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券注冊制改革指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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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注冊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第1篇

11月23日，《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以下簡稱《金改方案》）正式頒布，當中包含“規范發展民間融資”等12條細則。

但溫州方興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方培林還沒有找到什么亮點，這位民間金融“第一個吃螃蟹者”，一直在關注金改細則，并希望參與其中。

“眼下的進步，主要是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說，這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新舉措。

有人形容溫州金改是“當地政府費了力，但民間并不太領情。”浙江瑞安一家小貸公司負責人就表示，現在已經放棄了轉為村鎮銀行的設想。“長久的期待未等來理想的政策松動，誰還有熱情？”

事實上，溫州金改的主要目的是讓民間金融陽光化。但時至今日，諸如“放貸人條例”等相關法規仍是未知數。

作為試驗區配套項目，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的開張也沒起到應有的資金匯聚的“平臺”作用，相比于P2P網絡借貸的風風火火，民間借貸服務中心因為信息的公開使得民間資金望而卻步。

另一個困惑是，金改是為了吸引民間資金為實體經濟服務，但現在反而是倒過來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讓民營龍頭企業把錢拿出來去籌建小貸公司、村鎮銀行，讓實體經濟辦銀行，有些本末倒置。

溫州地區近年來的產業空心化，也讓此次金改失色不少。國研中心曾對溫州金改做過一次調研，認為在當前溫州產業紛紛外遷的背景下，成立那么多民間金融機構將為誰服務？金融服務需要有實體企業這個土壤。

對此，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表示，溫州金改是“綜合性”改革，不是僅讓民資辦幾家機構的改革。解決“兩多兩難兩化”關鍵是搭平臺、建機制、創體系。

金改之惑？

《金改方案》第二條明確提出：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鼓勵民間資金根據有關規定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

“讓小貸公司轉村鎮銀行，像是個噱頭。”方培林稱，早在金改之前，溫州成立小貸公司的積極性就相當有限，因為傳統的個人借貸既可私定利率又少有制度約束，不納稅不受控制，自成一統。

2008年央行與銀監會共同出臺的《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小貸公司指導意見》），激活了民間放貸人心中埋藏多年的成為“正規軍”、“政府軍”的愿望，并以在注冊資本金中“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融入資金”的優惠，讓人動了心。

然而，實踐層面，小貸公司無論定位還是功能，都與銀行千差萬別。與銀行吸收存款不同，小貸公司完全依靠自有資金運作，幾乎不太可能提升資金規模以達到銀行業監管標準，因而各方機構、學者曾提出“做大做強小貸公司”的說法，顯得對民間金融實際運作情況還缺乏深刻認識。

此外，政策規定村鎮銀行發起方和控股人為銀行系金融機構，嚴格限定其法人資格和進入門檻，小貸公司幾乎被擋在門外，不少抱有希望的人熱情頓減。

3月28日，溫州金改獲批之時，關于小貸公司轉為村鎮銀行被認為是此次金改的一大亮點，溫州政府為此還制定了相應目標，但由于銀監會的嚴格限制，此路還很難被突破。

浙江瑞安一家小貸公司總經理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盡管身邊還有人有所期待，但大部分都已放棄了對“正規軍”的奢望，“就算成功轉為村鎮銀行也不再能當家作主，那還期待什么？”

不僅如此，諸如銀行內部IT系統、監管協調機制、人才跟進等軟硬件的缺失，也讓“野慣了”的小貸公司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最初的愿望。

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最近在財經年會上表示，小貸公司并非長遠之計，其風險遠大于債權投資。極大的股權投資風險和微小的利息借貸收益嚴重不對等，假若缺乏轉為村鎮銀行的政策引導，則將迫使小貸公司可能會打法律的“球”。

降低村鎮銀行準入門檻或許是奏效之法。對小貸公司這一“千軍萬馬”，不給出路、堵而不疏，則將遭遇瓶頸之束。

謹小慎微的政府

對溫州情況有深入了解的人，難免對當地政府的“謹小慎微”有所感覺。

早在2008年，《小貸公司指導意見》第一條就明文規定小貸公司“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且“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不得低于50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不得低于1000萬元”。而在溫州，自然人幾乎被地方政府排除在外。

“大企業、大機構蜂擁而上，導致原本具備資質的自然人被擠兌出門外，使得公司設立過程成為了招投標‘路演’，還將注冊資金門檻提到了幾千萬甚至上億元！”方培林難掩自己的不滿情緒。

一些企業開始偏離實業路線而試圖在小貸領域分一杯羹，原有的民間放貸人卻因“擠出效應”而不知所終。原本規定服務“三農”的小貸公司，紛紛因大企業的介入而改道城市來“傍大款”，溫州金改似乎有些“跑題”。

據悉，2008年以來，真正根據中央指導意見在浙江農村地區、欠發達地區扎根的小貸公司寥寥可數，真正服務“三農”的鳳毛麟角。

“中央有政策，地方有對策。”溫州金融辦一位官員表示，“上面想看到切實的改革效果，但我們必須求穩求妥”。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大企業、大機構掌舵小貸公司自然是穩妥的首選。而無視《小貸公司指導意見》中“堅持服務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以及“由公司董事會、監事會決策高級管理人員”的規定，則顯得見慣不驚了。

上述官員透露，溫州政府還同時限定了小貸公司審批數量及名額，出發點也是為了穩定，“盡管中央說金改允許出錯，可誰敢出錯？錯了誰來承擔責任？”

央行統計，全國范圍內民間借貸已超過3.8萬億元，面對如此瞠目的數據和先行者效應，先行者難免會步步驚心。

在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朱海斌看來，盡管東歐、東南亞包括臺灣都曾走過一段快速開放民間金融而導致大面積倒閉、衰退的金改之路，但中國大陸的部分民間金融機構已歷練了三到五年，在“準銀行領域”基本得心應手，具備了升格的基礎，因此政府部門“沒必要再如此謹慎”。

一位國有大行行長曾表示，中國只能遵循“自下而上”的金改之路，需要各地試點盡快出臺實踐結果和方案，“即便只能拿出失敗的教訓，也是中國金改整體前進的一大步”。

開放之路

《金改方案》第四條規定：制訂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健全境外糾紛與突發事件處置應急機制，加強信息與咨詢服務，推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穩步發展。

此外，與國內其他地區禁止小貸公司進行市場融資不同，此次《金改方案》允許溫州小貸公司向機構發行小額私募債券，將開放程度提升了一大步。

朱海斌認為，類似中小企業債券和PE等模式與產品的創新，不僅是傳統制造業、高新科技等行業急需多渠道融資，“家底不夠厚”的小貸公司也同樣如此。

算上中小民營銀行和外資銀行的放貸規模，中國民間金融僅占中國銀行業資產總量的2.5%左右，開放空間相當大。

從眼下最緊迫的降低村鎮銀行、民營銀行準入門檻，到將部分行政審批程序轉為資格審批以提高效率，再到進一步利率市場化后向外資乃至境外機構全面開放中國民間金融市場，金改的每一步都需要循序漸進、游刃有余。

“這些措施和策略的前提，是建立嚴格有效的存款保險制度。”湯敏說。而所有策略的后盾，則是一個多層次、高效率的金融體系。民間金融開放的實質，就是多層次金融體系的構建，僅寄望于銀行單一模式發揮效用，有些獨木難支。

債券注冊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第2篇

【關鍵詞】小額貸款 激勵機制 獨立監管

2006年,農村金融改革縱深發展的標志是決定放寬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準入條件,允許各種社會資本參與到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以及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的試點。2008年,人民銀行與銀監會出臺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指導意見,使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得以在全國推廣。截至2009年底,全國的小額貸款公司總數達到了1334家,注冊資本金為821.98億元,資金應用達到了940.86億元,總體貸款規模占整個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比重為0.19%,在有效配置金融資源,引導資金流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改善農村地區金融服務,促進農業、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許多試點公司在一年多的運行實踐中暴露出許多問題,特別是小額貸款公司的市場定位及目標客戶與原先預期的政策目標相距甚遠,在破解“三農”及微型企業金融服務難之困境方面并未達到理想的目的。本文分析了試點運行的基本狀況及其遭遇的主要問題,提出了在現有金融體制框架的激勵約束機制下,小額貸款公司制度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政策績效。改進小額貸款公司對三農與微型企業金融服務,必須轉換思路突破原有體制的束縛,重構小額貸款公司的制度安排。

一、小額貸款公司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1、目標客戶偏移,定位失準

金融管理當局在試點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小額貸款公司在堅持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原則下自主選擇貸款對象、以“小額、分散”為原則,鼓勵小額貸款公司面向農戶和微型企業提供信貸服務、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不得超過小額貸款公司資本凈額的5%。在此標準內,可以參考小額貸款公司所在地經濟狀況和人均GDP水平,制定最高貸款額度限制。但是,小額貸款公司在運作過程中明顯偏離了服務于三農與微型企業的政策目標。比如黑龍江牡丹江新創新小額貸款公司的個案研究及山西省80家小額貸款公司的實地調查都印證了這一判斷。牡丹江新創新公司沒有單筆50萬元以下的貸款,也沒有發放農戶貸款;最早的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也被認為是成功的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平遙縣小額貸款公司,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以支持企業渡難關為由,大量發放企業貸款,至2009年6月末,該公司的企業貸款余額2987萬元,占比為39.14%,同比上升18個百分點,偏離了最初服務“三農”的目標。

小額貸款公司的目標客戶發生偏移的成因比較復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1)制度提供主體之間對小額貸款公司缺乏統一認識,初始制度設計欠妥。中央銀行、銀監會與地方政府三者在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工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央行與銀監會這兩大金融管理當局給出了基本框架,地方政府負責具體實施并承擔相應的金融風險。就央行與銀監會來說,央行是小額貸款公司制度的熱切推動者,銀監會則態度冷淡,除了出臺試點指導意見之外,基本上屬于不作為,顯示出兩大金融管理主體對小額貸款重要性認識上的分歧,這也是小額貸款公司陷入未能落實金融機構身份尷尬境地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偏好,盡量避免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給其帶來的金融風險。而民營企業出于進軍金融行業的憧憬參與設立小額貸款公司的熱情高漲。兩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各個地方政府出臺的試點工作意見大幅提高公司注冊資本下限的要求(試點指導意見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本不低于1000萬元,許多地方政府規定該種法律組織形式的公司注冊資本不低于5000萬元)。以沿海發達省份為例,許多小額貸款公司的注冊資本為2億元。與此相應,用于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上限也隨之提高,2億元的注冊資本對應著不高于1000萬元的貸款限額。顯然,注冊資本門檻的提高也意味著客戶選擇范圍的擴大,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初始的制度安排就為目標客戶偏移提供了空間。

(2)小額貸款公司逐利的內在沖動。貸款的經濟分析表明,額度越小的貸款單筆成本越高,收益越低。小額貸款公司在費用、收益的雙重擠壓下,有不斷擴張單筆貸款額度的內在沖動。在實地調研中小額貸款公司的工作人員甚至提出“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不得超過小額貸款公司資本凈額的5%”的規定,限制了業務發展,故而建議提高單筆貸款比例。

(3)監管制度的軟約束。小額貸款公司盡管經營貸款業務,但目前尚不具備金融機構的身份屬性,沒有被監管部門列入監管范圍。從實際操作的情況來看,各地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管部門主要是由各級政府設立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實施領導小組,具體承辦部門有的設在政府金融辦,有的設在當地人民銀行,有的設在財政部門,有的設在經貿部門,管理相當混亂。由于銀監部門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組織運轉情況基本持觀望態度,人民銀行沒有監管權限,只負責政策引導和技術指導,財政和工商部門缺乏對小額貸款公司監督的手段和經驗,行業自律協會不具備行政權力和監督職能,也沒有承擔和處置風險的能力。在監管主體模糊的條件下,小額貸款公司不存在硬性約束,即使突破試點管理規定中關于70%資金用于發放單戶50萬元以下貸款以及30%資金可用于發放單戶貸款余額不超過注冊資本5%(以浙江省的規定為例)的要求也不會招致相應懲罰,這就變相鼓勵了小額貸款公司的目標客戶偏移。

2、發展環境欠佳,贏利未達預期

由于缺少金融機構的身份屬性,與經營貸款業務的其他金融機構相比,小額貸款公司在經營中遭遇著不利的政策環境。

(1)稅負偏重。小額貸款公司是按照工商企業來納稅的,分別要負擔5%的營業稅,25%的企業所得稅,還有0.05%的印花稅。如果考慮到公司的貸款周轉速度較快,那么需要繳納的稅收就更多了。

(2)融資比例偏低,融資成本過高。按照目前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可向兩家以下金融機構融入不超過注冊資本50%的資金,這一比例被認為過低。由于不屬于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在融資時不能享受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只能依照企業貸款利率從大銀行批發資金進行零售,成本較高。盡管小額貸款公司希望提高融入機構的個數和融資的比例,但實際上小額貸款公司從商業銀行融入資金比例并不高。2009年的數據顯示,其融資額只占全部資金來源的6.71%,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融資成本較高的問題。

(3)無法接入征信系統。鑒于小額貸款公司的非金融機構身份,其貸款業務無法接入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增加了風險防范與控制的難度。

盡管制度設計允許小額貸款公司擁有比金融機構更大的利差空間,但稅負、融資等方面的不利條件導致小額貸款公司的贏利極為有限。以山西平遙兩家比較成功的小額貸款公司為例,至2009年6月末,兩公司貸款資金來源總額為7587萬元,利息總收入598.02萬元,按營業額的5.55%繳納營業稅及附加(城建稅、教育費附加、教育費地方附加),再減去房租、水電費、工資等營業成本,總支出為222.46萬元,凈利潤375.56萬元,資產利潤率僅為4.95%,回報率遠低于一般企業。

3、成長空間受限,投資者熱情受挫

2009年6月,銀監會了《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明確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但是,這一制度安排并未得到市場認同。小額貸款公司要轉制為村鎮銀行,就必須滿足單一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自然人及關聯方持股不得超過10%和最大股東或唯一股東必須是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條件。這意味著小額貸款公司原有大股東必須將控股權拱手相讓,顯然違背了民營企業設立小額貸款公司的本意,減少了民企投資小額貸款公司的熱情。就金融機構而言,其入股小額貸款公司的積極性也無處可尋。因為出資參股意味著減少自身有限的資本金,降低資本充足率,同時,與其他股東共同經營小額貸款公司增加了無謂的管理成本。因此,金融機構寧愿申請新設分支機構,也不愿入股。由于現有的制度安排不盡合理,小額貸款公司未來的成長之路仍有待探討,其發展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二、轉變思路,重構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制度

小額貸款公司試點運行的結果與初始的政策目標差距甚遠,表明試點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這一結果并不令人驚奇,因為在幾十年的時間內,無論是規模龐大的國有銀行,還是頗具效率的股份制銀行以及善于創新的區域性銀行都未能解決三農與微型企業貸款難的問題,現在僅僅憑借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或其他新型組織的設立來破解這一金融困局本身就是一種奢望。經濟學理論表明,在原有的金融體制規定的激勵約束機制下,不管是成立哪種類型的金融機構都無法解決三農與微型企業的金融服務問題。因此,針對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不容樂觀的狀況,需要反思與重構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制度,突破舊體制的桎梏,構建新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社會資源配置到三農與微型企業上。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創建專門的監管制度

面向三農及微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具有金額小、成本高、風險大的特點,不對這些業務進行獨立監管難以調動金融機構的積極性。比如國際小額信貸的旗艦――尤努斯的格萊珉銀行,目前正為600多萬貧困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其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當屬孟加拉政府為它頒布了特別的《鄉村銀行法》,為它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政策環境。菲律賓等國家也出臺了小額信貸銀行法;韓國政府于2009年也啟動了促進小額信貸發展的工程,政府出資建立了小額信貸發展基金,并要求韓國各企業集團和金融機構為小額信貸工程提供資助,而且允許他們利用資助資金開辦小額信貸銀行。相比之下,建議相關部門盡快研究出臺適用于小額貸款的資本金比率、壞賬準備、財政補貼、稅收、融資渠道、小額貸款機構的成長通道等規章制度,明確金融機構的身份,規范準入與退出機制,構建一個比既有金融體制更具激勵效果的管理、監督制度,推動小額貸款事業快速發展并為三農與微型企業提供高質有效的金融服務。此外,在出臺小額貸款專門的監管制度前必須對小額貸款的界限做一個清晰的界定,這是制度有效實施的關鍵點。比如印度對小額貸款的定義形成了共識,就是針對貧困、低收入人口的信貸服務,無需抵押,單筆貸款額度限制在1000美元。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與所處階段不同,單筆貸款額度可以根據國情自行調整。根據中國非政府組織小額貸款機構的經驗,農村地區單戶貸款上限定為1萬元左右、城市地區為3萬元左右比較合適,這種貸款限額水平有效地將目標客戶鎖定在農村弱勢群體內。目前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效果欠佳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初始的制度設計不夠明確,無論是人民銀行與銀監會的試點指導意見,還是各地政府出臺的試點工作意見都缺乏細致的規定。因此,界定清楚的小額貸款概念是出臺專門監管制度的前提。

2、設置專門的監管主體

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屬于地方政府監管審批,但因為地方政府不具備金融監管的經驗與條件,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主體虛置、約束弱化。從整個宏觀金融體系來看,提供小額貸款的機構眾多,包括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資金合作社甚至傳統商業銀行的專營部門等等,應當考慮設置一個專門的統一的監管部門。可供討論的方案有兩種,一是交給銀監會監管;二是成立獨立的小額貸款監管委員會。鑒于銀監會對推動小額貸款的積極性不強,可以考慮設置小額貸款監管委員會的方案。人民銀行可以在小額貸款委員會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選擇一位深刻了解小額信貸并且有創造一個新的金融部門的耐心和能力的人士來擔當首屆委員會主席。獨立的監管部門有助于推動小額貸款機構的創新與升級,有利于加強小額貸款對三農與微型企業的扶持。

3、建立正向激勵機制,以市場化手段引導小額貸款公司服務“三農”

(1)從服務“三農”的角度出發,統一制定工商、稅務等優惠政策。針對小額貸款實際稅負過重的問題,已有一些地方政府出臺了相應的稅收優惠規定。比如浙江省政府允許小額貸款公司的稅收參照農村信用社,并實行全部返還三年營業稅、給予貸款余額0.5%風險補助的財務補貼政策。這種做法的針對性還有待提高,可以考慮按照貸款投向三農的比例高低予以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通過這種區別政策引導小額貸款公司甚至其他類型的金融組織明確市場定位,堅定服務“三農”方向。

(2)采用多種辦法,積極創新拓展小額貸款的贏利空間。可以從成本和收益兩個角度來考慮:針對現行的融資困難,可以考慮對優秀的小額貸款公司適度開放金融市場,發行短期中期票據,集合債券,再貸款融資等,同時適度提高融資比例,將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比例從資本凈額的50%逐步提高到兩倍以內;可以通過立法,考慮放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利率不能超過同期基準利率四倍的規定,以市場化原則進行貸款定價。

(3)探索資產管理新途徑,強化風險防范與贏利能力。近幾年,國內外出現了所謂的P2P信貸助農模式(個人對個人貸款),如美國的Kiva和中國宜信的宜農貸。它是信息技術革命背景下結合小額貸款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型金融模式,其基本思路是通過一定機制把城市中高收入、熱心助農扶貧公益事業的人士和有信用貸款需求的低收入農戶(主要是貧困婦女)進行對接,形成個人對個人的民間借貸關系。該模式涉及四個不同主體:P2P網絡平臺、小額貸款機構、借款農戶、出借者。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與信息不對稱的難題,平臺與農村小額貸款機構(MFI)建立合作關系,由小額貸款機構負責借款人審查、貸款審批、發放及回收工作。在小額貸款機構發放貸款后將借款人的相關信息傳送到P2P平臺,平臺在網絡上公布這些借款人信息供潛在的出借人選擇。一旦出借人決定給予某一借款人貸款,與該名借款人相關的對應貸款就從小額貸款機構手中轉至出借人,出借人開始承擔該筆貸款的承諾收益與全部風險。由于出借人在決定貸款之前,借款人已經獲得了小額貸款機構的貸款,因此,P2P助農信貸模式的實質是小額貸款機構的債權分銷,出借人通過扶持小額貸款機構來達到扶貧助農的終極目標。小額貸款公司目前規定只貸不存,資金來源渠道有限,可以考慮從資產管理方面加速資金流轉進而提升業務發展空間。

4、拓寬成長空間,為小額貸款公司提供更多選擇

在小額貸款公司經營管理能力達到一定水平后,建議借鑒國際成功做法,為小額貸款公司提供多種出路。

(1)定位為貸款零售商。借鑒美國商業金融公司的做法,在股東來源上,不設限制;在資金來源上,不吸收存款,主要依靠資本市場、母公司或銀行來獲取資金來源,其中大型金融財務公司依據較高的信用評級發行商業票據和債券籌資。小型金融財務公司除自有資金外則主要從銀行和其他金融財務公司借款籌資,當不良資產超過一定比例時,將停止其接受融入資金。

(2)定位為受限銀行機構。借鑒香港第二級牌照金融機構(接受存款公司和有限持牌銀行)的作法,在股東來源上,接受正規銀行業金融機構參股,在資金來源上,可吸收大額存款(同時提高對注冊資本的要求)。

(3)定位為村鎮銀行。在銀監會現有制度安排基礎上,對所有權條款加以折衷調整,尋求市場較為認可的方案。

【參考文獻】

債券注冊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第3篇

關鍵詞:地方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投融資平臺;經驗總結

2009年人行與銀監會聯合《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同時要“加強信貸結構監測評估,有效防范和控制信貸風險”。

在金融監管部門的政策刺激下,2009年河北、云南等地相繼出臺了系列的投融資體制改革措施,掀起了新一輪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融資體制改革浪潮。這次投融資體制改革浪潮也得到有關專家的支持。例如,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構建與融資研討會上認為,地方政府融資需要進行隱形負債向顯性負債轉變等三個方面的轉變。

與此同時,鄒曉峰等(2009)從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變遷過程總結未來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和并提出了政府的角色定位,他們分析認為,市場化運作、地方政府行政引導作用是地方投融資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其改革的原則,同時,地方政府在投資體系建設當中應當堅持行政引導應當堅持在市場化運作的前提下進行,這也就是投融資體制建設中地方政府應當堅持的角色定位。

在明確地方投融資體系建設的基本方向和政府角色定位的同時,建設符合地方經濟、資源特色的投融資體系仍然是各地政府需要注意的關鍵性問題。在全國各地積極深化投融資體制的過程中,東西部各省市結合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需要和特點,在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和創新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這些成功經驗可以為各地的投融資改革提供很好的啟示和借鑒,對此,本文梳理和總結目前我國各地主要的投融資體系建設的做法和經驗,通過分析得出四點主要的經驗:

一、組建地方投融資公司,搭建地方投融資平臺

組建地方投融資公司,構建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投融資平臺,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中小企業和地方產業和特色產業服務。其主要做法:一是構建實現地方政府投資職能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例如,廣州市成立了交通、水務等領域成立七大投融資集團;昆明市城建投資等6家投融資公司,2008年完成了56個項目,融資112.09億元,投資78.88億元;貴陽于2009年成立了十家公司作為投投融資平臺。二是搭建中小企業投融資平臺,服務于地方中小企業。浙江從2005年開始在國內率先開展小企業貸款,到2008年末底成立小額信貸公司56家,注冊資本總額達到77.05億元,為中小企業提供了融資的平臺。三是搭建服務地方產業經濟和特色經濟的投融資平臺。例如,成都市為恢復5.12大地震后的農業發展,利用市現代農業投資有限公司、市小城鎮投資有限公司和市現代化農業物流投資有限公司搭建農業投融資平臺,引導聚集社會資金,為災區現代農業建設累計融資137.1億元;湖南省懷化市以工業園區和經濟開發區為投融資平臺,服務懷化市的商業經濟發展,其中工業園區累計實現合同引資124.2億元,經濟開發區實現引資項目19個,實際到位70331萬元,實現商品交易額90億元,形成了懷化市產業集群發展的效應。四是搭建綜合式的投融資平臺,構建地方政府投資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重慶成立的渝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該公司成立后控股重慶市商業銀行、西南證券、銀行租賃公司、渝國投,擁有三峽擔保公司50%股份,參股安誠保險公司,形成“渝富系”地方國有投融資集團,行使了重慶市大部分的投融資職能。

重慶市政府組建了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四年內,渝富公司資產從10億元增長到將近400億元,控股重慶市商業銀行、西南證券、銀行租賃公司、渝國投,擁有三峽擔保公司50%股份,參股安誠保險公司,“渝富系”地方國有投融資集團形成,渝富模式在重慶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具體措施包括:

第一,清理消化和重組不良資產。從成立時的解決工商銀行重慶分行的157億元資產包,又清理了西南證券、重慶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和其他不良資產,提供了處置不良債務的平臺,同時優化了重慶市的金融環境。

第二,代表政府實施土地一級儲備,進行土地調控。渝富將分散的國有工業企業用地集中儲備起來,根據規劃和市場要求,集中招標、拍賣掛牌轉讓,進行周轉土地,調控房地產市場。

第三,控股地方金融,進行金融調控,打造類似中央匯金公司形式的企業,作為金融企業重組,改善金融生態的調控工具,達到構建地方控股的框架的長遠目標。

第四,融資調控。渝富公司幫助三峽庫區、農村地區、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與國開行共同組建全國最大的三峽庫區產業擔保公司,為庫區與農村地區、中小企業發展提供200億元融資擔保。渝富還專門給各類企業和研究所,提供貸款支持或者資本金諸如,或是風險資金投入,促進科研成果產業化。同時渝富還向國企參股,為擔保公司注入資本金,參與國企上市的平臺搭建。

二、多渠道的創新性融資模式

突破要素制約,創新融資模式,采用市場化運作方式多渠道籌集資金。其主要做法:一是通過股權融資。昆明市土司采用擴股方式籌集18.93億元的城市開發資金,江蘇省鎮江利用江蘇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融資3000余萬元投資新區5萬噸級工業水廠,廣州的地鐵公司和交通投資集團都準備進行上市融資,方案只待政府的批準。二是通過債券融資。借助地方政府所屬的綜合性投資公司發行債券,如上海的久本債券、江蘇的交通債券、蘇州工業園區債券、昆明滇池債券等,這些債券背后有地方政府信用作擔保,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實質是“準地方政府債券”。另外,杭州市還探索通過篩選成長性好、經營管理規范,信用度較高的中小企業打捆的方式,進行中小企業集合債券發行試點。三是對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采用BT、BOT方式引入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建設。例如,鎮江市在污水處理上創新BOT特許經營模式,將分散在各鄉鎮的污水處理項目整合成一個特許經營協議框架下,把若干個鄉鎮污水處理項目打成一個項目,由一個投資人完成投融資和建設運行管理;懷化市在經濟開發區的建設中以BT模式引進中國太平洋建設集團投資5億元承建首期規劃面積的基礎設施;昆明市采取BT方式融資41.5億元新建全長為39.3公里的環湖南路。四是結合自身需要實行創新的投融資模式,如鎮江市水務招商中采用區域一體化特許經營模式,特許投資人采用逐步投資建設到位的滾動式投融資模式,昆明市新都公司采用信托投資理財方式籌集新城建設資金。

三、構建服務投融資平臺的行政服務體系

構建服務投融資平臺的行政體系,這主要體現財政、稅收、土地等方面。其主要做法:一是走政府劃撥啟動資金,企業市場化經營的路子為投融資平臺的搭建提供財政財政資金支持。例如,懷化市在經濟開發區中實行“一級財政,一級金庫”的管理辦法,經濟開發區的財政預算、決算歸并市財政統一管理;昆明市政府承諾當投融資公司出現償債資金不足以還款問題時,由市級財政從預算內安排資金補足。二是在搭建經濟開發區為投融資平臺。通過對投資商實行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以扶持社會資本成立風險投資公司、企業投資基金等投融資平臺。三是地方政府直接或者授權投融資公司對土地實行調控管理,充分利用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引導投資方向。重慶賦予渝富資產管理公司實行土地一級儲備和土地調控的權利,渝富將分散的國有企業用地集中起來,根據規劃和市場要求,集中招標、拍賣、掛牌、轉讓,進行周轉土地。懷化市在建設經濟開發區征地過程中推行“股田制”,吸引民間資本,使征遷群眾與開發區成為利益共同體,并且高標準建設安置房。四是改革項目審批制度,提高行政效率,以降低投資成本、增加投資效益。一些地方對于非限制類的企業投資項目取消審批制,實行登記備案制;對于必須審批的限制類項目,政府向社會公開審批的依據、內容、權限、程序、時限等,推進集中辦理,“一站式”服務的審批方式,推進網上并聯審批,實現項目審批信息化和高效化。五是構建地方的投資擔保體系,為地方投融資服務。成都市組建各類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投融資搭建服務保障平臺,做強現有的國有擔保公司,以社會資本為主創立商業性擔保公司,探索以企業和個人聯合成立互擔保公司。2008年成都市共有各類擔保機構150余家,注冊資本合計25.46億元,累計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余額超過130億元,逐漸成為中小企業融資分散風險的主要方式。

四、完善制度與規范行為

完善制度設計,以規范和激勵投融資主體行為。其主要做法:一是理清職能關系,明確政府定位。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要求不斷改進政府的引導方式,放寬市場準入領域,放權投融資主體,擴大政府代建制的范圍,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相互關系。例如,浙江省把政府引導的重點轉為制定和執行中長期發展規劃,并積極營造投資的公平環境,對民間投資項目同國有項目一視同仁。懷化市政府賦予經濟開發區“準政府”職能,對開發區放權或全權委托,經濟開發區獨立行使相關行政審批并負責區內的社會事務管理。二是建立科學規范的投資管理決策程序,以提高政府投資項目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廣州市在政府投資項目中實行專家論證基礎上引入中介機制的咨詢評估程序,咨詢評估引入競爭機制,并制定合理競爭規則,重大項目實行專家評議制度和投資項目公示制度,廣泛吸取各方意見和建議,提高決策的科學性。三是建立投資效益考評制度和資信評價體系,以形成有效的投融資約束機制。例如,廣州參照國企改革的成功做法,對各投資主體實施股份制改造,并研究制定對投資主體的考核辦法,由國資委進行監管。上海市初步建立了個人信用聯合征信系統,杭州市建立了企業信用公示工程,以約束投資主體的借貸融資行為。

參考文獻:

1、周文淵.專家建議盡快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N].中國證券報,2009-04-27.

債券注冊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解決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不斷提高，中小企業在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等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幾年，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尤其影響我國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融資數量少、融資結構不合理、融資成本高。如對工業增加值貢獻率不到30%的國有企業占用了70%以上的銀行貸款，但創造了70%的國民生產總值的非國有企業只獲得30%的銀行貸款。如果這種現象得不到充分改善，中小企業將難以持續快速發展，會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1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分析

從以上融資的現狀分析可以看出“融資難”已經嚴重制約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究其根源，既有中小企業自身的原因，也有銀行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國家政策方面的原因。

1.1企業自身原因

（1）中小企業資本規模小，信息觀念淡漠。中小企業經營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落后，產品結構單一且科技含量低，抵御風險能力差，經不起原材料或產品價格的波動，經營風險較大。加上中小企業信譽不高，信用觀念淡漠，導致銀行放貸慎之又慎。不少中小企業信息披露意識不強，財務管理水平低下，信息缺乏客觀和透明。此外，個別中小企業還惡意抽逃資金，拖欠帳款、空殼經營、懸空銀行債權，造成信貸資金流失，嚴重損害了中小企業的整體信用水平。

（2）中小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會計信息失真，造成銀行與企業信息不對稱，為中小企業融資增加了難度。椐調查，我國中小企業50%以上財務制度不健全，許多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自身素質較低，缺乏應有的財務管理知識，對重大的財務決策全憑自己拍腦袋來決定，管理非常混亂。同時，企業為了應付監督部門的檢查，還要準備兩套帳，甚至多套帳，這樣，企業很難提供準確的會計信息資料，銀行也無法摸清企業的真實面目，增加銀行對企業貸款的風險。

1.2銀行方面的原因

（1）體制政策上的失衡直接影響銀行貸款與直接融資的渠道。我國金融機構仍以四大商業銀行為主，銀行業的高度壟斷與產業的高度壟斷相一致，導致四大銀行只愿給國有企業貸款。這主要是企業與國有銀行在所有制上的差異，造成銀行與企業之間制度障礙。此外，國家還規定對銀行的逾期、呆帳等不良貸款實行追究制，因此銀行方面對中小企業的放貸自然多一份謹慎和小心。現行的《證券法》對上市公司的嚴格要求，“主板市場”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國有大型企業，針對家庭式企業，尤其是非國有科技企業的“二板市場”的缺失，基金組織及其其他形式的融資尚處于初建階段，使得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很難實現。

（2）信息不對稱影響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銀行作為資金的提供者并不能親自參加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它與資金的使用者（中小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就帶來了矛盾和問題。通常，中小企業資金在經營管理狀況方面比銀行擁有更多信息，因此，中小企業就有優勢在合同簽訂的過程中或事后的資金使用過程中損害銀行的利益，使銀行承擔過多的風險。由于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在經營透明度和保證、抵押能力上的差別，以及貸款規模導致管理成本上的差異，使銀行缺乏為家庭式中小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服務的動力。

（3）缺乏與中小企業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機構。在我國目前的銀行組織體系中，還缺乏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政策性銀行，雖然我國已有遍及城鄉的中小商業銀行如農村信用社、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但由于他們沒有得到政策性融資權，自身問題還沒有解決，無法滿足中小企業貸款需要。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從成立開始，并未從國有企業的體制中解脫出來，經營管理水平不高，發展能力不足，從而減弱了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金融體制的改革是相對滯后的，從計劃經濟延續下來的金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仍然沒有徹底有效地解決，抑制了中小銀行、民營銀行發展。

（4）中小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融資渠道也不暢通。我國《公司法》規定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不得少于人民幣500萬元，上市公司股東總額不少于人民幣3000萬元，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4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0%以上等等，這些硬性條件將中小企業拒之門外，阻礙著中小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融資。我國《公司法》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發行債券其凈資產不得少于600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凈資產不得少于3000萬元，并且有實力雄厚的企業擔保，不允許企業私募發行，這一系列條件也限制中小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的空間。

1.3政府部門的原因

政府部門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不夠。政府部門仍然保留著計劃經濟的觀念，長期以來，國家扶持政策一直實行向大企業傾斜，盡管這些年來國家政策有所改變，但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特別是國家現階段對國有企業實行大規模的優惠政策，而對中小企業仍然不能享受這些優惠政策。

在我國，中小企業雖然采取了差別利率、兩免三減或第一年免征所得稅等稅收優惠政策，但由于中小企業是小規模納稅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本應享受的優惠政策往往實際最終無法實現。

2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途徑

由于融資難，涉及企業、銀行、政府三方，因此，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2.1規范中小企業內部管理，全面提高企業的綜合素質

（1）要明晰企業的產權，建立股份合作制。積極穩妥地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只有企業的產權明晰，經營者才對自己的行為和企業未來的發展負責，企業的信用才有可能建立起來。根據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和中小企業自身的特點，大力推進股份合作制，促進中小企業的改革。通過產權轉讓、股份制改造、租賃、拍賣等多種方式，加快放開搞活中小企業的改革步伐。在改革中鼓勵員工自愿入股，增強員工對企業資產的關切度，為企業的發展開辟新的融資渠道。

（2）規范企業財務制度，提高財務管理水平。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建立健全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不做假帳，建立完善的財務報表體系，提高企業財務狀況的透明度和財務報表的可信度。積極清償銀行的債務和應付款項，建立企業的信用制度，提高企業的信任水平。

（3）加強企業內部管理，提高企業的信用等級。通常情況下，A級以上信用級別的企業，金融機構才能考慮其融資申請，因此企業要樹立良好的企業法人形象，杜絕不良信用記錄，提高企業還款的信譽程度，大力開拓產品市場。同時還要建立一整套信用等級評估制度和指標，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盡快構筑信用體系。

2.2金融機構的自我完善

（1）金融部門應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合理配置金融資本，不應以所有制性質去導向市場。在金融法規允許的范圍內，充分利用利率的杠桿作用，對市場的金融貸款進行市場調節。如根據中小企業要求信貸時間短，數額小，頻率高的特點，就可以適當提高利率，從而攤低自己的信貸成本，使中小企業也免去了不必要的奔波和民間高利貸的拆借。另外，商業銀行應開發更多更新的金融服務項目，提高為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效率，為中小企業提供相關的信息咨詢服務，幫助中小企業健康財務管理制度。

（2）多種融資方式共同發展。繼續擴大我國股票市場的規模，盡快設立創業板市場，規范直接的企業產權市場，在促進國有大企業上市的同時，允許符合上市條件的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同時還要解決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的國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問題，實現股權的全流通，盡快推進我國創業板市場的建設。創業板主要要看企業發展的潛力，這樣為中小企業盡早進入國有企業創造條件。

（3）積極培育和發展債券融資市場，大力發展我國投資基金市場，促進中小企業科研開發的創新能力。為了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應理順債券發行審核體制，逐步放松規模的限制，擴大發行額度完善債券擔保的信用評級制度，支持經營效益好、償還能力強的中小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此外還應大力發行包括可轉換債券在內的各類企業債券，積極探索資產證券化、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等方式。大力推進以開放式基金為主的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豐富基金品種，引導儲蓄流向投資。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基金。

（4）建立健全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銀行體系，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大力發展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加快中小金融機構的建立。中小金融機構一般了解地方基層，能夠利用當地的信息了解本地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這樣中小金融機構在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時，具有信息和交易成本低的優勢。中小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的共同發展兩者能夠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2.3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支持力度。

（1）政府部門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5月6日下發了《關于改進金融服務、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商業銀行設立中小企業信貸部，積極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服務；1998年6月20日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改善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提出了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8條措施；1998年10月19日下發了《關于擴大對小企業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通知》，決定擴大對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1999年11月17日，頒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對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進一步強化和完善小企業金融服務的10條措施；國家也成立了中小企業司，2003年《中小企業促進法》通過并實施，它標志著我國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正式走上規范化和法制化軌道。以上舉措對幫助我國中小企業獲得資金來源，扶持中小企業起著積極的效果。

（2）完善我國對中小企業資金的扶持政策。政府部門主要以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貸款援助等方式給予資金上的支持。稅收優惠是國家通過降低稅率、稅收減免、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等優惠條件，以減輕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而財政補貼是政府通過鼓勵中小企業吸納就業、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鼓勵中小企業出口等方式給予的財政援助；政府幫助中小企業獲得貸款的方式有貸款擔保、貸款貼息、政府直接的優惠貸款等等。

總之，要真正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需要經過政府、企業、銀行三方的共同努力，創建一個融資渠道多樣化、社會信用完善的社會經濟環境，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個寬松的融資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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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瑞璞.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M].人民出版社,2006.

[3]余應敏.中小企業財務報告行為理論與實證[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4]葉倩.中小企業融資困境與融資體系的構建[J].商場現代化,2006(10):145-146.

債券注冊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第5篇

關鍵詞：債轉股 風險防范

一、引言

2016年10月10日，國務院了《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債轉股再次成為市場的焦點，圍繞再次實施債轉股的利弊與得失的討論由此展開。根據相關研究報告，資本市場和相關從業人士判斷債轉股是一個利好政策。而一些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持保守或者反對意見，認為債轉股不完全是利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以經濟的長期穩定為代價。然而，判斷一項政策好壞的標準，不僅看其產生的效果，還要看后續帶來的長期影響，這需要用時間來檢驗。根據歷史經驗和規律，按照科學的方法論，任何政策的出臺都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又針對特定的事項或問題，有著明確的目的。因此，筆者認為，在討論是否實施債轉股時，必須對目前的宏觀經濟環境及趨勢、實體經濟整體運行狀況、金融市場相關政策及操作工具等充分了解，并充分考慮、緊密結合這些因素，只有這樣，才能準確研判出政策制定是否合理，尺度把控是否恰當。至于實施債轉股后續帶來的長期影響，首先要看我國乃至世界未來的經濟形勢，其次要看后續是否有新的政策出臺，這取決于在未來的某個時間段內，在特定的經濟形勢下，政策制定部門和監管機構做出的判斷及行動。簡言之，制定政策可以借鑒歷史做法，更須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把握好尺度，做好充分的風險揭示，盡可能地考慮各種可能性。

二、關于前一次債轉股

（一）歷史背景和主要做法。上世紀九十年代，國有銀行在貸款質量控制方面缺乏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有效的內部機制，從而產生了一定規模的不良貸款，危及金融秩序和社會安定，影響我國下一步發展和改革進程。鑒于此，我國政府成立了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集中收購、管理和處置國有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

所謂債轉股，是指由國家組建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把原來銀行與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變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間的控股（或持股）與被控股的關系，債權轉為股權后，原來的還本付息就轉變為按股分紅。國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實際上成為企業階段性持股的股東，依法行使股東權利，參與公司重大事務決策，但不參與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在企業經濟狀況好轉以后，通過上市、轉讓或企業回購形式回收這筆資金。由此可見，債轉股是國家賦予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政策性資產處置任務，是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為實現特定目標而進行的分階段、有節奏的操作。因此，股權退出是評定債轉股工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從實例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退出通道并不是很清晰、穩妥，主要采取了企業回購、法人股上市流通等辦法。以下重點分析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轉股企業的股權退出的有關案例。

（二）案例分析。2000年4月，作為我國第一批債轉股企業，熊貓電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熊貓集團”）與資產管理公司簽訂了債權轉股權的正式協議，轉股金額為123 969萬元，其中華融資產管理公司87 800萬元、信達資產管理公司21 142萬元、長城資產管理公司15 027萬元。隨后，熊貓集團又作為個案進行了清產核資。2003年，經財政部辦公廳和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批準，熊貓集團實施債轉股方案。債轉股實施前后股東及注冊資本變化情況見表1。

2007年5月15日，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電子”）與江蘇省、南京市聯合投資成立了南京中電熊貓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電熊貓”），重組熊貓集團等七家原電子工業部部屬企業。本次重組完成前后，股東及注冊資本變化情況見表2。

中國電子重組完成后，通過債轉股成為熊貓集團股東的資產管理公司變成了被動的財務投資者，應盡快實現股權退出。但退出方式的選擇和退出價格的確定又會因資產管理公司和受讓方的利益沖突而有待商榷。

1.回購退出。2011年12月，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與中電熊貓簽署股權轉讓合同，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向中電熊貓轉讓其所持有的熊貓集團8.87%股權，股權轉讓款為人民幣8 087.45萬元，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實現退出。對比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參與熊貓集團債轉股時的轉股金額21 142萬元，及熊貓集團進行清產核資后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在熊貓集團的出資額11 232萬元，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參與熊貓集團債轉股，在持股熊貓集團8.87%股權近10年期間，并未獲得理想的投資收益。

2.置換上市公司股權（附加少量現金）退出。2014年9月，熊貓集團各股東就熊貓集團股權重組事宜達成一致意見，同意熊貓集團之股東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減持熊貓集團46 646萬元、7 983萬元注冊資本；熊貓集團之股東中電熊貓出資額不變。所減持熊貓集團股權的權益按評估以后的價值作價，熊貓集團以其持有的南京熊貓A股及F金作為支付對價。根據重組方案，熊貓集團支付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南京熊貓82 811 667股（作價68 071.19萬元）及現金29 885.41萬元；支付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南京熊貓14 172 397股（作價11 649.71萬元）及現金5 114.59萬元。對比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參與熊貓集團債轉股時的轉股金額，熊貓集團進行清產核資后這兩家資產管理公司在熊貓集團的出資額、實現退出的對價及投資收益十分可觀，具體見表3。

（三）案例小結。由于第一次債轉股本質上是一種政策性的不良資產處置方式，實施主體是國家投資設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對象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不良貸款，首要解決的矛盾是確保金融系統安全，而幫助國有企業脫困，進而實現債轉股的股權退出時，則需要面對實體經濟運行周期、供需結構等諸多問題，涉及面較寬，影響因素較多。具體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1）資產管理公司退出是一個單向行為，決定了退出的時機具有單一性，即資產價格高的時候，退出才有利可圖。因此，對于退出時點的選擇，及對經濟形勢的研判是成功實施退出的關鍵。（2）實施債轉股的初衷，以及資產管理公司的職能和定位決定了資產管理公司無法成為合格的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對于債轉股企業的后續發展既無幫助，也無影響。因此，強有力的合作對象是資產管理公司得以實現有效退出的重要保證。（3）債轉股的實施主體、處置對象的依托載體都是國有背景，并且債轉股是國家層面的政策性任務，因此具有政策疊加的效應，其中的博弈不容忽視，產生的影響可能會超越應該遵循的市場規律。因此，權力機構或監管機構出臺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如果運用得當，將縮短退出的時間，否則，會遲滯退出事宜。

三、當下實施債轉股的考慮

基于研究討論的目的，以及方便與前次債轉股對比，筆者以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為研究對象，討論本次債轉股事項。

（一）不良貸款情況。根據中國銀監會的2015年第四季度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商業銀行全行業不良貸款余額為12 744億元，較2014年底增長51.2%，不良貸款率1.67%，較2014年底上升0.42個百分點；關注類貸款28 854億元，較2014年底增長37.5%，關注類貸款占比3.79%，較2014年底上升0.68個百分點。鑒于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前期實施經濟刺激的效應顯現，對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形成持續性壓力，預計不良貸款和關注類貸款數額持續攀升，關注類貸款轉為不良貸款的可能性增大。

與之相呼應，中國債券市場違約事件密集發生，Wind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公募債違約主體已達10余個，從信用風險爆發的路徑看，已經從民營企業蔓延至央企、地方性國企。具有較強償付能力的央企，一再成為債券違約事件的主角。繼鋼鐵領域的央企之后，煤炭等行業也拉開了央企債券違約的序幕。由此可見，金融風險在債務融資領域逐漸孕育，確實應該予以足夠重視，并及時介入處置。目前，商業銀行一方面主動收縮風險較高行業的貸款，另一方面也在嘗試采用多種方式化解不良貸款。債轉股則是其中的一種。

（二）實施債轉股的目的。目前，實施債轉股的首要矛盾是降低商業銀行不良率，保證金融系統安全；其次是解決“去產能”和“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長期負債問題。

降低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對于保證金融系統安全的意義不言自明。降低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是持續性任務，為此，國家在不同時期通過債轉股、核銷壞賬等方式處理了相當一部分不良貸款。相信后續仍然會出現不良貸款，仍然需要相關方采取措施進行處置，而核心問題是設計處置路徑和風險防范措施。

根據《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5）》，產能過剩是不良貸款快速增長的主要誘因之一。為了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我國出臺了4萬億的一攬子的經濟刺激政策，加上地方的相關配套政策和資金，我國生產能力迅速擴大。而近年來，我國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長有所放緩，消費和投資增速均出現一定回落，內需的放緩也難以消化當前大規模的產能，因此出現產能過剩。在2015年銀行家認為預期不良率上升行業調查中，冶金業（含鋼鐵、有色金屬）由2014年的35.9%大幅上升至2015年的48.5%，超越房地產業，成為銀行家認為預期不良上升行業榜首。目前，鋼鐵、煤炭等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突出。因此，商業銀行債轉股的另一個目標是解決“去產能”和“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長期負債問題。

（三）風險防范和應對舉措。時至今日，原來承擔政策性債轉股任務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中，或已完成改制上市，或已形成“金融全牌照”格局，或正積極實施改制轉型。商業銀行自入世以來，積極進行股份制改造，改善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引進戰略投資者甚至整體上市，部分已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而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也在逐漸加強。這決定了當下實施債轉股的本質應該是風險自擔的市場行為，這是有效落實、風險控制的基礎和前提。

基于前一次債轉股的操作經驗和國外有關案例，目前實施債轉股的具體操作中，應更加關注風險防范，具體有以下舉措：

1.實施主體設置。由商業銀行設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實施債轉股的主體，在商業銀行與實施單位之間設置隔離墻。商業銀行在設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時，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構建規范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內部控制。

2.標的對象選擇。商業銀行應慎重選擇標的對象，毫不避諱地優先選擇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債轉股本質上是不良資產處理，雖然按照市場的方式進行處置，但終究不應受到鼓勵。鑒于國內商業銀行多數為國有企業，債轉股實為國有體系內的一次股權和債權的重組。

3.轉股額度控制。按照市場的規則實施評估和定價，科學確定轉股金額、轉換比例和轉股后的持股比例，轉股后不宜成為控股股東或單一大股東。就目前商業銀行的營運體制、經營能力及現實商業環境，商業銀行和之前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一樣，無法成為合格的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對于債轉股企業的后續發展既無幫助，也無影響，只能依靠產業資本或其他股東推動債轉股企業經營發展。

4.后續規劃制定。制定債轉股方案時，應結合轉股標的基本情況，轉股后持股比例等相關要素，制定后續的股權處置方案，提出明確的處置目標和應對措施。

四、未來研究展望

對比前一次債轉股，目前實施債轉股的經濟環境、實施主體等要素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然而前一次的操作仍有借鑒和參考意義。當下商業化債轉股，一定是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采取商業化的方法進行的債務重組，應該審慎地制定政策和實施細則，盡可能降低商業銀行風險，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慎重選擇轉股對象，謹慎地進行操作。同時，關鍵還是在于企業盡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國際對接，加快發展，增加股東投資回報。否則債轉股只能算是一劑“止痛針”而非解除疾病的良藥。

債轉股作為一種特殊的不良資產置方式，僅從操作方式、主體、對象等方面研究是不充分的，在以下方面需要作進一步探討：

（一）監管體系的構建。構建完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管體系對保障債轉股順利實施具有重大作用。從債轉股企業的入選標準、債轉股總體規模，到后續商業銀行參與債轉股企業公司治理和權益保障，構建完善債轉股的監管政策體系。同時，避免通過行政指令性方式推進，必須尊重市場規律，允許商業銀行與債轉股企業通過商務談判自主確定交易價格和條件，監管部門可以在交易規則制定、交易意愿撮合、信息服務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不應干涉交易的具體過程。

（二）債轉股與商業銀行混業經營。不論初衷和結果如何，實施債轉股對商業銀行推進混業經營來說是一種新嘗試。商業銀行實施債轉股后，事實上形成了股權投資，在混業經營上邁出了實質步伐，這或許早于商業銀行深化改革的時間表，商業銀行應該在部門設置、人力資源配置、控制程序設計等方面早作打算。

（三）不良貸款的處置。研究發現，不良貸款金額和占比最大的行業是制造業。2015年，我國出臺了《中國制造2025》計劃，謀求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在此之前，美國啟動了“再工業化”發展戰略，德國提出了“工業4.0”，我國制造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危機，也蘊含著巨大的機會。在我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過程中，淘汰落后不可避免，貸款逾期或者無力償還可能性陡然提高，規模也會放大。以當下的債轉股為試點，為處置因落實、推進《中國制造2025》計劃而出現的債務問題提供經驗和思路，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研究，提前準備預案和可行性方案論證。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