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價值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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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按資本、技術、管理、勞動等要素分配，為家庭企業改革分配制度、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了依據。當代企業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缺乏人才是家族企業最大的軟肋。作為股權主要為單純家族成員所有，其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大多結合在一起的家族企業，只有從戰略的高度建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機制，才能做大、做強、做長久。因此，必須以改革單一按資分配方式為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方式為突破口，促進家族企業實現股權結構與企業管理的社會化，以實現家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人類社會誕生最早的企業形式就是家族企業。現代社會雖然以社會企業為主流形式，但是，因家族企業很容易建立和家族成員有著共同的目標而可以做到精誠團結、不斤斤計較，使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處在生產力層次復雜、總水平還比較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家族企業只要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吸引并且留住人才，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開門辦企業、誠信辦企業，主動融入社會并利用社會資源，那么中國家族企業同樣可以做大、做強、做長久。然而現實的問題是中國的家族企業難以做大而且普遍短命。據甘德安等研究，中國的家族企業擁有千萬元規模以下者平均壽命僅3-5年，億元以下者不過10年，眾多家族企業在其鼎盛時期即為其破產之時(2002年)。筆者以為，中國家族企業管理與技術水平普遍偏低，是因為缺乏各類專業人才，必須實施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一整套人才戰略。實施這一戰略則要以建立科學的分配制度為突破口。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按資本、技術、管理、勞動等要素分配的思想不僅為國有企業建立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嶄新分配制度提出了指導思想，而且也為家族企業改革分配制度，吸引和留住人才從而全面提高管理水平指明了方向。

一、家族企業實施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制度的必要性

企業是創造利潤的經濟實體，無論誰投資企業都要獲得利潤。在有多個投資者哪怕僅為家族成員的企業里，“親兄弟明算賬”的傳統文化思想必然促使每個出資人都要求公平地獲得企業利潤，如果某出資人感覺利益以及與利益相關的權利分配不公，那么他的投資或者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必然會受到挫傷，甚至會抽出資金另起爐灶。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分配制度缺陷引起普遍壽命不長的現象十分普遍。浙江省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為7年，該省1988年前注冊的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共7260家，到2006年僅剩1078家;該省1989年注冊的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1035家，到2006年僅剩351家;該省擁有18年以上歷史的民營企業僅占民營企業總數的0.355%，有20年以上歷史者幾乎找不到。在市場環境遠不如東南沿海省份的我國中西部廣大地區的家族企業的發展則更為艱難。

研究者大都認為家族企業短命的主要原因:一是家族企業所涉及的領域以傳統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普遍存在企業規模偏小、生產設備簡陋、技術含量低、競爭能力弱的劣勢。由于企業做不大、做不強，即使在擁有一定技術優勢的浙江家族企業中，研發投人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還不到0.3 %。二是許多家族企業趕時髦地走上了改制的道路。浙江省的家族企業就有75%以上掛上了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甚至有少數企業改制上市。但是這些企業壓根兒不想放棄家族對企業的控制權，不愿意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改革舊的企業運行機制，所以企業即使做大了也做不強、做不長久。在這些企業里從董事長到總經理，直至管人事、營銷、財務等所有要害部門都由家族人員把持著，難以獲得股權的非家族成員的經理人和企業職工必然缺乏積極性，勞資矛盾還會加劇。如果當初創業時的幾個人到股份公司成立后還是由他們控制著管理權，其管理方式依然是集決策權、經營權和管理權于一體的高度集中方式，維系企業生存發展的主要紐帶還是血緣關系而非契約關系，那么企業短命的結局則是必然的。因此家族企業要獲得可持續發展，必然的途徑是加大技術投人和加快實質性改制步伐。

筆者十分贊同研究者們已有的分析，筆者的新認識是股份公司也不能固守傳統的管理模式不變，其各種管理制度，特別是分配制度應該與時俱進地改革。今天的時代被稱為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競爭最終表現為人才的競爭，企業獲得的利潤不僅是資本而且是技術、管理、勞動以及社會宏觀經濟環境創造的，家族企業必須改革單一的按資分配為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相結合的分配方式。其實，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條件下，經營管理者的勞動越來越成為企業獲得利潤的決定因素，因此當代西方的許多大公司的經理人員不僅擁有高額工資而且享有數以百萬股計的被稱為“金手銬”的股權激勵，許多總經理或者CEO最終成了本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了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些公司還實施了職工持股制度。顯然西方現代大公司已經不再實施單一的按資分配制度了，而是將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正是由于與時俱進地改革了分配制度與其他管理制度，洛克菲勒、松下電器等家族公司才能做成為大型跨國公司而且長盛不衰。中國的家族企業雖然多為中小公司，但是要想做大、做強、做長久，也必須從建立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嶄新分配制度做起。其必要性在于:

其一，家族成員一般都在企業里擔任著不同的決策、經營、管理等職務，他們承擔的責任不相同，不僅應該有工資水平的差別，而且應該根據各人的不同貢獻分配企業的利潤，充分尊重人力資本的價值。按不同貢獻公平地分配才能把大家長久地團結在一起，再加上有血緣紐帶，這樣的企業能夠辦得興旺發達。如果因分配不公平而使部分家族成員消極怠工，大家會因為血緣關系，礙于情面而不能重罰他，撤他的職;罰重了他則會鬧分裂。因此單一的按資分配是不可能明確家族企業成員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為了讓能夠長久對企業做出最大貢獻的家族成員成為企業的最高管理者，應該在家族成員中也建立股權激勵機制。

其二，家族企業非家族成員的經理人以及技術、管理骨干需要通過股權激勵產生對企業的認同感。這些人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由于手中握有的權力不足導致難以有效履行職責或者不能心情舒暢地履行職責，致使他們因受到的激勵程度不大而降低對企業的忠誠度，甚至另謀高就;少數獲得了機密信息和資源，包括一些客戶資料而且與這些客戶建立了個人關系的經理人則會帶走這些信息和資源，另立門戶，與原老板競爭。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外公司普遍實施了主要給這部分人戴上“金手銬”的股權激勵制度。雖然國內某些研究者從授權角度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但是不讓他們分割最大的權利股權，他們始終會有二心的。

其三，受雇于家族企業的職工是企業財富的直接創造者，他們在生產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是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要素，國外股份制企業已經開始把注意力放在了普通職工身上，某些公司通過工會或者直接針對職工推行了職工持股制度。在這些企業老板所分得的利潤比例雖然大大減少，但是企業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卻大大增強，老板賺取的利潤絕對量會相應增多，賺取利潤的時間會拉長。中國的技術含量不高的家族企業雖然不必要也不可能實施職工持股制度，但是對于少數忠誠度高、貢獻大、工齡長的骨干職工給以股權激勵應該是增強企業活力的好辦法。

二、家族企業實施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制度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家族企業改革單一按資分配為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型分配制度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十分強調勞動的偉大，指出勞動是人類一切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和一切財富產生的源泉，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和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種東西，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而只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隱蔽形式”。勞動力是指人的勞動能力，是“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勞動則是勞動力商品的使用或消費過程，勞動力商品使用后能夠創造一個大于自身價值的價值，即剩余價值。由于勞動力價值即工資是在市場被敲定的并“由契約確定下來，雖然它要在以后才能實現”，而“勞動力的消費像其他任何商品的消費一樣，是在市場以外，或者說在流通領域以外進行的”。二者不能同時表現，必然使勞動者看不清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別，特別是看不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不僅創造了工資而且同時創造了剩余價值的特殊性。因此資本家能夠順利地從市場上“公平的”購買到勞動力并且理所當然的剝奪了包括技術和管理人員在內的全體勞動者參與利潤分配的權利。當然資本是利潤產生的條件，資本如果不能帶來利潤，資本所有者是不會有出資行為的。但是出資者占有全部利潤則是不公平的。

在家族企業里，不公平的利潤分配不僅會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而且會削弱企業的凝聚力。因為單一的按資分配只能使企業利潤在家族成員小集團中封閉運行，參與利潤創造的非家族成員和其他職工只能產生“身在異鄉受歧視”的感覺。因而既不利于他們奉獻自己的全部智慧，又不利于企業廣泛吸收人才。黨的十六大報告針對國有企業的分配制度改革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與時俱進地提出了按要素分配這一嶄新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強調“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分配的對象就是企業所得稅后利潤。筆者以為按要素分配的最大受益者是勞動者，因為資本與管理只是要素之一而不是唯一，按要素分配理論破天荒地將勞動作為要素之一并且要求勞動也應該有按貢獻參與利潤分配的權利，第一次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確立了用股權增強勞動者主人翁責任感的激勵手段，實際上是為企業引人“共同治理”新概念。企業創造的新價值是由v+m構成的，v是工資，m是利潤。按勞分配理論強調將v按勞動的貢獻有差別地分配給勞動者，m則全部歸企業與國家;按要素分配理論則在重申v歸勞動者所得的同時強調部分m也應該直接分配給勞動者，因而這一理論是從理論和實踐上對按勞分配理論的發展。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的按要素分配理論也應該成為家族企業改革分配制度的指導思想。家族企業主應該認識到工資不等于利潤，本企業包括技術與管理人員在內的沒有出資的職工，僅僅以雇傭勞動者身份領取工資是不夠的，他們作為技術、管理和勞動的所有者也應該按各種要素的付出對企業利潤的貢獻率分得一定的利潤。這樣做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十分必要，因為企業的活力在于全體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而職工的“三性”只能來自于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讓他們參與利潤分配既能夠讓他們感受到公平又能夠讓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企業的主人。整個企業上上下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還會有不能解決的困難么!家族企業主應該借分配制度改革之機將企業改造成為家族公司，期望保持家族企業性質的企業主完全可以在保證絕對控股權的條件下建立期權激勵機制和職工持股制度，讓每個職工都享受做主人的權利。然而即使在已經改制的某些家族公司，家族企業主只看到了受雇的經理人員的積極性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僅僅推行了期權激勵，而且拿出的期權比重很小，激勵效果很差。享受股權激勵的經理人員也無意促成企業建立職工持股制度。這些企業的以農民工為主的職工群體不僅得不到企業分給的紅利，缺少勞動保障，工資水平低，而且工資不能按月足額拿到手。這些家族企業應該懂得企業的利潤正是農民工一點一滴創造出來的，不尊重他們的權利，把他們看成利潤的創造者而采取措施加以挽留，他們遲早會離你而去的。近兩年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出現的民工荒使得大量家族企業初步嘗到了不善待農民工的惡果。因此家族企業應該將認真推行股權激勵與職工持股制度作為實施人才戰略的突破口。 另外還要告誡家族企業主:社會環境也是支持家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要素，而且企業的人才來自社會，實施人才戰略必須尊重社會環境要素的利潤索取權，老老實實照章納稅，舉辦職工技術與文化教育，搞好環境保護，真心實意參與社會慈善事業。沒有政府鼓勵私人企業發展的大好政策，沒有社會提供的大量農民工以及教育、金融、通信、水電、交通等公共資源，包括家族企業在內的大量企業是不能夠生存下去的。家族企業有了利潤以后必須考慮如何回報社會以與社會和諧相處的問題，這也是家族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必須追求的社會效益，僅僅只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千方百計推卸社會責任的企業最終是辦不下去的。

三、家族企業實施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制度的對策

我國的家族企業管理水平相當落后，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施人才戰略，提高企業治理水平，特建議以建立能夠全面調動出資人、技術人員、經營管理者和其他職工積極性的科學的分配制度為突破口，特別要重視勞動以及技術、管理等因素對企業利潤形成過程中的不同貢獻，認真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降低家族成員持股比例，建立股權激勵機制與職工持股制度。家族企業最大特色就是“家”，有家就有凝聚力。但是家族企業都存在大量非家族的技術與管理骨干以及廣大職工，要讓他們進得來，留得住，而且擁有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要讓他們在企業找到家的感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家族成員讓出部分股權以建立股權激勵機制與職工持股制度。在確定一個合理的分配比例，保證出資人利益的前提下，股權激勵就應該對高管人員和技術骨干給予重獎，家族成員拿出的股權不能太少，如果家族成員持股一股獨大，名正言順地搞一言堂，非家族成員持股比例很小，沒有說話的權利，那么家族成員讓出部分股權也沒有多大的激勵作用。改制比例達到3/4的浙江省的家族企業家族成員的持股比例在改制后普遍達到75%以上，非家族成員持股比例很少，只能在企業管理中做個陪襯，因而不會有積極性。其實擁有更多股權的實質是為了得到更多利潤，只要企業發展了，企業股權的含金量能夠成倍提高，家族成員就能夠得到更大的實惠，那么放棄部分股權就是可以接受的小問題了。

其次，改革工資制度。家族企業的工資制度一般比較單一，不利于調動雇員的積極性。工資是給雇員一定勞動付出的回報，同時也是企業科學管理的手段，但是工資表現這種功能的前提是能夠準確地反映雇員的勞動付出。家族企業工資是在雇員進企業之前就定下來的，工資水平的根據一般是當地同類企業同類工種的平均工資等因素經過討價還價后敲定下來的。這樣的工資水平很難準確地反映雇員的勞動付出。因此家族企業多規定了勞動試用期，至少三個月，一般為半年或更長時間，試用期給的工資很少。家族企業這樣做是為了防范用人風險，但是這樣做一開始就使雇員感受到自己是被雇傭的打工怠，不是企業的主人，而且在試用期有受到剝削的感覺，因此上班初始就沒有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何況個別家族企業借試用名義不斷地廉價“輪換”試用勞動者，永遠支付低工資，使家族企業名聲不太好，許多勞動者是找不到好工作無可奈何才進人家族企業的。因此筆者建議家族企業縮短甚至取消試用期，在試用期間不得扣減工資;招聘時應該按規定科學考察受聘者，減少辭退率;試用期間按條例嚴格考核試用者，試用期滿及時給他們確定級別，要讓每個人有受到重視的感覺。另外還要有定期調職調級制度，給予每個人有發展的機會。這樣做能夠使工資成為重大的激勵手段，并且增強企業的凝聚力。為了穩定管理者隊伍，激勵管理者樹立戰略眼光，對于企業高級管理者適宜實行年薪制。

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范文第2篇

 

關鍵詞：知識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 知識經濟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基本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是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當時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了系統調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踐證明，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論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正確的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斷受到一些挑戰，特別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價值論”的提出引起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質疑。 

一、“知識價值論”的提出及其對“勞動價值論”的質疑

20世紀50年代以來，伴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科技的巨大進步，直接參與物質產品生產的工人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少，在發達國家白領工人的數目已經超過藍領工人；科技產業、信息咨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為生產與生活服務的眾多非物質生產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卻日益提高。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加大對高科技領域和教育的投資，以便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占有一定席位……近十幾年來，信息技術發展迅速，人類基因工程，納米技術等不斷取得新成就，人類已經邁入知識經濟時代。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為知識經濟下了一個著名定義：“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更新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應用之上的新型經濟。它以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為基礎，以創造性的人力資源為依托，以高科技產業和信息產業為支柱，在經濟增長源泉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

知識價值論認為。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取代資本和勞動，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和財富。有些學者認為，為反映知識在經濟中的首要地位，經濟理論中要用“知識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例如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寫道：“‘勞動價值論’誕生于工業經濟初期，必將被新的‘知識價值論’所取代，在信息社會中，價值的增長不是通過勞動，而是通過知識實現的，知識是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勞動”，“我們必需創造一種知識價值論”。“商品的價值的實體是知識，價值是由商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知識量決定的。”“知識的使用。能夠在生產中創造新價值，創造大于生產或購買它所花費的價值。我認為這就是知識價值論的主要內容”。1985年，日本學者芥屋太一在《知識價值革命》中用“知識價值社會”來描繪未來的社會。他說：“我在這里引出了‘知識價值’這一新的概念。顧名思義，就是‘知識的價值’、‘知識所創造的價值’。更嚴密的定義是：由于符合社會構成與社會主觀而得到社會承認的創造性的知識價值。”1999年12月北大歷史系教授何順果先生發表了《勞動時間不再決定價值——千年經濟回眸》一文，根據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清楚地說明了知識經濟時代“勞動時間已不再是并且必然不再是判斷價值的尺度”。

二、知識價值論并沒有否定勞動價值論

但知識價值論的提出并不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勞動價值論仍具有鮮活生命力，因為：

首先。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品仍然具有商品的兩重屬性——使用價值和價值。

知識是屬于人的一種對象性的具有客觀內容(信息)的意識形式。它不是人腦天生固有的，而是人通過人腦的意識思維活動對相關對象的觀念掌握，是人類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產物。知識作為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一種能量的產物，是人類勞動的結晶或勞動成果，而不是人類勞動本身。當知識參與生產和交換過程時，就形成了知識產品，于是它們就有了價值和使用價值。知識產品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都具有有用性，因而具有使用價值；但知識本身并不創造價值，正如再先進的機器設備不創造價值一樣，所以知識產品都是人們辛勤勞動的成果，知識產品都具有價值。

其次，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二重性理論仍然適用。

一些學者提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其中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創造勞動價值論時尚處于工業經濟初期，科學技術并不發達，在勞動過程中也是以體力勞動為主，因而馬克思所指的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指體力勞動，在科技如此進步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今天，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雖然馬克思那個時代，直接勞動者的勞動，以體力為主的勞動，是社會勞動的主要形式。但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是抽象勞動創造了商品價值。

關鍵詞：知識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 知識經濟

論文摘要：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及知識經濟的興起，知識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有人試圖用“知識價值論”取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面，臨新的挑戰。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價值論仍有著鮮活的生命力。當然，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論并不是僵化的理論也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基本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是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當時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了系統調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踐證明，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論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正確的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斷受到一些挑戰，特別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價值論”的提出引起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質疑。 

一、“知識價值論”的提出及其對“勞動價值論”的質疑

20世紀50年代以來，伴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科技的巨大進步，直接參與物質產品生產的工人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少，在發達國家白領工人的數目已經超過藍領工人；科技產業、信息咨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為生產與生活服務的眾多非物質生產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卻日益提高。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加大對高科技領域和教育的投資，以便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占有一定席位……近十幾年來，信息技術發展迅速，人類基因工程，納米技術等不斷取得新成就，人類已經邁入知識經濟時代。

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范文第3篇

我們所說的勞動價值論，是指關于勞動和勞動創造價值的系統學說。在馬克思之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三大代表人物——配第、斯密和李加圖先后闡述了勞動價值理論，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科學成份的優秀成果。馬克思在批判繼承這些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完整體系。后來的者根據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學習和討論，形成了一套相對明確和穩定的基本認識。

然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經濟運行方式的變化，原來建立在傳統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勞動價值論面臨著能否適應新時代新情況的問題，面臨著對現實經濟是否具有解釋力和適應性的挑戰。這種挑戰既包括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傳統認識的挑戰，也包括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本身的挑戰。關于深化對勞動價值論認識的討論，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提出和展開的。

（一）現代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要求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在馬克思的時代，工業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服務業的比重較低，在整個經濟運行和發展中處于從屬地位。因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建立在工農業生產的基礎之上，并圍繞著物質產品生產過程而展開的，與物質產品生產沒有直接聯系的服務業部門基本上被排除在價值創造的考察范圍之外。比如，將貨運與客運區分開來，把前者列入價值創造的鏈條，而把后者列為不創造價值的部門，就是以物質產品生產為中心的勞動價值論的一個典型例子。

但是，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產生的歷史條件相比，現代經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現代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不斷上升，發達國家出現了經濟服務化趨勢，服務業的生產和就業在整個經濟和社會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全世界的平均數超過了60％，一些高收入國家超過了70％；服務業占全社會就業的比重，也大體上相當于這個水平。相應地，工農業生產所創造的價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從全世界范圍看已下降到較低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以物質產品生產為中心而將大部分服務業部門排除在外的勞動價值論受到了經濟現實的挑戰，深化對服務勞動與價值創造過程的認識，成為實踐發展的客觀要求。

（二）科技革命引起的勞動形式和價值創造方式的變化要求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馬克思建立勞動價值論所依據的生產方式是工業機器大生產，活勞動在運用生產資料生產物質產品的過程中創造新的價值，生產資料則在勞動過程中實現價值轉移，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流程很清晰。但是，現代科技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程度，出現了無人車間以至無人工廠，活勞動的耗費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物質財富及其體現的價值量卻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長，其中科技成果和專利技術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面對這些新情況和新趨勢，如何解釋價值量高速增長的來源？如何認識科技、知識與新價值創造的關系？能否繼續堅持和怎樣堅持“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的一元價值論？

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科技和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以及以現代金融和信用制度為中心的經濟流程的日益復雜化，尤其是隨著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來臨，現代社會的勞動形式與馬克思所處的傳統工業社會相比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種科技型勞動、管理型勞動和知識型勞動（如教育行業的勞動）在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如何認識科技型勞動、管理型勞動、知識型勞動的性質和范圍、以及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和特點，也是深化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一項新內容。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新的分配模式的形成要求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產權主體多元化和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變動，除了外商投資經濟之外，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日益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一股重要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認識私營企業主的經營活動、收入來源的性質和特點，以及這些方面與勞動價值論的內容和要求的關系？

同時，隨著分配體制的改革和激勵機制的建立，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并存的格局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逐步定型和完善，并且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比例具有上升的趨勢。這種新的分配模式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經濟較快增長和增長質量的改善，因此得到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持。但是，新的分配模式與勞動價值論的要求并不一致，如何進一步認識價值分配與價值生產的關系，以及當前經濟政策與馬克思有關理論的關系，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提出來的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

綜上所述，當前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既包括對傳統認識的再認識，也包括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深化與發展。

二、幾個方法論問題

2001年以來，深化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在全國經濟理論界熱烈地展開，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和進展。但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還處于分歧明顯、相持不下的狀態。其中的主要原因，也許與研究和認識問題的方法有關。如果方法論問題不解決、不統一，對一些重大難題尤其是老問題的討論將不能有效深入。

（一）“完整、準確把握”與“深化和發展”的關系

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有些學者已經運用數理方法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研究，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對已有的幾種研究方法進行述評，從中找出它時研究經濟學的現實價值，進而豐富和發展經濟學。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開始用數理方法度研究馬克勞動價值論，經濟學中，數理分析方法就是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說明經濟運行中變量之間的關系，運用數學符號和數字算式的推導研究和表示經濟過程和現象的研究方法，是現代經濟學通行的方法。數理方法的引人使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清晰、準確，邏輯性更加嚴密。數理方法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組成部分，那么用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馬克思也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簡要回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多年理論研究的結晶，該理論是在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本質。這里的勞動是指，物質生產和創造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始寫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馬克思關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論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思想，對價值和交換價值進行了區分。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沒有價值就不會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勞動二重性。勞動二重性是勞動價值論中的重要內容，馬克思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總結，“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

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客觀規律就是商品交換以價值為基礎，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價格表現的，價值是價格的內容和基礎，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包含的內容不是相互獨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由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創造出來的，其中商品的價值由價值量表示，而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所以它們之間構成了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及方法創新述評

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和方法創新，并不是要否定經濟學曾采用過的表述和方法。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理論，是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的，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證的要求，經濟學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精確化，數學方法的運用會使經濟學的研究變得更加精確。

在一些學者所做的有關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某些研究中，已有運用數學模型的較好范例。如吳易風、馮金華、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數理方法進行分析，對該理論進行了新表述。

(一)吳易風運用數理方法對勞動價值論中的商品二重性、價值規律等理論進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體勞動反映商品的自然屬性，所以使用價值的度量只能從量數量上反映，函數式表示為Q=f( L， K)。其中，Q表示使用價值量，L為勞動力數量，創造了使用價值，K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數量，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因為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是個別勞動時間的數學期望，所以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V是個別價值V的數學期望，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表示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數，其服從的分布形式由具體生產情況決定。

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的過程，抽象勞動創造新價值和轉移舊價值的過程，前面二者結合構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勞動量，Lt表示物化勞動量，一方面，L。使勞動資料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生產出使用價值的數量為Q的商品，抽象勞動創造產品的價值，由于舊使用價值形態被具體勞動生產性地消費后生產出新使用價值，舊使用價值包含的價值V( Lt)被保存下來，被活勞動L。轉移到新的使用價值中，所以，商品價值中既包含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又包括活勞動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吳易風用數學方法對價值規律進行了重新的闡述。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價格自發地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當某種商品價格高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的生產擴大，引起市場供給增加和價格下跌，當價格低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生產縮小，市場供給減少，價格上升。

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意義:使用價值形成過程模型從物質生產角度考察了生產力和使用價值量的關系，價值形成模型說明了商品的本質和價值量的確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況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關系;價值規律模型闡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馮金華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提出了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 = 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勞動，K為生產資料，z代表價值總量，z代表每一個商品中包含價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價值量和平均的轉移價值量組成。馬克思說:“如果僅僅就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就只是提供一種物質，使流動的、形成價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見，根據研究的需要，公式簡化為:z=L/Q。

馮金華在此基礎上引入短期生產函數Q=Q(L)，得到短期價值函數:=L/Q(L)，根據數理推導得出短期價值函數是一條從某個大于0的值開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當引人長期生產函數Q=Q(L，K)時，得到長期價值函數z=L/Q(L，K)。并詳細談論了勞動變化、資本變化、勞動和資本同時變化和同比例變化以及生產函數變化對價值量的影響。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數學原理的意義:根據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推導出了短期和長期的價值函數。

(三)白幕力以生產函數存在“資本量度和生產函數存在性問題”和效用函數存在“效用量度問題”為出發，在發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紙曲線，設勞動耗費函數，分析假定勞動耗費與產量之間是非線性的，邊際勞動耗費和平均勞動耗費不是常量，而是變量，所以稱為“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或“變量勞動價值學說”，在此基礎上推到出了市場供給曲線。廠商生產產品的平均勞動耗費為生產該種產品的廠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廠商生產成本就是勞動耗費的貨幣形式表現，成本函數就是勞動耗費函數的貨幣表現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廠商利潤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礎上，完全競爭廠商短期供給曲線就是邊際成本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也就是邊際勞動耗費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當存在外部效應時，勞動耗費曲線會向上或向下移動，完全競爭廠商長期供給曲線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綜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競爭市場短期供給曲線由短期廠商供給曲線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競爭市場長期供給曲線，當無外部效應是是水平線，當存在外部效應時一種是向上傾斜的，另一種是向下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線，提出用生產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度邊際效用來解決效用無法量度的問題，而且兩者成正比例關系。在社會是理性和邊際效用遞減的假定下，使等量勞動生產的效用相等實現社會最大效用配置，達到效用均衡。當生產某種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產品出售價值較高，對應的邊際效用也較高，這時消費的數量就會較少，反之.消扮的數量就會較多。因此，產品的出售價值與消費產品數量成反比關系，所以市場需求曲線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

最后分析市場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的交點就是產品的市場價值或價格。短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邊際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部門平均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即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案的表現形式。短期市場均衡價格圍繞著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波動，也即圍繞著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格波動。

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的意義:推進了市場價格理論的構建。

三、總結

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一些人反對勞動價值論，其認識上的根源有三個：一是與勞動價值論存在著邏輯思路的歧異；二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原義缺乏全面深入地理解；三是誤以為勞動價值論與私營經濟、市場經濟、要素分配不相容。澄清商品價值論的分歧，必須對馬克思關于價值概念、勞動形成價值的原因、勞動價值論作用等理論的原意做進一步地闡明。

非勞動價值論不斷反對勞動價值論，究其原因，是反對勞動價值論的人與勞動價值論存在著不同的邏輯思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原意和作用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

一、價值是什么—邏輯的混亂

如何定義價值是不同價值論分歧的起點。由于“價值”一詞在不同的派別那里有不同的所指，關于價值如何決定的結論自然大相徑庭。

馬克思認為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屬性:交換價值即價格;交換價值的基礎是價值。因此馬克思把價值定位于決定價格或交換價值即商品交換比例的最終基礎。斯密把闡明“什么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作為價值學說的首要任務，馬克思同意斯密所說的“只有勞動才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夠用來估計和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最后的和現實的唯一尺度”，這句話蘊涵著價值是商品比較的最后尺度的意思。從馬克思論述價值概念的過程看，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是要表達作為“表現形式”的交換價值的“內容”，是要尋求“商品固有的、內在的交換價值”即交換的內在基礎。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把勞動的凝結物稱為價值，是回答決定交換價值的最終基礎或共同的東西是什么，揭示價值的本質或實體，不是定義價值本身，因此并沒有陷人“價值是勞動，勞動決定價值”的循環論證。

均衡價格價值論(及相應的供求論)把價值等同于交換價值，并把價值定義為價格。”由于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所以結論自然是供求關系決定“自然價值”。主觀效用價值論把價值定義為人對效用的主觀評價(對于一物的欲望程度或估計)。他們把物品滿足邊際欲望的能力稱之為邊際效用，并由此得出邊際效用量決定價值量的結論。客觀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都把價值定義為物品的效用。他們的邏輯是:價值就是效用，而效用是由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所以價值是由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一些人試圖把主觀效用論和客觀效用論結合起來，但仍是把價值定義為效用。如晏智杰先生說:“財富和商品的價值應是指財富或商品與滿足需要的關系。”財富的實物形式直接滿足人的需求，財富的“非實物價值即價格，……通過交換從而間接滿足人的需求。”他認為，價值既是財富與人的需要的關系，財富的源泉與其價值的源泉必然是一致的，即是由多要素共同創造的。

如何分析交換價值是商品價值論分歧的樞紐?均衡價格論雖然承認有交換價值，但它分析交換價值就是分析價格的直接決定因素，它不分析交換價值的內容和固有的、內在的東西，不深究交換價值的最后基礎。主觀效用價值論雖然也承認有交換價值，但認為客觀(交換)價值(即市場價格)是買賣雙方對財貨的主觀評價互相平衡的結果，仍然是只就價格論價值;認為賣者在交換中也進行效用評價(而不是考慮交換力)，這樣就把交換價值淹沒了。客觀效用論和要素價值論認定價值即效用，認為交換最終是為了效用，商品對賣方也有使用價值，因此交換價值不是一個獨立性的范疇，這就把通向交換價值最終基礎的道路完全阻塞了。這種觀點不符合客觀事實，因為我們研究的是商品，商品對賣方有意義的是交換價值;商品的所有者億萬富翁們銷售商品時，他們考慮的是這些商品的交換力，即能賣多少錢，絕不是這些商品能滿足自己多大的需要。盡管貨幣通過許多環節最終可能都和某人的需求相聯系，但商品所有者得到的貨幣絕不都是“通過交換”“滿足人的需求”，且不說利潤要不斷轉化為資本和稅收，銷售額的絕大部分是要用來抵補商品成本的。只有交換價值才能把商品與非商品區別開來。交換價值離不開使用價值而存在，不等于交換價值本身不存在。

一個概念的含義，要分清不同學者的不同所指，否則只能是不停地混戰。“價值”實際是個多義詞。討論價值的含義，只能說我說的“價值”指什么，不能說“應是指”什么或“認為指”什么，不能依據自己的價值定義批評別人的價值理論。正像均衡價格價值論逐漸放棄價值論的提法一樣，主觀效用價值論叫財富效用論、客觀效用論叫財富生產論也許更合適。概念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人們研究客觀世界時，要對事物的屬性、狀況、過程、本質等用詞匯表達出來。而反對勞動價值論的人們卻從詞匯出發，爭論價值一詞應當指什么。商品有兩個基本屬性—效用和交換力，交換力一方面有外在的價格表現，另一方面又有內在的最終基礎，不同的學派分別把自己重視的屬性當作“價值”，認識怎能統一呢?

二、價值由什么形成—價格決定因素不同層次的取舍

非勞動價值論的的商品價值論之所以把自己重視的商品屬性當作“價值”，是因為他們不能正視勞動是生產商品的最根本基礎。

馬克思在提出交換價值的共同的東西是人類勞動凝結的時候說，商品交換關系的明顯特點，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如果把使用價值撤開，商品就只剩下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反對勞動價值論的人指責馬克思為什么撇開使用價值，因為抽象使用價值也是可以比較的。事實上，我們無法說清一平米房子比一噸玉米的使用價值大多少，勞動的比較則是一目了然的。有人說，價格是使用價值的指數，但價格根本不是由使用價值決定的，價格要由供給總量和需求總量來決定，并最終要和勞動量相適應。

然而間題的關鍵并不在這里。馬克思在提出人類勞動的凝結就是價值的時候關于撇開使用價值的敘述，只是對勞動形成價值的觀點做了形式上和邏輯上的說明，并不是實質性證明。馬克思對這一問題則是另有說明的。《資本論》第一章在講述勞動形成價值的結論時，作了一個注。這個注寫道:“為了證明‘只有勞動才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用來估計和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最后和現實的唯一尺度夕，亞·斯密把這種耗費又僅僅理解為犧牲安寧、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動。亞，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輩的說法要恰當得多。他說，‘某人制造這種必需品用了一個星期……，而拿另一物與他交換的人要確切地估計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計算出什么東西會花費自己同樣多的labour[勞動]和時間。這實際上就是說:一個人在一定時間內在一物上用去的勞動，同另一個人在同樣的時間內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勞動相交換。這段話告訴我們，第一，勞動之所以是商品交換的最后的唯一尺度，原因在于人類獲得商品付出的代價是“耗費”的人的“生命活動”。耗費生命活動不能“僅僅”理解為犧牲安寧、自由和幸福，以及斯密說的“辛苦和麻煩”;正常的生命活動就是生產商品的最終代價。第二，勞動之所以是商品交換的現實的唯一尺度，是因為等值物交換實質是等量時間的勞動相交換;由于生命活動要由時間來度量，所以勞動時間是價值量的尺度。

馬克思還這樣講過:“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夕的這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做的分析仍然會包含有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么價值概念必須加以證明，只不過是由于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樣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科學的任務正是在于闡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實現的。所以，想一開頭就‘說明’一切和規律矛盾的現象，那就必須在科學之前把科學提供出來。……另一方面，……理論的歷史確實證明，對價值關系的理解始終是一樣的。

馬克思這段話至少說明兩個問題。}1}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論證并不只是通過某一章節，而是通過整個《資本論》對現實關系的分析來進行的。如關于勞動怎樣形成價值和剩余價值，利潤、價格、供求、需求及效用以及自然資源和價值的關系，要素分配和價值源泉的關系等理論。《資本論》第一章對價值的提出是根據抽象方法做出的高度抽象。(2)能證明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有兩個最基本道理。第一，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產品，都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始終是這樣理解的(勿需過多證明)。恩格斯同意這種說法:“在馬克思那里，價值概念按其物質規定性來說，不外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是經濟存在的基礎這樣一個經濟事實的經濟表現。”“商品價值是最終支配著一切經濟過程的勞動生產力借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一種特有的歷史形式。就是說，價值概念是這一事實的表達:勞動是經濟的基礎，勞動在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第二，人類社會總勞動的分配，和人類所需要的各種產品成比例。這就是說，產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比例的背后是社會勞動的比例。

總之，價值之所以由勞動形成，基本原因就在于:勞動是生產商品的終極成本，是人類獲得商品所付的代價，困并且是最終的代價;所以勞動是交換價值的內在的東西，是決定交換比例的最終基礎。

各派經濟學家研究“價值”實際都是研究交換的基礎，而交換基礎或價格決定因素是分層次的，即:價格一供求一成本、效用一勞動。對這個基礎的層次取舍不同，成為商品價值論分歧的直接表現。馬克思要把這個層次追究到底，正像英國經濟學家米克所說:“對整個社會來說，生產的唯一真實成本，就是人類勞動的耗費。 供求價值論不能正視一種汽車在10萬元的價位上均衡而另一種汽車在5萬元的價位上均衡，歸根到底是因為這兩種汽車包含的成本人類勞動差一倍;供求論所強調的供求因素只不過是起調節作用的中間變量。“要素價值論”和“生產成本論”、“物化勞動創造價值論”從世俗的直感出發，把思維的焦點固定在企業主的直接表面成本即要素的價格這一層次上，回避直接物質成本還有成本即活勞動;企圖從個別企業的角度把物、活勞動兩個層次合而為一。他們沒有注意到馬克思所說的“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的源泉”中的自然界是指大自然，和生產資料不是一個意思，“土地是財富之母”中土地也指自然資源，所以不能說生產資料也是財富的源泉。“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成財富。勞動資料和經過加工的勞動對象是人創造出來的創造財富的中間手段，是人創造出來的財產或財富，不是財富的源泉。效用價值論則停留在效用這一層次上，回避創造效用的勞動量會和效用量成比例。實際上，“第二重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意味著如果社會需要發生變化，某種商品價值總量亦應發生變化;在長期均衡中，生產者根據社會需要使所用的所有生產要素得到調整，耗費的勞動量和社會需要的勞動量一致起來。

勞動作為生產商品的最終代價，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其它因素無法比擬的作用，應當用一個范疇來反映。

三、勞動價值論能夠干什么——倫理還是科學

反對勞動價值論的人之所以不愿正視勞動是生產商品的最根本基礎，有著思想上的動因。為“適應”非公經濟、要素分配和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創造”新的價值論，是一些人反對勞動價值論的目的。反對勞動價值論的人，未能細心體會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不否定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要素分配。

首先，勞動價值論揭示了人的勞動是財富源泉的能動因素，但不是為論證按勞分配否定要素分配服務的。從社會而非企業主的角度看，人的勞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成本和最終原因。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廣大勞動者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力量，應把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而按勞分配的必然性馬克思說得很清楚: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情況下，除了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可以成為分配依據的東西，同時按需分配的條件又不具備。馬克思同樣說得很清楚:按要素分配是因為存在要素的私有權。我們現在既然要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允許資本的私人占有，也就要允許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資分配的存在。所以搞要素分配用不著否定勞動價值論。

其次，勞動價值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商品交換中物與物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關系，但勞動價值論并沒有無條件地否定剝削的存在。馬克思揭示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勞動占有關系，可以讓人們看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的虛偽性，為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奠定了道義上的基礎。但馬克思不是為了消滅剝削而“創造和構建”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不是一個公正與否的價值判斷，它揭示的是客觀經濟規律。馬克思批評阿·瓦格納時說:“這個蠢漢偷偷地塞給我這樣一個論斷:只是由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不合理地為資本主義企業主所得夕，……然而我的論斷完全相反: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時候，必然成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按照商品生產中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規律，‘剩余價值’歸資本家，而不歸工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談到該書所講的資本主義剝削時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運動規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他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筆者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絕對沒有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去主張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絕對沒有說:剝削不公平，應當消滅它。奴隸社會的殘酷剝削，并不能否定它比原始社會的進步。資本主義一產生，就殘酷榨取剩余價值，但也不能否認它是進步的生產方式。目前我們要利用私營經濟發展生產，承認私營經濟存在剝削，也不會否認其存在的必然性和正當性。同時，在市場經濟貧富分化極其嚴重的今天，論證資本收益的公正性，不見得合乎適宜。對要素分配也要縮小收人差距。

最后，勞動價值論引出的剩余價值論為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奠定了理論基礎，但剩余價值“剝削的不公正”卻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滅亡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除剩余價值的剝削造成兩極分化使無產階級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外，根本原因是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資本所有制、產品的私人占有及剩余價值規律越來越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資產者對剩余價值的剝削，造成了勞動群眾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另一方面，資本家以剩余價值為生產目的，從根本上制約了投資需求:如果資產者預計生產成果只能彌補工人工資和國家稅收而沒有“剩余”利潤，他們就會減少或停止投資、減少或停止生產，“資本主義生產不是在需要的滿足要求停頓時停頓，而是在利潤的生產和實現要求停頓時停頓。”“剩余價值……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