增速將略有回升，但仍處于歷史較低水平，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分化態勢可能更加明顯。世界經濟發展日趨分化，表明國際金融危機遺留的問題比預期更難解決，而經濟前景不明朗進而影響到當前的信心、需求和增長。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避免經濟增長持續滑坡至關重要。為減少風險、應對挑戰、保持長期經濟和金融穩定，各國仍須加強國際政策協調。

一、世界經濟增速將略有回升

國際金融危機至今過去六年了，許多發達國家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與此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仍陷于困境。如今，世界經濟仿佛走在平衡木上，不均衡的全球經濟復蘇仍在繼續，但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時有增大。2015年，美國、英國經濟持續增長、中國、印度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經濟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石油價格的下滑等因素，將推動世界經濟向前發展。美聯儲提高利率對金融市場和新興經濟體帶來不確定性、歐元區經濟的脆弱性、新興經濟體增長繼續下行、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等，將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IMF預測，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為3.8%，比2014年提高0.5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將增長2.3%，比2014年提高0.5個百分點；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將增長5%，比2014年提高0.6個百分點。

2015年，隨著美國進入加息周期，要警惕可能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中央央行實施了史上最積極的貨幣政策。自2008年末以來，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的官方干預利率都一直略高于零。2011年，歐洲央行曾勉為其難地把利率提高到1%以上，但隨后又不得不調回至零附近。為遏制經濟停滯局面，2014年6月6日歐洲銀行宣布，將邊際存款利率降至-0.1%，基準再融資利率下調至0.15%，邊際貸款利率大幅下調35個基點至0.4%。這意味著歐洲銀行成為首個實施負利率的世界主要央行。而在過去20年里，日本央行執行的利率一直接近于零。

隨著各經濟體經濟復蘇狀況的差異，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走向明顯分化。日本央行仍在推行量化寬松（QE），歐洲央行正在醞釀在2015年初推出歐版QE措施，而美聯儲在2014年正式結束了QE，正在考慮的是何時以及如何上調利率，市場預計美聯儲將在2015年年中升息。而包括中國在的新興經濟體則在上調利率。世界經濟復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支持。但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有助于刺激居民增加消費產出、企業增加投資同時，也助長了金融市場的冒險行為，導致流動性風險上升。這將增加金融穩定風險，并可能影響世界經濟復蘇。

在世界經濟艱難復蘇中，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影響增大。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地緣政治因素與國際能源、資源戰略爭奪相交織，成為國際關系中新的矛盾焦點，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2014年，地緣政治危機和突發事件對一些國家經濟增長造成嚴重干擾。烏克蘭危機和中東局勢動蕩，不僅持續對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釋放負面效應，影響到區域內國家經濟穩定發展，還對全球金融市場和國際商品價格形成沖擊。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盟對俄羅斯開展多輪制裁，重創了俄羅斯經濟，俄羅斯以反制裁還擊，歐盟部分成員國經濟復蘇受阻。中東地區持續動蕩，“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在伊拉克等國興風作浪，威脅地區穩定，還可能威脅全球石油供應安全。此外，埃博拉疫情阻礙了部分西非國家經濟復蘇。到目前為止，烏克蘭危機的影響尚未擴散到有關國家及其鄰國以外，中東的動蕩尚未顯著影響能源價格水平，但未來發展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可能在較長時期內影響相關國家經濟，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大影響。

二、世界貿易增長仍低于趨勢水平

在世界經濟增速低于預期，以及疲軟的進口需求下，2014年世界貿易增長弱于預期。發達經濟體的進口需求逐步恢復，但不及發展中經濟體進口需求的放緩程度，造成全球整體進口需求受到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國際原油價格出現極端波動。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相關國家和地區貿易復蘇造成阻礙，烏克蘭危機造成某些農產品貿易受限，中東動蕩局勢威脅到石油供給安全，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對影響了相關國家經濟發展等。這些均影響到世界貿易的表現。

世界貿易組織（WTO）2014年9月預測，2014年全球貿易實際增長率將為3.1%，其中，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出口將分別增長2.5%和4%，進口將分別增長3.4%和2.6%。2015年世界貿易增速將略有回升。WTO預計，2015年全球貿易量將增長4%，仍明顯低于過去20年5.3%的平均增長水平。其中，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出口將分別增長3.8%和4.5%，進口將分別增長3.7%和4.5%。

世界經濟低速增長下，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普遍下跌。國際金融危機前，伴隨中國實體經濟的成長以及美國虛擬經濟的擴張，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演繹了長達10年的牛市。但在2011年創出新高后，自2012年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呈現持續下行態勢。2012年和2013年，世界初級產品價格指數分別下跌0.2%和0.8%，2014年前9個月該指數同比下跌3.1%。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經濟低速增長，使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開始全面進入買方市場，供大于求的市場格局導致大宗商品市場黃金期結束。二是美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升值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三是發達國家經濟企穩、股市回報回升，一些投資基金開始從商品市場撤出，大宗商品市場“去金融化”提速，一定程度糾正了過度投機造成的大宗商品價格扭曲。2014年國際原油價格出現極端波動，12月10日國際油價一度跌至5年新低。國際原油價格大幅波動對原油輸出國和進口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全球的通縮風險。

三、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上升趨勢

隨著世界經濟緩慢增長，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重現增長趨勢。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FDI流入量增長9.2%，規模達到1.45萬億美元，為2007年歷史峰值的72%。其中，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FDI再創新高，達到7780億美元，增長6.7%，占全球流入量的54%。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為5660億美元，增長9.5%，占全球流入量的39%。流入轉型經濟體的FDI為1080億美元，增長28.6%。

隨著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勢頭漸趨平穩，跨國公司對發達國家業務和資產進行新一輪調整和重組，流入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增長幅度相對較高。某些新興經濟體的脆弱性、政策前景不確定和區域不穩定風險有可能給吸收外資帶來不利影響。UNCTAD預計，2014年全球FDI流量有望增至1.6萬億美元，到2015年達到1.75萬億美元，2016年進一步升至1.85萬億美元。

四、美國經濟繼續釋放增長潛能

與歐元區和日本相比，美國經濟具有諸多得天獨厚優勢：人口結構更年輕且合理、有最佳科教制度、具備最優決策團隊、有最強創新能力、擁有最豐富的全球資源、最大轉嫁危機能力、最優轉型政策與架構設計等。推動美國經濟可能開始加速的積極因素包括：一是不斷改善的收入預期提振了消費者信心，股市反彈讓財富效應再現，居民消費進一步改善。而私人消費占美國經濟構成的70%以上，在經濟復蘇中起舉足輕重作用。二是在經濟企穩、市場利率仍處低位情況下，企業投資的動力增加。“頁巖氣革命”、“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使美國制造業得以重振，國際競爭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出口對經濟增長起到支撐作用。尤其是受益于量化寬松政策，房地產投資增加，拉動制造業重振，創造不少就業崗位。三是金融業明顯改善，美元資產受青睞。美聯儲持續量化寬松政策，使市場流動性充足，大銀行經營狀況好轉，自有資本充足，加之金融改革力度大，監管加強，投機行為有所收斂。在經濟較快復蘇、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影響下，美元延續2013年以來的走強態勢，成為全球投資者熱捧的貨幣。截止12月23日，美國指數升破八年半高位至90.02。四是科技創新成效顯現。巖氣革命提供了廉價的能源，提升了競爭力，是美國經濟成功轉型的基礎。“再工業化”鎖定高端與先進制造，重點扶植高新技術，主攻戰略新興產業，同時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為美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基礎。IMF預計，2015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為3.1%，比2014年加快0.9個百分點。

隨著美國經濟穩定復蘇，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向危機前的常態回歸。2014年美聯儲以小步快走方式逐步終止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市場普遍認為，美聯儲將在2015年內啟動加息進程，但各界對美聯儲加息時間和節奏的判斷仍有分歧。目前強勁的經濟數據進一步增強對美國經濟前景的信心，提高了美聯儲加息的幾率。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其貨幣政策歷來是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重大因素。對全球經濟而言，美聯儲加息可能導致美元持續走強，吸引國際資本追逐美元資產，引發外匯市場出現新的動蕩和國際資本異動。新興市場可能首當其沖面臨資金流出的風險，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也很可能呈現資金外流、價格下跌局面。

五、歐元區經濟將處于微弱復蘇態勢

為遏制經濟停滯局面，促進通脹水平向目標靠攏，歐盟政策制定者出臺了相關政策。歐洲央行將利率調降至歷史低位，還實施了一系列增加流動性的措施。11月17日，歐洲銀行行長表示，如果歐元區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持續處于低迷狀態，歐洲央行將采取進一步的非常措施來刺激經濟，其中包括購買國債。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11月26日向歐洲議會正式提交了總額3150億歐元、為期三年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但市場分析認為，不確定因素將導致政策效果有限。目前歐元區經濟的風險主要來自4個方面：一是通縮風險；二是高失業率；三是沉重的債務負擔；四是經濟持續停滯。歐元區部分國家金融體系脆弱、失業率仍居高位、高債務率和低增長率，是歐元區經濟的結構性難題。同時，歐元區潛在通貨緊縮風險上升，正在成為困擾經濟穩定增長的新問題。IMF預計，2015年歐元區經濟增速回升至1.3%，仍處較低水平。而歐元區經濟停滯可能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對穩定金融市場、防止經濟衰退會起到一些作用，但要實現經濟的根本性好轉，歐元區仍需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六、日本經濟扭轉頹勢的任務依然艱巨

“安培經濟學”旨在擺脫困擾數十年的通貨緊縮，提振日本經濟恢復增長。迄今，安培已經射出第一支箭（貨幣刺激）和第二支箭（財政支出），但第三支箭（提高日本競爭力的結構性改革）尚未得到充分落實。2014年11月，日本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從10月份的0.9%降至0.7%。日本經濟復蘇遭遇挫折，“安培經濟學”遭到質疑。隨著安培獲得連任日本首相，將會有更多時間推行“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經濟振興計劃。安培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將日本經濟重新拉回到增長的軌道。12月27日，日本內閣批準了3.5萬億日元（約合291.7億美元）的額外經濟刺激方案，用于提升消費水平，支持中小企業運作。這項刺激計劃也凸顯出，安倍必須艱難地在提振經濟和抑制高額債務之間進行平衡。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如消費者信心下滑、產業空心化、人口老齡化、高額公共債務等，解決這些問題都將帶來嚴峻的宏觀經濟和財政挑戰。日本經濟的關鍵點是要尋找新的產業增長點。未來日本政府推進結構改革、扭轉經濟頹勢的任務艱巨。IMF預計，日本經濟2015年將增長0.8%，比2014年0.9%進一步下滑。

七、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增長繼續走低

全球動蕩的經濟學范文第4篇

在維持了近十年接近于零的低息政策后，美聯儲在2015年底首次調高利率，雖然只有25個基點，但卻是長期固定不變的寬松貨幣政策轉變方向的一個信號。因為各界預期此后將會逐漸提升基點，在美國經濟維持當前增速的情況下，會在接下來兩年內逐步提高利率。

美聯儲在最近幾十年里有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是“穩通脹”，這符合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通脹率高了，經濟就會有過熱跡象，那么就緊貨幣、提高利率，收一收;通脹率低了，經濟可能就會有趨冷跡象，那么就松貨幣、降低利率，放一放。當然這同時要顧及就業目標和經濟增長的情況。就業率和經濟增速穩定或者走高的情況下，以通脹目標操作貨幣政策幾乎就是美聯儲的常態了。

但這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所以“美聯儲穩步加息”這一預期還存在變數。從美國國內來看，由于油價持續下跌，經濟放緩趨勢不減，也可能壓低通脹。而從國際上來看，尤其是近期中國經濟下滑以及金融市場動蕩，也有可能會壓低美國的通脹率。特別是在美元對人民幣表現強勢的情況下，美國的通脹率可能并不會像之前預期的那樣一路走高。這就可能影響美聯儲后續的進一步加息與否、加息幅度等決策。

這里面的邏輯并不復雜。如果全球經濟持續下滑乃至疲軟不振，那么美國經濟也會受影響。就貿易而言，其他國家經濟不振對美國出口產品的需求也會降低，這樣就會影響美國的出口行業;就資本流動而言，雖然存在資本回流到美國的可能，但并沒有保證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美國可以一枝獨秀，所以也可能出現資本流向其他收益更高的國家。如果出口萎縮、投資流向其他國家，那么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目標就難以得到保障，自然也就無從談及“穩步加息”了。

全球動蕩的經濟學范文第5篇

周邊地區金融市場的動蕩引發了人們的擔憂：亞洲金融危機是否會重演？中國會受到什么樣的影響？中國是否也會步東南亞后塵，出現外資大規模撤離，給經濟帶來嚴重后果？ 反應為何如此劇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興市場受到嚴重的沖擊。亞洲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在外需低迷的情況下，都采用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撐內需。在美國數輪量化寬松、全球主要央行的零利率政策之下，國際資金在過去幾年大量流入新興市場的債市和股市，并為亞洲各國的信貸擴張提供了流動性支持。五年來，日本以外的亞洲經濟體債務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個百分點以上，債務負擔堆積，一些國家在匯率堅挺、內需旺盛的背景下出現了持續的經常賬戶逆差。

單從信貸擴張程度和債務負擔規模來看，包括中國、韓國在內的東北亞經濟體普遍高于東南亞，為什么東南亞（尤其是印尼）和印度此番所受沖擊最為劇烈，而東北亞表現相對穩健呢？在筆者看來，在境外資本流動波動加劇的背景下，流動性風險才是引發金融動蕩的關鍵。系統性的流動性風險主要取決于以下三點因素：（1）經常賬戶收支，即一個經濟體依賴于海外融資的程度；（2）資本賬戶開放度，即海外流動性撤離的便利程度；（3）貸存比，即國內流動性的松緊程度。從這些角度看，印尼和印度恰恰擁有經常賬戶逆差、國內貸存比高企、資本賬戶開放的不利組合，這意味著外資撤離時它們將面臨著最顯著的流動性風險。

而海外資金的撤離難免帶來國內流動性的緊縮，這又恰恰是在信貸擴張和繁榮已步入尾聲時發生，進一步放松貨幣的空間幾無，難免對經濟增長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而這又讓市場更加擔心資產質量的變壞進一步打擊市場信心，加速資本逃離。

但是，談論新一輪亞洲金融危機還言之尚早。亞洲各經濟體的經常賬戶逆差除印度和印尼外，都比1998年小。即使印度和印尼，目前外匯儲備“家底”都比較厚實，短期外債覆蓋度明顯比1998年要充裕。另外，雖然QE退出會促使亞洲經濟體國內貨幣信貸條件收緊，但歐美增長正在好轉，會幫助提振亞洲出口。與1998年大不一樣的是，印度、印尼及其他受沖擊的國家都沒有為死守固定匯率而浪費大量外儲，而只是試圖穩定匯率的貶值過程。匯率本身的大幅貶值又會幫助這些國家增強競爭力，降低經常項目逆差。 中國有什么與眾不同？

中國同樣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信貸高度擴張、刺激內需，目前也面臨著加杠桿邊際效果遞減、債務負擔堆積的壓力，但是，中國尚不至于面臨同樣的風險。第一，中國仍保持著可觀的經常賬戶盈余；第二，較封閉的資本賬戶意味著“熱錢”進出中國難度較大、成本較高；第三，封閉的資本賬戶也意味著央行有足夠空間掌控國內流動性，而不是被美聯儲牽著鼻子走。因此，美聯儲退出QE本身不會給中國帶來顯著的流動性風險，東南亞、印度的金融市場動蕩不會在中國上演。

近兩年來，雖然由于外需低迷、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大幅縮水，但到2012年仍有近2000億美元。這意味著我國并不依賴海外融資來支持國內信貸和經濟的擴張。我們預期未來幾年經常項目的順差還會維持在GDP的2%左右。

中國與大多數新興市場不同的是，資本賬戶尚未開放。雖然近期央行加快了資本賬戶開放步伐，但總體來看中國對于直接投資以外的跨境資本流動仍然實施著較嚴格的管制。較封閉的資本賬戶意味著中國企業和居民對海外短期流動性的依賴度遠低于其他亞洲經濟體。

此外，中國金融市場也相對封閉，外資在中 國股市和債市中所占比重非常有限、遠低于東南亞一些債券市場上動輒50%多的外資持有比例。近來的短期外資本來就少，外逃的自然十分有限。

與其他亞洲經濟體被動引入美聯儲貨幣寬松的做法不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始終維持了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在2009年大幅放松貨幣信貸政策后，2010年-2011年上半年通過上調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回籠資金、對沖外匯流入的增加；2012年前三季度通過降準和公開市場操作又注入流動性，應對外匯流入的枯竭。近幾年，中國基礎貨幣增速主要取決于央行政策立場等國內因素，而非外匯流入規模。

從目前來看，央行仍然有充足的空間和工具來應對海外流動性沖擊。雖然未來可能出現資本賬戶逆差，外匯儲備停止增長，外匯占款明顯減少，但央行下調高達19.5%的存款準備金率，或是通過逆回購等公開市場操作來保證國內流動性的充裕。必要時，央行可以采取其他創新工具，如常備借貸便利、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甚至直接購買銀行所持證券，來向貨幣市場注入流動性。因此中國能夠抵御較大的海外流動性風險。 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美聯儲淡出量寬，應該是在美國經濟穩健復蘇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我們不要忘了美國經濟持續復蘇對中國出口和經濟的正面拉動作用。而淡出量寬本身對我國的流動性和金融市場的直接影響相對有限，因為我們擁有較為封閉的資本市場和獨立的貨幣政策。

但是，淡出量寬對中國的間接影響是負面的。雖然中國的基本面情況比東南亞、印度等其他新興經濟體穩健，但在全球經濟緊密聯系的今天，市場恐慌情緒極易蔓延，各經濟體都將遭受不同程度的沖擊，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

第一，其他新興經濟體遭受沖擊后，需求下滑將拖累中國出口。包括東南亞和印度在內的主要新興經濟體占中國2012年出口額的17%，因此這些地區經濟減速會對中國出口有一定程度的拖累。當然，G3經濟體占中國出口增加值的比重高達60%，因此發達國家需求好轉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其他新興經濟體的需求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