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經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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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經營行為范文第1篇

隨著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保險主體不斷增加，保險公司法人機構在住所地以總公司名義直接經營保險業務的情況越來越普遍。為適應保險市場發展需要，提高市場行為監管效能，更好地維護市場秩序穩定，現將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直接經營保險業務行為監管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監管主體

保險公司法人機構住所地保監局（以下簡稱當地保監局）負責對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的直接經營保險業務行為實施監管。

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直接經營保險業務行為是指保險公司法人機構在住所地直接以總公司名義開展保險業務的行為（再保險業務、大型商業保險和統括保單項目除外）。

二、監管職責

當地保監局對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直接經營保險業務行為履行以下監管職責：

（一）非現場監管方面。當地保監局負責收集和分析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直接經營保險業務情況，并及時向保監會職能部門報送監管動態和分析報告。當地保監局可根據監管需要，要求轄區內保險公司法人機構報送與直接經營保險業務有關的財務、業務統計數據報表。

（二）現場檢查方面。當地保監局負責對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的直接經營保險業務行為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現場檢查；受理調查涉及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直接經營保險業務行為的投訴，并及時向保監會職能部門報送現場檢查情況及監管建議。

（三）行政處罰方面。當地保監局根據現場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對保險公司法人機構提出整改意見和采取監管措施，對保險公司法人機構有關責任人直接進行處罰，并將處罰結果及時報保監會；對涉及保險公司法人機構及其高管人員的行政處罰，當地保監局可以提出初步處罰建議，與有關案件材料一起報保監會，由保監會決定并實施處罰。

三、工作要求

（一）當地保監局要加強組織領導，創新監管方式，切實履行對保險公司法人機構直接經營保險業務行為的監管職責，有效維護轄區保險市場秩序。

（二）當地保監局要結合轄區保險業實際，針對非現場監管和現場檢查中發現的問題，依法采取切實可行的監管措施，確保各項監管措施取得實效。

（三）保監會將充分考慮當地保監局提出的意見和監管建議，搞好統籌協調，加強業務指導。

公司經營行為范文第2篇

關鍵詞：環境保護；上市公司；污染行為；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2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3-0043-04

引言

產業革命在給我們帶來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隨著眾多環境公害事件的曝光，“綠色生產”、“低碳經濟”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要參加者，企業既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同時也是自然資源的主要消耗者和環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業的環境行為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其所在區域甚至所在國家的環境質量。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的環境污染問題進行了研究，包括環境業績評價指標研究、環境成本核算及控制研究、企業社會環境責任研究和環境信息披露研究等，都對企業環境保護和環境污染治理問題提供了相應的建議和措施。

企業的污染行為不僅會對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而且會傳遞出企業道德責任缺失的信號，降低企業的社會形象，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是在生產實踐中，企業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嚴重。到底是何原因讓企業明知是錯卻無法杜絕污染行為的發生？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更需要從企業污染的源頭處著手研究。因此，明確企業環境污染行為現狀并研究其影響因素，找到污染企業的共有內在特征，對促進企業改善其環境行為，幫助環保部門制定有針對性的環保政策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本文旨在反映和把握我國上市公司環境污染行為現狀，分析影響上市公司環境污染行為的因素，并據此探討控制企業環境污染行為的有效可行的政策。

一、研究假設

（一）國有控股性質

企業對股東、員工、消費者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社區、環境的責任，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相比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肩負更多社會責任，接受更多政府環境規制。因此假設1：上市公司國有股份比例越高，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越低。

（二）流通股比例

如果企業發生污染行為并受到相關部門的處罰，如罰款、限期整改、停業整頓等，就會導致或有負債的增加或產生生產經營方面的不確定事項，增大了企業的經營風險。流通股股東就很可能行使“用腳投票”的權力，拋售上市公司的股票，使上市公司市值縮水。因此，假設2：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越低。

（三）行業類型

不同行業由于投入要素和生產過程不同，對環境的影響也不同。重工業由于行業特性，更有可能產生環境污染行。因此假設3：重工業企業的環境污染行為水平比輕工業企業高。

（四）境外上市

境外資本市場發展成熟、監管完善，因此假設4：境外上市的上市公司，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相對較低。

（五）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越大，越容易受到媒體、公眾的監督，同時大公司有更多資源減少環境污染行為。但是大規模公司也可能利用自身資源規避監管，通過環境污染行為來減少生產成本。基于以上分析，假設5：上市公司規模與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相關。

（六）負債程度

如果上市公司的負債水平過高，就會存在償債危機。為了降低財務風險管理者有可能走上污染環境的道路。因此假設6：上市公司負債程度越高，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越高。

（七）盈利能力

如果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強，管理者就更愿意投入資金進行綠色生產，其環境行為水平也就越高。此外，公司盈利能力強，也降低了管理者為追求利潤而進行污染生產的可能性。因此假設7：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強，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越低。

（八）上市公司所在省份

假設8：處于經濟發達省份的上市公司，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較低。

（九）上市公司對地方財政的貢獻

上市公司對地方財政的貢獻使得地方政府對其產生依賴，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就可能在治理政策上有所傾斜，上市公司也可能倚仗其與地方政府的良好關系，疏于環境行為的自我管制。因此假設9：上市公司對地方經濟的貢獻越大，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越高。

二、研究設計

（一）變量定義

表1 變量定義

根據企業污染記錄的實際情況，對企業污染行為進行分類，制作了上市公司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評分表，如表2所示。

表2 市公司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評分表

若上市公司存在某種污染行為Bj，即獲得該分值欄中的得分Sj，其中該年污染記錄數量若為N，則獲得分值為N。環境污染行為指數EPB表示上市公司環境污染行為水平，第i家公司的環境污染行為指數即表示為EPBi，環境污染行為指數 EPBi=ln（1+∑Sj）。

（二）模型設計

本文構建了用以檢驗我國上市公司環境污染行為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模型：EPBi=β0+β1CONTR+β2CIR+β3INDUSTRY+β4SHORE+β5SIZE+β6DBET+β7ROE+β8GDP+β9TI+ε

環境污染行為指數EPB為因變量；CONTR、CIR、INDUSTRY、SHORE、SIZE、DBET、ROE、GDP、TI為自變量；β0是與諸因素無關的常數量；β1……βn是回歸系數；ε是干擾因子。

（三）樣本選擇

本文使用EXCEL和SAS 9.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分析，選取了滬、深兩市在2008—2010年期間披露了其年度報告的上市公司為全樣本，并根據研究需要做了如下剔除：1.剔除了截至2010年年末已上市時間少于3年的公司；2.由于行業特殊性和財務指標的差異，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3.剔除了變量計算時數據缺失的公司。最后，余樣本企業數量為1 506家。

（四）數據來源

（1）上市公司特征和相關財務指標等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2）上市公司污染行為數據是從網站“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中國水污染地圖”（ http：//.cn）上手動搜集整理而成。“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中國水污染地圖”是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從2006年開始的企業污染行為數據庫，由研究中心主任馬軍領導的團隊對數據庫進行持續更新，是國內記錄上市公司污染行為較為全面詳細的網站，其數據具有真實性和完整性。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上市公司環境污染行為現狀

1.上市公司污染行為總體情況

表3 上市公司2008—2010年環境污染行為得分表

從表3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環境污染分數呈逐年遞增的趨勢。這一現象可能因為一是上市公司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二是上市公司數量的增加導致了環境污染事件的增長。

2.上市公司污染行為行業分布

由表5可以看到2008—2010年我國各行業環境污染企業的情況，C（制造業）、D（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B（采掘業）3年都是污染企業最多的行業。我國是制造業大國，滬、深兩市中C（制造業）類上市公司數量最多，這也不難理解C類企業3年都是污染企業數量最多的行業。D與B本身屬于重工業，涉及生產資源的使用與開采，不可避免容易對環境造成種種影響，屬于環境污染高發行業。另外，J（房地產業）、K（社會服務業）、L（傳播與文化產業）三年都未發生企業環境污染行為，首先這與它們的行業屬性有關，其次這些類別上市公司本身數量較少也是原因之一。我們注意到各行業企業污染數量與污染行為平均分并不對應，說明各行業的污染程度各異。每年污染企業中制造業所占的比重很大，因此，有必要對制造業企業進行單獨的統計分析。

表6顯示了2008—2010年我國制造業企業環境污染的基本情況。如表所示，C4（石油、化學、塑膠、塑料）、C6（金屬、

表6 變量描述性統計表

非金屬）、C7（機械、設備、儀表）這3類行業在3年中都是制造業中污染企業最多的行業。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對輕重工業的分類，3者同屬重工業，相比C0（食品、飲料）、C1（紡織、服裝、皮毛）、C3（造紙、印刷）、C5（電子）、C8（醫藥、生物制藥）和C9（其他制造業）這些輕工業企業更容易發生環境污染行為。雖然C2（木材、家具）也屬于重工業，但其行業耗費資源和加工過程較為溫和，發生環境污染行為的機會較小。此外，筆者同樣注意到制造業污染企業數量與平均分同樣不成對應關系，說明制造業企業中同樣存在環境污染行為輕重程度分布不均的現象。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7列示了全部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環境污染行為指數（EPB）最高為1.415，最低為0，平均分僅為0.036，說明環境污染行為的集中度較高，主要集中于部分行業和部分上市公司，這與在上市公司污染行為現狀分析中得到的結論相同。

（三）相關性檢驗

為了觀察自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相關性而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本文先對自變量做相關性檢驗。如表8列示，公司規模（SIZE）與是否境外上市（SHORE）、公司規模（SIZE）與負債程度（DBET）、是否境外上市（SHORE）與上市公司對地方財政的貢獻（TI）、盈利能力（ROA）與負債程度（DBET）四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3—0.5之間，為低度相關；公司規模（SIZE）與公司對地方財政的貢獻（TI）相關系數在0.5—0.8之間，為中度相關。

（四）多元回歸檢驗

根據相關性檢驗結果，我們將SHORE、SIZE、DBET、ROA、TI五個自變量分為3組：（1）SIZE、ROA（2）SHORE、DBET（3）TI，分A、B、C3個分模型進行回歸。

表8 回歸系數及其顯著程度

注：***、**和*分別表示在0.01、0.05和0.1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z值

表9顯示了模型的回歸結果。CIR、INDUSTRY、SHORE、SIZE、DBET、ROA、TI7個變量通過了顯著性驗證，其中INDUSTRY、DBET、ROA、TI4個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與預期假設相同；變量CIR、SHORE的回歸系數符號與預期假設相反；變量SIZE經回歸驗證，與企業環境污染行為水平正相關。CONTR、GDP兩個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四、結論和建議

（一）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越高

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通常為國有股或法人股，“一股獨大”較為普遍，這使得流通股股權分散，即使流通股比例高，出現集體拋售現象，也不一定會引起股價大幅波動。另外，我國股票市場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市場，流通股股東更多關注短期利益，很少關注企業長期發展，這也加大了管理者為追求短期利潤，產生污染的可能性。因此，我國應加強對投資者的風險教育，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對于發生污染行為的上市公司，政府應加大處罰力度。

（二）境外上市的企業，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較高

境外環保法規更為完善，公眾環保意識也更強，但我國境外上市的公司，其在國內的污染行為仍受我國相關部門的處罰。由于我國法律對企業污染行為處罰較輕，震懾力差，使得企業污染生產的風險過低，很多企業因污染生產帶來的收益高于因污染生產所受到的處罰金額。此外，媒體對于上市公司污染行為的環境信息披露不完善，導致境外投資者不能及時獲取公司環境行為方面的信息。因此，我國應加大處罰力度，將罰款、整改和行政處罰相結合，追究至企業負責人。另外，應加強對于境外上市企業尤其是信息披露方面的管理。

（三）規模大的上市公司對地方經濟貢獻越大，其環境污染行為水平越高

規模大的上市公司對地方經濟除了納稅的貢獻外，還可以緩解地方就業壓力，地方政府有動機為其提供庇護。此外，大規模企業可能對分公司控制不力，而使分公司管理者選擇污染生產的道路。我國應加強廉政建設，使當權者能堅持原則，一視同仁；加大環保部門的職權，改善過往由于環保部門職權受限而不能對污染企業進行有效處罰的現象。上市公司需完善治理機構，制定內部清潔生產規范，在環境行為評級時將企業的分公司納入考核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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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馮俊華，程遠霆，福靜.基于清潔生產的皮革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研究[J].財會通訊，2012，（3）：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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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seman.J.1982.An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made in corporate annual report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71：53-56.

公司經營行為范文第3篇

關鍵詞：米非司酮；短周期療法；連續用藥；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

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作為婦科常見病之一，患者多因程度不等的月經過多、經期遷延、月經周期紊亂等癥狀就診，經證明，促性腺激素敏感性下降、卵巢功能衰退是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產生的關鍵因素[1]。目前，米非司酮為臨床治療本病的主要治療手段，但不同用藥方案所致的用藥療效也存在差異。本研究為明確米非司酮短周期療法與連續用藥在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治療中的應用效果，將68例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患者隨機分組，分別予以米非司酮短周期療法、米非司酮連續用藥療法治療，現報道兩組用藥療效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納入本次研究的68例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患者均為醫院自2015年1月～2016年5月收治，已經診斷性刮宮術后病理檢查明確診斷為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排除合并重要器官發生器質性病變者、對米非司酮過敏者、心血管疾病以及肝腎功能障礙者、參與本組研究前3個月應用過性激素者、精神病等特征人群，本組患者均已簽訂知情同意書。隨機將上述患者分成甲組、乙組，均34例。其中，甲組患者年齡為41～53歲，平均年齡為（48.31±2.12）歲；病程是3～22個月，平均病程是（13.15±2.45）個月；乙組患者年齡42～53歲，平均年齡為（48.32±2.10）歲；病程是4～22個月，平均病程是（13.16±2.40）個月；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與病程等基線資料經統計學處理，結果顯示其組間對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可對比。

1.2方法 甲組患者采用米非司酮短周期療法，即在確診后的第3 d口服米非司酮片（生產企業：上海新華聯制藥有限公司；規格：25 mg；生產批號：20141105）10 mg/次，1 次/d，連續用藥5 d，隨后在月經來潮后第1 d連續用5 d，一共需用藥3個月經周期；乙組患者應用米非司酮連續用藥療法，即在其確診后的第3 d口服米非司酮拍治療，連續用藥3個月。

1.3觀察指標 ①統計兩組患者用藥后的周期正常率、絕經率；②檢測并統計兩組患者用藥前、用藥后的血紅蛋白水平。

1.4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中資料均應用SPSS19.0軟件分析。計數資料組間率（%）對比以χ2檢驗分析；計量資料對比接受t檢驗；P

2 結果

2.1對比兩組患者用藥后周期正常率和絕經率 甲組患者的周期正常率高于乙組，而絕經率低于乙組，兩組周期正常率和絕經率的組間對比均存在統計學差異（P

2.2對比兩組患者用藥前后血紅蛋白水平變化 用藥前，甲組、乙組患者的血紅蛋白水平分別是（95.21±14.58）g/L、（95.22±14.72）g/L，其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658，P=0.714）；用藥后，甲組患者的血紅蛋白水平是（111.68±20.87）g/L，明顯高于乙組患者的（104.58±19.36）g/L，其組間對比存在統計學差異（t=6.975，P=0.000）。

3 討論

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是一種因卵巢功能衰退所致激素水平失衡，并因此產生子宮內膜長期不規則出血癥狀的一種婦科疾病，好發于圍絕經期女性[2]。因中老年女性卵巢內卵子數量趨于耗竭，喪失了對垂體形成的正反饋作用，從而導致垂體所分泌促卵泡生成素、促黃體生成素水平顯著提升，并對卵巢排卵形成了抑制性作用[3]。女性卵巢如果不排卵，則無法生成孕激素，而孕激素、雌激素水平的失衡，可促使子宮內膜增生、增厚、壞死脫落，從而出現不規則出血癥狀。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往往可持續數個月或一年及以上，并容易引發貧血、繼發性感染等疾病，需及時治療。

對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發生機制，臨床上以調節患者雌激素、孕激素平衡為主要治療手段，并以調整患者月經周期、月經量為關鍵[4]。米非司酮作為非甾體藥物之一，具有抗孕酮、抗糖皮質激素雙重作用，可加速女性子宮內膜細胞的凋亡進程，且對雌激素有拮抗作用，可降低子宮內膜的增生程度。同時，米非司酮對人體下丘腦-垂體性腺軸可發揮直接作用，有助于調節患者性激素、促性腺激素平衡，進一步干擾子宮內膜增生，從而解除其不規則出血癥狀。近年來，米非司酮已經成為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臨床治療首選藥物，但關于其用藥方案尚無統一定論。據報道，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患者最后一次使用米非司酮治療到月經恢復的時間多在3～4 w，且50 mg米非司酮后可實現“末片效應”[5]。米非司酮短周期療法能夠加快月經周期的調整結果，促使規律性月經周期重建。而在患者月經期間使用米非司酮，可增強其子宮內膜細胞的凋亡，加快其子宮內膜的萎縮、脫落。本研究結果提示，甲組用藥后血紅蛋白水平、周期正常率和絕經率均優于對照組，充分證明了米非司酮短周期療法用在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治療中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鄧君霞，劉淑英.米非司酮連續用藥與短周期療法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臨床對比研究[J].現代實用醫學，2016，28（5）：651-653.

[2]高艷.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30例臨床分析[J].延安大學學報：醫學科學版，2014，12（2）：38-39.

[3]倪息蘭.小劑量米非司酮治療34例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臨床分析[J].現代醫藥衛生，2014，30（1）：91-92.

公司經營行為范文第4篇

1.中央國營和公私合營的企業、事業單位中應該實行學徒制度的工種、業務的名稱表，和各類學徒學習的具體期限、學習技術和業務的具體要求，及各類學徒的最低年齡，由中央各主管部門按照實際情況分別規定，經勞動部審核平衡后發表執行；地方國營和公私合營的企業、事業單位參照中央國營和公私合營的企業、事業的規定執行，中央各主管部門沒有規定的，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另作規定。

不實行學徒制度的工種、業務的名稱表，同樣按照上述手續制定。

2.正式工人、職員因為生產和工作需要，改行學習別的技術和業務的時候，以及轉業軍官當學徒的時候，都應該按照內部調動工作處理，不實行學徒制度。

（二）關于學習期限的計算、休學和解除合同

1.學徒的學習期限應該自合同生效之日算起。

2.學徒在學習中途因為生產和工作需要而改變工種業務或者調換學習單位的時候，其學習期限可以合并計算。

3.學徒在學習中途因故停止學習連續在兩個月以上的，其停止學習期間不計算為學習時間；不滿兩個月的，可以計算為學習時間。但是企業停工期間可以計算為學習時間，每年停工時間長的行業在規定學徒學習期限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停工的因素。

4.志愿入伍的軍人復員后當學徒，其學習期限可以適當縮短，只要生產或工作需要，本人的技術、業務達到轉正的水平，經過考試合格，即可轉為正式工人、職員。至于學習期限是否需要一個起碼的期限，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考慮。

學徒應征服兵役復員后繼續當學徒的時候，其學習時間可以前后合并計算。

5.學徒因病和非因工負傷連續停止學習滿六個月的時候，應該休學，休學后在一年內身體復原，可以恢復學習，否則，應該解除合同。

6.學徒開始學習后半年內，如果發現患有嚴重慢性病，不能繼續學習的，應該解除合同。

（三）關于生活補貼

1.學徒的伙食費標準應該根據城市、鄉村、礦山、野外等不同的工作條件，各行業的特點，和各工種勞動強度的差別，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規定幾個標準。

2.學徒學習期為四年的，其第四年的零用錢可適當提高一點，具體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規定，報國務院備案。

3.學徒因病和非因工負傷連續停止學習不滿六個月的，生活補貼照發；超過六個月休學后，停發生活補貼。

4.企業停工期間，學徒的生活補貼照發。

5.鐵路、航運系統規定運輸部分學徒的生活補貼標準的時候，應該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的意見；其所屬工廠中的學徒，應該同樣執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規定的生活補貼標準。

6.志愿入伍的軍人復員后當學徒，其生活補貼按照學徒生活補貼標準第三年的最高標準執行，但是不能執行第四年的生活補貼標準。

7.某些個體腦力勞動者（如中醫）培養學徒，如果習慣上是由學徒自備生活費用的，仍然可以從習慣辦理，或者由師徒雙方自行協商確定。

（四）關于學徒參加計件工作

1.學徒參加計件工作的時候，他所做的那一部分工作量，原則上不計入師傅（或工組）的工作量之內，具體辦法由企業主管部門制定。

2.學徒轉為正式工人后的第一年，參加工作計件的時候，按照本單位生產工人一級（最低）工資標準計算計件工資；從事個人計件工作的時候，按照本單位生產工人一級（最低）計時工資標準執行。

（五）關于獎勵、津貼和勞保福利待遇

1.學徒可以享受合理化建議獎和不屬于工資基金開支的其他獎勵。

2.學徒可以與本企業職工同樣享受保健津貼（高溫津貼）和出差補助費。除此而外，所有野外津貼、林區津貼，生活費補貼、地區津貼、施工津貼等，學徒都不能享受。

3.學徒可以與本企業職工同樣享受生產和工作所需要的防護用品。

4.學徒本人住公家宿舍的時候，免收房租、水、電費。

5.學徒家庭生活有困難的，不適用職工的困難補助辦法，應該由當地政府按照社會救濟辦法處理。

6.學徒因病和非因工負傷醫療所需要的醫藥費、住院費和住院伙食費本人負擔有困難的時候，由所在單位酌情補助。學徒休學以后，停止享受醫療補助待遇。

7.學徒休學回家所需的路費，可由原單位酌情處理。

（六）關于學徒轉為正式工人、職員后的工資待遇

公司經營行為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公司治理； 會計行為； 互動

由于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國有企業的產權缺位和產權虛置問題，雖經過國有企業的改革，但并未得到根本的解決。由于委托關系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作為有限理性的經營者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存在著會計行為異化，操控會計信息的可能，從而產生了成本。國有企業的所有者通過公司治理對經營者的行為加以激勵和約束，促使其以企業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公司治理與會計行為呈現一定的互動性，完善的公司治理是會計行為優化的環境保證，優化會計行為形成的相關和可靠的會計信息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二者相互促進，雙向互動。

一、完善的公司治理是會計行為優化的環境保證

人的行為是由動機引發的，動機是建立在需要基礎上的。需要是人的行為的內部驅動力，是個體活動積極性的源泉，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個體的行為，總是直接或間接、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了獲得某種需要的滿足。因此，需要是推動人類行為活動的原動力。正如馬克思在闡述社會經濟活動源泉時所指出的：“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正是“需要”這種對某種目標的渴求或欲望，決定了人們行為的動機和人們的行為本身。在企業中，擁有信息優勢的經營者有著各種各樣的需要，諸如：安全的需要、契約的需要、政治的需要、職務升遷的需要等，在其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作為有限理性的經濟人，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經營者的追求目標，正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形成了其生產失真的會計信息的動機，從而導致了會計行為異化的發生。動機是行為產生的內在的直接原因，動機支配行為。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是受動機支配的，它引發并維持某一動作，是行為的主要動力。

需要是行為產生的基本原因，而動機是行為產生的直接原因，行為是動機的外在表現。需要引發了動機，動機導致了行為的發生。但是，并非人們的所有需要都會轉化為動機，有了動機并不一定會導致行為的產生。

行為學家庫爾特?盧因根據“需要，動機和行為”的關系，首次提出了關于人類行為的著名公式：B=F（P，E），式中，B表示行為，P表示個體的心理和人格，E表示個體所處的環境，該行為函數表明人類行為是人對不同環境所做出的現實反應活動。意思是說，人類行為乃是由人的內在心理因素和外在環境刺激所決定，因此，研究人的行為規律，必須從個體心理和環境方面尋找原因，行為是他們相互作用的結果。會計行為是會計行為主體與會計行為環境作用于會計行為客體的結果。會計行為異化是經營者在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的前提下，基于生產失真的會計信息的動機，在其不能得到有效激勵的情況下，對會計環境的影響所做出的能動反應。

經營者在個人利益最大化需要的驅使下，萌發了生產失真會計信息的動機，但這種動機未必轉化為現實，只有在公司治理權力失衡和會計管制不力的情況下，其動機才會導致會計行為異化的發生。會計行為異化的產生是經營者在動機與環境共同作用下的行為反應。

在國內外的研究中，關于公司治理對會計行為影響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Watts & Zimmerma，Steven Balsam等人的研究均表明，人存在為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操控會計行為，生產失真的會計信息的動機。王立彥、劉軍霞（2004）檢驗A一H股雙重報告差異與公司治理的關系，結論表明公司治理機制對會計信息披露有顯著影響。Leftwich，Watts and Zimmerman發現，企業的公司治理越完善，其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崔學剛以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指數作為公司透明度的變量，發現公司治理越完善的企業，其信息透明度越高。

公司治理作為企業的制度安排，同時也是會計行為主體提供會計信息的內部環境。完善的公司治理通過內部權力制衡以及激勵約束機制的安排，減少經營者操控會計信息的空間，加大違規成本，減少其會計行為異化的收益。同時通過加強會計管制，確保經營者所提供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相關性，有效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二、會計行為的優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

行為激勵的過程就是激發人的潛在的某種需要，并由此產生動機，使人們具有某種內在的動力，朝所期望的目標前進的心理活動和行為過程。對行為的激勵過程，實際上是要使激勵引起經營者的需要、動機等產生激活與興奮狀態，從而引起積極的行為反應，以實現預期的目標，提高工作績效。當經營者所處環境不能對其形成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時，便會萌發通過會計行為異化的方式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相反，當公司治理機制能夠有效地激勵與約束其行為，便會促使其以企業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從而實現自己的利益需求。

所有者要實現對經營者的激勵離不開對其結果的正確評價，而評價的依據往往是經營者披露的會計信息。如果所有者與經營者所掌握的信息完全一致，所有者將會對經營者做出正確的評價，也就不會出現委托問題。但是由于雙方的效用函數不同，他們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經營者為了追逐激勵，規避約束，可能通過會計行為異化的方式披露失真的會計信息。正是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了經營者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委托關系是現代公司制度的基礎，而會計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成為維系委托關系的紐帶。

Jensen和MeCkling認為企業作為一個契約的結合體，由簽約、履約、評估、再簽約等一系列過程構成。而其中的“評估”工作有賴于會計信息，真實完整的會計信息可以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是企業作為一個契約結合體得以順利運行的關鍵環節。從契約觀的視角來看，企業簽訂、履行、評估的每一個環節都伴隨著信息的生產。反過來，會計信息也成為衡量契約責任、評價績效的必要手段。真實完整的會計信息是聯結委托關系雙方的紐帶，是各種企業契約的評價標準。良好的會計信息披露機制是公司治理機制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

優化的會計行為所形成的相關可靠的會計信息是解決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重要因素，其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所有者激勵約束機制的完善。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借助會計信息披露機制來反映受托責任的完成和履行情況，并向所有者傳遞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充分、透明的會計信息披露將有助于公司治理機制的完善，充分發揮其在激勵約束機制中的作用。

目前，對公司治理與會計行為關系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側重于公司治理對會計行為的影響，即使對公司治理與會計行為的互動研究，基本屬于規范分析，處于靜態的、零散的研究，并沒有深入探究兩者的互動機理。本文力圖通過構建公司治理與會計行為兩者互動的博弈模型，厘清公司治理與會計行為之間是如何實現互動，以期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參考。

三、國有企業公司治理與會計行為的博弈分析

在博弈模型中，博弈雙方為企業的所有者（主要包括國有資產的管理部門）和經營者。假設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都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經營者有兩種選擇：一是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而采取“會計行為異化”，一是為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而采取“會計行為優化”；同樣，企業所有者針對不同的情況也有兩種選擇，“加強公司治理”和“疏于公司治理管理”兩種選擇。

假設W為企業經營者的固定收入工資（設為不變常數）；P為股票的貨幣價格，進一步分為：P1表示經營者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時的股價，P2表示經營者以個人權益最大化為目標時的股價，假設在一定時期內P值變化不大，且P1>P2，F（P）為經營者除固定工資W以外所得的股權收益，將其定義為以股票價格P為自變量的函數，且dF（P）/dP>0；Q為經營者因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獲得的其他不當得利，V為經營者因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被企業所有者監督時受到的處罰（設V>Q）。G為企業所有者應得的正常股權收益，C為企業所有者為加強公司治理所付出的成本，R為所有者加強公司治理帶來的收益（R>C），L為經營者會計行為異化給所有者帶來的損失。

由上述假設，可得到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

根據博弈理論，在這個博弈中不存在純策略的納什均衡，具體分析如下：

（1）當經營者選擇會計行為異化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所有者選擇加強公司治理。因為所有者加強公司治理帶來的收益要大于經營者會計行為異化帶來的損失，G-C+R-L>G-L（R>C）。

（2）當所有者加強公司治理時，經營者選擇會計行為優化。因為對經營者會計行為異化的懲罰要大于其所得，P1>P2，V>Q，所以W+F（P1）>W+F（P2）+Q-V。

（3）當經營者選擇會計行為優化時，所有者選擇不必為加強公司治理而付出成本，因為G>G-C。

（4）當所有者疏于公司治理時，經營者會選擇會計行為異化，因為W+F（P2）+Q>W+F（P1）。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都知道對方的博弈策略的前提下，“監督”或“不監督”、“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還是“以企業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得益情況下，沒有一個組合滿足純策略納什均衡。但是，如果考慮企業所有者和員工隨機選擇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則該博弈模型存在一個混合策略的納什均衡，可以分別求解如下：

假設所有者加強公司治理的概率為?琢，給定?琢，經營者選擇會計行為優化（?琢=1）和會計行為異化（?琢=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UG（1，?琢）=[W+F（P1）]?琢+[W+F（P1）]（1-?琢）

UG（0，?琢）=[W+F（P2）+Q-V]?琢+[W+F（P2）+Q]（1-?琢）

企業所有者選擇監督的概率，一定要使經營者選擇以會計行為優化和會計行為異化的期望收益相等，可求得：

令UG（1，?琢）=UG（（0，?琢）

可知：?琢=[F（P2）-F（P1）+Q]/V

同理，假設經營者選擇會計行為優化的概率為?茁，給定?茁，所有者加強公司治理（?茁=1）和疏于公司治理管理（?茁=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U0（1，?茁）=（G-C）?茁+（G-C+R-L）（1-?茁）

U0（0，?茁）=G?茁+（G-L）（1-?茁）

經營者選擇會計行為優化的概率，一定要使企業所有者選擇是否加強公司治理的期望收益相等：

令U0（1，?茁）=U0（0，?茁）

可知：?茁=（R-C）/R

由此可得，上述矩陣的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是，所有者將以?琢的概率選擇加強公司治理；經營者以?茁的概率選擇會計行為優化。經營者選擇會計行為優化的概率取決于所有者加強公司治理的收益與成本。所有者在加強公司治理時，應進行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只有當加強公司治理的效益大于其成本時，公司治理才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才有利于會計行為的優化。

所有者一方面希望增大經營者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選擇會計行為優化的概率；同時又希望降低自己監督的概率。因此，所有者可以通過提高F（P1）值，賦予經營者一定的股權，使其與自己的利益一致。“最難被監督的和最重要的成員應當成為所有者，這樣的制度安排是社會最優的所有權安排。”從而形成公司治理與會計行為的良性互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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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ven Balsam. Discretionary accounting Choices and CEO Compens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15: 229-252.

［3］ Leftwich, Watts and Zimmerman. Voluntary corporate disclosure: The case of interimreport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research（supplement），1981，19：50-77.

［4］ Jensen, M. C., and W. H.,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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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曹正進.組織行為學［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115-144．

［7］ 庫爾特?盧因.拓撲心理學［M］.竺培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23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