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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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第1篇
>> 復興人文地理學的旗手 基于CDIO模式的人文地理學專業教學改革探討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的實踐探索* “大數據”熱潮下的人文地理學研究 地理教學中如何吸收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新思想 人文地理學與社會學空間研究的比較分析：共識、差異與共同問題 論高校人文地理學的野外課程預設 人文地理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實踐 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學科發展現狀與問題 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關于人文地理學習方法的幾點探索 GIS 在人文地理學中的應用 大數據給人文地理學帶來的影響 人文地理學教學與高職學生人文精神培養融合的思考與實踐 人文地理學發展趨勢及研究展望初探 《人文地理學》教學方法改革和學生創新能力培養研究 漢魏佛教的區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學分析 運用主題討論法創新高校人文地理學教學 “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思路與體系結構 芻議以人文地理學教育提升大學生綜合素質實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2013-02-15.[國家旅游局政法司.2010年中國旅游業統計公報[EB/OL]. ， 201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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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第2篇
【摘 要】計量經濟分析是區域經濟研究的主要方法，人文地理專業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人文地理專業研究生的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面臨著學生知識基礎良莠不齊、學習內容不明確、研究性教學不足等諸多問題，教學改革應遵循因材施教原則，采用研究性教學方法，強化實踐教學。
關鍵詞 人文地理專業；計量經濟學；研究性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5）14-0040-03
作者簡介：劉新華，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區域經濟計量分析。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3年湖南師范大學研究生教育教改課題“研究生課程教學中研究性教學的應用研究——以人文地理專業《計量經濟學》為例”（編號：125000－0161）的研究成果。
計量經濟學是一門集經濟學、數學、統計學為一體的綜合學科，從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誕生以來，經過70余年的發展，其理論日臻完善，應用十分廣泛。計量經濟學是經管類的核心課程，開設此課程的目的是使學生理解并掌握經濟學的定量分析方法，學會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并利用它合理的來研究經濟現象。因為計量經濟學是以經濟理論為基礎，所以學好計量經濟學對于學生更深入地理解經濟理論有著積極的意義，計量經濟學得到了各個高校相關專業的極大重視，目前各大高校人文地理專業的計量經濟學教學主要面向的是研究生，本科生開設的是統計分析一類的課程。從我院多年的教學情況來看，盡管學生們心理都很清楚這么課程的重要性，也都盡了自己的努力想學好，然而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卻不是很好。筆者長期以來從事該門課程的教學，教學活動中也嘗試了各種教學改革，本文通過對教學實踐的觀察和體會，針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我們認為，教學中只有貫徹好因材施教，針對學生的特點組織教學，才能搞好教學，才能取得師生雙方滿意的效果。
一、人文地理專業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的必要性
地理學是以人地關系理論為基礎，研究人類活動與地球表面狀況相互影響的客觀規律的基礎學科。古時候的地理學主要描述人類周圍的地理環境。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活動的要求，在逐步積累地理知識的基礎上，地理學對地球表面的各種現象提出了假說、解釋，通過各種途徑探索地球表面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的規律。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現代生產迅速發展，人類社會活動不斷增強，人類對地理環境作用的強度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顯著突出。由于地理研究對象的復雜多變，對地理學的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推動了地理學的變革，促使地理學研究方法的變革。地理學的定量化研究是隨著計算機的發明、改進、發展和普及而迅速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的地理學研究中，廣泛的定量化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與此相對應，各個高校的地理專業開始注重定量研究方法課程的教學。比如，開設計量地理學、統計學等課程。這里應該指明，計量地理學是以統計學為主要內容，或者說是統計方法的地理學應用。顯然，地理專業增設定量方法的課程，通過教學活動，對培養我國地理人才、促進我國地理學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應該說明的是，這一類研究方法課程的內容大都以統計學的基本理論為主體，它們和地理學的結合不甚緊密，看上去與應用數學課程無異，這些屬于學科發展的問題，本文不涉及這個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之一，它以人地關系理論為基礎，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叭宋摹倍址褐父鞣N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僅指社會文化現象。人文地理學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狹義的人文地理學則指社會文化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主要是社會、經濟現象。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發展始終是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在這種情況下，關于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總會與經濟如影隨形，即便是研究社會現象，或多或少也會和經濟有關，可以說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需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學知識和理論。社會經濟現象大都具有隨機性特征，因而統計學方法成了該類現象重要的研究工具。社會經濟現象往往是復雜多變的，主要原因就是影響因素眾多且復雜，有些影響因素可以量化，也有相當多的因素無法量化，對于無法量化的因素，需要更多的數學技術加以解決。由于計量經濟學是經濟理論、數學和統計學的結合，可見計量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理應成為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面臨的問題
1.專業知識背景不同，學生知識基礎良莠不齊。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課程，計量經濟研究的是現實經濟問題，計量建模是以對經濟現象清晰、透徹認識為前提；同時，計量模型變量的設定、數據的采集與處理及模型檢驗等部分全部需要扎實的經濟理論知識。而且，在模型構建、假設檢驗、模型估計等部分對學生的數學、統計學和計算機應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學習計量經濟學要求學生具備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統計學等先修課程的良好基礎。通過理論學習和各類實踐，掌握經典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能夠在復雜的經濟環境中靈活運用這種工具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為進一步學習和掌握動態計量經濟學、時間計量經濟學等更高級的計量經濟學技術打下堅實基礎。
實際教學中發現，學生的基礎知識難以適應教學目標的要求。部分學生的數學、統計學基礎薄弱，對計量經濟學原理及方法理解困難。就研究生的生源來說，跨專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我院人文地理專業的研究生有很多具有不同的專業知識背景和研究方向，雖然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本科階段是地理專業的學生，但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旅游、城市規劃、歷史、經濟、土地管理、經濟貿易等文科專業，甚至還有外語、哲學等文科專業。即使是地理專業，其教學計劃也會與經濟專業不同，不會涵蓋全部的計量經濟學先修課程。況且不同的本科專業，不同的院校，其教學計劃也會不同，課程設置不同，教學要求不同。因此，人文地理專業研究生要學好計量經濟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2.沒有適合的教材，學習內容不明確。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專業的核心課程，計量經濟學教材是適應經濟專業需要而編寫的，因此教材內容具有很強的經濟學特色，而地理學特色弱，目前還沒有適合人文地理專業的教材。因此，當務之急是編寫一本適合地理專業的計量經濟學教材。筆者在教學中采用的是李子奈等編寫的高教版教材，這本教材適合研究型學生使用，教材的通俗性不強，不適合作為自學參考讀物。從多年的教學經歷來看，雖然選用的教材大體上是可以應付教學需要的，但仍然存在與地理研究結合不緊密的問題。
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科，并非是數學模型的簡單堆砌，學習計量經濟學必須對經濟理論、對所研究的現象有透徹的認識，具備扎實的研究經濟問題的基本方法，而目前我國計量經濟學教材的編寫仍遵循著一套傳統的方法，雖然大多數教材中涉及一些經典計量模型和經濟理論，但是要體現出來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重要的組成部分，還是遠遠不足的。筆者在教學中采用的是李子奈等編寫的高教版教材，在計量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雖然教材強調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的組成部分，但不少學生還是認為它是孤立于經濟學的一個方法論的課程，更接近于一門數學課。學生的這種看法不是偶然的或是個別的，這說明教材的編寫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也有教學設計上的問題。
3.教學重過程的推導，輕實際的操作，研究性教學不足。高校大多數課程的教學過程采用的是傳統的方式，幾乎都以講授為主，課堂教學方法單一。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中，主要注重參數估計和各種檢驗的理論和方法，注重過程的推導，對如何從經濟問題出發建立模型、如何應用模型分析實際經濟問題，卻討論得較少。計量經濟學雖然利用了很多的數學方法，但畢竟不是數學，將過多的時間花費在數學推導上只能是事倍功半。對于那些數學基礎不是很好的學生，對于數學推導并不感興趣，進行長篇累牘的數學推導只會降低學生學習的興趣，他們更樂于接受比較現成的思想和結論，教學應該是有的放矢，按照客觀情況因材施教。
研究性教學是以研究、探討為基本特征的一種教學活動，即教學過程是在教師的啟發指導下進行的，以學生獨立自主學習和合作討論為前提，這種教學方法具有探究性、交互性、實踐性、啟發式、開放性和自主性的教學特點，研究生課堂教學應該以研究性教學方法為主，現在大部分研究生課堂教學還是以教師講授為主，很少讓研究生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 這種教學和學習方式以傳授知識為主, 重視知識的繼承，重視演繹，忽視知識的創新，這種“填鴨式”單向傳授知識的教學方法對于研究生而言難以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改進計量經濟學教學的建議
一門課程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學生自身的因素、教師因素、學校因素以及社會因素等。要提高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就必須根據這些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找出問題的癥結，以便對癥下藥。本文主要從課堂教學這一角度進行探討，我們覺得貫徹因材施教的原則是核心，是改進教學質量的重要舉措。
1.加大實踐教學，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計量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能夠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去解決社會現實中的實際問題。沒有實踐，只是紙上談兵，學生不可能真正掌握計量經濟方法。在實踐教學中，以學生為主體，改變教師的主體地位，教師可有意地尋找一些學生感興趣的話題，使學生產生濃厚的興趣，可使學生的學習變被動為主動，學習形式的改變增加了學習的機會，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由于人文地理專業研究生的數理基礎普遍不好，而且參差不齊，學生缺乏對這門課程的學習興趣，對于較深的數學推導更是覺得晦澀難懂。如果教學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學生不知道該如何使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處理經濟中的問題。計量經濟學之所以使許多學生感到難學，除了一部分學生的數學和數理統計學知識掌握較差這個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課時少，這樣不能為學生深入學習提供足夠的時間保證。加強實踐教學，增加實踐的教學時間，減少課堂上有關數學推導與演繹的部分理論授課，使教學的時間和精力轉移到實踐中，轉移到原理的應用上。既能增強學生實踐能力，增加學習的樂趣，又能使學生擺脫枯燥繁瑣的數學演算。實踐教學環節并不是留幾個實際的問題讓學生動手去做那么簡單，重要的是讓學生真正動手親自完成一個計量模型從建模到應用的整個完整過程。在計量經濟學課程中如果能在理論教學的基礎之上進行實踐教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以研究性教學方法為主體，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研究生與本科生的不同之處在于“研究”二字，具體表現為研究生的創新能力上。研究生創新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訓練和培養，應從教學模式、培養體制、實踐手段、環境因素、導師隊伍、教育觀念等多方面著手，課堂教學是最直接的培養和訓練方法。計量經濟學教學活動可采用多種研究性教學方法，主要有問題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問題教學法將學習內容設計成問題，或由學生提出問題，讓學習者通過解決問題來獲得相應的知識和原理，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案例分析法就是運用案例進行教學的方法。具體來說，就是由教師或學生提供案例作為教學剖析的對象，通過對案例的分析、討論，體驗和感悟案例情境，吸收案例討論中有價值的思想和方法，內化為自己所學知識，增強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研究性教學的基礎是案例或問題，實施研究性教學方法的難點在于案例和問題難于設計。由于大學教師缺乏實際工作的背景，要設計出高質量的案例或積累源于實際工作的研究性問題并非易事。因此，搞好研究性教學的關鍵是教師要多接觸實際工作，多積累案例與問題。這就要求教師教學與科研并重，努力提高教師的學術研究水平，以便實施高質量的研究性教學。
3.結合專業特色，確定適合的課程教學內容。教學內容可以通過教材體現出來，教材是教學活動的重要組成，教材對搞好教學活動十分重要，一本好的教材應該與專業有較好的結合，在人文地理專業的計量經濟學教學中，由于沒有適合本專業的教材，只能利用經濟類專業的教材。因此，本專業的教材建設是一項緊迫的事情。由于地理學主要是從區域的角度探討地理要素的分布規律，一般研究的是宏觀問題，因此地理學的研究具有區域性和宏觀性特點。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必須圍繞這個核心，在此基礎上組織教材的建設。
利用計量經濟學的原理、方法解決實際問題都需要利用軟件來實現。考慮到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改革，增強實踐性教學以及研究性教學，教材建設應滿足這方面的需要，教材應包括軟件運用方面的內容。目前，計量經濟分析最受歡迎的軟件是Eviews，由于Eviews軟件是面向對象的，對使用者的編程要求不高，軟件的可視性極強，以此，該軟件得到大多數計量經濟學教學科研人員和專家學者的推崇。國外一些計量經濟學教材中的案例，也是用Eviews 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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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第3篇
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盡管目前尚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但仍可推測學術界與政界對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為這些詞聽起來更為客觀、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則相對帶有較多的文化內涵[5]。但有的學者卻認為,到目前為止,在其他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中,“countryside”并沒有帶有英國那種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鄰近城市中心的鄉村地區,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見,“鄉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難對其進行準確定義。但是,許多生活在鄉村里的人自稱為“按照鄉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針對城市與鄉村設立不同的管理機構并實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從這些現實意義上講,對國土或行政區進行城市、鄉村的劃分顯得尤為必要。新世紀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種方法來定義鄉村[9]:①描述性定義;②社會文化定義;③視鄉村為一地理區域(locality);④視鄉村為社會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現。Woods認為以第四種方法來定義鄉村最為靈活穩健,能夠適應鄉村社會經濟變化的影響[8]。新世紀以來,有關“鄉村”定義的進展仍集中在第四種方法層面,但是卻越來越超越社會結構主義的約束。例如,有的明確使用“表現”(performance)這一術語,包括規定了一系列從階段性事件到反復重復的日常慣例來定義鄉村[10];有的揭示了農業展覽會是如何被用來作為向大量非農游客展示農業的機會[11];也有通過詩歌和民俗音樂來展現對鄉村的理解與定義[12-13]。Woods認為,把鄉村概念化為一個混合的或網絡化的空間這一理論創新,往往是與鄉村地理學家們對于城鄉特性混亂、城鄉區別難辨的空間環境的經驗性調查研究興趣的恢復相伴而生[14]。同時,他還提到了一些城鄉空間交錯混合的概念:鄉村地區的小城鎮[15-16];新城市遠郊的發展[17-18];城市通勤范圍內的城市外圍社區[19];城鄉結合部[20-23]。近期相關研究則強調:這些空間對于基于城鄉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規劃提出了嚴峻挑戰[21-22,24];它們是城鄉利益沖突的場所[17,24-25],同時也是城鄉特性協調和爭奪的競技場[19-20]。目前,國際上有關學者試圖以三種模式來描述城鄉之間的地理區域范疇并解釋兩者之間作用力的動態[14]。首先,是用“城市地區”(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來考察城市外圍和邊緣區,城市經濟地理學家提出的“城市地區”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帶”但延及鄰近鄉村地區的空間交互作用場所[26]。其次,北美鄉村地理學家則越來越多地采用“城市遠郊”(exurban)這一術語來定位其在城鄉結合部及更遠的社區的研究工作,“城市遠郊”通常用來指代城市外圍區,特別是當專門用來描述由于來自城鎮的遷入(通常是為了舒適的目的)和相關的發展而轉變的鄉村地區時,該術語非常貼切。深受政治生態學的影響,目前很多有關城市遠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變化和景觀沖突[17,27-29],以及社會重構和調整[18]。這一模式補充了有關鄉村性的混合觀點并為捕捉城鄉交互作用結果的空間不均衡性提供了一個有效途徑,但“城市遠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歸屬階段,作為一個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進一步發展。再次,法國地理學家們主張頗受爭議的觀點,即鄉村地區“城市化”與城市地區的“鄉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學者認為,人們對于被殖民的鄉村社區抱有雙重期望,即同時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樣化)和鄉村理念(社區、團結、寧靜),而在一定范圍內用城市的方式和慣例進行徹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結果則導致了對于傳統城鄉二分法的背棄以及對于新社會空間模式的尋求[31]。國際上的鄉村地理學家正在重新思考城鄉交互作用的本質及其衍生的空間,并認為:一方面,對由連接城市和鄉村結點的多種要素流及其依存關系為特點的網狀空間的認同將導致城鄉二分法的終結[32];另一方面,城市擴張不是同質的,將產生多個新的混合的社會空間形態,這些空間形態將模糊城鄉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質[21]。鄉村性一直是鄉村地理學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綜合近來鄉村地理學的種種新進展,認為鄉村性是由鄉村居民與遷入者、農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閑游客、政策制定者、媒體以及學術研究者等不同參與者共同體驗與表現的,鄉村地理學需要研究鄉村性的表現[38]。新世紀以來,鄉村地理學研究工作已開始探究鄉村性的表現,即從原先關注于鄉村的物質性,轉而關注其政治經濟結構乃至社會建設[38]。這一發展不僅為鄉村地理學家提出了新的研究問題,而且也促使了相關研究理論與方法論的創新,并為新的跨學科聯系開創了機遇。
研究理論的發展
上個世紀,國際上鄉村地理學研究在理論框架構建方面經歷了三個階段:1970年代的功能視角階段,通過明確鄉村獨特的功能特點來確定鄉村空間;1980年代的政治—經濟視角階段,試圖將鄉村定位為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的產物;1990年代的社會建設(sociallyconstructed)視角階段,認為與鄉村性、鄉村空間和鄉村生活密切相關的鄉村的重要性體現在其社會、文化和道德價值層面上[14,39]。之后,很多學者曾認為鄉村地理學的研究理論停滯不前,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鄉村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明顯在慢慢復蘇[40],關于鄉村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張:當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區范圍,城市和鄉村的分類可以用一種更能充分反映兩者之間內部聯系的方式來考慮,且對于勞動力市場、住房市場,以及購物和休閑方式來說尤為如此;如此以來,城鄉關系在互為競爭、互為補充方面變得更為明顯[26]。但Woods認為“城市地區”模式在論及鄉村地理區域時僅單獨考慮鄉村與城市的聯系,而忽視了跨區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義上的鄉村條件,并使鄉村在城市支配的經濟和人口結構層面進一步被邊緣化[14]。隨著人文地理學“文化轉向”的深入發展,后現代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理論引入了鄉村地理學,鄉村地理學開始轉向研究鄉村的再現表征(representation)[38]?！班l村三重空間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紀以來鄉村地理學理論研究方面的重要進展。依據對空間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鄉村空間劃分為相互之間緊密結合的三個層面[47]:①鄉村區域所在,即與生產或消費相關聯、相對而言具有明顯特征的空間實踐活動發生場所;②正式的鄉村表征,諸如資本主義利益團體或政客們的一些表述,以及鄉村被整合到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的方式,特別是鄉村在價值交換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鄉村日常生活,同時包括對鄉村生活理解和認同的個人和社會文化因素,但是它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離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紀以來在鄉村地理學研究中,對于合適的鄉村性表現研究方法的尋求,是方法論探究與實驗的領域之一。然而,自從人文地理學的“文化轉向”起,特別是自1990年代以來,鄉村地理學中文化觀點的影響力日益增長,與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應用與發展,包括半結構化訪談、關注群體、民族志學與參與者觀察和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斷發展與應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是鄉村地理學研究方法的兩極分化,即相關研究傾向于僅采用定量或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國鄉村地理學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導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廣泛使用,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鄉村地理學研究中廣為運用。例如,Annes和Redlin運用扎根理論(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訪談“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鄉村的男性同性戀者在城市與鄉村空間中的遷移規律,證明了“城市”僅僅是他們獲取身份認同的所在,而他們大多還是對鄉村生活認同度較高,有力地反駁了“男性同性戀者有城市空間偏好”的傳統觀點[51]。Leyshon運用了一系列定性實地調查方法,并以英格蘭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圍內散布的鄉村里的年輕人為研究對象,探究了在實踐中不同調查研究方法對年輕人個人及團體的不同影響,最后根據調查結果的優劣比較了各種調查方式的優缺點,并提出了在進行鄉村定性研究時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論的建議[52]。Pini通過對昆士蘭州兩地區的80個女性調查對象的“關注群體”(focusgroups)式調查,研究了澳大利亞制糖業中女性的參與程度,并得出“關注群體”式調查方法不僅對女權主義學者、而且對于所有的鄉村社會學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這種方法的結果能夠較少受到階層化的調查關系的影響,并能較好地反映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變化[49]。然而,新世紀以來在鄉村地理學研究方法層面的明顯進步是大力推廣了打破定量與定性區分的Q方法。Q方法論(又稱操作性的主觀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種科學地研究“主觀性”的心理學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邏輯”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著稱,主要通過五階段的過程來完成定性數據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認為,Q方法提供了一個使我們能夠從關注特殊個體描述而轉向重點分析特定參與者群體所共有的一系列觀點的機會,并建議鄉村研究者應當重視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資源管理、政策、社區發展、社會問題以及邊緣化群體研究方面有著十分廣泛的應用前景。實際上,近十年來大量的鄉村地理研究應用了Q方法,研究對象包括地方政府與自然資源管理[56]、農業環境視角[58]以及鄉村重建中社會企業作用的利害關系[59]。鄉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興起,主要是作為分析與記錄更為寬泛的鄉村性與鄉村生活非專業描述的定量性鄉村研究方法進展的一部分,反映了鄉村社會建設及多種鄉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體來說,Riley與Harvey論證了鄉村地理學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運用,其目的在于加強與個人描述變化之間的密切聯系,并豐富對鄉村重構的微觀尺度動力機制及其影響的認知與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顧了利用小說來構建鄉村生活意義的相關文獻和論述,而這些文獻和論述都不大可能以傳統訪談形式存在[60]。Duenckmann運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鄉村’觀念,并試圖對傳統的與鄉村性、鄉村空間和鄉村生活相聯系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價值觀進行重構[65]。新世紀以來,綜合運用定性與定量方法成為了鄉村地理學研究者的終極任務與挑戰。Madsen和Adriansen極力主張使用更為綜合的多元方法,即綜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單個參與者的行為和價值觀,從而有助于強化在發展和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第4篇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涉及“教育地理學”中教育區域規律的描述：“…在教育科學的孕育、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既出現了研究教育一般規律的教育學，又出現了研究教育領域某一方面規律的各門教育學科…”。［2］王秋玲［3］認為：教育是一種合格的社會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教育是一種新的、特殊的產業部門，所以教育地理學是經濟地理學的分支研究領域；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區域教育產業及其地域組合的形成、發展和布局規律；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包括總論和分論兩大部分，總論部分的研究主要是教育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與研究方法等，分論部分包括部門分論和區域分論。羅明東［4］認為：教育地理學是教育科學體系中的基礎學科，是地理學體系中的應用學科，教育地理學是教育學與地理學的中介學科；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教育的地理現象和問題；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教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研究、各級各類教育地理研究、區域教育地理研究、教育科研地理研究、學校選址及學區布點規劃研究、教育地圖研究、校園環境研究、教育歷史地理研究和宏觀教育布局研究等。張東風［5］認為：教育地理學是一門人文學科，是文化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教育活動作用于地理環境后，產生的不同人文現象因地理環境的不同而存在的明顯差異性和規律；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大體概況為基礎理論研究，學科特點、形成、發展、演變及其分布規律的研究，教育地域系統研究，教育地理區劃與評價研究，教育地理學的應用研究，教育地理制圖研究，教育地理信息和監測系統。學者對教育地理學這一學科的研究，在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或論斷狹隘，或定義不完整，尚在不斷地深入探索和深化提高。因認識出發點的不同，結論各異。我們認為，教育地理學是多學科綜合的產物；教育地理學的研究，需要從地理學角度，綜合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重新審視其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偟膩碚f，教育地理學是建立在多學科基礎上，以教育地域系統為研究對象，利用地理學等多學科方法研究教育現象、教育問題以及教育現象、教育問題與地理環境之間關系的一門學科。
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教育地域系統
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問題之所以是這門學科最根本的問題，是因為它的內容、它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它的社會功能等等都是由它的對象決定的。它的對象是否明確，直接決定它的發展水平和成熟程度，決定它的科學性的含量。［6］教育地理學正處于學科基礎理論研究的初級階段，對學科的根本問題———研究對象的研究極為重要。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包含兩個主要的內在系統，即教育的結構系統和地理的地域系統，最后綜合構成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教育地域系統。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在要素上表現為教育學的諸多要素的研究，以教育問題和教育現象構成的要素系統為主。教育學是以教育現象、教育問題為研究對象，歸納總結人類教育活動的科學理論與實踐，探索解決教育活動產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實際教育問題，從而揭示出一般教育規律的一門社會學科。《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將教育學定義為“教育科學中研究教育規律、原理和方法的基礎學科”，認為“教育學按受教育對象可分為學前教育學、普通教育學、高等教育學、業余教育學和特殊兒童教育學等”。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在研究形式上表現為地理學的地域系統。地理學中的地域系統，是指某一個地域和與其有關的其他地域———它的背景地域、相關地域和次級地域———之間通過能量流、物質流和信息流等各種因果反饋關系而形成與維持的系統。［7］地域系統不僅具有其內在的等級和層次區分，并且各等級或各層次的地域系統的功能以及其同研究區域之間也存在復雜的邏輯關系。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教育學的結構系統和地理學的地域系統緊密相關。吳傳鈞院士指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地理學研究的核心。［8］教育地理學在研究中涵括地理學特別是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故而也應繼承和深化這一研究核心的思想。教育地域系統具體的系統結構，表現為（見表1）：（1）各教育要素的不同等級、不同層次的地域分布，即縱向的B1～D1～S1～R1、B2～D2～S2～R2．．．Bn～Dn～Sn～Rn方向的研究；（2）各個不同等級、不同層次的地域中，某一教育要素的地域分布，即橫向的B1～n、D1～n、S1～n、R1～n方向的研究；（3）不同等級、不同層次的地域系統中，各教育要素的綜合研究，表現為背景地域橫、縱向研究的基礎上，基本地域、次級地域和相關地域的關聯關系和制約關系研究。
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
明確了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那么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就有了較為清晰的界定。從綜合學科角度來看，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教育的地域差異、教育的地域功能選擇和教育的地域認同三個方面。1．教育的地域差異人才是教育的直接表現，縱觀古今，人才及人才培養所需資源的分布和配置都深受地域的地理環境影響，［9－12］這一環境可以是自然的、人文的，也可以是綜合的。教育的地域差異，主要表現為教育現象、教育問題的地域差異和教育資源配置地域差異兩種。（1）教育現象和問題的地域差異教育問題是教育領域需要研究討論并加以解決的矛盾與疑難，它與教育現象之間的關系是：教育現象不等同于教育問題，教育問題與教育本質之間也不是一對范疇，它們之間只可能是包含關系，并且是教育現象真包含教育問題。［13］馬克斯•舍勒關于教育本質的論述，是現象學研究教育本質問題的最早的也是很重要的論述。他認為，教育本質是關于人的塑造和成型的以時間形式展開的、活生生的、后延性的過程，整個過程是以拯救靈魂為最高原則的自我小宇宙的不斷建構，教育是世界整體性與小宇宙同一的神圣事業，是個體精神生命化和生命精神化的趨向性過程。［14］可以看出：教育現象是可以被感知和認識的客觀存在；同時，教育現象是教育實踐活動的產物，它是各種形式、各種類型和模式的教育事實的反映；教育現象的構成有規定性的條件，即以教與學為主體形式的客觀存在。教育現象學是以具體情境中的生活體驗為研究起點，賦予生命體驗以本體論地位；它努力克服傳統理論與實踐分離的客觀認識論，突出一種實踐的認識論，即強調教育及其研究不可脫離情感意向、他人意識以及對踐行的追求；在方法論上，它強調在反思生活體驗的基礎上，通過本質直觀直接把握現象的本質。［15］無論個人情感，還是他人意識，其具體反映都是不同的，“教育是以人為對象的，而任何人都不是抽象的，都有著特定的民族所屬和賴以成長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態環境”。［16］教育現象或教育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受教育者，而受教育者所處的具體情境即環境氛圍也存在著差別，教育現象和問題的地域差異也就顯得尤為明顯。（2）教育資源的地域差異教育資源包括自有教育活動和教育歷史以來，在長期的文明進化和教育實踐中所創造積累的教育知識、教育經驗、教育技能、教育資產、教育費用、教育設施等以及教育領域內外人際關系的總和。一般來說，教育資源包括教育人力資源、教育物力資源和教育財力資源三個主要方面，它們在資源的分布及配置過程中，存在著區域間的不均衡現象。我國按經濟可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帶，即經濟發達地區、中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在教育資源的配置中，這三個地帶的教育資源配置類型、數量等均有明顯差別。［17］教育資源的分布及配置，還表現為不同區域的不同類別、不同層次教育之間的不均衡。2．教育的地域功能教育的功能是指人類教育活動和教育系統對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產生的作用與影響。由于教育所處的地域和服務對象不一，不同地域和不同服務對象條件下的教育功能選擇和取向也存在差異。（1）地域的解析尺度地理學的空間單元有流域、氣團、植物群落、土地系統、社區、企業、聚落、城市、區域等。［18］人文地理學中空間單元是指那些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的地理單元劃分，這些地理單元的劃分，主要表現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尺度。教育地理學因其學科的地理學特點，其在空間上的分布同樣也存在這一地理單元的尺度解析規律。地理空間解析尺度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教育的地域功能類型。就我國行政區域而言，宏觀尺度的行政區域為全國，中觀尺度的區域為各省區，微觀尺度的區域可以是各地市州盟或縣區以及更小的行政單元。從行政系統來看，全國尺度下的每一個次一級的行政區，其教育的行政區功能相似或聯系密切，那么這些次級行政區就構成了全國的某一教育功能政區。每一個教育功能政區，都有自己主要的和獨特的教育功能，且對其所處政區的上一級、下一級和同級的其他政區承擔相應的教育功能。［19］（2）地域的教育要素構成教育的直接服務對象是人，表現為對人的內化教育和對人類社會活動方方面面的影響。正所謂“因材施教”，教育的選擇上也是因人而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人的個性、種族和民族等方面。教育對社會系統中的經濟、科學技術、政治、文化、人口和宗教等都有密切的關聯和深刻的影響，對此，眾學者已做了大量研究。［20－25］某一地域教育的社會要素構成不同，決定了該區域內教育的主要服務對象不同，也決定了該地域的教育功能具有不同取向和選擇。3．教育的地域認同社會與文化地理學中的地方認同，是指個人或團體與特定地方、地點的特殊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包括文化、價值、意義的認同。［26］教育的地域認同，也可以理解為教育的地方認同，是指某既定區域內的人或人群的教育觀，與該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地理環境等的關聯性。在教育的地域認同中，主要基于以下兩個基本出發點。（1）現代哲學的“語言轉向”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的西方哲學，在近代哲學“認識論轉向”的基礎上，實現了人們通常所說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27－28］至此，哲學經歷了一個“本體論———認識論———語言哲學”的變化和前進過程。這一過程中，哲學從純粹的物論研究走向物論與認識論的結合研究，再到對哲學的概念思辨———語言的研究。［29］教育的過程，始終都離不開一個基本點，即我們常說的“知識”，其實質為客觀事物自在的變化規律，表現為人類能動地對客觀事物變化規律的認知。于此，便產生了新的問題：教育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是否為清晰的、可以正確反映人類對客觀事物認知程度的“知識”？分析教育學家一致認為，在以往的教育理論中，教育術語和概念十分混亂并且常常被人誤解，對教育術語和概念進行邏輯和語言分析的目的，在于對教育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語言予以“澄清”，使人們對教育思想的表述建立在科學的、清晰準確的語言基礎上，避免理解上的含混和無謂爭論。［30］語言是教育活動進行的必要條件和基本方式，也是現代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點。教育學的研究，是從教育實踐本身的研究走向教育的語言研究（圖略）。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時間地理學區域規劃交通規劃公共設施全覆蓋
中圖分類號：C91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時間地理學及發展歷程
時間地理學是由瑞典地理學家哈格斯特朗提出，由瑞典德隆學派發展而成。理論主要是表現和思考在時空間過程中人類行為與客觀環境之間關系的一種方法論[1]。時間地理學理論基于哈格斯特朗以下八個根本性假設：
（1）人是不可分的；
（2）每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3）人在某個時間同時完成多項任務的能力是有限的；
（4）每完成一個任務都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
（5）人在空間中的運動需要花費時間；
（6）空間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
（7）任何領地空間都存在一個有限的外邊界；
（8）現狀必然受到過去的狀況的制約[2]。
其中最為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了時空資源對于個體的不可分割性和有限性，提出了時間的價值，有別于只分析空間地理學派。
上世紀八十年代時間地理學陷入了低潮。但是在九十年代，隨著其理論體系和方法的創新，GIS技術的興起，時間地理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F今國外對時間地理學在城市與區域規劃中的應用如火如荼，成效極佳。但中國大陸的規劃學界卻對時間地理學比較陌生，鮮有其在規劃方面的應用探索[3]。
二、時間地理學引導公共設施布局和建設
當代，我國的城市規劃正轉向城鄉統籌規劃。統籌規劃中，公共設施的全覆蓋是其中重要的原則。但在統籌規劃中，公共設施全覆蓋原則沒有合適的規劃方法，致使公共服務的全覆蓋質量不高。
理論上，城市內只要有公共設施，那么每人都可以到達。但按照哈格斯特朗假設，個人時間資源是有限的，要實現真正的公共設施全覆蓋，就必須考慮到在個人時間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對公共設施進行合理的布局。
時間地理學無疑為公共設施的全覆蓋提供了可行性的方法。如圖1，確定人群的制約條件之后，可以分析人群的時空掕柱。公共設施的服務人群就是一定服務時間內人群時空掕柱的交會人群。
在進行一系列的時空分析之后，城市規劃者就可以掌握人群對于公共服務設施時間（特別是像醫療、教育等方面）可達性情況，通過規劃就可以防止在配備設施時單純追求空間上的均質或者是只關注交通的便利性的情況，而不考慮群對于公共設施的可接近性。
圖1（作者參照資料自繪）
三、時間地理學在城市交通規劃中的應用
城市交通規劃中，規劃者運用時間地理學的時空制約觀念對人類活動的可達性進行測量的理論有著深遠影響, 這是當代城市交通規劃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
該理論使得城市交通中，空間距離并不是唯一的限制條件，時間的耗費值才是城市交通“距離”最重要的參考值。城市內，空間距離可能因交通設施水平和擁堵狀況的不同導致其通行時間的差異，這使城市交通在空間上扭曲。因此城市空間扭曲狀況進行測量可以對城市交通路網的改善，城市時空可達性的提升提供參考。
關于可達性，時間地理學的路網可達性有別于路網空間的可達性，它更加關注交通的實際運行情況和交通路網的時間消耗。我認為路網時空可達性的提升比路網拓撲關系的可達性更具有意義。時間地理學在測度城市空間扭曲時，是依據城市道路的通行速度觀察城市交通的運行情況，屬于實證分析。
一種方法是在選取城市重要的交通節點之后，通過城市交通監測系統采集研究樣本，計算城市各路段的平均速度，因此繪制城市“時間距離”地圖。例如有A、B、C三個節點，其距離一樣，但是其相互通行時間有差異。如表1是其耗費的單位時間的假設值。根據數據，可得出三個節點之間的空間與時間距離關系。其中在空間距離關系中。
表格 1節點間時間消耗假設值
現代城市內，時間成本是居民出行最重要的限制因素，因此，城市交通的“時間地圖”就最值得城市管理者關注。通過繪制的圖-2中的假想節點的空間和時間關系地圖，可以清晰的反映“時間地圖”與“空間地圖異”之間的差異?？梢钥闯鯝節點與B、C節點在時間聯系上比較困難，如有必要需要采取措施增強其“時間聯系”。
在交通網絡規劃時，城市節點的時間聯系現狀分析可直觀了解某些節點的交通“塌陷”。這種塌陷可以通過提升道路設施水平、增加線網密度、進行交通管制解決。
區域交通規劃中，時間地理學中關注時空的原則可以用于分析區域內外城市和節點的時空關系。以我國省會間的客運聯系為例，如圖3，根據我國的鐵路規劃，按照高鐵和普通鐵路的布局抽象地繪制出了我國各省會之間鐵路聯系的時間消耗值，從中可以看出鐵路網對于我國地域間的空間扭曲。
本文關于鐵路的空間扭曲分析鐵路客運人群為研究對象，不涉及城市間的貨運聯系。從圖3可以看出，我國以武漢為中心，通過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上的骨干鐵路線，將上海、廣州、重慶、北京四大中心城市向武漢拉近，形成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八小時經濟圈。圈內的城市關系不以空間距離為依據，而以時間消耗關系為依據。在這張“時間地圖”中，以時間關系為基礎，構建了我國經濟、文化、政治的核心地帶。
從圖3還可以看出有些城市因為沒有通過高鐵而被邊緣化。如其中的烏魯木齊、拉薩、西寧等，在“時間距離”上與國家核心區較遠，缺乏發展的區位優勢，處于國家發展的邊緣地帶。
這樣的時空分析同樣適用于較小的區域，甚至在縣域層面上。時空分析對于縣域內城鎮、產業布局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圖3（中國鐵路網對于國家空間的扭曲分析）
四、時間地理學指導城市空間結構的優化
在城市結構上，時間地理學分析提供了從微觀的個體層面上來剖析宏觀城市結構的方法。特別是關于城市的職住平衡、城市空間上的功能混合的研究，成果斐然。
時間地理學起源于瑞典的隆德學派，一開始就受到瑞典高福利社會的社會的影響，注重的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研究的是個體生命的社會歷程[4]。我認為其目標就是以個體為中心，是個人的時間效用最大化。
Novak等以布拉格城市連綿區為對象,對新建郊區居民的時空活動與移動進行了分析,揭示新城與老城的關系。結論是新城購物與服務設施的建設帶來了城市的動態變化,緩解新城對老城的依賴[1]。這為新城建設提供了參考。
對于當下許多城市功能區劃分過于的絕對，造成了各個功能區職能單一。職住失衡等規劃難題。時間地理學的分析方法無疑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References:
[1]. 柴彥威與趙瑩, 時間地理學研究最新進展. 地理科學, 2009(4): 第593-600頁.
[2]. 柴彥威, 趙瑩與張艷, 面向城市規劃應用的時間地理學研究. 國際城市規劃, 2010(6): 第3-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