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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投入產出法;主成分分析法
2010年上海市實現生產總值(GDP)16872.4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9%,全年實現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加值682.14億元,比上年增長18.9%。全年各種運輸方式完成貨物運輸總量81023.85萬噸,比上年增長5.3%;旅客發送總量13431.72萬人次,比上年增長20.6%。2008年末,上海市共有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在當地法人單位9035個,從業人員54.7萬人;資產總額為6272億元,營業收入4472.3億元,營業利潤98.1億元。可見,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對上海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為了具體衡量上海經濟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依存度,下面將通過定量的分析方法來進行比較測算,以期得到較準確和全面的分析結果。
一、2007年上海經濟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依存度
(一)投入產出法的影響力系數
國民經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各產業部門間存在著既廣泛又密切的技術經濟聯系,因而某一個產業部門在生產過程中的任何變化,都將通過產業關聯對其他產業部門產生一定的波及作用。而利用投入產出法,可以定量地分析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和間接的相互依在、相互制約的技術經濟聯系。故本文初步選用投入產出法中的影響力系數,來反映上海經濟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依存度。
影響力系數是反映國民經濟某一部門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對國民經濟各部門所產生的需求波及程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某行業的影響力系數:
Fj=■=■(j=1,2,…,n)
其中bij是第j部門對第i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
當某一部門影響力系數大于(小于)1時,表示該部門的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高于(低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即各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的平均值)。影響力系數越大,該部門對其他部門的拉動作用越大。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7年上海的國民經濟中排名第一、二位的為重工業,排名第三、四位以及之后的六、七位都為服務業,這也可以說明在上海經濟中,工業對經濟的影響還是較大的,同時,服務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也不斷增大,反映了上海經濟發展轉型的情況。其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的影響力大于1,高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且排名第五位,可以說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對上海經濟的拉動作用是也是非常大的。
(二)主成分分析法
因為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而在針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進行分析時,單純考慮其完全消耗系數所在的行或列的系數都是比較片面的。為了能更綜合的評價上海經濟對其依存度的大小,下文將各產業部門對其它產業部門的消耗看作樣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哪些產業部門對上海經濟的推動作用比較顯著。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通過降維,把眾多指標轉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主成分)。既保留了原來指標所包含的大部分信息,又有利于觀察研究對象的主要特征,同時,還可以根據主成分計算各樣本的總得分,對它們進行排序。其主要步驟如下:
假設有n個樣品,m個變量(指標),構成矩陣
X=x■ x■ … x■x■ x■ … x■┆ ┆ ┆ ┆x■ x■ … x■=(x1,x2,…xm)
1.將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x*ij=■ i=1,2,…,n j=1,2,…,m
其中,xj=■■xij,Var(xj)=■■(xij-xj)2;
2.計算樣本相關矩陣R
3.求相關矩陣R的特征值,并按大小排列λ1>λ2>…>λm≥0。其相應的特征向量為u1,u2,…,um,由于特征值表示它對應的主成分反映樣品信息量的相對大小,定義方差貢獻率ai=λ■■λ■,累計方差貢獻率bi=■ak;
4.根據規則在所有主成分中選取前t個進行分析,計算樣品的各主成分得分yi=uiTX;
5.以方差貢獻率ai作為權重,計算各樣品的總得分y=■aiyi,比較總得分的大小,對樣品進行排序。
在具體應用時,使用SPSS軟件來進行主成分分析。由于在投入產出表中的完全消耗系數矩陣中,每行的系數表示各產業部門對某一產業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即可以體現某一產業部門對各產業部門發展的影響和貢獻,故本文將完全消耗系數表中行的n個部門看作n個樣品,將列的n個部門看n個指標,即bij表示樣品j在第i個指標上的取值。而在使用SPSS進行主成分分析時,原始數據矩陣中行為樣品,列為指標,所以,首先對完全消耗系數矩陣進行轉置,然后,使用SPSS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如下:
(1)在2007年上海經濟中,各產業部門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完全消耗系數的均值排名第5,說明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對上海經濟各產業部門的貢獻較大,與之前投入產出法中影響力系數的分析結果一致;方差排名為第8,較均值排名有所下降,這說明交通運輸及倉儲業作為基礎產業,各產業部門對其都有需求。(2)完全變量解釋從原42個變量中提煉出14個主成分,它們包含了這42個部門的絕大部分信息,且各自不相關。14個主成分代表了原來的80.43%的信息,且每個主成分的增加對信息量增加影響較均衡,說明對國民經濟影響的多方面的,并不能通過較小的變量來展示。(3)主成份負荷矩陣旋轉的目的是使復雜的矩陣變得簡潔,各主成分按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的大小排序。通過分析可以看出,主成分1主要包含了建筑、房產及科教文衛、餐飲和郵政等產業的信息,除建筑業屬第二產業外,其它都為服務業,說明上海經濟結構的轉型,同時,也說明房產和建筑業對上海經濟的影響較大;主成分2主要包含了第二產業和服務產業;主成分3主要反映了重工業的信息;主成分4則主要反映了科學技術產業的信息,這也體現了上海經濟高科技、高知識的發展方向;主成分5則主要反映能源和交通產業的信息,這也正說明交通和能源產業作為上海經濟的基礎產業的作用,即對經濟發展起著保障和先行的作用,而不是作為拉動產業。
通過使用投入產出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對上海經濟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儲存度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交通運輸及倉儲業作為基礎產業,對上海經濟的各產業部門都起著基礎保障的作用,各產業部門的發展離不開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發展。
二、上海經濟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依存度對比分析
上一節主要是分析了2007年上海經濟對交通運輸及倉儲來的依存度,只能說明問題的一方面,為了更全面地進行了解,下文將比較2002至2007年上海經濟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影響力系數及排名的變化,并將上海市與美國紐約經濟中交通運輸與倉儲業的占比進行對比分析。
(一)2002至2007年上海經濟對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的依存度變化
上海市2002及2007年各行業影響力系數對比,2002年上海的經濟結構中影響力系數比較高的產業主要是輕工業和部分的重工業,服務業還沒有占到主導地位。而2007年,雖然化學工業和金屬冶煉仍占第一、二位,但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服務業上升迅速,總體而言上海經濟已經發展到服務業逐漸占據重要地位。從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的影響力來看,無論是2002年還是2007年,其影響力都大于1,高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且排名第四、五位,可以說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對對上海經濟的拉動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同時,2007年較之2002年,影響力和排名都有所下降,這也與上海經濟轉型,注重發展服務業、高知識高技術密集型產業相符合。因為較之第二產業,服務業對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的需求會更弱。
(二)與紐約對比分析
謀求發展不能閉門造車,只有通過不斷的與外界進行比較學習,才能更好了解自身。下面將上海和紐約2001至2010年經濟總產值、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產值及所占比進行比較,以更好的認識上海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應該如何發展。
表2中可以看出從2001至2010年,上海市總產值和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值都有大幅度提高。而交通運輸業及倉儲業在上海市總產值中的比重總體上有所上升,2006年達到最大值,隨后有所回落;紐約市總產值和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值總體上穩步增長,同時比重從2001至2010年都維持在1.8%左右,波動幅度微小。
圖1中我們將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上海及紐約總產值比較進行了直接的比較,可以看出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在上海經濟中的比重比在紐約經濟中的比重明顯較高,在紐約經濟中的比重維持在1.8%左右。紐約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的一個國際大都市,其經濟結構和模式對上海今后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并非要盲目擴大量,而是要注重質,發揮其在經濟中基礎產業的作用,真正為整體經濟的發展打好基礎。
三、小結與啟示
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生產過程生產的產品即人或物的位移不具有實物形態,但它增加了其勞動或服務對象的時間效用和空間效用,也附加了其產品的價值,這部分附加的價值是運輸收入進而是國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總體來看,上海市經濟對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的依存度較大,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對上海市經濟的發展起著較大的拉動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應牢抓不能放松。同時,我們必須認識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是其它產業的衍生產業,因此是基礎產業,而不是支柱產業,在上海經濟轉型發展之際,對上海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的發展,要更加注重對質的把握,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充分發揮其基礎產業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劉起運, 陳璋, 蘇汝劼.投入產出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2.薛毅. 最優化原理與方法[M].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1.
關鍵詞:PPI;威海經濟;工業品
中圖分類號:F12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6-0081-02
PPI作為判斷經濟走向的先行指標,就像一個溫度計,時時測量著經濟的冷暖,其高與低直接反映出市場需求的變化,體現經濟運行狀況[1]。正確判斷分析價格走勢,研究當前工業品價格對威海市經濟的影響,對于決策者、經營者有更大的指導意義。
一、近年來威海市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的變化軌跡
與反映下游消費環節產品價格變動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同,PPI是在上游生產環節反映產品的價格變動,是度量潛在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如果PPI在“0”周圍小幅變動,說明經濟比較平穩、通貨膨脹壓力也較小。相反,如果出現較大幅度的變動,特別是出現持續上漲或下降現象,就說明可能存在通脹或通縮危險。
為了更好地觀察和分析威海市PPI的變化以及對經濟的影響,我們整理了自2000年以來的有關數據資料,觀察其軌跡變化,并與山東省進行比較。
從圖1中可見,2000―2002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需求拉動減弱,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威海市PPI在低位徘徊,總體呈下降之勢。2001年我國加入WTO,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對PPI影響日益顯著。2003年之后,隨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牛市的到來,威海市PPI進入新一輪的上漲階段,2008年增長9.3%。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PPI指數掉頭直下。我國政府啟動“四萬億”投資計劃對抗國際金融危機,受貨幣投放量等因素的影響,2010―2011年PPI繼續上漲。2012年受全球經濟低迷,需求不振的影響,鋼材、煤炭和有色金屬等多數重要生產資料價格走弱,威海市PPI呈現出下降走勢。
二、PPI對威海經濟的影響
一個健康的經濟運行體,PPI增長與GDP應該是正相關的,具有一致性。PPI對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1.PPI對GDP增長的影響
GDP是以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也就是說,在生產的產品和服務一定的情況下,價格越高,以市場價格計算的經濟規模(現價GDP)就越大,反之亦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需求信息會直接反映在PPI的變化上,進而傳導到生產領域。在價格反彈時,市場需求旺盛,企業獲利增加,生產速度加快,反映生產總成果的GDP就會隨之加快。可見,PPI的變化對企業經營者信心、未來預期以及一個地區經濟增速的快慢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自2013年以來,隨著PPI的深幅回落,威海市GDP也回落至一位數增長[2]。
2.PPI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PPI直接影響工業企業經濟效益、上繳的稅收,并最終影響財政收入的增長。2000年以來,威海市財政收入得到較快增長。2000年全市財政總收入33.54億元,2008年則上升至180.63億元,年均增長22.1%。金融危機之后,財政收入增速放緩,2009―2013年財政總收入年均增長20.8%。財政收入的增長變化反映了稅收增長的快慢以及企業經濟效益的好壞,而這一切與PPI所反映出的信息緊密相連。
3.PPI對企業經濟效益以及所得稅的影響
2000年以來,隨著PPI的快速反彈,企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加大革新改造力度,提高生產效率,經濟效益明顯提高。2008年,威海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4 113.5億元,年均增長25.6%;實現利潤總額189.8億元,年均增長22.9%。隨著企業收入的增長,為國家上繳的稅收也迅速增加, 2008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交所得稅比2000年增長317.4%。2009―2014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年均增長13.5%,較2000―2008年間的平均增速回落了12.1個百分點;實現利潤總額年均增長15.6%,企業效益回落明顯,上繳稅收的速度也由此放慢。2014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交所得稅比2009年增長63%,增速比2000―2008年間回落了2.5倍。2009年以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和蔓延,PPI在波動中回落,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受到沖擊,企業盈利空間進一步縮小,利潤大幅度下滑,企業效益受到影響。
三、PPI需要關注的問題
工業是威海市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未來仍將是全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工業品價格的變化對全市整體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為規避PPI的持續低迷對經濟造成的影響,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穩定增長,需要持之以恒地加快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步伐。
一是把穩定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從基礎設施、城市建設、房地產等非生產性投資上轉移到生產性投資。必須盡最大努力推動和促進民間投資,并將政府資源用于引導民間資本向生產領域轉移。
二是要大力扶持中小企業,幫助中小企業脫困。中小企業不僅是就業、居民收入增長、稅收等的主要力量,而且是經濟復蘇的重要支撐。讓中小企業走出困境的途徑主要是通過資金、稅收和市場。其中,資金和稅收是前提。要從企業需求出發,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成本高和稅收負擔重的狀況[3]。
三是切實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產能過剩不僅導致市場競爭過度,還嚴重消耗和浪費社會資源,影響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威海市要控制和壓縮產能,解決平板玻璃、水泥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問題。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嚴格控制新增產能規模,進一步釋放城市和農村需求。
從長遠目標出發,要讓區域經濟真正步入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軌道。威海市經濟實現可持續穩定增長,需要高新技術產業的拉動。深度開發高科技產業,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產品技術層次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威海市工業經濟的發展應注重擴大工業生產的附加值,通過提高產品品質,提升企業的盈利空間。
結語
轉型期的威海市經濟,各種變化頻出,企業更應該順應形勢,緊跟政策導向,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打造企業自己的產品品牌,優化經營模式,在不斷變化的市場中謀求改變。
參考文獻:
[1] 周清杰,胡俞越,劉展言,等.CGPI與PPIIP:誰更適合代表中國的PPI[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112-119.
關鍵詞:結構性減稅;效應分析;稅制優化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1
結構性減稅就是在總體稅負水平降低的情況下,“有增有減,結構調整”更側重于減稅的稅制改革方案。其衡量工具有兩項:從總量上看,稅收收入速度放緩;從相對看,稅收占GDP比重下降,其目標是通過稅制結構的優化實現經濟結構優化以及經濟的均衡增長。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從08年下半年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保增長,擴內需”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其中結構性減稅作為最大的亮點,實施至今,已由應對金融危機的臨時性政策轉變為稅制結構優化的長期發展策略,本文對結構性減稅政策實施進行效應分析,從而對進一步對稅制優化提出建議。
一、結構性減稅的成效分析
(一)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內容
從2004年我國就開始采取一系列的減稅政策,如取消農業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標準、增值稅轉型試點等,從08年以來,繼續大規模的采取減稅政策,此階段更注重于結構性減稅政策,即有減有增,以減為主。
一是商品稅方面,增值稅轉型是結構性減稅政策實施的重頭戲,已經成功實施;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提高部分稅目礦產品的進口環節增值稅率;在上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基礎上,繼續擴大試點范圍;進一步完善消費稅制度,引導合理消費;降低部分進口商品關稅。二是在所得稅方面,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降低小微企業和部分從事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技術先進型企業的所得稅率。此外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適時擴大從價計征范圍;總結以及推進房產稅改革試點。
(二)結構性減稅政策成效分析
1.基于結構性減稅政策下政府收入分析
在一些列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出臺下,配合“一攬子刺激方案”,有力的抵擋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較好的實現了經濟的平穩增長,達到了在全球金融危機下實現經濟增長的這一短暫目標。對于此,結構性減稅是政府的相機決策的措施。
以上數據來源于《2011中國統計年鑒》
上表中選取了從04年開始實行一系列減稅政策后相關的數據,可以看出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GDP在09年出現了大幅度下滑,跌至9.2%降至低谷,結構性減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財政收入,據財政部門測算,2009年實行增值稅改革允許抵扣新購入設備這一減稅措施,大約減少稅收收入1200億元,在一系列減稅政策中,可能減輕居民負擔5000億元①,同時09年財政支出達到76299.39,比08年增長21.9%,這與國家當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充分關系。
但是結構性減稅的減負效果并不是很明顯,稅收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突破新高達19%,稅收增速在2011年也達到22.6%,不管是總體上——稅收增長速度又重新抬高,還是相對比較——稅收占GDP的比重保持剛性增長。
2.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分析
從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內容來看,結構性減稅的目的在于擴大總需求,刺激投資,減輕中小企業以及居民的稅收負擔。從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分析,結構性減稅更加注重于調整結構、促進投資、擴大出口方面。調整結構主要是旨在調整稅收收入中流轉稅比重過大的結構,從生產型增值稅到消費型增值稅的轉型減少了增值稅額,但同時也增加了企業所得稅額;但是同時消費型增值稅允許一次性全額抵扣外購固定資產產生的進項稅額,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成本,促進了企業在新技術新工藝方面的投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出口退稅作為我國宏觀政策的一方面,近幾年調整頻繁,一方面顯現出我國鼓勵出口,依靠出口這架馬車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頻繁調整的另一方面勢必會加大稅務部門的征管成本,也會增加納稅人的服從成本。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經濟增長速度,從08年開始趨向于平穩的發展趨勢,一方面是08年的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沖擊,另一方面是采取結構性減稅優化經濟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質量要求更進一步,雖然不能精確的計算出這兩者之間對于經濟增長速度各自的影響力是多少,但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確定為7.5%,這一目標略微調低,是因為將主要精力致力于經濟增長發展方式的轉變,這就要求政府加強這一方面的宏觀調控力度,顯然,結構性減稅是題中之義。
二、在結構性減稅背景下對稅制優化對策
近幾年的結構性減稅使得稅收收入出現“不減反增”的局面,這其中除了經濟總量增長拉動稅收增長的因素外,說明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降低總體稅負水平條件下,使結構性減稅與優化稅制相結合,使減稅更給力,增稅更慎重。
(一)減少流轉稅,降低總體稅負水平
流轉稅占稅收收入的大部分,尤其是以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主,雖然近幾年增值稅占稅收收入增速放緩,但依然維持在30%左右的水平,建議通過降低增值稅稅率實現增值稅比重的降低,將普通商品目前17%的稅率降為13%的稅率,相應的,13%的稅率降為10%的稅率,2011年的增值稅收入是24267億元,如果實行建議稅率,稅收收入降為18686億元,稅收降低23%②。那么在總體上應該減多少稅合適?規模的界定主要依據于兩方面:財政赤字的規模和增支減稅的對比③。通過這兩個指標來確定結構性減稅的量化目標。
(二)促進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和鼓勵企業研發創新的稅收政策
中小企業對于我國經濟增長最為靈活的部分,對于充分吸收就業,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經濟增長有重要意義;企業的研發創新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增長發展方式的轉變有重大作用。加大對研發創新費用抵扣,培育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擴大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通信等領域的抵扣覆蓋范圍。
(三)在增稅方面,可以考慮適時開征新稅種
例如社會保障稅、遺產稅、環境稅。社會保障稅和遺產稅的開征有利于調節收入公平,熨平經濟波動;環境稅的開征使得外部成本內部化,對環境的破壞以稅收方式進行彌補,充分發揮稅收對環境保護的力度。
注釋:
①熊鷺.結構性減稅對經濟的影響[J].中國金融,2009(14).
②.
③高培勇.如何結構性減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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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閆坤,于樹一.論全球金融危機下的中國結構性減稅[J].稅務研究,2011(01):13-20.
[3]周清.結構性減稅的政策效應及調整路徑[J].稅收經濟研究,2012(02):53-57.
【關鍵詞】 經濟增長 影響因素 多重共線性 嶺回歸
浙江是民營大省,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GDP總量從1978年的123.72億上升到2009年的22990.35億。現在的浙江正處于調整投資與消費關系、升級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穩定、高質增長的關鍵時期。因此,研究浙江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及其相互關系,對于實現投資和消費的良性循環,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培育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意義。
一、指標選取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因素可以分為外部增長因素和內生增長因素。浙江省的發展,在較長的時期內是一個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一個工業化的過程、城市化的過程。增長的過程涉及生產、投資、消費、貿易和收入分配,同時制度因素、經濟結構因素也會對其增長產生影響。因此,綜合以上因素以及經濟學理論和文獻的研究成果,本文選取了以下10個變量作為浙江省經濟增長的解釋變量:物質資本投入(MC)、勞動投入(Lab)、人力資本投入(HC)、科學技術投入(ST)、產業結構(IS)、城市化率(UR)、能源消耗(EC)、居民消費(PC)、對外貿易依存度(OL)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各變量的選擇原因及參數表示方法如下。
第一,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48)在其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中談到,經濟增長是指“一國總產出跨時期增長,通常用一國實際GDP的年增長率來衡量”。因此,本文選擇按照1978年基期價格進行調整后的歷年浙江省生產總值,作為測度浙江省經濟增長的總量指標。具體做法是根據浙江省統計年鑒歷年生產總值(當年價)的結果,按照浙江省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價格調整,得到各年以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全省生產總值。
第二,宏觀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簡化的三部門模型里面,將GDP的來源分為三個部分:投資、消費和貿易差額。對于投資和消費,我們分別用歷年浙江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額表示。
第三,人力資本和知識技術對于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陸瀟(2010)采用人力資本外部模型,實證分析了人力資本(包括勞動力投入和人力資本水平)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要高于物質資本。佘雪鋒(2010)運用浙江省1985―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測算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因此,我們以歷年浙江省勞動從業人數表示勞動力投入,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資本投入,用科研經費投入額表示科學技術投入。
第四,黃敏、赫英(2006)采用三因素CES生產函數證明能源消費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起GDP增長。因此,選擇浙江省歷年能源消費總量(萬噸標準煤)表示能源消耗。
第五,經濟結構的質態與轉換是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此處我們以全省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衡量城鎮化率。
第六,關于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金玉國(2001)通過對我國的制度變遷進行了量化測度,論證了產權制度變遷、對外開放等制度對經濟發展影響的顯著性。在這里,我們選取對外貿易依存度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這兩項指標,分別以浙江省歷年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和非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比重來表示。
所有變量的數據均源自2009年《浙江省統計年鑒》,以上關于歷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人均消費額和科研經費投入等數據均已按照1978年基期價格進行了調整。為了研究的方便,在作嶺回歸分析之前,我們對各變量數據作取對數處理,這樣并不影響變量之間的關系。對取對數后各變量依次分別記為:
Y=ln(GDP),X1=ln(MC),X2=ln(Lab),X3=ln(HC),X4=ln(ST),X5=ln(IS),X6=ln(UR),X7=ln(EC),X8=ln(PC),X9=ln(OL),X10=ln(NL)。
二、實證分析過程
本文采用多元的對數計量經濟模型來估計下列計量經濟模型來分析1990―2009年浙江經濟增長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
其中Y是被解釋變量,X1,X2,…,X10是解釋變量,?茁0,?茁1,…,?茁10是待估參數,?滋是隨機干擾項。由于影響經濟增長各變量間往往難以達到相互獨立的條件,因此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的回歸模型往往會產生多重共線性問題,從而難以得到科學的結果。為了保證所得回歸模型有較好的應用效果,必須在回歸時剔除自變量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而嶺回歸是一種常用的處理此類問題的回歸方法。
我們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作多元線性回歸,同時進行多重共線性的診斷,模型檢驗結果是:R2=0.9997,即99.97%的波動都可以用模型來解釋。方差分析結果:F=2638.45,其相應顯著性水平P
從多元回歸的結果來看,擬合度是較高的,回歸方程的F檢驗也是顯著的。但是存在多個變量的t檢驗所對應的p值都大于0.05,即系數不顯著,這表明自變量可能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線性。并且,多重共線性的檢測結果表明:X1,X3,X4,X6,X7,X8六個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都大于100,這進一步說明了自變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因此,我們采用嶺回歸來消除變量間存在的多重共線性。通過SAS9.2軟件,我們得到了不同嶺參數下各自變量的嶺回歸系數,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到:當嶺參數k從0到0.3時,各回歸系數值變化較大,這就是多重共線性所引起的異常變化。當k達到0.3之后,嶺回歸系數值趨于穩定,再參照R2值,當嶺參數k=0.3時,R2=0.985仍然較大,因此可選取嶺參數k=0.3。從而得到標準化后的嶺回歸方程為:
Y=0.1451X1+0.1033X2+0.1421X3+0.0576X4+0.0848X5+0.104X6+0.1286X7+0.0394X8+0.1775X9+0.1293X10
三、實證結果分析
由嶺回歸方程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的符號和大小可知:各變量對于經濟增長都有正向作用,由回歸系數的大小可知,對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是對外貿易依存度、物質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影響最小的是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城市化率。將所選變量分類后,不難發現制度因素(包括對外貿易依存度和非國有制企業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其次是投入因素(包括要素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投入),而消費因素和結構因素影響相對較小。
在制度因素中,對外貿易依存度(系數0.1775)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系數0.1293)對經濟的影響較為顯著,在回歸系數中分別排在第1位和第4位,這與實際是相符的。浙江省的外貿發展持續高于經濟增長,特別是1999年以來,進出口額增長率與出口增長率遠遠高于經濟增長率,“十一五”期間出口和進口分別年均增長31.6%和29.5%,對外開放已經在向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發展。這大大提高了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極大地提升了浙江的經濟增長水平。而民營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特別是在出口中占有主導地位。在浙江省“四個多元化”戰略背景下,民營經濟在國際貿易中充分發揮開拓市場能力強、市場機制靈活、適應國際貿易復雜環境能力強的優勢,成為了浙江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大支柱。
在經濟增長的基本投入因素(物質、勞動力、人力資本、技術)中,物質資本以及人力資本的作用表現突出,說明浙江省近20年來的是較為依賴投資的。實際上,20年來浙江省投資基本上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公共投資缺乏約束,地方政府外部性監管缺位,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和企業參與投資熱情過高。投資長期過快增長,一方面導致產能結構性過剩,另一方面也給資源環境造成巨大壓力。勞動力的投入(系數0.1033)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也很明顯,這與浙江省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相符的。但這種以低勞動力成本和低資源成本為支撐的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的,終究會被市場競爭所淘汰,因此加快浙江省產業結構的調整刻不容緩。而科學技術(系數0.0576)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表現相對較弱,這也啟示浙江省政府和企業對研發投入和創新投入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
在消費因素中,我們看到能源消費對浙江省的經濟增長的影響較為顯著。一方面,能源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的必要支撐,對浙江省社會經濟各個層面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對能源消耗過大,也造成了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過高,經濟增長容易受下游能源價格波動影響。而居民消費(系數0.0394)對經濟的影響是所有因素中最不顯著的,說明浙江省的居民消費水平是偏低的。“十五”期間,浙江的消費率一直處于50%左右,且走勢呈逐年走低態勢,但趨勢有所緩和。同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80%相比,浙江消費率低了近30個百分點。收入水平較低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成為制約消費率提高的首要因素。從國內比較,浙江消費率水平也是偏低的,低于全國最終消費率水平5個多百分點。
而在結構因素中,產業結構和城市化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十分顯著。產業結構系數(0.0848)為正,說明第三產業相對于第二產業的比重越高,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強。而城市化率(系數0.1040),作為工業化程度的標志,與經濟增長也是呈正向促進關系的。
四、結論和建議
本文以浙江省生產總值為因變量,以與經濟增長有關的十個因素為解釋變量,基于浙江省1990―2009年二十年的數據資料,采用嶺回歸分析法就浙江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對浙江省經濟增長影響較大的關鍵因素是制度因素和投入因素,而影響較小的因素是結構因素和居民消費。因此,為了實現浙江省經濟的持續、快速、穩定發展,針對浙江省經濟技術投入不夠、消費不足、投資過熱等問題,我們作出如下建議。
首先,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推動浙江制造向浙江創造轉變,進一步促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堅持把自主創新與品牌戰略標準化戰略結合起來,保護知識產權,通過技術創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實現物質要素的集約化和勞動力的集約化,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
其次,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消費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努力營造消費環境,使浙江省巨大的潛在消費轉變為現實消費,用擴大消費來代替對資本的過度依賴,讓消費逐步取資成為拉動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
最后,樹立正確的投資發展觀,進一步優化投資結構,要堅持規模與質量并重、可持續發展的投資思路,從土地、環境等資源要素方面制定強制性約束政策,通過全省投資的整體協調發展促進浙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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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極端隨機擾動 煤炭依賴型城市 能源與大氣系統 費效分析模型
1 能源-環境系統管理科學化為大氣污染治理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重點專項是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組織實施的載體,是聚焦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圍繞解決當前國家發展面臨的瓶頸和突出問題、以目標為導向的重大項目群。“大氣污染成因與控制技術研究”是國家科技部2016年首批啟動的6個試點專項之一,該項目研究的目的是為大氣污染防治和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提供科技支撐。2016年7月,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牽頭、青年教師祝穎負責的“極端隨機擾動下的煤炭依賴型城市能源與大氣系統情景費效分析模型研究”獲準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大氣污染成因與控制技術研究”重點專項的青年項目。
能源活動與大氣環境動態響應機理是能源-環境系統分析的基礎研究問題之一。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能源開發規模不斷加大,我國城市以煤煙型污染為特征的大氣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惡性大氣污染事件頻發。尤其是處于生態脆弱地區的煤炭依賴型城市大氣環境問題更加嚴重,已經造成了巨大經濟利益和生態環境損失,嚴重威脅著當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因此,開展能源活動與大氣環境動態響應機理研究,統籌社會經濟與能源發展之間的關系,對于推動煤炭依賴型城市的能源-環境系統管理科學化,保護大氣環境和促進“節能減排”工作的有效開展極具現實意義。
2 我國能源-環境系統研究現狀
在實際研究中,為了對能源-大氣環境系統進行高效的規劃和管理,需要借助先進的模型技術。隨著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國外已經將最優化模型廣泛應用于剖析能源結構、能源技術、能源價格、能源市場、能源使用效率因素等方面。近年來,我國陸續引入國外現有優秀模型,將其應用到能源系統需求預測、環境污染治理、溫室氣體減排的相關研究中。這些理論和技術的引進有著積極的決策指導作用。然而,研究與應用過程中尚存在一些問題:
(1)國內外對于環境引起的經濟影響,主要集中于治“病”帶來的損失,少有提前制定規劃預案對“病”進行預防;(2)缺乏對煤炭依賴型城市不均衡能源結構特征的定量分析,導致由于“一煤獨大”引起的極端隨機擾動被忽略;(3)國外經典模型的參數設定和情景假設并不完全符合我國發展的實際,且較少能夠集成污染氣體減排、溫室氣體減排和大氣環境保護等功能。因此,本項目的總體目標是開發基于全無限規劃的不確定性優化方法降低極端擾動對系統的影響;建立能源活動與大氣環境響應模型,揭示煤炭依賴型城市能源活動及大氣環境之間動態響應機理;采用費效分析方法選擇出最優的系統規劃、決策方案,以平衡經濟發展、能源安全與大氣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最終提出我國資源依賴型城市大氣污染損害評估技術規范,從而發揮重大研發項目在資源依賴型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及大氣環境保護中的支撐作用,體現學科交叉和學科融合,推動能源與環境耦合關系、機理、優化方法的探究。
3 以系y辨識、方法開發、模型建立、案例研究為核心設置研究內容
圍繞煤炭依賴型城市能源與大氣系統中的系統科學與決策理論問題,以研究能源活動與大氣環境動態響應機制為核心,項目具體開展四個方面的研究:
(1)辨識煤炭依賴型城市能源-大氣環境系統的費用和效益;(2)能源-大氣系統特征辨識研究及不確定方法建立;(3)建立不確定能源-大氣環境系統情景費效分析模型;(4)案例研究。項目選擇陜北地區典型的煤炭依賴型城市―榆林市作為案例研究對象。榆林市地處陜、甘、寧、蒙、晉五省區交界地,是中國北方重要的能源重化工生產基地和產業集群。2013年,榆林市被國務院《全國煤炭依賴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劃分為煤炭依賴型城市,其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煤炭的開發和利用。然而,榆林市的能源開發區主要集中在長城沿線沙質荒漠化生態區,生態脆弱。盡管煤炭的開發和利用給榆林市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是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帶來的大氣污染問題也與日俱增,部分重點工業源已逼近其大氣環境承載能力限值。如不能盡快解決這些問題,今后必將誘發各種經濟、政治、生態、穩定等矛盾和問題,最終危及榆林地區的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環境安全。因此,全面分析榆林市能源-大氣環境系統情況,探究能源活動帶來的大氣環境問題,對政府部門及管理機構科學制定各項節能減排政策、合理規劃工業布局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對我國其他煤炭依賴型城市的管理具有借鑒意義。通過求解模型,對結果進行分析、檢驗和對比,探討多種社會-經濟-環境擾動機制下的減排情景,實現系統的動態規劃和管理。最后,結合后優化技術對方案進行優選,降低決策風險和獲取最佳妥協方案,提出政策建議,形成榆林市大氣污染損害評估技術規范。
4 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獲取多方綜合效益
在權衡多方面因素的前提下,項目預期將獲得顯著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首先,對極端隨機不確定性的表征,可以進一步補充、完善現有的不確定性優化理論與方法體系,幫助決策者在構建模型的過程中充分考慮這些不確定性之間的交互關系,幫助模型快速、準確地自動識別和控制不確定現象,為模型輸入的準確性提供了保障。其次,以經濟為杠桿,對煤炭資源型城市進行能源-大氣環境各項指標的費效分析,對于促進我國煤炭依賴型城市的社會、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意義深遠,而且可以以此作為我國其他煤炭依賴型城市的大氣環境管理的借鑒。第三,研究過程將融合國際上達成的各項能源、環境相關的協議、我國及地方政府制定的相關能源和環境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規和標準等,這對于促進以經濟、政策為杠桿推進大氣環境質量改善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最后,選取榆林市作為示范,對于解決煤炭依賴型城市的大氣環境問題、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意義重大,有著良好的示范標桿意義,有助于本項目的研究在實踐中的實施、應用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