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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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社會意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制度建設公民社會制度建設原則制度建設技術性管理

一、制度建設與公民社會

（一）制度與制度建設

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的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現代制度更多是指博弈規則，是國家對資源的權威分配。

制度建設是政府為了保證社會各階層合法、合理、有序的工作而設計的一整套程序性、規范性規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的各項工作順利開展離不開制度建設，社會的各種利益和諧調整也離不開制度建設，制度是國家、社會發展的穩定器和串珠線，沒有制度，國家和社會將會是一堆沒有線的珍珠，無法正常運作。

（二）公民社會定義

公民社會(Civilsociety)，又稱市民社會，對公民社會的定義眾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LondonSchoolofEconomics)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給出工作性定義：“公民社會是指圍繞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的，非強制的行動團體。理論上，其制度機構與政府，家庭和市場不同，但實際上，政府、公民社會、家庭和市場之間的界限是復雜、模糊，并且可商榷的。公民社會一般包括不同的場所、人物和組織機構，以及多種程度的正規性、自治性和權力結構。公民社會通常運作于慈善機構、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婦女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工會、自助組織、社會運動團體、商業協會、聯盟等之中。”

本文認為公民社會是介于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社會領域，這一領域由相對于國家的組織所組成，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形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所關心的利益或價值。非政府組織或非盈利性組織是典型的公民社會。

（三）公民社會的興起

民間組織的發展既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也需要一定的政治環境，沒有一個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很難想象民間組織的存在與發展。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其中的許多變革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公民社會的發展。第一，政府日益重視法制和法治，公民的結社自由開始具有實質性意義。第二，政府大幅度放權。第三，政府開始轉變職能。這三方面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80年代后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快速增長，出現了增長高峰。到1989年，全國性社團聚增至1600個，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萬個。到1997年，全國縣級以上的社團組織即達到18萬多個，其中省級社團組織21404個，全國性社團組織1848個。縣以下的各類民間組織至今沒有正式的統計數字，但保守的估計至少在300萬個以上（俞可平，2000）。除了社團組織外，改革開放后，中國還發展起了另一類比較特殊的CSOS即所謂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是指民間的服務性事業單位，它們不享有國家的經費資助，通過向社會提供有償維持運轉，但按照規定這些組織不得把盈利作為其主要目的。據初步統計，到1998年這類組織達到了70多萬個。

公民社會的興起使得政府設計制度時必須考慮公民社會的力量，因為民主國家里的制度是國家與社會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所以制度設計必須遵循一些合法原則。

三、制度建設原則

人是天生的社會性動物，人本性是社會性，人們不能脫離社會關系而隔離生活，但是人們又不能直接決定自己的生活。所以把權力轉讓給政府是必需的，即使政府有時會侵犯人們利益，人們也不可能輕易政府。因為政府這一屆或整個政府機器，由于人們不僅追求政治自由還要追求生活幸福，政治生活并非是每一個人的主要事情，故不可能由人們直接行使權力治理國家。所以還得建立政府，由它行使權力，因此人們必需在現實政府主導下生活，政府“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

制度建設過程應然是政府與人們的博弈過程，制度的不斷變化與發展是政府與人們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長。但實然的制度建設是政府主導的，是政府自認為符合人們利益而設計的制度，這是因為公民社會還不夠成熟和強大，達不到與政府博弈的實力，所以政府就包攬了制度社會的一切工作。等公民社會興起和強大時，制度建設就會在政府與公民社會博弈過程中變化和發展，制度就會朝向公正發展，因為“制度公正是社會公正的反映，又是社會公正的保障”。

（一）政府主導制度建設原則

在現有的社會狀況下，政府力量過于強大，所以制度建設要求政府遵循一些原則，使制度設計合法與合理。

1、憲法建立在人們心中原則。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每個人有權利也有義務了解和熟悉憲法，如果人們不了解憲法，憲法就是一張紙而已。現實中，放眼望去，了解憲法的人、看過憲法的人沒有多少人。中學、大學都沒開憲法學，這也不利于憲法在人們心中傳播，真正的憲法是建立在人們心中的，而不是一張。人們心中有憲法才是制度公正與民主發展的最重要基石。

2、遵從法的精神原則。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鳩提出的，論述法的制定要遵從一定的原則。“法的精神的基本含義就是一個國家的法律和該國的政體、自然環境、土地氣候、人民的生活方式、宗教、貿易、風俗習慣有關系，法律和法律之間也有關系，所以這些關系綜合起來，就構成法的精神。簡而言之，法的精神就存在于法律和各種事物可能有的種種關系之中”。要以法的精神為指向，充分尊重本國公民的風俗、習慣、地理環境等。

3、以理性為依據。政府主導的制度建設必須從理性出發，“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引導人們走向快樂，減少人們痛苦，政府缺乏理性以及政府貪圖小利、與民爭利是現代人們痛苦的根源。

4、法制建設與法治建設相結合原則。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極其相近，從兩者都要求政府必須以法律為依據行使權力，兩者的本質是相同的。“但法制偏向于靜態的規定，要求制度的改進與完善；法治偏向于動態的發展，是政府在法的原則指導下進行制度設計”。由于人類各方面快速發展，產生了新思想、新文化、新技術、新財富等，法律的制定傾向于滯后，政府必須運用法的原則進行制度設計，引導人們走向幸福。“法律有限，人事無窮”，正體現了現代政府權力與職能擴大的主要原因。

（二）政府與公民社會互動建設制度的原則

制度設計不可能永遠由政府主導，當公民社會興起和強大時，制度建設就要求政府與公民社會共同參與，它是一力量的博弈過程中。

1、民主原則。每個人參與政府的制度建設是不可能的，無論是有政治愛好還是利益訴求。當公民社會興起時，政府制度建設就不能再單獨行使，必須逐步擴大制度建設民主成分。政府的權力是人們賦予，“民主政府的本質，在于多數對政府的通知是絕對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誰也對抗不了多數”，人民有權參與政府制度建設，雖然每個人不可能都參與，但公民社會有條件參與，公民社會有組織性、一定的政治性及利益相關性，政府在制度建設過程中應考慮公民社會的存在，允許公民社會民主參與，使制度建設民主化，提高制度的合理與合法性。

2、平等原則。在政府與公民社會共同進行制度建設過程中，政府與公民社會應處于平等地位。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政府應該把決策權逐步讓渡出來，由政府與公民社會共同決策制度的建設。

3、增量與最大原則。在制度建設過程中，往往涉及利益的分配，以及資源的使用，在這個過程，不僅要考慮社會效益還要考慮全民個人利益。以往制度建設是政府主導的，所以也容易造成部門立法，部門利益最大化問題。但在公民社會參與政府的制度建設，應本著增進全體公民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結合社會效益與個體利益，在保證個體利益增進至少也不損失的前提下，保證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建設才是合理的。

4、制衡原則。在制度建設過程中，許多制度設計是由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設計的，出于公務員“公共選擇理性人的存在”，制度設計難免帶有強烈的部門色彩。所以在政府與公民社會在決策制度設計時，由政府草擬制度設計，然后由公民社會力量決策通過。公民社會出于本組織經濟人與理性人出發會制衡政府部門立法，使制度建設趨向制衡，政府在制度建設過程中，更多會主動向公民社會協商、妥協，從而最大限度增進公民個體利益。

四、制度建設管理的技術操作問題

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制度建設必須遵循一些普世原則以及人文環境、地理環境等因素，勾畫了一些原則性問題，下面將討論些實際操作性問題，以便于政府再去制度建設過程中合理與合法。

1、制度建設必須充分考慮當地人文環境、地理環境及風俗、習慣、傳統等，不能做同一規劃。例如在前幾年制定了一項規定，人死后要火葬，不火葬要罰款等這項制度，且不論制度是否完善，從法理上，法的精神上看，都是不合理的。中國有幾千年的入土為安傳統，尤其在農村，不可能通過一項制度就可以把傳統、風俗、習慣給于改變。從現實執行情況來看，效果很差，政府有利用職權之便侵犯人民利益之嫌。這可以看出制度遵從法的精神的重要性。

這項制度可以這樣設計：考慮到城市人們文化素質較高，而且傳統意識較為薄弱，只要制度完善就可以廣為推行。在農村，考慮到風俗、習慣、傳統等因素，可以鼓勵農民火葬，但不強制，以自愿為主，可以輔以金錢等物質利益為誘導。精神誘導作用較弱，而且用的不好容易引起村民反感與抵制，比如政府為了推行這項制度，常常會宣揚一些例子，這樣會適得其反，讓這個村民背上一種負罪感，久而久之使村民都反感政府的行為殘忍不道德。用制度慢慢改變人們的落后習俗，而不是強制和劇烈變革，而是漸進式的變革。

2、制度的力量有時沒有傳統的力量強大，必須用理性眼光看待公民社會的自治。例如前幾年政府處于更好地保護森林資源目的，就將一大批森林加以公共管理，這樣就把以前屬于農村村民自治的森林也變為公共管理了，結果是森林資源減少得更快，反而沒有收回管理權之前的效果好。森林減少的原因是村民去偷林，由于管理員人員有限，不可能管理得了一個面子廣大的森林，而且當地村民也熟悉環境，這樣偷林現象就很嚴重；再加上森林管理員工資較低，他們也希望獲得一些“外快”，這樣就產生了一些灰色腐敗現象。村民其實也是一個理性人，他們當然會計算所得所失，下面是一組博弈對比分析：

公正的社會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正義；農民工；身份歧視

【作 者】邵志忠，廣西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南寧，530021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8)03-0054-007

On Statu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justice

Shao Zhizhong

Abstract：“Migrant workers" has a meaning of discrimination obviously，and it is a kind of status discrimination. China’s uniqu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stitution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are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 to lead to status loss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of migrant workers；the dual social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related policies are the social root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workers ar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mo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cities，and their local living affect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thereby strengthen the status discrimination which has been in our society. The core of social justice is fair and equal opportunity. Our governmen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create a fair and equal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fair competition，then realize opportunity fair on the basis of fair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ru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stitution and related policies.

Key words：social justice；migrant workers；status discrimination

社會正義是使社會成員和諧生存與更好發展，滿足每一位社會成員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一個共同準則。①而歧視是對社會正義的反叛，是一種典型的社會不公現象，歧視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會不同發展時期，在中國現階段的社會轉型時期，歧視現象就比較明顯和突出，尤其體現在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上。

一

首先，我們需要弄清楚兩個基本概念――“歧視”、“社會正義”。歧視(discrimination)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從廣義上解釋“歧視”：“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該詞是對一種差異、一種區別或不同待遇的感受。從這個道德上的中性含義來說，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中，亞里士多德的正義原則也要求歧視的存在。這種原則告訴我們用相同的方式對待相同的情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不同的情況。比如，一個不能區分出好學生和壞學生的老師對這兩者也許都是不公平的。”②而從狹義上來理解“歧視”，是指“相同的人(事)被不平等地對待或者不同的人(事)受到同等的對待”。③

從上述的闡述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歧視，不是以能力、貢獻、合作等為前提和依據，而是以身份、性別、種族或社會資源擁有狀況為依據，對社會成員進行“有所區別的對待”，以實現“不合理”的目的，其結果是對某些社會群體、某些社會成員的偏見，從而形成對他們的某種剝奪，包括權利、地位、資源等各方面的侵害和剝奪，造成一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④

排斥性是歧視最為本質的特征。主要是指在資源分配方面(包括對社會公共資源的享用方面)，一些人群依據不合理的理由、借助于不公正的方式對其他人群的排斥或是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歧視反映出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的不公平的資源分配格局和基本特征，反映出某些“特權”和某些“剝奪”、“排斥”、“限制”相互對立同時又相互依存的關系。其次是廣泛性(社會性)。歧視所涉及的人群范圍是比較廣泛的，它是指一個或數個人群對另一個人群或數個人群的排斥，而不是僅僅限于少數人范圍內或個人之間的事情。⑤

公平、公正與“歧視”相對應，兩者是對立的關系，社會正義體現的就是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迄今為止研究公正問題最為深入、最為系統的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被人們譽為“正義理論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巨著《正義論》中認為，公正的基本準則應是，“所有社會的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有利于最不利者。”⑥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⑦“正義的基本主題就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就是主要社會體制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分配的方式。”⑧羅爾斯針對正義的基本準則提出兩個原則，一是“每個人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二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存于在機會公正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⑨第一個原則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原則，即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擁有最廣泛的自由權。第二個原則是差異原則，即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下，應能使這種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指望適合每一個人的利益，而且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實際上公正的基本準則涉及到自由、平等和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做到平等，包括財富、收入、權利、權威及分配上的平等。

正義的社會體現在于：(1)是一個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會。也就是社會發展的成果對于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而言應當具有共享的性質；(2)是一個人人具有尊嚴的社會。人的尊嚴程度、人的尊嚴感是隨著社會的逐漸進化而逐漸強化的。因此維護每個社會成員的尊嚴，是現代意義上公正的基本功能；(3)是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平等側重于對個體人基本種屬的肯定和保護，而自由則是側重對個體人所具有的個體差異的尊重和保護。平等和自由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的最為基本的理念依據，也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的一項重要的內容。(4)是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即生存與發展機會起點的平等，機會實現過程本身的平等。只有起點和過程均是公正的，才有可能保證結果也是公正的。(5)是一個按貢獻進行分配的社會。根據每個社會成員的具體貢獻進行有所差別的分配，一方面體現了平等的理念(尤其是平等的勞動權利)；另一方面更體現了自由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承認了個體人對于社會各自不同的具體貢獻。(6)是一個具有完善調劑功能的社會。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背離了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即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則，必定會給社會帶來一系列負面的效應。因此社會有必要也有責任進行初次分配之后的社會調劑。作為公正重要內容之一的社會調劑原則的主要內容是，立足于社會的整體利益，對于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進行必要的調整，使社會成員普遍地不斷得到由發展所帶來的收益，進而使社會的質量不斷地有所提高。⑩

二

在中國城市，人們給從農村進城務工的人員冠以一個名稱――“民工”。“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從社會分工角度來看，農民本來是一種職業。然而在中國，“農民”這一稱呼自古以來就帶有身份的色彩，古代“四民”、“士農工商”就不僅是職業區分，而且是一種身份認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國家，等級制度的主要特征為宗法分封和世襲。伯、子、男、大夫、士在貴族之下，其次為庶民，最底層是奴隸。這種森嚴的身份等級是通過“禮”的習慣法來規定的，從而使等級制度有了合法的外衣。商殃變法以軍功授爵，開始打破這種等級制度。漢文帝廢除大家世族的世襲身份，不以等級為前提而開設科舉考試，開創了平民可以參加考試，進而參與國家政治的科舉制度。也就是說從那時候開始，“農”可以向“士”階層流動而不受特別歧視，“農”可以通過科舉考試或其他途徑向其他階層轉化，從而改變“農”的身份。

對“農民工”這一概念的界定，學術界有以下幾種解釋：(1)廣義上指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即其身份還沒有或未能得以轉化卻正在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者。[11](2)將農民工定義為擁有農業戶口，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的雇傭勞動者。[12](3)朱力認為，從職業上說，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業職業為主的職業，主要收入來自于非農活動；從制度身份上說，還是農業戶口，屬于農民身份；從勞動關系上說，農民工是被雇傭者；從地域上說，他們來自農村，是農村人口。[13](4)狹義上指從農村到城市以打工為生的農民。陸學藝等人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農村分為八個社會階層，認為農民工是與雇工、農業勞動者等并列的農村階層，認為俠義的農民工是指在集體、國有單位工作的農村人口(或有農業戶口的人)。[14]

現今對“農民工”這一稱呼中，實際上具有潛在的身份歧視。社會結構中的人員構成不僅僅是過去所說的“工農商學兵”那么簡單，是由從事各行各業的人組成的大群體。農民只是其中的一種。計劃經濟時代普遍將不同職業的人區別稱呼，如工人、干部、、知識分子、售貨員等，是時代的產物，現如今人們很少以職業來稱呼。職業的劃分是基于人們的需要的多樣性和社會體系的完整性的要求產生的。不同的職業表示從事不同的社會工作，并不能區分高低貴賤，然而在人們的思維中，社會體系具有層次性，這就使得社會勞動有了階層的特性，從而把人分為不同的階層。處于不同階層的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感受，于是有的人優越，有的人高傲，有的人低微，有的人則自卑。處于優勢的人有可能因此歧視暫時處于劣勢的人，久而久之，這種歧視在社會上逐漸蔓延，形式一種群體被歧視的狀況。

在城市尤其是沿海發達城市，由于特殊時期出現的大批農民進城務工而形成的特殊群體，被人們稱為“民工”，用來統稱流入城市的農業人口。“民工”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但它反映了我國城鄉格局演化變遷的特征。實際上他們是進入城市工廠、企業、服務行業或其他領域工作的農民，他們也和所在工作領域的人一樣，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只是來城市工作之前的身份。而人們卻人為地將他們與城市工廠、企業工作的人，以及從事同樣職業或工作的人區別開來，冠以他們特殊的身份――“民工”，意思是他們是從農村出來的人，與原本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不同，生硬地將他們排斥在城市主流社會之外，這種稱呼明顯地帶有歧視的色彩，是對進城工作的農民的一種身份歧視。

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實際上折射出一種身份的不平等，是對農民工群體的不尊重。這種身份歧視背離并直接損害了社會正義的基本規則。損害了作為社會成員應具有的平等、自由的基本權利，損害了農民工這一社會成員作為人的基本的種屬尊嚴。

三

我國從1963年逐漸確定的戶籍制度，是以嚴格限制人口流動和遷移為前提的，其特點是實行城鄉分治，其結果是將中國分為城鄉兩大陣營，將中國人分為兩種身份：城市人和農村人。戶籍制度最終成為一種戶籍身份制度。

195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也就是說，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每人都享有在中國政府管轄地上生活、行動和居住的權利，在沒有違法的情況下，任何人無法剝奪其生活和居住的權利和自由。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家通過制度設計方式建立了一個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把中國人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兩種，并出臺相關規定限制兩者不可隨意流動，不可隨意轉化，尤其是農業人口不能隨意轉化為非農業人口。1952年7月16日公安部公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第六條規定，從出生開始，任何人都要進行戶籍登記，如要去他處，只要“來往住宿超過三日者，須向公安派出所報告。”

我國在1958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個《條例》頒布之后，中國逐漸形成了嚴格區分城鄉戶口的制度，逐漸形成了兩種人口：一是大約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二是大約占人口20%的非農業人口。這兩種人口在就業、糧油供應、社會福利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有很大區別。非農業人口得到較多優待，這種優待納入了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制度化。以戶籍制度為前提的各種優惠政策不隨意變更和改動。非農業人口與城鎮人口比較，沒有享受到政策上的任何優惠，在此背景下，逐漸形成城鄉“二元結構”格局和非農業人口與農業人口的“身份制度”。通過戶籍制度、住宅制度、糧食供應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應制度、生產保險制度、教育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勞動保護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婚姻制度等，將城市和農村嚴格區分。經過50年代后期的公社化、單位化強行禁錮人口以后，中國公民不得隨意流動成為一個不容質疑的政府法令。而在此制度之下的城市人和農村人已不再是簡單的職業不同和居住地的區別，而是一種制度化的身份安排。

這些政策的實施，客觀上產生的效果在于：一是農村人不能隨意向城市流動；二是由于城市戶口比農村戶口更為優越，從而導致城市戶口的商品化和資源化；三是政策使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可以享受國家的各種福利保障，而農村戶口卻不能；四是因為城市人可以轉化為農村人，而農村人要成為城市人幾乎不可能，使城市戶口具有更大的社會價值。

我們從羅爾斯的社會正義理論分析，戶籍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身份制度，戶籍身份制度的不合理性主要體現在不公平、非正義、卻自由和低效率，而這種不公平和非正義必然導致社會成員身份差異、等級森嚴、無遷徙自由、城鄉差別擴大、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等社會問題。

因此多年來，由于戶籍制度的壁壘，農業人口難以成為非農業人口，根本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從農業戶口到非農戶口的轉變，農村人向城市流動。少量的、個別的流動也相當困難。在這種背景下，一些非農業人口的居民相對農業戶口的居民產生一種優越感。部分非農業人口對農業人口產生沒有理由的歧視。以及由此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在現今社會，人們對進城務工的農民的身份歧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戶籍制度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身份歧視，不僅明顯違反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等一系列權利，而且背離了社會正義的準則和現代社會通行的文明準則，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平等規則，傷害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尊嚴，尤其是農民工這一群體的人格尊嚴。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妨礙城市發展的正常化進程，甚至對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它放大了社會業已存在的不公平。

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使得進城務工的農民沒有辦法成為有戶籍登記的城市人，沒有辦法在城市長久立足，他們只能是暫住人口，從事臨時性的工作，住在臨時性的住所，成為人們所說的“三無人員”。而這一稱呼被政府媒體及大眾所接納，有的地方官員的解釋，“三無人員”為無合法證件、無正當職業、無固定住所的人，正因為無固定職業，導致無固定的收入，有的人將沒有固定的職業，沒有固定的住所，沒有固定的收入的人稱為“三無人員”。這是因看對象的角度不同而得出的不同看法，卻都表明他們對外來務工人員的評價和判斷。如果進城農民工不幸被劃為“三無人員”，意味著他們的基本公民權利將部分喪失，他們將不被社會所接納，無法平等地獲得就業、福利和教育的機會，無法平等地獲得財富、權利和聲望。進城農民工這一群體由于所處的環境、所從事的工作使他們被社會和都市人所忽視，成為被遺忘的群體。由于部分市民的心理及公眾輿論的偏見，導致他們成為被都市人歧視的群體。

因此，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以及與戶籍制度相關聯的就業制度、土地制度、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人事制度、醫療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是導致農民工身份缺失及社會歧視的制度原因。而計劃經濟時代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和相關的政策，以及都市社會、文化對農民工缺乏認知，是農民工身份歧視的社會根源。

四

農民外出打工的選擇地一般是先近后遠，先省外后省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達地區及經濟特區強大吸引力，導致更多農民向這些地區流動，其規模隨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日益擴大，農村外出打工人口的流動是與城市的發展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步的。

農民外出打工是通過一定渠道實現的，這是一種以親源、鄉源等形式形成的網絡，這種貼近民工實際情況的網絡是長期建立起來的，民工普遍認可的用工信息渠道。由于政府部門間的爭奪利益行為和職業中介機構的嚴重欺詐，使政府部門招聘成本增高，而農民通過社會中介或新聞媒體招聘受騙的事件屢屢發生，直接導致勞動力市場社會信息化程度降低，供需雙方對政府及職業中介機構信用度喪失。因此，民工更傾向于“親友告知”的用工渠道。有調查顯示，1997年深圳政府某部門向農民工調查問卷有一問題：“你是如何得到招工信息的?”，他們回答是：公開廣告12.9%，親友告訴54.5%，政府職業介紹所21.5%，自己到工廠咨詢4.3%，非政府職業介紹所2.5%，其他4.3%。

從調查的問卷分析，農民外出打工獲取信息的渠道是多樣化的，而非制度化的“親友告訴”是用工信息傳遞的主要渠道，即從通過親戚朋友獲得打工信息，并通過他們這一橋梁走向城市尋求工作。從調查情況看，大多數外出人員是通過政府管理之外的途徑出去打工的，農民外出打工的信息來源是有一定渠道，其流動與親緣、鄉緣有關。

從打工獲取信息的渠道看出，進城農民工相對信任最先進城工作的農民工，并通過他們獲取信息或尋求必需的幫助。共同的身份及境遇使他們自覺地認同農民工這一群體，有意無意地將自己歸為群體中一員，從而確認自己為“農民工”身份。

農民工在城市具有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不被社會所認可和接納，即使是被工廠或企業雇傭以后的民工，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仍體現出臨時性和不穩定性，這些處境和社會特征導致農民工的特殊身份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是農民工身份歧視的社會背景。而農民工對自己身份的普遍認同，催化了社會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

影響農民工身份確認的是他們難以忘卻的鄉土記憶。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奇認為，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群體都有其對應的社會記憶。積淀于身體內部的記憶能被不斷激活或提取，從而持續地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進城農民工在農村生活了人生最為重要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這些重要階段的生活經歷在其記憶庫中占據著很重要的位置。他們在農村的生活時間越長、經歷越豐富，對農村傳統、鄉土風習、各種規則等的認同就越強，也就是鄉村生活積累越多，其鄉土記憶越深。這些記憶進一步固化了農民工的身份。農民工這一群體在城市社會中屬于弱勢人群，在難以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對故土更為依戀，從心理和情感上更傾向于依托血緣、地緣關系結成的農民工這一群體，對家鄉產生一種難以割舍的鄉土情結。也就是因為這種強烈的鄉土記憶，導致農民工在都市對農民工群體的認同，對“農民工”這一身份的認同。

而都市生活經驗同樣影響農民工的身份確認。由于農民工這一群體被體制排除在外，被流入地政府、當地居民排斥，長期不被主流社會接納，使進城農民工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網絡，并逐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和臨時性的社區。這些社區一般在城市的邊緣或城鄉結合部，成為“都市里的村莊”，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這些自發形成的、主要建立在血緣、同鄉關系基礎上的民工社區，是農民工在城市居住地不得已的選擇，同時也是民工對身份認同的體現，固化了民工的群體認同。而有著積極態度或明確進城期望的農民工，懷著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實現人生理想的目標，希望通過自身的行動去擺脫現有政策、制度等結構方面的約制。然而，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在收入、地位等方面與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現實，使他們感到社會和都市對他們的不公平。究其原因，農民工很自然地歸結到自身所歸屬的群體，認為是農民工這一身份所致。城市的歧視強化了農民工的身份意識，都市生活的體驗強化了農民工的身份確認。

五

人們在談論社會正義的時候，大多不能回避正義的核心命題，即“權利”和“公平”，在這里我們暫不討論“權利”的問題。“公平”有很多種，如程序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結果公平等等，而所有的公平都建立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沒有機會公平，其他公平無從談起。如果連機會都沒有，那么就難以進入程序，難以參與分配，難以追求效率，難以獲到保障，也就難以得到好的結果。

而作為城市“二等公民”的農民工，他們與城市人在機會的獲取上就存在明顯的不公，關鍵在于他們的起點不公平。羅爾斯認為：“一個社會所應該具有的倫理選擇必須要考慮社會中最不幸的他們的社會機會。只有機會均等的社會才是公平的社會。”[15]

政府在社會運作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目的是為了社會運行有序、公正、公平，社會效率和社會發展。因此，社會公平和社會效率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政府在營造良好的社會公平環境上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分析19世紀中葉的法國農民時說：“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從某個角度看，農民工在城市里要獲得平等的權利和公平，不可能憑靠他們這一群體微弱的力量實現。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在其中的責任和義務在于給每一個個體創造平等競爭的公平環境。讓每一個個體有機會參與公平競爭。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真正地實現機會公平。

戶籍制度在尚未成熟的條件下取消的可能比較小，但我們也看到中央所進行的與戶籍有關的改革。1997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提出的戶籍改革方案，決定擴大小城鎮的人口數量，允許已在城市就業、居住并符合一定條件的農村人口在小城鎮辦理戶口，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鎮轉移。許多地方政府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放寬了原有的戶籍及其相關政策，通過制定地方法規，以招商引資、購買房產等途徑允許往來人口在城鎮落戶。2001年10月，中央對戶籍政策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根據中央精神，廣東率先取消“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稱謂。2002年起取消包括暫住證在內的針對外來流動人口的七種收費。這些政策措施大大改善了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的政策環境，為農民工在城市合理合法居住、就業和生活提供了政策保障。但離打破長期以來造成的城鄉壁壘，解決農民工發展的繩索，讓他們以平等的身份與城市人一樣參與到社會發展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見，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遠”。

然而提供給農民工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還有很長的路徑。政府需要采取相應的公共政策，從而實現社會公平的途徑。公共政策是由政黨、政府等社會組織所組成的公共決策系統，為實現社會目標、解決社會問題而制定或者選擇的行動方案和行為準則，它具體表現為一系列的法令、策略、條例、措施等。公共政策制定實質上就是政府決策系統對已經出現的政策問題采取行動的過程。而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具有特定的價值取向，服務于一定的利益群體。因此，為了堅持社會公正原則，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貫徹公平的原則。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需要政府通過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為其利益提供社會支持和社會保護。由于農民工這一群體在城市中呈現出來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種政策支持就需要體現層次性、多樣性和復雜性，防止出現“馬太效應”，避免使社會資源的分配進一步集聚于一些強勢人群手中。因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正首先就表現在生存權、就業權、受教育權和社會保障權等基本權利上。忽視農民工的基本權利，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就不可能公平、公正。

政府是正義和文明的忠實代表，一個充滿正義和公平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政府應該維護社會公平，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和保證社會效率。政府給每一個個體創造平等競爭的公平環境。讓每一個個體有機會參與公平競爭，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真正地實現機會公平。公平的社會競爭是社會按勞分配原則得以實現的條件，從而保障勞動者的利益。這樣既培養了文明的社會風氣，同時也促進了物質文明的發展。社會發展需要社會正義和公平，從而形成一個有序、有效、公正的良好的社會競爭環境。農民工在良好的社會競爭環境中的勞動付出將得到應有的回報，就不再重演萬名民工為討回工錢而集體在政府大門靜坐、集體上訪的一幕，不再出現個別民工為伸張正義而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極端做法。從根本上說，社會個體之間與群體之間的平等身份、平等的社會機會和平等的分配原則，才能使所有社會個體或群體相互信任，才能產生對社會的主人翁責任感，這是現代正義社會的使命。

注釋：

①⑩吳忠民：《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公正的社會?》，《社會科學論壇》2002年7期。

②[英]戴維?米勒等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頁。

③[美]夏普等：《社會問題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頁。

④⑤吳忠民：《歧視與中國現階段的歧視》，《江海學刊》2003年1期。

⑥⑦⑧⑨[15]約翰?羅爾斯著，何宏懷等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1]韋曙林、許經勇：《透過“民工荒”現象看問題的本質》，《學術研究》2005年1期。

[12]楊思遠：《中國農民工的政治經濟學考察》，第4頁，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

[13]朱力：《準市民的身份定位》，《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6期。

[14]陸學藝：《當代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18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參考資料：

[1]王春光：《中國農村社會變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2]李小云、左停、葉敬忠主編：《2006―2007中國農村情況報告》，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1月。

[3]任福耀、王洪瑞：《中國反貧困理論與實踐》，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公正的社會意義范文第3篇

問：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對此，應如何理解？

答：這一論斷強調了制度建設在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公平正義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認為，公平正義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是與一定社會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它反映的是人們從道義上、愿望上追求利益關系特別是分配關系合理性的價值理念和價值標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所說的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困難群體得到有效救助，全體人民在各盡所能、創造社會財富的基礎上能夠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需要采取多種途徑和手段，進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包括發展經濟，增強物質基礎；加強和諧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形成誠信友愛、融洽和諧的社會環境；發展社會事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等等。但是，這些方面的成果都需要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才能夠轉化為社會成員具體的權利和利益，從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體現出公平正義。因為制度是“規矩”，具有規范性、普遍性、強制性、相對穩定性等特征以及激勵、約束、協調、整合等功能，它為人們的行為提供遵循的準則。有了科學合理的制度，就可以約束不公平和非正義的行為，促進公平正義理念的樹立和公平正義環境的形成；就可以整合社會力量，維護和鞏固社會公平正義的成果，引導人們依法、有序、理性地表達利益訴求，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使整個社會處于比較協調、穩定、和諧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一些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不公現象和問題，大都與制度不健全、不規范、不科學、不落實緊密相聯。因此，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逐步建立起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制度體系并使之得到貫徹執行，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長期而緊迫的重要任務。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決定》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強調既要立足當前，著力解決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又要著眼長遠，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決定》結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要求和部署，明確了六個方面的制度建設任務，即：完善民利保障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完善司法體制機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提出了一系列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從各個層次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加強對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監督；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揮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加大財政在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國家財政投資規模，不斷增強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加快建立適應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等等。認真貫徹落實《決定》精神，通過切實加強制度建設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

公正的社會意義范文第4篇

今天縣委、縣政府在這里召開建設工程廉政會議，就工程建設的廉政工作作出部署，充分體現了縣委、縣政府對重點工程建設的高度重視和抓廉政建設的堅定決心。剛才聽了xxx副書記的報告，更加提高了我們對重點工程建設中抓好廉政建設重要性、必須性和艱巨性的認識。

今年是我縣謀求新跨越、再上新臺階的關鍵之年，縣委、縣政府明確提出今年作為“xxxx年”，全年要完成城市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55億，力爭通過幾年的努力，把xx建設成為xxxx中心、xxxx名城。在這樣的發展形勢下，建設工程廉政建設顯得尤為重要，加強工程廉政建設，有利于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有利于提高工程質量，有利于營造穩定的發展環境。今年，由我局與城司直接實施的項目總投資接近20億元，是去年的2倍多。作為承擔城區主要建設任務的建設業主，我們既感到無上光榮，又感到責任重大。建設工程廉政建設事關經濟社會距越式發展大局，我們將樹立“兩手抓”的思想，一手抓工程建設，一手抓廉政建設，真正把工程建設成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重點是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統一思想，落實責任。我們將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把工程廉政建設提上議事日程。要落實工程廉政建設責任制，把廉政建設的要求和內容與工程建設的任務一起部署、一起檢查、一起落實、一起考核。嚴格責任分工，以局長為“第一責任人”，對工程廉政建設負總責，同時按分級負責的要求，逐級抓好責任落實，做到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負責抓，職能科室具體抓，一級抓一級，真正解決好誰來抓和抓誰的問題。要嚴格責任考核，考核結果與領導年終崗位目標考核直接掛鉤，并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同時，要嚴格責任追究，對分管范圍內發生重大違法違紀案件，要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決不走過場，決不流于形式。

2、規范操作，強化管理。重點是要認真貫徹招標投標法，堅決貫徹實施招標管理的有關規定，對所有由局和城司實施的工程全部實行公開招投標，努力推進勘察、設計、監理、預決算與招標等各個建設環節公開招投標。在工程招標過程中，要嚴格按法定程序操作，堅決杜絕各種暗箱操作行為。對大宗建材和設備等物品采購，一律公開操作，一律政府采購。同時，要對工程實施全過程跟蹤管理，從計劃立項到竣工審計都將全程把關，嚴格審批程序，嚴格要求按批準的設計方案進行建設，嚴禁擅自增加建設內容，擴大建設規模。

3、健全機制，防范未然。要進一步健全工程建設的廉政約束機制，不斷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進行有效約束。要推廣廉政保證金制度，發現工程承建單位向管理人員請客送禮，承建單位交納的廉政保證金予以全部沒收。要加強對監理市場的有效監督。要做好不良行為記錄制，建立施工單位、監理單位、設計單位相關信用檔案，發現不良行為，立即采取懲罰措施，情節嚴重的清退出我縣建筑市場。

4、加快進度，注重質量。要進一步減少辦事環節，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積極配合與指導好重點建設工程在規劃定點、項目審批、房屋拆遷、施工許可等各項建設前期環節中的有關工作，確保工程進度。同時，對建設工程項目必須按照“不求大、但求特，不求多、但求精”的原則，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加強工程管理，在確保進度的前提下保證工程質量，力爭使每個工程都成為形象工程、精品工程，都成為傳世之作，要50年不落后，100年不后悔，為把xx建成現代化中等城市奠定基礎。

公正的社會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公共游憩；社會政策；政府作為；國家公園；城市公園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0)09-0020-07

1　關于游憩與社會公民權關系的論辯

游憩之所以被納入公共供給領域，成為國家社會政策的一部分，與其內涵的價值傾向和意識形態直接關聯。公共游憩供給最初進入社會政策范疇的立足點是基于對“公民游憩權”的認肯。圍繞“公民游憩權”，出現了以其為公共游憩供給的根本價值依據和邏輯出發點，認為應當保證公民基本游憩權利，將公共游憩供給的不斷增長視為對公民權發展演化過程的一種響應的福利主義游憩觀，和對福利主義游憩觀進行批判，更加推崇響應多樣化游憩需求的市場化游憩供給的新自由主義游憩觀。

1.1　福利主義游憩觀

福利主義游憩觀的核心思想是：休閑游憩應當是社會公民權的一部分，國家應保障公民的基本游憩權。二戰后，福利國家擴展了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范圍，公民權多樣化，“社會政策”也更加泛化。根據馬歇爾對社會公民權的詮釋――“確保公民享有全部社會遺產和過上達到社會普遍標準的文明生活的權利”，公民享有游憩與休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工業化社會中人們疏解壓力、恢復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對遺產資源全民共享的權屬界定。社會公民權的內容沒有一成不變的標準，有人提出應當把游憩權利劃入社會公民權的范疇。1975年，英國的《運動與游憩》白皮書將游憩供給視為“社會福利整體結構中的一部分”。克拉克(Clarke)把游憩基本權利看成是“休閑發展中的福利價值的共同信仰”；亨利(Henry)則進一步提出“作為公民權的一部分、處于福利權金字塔中頂端的休閑、文化和鄉村游憩”，休閑供給被視為新型公民權構建過程中公共政策的主要工具。盡管從公民權視角論證公共游憩供給的理性1950年代已經出現，但直到1992年，克拉克才正式提出“普遍休閑權”一詞。

由于福利主義游憩研究者對“公民權”的不懈探索，有學者將福利主義的休閑研究稱為“公民權范式”，這種范式并不側重分析休閑體驗的本質，而是關注集體主義視角下的不平等問題，認為“無論主導意識形態是什么，國家都有責任去滿足社會的基本休閑需求”。有學者以公共服務供給對底線公平的保障力為依據說明公共游憩供給的必要性，認為公權部門應當通過提供游憩機會來提高公民生活質量，否則某些弱勢群體就無法享受到這些游憩機會。從這個視角看，公共游憩追求的不是個人消費、個人表現和自我實現，而是公民在游憩與休閑行為的底線公平，是對公民在休閑游憩上集體權利的強調，是對公民游憩權的確認。

也有學者從戶外游憩供給的優效品定位上為公共游憩供給尋找理論依據，認為戶外游憩應當是“即便社會成員不想要也應當提供的物品”，其供給并非是基于政府對“人們需要什么”的判斷，而是基于“什么對人們有利”的判斷。這種觀點強調政府干預的作用，認為個人無法準確判斷公共物品的相關問題，而政府可以代表社會需求，通過調整公民個體行為與思想偏差實現福利最大化。

依據福利主義游憩觀，公共游憩供給的價值不僅僅局限于滿足全民的游憩需求，它在維持地方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上亦具重要意義，應當是社會政策的重要組分。福利主義游憩觀對西方國家休閑環境的營造曾發揮了巨大作用，多數國家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民游憩的時間供給，城市公園、國家公園在世界各地的空間蔓延，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福利主義游憩觀的影響。

1.2　新自由主義游憩觀

20世紀經濟危機后，新自由主義成為控制社會的主導理念，加之去中心化導致的政府總體承諾力下降和支付危機，要通過公共游憩供給來滿足日益多樣化的游憩需求已不切實際。因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者開始主導休閑游憩界的主流價值取向…，贊成市場供給相對于政府直接供給的優越性，主張公民消費權對公民游憩權的替代，認為在公共游憩供給上的市場介入提高了供給效率和使用者的體驗水平，而且社會福利服務過程中引入消費者概念既可以提高公民權的選擇范圍，也可進一步確保服務質量。

新自由主義游憩觀是建立在對福利主義游憩觀的質疑基礎上的，并首先體現在對公共游憩供給實現“公民權”可行性的質疑。他們認為，福利主義游憩學者對“公民游憩權所對應的義務”的含糊解釋導致了公共游憩的無限制擴大，造成公共財政支付危機。雖然也有福利主義游憩學者反駁到，公民的游憩參與和對公共游憩的納稅行為本身就是履行了與公民游憩權所對應的義務，但這并沒說服新自由主義游憩學者，他們反而認為“現代公民權體系也包括公民的選擇權”。

另一方面，公共游憩自產生之初就不得不面臨對基于底線公平的游憩公民權的質疑。以城市公園為例，早在19世紀中葉，英、德等國的城市政府出于“安全”和“管理”等因素的考慮，采取各種手段限制社會底層百姓的進入。進入20世紀，公共游憩供給逐步面向全員開放，但公共游憩設施的使用群體仍然十分有限。英國國家審計署1989年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從再分配視角看，全國利出現不利影響，許多窮人在為富人業余時間的消費納稅”。公共游憩場所對有閑階層和邊緣群體均喪失了吸引力，前者是公共游憩供給無法滿足其多樣化的需求；后者是社會分割造成心理壓力以及閑暇時間有限，甚至公共游憩空間之于他們的價值更多在于“謀生”，故從“機會均等”這一衡量公民權的指標看，游憩公共供給是非常低效的。

對于“公共游憩服務屬于優效品范疇”這一論點，新自由主義游憩學者也有一些反面觀點。考特(coalter)曾指出，盡管英國自19世紀開始就將公共戶外游憩供給視為“優效品”，公共游憩的供給與需求被專家和官僚確定為技術問題，供需關系被福利主義的價值取向異化，許多休閑游憩研究并不關注體驗和快樂的本質，反而是和管理主義的意識形態、過度的“父愛主義”削弱了休閑服務的自由性和參與性的潛質。也就是說，福利主義游憩觀所嘗試的人為建構，并非建立在徹底理性的基礎上，它被專業人士所“設計”的痕跡隨處可見，而且高強度的公共供給催生了“保姆國家”，享受者們為自己的消費與福利付出責任的意愿和能力也下降了。

1.3　福利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游憩觀的評述

福利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近代以來休閑研究的 兩大主導價值取向，前者通過“公民權”范式認肯公共游憩供給的理性，后者則受后現代自由化思潮的影響，更加關注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試圖為公共游憩供給的市場介入尋找依據。從時序上看，新自由主義游憩觀看似是對福利主義游憩觀的發展和修正，因為福利主義游憩觀所引導的社會政策的確進一步增加了“保姆國家”的財政負擔，也在公民權實現上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無論福利主義游憩觀存在什么缺陷，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看，它對維持社會穩定、推進地方健康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它的政治意義從未被否定。

在新自由主義的視野下，公共游憩設施的使用者逐漸向“消費者”轉變，從被動地享受單一的游憩服務，轉向面向多種選擇的積極享受，出現了“福利主義的妥協”的局面。這種觀點使得西方的公共游憩政策從以社會服務倫理為核心的、以普遍性為原則的“底線思維”向以選擇性為原則①的“選擇性思維”轉移，亦即科文(Cowen)所言的“選擇性或目標性社會政策的出現”。

但是，新自由主義游憩觀至今仍無法一枝獨秀、獨占鰲頭的原因是它自身也存在許多缺陷：首先，它低估了公共游憩對于社會建構的重要性，開放的公共游憩空間對于社會各階層的接觸與磨合、社區認同感的構建極為重要，過多強調多樣化游憩需求的滿足會導致公共開放空間的衰落，而公共游憩空間的市場化運作會使部分公民無權進入，從而激發社會矛盾，其后果無法用單純的經濟指標來衡量；其次，即便是主張采用混合游憩供給模式的保守的新自由主義游憩學派，也無法劃定公共供給與市場供給的分野；再次，市場的游憩供給自身也存在問題，高度的商業化使公民游憩行為日益成為一種純粹的消費活動，出現標準化的趨勢，游憩活動逐漸喪失自由性和創造性的本質特征；另外，新自由主義游憩觀強調游憩需求多樣化及其供給響應，其實隱含著數量龐大的下層階級的基本需求被邊緣化的基本認定，因為游憩活動在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中有很明顯的社會階層分布界限。就目前而言，越來越多的學者進入福利主義游憩觀的陣營之中，但新自由主義游憩觀在實踐中仍舊盛行。

2　中央政府與城市政府的公共游憩空間供給：國家公園與城市公園

2.1　公共游憩時空供給的社會政策演進

西方國家公共游憩政策是伴隨著“公民權”思想體系的發展而出臺的，最初對游憩資源推行公共供給時，一般堅持的是普遍性原則，認為全社會公民應當享有平等的游憩機會，并集中體現在時空兩個維度的供給。

一是公民游憩時間供給。“公眾利益”保障的重要性逐漸為各國所認識以及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對“空閑時間”的積極索求，“公民休息權利”出現于各國憲法中，二戰后又得到了《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以及《馬尼拉宣言》(1982年)等國際公約的支持。演變至今，“休息與休閑時間”已是多數國家憲法層面給予保障的公民社會權之一，差別在于法定休憩時間的劃分不同。

二是公共游憩空間供給。游憩空間有些分布在城市和鄉村聚落，也有些分布在人煙稀少的原野區。在城市地區，公園、廣場、濱水區、步行街區等為市民供給公共開敞游憩空間，這里將之統稱為城市公園，而鄉村和原野地區則以國家公園為主要供給形式。城市公共游憩空間很大程度上是“市民解放運動的產物”。1833年，英國議會出臺法案允許建設城市公園及相關公共基礎設施，19世紀下半葉，北美和歐洲國家掀起了一場“城市公園運動”，很多國家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公共開敞空間供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鄉村和原野區的公共游憩供給也受到公共政策的關注。在英國，受精英浪漫主義的影響，1840年出臺《維多利亞皇家》提出在鄉村、荒野、山地構建公共開放空間，提供普遍施予的游憩服務，然而在歷經數千年開發的英國整合鄉村土地進行公共游憩供給是十分困難的。相對而言，地大物博、人煙稀少的美國1872年通過法案成立黃石國家公園，始建向全民提供環境保護和游憩體驗的公共自然游憩場所――國家公園，其他新大陸和歐陸國家也紛紛仿效，以保障公民在原野地的游憩福利。

二戰后，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公民游憩消費多樣化，可行的公共游憩供給無法停留在普遍性供給的層面，出現了所謂的“游憩休閑混合經濟”，游憩與休閑領域成為市場供給與公共供給同時作為的空間，公共游憩縮小至對弱勢群體的選擇性供給。為保障公民的基本游憩權，許多國家的公共游憩形成了由城市政府擔負城市公園公共游憩供給、由中央政府擔負國家公園公共游憩供給的供給格局。

2.2　國家公園：中央政府公共游憩供給的作用場

國家公園是現代文明進程中人類經過自我反思而提出的一種發展理念。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定義，“國家公園是為人類福祉與享受而劃定的，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行使管理權阻止或取締一切可能的破壞行為，到此觀光需以游憩、教育和文化陶冶為目的并得到批準的，具有國家意義的公眾自然遺產公園”。從國家公園的命名設置、維持與維護、管理與監督等環節上看，中央政府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它的存在具有鮮明的福利主義傾向。

國家公園最早出現于美國而非文明發達的歐陸，與人們對“荒野理想”的認知有直接關系。美國主流社會認識到國家公園在彰顯“風景民族主義”、催生認知共同體的文化建構上的積極作用，并賦予了國家公園民族主義、福利主義、環保主義等多重價值意涵，這一理念很快被缺少文明積淀的新大陸國家所接受，1900年前幾乎所有的國家公園都是在美英聯邦內出現的。

20世紀初至二戰期間，文化與歷史認同感較強的歐陸國家也掀起了國家公園建設熱潮，如瑞典、荷蘭、西班牙、芬蘭等國，但他們的主要動力源自普遍休閑權被納入公民社會權體系(福利主義)，以及生態保護運動的全球擴散(環保主義)兩股力量。受福利主義游憩觀影響，這些國家普遍采用低門票/免門票的方式向全民“開放”，力求實現底線公平為基本訴求的“游憩公民權”。值得提出的是，這一時期發達國家的海外殖民地也開始出現國家公園，如南非、智利、古巴、印度等國，但多具有狩獵保護區的性質，服務對象以富裕的特權階級為主，福利主義與環保主義的代表性均明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