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內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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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建設內涵特征范文第1篇

2008年5月國家環保部下發了《關于開展生態文明試點工作的通知》，確定了全國首批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的6個市縣，并同時印發《關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意見》，對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指導性要求。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工作陸續開展，這一系列文件的出臺標志著城市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我國各級政府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盡管城市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廣泛推進，但其建設程度如何衡量和評估仍無明確規定，缺乏一套統一的指標體系。我國對生態省、市、縣建設已經頒布了相應指標，但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市相比，內涵更為豐富，目前國內許多地區已經嘗試構建生態文明建設評價指標體系，這為本文研究提供了許多前期成果和資料。本文在充分考察和借鑒國內各省市政府及學者對生態文明建設指標體系構建的實踐經驗、研究報道的基礎上，闡釋了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階段特征和其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基本原則，采用層次分析法（AHP）構建了 包含4個準則層、37項指標的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評價指標體系，并在該體系下對深圳2001～2010年時序數據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2009年截面數據進行了測算，得到了深圳市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的歷年變動趨勢和我國4個主要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比較研究結論，驗證了本文構建的生態文明指標體系的實用性和有效性。

1評價體系的構建特點、原則與思路

1.1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特點2009年9月北京林業大學了我國首份省級生態文明建設評價報告，報告顯示北京、上海、天津和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生態文明建設水平排名均處前列，按報告劃分的我國生態文明建設6種類型，北京、上海、天津均屬社會發達型，東南沿海省份則屬于均衡發展型，這兩種類型的共同特點是地區經濟總量和人均值較高、經濟比較發達、城市化率高、社會發展程度普遍較好[4]，即經濟發達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水平和其他地區已經發生明顯分異，經濟發達城市亟需一套更具針對性的生態文明建設評價體系。研究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指標，應從其生態文明建設的階段特點出發：（1）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較國內地區，水平更高、進程更快，已進入到相對高級階段，因此雖然指標設置帶有一定的普適性，但指標值應嚴于其他城市要求。（2）經濟發達城市的經濟總量和人均量都達到較高水平，對其生態經濟方面指標的考核應更側重產業結構、資源績效、科技創新方面的考核，充分突出個性，如“人均GDP、恩格爾系數”等生態市評價的常規指標在本文評價體系中并未列入。（3）生態環境類指標體現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硬實力，特別是污染減排、環境質量方面的指標應考慮國際通用或國家要求，順應國際、國內發展形勢。而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反映其“環境—經濟”關系的庫茲涅茨曲線即將或預期走向拐點，生態環境類指標較之國內其他城市通常優勢明顯，因此其更注重生態文化和生態制度等軟實力建設，在其生態文明建設評價體系中對這兩方面的指標設計應更為慎重。

1.2指標選取的原則（1）共性與特色相結合原則。在選取國內外普遍涵蓋且有實踐意義的指標的同時，突出經濟發達城市特點，形成這一類型區域評價的特色。（2）繼承與創新發展相結合原則。保留傳統的國家、各部委及其他省市已有的“科學發展觀”、“生態市”等指標體系中的精華指標，并對相關指標和相關標準予以提升，并針對生態文明的特有內涵提出反映生態文明建設新要求的指標。（3）可實踐性與前瞻性相結合原則。既要考慮指標、標準值的要求在目前的社會水平和技術水平下可以實現；又要預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進步，使指標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4）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相結合原則。既要考慮理論上的完備性、正確性，又要避免指標簡單羅列和過度相關導致重疊；同時，指標應具備可操作性，既要具備可約束性，即要有社會動員能力，又要具備可分解性，可從城市層面分解到行業、企業、社區、家庭各個層面，此外指標的可考核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也要兼具。（5）分步實施和分段評估的原則。在建設生態文明城市過程中，通常將生態文明城市戰略目標分階段來實施，因此在具體的應用中指標應便于設置分布實施目標，并實施分階段評估。

1.3指標設計的基本思路本文中將生態文明建設分解為生態經濟、生態環境、生態文化建設和生態制度保障4個方面。其中，生態經濟是環境和經濟協調的根本體現，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生態環境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外在體現和物質保障；生態文化通過文化理念影響社會行為，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動力；生態制度是對生態文明建設在法律規范、管理體制方面的保障。因此，本研究從上述4個方面歸集各類指標，并遵循如下設計思路：（1）按照內在邏輯對四大類指標進行設置。生態經濟類指標以資源、能源節約和產業綠度為核心，并提出生產力的先進性和科技貢獻；生態環境類指標以“壓力-狀態-響應”為內在邏輯[5]，重點評估環境要素、生態系統保護和建設情況；生態文化類指標以“意識-行為”為邏輯，重點反應公眾對于生態文明意識的認同；生態制度則考察了現行相關的7項主要制度的建設和執行情況。（2）按照指標性質將評價體系分為四層。頂層為目標層，即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綜合評價指數；第二層為準則層，包括生態經濟、生態環境、生態文化、生態制度指數；第三層和第四層為指標層，第三層是對準則層的分解和延伸，主要反應結構變化情況，第四層即為具體指標，將第三層指標進一步細化到可操作的層面。（3）按照指標特征將指標分為控制型、預期型和引導型指標。控制型指標是通過一定工程、項目、制度的實施在一定時期應達到的約束性指標；預期型指標是指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時間推移等其他因素的變化，單純從客觀上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難以控制的指標；引導型指標是指難以量化或量化意義不大，但從長期來看，指標的規定是具有行為引導意義的趨勢性指標。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案例中僅涉及經濟發達城市歷史和現狀對比情況，對具體城市未來某時間段的控制型指標數值確定并未討論，所有類型指標均僅進行了用于數據歸一化的高低值確定分析。

2評價體系與評價方法

2.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目前，我國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評價指標體系中指標數量基本介于20～40項之間，大部分均從國家生態市指標衍生而來，如張家港市30項指標中有11項，無錫市42項指標中有15項，昆山市37項指標中有19項，吳江市37項指標中有15項指標與生態市指標相同。本文梳理、比對了生態市指標和其他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評價體系中相關和差異性指標，按前文所述的指標設計特點、原則、思路，基于AHP法，構建了包括生態經濟、生態環境、生態文化、生態制度4個準則層，涵蓋18項控制型、5項預期型和14項引導型，總計37項單項指標的評價指標體系，詳見表1所示。

2.2指標的歸一化處理與權重的確定表1中各個指標量綱不同難以直接進行評分比較，本文依據北上廣深等經濟發達城市1990～2010年各指標變動區間和未來規劃目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6～7]，確定了上述各項指標的高低值，其中涉及經濟類數據按不變價調整，采用歸一化方法進行指標的無量綱化處理。設第i個指標的原始值Xi的對應的高值水平為Mi，低值水平為mi，則歸一化后的指標為Ri，對不同性質的指標歸一化公式為[8]：其中Cij表示評價某項評價目標時，第i個指標的重要性對第j個指標的重要性的比值，一般采用1～9標度法表示Cij的值，Cij的取值從1/9到9依次代表在評價某項目標時，i指標較j指標的重要性從極端不重要到極端重要，并通過求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對應的特征向量得到各指標的相對權重[9]。本研究中分別對四個準則層對總目標的權重，和各準則層下指標的權重在矩陣實驗室（MATLAB）下進行了測算，對于超過7項具體指標的生態環境類指標（AHP法判斷矩陣不應超過7項指標）在各個三級指標下分別計算，并通過了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檢驗，各具體指標綜合權重如表1所示。

3案例研究為了檢驗本文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的有效性和實用性，挑選了我國4個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作為城市生態文明建設評價的案例研究對象，這4個城市均屬經濟發達且生態建設起步較早的城市，具有相近的建設目標和較好的參照效果。其中，深圳作為我國首批生態文明6個試點城市之一，在2008年即出臺《深圳生態文明建設行動綱領（2008～2010）》，此后又制定了《深圳市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工作方案》，在我國城市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具有相對充分的歷史數據積累，因此選擇深圳市時序數據，利用本文評價體系對經濟發達城市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的歷史變動趨勢進行分析；而北京、上海、廣州由于數據收集原因僅暫與深圳進行2009年橫截面數據的橫向對比研究。

3.1深圳市歷年生態文明建設水平變動趨勢分析按照前文所述歸一化方法，對深圳市2001～2010年各指標數據進行處理，對生態制度類指標采用[0.9，0.7，0.5，0.3，0.1]賦值對應制度建立和執行程度的[好，較好，一般，較差，差]，采用線性插值法填補部分缺失數據，對歷史數據難以考證的部分指標未列入指數計算，并對由此引起的綜合權重變化作平衡調整，得到深圳市歷年生態文明建設綜合評價指數和4個準則層的評價指數如圖1和表2所示。總體評價結果顯示，深圳市生態文明建設綜合評價指數由2001年的0.23穩步上升至2010年的0.79，年增速高，這說明近十年來，深圳市生態文明建設力度大、成效顯著，已經躍過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初級階段，進入到縱深推進時期。剖析這一總評指數變化的原因，4個準則層分指數的評價結果顯示，生態環境和生態制度得分的大幅度提升是總評指數升高的重要貢獻源，深圳市近年來實施基本生態控制線的鐵線管理政策，環境質量和生態安全情況得到明顯改善，財政性環保投資經費也高于國內絕大部分城市，以“四個難以為繼”為背景開展政府環保實績考核制度；其次是生態文化分指數升高的貢獻，而生態經濟由于2001年背景值起點較高、地均產出、能耗、水耗均在國內處于領先水平，因此相對提升速度較慢，潛力空間有待進一步挖掘。圖1深圳市生態文明建設綜合評價指數變動圖（2001～2010年）

3.2北上廣深生態文明建設水平比較分析受數據采集條件所限，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城市間的對比研究采用評價體系中涉及的均已收集到2009年數據的共21個指標，對指標權重作同比增大，這樣計算的深圳市綜合評價指數

生態文明建設內涵特征范文第2篇

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們黨對自然規律及人與自然關系再認識的重要成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與我們黨一貫倡導和追求的理念一脈相承的，是對我們黨關于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的新概括、再升華。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就把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九五”計劃決定實施可持續戰略，“十五”計劃首次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的目標，黨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以及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十一五”規劃首次將能源消耗強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作為約束性指標，提出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等。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必然要求。生態問題惡化，直接導致經濟損失不斷增加，社會和諧受到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制約，突出表現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群眾對干凈的水、新鮮的空氣、潔凈的食品、優美宜居的環境等方面要求越來越高。我們已經到了不進行生態文明建設不行的階段。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更好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客觀需要。隨著全球能源資源需求持續增長和氣候變暖趨勢不斷加劇，未來各國圍繞能源資源、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等生態環境問題的博弈會日趨激烈。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有利于增強我國在國際環境與發展領域的話語權，提升我國參與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領域國際談判和對話交流的位勢，有效維護我國的核心利益和負責任大國形象。

二、生態文明的內涵、特征

（一）生態文明的內涵

生態文明是人類為保護和建設美好生態環境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是一種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社會形態，是貫穿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過程和各方面的系統工程。

建設生態文明，并不是放棄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回到原生態的生活方式，而是超越和揚棄粗放型的發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費模式，提升全社會的文明理念和素質，使人類活動限制在自然環境可承受的范圍內，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

（二）生態文明的特征

在價值觀念上，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倡導給自然以平等態度和充分的人文關懷，關注和尊重生態環境的存在及其意義；倡導主動遵循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倡導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

在指導方針上，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節約優先是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以最小的消耗支撐發展；保護優先就是把環境承載力作為發展的首要前提，努力不欠環境賬；自然恢復為主，就是減少人為干預，讓環境休養生息自我修復。

在實現路徑上，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

在時間跨度上，是長期艱巨的建設過程。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繁重任務和巨大壓力，決定了它不會一帆風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堅持不懈地努力。既要補上工業文明的課，又要走好生態文明的路。

三、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把握的重大問題

一是積極探索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環境保護新道路。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這是對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關系的深刻揭示。我們需要做的是以環境容量優化區域布局，以環境監管優化經濟結構，以環境成本優化增長方式，以環境標準優化產業升級，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和根本措施。加快構建環境保護宏觀戰略體系、污染防治體系、環境質量評價體系、環境保護法規政策和科技標準體系、環境管理和執法監督體系、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是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出路所在。

二是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結構、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推進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融合。資源環境問題，究其本質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問題。這就必須根據自然環境承載力規劃經濟社會發展，把節約環保的要求全面體現到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和每個環節，堅決杜絕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邊治理邊污染、邊恢復邊破壞的現象。

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控制開發強度，調整空間結構，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加快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和環境功能區劃，推動各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發展，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

三是著力解決影響科學發展和損害群眾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環境保護既要為科學發展固本強基，又要為人民健康增添保障。當前形勢下，要從嚴控制“兩高一資”、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項目，要把環境保護作為穩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轉方式的重要引擎和關鍵抓手，努力不欠生態環保賬，進一步增強發展后勁和競爭力。

生態文明建設內涵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文明觀；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現狀；對策

一、生態文明觀的科學內涵

成都市與我國其他城市一樣正處于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建設中，而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在第十屆西博會上指出：“如今，全世界50%以上的新增能源消費……來自中國，中國新增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世界新增排放量的50%。”［1］我國已進入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高速增長階段，面臨著社會經濟是否可持續發展的嚴峻挑戰和強大的國際壓力，在發展經濟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實現節能降耗與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非常艱巨。［2］為此，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的五大目標之一。這是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最樸素的文明，也是最高級的文明。”［3］

本文為成都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基于成都市工業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環境成本控制研究”（項目編號：ST11-09）的研究成果。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文明的一種形式，是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人與自然和社會關系上的具體體現，其科學內涵是：以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為主旨，在生產、生活過程中注重維系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追求自然——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的關系協同進化，以最終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的。［4］

二、生態文明觀對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一）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目標

1.成都市工業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成都市確立了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歷史定位，明確指出成都市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和生態市建設工程，是實現工業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和有效途徑，并提出了成都市新型工業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資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社會文明高度發達”。①

2.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目標。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每個家庭。作為社會基本組成細胞和對環境污染應負主要責任的企業（目前自然環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有80%來自企業［5］），加強環境成本控制，保護生態環境責無旁貸。［2］因此，成都市要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資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社會文明高度發達"的目標，企業就必須將生產經營過程所發生的能源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損耗計入成本，并實施有效控制。可見，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目標是全面核算環境成本，并實現有效控制，以優化協調環境成本與環保效果及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協調，即實現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的最合理化、經濟效益最大化和對人類和環境的危害最小化。［6］

（二）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原則

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目標的實現，需要在控制活動中遵循以下兩個基本原則：一是有效控制原則，即企業環境成本控制及其效果必須遵循國家環保法規；二是成本效益原則，即企業環境成本控制不能為實現環境成本控制而控制，而必須兼顧經濟利益，甚至必須以提高企業長期的經濟效益為出發點，否則，沒有任何企業會有效實施環境成本控制。［2］

（三）生態文明觀對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結合前述生態文明觀的科學內涵、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目標與原則，可將生態文明觀對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概括為：實現企業環境成本的全面、持續、有效控制，即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的協調與共贏。

三、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現狀分析

（一）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現狀

目前，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現狀可謂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取得了國家環保法規體系正逐步完善、社會環保意識正逐漸樹立、基本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甚至企業的環境成本控制監管體系、形成了政府主導的企業環境成本控制體制機制、部分社會責任領先者企業實施了有效的環境成本控制、部分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生態環境正逐步改善等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淡薄，環境成本控制意愿不強、體制機制不夠完善、控制主體缺位、觀念落后、控制方法單一、控制范圍狹隘、存在“時滯”現象和成本鎖入效應、信息披露不充分和社會監管不力等問題。［7］

（二）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現狀的成因分析

生態文明建設內涵特征范文第4篇

1、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基礎:公共產品理論

生態文明研究較為廣泛，在內涵界定上還存在一些歧義。綜觀所有學者觀點，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種:第一種觀點認為生態文明包含人們用來維護生態環境的相關制度、文化、法律意識等，以此來維護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二種觀點認為生態文明是系統化的文明構成形態，這是表現人類多樣機能的綜合體，以一種多元化的系統體現出來。第三種觀點認為生態文明相對于以前的文明形態而言是一種新型文明形態，通常與自然生態融合一體的文明，表現為較高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階段。第四種觀點認為自然與文明的關系是從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到依賴自然的農業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業文明，正在轉化為效法自然的生態文明。就這些觀點而言，生態文明其實就是體現人與自然相互和諧的物質與精神積累的成果，其通常由生態物質、生態化技術以及生態化精神累計而成。生態環境變化與生態資源資本化的特征決定生態文明的特性:第一是生態文明難以界定與計量。第二是生態文明的相關建設成效與整個人類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同時其消費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特征。第三是生態文明建設效益具有較強的外溢性與滯后性。生態文明這三大特點正是公共產品的典型特性。外部性是公共產品的特性，從而使得生態環境保護中出現“搭便車”現象，導致生態環境投入資金不足，投資主體缺位現象時有出現。生態文明建設出現市場失靈時，必然會擠壓社會資本投資，這樣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出現生態產品供給不足。政府的適當介入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有效方式之一，而財政支持政策是最為主要的調控手段。

2、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基礎:現實依據

生態環境惡化是全球性的緊迫問題，同時也是困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問題。盡管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展，但生態環境污染代價卻非常嚴重。據相關資料顯示，我國經濟增長至少有二成是依靠生態資源與環境“透支”獲得;同時國家環保總局一項研究結果也顯示，我國環境污染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占該年GDP的10%左右。這些數據充分顯示出我國生態環境的狀況，實施財政支持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國逐漸認識與關注生態環境的保護，生態環境投入量逐漸增加。統計資料顯示，生態環境投資在“七五”期間占GDP的比例為0.7%、“八五”期間占GDP的比例為0.8%、“十五”期間占GDP比例的1.2%。但其在GDP中所占比例長期低下，與發達國家的生態資本投資比例1.5%－2%的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國在經濟總量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GDP總量為51.93萬億元、外匯總量達到3.5萬億美元左右、財政收入達到11.72萬億元，這些數據充分顯示我國有能力也有足夠財政空間來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投資。

二、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效與困境

1、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效

1998年至2007年在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建設中的實際投資就已經達到2700億元(見表1)。統計資料顯示，1950－1999年50年間，國家在草原生態建設上的投入僅為21億元;2000年以來，雖然加大了投入力度，投入總計約100億元，大體相當于前50年投資總額的5倍，平均達25元/hm2;同時，國家林業投入達1100多億元，平均630元/hm2，是草原投入的25倍。生態環境投資增加，對于改善生態環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至2008年間，造林面積增加40093.29千公頃、增加林地面積3.64億畝，森林覆蓋率增加近2個百分點。生態環境保護性投資對于促進我國森林面積增長以及森林覆蓋率的提升作用很大。在草原生態建設方面增長成效顯著，統計顯示2001年至2007年間，退牧還草面積達到17005.33千公頃，禁牧休牧草原超過13億畝。在濕地保護方面，主要是利用退田還湖等方式來實現，截至2006年底，已經建立濕地保護區域473處，面積高達4346萬公頃。水土流失治理也是生態保護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五”期間僅水土流失治理經費達到122.6億元，經過治理達到較好效果。2007年我國水土流失治理面積達到99.87萬平方米，較1998年，已經增加了24.85萬平方米。生態建設進展較好，截至2012年底，全國共有各級自然保護區2669個，總面積達到14979萬公頃;國家自然保護區為363個，面積高達9415萬公頃。

2、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的困境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其整體實現需要財政支持，但由于不同影響因素的作用，導致生態文明建設陷入“囚徒困境”中，具體體現如下:(1)生態環境保護投入需求不斷增加，這已超出國家現有的資金投入能力當前投入需求壓力主要體現的因素在于:一是當前我們國家環境污染嚴重，環境治理的難度也逐漸增強。僅僅以過往簡單技術來治理環境問題已經越來越難達到效果，這就需要環境治理技術創新與推廣，新技術研發與推廣則需要大量資金，這樣就促成污染治理投入資金不斷增加，從而導致環境治理的成本不斷增大。二是生態環境污染的性質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呈現出新的特征。當前生態環境污染已經呈現出區域性、流域性等新特征，這已經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新矛盾，而生態環境污染治理問題則需要更多生態環境投資資金。三是由于歷史發展原因造成生態環境投資“欠賬”過多。一直以來，我國生態環境方面的投資整體水平比較低，遠遠低于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的水平。就國外開展環境治理的主要經驗可以知道，只有當我們在生態環境治理上的投資達到GDP的2%時，整個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過往我國在生態環境投入方面的水平還遠未能達到這一最低要求，這樣就造成生態環境治理的包袱越來越重。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整個民眾對生態環境改善的期望與需求也逐漸提高，這也為生態環境投資增加壓力。(2)生態環境投入渠道比較單一，主要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雖然我國在生態環境投入方面逐年遞增，但是相比于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局面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巨額環保資金缺口，往往就會促使生態環境投入力不從心。在目前管理體制下，容易擠壓其他生態環境投入資金渠道，這樣就導致一部分投入渠道萎縮，而另外一部分投入渠道就顯得名存實亡，這樣就很難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尤其對于那些跨區域、流域性的大規模環境綜合治理項目，在資金的籌措和調度上都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資金問題已經普遍成為環境治理的主要瓶頸。(3)生態環境投入管理方式還比較落后，未能適應市場而創新管理方式由于生態環境產品的公共產品特性，使得生態環境投入主要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這使我國生態環境投入變成一個國家性壟斷行業，使一些社會資金介入生態環境投入領域非常困難。同時也缺乏一套非常嚴格、具有規范性的、缺乏具體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治理經驗表明，僅僅依靠國家財政資金是難以有效遏制環境惡化的，也難以與當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現狀相匹配。因此，如要在一定時間內控制生態環境惡化的勢頭，就需要改革行政管理機制，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行對外開放，將生態環境投入領域逐漸向社會開放，以便吸收社會資本的介入。

三、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的優化路徑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生態文明的維護需要大量資金的扶持與維護，這些都離不開財政支持。當前的財政投入資金盡管逐年增加，但是投資效率較低、投資環境惡化、投資監管失位比較嚴重，這就需要不斷創新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的機制與思路，優化生態文明建設的多元路徑。

1、構建區域差異性財政支持政策

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會導致生態環境污染與生態環境保護呈現區域差異性。這些差異性形成具有很強的歷史原因，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責任方而言，需要關注區域差異性的特性。生態文明建設的財政支持政策的制定，則需要充分考慮到區域差異性，從而形成區域差異性的策略。例如，東部地區經濟較為發達、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意識較強、市場完善化程度要高些，這就需要在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時要注意適當引入社會資本進入，優化投資結構，以便降低財政支持壓力;對于西部地區而言，經濟狀況較差，市場化程度較差，市民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不足，這些都會影響生態投資渠道與需求。因此，構建一個區域差異性財政支持體系，尊重區域發展的差異性，以科學發展觀的態度統領生態文明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2、建立生態環境財政投入穩定增長機制

生態環境投入在目前階段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這就需要提高政府財政資金的投入比例。由于歷史欠賬、經濟發展差異性以及民眾生態意識等方面的因素導致我國財政生態投資比例較低，遠遠不能滿足當前生態環境保護要求。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生態投資需要占到GDP的2%左右，而我國還不到1.5%，這說明我國財政投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而構建財政投入增長的長效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在此，可以借鑒農業財政支出的具體做法，利用《環境保護法》在法律上規定財政生態環境投入資金比例，將其控制在2%－3%之間。與此同時，還需要強化各級政府的監管部門要加強對生態環境投入方面的監督力度，對不能完成的各級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采用問責制度，真正將制度落實到實處。

3、構建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財政對生態環境投入較低，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門政績考核體系的問題，環境保護在政績考核中地位不突出，甚至未能納入考核體系。強化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需要重新考慮生態環境納入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同時需要突出其權重。構建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各級政府實際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的力度與成效，避免定性指標的主觀偏見所帶來的不良影響，以量化指標全面及時地反映出各級政府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與績效。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長期艱苦的過程，在績效指標構建中就需要充分考慮各級政府的實際情況，同時也要考慮到各地區之間的差異性，因而在指標選擇與指標權重的分配上要充分考慮各級政府的實際權益，要具有差異性，以此更加科學地反應出實際問題。

4、優化投入渠道，創新管理機制

生態文明建設內涵特征范文第5篇

是落實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建設目標。大學的校園文化也是文化中心和培養人才好壞的衡量標準，校園文化也被視為大學的風骨。它包括園林景觀、校園建筑、綠化美化等物化形態的內容，也包括學校的學風、校風、心理氛圍、集體輿論、傳統以及校內的各種規章制度和學校人員在共同活動中形成和體現出的非明文規定的行為準則。積極的校園文化，可以陶冶情操、豐富人文內涵，促進學生全面健康的發展。文化是大學的核心影響力，是大學的血脈，也是大學之根。校園文化建設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高速發展，已經成為高校重視的一個關乎學校發展的戰略性問題。興建綠色、生態大學,推動生態教育的全面開展和符合生態教育理論體系的建立,成為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高校生態文明現狀及對策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家經濟發展起步較晚，國民擺脫經濟貧困狀態時日不多并深受傳統文化習慣的影響，接受和理解的環境保護概念較少，因而公民環境知識與水平、環境保護活動參與程度普遍不高，主要環保形式多表現為在政府倡導和引導下廣泛的行政動員模式。且環境意識極度缺乏，國民被動的接受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環境保護活動，除大學或職業學校開設的環境專業外，環境保護行動更多是在中小學校的學生居多，所采取的環境保護手段有限，效率較低，遠遠不能提供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要從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觀念出發，以形成生態系統內部動態平衡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理念，以建設生態文明高校為目標，以高校為環境教育和環境保護的輻射源，把環境教育和環境保護的視野轉向各種形式的實踐行為。通過生態文明校園的建立，在全社會形成良性的環境保護與資源循環利用的價值體系。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人類文明程度不斷提升，人們對所處學校的校園環境要求也隨著不斷增長，生態文明校園建設在高校建設中占主導地位。生態體現著物種之間物與水、熱、光等因素之間的和諧關系，這種關系是情感教育最好的學習媒體，能夠使學生從中學會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物、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