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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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解決方案范文第1篇

目前的國際貿易市場正在經歷著巨大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全球貿易管理越來越復雜，包括數量眾多的規章制度、極為復雜的供應鏈等。2015年，湯森路透聯合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在全球11個國家開展的《2015全球貿易管理調查》報告顯示，企業在國際貿易中面臨多方面的挑戰，主要包括解讀跨境貿易規則、應對多變的當地政府要求，以及不斷更新的流程和系統變化等。此外，隨著國際貿易協定數量（FTA）的增多，其重要性越來越得以顯現。近兩年來，自由貿易協定（FTA）在全球范圍內都越來越受到重視，從2014年至今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數量已經相當于過去20年簽署數量的總和。這些都使企業全球化進程的難度變得更大。

作為全球領先的專業信息服務提供商，湯森路透中國區副總裁陸F認為，在這種大環境下，國際貿易變得越來越復雜，這給企業管理帶來了更加復雜的風險與挑戰。首先，政策與法規呈現多變的特點，給人工作業及流程可視化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二是企業的申報流程越來越復雜；最后，各個國家海關審計規定與處罰力度也在不斷加強。陸F強調說，“多變的合規法則以及制裁規則，為企業在日常的國際貿易活動設置了更多條框，所以企業需要非常小心地應對這些合規法則。”

巧練內功

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有力推進，中國跨國企業正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并購的方式來完成跨國投資。2016年一季度，中國已公布的境外并購總額達到922億美元。企業并購的完整過程包括收購可行性分析、目標企業價值的評估、出價方式的確定、收購資金的籌措、收購后的整合和債務償還等，每個環節都可能產生財務風險。

首先是跨境并購中伴隨的財務風險。陸F解釋說，目前來看，中國企業在跨境并購中面臨的財務風險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并購本身的財務風險，如跨境投資或并購導致的環境不確定性和目標企業估值中的信息不對稱風險。另一方面，財務風險中較為突出的是債務負擔。“現實中，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時，多數都是采取多渠道籌集資金的方式。但在參與交易金額過大的并購項目中，許多中國企業資金實力有限，必須通過借款、杠桿收購等方式來完成并購工作，因此債務負擔加重，增大了財務風險。”因此，陸F建議，“在面對全球化過程中的財務風險時，企業應依托財務部門形成大數據挖掘的信息中心，把所有的基礎業務集中起來，形成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并通過大數據為企業各級管理者提供信息和決策支持，幫助企業管理層進行對未來的預測，形成企業自身的決策支持體系。”

其次是稅務方面的風險。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需要面臨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以下簡稱“BEPS”）帶來的嚴峻挑戰。陸F分析，BEPS行動計劃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有關國家稅收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調整，影響“走出去”企業經營的外部稅收法律環境。BEPS的獨特要求會對跨國企業的稅務部門和轉讓定價團隊帶來新的挑戰以及合規性負擔。

最后是企業要加強對于第三方的管理。企業形象在貿易活動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陸F提醒，“除了貿易本身伴隨的風險之外，對貿易上下游的管理，包括供貨商、銷售商，合作伙伴等在內的第三方管理也日趨重要。第三方管理風險控制不當不僅會影響到企業收益，也會影響到企業聲譽。避免與問題企業進行貿易往來是保持公司優秀形象及貿易合規的一個重要條件。”

善用外援

中國企業“走出去”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海外投資經驗，中國多數企業的海外投資經驗只有10年左右，相比之下，西方跨國企業海外投資經驗要豐富得多。從系統性風險來看，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監管力度的加大，企業在開展全球化貿易的過程中將面臨不同的貿易和外匯風險。

根據湯森路透的《2015全球貿易管理調查》報告，雖然國際自由貿易協定（FTA）數量有所增多，但70%的企業并沒有完全利用所有適用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這意味著企業可能將面臨較高的關稅，從而造成利潤損失。因此，陸F建議，“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監管力度的加大，中國企業需要更好地進行全球貿易管理，使企業能夠以自動化方式管理復雜的全球貿易流程，遵守海關制度條例，從而有助于確保稅務合規。”

自由貿易協定（FTA）在推動全球貿易的同時，各國政府對于國際貿易的規范也日益復雜。如何在這些復雜的規范中找到適合企業業務的自由貿易協定并在日常貿易中確保合規，成為合規部門一個新的關注點。為了幫助中國企業日常業務符合本地業務要求并能集中統一地進行總部管理，湯森路透推出了貿易解決方案，將當地的貿易業務流程固化到整個解決方案中，使客戶能使用符合當地合規要求的工具管理日常貿易工作，從而最小化合規風險。對于自由貿易協定，湯森路透也推出了FTA解決方案，可以提供實時的全球FTA數據，包括最新稅率及原產地判定規則，協助客戶管理供應商申明，進一步降低合規風險。

此外，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央行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的決心，人民幣開始逐步放松對美元匯率的嚴格盯住，并表現出雙向波動明顯加劇的特征。陸F認為，這些變化都極大地增加了企業的外匯風險。“對于全球化進程中的企業來說，如果沒有一套有效的外匯風險管理方案，那么匯率的波動會對企業的出口收益和進口成本帶來極大的影響，從而抵消企業全球化所帶來的收益。”

國際貿易解決方案范文第2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法制；現狀

項目依托：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一般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司法策略研究”（2012C24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4月18日

一、問題的背景

當下，我國又一次掀起了民間文化保護的熱潮。和以往不同，這一次全面啟用了一個新的概念：非物質文化遺產（英文縮寫為“ICH”）。這個概念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倡導下，經歷了一個從爭議到基本達成共識的命名過程，如今已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明確的內容來看，這個概念基本涵蓋了曾經分屬于民俗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以及戲劇學、音樂學等學科研究的對象。但這個術語的使用并非只是對以往術語的簡單替換，而是一種“推陳出新”。可以說，這個新概念整合了廣泛的文化事象，使得它們能夠與物質文化遺產相比肩。但這種整合的價值也不應該被放大到近乎神話的地步。我們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出擴大了對象的范圍，拓展了知識生產的空間，它為各種文化事象的彼此相遇提供了平臺。但很難說，通過整合，建構一種整體的觀念能讓民間文化的保護變得更為容易，有時甚至還會變得更為困難。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方面，情況就是如此。當然在公法領域，立法構建了統一的價值目標，創建了整體的保護制度和措施，明確了政府的職能和義務；但在私法領域，這個寬泛的概念也使得權利主體的不確定性更加明顯，權利客體的模糊性更加突出。事實上，這些問題由來已久。195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一次政府間會議通過了《世界版權公約》，但該公約保護的內容沒有覆蓋到“民俗”所指稱的范疇。首創民俗一詞的英國民俗學家湯姆斯認為，民俗是在普通人們中流傳的傳統信仰、傳說及風俗，即“民間古舊習俗或民間文學”、“民眾的知識學問”以及“古時候的舉止、風俗習慣、儀式、迷信、歌謠、寓言等等”。而這些正是后來被稱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主要屬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態，因難以得到“西方”主導的國際版權法的保護，而遭受著嚴重的破壞，包括被肆意掠奪和歪曲。到了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影響下，教科文組織開始關注從國際法的角度來保護“民俗”，并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通力協作。自此，在國際社會拉開了一場圍繞著“民俗與版權保護”問題的歷時久遠、爭執不斷的認同過程。這個過程也正是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歷史語境。

二、國際層面的保護現狀

非物質文化遺產牽涉諸多應由私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這些關系可能涉及財產、合同、習慣。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知識的存在特性，為它提供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變得很直接而且異常突出。由于美國主導的知識產權全球化進程直接導致了發展中國家難以獲得知識產權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把目光放在世界貿易組織上。與此不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則積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保護。該組織創建了“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藝政府間委員會”（WIPO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Folklore，IGC），把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藝三者合并研究，其中后兩者即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該組織倡導對現行知識產權制度進行創新，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知識產權保護。并根據“創新”與現行知識產權制度的關聯程度，將其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經改革的知識產權”；一種是“獨立的特別保護體制”。前者是在現行知識產權的框架內對現行制度進行修正，后者是在現行知識產權之外另行制定單行法來處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問題。由于并不存在一個不屬于知識產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權的提法，兩者都屬于知識產權的擴張問題。所以這種區分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這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WIPO的研究中，總結了一些具體的可操作的制度，用來解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這些制度雖然在國際上沒有形成統一的影響，卻在區域層面和國內層面得到了確實的體現。WIPO把這些具體措施歸納為防御性保護措施和積極性保護措施。前者包括披露來源制度和在先技術制度，后者包括授權使用制度、特別登記制度、特殊權利保護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三、對現狀的分析

上述措施，針對現行制度之不足，提出了一些比較有創見性的解決方案。它們的問題在于都是一些碎片化的個別性的解決方案。WIPO的總結不足以說明它們可以構成一個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國際體制。WIPO從解決新舊制度沖突的角度入手來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全球保護有兩個優勢：一是在已有的知識產權國際體制的基礎上進行革新，從對現代知識的保護自然推及到對傳統知識的保護，這樣便于在人類認知進步的旗幟下，形成國際認同；二是通過承認已經存在了一個相互依賴的國際社會，而這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所以可以在一個能夠適用于全球的公平理論下，構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國際體制。但仔細分析，這兩點優勢其實并不存在。

對第一點而言，現行的知識產權國際體制是霸權的結果，而不是國際認同的結果。并且這種體制的推行加劇了霸權的程度，給國際社會帶來了更多威脅。如果說在現代知識的生產方面，西方處于優勢而非處于劣勢的話，那么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情況則與此相反。在前一領域，西方傾向于利用一個全球化的財產安排來防止其現代知識產品成為國際公共資源；而在后一領域，他們卻不希望存在一個類似的全球化的財產制度。當然這是基于一種簡單化的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元對立觀來說的。但拋開這種二元對立觀，我們同樣可以認為：沒有誰愿意作為一個高水平的資本優勢者不斷地向低水平資本優勢者生產某種國際公共產品。

而對于第二點，我們首先得問一問：可不可能存在一個全球適用的公平原則來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際分配確立道德上的基礎？我們知道，存在一個相互依賴的國際社會是全球化的公平原則得以適用的條件。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領域，相互依賴是現代社會不可否認的經驗事實。但這只是事實的一個方面。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事實的另外一個方面是人類在信仰、道德、文化、習俗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差異性。彼得·德霍斯在討論全球信息公平問題時指出，這些差異性意味著，能夠卓有成效地適用世界公平原則的世界群體或社會是不存在的，一個全球化的公平理論不可能對世界上所有的群體都是完全標準化的。“世界公平”可能變成一面旗幟，在這面旗幟下，那些不容異己者和帝國主義者將投身到重塑這個世界的運動中。他認為，沒有理由可以讓人們相信，那些負責解釋全球公平的人會以對當地條件和習俗敏感的方法做這些事。這意味著國際會議的參與者將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本地公平觀念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的世界里得以存在。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一種可能是，參與者將尋求把互不干涉事務的條件制度化。由于優勢者希望其優勢得到保護，但同時希望在其較弱的知識財產領域只負擔最低要求的義務。所以，一個可欲求的知識財產保護的國際框架，必定是一個允許保留財產的地域性的框架。顯然這肯定是一個讓各方都不滿意的框架。

可見，從解決現行知識產權制度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沖突入手，對構建一個全面的知識產權國際體制（一個既保護了現代知識，又保護了傳統知識的知識產權體制）并沒有多少助益。例如WIPO在這方面至今沒有出臺實質性的法律文件，1982年的《保護民間文學藝術的表達、禁止不正當利用和其他破壞的國家法律示范條款》其實僅僅作為一種研究成果產生影響。而2007年底形成的《傳統文化修訂案》和《傳統知識修訂案》則限定在政策目標和原則上，充其量只是為了促成各國的認知共識而非為成員國確定實質性義務。這促使筆者對那種希望通過借鑒某種超國家立法框架來處理本國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思路，深表懷疑。

主要參考文獻：

[1]向云駒.論“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概念與范疇[J].民間文化論壇，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