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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媒體時代到來
自媒體概念于二零零三年被美國學者提出,其自身的傳播方式多樣化,成本相對較低,并且自由性與互動性較強。與傳統媒體不同,其自身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為我們帶來全新的信息獲取模式。同時,通過自媒體的信息傳播,可以讓自身的信息以獨特的方式體現,表達其自身的個性。在自媒體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吸引傳統媒體的注意力,實現了傳統媒體與自媒體的合作共贏。例如,當前最常見的合作方式就是傳統媒體紛紛開設自己的微博賬號或者微信公眾號等,實現了二者強強聯合,共同進退。同時,自媒體也逐漸開始向政治方面發展,比如,近年興起的微博問政方式,建立了政府與公民便捷平等的交流平臺,不僅具有劃時代意義,同時還促進了我國民生友好的交流,體現了自媒體與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具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系,涉及范圍領域廣泛。
二、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
由于自媒體自身的獨特特點,其信息的傳播與生產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發揮自身原有的價值產生公共利益。自媒體的傳播,能夠充分滿足不同人的個性化需求,充分體現自身的觀點,并實現觀點共享。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最先體現在傳播信息的多元化,其?韃ブ魈蹇梢圓皇譴?統的媒體,在傳統的信息傳播過程中,信息傳播者與接受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傳播者可以利用信息引導受傳者的輿論導向,影響其自身的判斷觀點,同時影響公眾輿論的焦點,改變對當前社會環境的認知。自媒體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媒體的這種不平等地位,共享了信息話語權,建立公共性的信息傳播機制,消除了傳統媒體的影響。同時,自媒體本身還具有傳播渠道公開性和信息多樣性,例如,個人信息、公眾信息等,其信息的內容豐富多彩,更加能突出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
三、自媒體傳播的道德底線分析
(一)建立相關的監管部門
自媒體在近年來發展迅速,博客、微博等自媒體的發展,使得受眾的話語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但是由于自媒體的“零門檻”,自媒體自身的發展也存在一系列的問題。由于自媒體傳播自身的特點,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傳播者,對于信息的內容傳播者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任意,這就導致了虛假暴力等信息的出現,因此,要加強自媒體自身對于信息的辨別,建立相對應的監管部門,根據有關規定制度,對于虛假暴力信息或不良信息等進行自動屏蔽或刪除,加強網絡信息的環境管理,為傳播者和接受者提供健康安全的網絡環境。在自媒體平臺自身的內部管理中,要不斷加強“把關”能力,建立完善的甄別體系,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制定最合理方案,杜絕污染和負能量的社會信息,并加強相關管理技術的創新研發,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有效的輔助自媒體平臺清理垃圾信息,在發展的同時,要積極預防對青少年的不良影響,注重青少年對信息的傳播,嚴格控制信息質量,保證其未來塑造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二)重視具有領導作用的信息影響
在自媒體的發展中,要嚴格重視可以對他人思想產生導向作用的信息,標準規范信息平臺,發揮自身的領導作用,以身作則,保持傳播平臺的信息健康。例如,對于一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物要進行議題設置,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軟件進行信息分享傳播,發表一些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信息,保證其良好的社會輿論引導,塑造健康的網絡環境。及時宣傳相對較準確的信息,能阻擋網絡謠言的產生,同時防止負面輿論的導向,對于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具有重要意義。
(三)重視政府機關的監管能力
要嚴格重視政府機關等權威性機構的信息傳播,發揮其自身的積極性作用,保證自媒體行業健康長遠的發展。例如,加強政府對自媒體平臺的管理,充分利用當前現有的法律資源,制定自媒體平臺相關的規定制度,有效的規范人們對于大眾信息的傳播,優化網絡信息平臺。但一部分人認為,政府的介入將導致自媒體的話語權會遭到削弱,會對整個社會的發展產生制約,阻礙其發展。但是相對來說,話語權不代表著可以隨意表達,具有權利的同時,必然會伴隨著義務的擴大。要加強對于法律的利用,通關相關的法律規范,清除自媒體傳播中的不良信息,保證良好的網絡環境。
關鍵詞:自媒體;大學生;責任感;路徑
一、自媒體時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內涵
社會責任感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里,每個人在心里和感覺上對其他人的倫理關懷和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屬于道德建設的范疇,當前我國的道德建設提出了“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應承擔的責任。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當代大學生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其社會責任感的強弱對社會的和諧、國家的強盛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興衰成敗有著重大的影響。
大學生的責任感應當包括社會責任感和自我責任感。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是指大學生對自我之外的他人和社會群體的社會責任感,體現大學生社會價值的實現。大學生的自我責任感是指大學生對自己在承擔自身發展的責任中作出的行為選擇、行為過程及后果是否符合內心需要而產生的情感體驗。自我責任感是社會責任感的前提和基礎,是對大學生個人價值的滿足。具體來說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可以概括為對自我、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
近幾年,隨著高校信息化建設不斷推進和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快速普及,當今社會進入了話語權的平民時代。時展的動向賦予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新的含義:一是關懷社會的勇氣。自媒體時代,人與人的溫情逐步被符號、數字所代替,人們漸漸缺失主動去關心他人的勇氣。近幾年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原因造成的。大學生需要關懷社會的勇氣,從而幫助其尋找生活的真諦,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促進社會和諧,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二是創新創業的精神。大學生仍處于一個學習鍛造的階段,只有把握當下,實現自我價值,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價值。自媒體時代,網絡成為大學生獲取信息的第一渠道,手機成為大學生上網“首選終端”;碎片化信息消費常態化,網絡依賴癥進一步加劇,缺少獨立閱讀和獨立思考的空間,學生創新能力缺乏。因此,大學生應該樹立科學的創新精神,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要勇于創新、敢于創業,積極投入到基礎科學文化的學習中去,主動深入到創新創業的實踐中去。三是積極實踐的能力。社會責任感是一種意識,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將責任意識轉化為責任行動,才能在實踐中領悟責任意識,從而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隨著平民話語權時代的到來,微公益在各大網絡平臺興起,這無形中也激發了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性,從義工、募捐、獻血這樣的小事做起,引導學生以己之力回報社會。
二、自媒體思維的特點及其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教育工作的啟示
(二)自媒體思維的特點
1.主體概念突出
當今網絡發展高度重視個體價值,人與人之間高效的互動是自媒體發展的主要趨勢。在自媒體時代,“集中統一的一刀切模式、自上而下的單向灌輸、簡單的命令說教形式逐漸被豐富多元化模式、雙向(多向)和直接交流(互動)以及圖文并茂、音視同期的多媒介并用的形式替代,一種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正在建立”。人不再只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產者、傳播者,而自媒體的發展則進一步滿足了人對主體性價值的追求。同時大學生對互聯網工具的依賴,使原有的傳播方式發生了變化,由大學生為代表的青年群體在信息傳播中所建立的新的工作、生活、溝通方式已經不可轉變,人們越來越重視自我觀點的表達。
2.產品意識增強
自媒體的發展將市場逐步細化,使得人們對于個性化產品的需求增加。更多的人們關注個性化產品需求而非產品數量,“私人訂制”越來越受人追捧。如支付寶、美拍等滿足個性需求的媒介平臺成為人們追崇的焦點。高校大學生作為一個精力充沛、思想活躍的群體,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現象、信息都存在探索、思考的內在驅動,是傾向于“消費”滿足個性需求的教育方式。
3.傳播廣泛迅猛
自媒體傳播具有廣泛、便捷性。一旦產品所提供的服務超過了消費者的原始預期,就會給消費者帶來一種滿足感和體驗感。大量自媒體的病毒式傳播,就會形成對某一特定事物的大量數據,這就為大數據分析創造了條件。大學生是自媒體使用的主流人群,高校可以通過分析其使用媒介的信息數據,來加強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培養。
(二)自媒體思維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教育的啟示
在《媒介事件》一書中,戴揚和卡茨將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主要是國家級的事件”歸納為“媒介事件”,并特別指出這類事件并不同于一般的新聞事件,而是經過“提前策劃、宣布和廣告宣傳”的特殊電視事件。[3]也有些學者更傾向于從廣義層面上來理解,他們認為,“所有經過大眾媒介傳播的事件”都可以通稱為媒介事件,“不管它是人為制造的偽事件,還是自然發生的真事件”,[4]也不管它是由電視媒體主導的電視事件,還是被網絡等新興媒體主導的網絡事件。也就是說,廣義上的媒介事件是指所有經過大眾媒介傳播并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公眾事件,狹義上的則是指電視媒體運用電視意識策劃的以電視為主要傳播渠道且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公眾事件。為了區別起見,我們還可以將媒介事件分為重構式和建構式兩大類型。所謂重構式媒介事件,就是指媒體通過對既有事實的選擇、過濾、放大、聚焦、重組、加工而制造出來的媒介事件;建構式電視媒介事件則是大眾媒體為了提升自身效益和影響力,主動策劃或積極參與的公眾事件。
“時至今日,重要的社會歷史事件均需借助媒體。可以說,歷史的生成演變、集體記憶的記錄分享,都要依賴媒體對‘事件’的選擇與建構。關于‘事件’的傳播過程就是一個創造歷史的過程。”[5]因此,媒介事件不僅是“歷史的現場直播”和“歷史的書寫草稿”,也是媒體凝聚注意力、打造影響力、樹立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電視、報紙等傳統新聞媒體曾一度是媒介事件發起、發生的重要場域,然而危機也始終伴隨它們左右。首先,網絡等新興媒體的出現加劇了受眾的分流。基于計算機技術而得到迅速發展的網絡微博、網上論壇、手機電視、網絡電視等新興媒體迅速改變了既有的傳媒生態。它們以個性化的服務、低門檻介入、雙向互動、不受時空限制等優勢在新的競爭格局中節節勝利。由此而引發的“全民記者社會”、“自媒體時代”將當前中國帶入了一個眾聲喧嘩的媒介化社會。在此媒介生態環境下,傳統新聞媒體窘態頻現,既有的觀眾被急劇地分流。其次,社會形態的急劇轉型威脅了當下傳統新聞媒體的公信力。當前中國面臨著兩個深刻轉型:一個是工業化社會的來臨,另一個是信息化社會的來臨。兩個轉型過程彼此交織、互相影響,使得不同時期積攢的矛盾一起匯集到了當下。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社會公平遭遇了有史以來的巨大挑戰;另一方面,整個社會面臨著空前的道德危機。在此過程中,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裂痕日趨明顯。初步自我賦權的草根階層利用博客、微博、社區等新興媒體對特權階層發起了猛烈攻擊,理性表達、悲情訴求與情緒化謾罵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個理性與非理性并存的話語場。而傳統新聞媒體在與官方話語、民間話語、境外話語的沖突與妥協中則面臨著巨大的公信力危機。在這雙重危機面前,無情的“倒逼機制”使得傳統新聞媒體面臨著三重嚴峻挑戰。
其一,時空的錯位。網絡的出現使得共時時空成為了新聞事件的主要敘述時空,草根階層開始步入了一個自由播報新聞的年代。在上海公寓大火發生后的第一時間,民間微博搶在電視媒體和平面媒體之前發出了第一張圖片和文字消息,并在隨后與事件的發展同步更新,數億網民通過手機和網絡步入了同一個時空,在這里他們共同講述著同一個新聞事件。較之網絡共時時空的搭建,講述最新發生的事件依然是電視新聞的主要敘事形態,因此傳統新聞媒體報道的延遲性與觀眾期待的共時時空形成一個明顯錯位。在此語境下,新聞的時效性特征已在“人人都是記者”的媒介生態環境中窘態畢現。就此而言,2009年央視新聞頻道的新一輪改革,特別是在全國設立盡可能多的應急報道中心(直播點),配備衛星直播車、蘋果非線編輯系統和海事衛星設備,與其說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不如說是“全民記者社會”的“脅迫”。
其二,對話的缺失。網絡的出現開啟了大眾傳播全新的雙向傳播時代,只要與網絡相連,任何一個網絡終端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工具也可以是傳播工具。因此,新聞事件在網絡上的傳播就成為了一個不同話語碰撞與對話的開放空間,召喚著網民的積極參與,在此過程中網民的主體能動性得到了極大釋放。與此相反,雖然傳統新聞媒體早在數十年前就開始了對雙向互動模式的探索,如短信參與、觀眾來信、觀眾熱線等,但是缺乏互動的媒體獨白依然是電視新聞等傳統新聞媒體的主要敘事方式,這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媒體與受眾之間的疏離。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的當下,當觀眾在傳統新聞媒體上聽不到自己的聲音或尋找不到預期的情感支持,就會轉而投向其他新興媒體。
其三,結構的封閉。交叉互動、即時更新、海量存儲等技術屬性賦予了網絡開放性的自然屬性。在當前日益多元的話語空間中,網民可以通過搜索引擎、網絡日志、在線討論等方式隨時進入事件敘述時空并更改或推動事件的發展進程。在網絡空間里,每一個新聞事件都是一個開放的話語空間,不受任何時空限制。如2010年“李剛門”事件的一波三折一定意義上正是網民線上線下行動和網民意見的推動結果。網絡敘事的開放性為網民的積極參與提供了內在動力,而傳統新聞媒體相對封閉的敘事結構正是它們的現實困境之一。
這三重危機一方面使得媒介事件的發生場域發生了重大轉移,另一方面對傳統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沖擊。因此,在新的傳媒環境下,傳統新聞媒體需要重新思考“怎么說”和“說什么”的問題。
一、怎么說:創新對話機制
當前中國正處于向信息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信息社會的來臨改變了社會權力結構與媒介環境,推動著社會由“垂直社會”向“橫向社會”的轉變。莫斯可認為傳播技術“使得人們更加接近權力,從而改變我們所熟悉的政治”。對此,他清醒地指出:“在一個網絡在線的世界中,政治終結的真實迷思也涉及從長久以來建立在垂直縱向權力關系之上的社會,向以個體的身份選擇為基礎的‘橫向社會’的轉變……‘橫向社會’的成員或多或少都‘接入’到信息傳播的新技術中,并且進入到以超出傳統的上下垂直的方式將人們聯系起來的權力網絡之中。”尼葛洛龐帝也曾發出類似的感嘆,“我看到同樣的分權心態正逐漸彌漫在整個社會之中,這是由于數字化世界的年輕公民的影響所致。傳統的中央集權的生活觀念將成為明日黃花。”
然而,信息社會并不是一種已經建構起來的事實,權力的沖突和協商將構成中國信息化轉型過程中的主旋律,當這種內在張力與社會轉型期的其他矛盾匯聚在一起,一件局部的個體事件或突發性的公共事件就會被無限放大并演變為重大的媒介事件。在這過程中,如何正確引導輿論就成為了傳統主流新聞媒體的重要職責,然而事實上我們卻發現了很多主流媒體的“失語”現象。遲到的報道、保守的態度、僵化的方式、曖昧的語言,令受眾越來越遠離這些傳統主流媒體。
對話機制的創新不僅是技術和形式的創新,更是態度的創新和觀念的創新。2010年11月15日,在上海公寓大火發生的當天,《新聞晨報》文藝部副主任李建中在微博中寫道:“今晚,有很多人期待著看明日的報紙,但誰又知道明天上海灘的報紙究竟能夠做成什么樣呢?每個報社的老總,這一刻恐怕都在作最艱難的權衡。衷心期望各報紙能有勇氣,最大限度地將事實呈現出來,也期望管理部門在這一特殊時刻能夠理解市民和記者的心情。”18日零點,《東方早報》副主編孫鑒在微博上寫道:“上海媒體,不準掉頭……明天以后,我們一起做失蹤者。”對于上海傳統新聞媒體在這次突發事件中的表現,上海電視臺胡展奮認為,“恰恰是媒體及時充分的報道舒緩了公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遏制了謠言的傳播,所謂謠言止于正常報道。”不過,傳統新聞媒體在這次報道中雖然有很大突破,但是正面報道的陳舊思維依然突出。如18日《新聞晨報》報道中“搶險救援及時、有利、有序、有效”、“是一場成功的典范戰例”等言論就成為了網友的調侃對象。
因此,對話機制的創新首先是理念創新,如何突破既有的報道模式,走近大眾,與大眾展開真正的對話是傳統新聞媒體走出困境的首要前提。
二、說什么:重建公信力
在新媒體事件中,傳統新聞媒體“怎么說”關系到它們與受眾的聯系;“說什么”則維系著它們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建設。
孫立平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中兩個主題之間的張力不斷凸顯出來,這兩個主題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社會體制與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準則。”[6]然而,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由于缺乏較為完善的社會公平保護機制,社會權利失衡的問題日趨突出,貧富差距懸殊、弱勢群體形成、社會沖突增加、信任結構崩塌等問題隨之出現,社會群體結構出現了深深裂痕。在這過程中,部分弱勢群體被拋出了體制之外。利益的沖突讓平民階層與特權階層的關系進一步緊張。在新媒介事件和公共突發事件中,表現為網民對特權階層的奚落和羞辱越來越多,特別是網絡動員很多都是從對特權階層的批判開始的。
不能忽略的是,由于電腦傳播減少了面對面的活動從而節省了互動成本,這使得一些狂熱情緒變得合理。但同時也存在吸引人的自由氛圍,要擺脫相互依存的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共同責任。[7]不僅如此,虛擬現實還把他們從“肉體的牢獄”中解放了出來,現實的風險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在賽博空間,網民的情緒得到了充分釋放,他們通過跟帖、評論、轉發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與此同時,由于少了很多現實制約,不理性的聲音往往也此起彼伏。卡斯特認為:在網絡社會,人群越來越不是按照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是按照他們是什么,或者相信他們是什么組織意義。[8]此外,網民關系的維系是一種可以隨時自由組合的“弱紐帶”,“互聯網的優點是容許和陌生人形成弱紐帶,因為平等的互動模式使得社會特征在限制甚至阻礙溝通上沒有什么影響。”[9]這導致了虛擬社群在新的熱點事件出現時有隨時解體和重新組合的可能。這就為傳統主流新聞媒體發出自己正確、權威的聲音留下了空間并提供了契機。如上海公寓大火發生后,29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人沒了發展還有什么意義》就得到了網友的積極呼應。鄭淵潔在博客中留言:《人民日報》越來越向著人民了;網友王小塞則在當天的博客寫下了:人,是城市最高貴的財產。對此,李立峰認為,“在一個新媒體關鍵事件發生之后,主流傳媒要做的,就是重新審視自己身處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傳媒生態和社會傳播環境,從而考慮是否需要作出相應的改變。如果主流媒體對新媒體可以作出適當而有效的響應的話,新媒體空間所展示的社會知識和現實跟主流媒體所展示的社會知識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便會縮小。”[10]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突發公共事件向新媒體事件的演變很大程度上源于網絡時空與現實時空的分離。“現實社會游戲的空間愈大,虛擬社會游戲的空間就愈小;現實社會中自我表達、實現理想的人愈多,虛擬社會中追求自我表達、自我實現的人就愈少。”夏學鑾指出,互聯網在有些國家并沒有發現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的分裂,而在有些國家卻造成了二者的明顯分裂,這是由這些國家的不同發展程度所決定的。[11]因此,網絡時空里呈現的問題需要在現實中化解。在這過程中,傳統新聞媒體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和人民的心聲,推動社會的進步,是傳統新聞媒體重塑公信力、影響力的必由之路。
這正如菲德勒所言,“傳播媒介的現存形態必須針對整型的媒介作出改變--它們惟一的另一個選擇就是死亡。”[12]在新的媒體環境下,傳統新聞媒體在與新媒體的融合和合作中悄悄發生了轉向,一個日益開放的話語空間逐漸浮出水面。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種轉變還遠遠不能適應現實需求,我們需要進一步創新新聞報道理念,推動傳統新聞媒體改革的不斷深入,為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正確的輿論導向。
注釋:
[1]周子學.信息社會的基本特征和趨勢探討.理論研究,2004-23:20.
[2]盧光明,楊樹芳.信息的意義指涉與信息社會人類的命運.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06:84.
[3][法]丹尼爾·戴揚,[美]伊萊休·卡茨.媒介事件.麻爭旗譯.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1-3.
[4]李彬.傳播學引論.新華出版社,1993:203.
[5]邱林川,陳韜文主編.新媒體事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
[6]孫立平.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2.
[7]文森特·莫斯可.數字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100.
[8][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6:3.
[9][荷蘭]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麥永雄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7:33.
關鍵詞:自媒體;視覺傳播;虛擬實景;互文性;虛擬社會交往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2-0140-03
一、自媒體時代的來臨與視覺傳播
“個人日報(The Daily Me)”的理念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1995年在《數字化生存》中提出。“個人日報”應該是自媒體的最早形態。在名為“We-Media”的研究報告中,學者謝因•波曼與克里斯•威理斯提出“We-Media”的定義可以理解為“通過數字科技的應用,在連接了全球知識體系后,普通的大眾為提供分享自身的事物以及自身新聞的途徑”[1]這一概念強調了一個關鍵信息:媒介的主體由自媒體大眾構成,這些大眾完成了由單純的媒體受眾向媒介主體的轉變。自媒體大眾通過BBS、BLOG、QQ、SNS、WIKI等傳播方式面向大多數人傳輸公開性質或即使是私人性質的信息,這些傳播方式統稱為自媒體。[2]自媒體傳播的介質是比特(bit),它不受印刷、運輸、發行等因素的限制,瞬間便可同步發送到所有用戶手中,具有更新速度快,時效性強的特點:自媒體傳播既可以同步傳播也可以異步傳播。也就是說自媒體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實現自我經營、信息的傳播反饋。
一個大大的“YOU”和一臺電腦以傲然的姿態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2006年年度人物評選封面上,這一年的年度封面人物并不像以往那樣采用任何實體名人的照片。作為互聯網的所有者和信息內容的創作者,每一個“你”都是《時代周刊》所要評出的年度人物,每個“你”都正在成為新數字時代社會的公民,即作為每一個“你”的我們正身處人人即媒體的“自媒體”時代 !
在這樣的一個自媒體時代,科技的進步帶來了信息交流的便捷,“日常生活”正是當今發生在全世界的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也有人稱之為“文化轉向”、“圖像轉向”、“視覺中心主義”),即景觀社會取代商品社會;圖像、空間、日常生活概念取代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政體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跨文化的視覺經驗構成了視覺傳播的領域,因此,當代社會的主導性本身主要表現為一種被展現的圖景性。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將那些并非視覺性的事物予以“視覺化”(visualizing),對它的詮釋結構焦點集中在視覺傳播上。對于視覺傳播行為的理解,在視覺研究中,有著廣義和狹義之分。人們把由視聽媒介或者視聽媒介傳播信息而形成的社會文化的傳播看做是一種廣義的視覺傳播行為,這種視覺傳播行為不是由單純紙質文字媒介和單純的視覺媒介來傳播信息的。那些只限于純視覺媒介傳播信息的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傳播現象則屬于狹義的視覺傳播行為的范疇。本文采用的是廣義的視覺傳播行為概念。
二、自媒體時代視覺傳播的真實與虛擬
在自媒體時代,視覺傳播中的有形的圖像,即圖畫、雕塑、設計以及光學影像,通過先進的傳播技術,更為便捷地被人們所感知,復制和傳播,營造出一個由于科技的進步而帶來的虛擬實景(從技術層面上來講,這個時代對客觀世界的模擬和再現,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清晰、完善。),然而我們卻深陷這樣的虛擬實景中無力辯解真假卻無法自拔。
人們從子彈論的靶型目標受眾轉變成為主動的“編輯”“導演”“參與人”,每個人都可以設計、創辦一份屬于自己的及時上報身邊新聞照片、稿件的“網絡報紙”(博客)、張揚個性及擁有獨立興趣領域的個人電子雜志、或以從草根故事到精英文化全接納為背景的“網絡廣播”或“網絡電視”(播客),人們自由隨性地在自己的“媒體”上通過有形的視覺信息來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話語,傳遞他們生活的悲歡離合,構建自己的交友網絡,通過自媒體,人們創作、復制、傳播的有形視覺形象來表現內心景象的陰晴圓缺,日常的生活,個人的評論及關注,然而這些有形的圖像在人們心中引發的力量,并非圖像或者符號本身,人們將自己的觀念、價值與之相關聯。人們給視覺傳播的對象及內容賦予了“真實與虛假”的特性,經常把視覺傳播中的對象及內容與人們認為的對象及內容混淆起來。
從自媒體的特性來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以下的疑問需要解答:視覺傳播主體身份的真實與虛擬的問題,以及自媒體中產生的角色的真實與虛擬的問題。視覺傳播主體的身份例如傳播主體的姓名、年齡、性別、職業等等,均無法確認其真實性,使我們徘徊在似是而非的邊緣。身份角色的虛擬性(同一個人以不同馬甲的形式出現,“張冠李戴”的形象照片),往往能使人聯想“我非我,花非花”的命題。
三、自媒體時代視覺傳播的互文性增強
互文性指文本的創作者“借用”先前文本之意。有時,這種借用是有意而為,但在多數情況之下,它是一種無意識過程,發生在有意借用行為的下層。俄羅斯媒體理論家M.M.巴赫金將文本借用過程描述:“每一個超藝術散文語篇――無論采用何種形式,或樸素或辭藻華麗或精深學術――都必須基于”“已表述過的”、“已知的”和“共識的”等條件。[3](P10)互文在賦予圖像心理共鳴和影響上也起著重要作用。圖像發揮作用的方式很多,通過與已知的信息聯系,激發大腦反應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傳播理論,有稱為反映弦理論,認為交流過程從很大程度上依賴人們已知的信息。正如托尼•施瓦茨在他的著作《反映弦》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許多與電子媒體相關的體驗是按照被感知到的方式編碼儲存的。由于它們并沒有經過符號轉換,最初的體驗在被回憶起時以較直接的方式發揮作用。當然,由于體驗并非以符號的形式儲存,符號線索是無法使之被回憶起來的。它必須以與儲存信息編碼相同的方式被激活。”
大腦的重要任務是設計刺激組合,這樣它就可與腦中儲存的已知信息產生共鳴,以產生預想的學習行為和行為效果。當聽眾或觀眾理解交流中輸入的刺激時,共鳴就產生了。[3](P12)托尼•施瓦茨的理論認為,交流沒有改編由發送者傳遞給接受者的信息,而是利用接收者腦中已儲存的信息觸動了其反映弦,確認大腦中的信息在發揮交流與產生共鳴上起著重要作用。
四、自媒體時代視覺傳播的虛擬社會交往
人們以相互的或交換的方式對別人采取行動,或者對別人的行動做出回應,這種過程構成了人類存在的主要部分,社會學將這樣一種過程稱為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4](p116-129)網絡的興起、媒體終端廣泛應用的自媒體時代,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互動方式――虛擬社會交往。正如,佐治亞大學教授帕特里克•麥基翁所說:“網絡使我們進入了一種能和我們無法辨認的人進行社會交往的時代。”這里的社會交往是一種不同以往存在于物理空間進行社會互動的社會交往,這里的社會交往是虛擬的,是存在于網絡虛擬世界的社會互動。
互動性是自媒體最具魅力的特征。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互動性建構新型的傳受關系。受眾通過自媒體進行評論、留言等互動交流形式參與到各項“事件”當中,同時瀏覽者的評論或者留言以及點擊量等都將使原有的事件“增值”,從而成為其他人的“事件”。第二、自媒體與自媒體以及其他媒體的互動、聯動。例如手機博客所發出的文章可能被其他人鏈接或者其他媒體轉載。這樣自媒體與其他媒體就處于互動的“場域”之中。特別是SNS社會網絡技術在自媒體上的運用使其互動性的特點更加顯著,互動方式多樣化,效果更加顯著。例如新浪空間中整合了博客、即時通訊等使互動交流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美國網絡預言家約翰•佩里•巴絡(John Perry Barlow)說:“我們目前正在創造一個空間 ,讓全球民眾可以有一種‘新的’溝通關系:我希望能夠與試圖和我溝通的心靈完全互動。”[5](P442)“自媒體們”正在通過網絡所構建的“賽伯空間”(Cyberspace)――一個近似于“現實”的空間來實現這一個主觀希望。在這個空間,自由交往的人們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障礙,翱翔在“這里”或者“那里”,穿越于“此時”與“彼時”,將傳統的時空界限遠遠地拋于身后。這樣的“翱翔”與“穿越”挑戰著傳統的“空間場”理論。例如,由人類學家愛德華•T•赫爾( Edward. T. Hall)所提出的“空間場”理論,認為在個人空間里親密距離(intimate distance)是限定在實際接觸到彼此相距 18 英寸(大約 45 厘米)的范圍內的。但在虛擬社會交往對這一理論進行了顛覆性的重構。自媒體時代的各種視覺形象適時地滿足了人們的心理,塑造了一個五彩斑斕但是又簡單快捷的交流環境,使得“在線上 ,大家有說有笑的,相談甚歡”,“自媒體們”這樣的虛擬交往給人們帶來一種“天涯共此時”和“比鄰若天涯”的感覺。
這一現象,我們能找到印證的例子很多。例如,在Facebook上,注冊用戶可以在自己的頁面上發表博客、照片,上傳頭像、音樂、視頻等,并可對頁面進行個性化編輯,大量的視覺形象構成了虛擬的網絡交往環境,同時Facebook社交平臺上與好友聯網的互動游戲和實用性應用程序也由各種頗有特色的視覺形象構成(如特別好友設置、給好友送校內虛擬禮物、成為名人用戶的支持者等),極大地增強了社交網站的互動性和娛樂性。又如《開心農場》,這是一款以種植為主的社交游戲。用戶可以扮演一個農場的農場主,在自己農場里開墾土地、種植各種蔬菜和水果。各種瓜菜水果、鮮花植物的視覺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各種動物形象也化身為活潑可愛的數碼造型,而人們在裝扮經營自己的農場的同時,以“偷菜”“施肥”“動一動對方”的方式與自己的好友進行著虛擬的社會交往,而這一切的過程也都是視覺化的,例如聯網的手機這一類的自媒體們則很好地滿足了人們隨時隨地進行交往的愿望。由網絡構成的人們的虛擬社會交往在自媒體時代的視覺傳播推動下得到了更快的發展。
五、結語
自媒體時代的視覺傳播是一種數字化的傳播,具有門檻低、運作簡單、平民化、個性化的特點,人們更方便、迅速地理解視覺形象以及對視覺形象的再創作,作為“海面下的冰山”的視覺傳播中的真實與虛擬,應得到我們的關注和研究;人們處于視覺圖像構建的環境當中,大量的視覺信息在改寫了當代人的生存體驗和交往方式,互文在賦予圖像心理共鳴和影響上起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通過浸蘊技術(翟振明語),自媒體時代的視覺傳播推動了虛擬的世界和實存的世界同在、同構、交融、互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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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戴維•波普諾. 社會學(第十版) [M]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
[5][美]曼紐爾•卡斯特. 網絡社會的崛起[M]. 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1.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We-media Time
MO Qian1,MOU Shu2
(1. Art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t Zhuhai,Zhuhai,519085,Guangdong,China;2. Psychology Department, Teachers’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1, China)
一、導游素質低下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利益的驅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旅游業在帶動國民經濟增長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例。2015年旅游產業對全國GDP的直接貢獻為3.32萬億元,占全國GDP比重的4.88%。據國家旅游局初步統計,2015年全年我國接待內外旅游人數高達41億人次,全年總旅游收入高達4.13萬億元。自1993年至1998年全國旅游行業就業人從90.73萬人漲至196.16萬人。
至2015年,旅游業帶動直接、間接就業人數高達達7911萬人,占全國就業總人口的10.2%。旅游業火爆,與民眾經濟生活水平提高,對旅游向往的需求有直接的關系,旅游業的市場供求關系完成了由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到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的轉變。因此,導致了旅游價格高,在形形的旅游套餐中,除了帶領顧客到各處景點進行觀光旅游,還添加了讓游客在當地購物,這種營銷手段成為某些商家的伎倆。商家稱不買東西,游客出的錢根本不夠路費。導游甚至對游客進行人身攻擊,出口成臟,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導游態度惡劣。
(二)導游自身受教育程度低與思想道德修養的缺失與匱乏
1、三年學制的限制以及對學生思想道德修養的淡化
導游專業一般存在在高等職業院校或三本院校,年制為三年。相對正規本科,對學業要求相對較松,對專業技能要求更高。三年的時間,除了對自己專業知識出初步了解,必修學科還有英語和基本原理與思想道德修養,三門必修中,對基本原理與思想道德修養的學習最為膚淺。因為是職業學校,更加注重實踐,三年的時間,真正學習的時間只有兩年,時間的不充裕和重視的淡化使得學生道德修養下滑。
2、部分導游對導游職業道德規范以及對自身要求過低
導游中除了有專業出身導游專業的從業人員,還存在通過考導游資格證取得導游資格的從業人員。這一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而且年齡偏大,社會經驗豐富,存在淡化、漠視行業規范,按照自己的規定辦事的傾向,他們對自身道德素質要求更低。
二、導游素質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在聯系
(一)導游素質影響整個社會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
導游作為社會一員,其精神面貌,道德修養是整個社會思想政治水平的組成部分,影響整個社會思想政治道德水平。
近幾年,旅游行業異常火爆,導游的重要性也逐漸顯現。一個思想道德水平高的導游能為游客提供優質、友好的服務,在友好的氣氛中完成服務活動。游客與導游之間的和諧相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社會的每個成員之間友好、和諧相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人與人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的和諧。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為加強導游素質奠定了輿論基礎
思想政治教育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求,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
加強科學文化素質與思想政治道德素質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兩大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強調思想政治道德素質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一定社會或集團內用符合社會規范的思想觀點、道德準則、行為規范,對社會成員施加有計劃、有目的的影響”。在全社會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 在一定程度上為加強導游素質奠定了基礎,促使導游在規范自身職業修養的同時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質。
三、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加強導游素質
(一)加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在加強學生道德修養與素質方面的作用
積極開展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創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方法,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促使思想政治課程對導游學生道德修養與素質的培養方面起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貼近生活、貼近學生、貼近實際,以解決學生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努力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學生道德修養與自身素質方面的作用。
(二)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全社會范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應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體現導游行業中導游素質有待提高中,應該具體做到:導游努力提升自身素質,加強職業道德,更加愛崗敬業,與游客和諧、友好相處、愛工作、愛社會、愛國家、在工作善于與人合作、直面挫折,勤勞勇敢上進等等。努力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到提高自身素質的方方面面。
(三)發揮思想政治網絡載體的作用,弘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