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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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1篇
寫意花鳥畫是以工筆畫法，即用簡練開闊的手法繪寫花卉、竹石、鳥獸、蟲魚等自然生物的一種繪畫形式，創作主體為文人。較之工筆花鳥畫，其形態描摹并不全然是仿照自然的寫實，而是在識鳥木獸的基礎上“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將個人志趣傾注其中，立意上更多地關注人情，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傳統文人的寫意花鳥畫創作已經觸到了生態美學的核心問題。
一、“自然之美”——生態美學的核心問題
20世紀中期由于不合理的人類活動，自然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的發展與濫用、對經濟效益的狂熱追求使得自然資源被大規模過度開采，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同時自然災難頻發，整個地球的生態系統變得十分脆弱。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批判這種以自然為代價的現代化道路，生態美學正是于這種文化思潮中發生、發展起來的。
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把自然科學實證研究與人文科學世界觀相結合，將生態學理論進一步延展至哲學與倫理學領域，形成了深層生態學，這成為生態美學的哲學理論基礎，而阿諾德·柏林特在《環境美學》中提出的“重新界定環境，承認其美學內涵”成為生態美學的理論目標。生態美學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從整個生態系統出發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觀照，對二元論和工具理性進行批判，主張“人—自然—社會”的協調統一，既不是自然對人的絕對制約也不是人對自然的單方面依附。同時，它極力反對過去的價值論，將審美對象擴大至整個生態系統，承認各種自然生物與自然物質本身的審美價值，其中也包括歸屬于自然的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由此可見，生態美學對自然生態系統本身具有美學內涵與美學價值的強調雖然否定了過去“人化的自然美”觀念，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在自然審美過程中的缺席;生態環境之美并非隔絕于人類之外孤立存在，而是自然的審美屬性與人的審美能力交互作用的結果。它指向的是一種和諧相處的“自然之美”，即一種“包括人與自然、社會以及自然的生態審美關系”，一種“符合生態規律的存在論美學觀”①，其終極目標是追尋人類的“詩意的棲居”②。由此可見，生態美學對“自然之美”的哲學與方法論思考包含了自然觀、自然美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幾個維度，成為生態美學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
二、天人合一——中國寫意花鳥畫的生態美學追求
自然何為，自然何美，人與自然如何相處，這些問題都是生態美學討論的核心。與寫實性相比，中國寫意花鳥畫更為注重對物象生命靈性的展現，一方面要見出物象的內在精神，同時也要見出畫家自身的情感人格。中國寫意花鳥畫正是以自己的獨特方式觸到了生態美學的核心問題，并以自身繪畫實踐對這一問題做了解答。
(一)道生萬物，萬物有靈——中國寫意花鳥畫的自然觀
南朝謝赫提出的“氣韻生動”這一命題是中國繪畫“千載不易”“萬古不變”的重要法則，其中“氣”指向宇宙萬物的生命。在這一藝術法則指導下的中國寫意花鳥畫充滿了詩情畫意，不僅描摹自然萬物且能從中見出自然萬物的靈性。它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自然萬物的生命力。寫意花鳥畫所描摹的物象十分豐富，飛禽走獸、水果草木，千千萬萬種皆可收納其中，觀中國寫意花鳥畫便如觀自然萬象。繪畫是一種靜態的藝術，但中國寫意花鳥畫通過筆墨處理使畫面中靜態的物象獲得了生命的動感。鳥、獸等物象出現在繪畫中時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動態印象天然地使欣賞者產生一種動態的錯覺;植物等物象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因其不易察覺的動態變化而往往被忽視，但卻在寫意花鳥畫中得到恣意地張揚。清代鄭板橋的《風竹圖》，竹勢挺拔堅韌，竹葉疏密有度，顏色深淺不一，皆順風同向而高揚，不但見出竹葉動態的生命之美，且見出竹立烈風而不彎不倒的強勁生命力。二是自然萬物的象征意義。中國寫意花鳥畫中的自然物象往往帶有人類感情寄托的所指功能：梅、蘭、竹、菊四君子常喻高潔，松、鶴、鵬、鳳則喻祥瑞等，并由此出發形成了獨特的花鳥文化。
對自然萬象生命力的描摹和情感寄托的象征固然是由于古老詩歌中的意象積淀，但從其根源來看則是源于中國寫意花鳥畫所秉持的“道生萬物、萬物有靈”的自然觀。道家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生靈自道之育化而出，并因“道”的運動而獲得生命動力。天地生靈不是靜態的、僵死的，而是動態的、鮮活的，萬物在獲得生命力的同時便有了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指向，因此畫家描摹自然萬物，本質上是對育化萬物的“道“的觀照。
(二)思與物游，傳神寫照——中國寫意花鳥畫的人與自然關系論
“道”育化萬物，人與自然物象都由“道”而生、統一于“道”，因此在中國寫意花鳥畫的創作中人與萬物雖然構成創作主體——審美客體的關系結構，但兩者之間并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并列同一關系。“氣韻生動”中“氣”的另一重要范疇指向創作主體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因此中國寫意花鳥畫中不但浸潤著天地萬物的生命靈性，而且包含著畫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體現著畫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因此中國寫意花鳥畫并非畫家被動地描摹物象，而是寄之情思得象之精神的“寫意”，這是一種能動的再造自然的活動。山人的《孔雀牡丹》正是畫家寄情于物、托物言志的再造產物。畫上的孔雀丑陋不堪，滿身光華不再，僅頭部形態與臀部三支尾羽可略見孔雀之形;孔雀所立之處頑石上大下小，不穩而欲墜;石旁有牡丹一株，花枝低垂，幾片竹葉散見其中;并有題詩曰：“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強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論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孔雀尾羽正是清朝官員所戴領帶花翎，孔雀丑陋亦如清朝官員人格喪失，為了追求榮華富貴而奴顏婢膝。此畫筆墨雄奇酣暢，一方面潑辣恣意地表達畫家之諷刺，一方面又體現出畫家狂傲不羈與孤傲出世的文士品格。
由此可見，畫家再造自然的過程實際上是畫家“滌除玄鑒”以審美心胸觀照花鳥物象，同時也受到花鳥物象的感發引發主體心理的情緒變化，由對物象的被動觀照進入主動的藝術想象，進而描摹浸潤著主體情思的自然物象之“神”的過程。在創作過程中，畫家的審美想象活動始終與事物形象結合在一起，主體情感越強烈鮮明，審美想象越奇妙豐富，對物象的觀照就越具體而明晰，主客二者相互生發促進達到“情朦朧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的效果。因此“傳神寫照”便形成主客二體交通相應、同構契合的雙重內蘊：中國寫意花鳥畫不僅是對花鳥物象外在形象的寫照，而且是對畫家審美想象的寫照;不僅反映著花鳥物象的生命神韻，而且傳達著畫家的精神追求。人與自然在這個過程中達到一種和諧狀態，自然生發人的情意，人能動地改造自然物象，傳達情思。
中國寫意花鳥畫創作過程中充分體現了 “道生萬物”的生態美學自然觀和“天人合一”的生態美學追求，實現了藝術美與自然美的有機融合，對于生態美學學科具有啟示作用。
生態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2篇
2010年我在墨爾本訪學時受邀到老朋友貝安德教授和勞若詩博士家中做客，其間受贈他們二位的新作《理解環境哲學》（Andrew Brennan and Y.S. Lo.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urham， UK： Acumen Publishing， 2010）。 這本書是英國Acumen出版社策劃的“理解現代思想運動”叢書中的一本。由于該叢書旨在為讀者提供關于啟蒙運動以來各種哲學和歷史領域內重要的學派、運動和傳統的導論，其目標讀者主要是相關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首次接觸這些學科的讀者，因而《理解環境哲學》一書的體例并不龐大，且框架清晰，邏輯緊密，語言及寫作風格頗為生動，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理解環境哲學》共有九章，可分為三個部分。在第一章中，兩位作者從討論氣候變化這樣具有極端復雜性的環境問題入手，將讀者導向對環境問題的哲學思考。從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著倫理拓展主義的基本方法，分別討論了環境哲學中的各種代表性理論，包括代際倫理、動物倫理、以非人類生命為對象的個體主義環境倫理和整體主義的環境倫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別就自然性的寓意、環境哲學的世俗基礎、環境問題的根源、個人責任與社會管制等環境哲學中的核心問題和熱點論爭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過對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論和核心論爭的全面展現，該書為我們勾勒出一個清晰的環境哲學的框架，為沒有接觸過環境哲學的讀者提供了一個精彩的有關環境哲學的導論性讀本。同時如兩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由于該書介紹了很多基本的哲學概念、邏輯術語，并且在整本書中對休謨、康德等經典哲學家的相關思想進行了持續的討論和評述，因而在一定意義上也可當作一般哲學的入門讀物。此外，對環境哲學領域內諸多論爭的深入討論也對從事環境哲學研究的專業學者提出了挑戰。
第一章首先討論了全球氣候變化可能引發的各種影響，并由此引出現代環境哲學誕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點討論了他們所認為的環境哲學的核心難題（key puzzle），即如何將我們的道德關懷拓展到人類之外，同時又不損害表達和保護人類尊嚴的各種人權。由于人類展現出強烈的認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種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傾向，即便在生物學意義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這種強烈的傾向給非人類中心主義者帶來了困境，也構成了環境哲學的核心難題。
第二章的主題是代際倫理，我們對后代人的義務。作者首先介紹了功利主義，包括整體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區別。在仔細分析了根據功利主義原則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結論”（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討論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論證。這一論證主張，由于環境政策會影響到未來哪些人會實際存在，因此，對于那些最終無法來到這個世上的人而言，他們的境遇無所謂更糟，而對于那些實際存在的人而言，盡管他們會因為曾經缺乏必要的環境政策而受到消極的影響，但仍然比那些根本來不到這個世界上的人要強，因而當代人對后代人沒有義務。事實上，很多國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際倫理時都會討論“消失的受益人”的論證，而每次在西方學者的著作中看到這種似乎是根據理性和邏輯進行的嚴絲合縫的推論時，我都會產生一種無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喪的是，國內很多論文在介紹西方代際倫理的理論時也往往會花大量筆墨在這種貌似技術上十分復雜、邏輯上非常嚴密的論證上。我很高興看到兩位作者對這一論證進行了批駁。作者首先指出，諸如全球性氣候變化造成的實際危害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由于當代人和以前的人們未能對氣候變化采取預防性措施，對于那些未來人而言，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可能還不如沒有來過。第二種批駁在我看來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論證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無論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種環境政策，未來總會有大量人口來到這個世界。很明顯，這些人會因為我們這些當代人沒有采取會對他們有益的環境政策而過得更糟，因而我們負有關懷他們的義務，至少負有這樣的最低義務，即不能把他們將要生活的環境搞得連基本的生存都無法滿足。
第三章介紹了動物倫理。作者分別介紹了彼得·辛格的功利主義動物福利倫理與湯姆·雷根的道義論動物權利倫理，并比較了二者的異同。盡管有關動物倫理的理論幾乎在所有環境倫理、環境哲學、甚至應用倫理學的著作中都有相關介紹，但這本書對動物倫理的兩種代表性理論的清晰的總結和深入的比較仍然非常值得稱道。但有一點值得注意，作者認為比起辛格的動物解放論，雷根的動物權利論為動物提供了更多的保護，而實際上，由于動物權利論所涉及的動物主要是哺乳動物等高級動物，因而我們很難斷言這兩種動物倫理哪種能夠給予動物更多的保護。而且，在現實世界中，辛格的動物倫理為在西方世界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動物的認知和態度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實際保護和改善動物的處境產生了巨大影響。
生態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科學發展觀；比較研究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態”（EcologicalMarxism）一詞來源于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教授本•阿格爾。他在1979年《西方概論》中第一次運用了“生態”這個概念，從而在真正意義上建立了與生態學之間的關聯。生態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當今最有影響的十大流派中較為活躍的一派。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圍繞人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社會內部的“和解”兩大主題，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人的解放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嬗變等問題，揭示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并通過重建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進行技術批判與消費主義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實現社會制度和道德價值觀的雙重變革，從而最終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化的，其中心問題是“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在于，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表面上看，生態與科學發展觀并不基于相同的現實基礎，產生的理論背景、發展脈絡和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等方面也不盡相同，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兩個理論體系之間，觀點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觀點有明顯的差異，卻可以相互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礎的比較
生態，也稱生態學的，其理論基礎在于和生態學的有機融合。如生態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認為的那樣，歷史唯物主義內在地包含了生態學和生態思維方式。應該說，在馬克思那里，生態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去談論與生態問題息息相關的生產問題，卻很少在純粹意義上談論生態問題。盡管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馬克思有意還是無意的，他都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生態思想。如“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爾關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觀點，提出了‘社會是人與自然的完整統一體’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類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與自然的關系、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態危機的必然聯系以及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等問題上，‘生態學’與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1]。另外，生態繼承了以作為理論基石的西方，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批判傳統，像萊斯和阿格爾就受到馬爾庫塞相當大的影響。只不過與他們的前輩相比，生態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相對溫和，也更富有建設性。
科學發展觀則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及作為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的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處處滲透著立場、觀點和方法。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的創立和發展，主要是基于中國化的，面對的現實是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與科學發展觀對于關注的點不同，偏好的理論也不一樣，面對的現實情況也有明顯的差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二者都是以作為理論的來源和基礎，都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的科學性、革命性和開放性，掌握了活的靈魂。
二、第一要義的比較
生態代表人物之間的理論并沒有太多聯系，應該說，不能形成一個系統，但在第一要義上卻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爾斷言，“歷史的變化已使原本馬克思關于只屬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經轉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因此，當務之急是“從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本質的見解出發，努力揭示生產、消費、人的需求和環境之間的關系”[2]。阿格爾轉變了人們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認為傳統的經濟危機已經轉向了生態危機，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原罪，即利用環境代價換取財富，已經導致了經濟增長的瓶頸，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無限性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如果沒有有效的措施緩解矛盾，那么經濟增長就會停滯，甚至會倒退。可見，阿格爾關注的決不僅僅是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和分析，問題在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實現可持續性的發展。這說明，他始終是以發展作為第一要義的，這是他邏輯分析的前提。高茲認為：“‘對我們的經濟從產品設計到消費和物質的再循環進行生態學的重建，……對能源、化工、運輸和農業進行生態學的重建，……技術上的發明不僅必須有助于生態學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還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縮短勞動時間成為可能，把我們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使生產和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標準服從于社會——生態標準’，走向基于自我約束、更節儉、生態上可持續消費模式的生態社會主義，達到真正的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統一，實現生活得更好、勞動與消費更少的社會。”[3]高茲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歸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確了要在發展的基礎上構建生態社會主義，發展是第一要義。從阿格爾和高茲的觀點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生態學者無論給生態危機開出什么樣的處方，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發展這個第一要義。
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認為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此可見二者之間觀點的相似性。應該說，生態與科學發展觀所提的“發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意義上使用，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的增長，當然這種增長不能以生態為代價；二是，正如高茲談到的那樣，發展不僅是經濟理性的，還應該是價值理性的。總的說來，生態關注的比較多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礎上的人與社會的關系調整，而較少涉及純粹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科學發展觀所使用的“發展”，強調的是一種和諧，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三個層面基礎之上的。與生態相比，概念的內涵擴大了；作為一個分析系統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論核心的比較
“生態考察了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所造成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提出了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的論斷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關系協調的問題，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類的健康發展趨勢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圖從制度層面探索生態問題解決的根本途徑，具有前瞻性和開創性，它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建立和發展，力圖通過制度轉變解決人與自然的對抗。”[4]由此可見，生態在談及異化概念時，是以人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異化；在談及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時，將社會系統放在首位，因為只有以社會系統中的主體——人，作為分析的核心和邏輯的出發點，其他的分析才有意義，換句話說，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尋是具有現實意義的，而彼岸世界是遙不可及的；在趨勢和目的方面，無論是通過制度還是其他手段，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都是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發展。
相比之下，科學發展觀始終明確地將“以人為本”作為理論核心。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從以上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二者之間的觀點趨同是主要的。當然，生態強調的“以人為本”，是從純理性的角度說的，在他們的邏輯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點，是徒勞的，也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帶有功利性質；另外，他們過多地強調人的解放與個性張揚，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維度，所以，很多時候不過是空批判而少建設，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細節所迷惑，墜入就事論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學發展觀強調的“以人為本”不僅源于對社會和自然規律的把握，還具有倫理層面的考慮。無論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發展的應然。所以，生態與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在總體上是一致的，它們的差異只在于對人的倫理態度和側重點上，而這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四、基本要求的比較
很明顯，生態認為，僅僅局限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是不夠的。在高茲那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物質豐富程度明顯提高，社會地位有所改善，然而，這種改善不過是資本主義緩和階級矛盾的一種手段。并且，無論資本主義采用什么方式給予無產階級多少施舍，實質上，并不見得會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今日付出了一百萬美元，是為了明日的一百億美元。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是不會泯滅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資本主義的成本，資本主義就越是要加緊攫取，換取更多的財富。于是，自然成了犧牲品，這種犧牲到了一定程度，資本主義就會達到發展的極限，而出現衰退。所以，利潤動機同生態環境相沖突是必然的，利潤最大化驅使人們破壞生態環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護生態環境更加重要，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按照奧康納的總結，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一切社會的發展，都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的結構及態勢的“不平衡的和聯合性的”發展過程。[6]奧康納還指出,資本主義積累導致一定程度的生態危機，由生態危機可能會引發經濟危機，同時生態危機所導致的環境運動有可能會加重經濟危機的程度。總的來說，在生態者看來，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人、社會和自然失衡的危機，就是片面發展的結果，就是資本運行的現實性危機。根據反向調節的原則，可以明顯地推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樣是會被生態所認同的。
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5］15-16應該說，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樣，生態和科學發展觀在基本觀點上能夠達成一致。然而前者強調的不過是“平衡”二字，即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系統的關系，就社會的復雜性而言，這種關系只是眾多關系中的一種，所以分析的結果難免流于片面，或者不過是空洞的說教；后者則強調四位一體，即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同時，由于科學發展觀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和諧”思想的部分，在中國社會中能夠尋找到現實基礎，并為現實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進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所以，科學發展觀的實際影響要遠遠大于生態的“烏托邦”，也更具有現實意義。
五、根本方法的比較
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5］16科學發展觀充分體現了辯證法的思想，強調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統的、動態的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生態學者全方位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然資源壟斷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對自然界所進行的掠奪行為；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批判了資本主義等級森嚴的管理體制及其破碎的勞動分工；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批判納入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視野之內，與資本主義制度緊密聯系起來考察。”[7]由此可見，在方法論意義上，統籌兼顧是二者認可的。生態盡管沒有明確提出統籌兼顧的思想，但是從其關注的對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級批判、異化批判和工業文明批判等維度考察，它并沒有刻意突出資本主義的某一個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幾者之間的聯系。再如，生態的代表人物克沃爾認為，要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在所有制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經濟制度方面，要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在實現條件上，要像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全人類一起實現。從這里，生態的統籌兼顧思想也可見一斑。
雖然同樣在方法論意義上堅持了統籌兼顧，所關注的視域卻截然不同。科學發展觀以中國的現實國情為基礎，站在整體的高度審視各個部分的協調與平衡，是一種治國的理論。生態主要是從學理上進行探討，因為其所秉承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所以，在思想上側重于批判，而建設性的東西受到限制。同時，由于生態的相關理論并沒有理論聯系實際的機制，這樣一來，無論其有多么豐富的思想，也不過是一種值得參考而不具有指導性的理論而已，當然也就不會像科學發展觀一樣，不斷地在實踐中發展。這個發展過程基于實踐，服務于實踐，又為實踐所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發展觀的真理性價值也要大于生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態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學派，其主流學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視野廣闊，科研環境優越，尤其是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理解和批判、對生態危機的本質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開放性的體系，與生態有較多的契合，這決定了科學發展觀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鑒生態的思想。在觀點契合的方面，應該說生態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為細致，這與其血緣關系和研究傳統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觀點分離的方面，對于科學發展觀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鑒，不合理的可以作為警示，兩者之間并不是一種對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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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4篇
1河流生態學內容簡介
河流生態學（riverecology）是近十幾年發展起來的一門關于河流生物分布結構、功能結構，涉及到環境生物相互關系發揮作用的學科。隨著全球環境污染問題的普遍惡化，河流污染作為其中的一個比較嚴重的方面，河流生態學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因此在理論產生興起之初得到了環境生態研究領域的廣泛支持，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活躍。河流生態系統研究的重點是研究河流生命系統與生命支持系統之間的復雜、動態、非線性、非平衡關系，其核心問題是研究生態系統結構功能與重要生境因子的耦合、反饋相關關系。一般來說，河流生態學根據現有的范圍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1）該學科關注河流等水域的橫向研究，關注平原、水流河道以及水流河岸之間的相互作用。其次該學科關注河流等水域的縱向研究，關注某地區河流水域的具體生態分布、生態結果以及生態功能；
（2）對河流水域的地理、水文也有所研究；
（3）該學科關注河流水域的整體評價，是上述兩個方面的綜合研究。目前全球河流生態學的運用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態勢，主要表現在多學科融合、研究重點轉向人類活動對水域的影響、河流生態學科學信息技術化以及理論知識適應社會需求而發展等幾個方面。
2河流生態系統指標的開發
2.1非生物環境指標
非生物環境指標，顧名思義，是通過對河流水域中的豐生物信息進行分析，基于此進行河流監測計劃的指標。其中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非生物因素，首先是河流水文特征，河流水文特征分析通過對諸如含沙量、水位線、水流流速、結冰期、汛期、澇期等方面的具體分析對河流水文進行整體把握。其次是河流地貌特征，河流通過長期的沖蝕對河岸陸地產生影響，最后形成了獨特的河流地貌。不同的河流地貌如溝谷、侵蝕平原等等其所反映出的河流演變情況都有所不同，具有深刻的參考意義。最后是河岸帶特征分析，河岸帶的定義具有廣義、狹義兩種。一般是指靠近河流岸邊的地帶，具有植被豐富、空氣濕度大的特點。通過不同河岸帶的研究可以分析出不同的河流水源特征。
2.2生態系統功能指標
河流作為一個動態的系統，其自身的物質吸收能力、排放能力以及物質的自我生產能力都能從各方面反映出河流的系統活力。生態系統的功能指標包括了兩個方面，首先是物質通量，這些通過的物質有沉淀物、營養物質、有機物質、藻類植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河流監測需要通過各種河流物質的通量進行全面的研究，但目前一般只是通過物質負荷數據進行調查。其次是截留率，截留這種氣象現象一般與地區降雨量、風速大小以及雨間天氣狀況有因果關系，河流水域的截流量與河岸樹種以及降雨量有著內在密切的聯系。
2.3生態系統結構指標
生態系統結構指標從河流生態系統的結構特征出發，從三個方面的因素變化給出河流監測的指標指導：
（1）關于物種多樣性，近年來物種多樣性中的對大型無脊椎動物如一些大型水母、海葵、珊瑚等的研究為河流監測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參數，借此來解釋河流功能攝食類群層級波動的內在原因。物種多樣性是河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指標之一，是評測不同地區河流動、植物以及微生物物種數目以為人類發展、生活奠定基礎的前提；
（2）生態系統結構指標的生物豐富度；
（3）功能攝食類群的變化。這兩個方面對于河流監測所需求的指標參數也具有重大意義。
2.4人類干擾變量
在河流污染過程中，人類生產活動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人在河流污染中應擔起的責任也越來越大。人類陸上排放生活垃圾、工廠排放未處理的工業污水、城市運行拋棄的商場廢物以及人類土地利用格局改變等方面的共同影響導致了大大小小河流水質的惡化，而且隨著國家社會經濟在新時期的巨大發展，河流惡化速度也變得越來越快。其中，人類干擾變量在其中所起到的負面影響巨大，雖然內容龐雜但對水質的破壞作用極其集中，河流監測計劃的制定尤其應注意這個方面的研究分析。
3關于河流生態學與河流監測計劃的探討
3.1河流生態學應用及發展前景
通過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運用河流生態學的核心學科理念對河流監測事業所起到的作用將星多方面且卓有成效的。其為河流監測計劃的制定以及后期河流監測工作的展開乃至后期河流治理等工作的順利進行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在證實了理論基礎正確性的前提下，相關部門技術監測人員如何正確利用河流生態學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具體實際監測活動中顯得尤為重要，國家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在這個方面加大重視度。同時，河流生態學應用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礙，存在個別局限。如在資源螺旋概念中提出的螺旋長度，看起來是對河流功能過程的一種非常適宜的測量，但實際上它并不是一個恰當的指標，因為它更像是一種理論單元，并且需要用放射性同位素進行復雜測量來獲取，序列不連續體概念亦如此[1]。但從整體上看，利用河流生態學為基礎進行河流監測事業、制定河流監測計劃具有光明的前景，相信通過努力一定能夠實現河流監測不斷優化的目標。
3.2對當前河流監測計劃評價
整體來說，我國現今河流監測計劃工作的實行還是比較完備順利的，但具體細節來看還存在著一些紕漏。如河流監測執行部門的差異所造成的監測計劃并不相同導致了監測側重點不同，其后果往往是監測事業不能實現預期目標；如人類干擾導致的河流生態系統的生態效應，現有監測計劃中的變量不足以綜合判定[2]；又如物種多樣性和豐富度數據應該用于確定大型無脊椎動物的梯度，并更多地放在空間方面，但在現有監測計劃中沒有進一步表示。
4結語
生態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態語言學；大學英語；人文功能
一、生態語言學述評
當今的生態學已由自然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發展到文化生態、精神生態層面，生態學中的人文性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生態學”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專業領域，生態世界觀作為科學研究的一種新的范式，提供了科學認識其他領域的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以語言學為例，研究者在研究語言的同時，更需要及時觀察和探討語言與周圍環境及社會現實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語言作為符號研究固然必要，但與創造和使用符號的人、與應用語言的環境聯系起來才具有現實意義，生態語言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生態語言學又稱語言生態學，指借鑒生態學原理研究語言，《語言與邏輯辭典》將其定義為“在人種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這些領域中對語言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 [1 ]。
目前生態語言學研究有三個熱點問題：其一，語言的多樣性問題，眾多學者對語言的多樣性是語言作為人類知識和經驗存儲器的基本條件這一點已形成共識。其二，保護瀕危語言、“弱語言”問題，2003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了關于瀕危語言問題的專家會議，一些語言學家還提出了拯救瀕危語言的具體方略。其三，語言人權問題，一些語言學家提出了反對“語言帝國主義”、“語言謀殺”，維護語言人權的理念，并討論了多語教育問題，及母語教育和外語學習的關系。本文正是從第三點出發，從生態語言學的視角，探討生態系統的變化和發展給外語教育所帶來的啟示和影響，以及如何通過大學英語改革實現語言生態系統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二、大學英語教學的生態環境
生態語言學中的語言環境準確地說應該叫做 “語言生態環境”。李國正在他的《生態漢語學》一書中，將語言生態環境分為外生態環境系統和內生態環境系統，外生態環境系統包括自然、社會、文化及人群系統，而內生態環境系統則指任何特定語言單位與其他單位的關系。本文正是借用李國正的這一劃分，嘗試剖析大學英語教學的生態環境，相比研究語言的各構成要素（語音、語義、詞匯、語法）以及它們之間的有機組合為主要內容的內生態環境，本文重點闡釋大學英語教學的外生態環境。并在此基礎上，根據大學英語教學外生態環境的結構屬性和自身特點，作者試圖將大學英語教學分為宏觀生態、中觀生態和微觀生態三個層面：大學英語教學的宏觀生態是大學英語教學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環境；大學英語教學的中觀生態是關于學科和課程的生態，包括大學英語教學政策、外語課程的內涵和價值取向等；大學英語教學微觀生態是關于外語學習中的個體因素，即直接參與者，包括外語學習者的觀念和心態。希望通過對大學英語教學所處的外部生態環境的層層梳理，剖析影響大學英語教學發展的生態因素，并進一步揭示，為維護語言生態的和諧、平衡、健康發展，大學英語教學的必然轉向。
1.宏觀生態環境
大學英語教學的宏觀生態是大學英語教學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環境。近年來，受到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附加在英語頭上的考級證、畢業證、學位證、職稱評定等外在因素過多過雜，本末倒置的教學導向，備受詬病，英語教學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而與此同時，全國普遍出現了母語弱化的現象，“中國人漢字書寫能力變差”等新聞屢現報刊，這也加劇了人們對強化母語、弱化英語的討論。多種原因導致英語改革的呼聲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見稿，北京2016年高考英語滿分由150分減為100分，其中聽力部分占30分，閱讀寫作等占70分，同時語文由原來的150分增加到180分。并有進一步消息表明，教育部計劃從2017年起，英語不再參與到統一高考中，而是推廣實行社會化一年多考制。對此，北京市教委主任線聯平表示，以社會關注度高的中高考作為教育改革的切入點，是想通過考試命題分值的變化、難度的降低以及招生方式的更加合理化，給全社會和全體家長、學生、老師釋放一個明確的信號，必須在中學、小學乃至幼兒園，在教育教學的全過程，轉變教與學方式，徹底摒棄死記硬背、重復訓練的僵化學習、復習方式。
如果說以往高考改革增加英語分數權重的初衷是為了彰顯外語重要性，那么這個作用已經達到了，適得其反的是，高權重分數驅使學生花大量時間去獲得作為敲門磚作用的應試能力而卻忽略了作為交流工具作用的語言能力，偏離英語教學的目標。因此，高考改革是為了促使英語教學由分數外延的重要性向質量內涵的重要性轉變。在這樣一個宏觀生態環境下，作為英語教育者，我們應該認識到，此次英語、漢語分值的變化只是教育改革的一個切口，通過這個切口，以考改促教改，一則改變當下英語教學中愈演愈烈的應試化和功利化的教學模式，回歸育人為本的教育規律；二則著眼于促進社會公平，發揮社會階層調節器之功能，增強年輕一代的對中國文化、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打通人才培養的立交橋。
2. 中觀生態環境
大學英語教學的中觀生態是關于學科和課程的生態，包括大學英語教學政策、外語課程的內涵和價值取向等。《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中明確指出：大學英語課程不僅是一門語言基礎課程，也是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大學英語教學除了訓練語言技能，更應該是了解和習得一種異邦文化的過程，同時通過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是一種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審美觀等的學習過程。此外，大學英語課程作為一門基礎課程，一方面，學時最多、持續時間最長、人力物力投入大、受益面廣、影響也較大，在高校基礎教育中的地位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大學英語的內容包羅萬象，幾個學期的課文內容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文地理、歷史哲學、倫理道德、民俗宗教、藝術欣賞、自然科學等多方面知識，其文中潛在的一些價值觀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才能、正義、責任等正是時代所需要的。
然而長期以來在課堂中，部分教師以應試為導向，只重語言知識傳授，輕實際交際能力和文化素質培養，重工具性，而忽略大學英語的人文性，造成了多年來，我國大學英語教學僅僅片面側重單詞記憶和語法要點講授，不僅脫離了語言的真實環境，生硬地將英語語言本身和其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所承載的寶貴人文精神剝離開來，而且由于大量的詞匯語法，題海戰術，應試壓力，英語占用了學生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同時將注意力都放在了培養學生的英語讀寫能力，導致學生的英語聽說水平普遍較差，完全偏離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以上所述的綜合因素在根本上導致了目前大學英語教學費時低效，應試英語、啞巴英語和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作弊屢禁不止等諸多不良現象。
3. 微觀生態環境
大學英語教學微觀生態是關于外語學習中的個體因素，即直接參與者，外語學習者的觀念和心態。當今的“90后”大學生與以前的大學生相比，其成長、成才的時代環境更加復雜多變。從主流上看，這一群體是積極向上的，但由于其特殊的成長背景，使這一群體中一部分人存在著嚴重的理想信念缺失問題，即對英語所承載的西方文化認識片面，對自身的母語文化認可度低，貶抑漢字漢語和中華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是國內外局勢的深刻變化，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依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90后”大學生的國家和民族意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資產階級利用他們先進的技術和經濟的高度發展來大肆宣傳他們制度的優越，而我國則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政治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由于沒有足夠的政治辨別力，當前的“90后”大學生面臨著信仰危機。其次，是西方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在當前，中西方國家的交流不局限于經濟，人文領域也不斷交流，西方價值觀對“90后”大學生的個人價值觀帶來了諸多影響。由于大學生沒有能力反思西方模式的合理性，產生了對西方價值觀的片面理解和誤解，甚至是盲目崇拜和跟從，導致部分“90后”大學生在個人理想的選擇上更重視較低層次的享受和追求，我行我素，宣揚自由，崇尚個性，產生了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和實惠主義傾向。2013年五四青年節，號召全國各高校要在廣大青少年中深入開展“我的中國夢”主題教育實踐活動，國家和政府已經把青少年的理想與信念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教育學生學會判斷和抵制不利于人類文明進步的落后文化和極端思潮，使好的文化成為一種完善自身發展的正能量，已成為高等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正是所謂“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外語教學工作者更是首當其沖。
三、大學英語教學人文功能的回歸
在高等教育領域，如何將教書和育人有效結合，一直是一個核心問題。如錢冠連先生（2000）所言，“人類各民族的語言都不僅是一個符號體系或交際工具，而且是該民族認識、闡釋世界的一個意義體系和價值體系，因而具有民族性、人文性。”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大學英語教學除了訓練語言技能，更是了解和習得一種異邦文化的過程，同時通過中西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一種富有前瞻性的思維方式，一種創新的精神，一種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近年來，國家教育部及人民群眾所呼吁的讓英語回到它本來的位置，正是號召這一英語教學本質的回歸。
綜上所述，從生態語言學視角分析，通過梳理大學英語的外部宏觀、中觀、微觀生態環境，筆者認為當前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要由形式改革轉向內容改革，實現從“知本”向“人本”的過渡，構建人本主義的外語教學理論框架，即達到英語學習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諧統一，這也是實現外語教學最終目的的必然選擇。一方面，英語作為一門語言，本身就具有鮮明的人文屬性、積極的人文價值取向和特殊的教育教養作用；另一方面，作為高等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大學英語教學的顯性目標是教授英語語言和文化，讓學生獲得生存技能和手段，其隱性目標則是實現學生的主體個性全面合理發展，獲得人的生存價值。
實現大學英語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統一，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首先，從教學過程來看，語言課程的設計克服一味地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可以改善原本單方面側重單詞記憶和語法要點講授，脫離了語言的真實環境，將英語語言本身和其所承載的寶貴人文精神剝離開來的狀況。教師在進行語言技能講授的過程當中，將課文與作者的時代背景、文化背景、歷史背景及其所蘊含的文化理念與語言特點和表達方式相結合，而不是單詞的生硬記憶和句型的機械理解，可以加深師生雙方對英語語言的理解，提高大學英語教學的有效性；其次，從人才培養角度來看，發揮大學英語教學的人文功能，更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是可以突出對學生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培養。大學英語課程作為高校非常重要的一門基礎課程，內容包羅萬象，學時多、持續時間長、受益面廣。嘗試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對中西文化和是非倫理的判斷能力，在教學中采用“融入式”的教育模式，讓學生能夠在世界人文知識和中華文明財富的熏陶下，提升道德素養、創新精神和人文情懷，實現理智、道德、情感的成熟，實現專業教育與人格養成并重；最后，從生態語言學角度來說，物種的多樣性對應了語言的多樣性，語言的多樣性必然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通過實現英語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有望改變長久以來母語與外語相對立的局面，消解文化沖突，促進文化融合，甚至產生互利作用，達到雙贏的目標，維護語言和文化生態的和諧、平衡、可持續發展。
毋庸置疑，學習外語可以開拓視野、陶冶情操、豐富心智、鍛煉思維，而事實證明，準確有效的學習方式不但不會弱化母語學習，還能對母語學習產生正遷移。比如，最近剛剛結束的全國漢字聽寫大會，在眾多名校當中，奪冠的并非知名文科院校，而是杭州外國語學院，分別斬獲個人和團體第一名。這絕不是偶然，杭州外國語學校的學生從小學習英語，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他們的思維能力和記憶能力，開拓了他們的視野，深化了他們對文化的認知，從而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和記憶漢語。這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語學習和母語習得相互促進的有利證明。不僅如此，發揮大學英語教學的人文功能還在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優化教學過程、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提高教師素養、培養學生學習興趣等方面具有改革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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