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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行政執法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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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行政執法條例

      城管行政執法條例范文第1篇

      “十二五”期間,上海正處于“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由于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矛盾呈現多樣多發的態勢,使城市管理面臨著諸多新情況、新問題,給社會和諧穩定帶來了新挑戰、新壓力。上海城管執法系統緊緊圍繞市委、市政府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總體目標,以建設“法治城管”為抓手,不斷創新執法思路理念、方法手段和制度機制,不斷完善城市管理法制保障,不斷提升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有效維護了國際大都市的城市環境、管理秩序和文明形象,有力促進了城市運行安全與社會和諧穩定。

      一、正確認識城市管理面臨的新挑戰

      近年來,隨著上海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深入推進,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多樣化、社會心態復雜化的現象日益凸顯,在治理無序設攤、違法搭建、黑車、群租等城市公共管理領域,容易誘發社會矛盾的觸點增多、燃點降低,給城市正常運行和社會管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目前城市管理領域主要存在五方面的突出問題。

      (一)法律法規不健全

      當前,城市公共管理的一些重點領域、重要環節還存在立法相對滯后、法律法規缺失的問題,例如在國家層面至今無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的專門法律法規,城管執法部門通過“借法執法”行使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導致工作實踐中“執法體制不順、執法職責不清、執法規范不明、執法監督不力”等問題日益突出。另外,一些城市管理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還比較原則,操作性還不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治理違法建筑、非法小廣告、無序設攤等執法效能。

      (二)執法程序不規范

      對照新頒布實施的《行政強制法》以及《上海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等法律法規,上海市各級城管執法部門還存在管理體制不順暢、執法程序不完善、執法行為不規范、自由裁量空間較大、執法隨意性較強、執法隊伍整體素質不夠高等問題,執法公信力和透明度需要進一步提升。2010年4月13日,松江九亭城管協管員與當事人發生摩擦,引發社會,不僅影響了社會和諧穩定,也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

      (三)執法力量不匹配

      由于大量外來人口導入,上海人口總量呈集聚和不斷擴大趨勢,2?300多萬常住人口、近1?000萬外來常住人口以及大量流動人口給城市正常運行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特別是在城郊結合部、大型居住社區,大量外來人員以及本地部分下崗失業人員通過無證占道設攤、兜售小商品、運營黑車等謀生,導致城市管理任務日益艱巨繁重。但由于受到基層城管分隊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等限制,目前嘉定、奉賢、松江、閔行、浦東等區部分城鎮城管執法隊員配置還不足10人,而城鎮常住人口有二三十萬,現有執法力量難以實現有效的管理和服務,往往出現“小馬拉大車”局面,導致城郊結合部地區成為城市環境、社會治安問題的高發地區。

      (四)執法協作不緊密

      城市管理離不開政府相關部門、司法部門的協同配合,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參與。目前,在城市運行管理中,政府相關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部門之間信息共享、力量整合、聯勤聯動的效應還未充分發揮;在打擊非法收運地溝油、食品加工黑窩點等涉及廣大市民群眾身心健康問題的違法活動中,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還不暢通,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如何有效整合執法資源、提高執法效能、增強執法威懾力,還需要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和改進。

      (五)執法環境不理想

      近年來,城管執法隊員在依法查處違法搭建、非法小廣告、無序設攤、非法收運地溝油等工作實踐中,由于觸及當事人的經濟利益,暴力抗法現象逐漸增多,一些地區的相對人甚至向“家族式、團伙化、地域化”等黑惡勢力發展,公開對抗正常執法,辱罵、威脅甚至毆打城管執法隊員。2008年至2011年,全市城管執法系統共發生暴力抗法6?100余起,2?600多名執法隊員受傷,其中90多名執法隊員受重傷。2010年1月,虹口區一名市容協管員在地鐵口勸阻違章設攤,被一小販刺死。另外,一些新聞媒體對城管執法工作缺乏客觀公正報道,有些甚至是完全失實的負面報道,導致城管形象“妖魔化”;一些市民群眾對城管執法工作不理解、不支持。

      二、建立健全城市管理法規體系

      現代法治文明社會,城市管理的核心是依法管理。隨著上海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市民群眾法治意識、權利意識、監督意識、環境意識的不斷增強,城市管理的任務越來越艱巨繁重、復雜多樣。如何保持城市環境的整潔有序、城市運行的平穩安全、市民生活的和諧安定,關鍵要有一整套嚴格、具體、周密、完備的城市管理法律體系作支撐和保障。

      (一)完善城市管理法律體系

      為解決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專門法律缺失問題,從高階位的法律層面來理順城管執法體制、規范城管執法行為、提升行政效能,2010年下半年,上海市城管執法局在市人大法工委、城建環保委、市政府法制辦等指導幫助下,正式啟動《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草案)》調研起草工作。歷經近兩年的努力,上海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33次會議于2012年4月19日表決通過了《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并于7月15日正式施行。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的頒布實施,進一步健全了相對集中的行政處罰權制度,明確了城管執法體制、執法權限、執法規范、執法協作、執法監督等規范,將有力地促進城管執法人員嚴格執法、公正執法、規范執法、文明執法,有效地提升城市管理法治化水平。另外,還應按照城市管理的新形勢新任務,加快修訂完善治理違法建筑、地溝油、非法小廣告等法規規章,使城市管理法律體系更具完整性、協調性、現實性和操作性,切實解決好城市管理中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問題。

      (二)完善城市管理制度規范

      新頒布實施的《行政強制法》、《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對規范城管執法行為、提升城管執法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為認真貫徹落實這兩部法律法規,上海市城管執法局注重建章立制、強化制度管理,研究制定了《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程序規定》、《城市管理行政執法人員行為規范》、《城市管理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辦法》等16個配套性文件,細化完善了執法程序、執法規范、隊伍管理等制度規范,使法律法規更具操作性,確保城市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深入推進城管執法規范化

      面對當前社會管理特別是城市管理領域存在思想輿論統一難、各方利益協調難、矛盾糾紛化解難、流動人口管理難等新情況,政府部門原有的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政策措施管理城市的辦法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必須努力實現由單一的行政手段向綜合運作法律、政策、經濟、行政、教育等手段的轉變,必須進一步強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堅持規范履職、文明執法,善于運用法律思維、法律手段解決城市管理難題頑癥,把城市管理納入法治化的軌道。

      (一)嚴格規范執法主體

      認真貫徹落實《行政強制法》,理順了市、區縣、街鎮三級執法管理體系,明確了區縣城管執法局的執法主體資格,完成了區縣城管監察大隊的更名以及“三定”工作,確保執法主體符合法定條件。針對城郊結合部、大型居住社區城管執法力量嚴重不足、相關部門聘用的大批協管員違規執法等問題,一方面增加城管執法編制,在市委、市政府的關心支持下,全市各郊區縣、大型居住社區將增加1?200多個城管編制,重點調整充實一線執法力量,確保執法力量與城市管理的任務相匹配,確保執法人員身份資格符合法定要求。另一方面清理整頓協管員隊伍,嚴格協管員管理考核,堅決避免協管員違規參與執法,避免協管員穿著仿冒城管執法制服,維護好城管執法隊伍社會形象。

      (二)嚴格規范執法程序

      按照《行政強制法》、《行政處罰法》以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等法律法規,嚴格界定執法權責、優化執法流程、明確執法環節、規范執法行為,著重建立健全五方面程序規范:即嚴格規范調查取證行為,避免釣魚執法事件發生;嚴格規范自由裁量權行使,避免執法不公正不公平;嚴格規范行政強制執行程序,避免亂作為不作為;嚴格規范扣押物品保管和處置,避免損害當事人的權益;嚴格規范執法信息公開內容和流程,避免執法不公開不透明。通過嚴格規范執法程序,保障行政執法過程公正、透明、可監管,提升執法公信力,做到取信于民。

      (三)嚴格規范執法行為

      制定《上海城管執法人員行為規范》、《上海城管執法督察考核辦法》等管理制度,明確要求城管執法隊員必須遵守“著裝、儀容、舉止、用語、執勤、辦案、廉政”等七方面的行為規范,嚴格要求隊員在執法工作中必須做到“五在先”(敬禮在先、亮證在先、告知在先、勸導在先、教育在先),逐步實現執法工作由“簡單驅散型”、“單純處罰型”向“勸導教育型”、“綜合服務型”的轉變。同時,加強執法監督,建立健全執法責任制、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執法責任追究保證金、政風行風評議、公眾滿意度測評等規章制度,對日常執法督察發現、市民群眾和社會各界反映的“不作為、不規范、不文明”問題,及時予以糾正,并嚴肅追究相關人員過錯責任,從而推動廣大城管執法隊員自覺依法行政、依法執法,整體提升了城管隊伍文明規范執法的水平。

      (四)著力提升執法效能

      針對當前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期的特點,城市管理要在法治的框架體系下,不斷創新執法理念、方式和機制,統籌兼顧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統籌兼顧城市秩序與城市活力、城市形象與民生保障的關系,最大限度維護城市安全有序,最大限度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針對無序設攤管理難題,各級城管執法部門積極探索、以人為本、化堵為疏、標本兼治,逐漸走出了一條“民意主導+執法管理”的治理新路,有效化解了執法沖突和社會矛盾。對居民確有需求的早點、蔬菜、修配、小百貨等攤點,充分挖掘利用中小道路、待建工地、社區活動場所等資源進行疏導,既為社區居民提供了生活便利,又從源頭上解決了馬路設攤亂象,也促進了社會就業與民生改善。全市現有各類設攤疏導點1?000余處,共疏導攤位6萬余個,取得了良好社會效益。另外,積極探索和推行了“首違不罰”、“特殊對象物品不暫扣”、“困難群體人性化疏導”等工作機制,提升了柔性管理、文明執法的水平,實現了執法效果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四、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社會協同機制

      城市管理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既要統籌規劃、整體推進,更要整合資源、合力推進。面對上海城市管理任務日益艱巨、管理手段較為單一、執法力量相對不足等實際情況,要加強頂層設計、制度創新,積極探索城市管理聯勤聯動新模式新機制,努力實現從“部門單打獨斗”向“部門協同、公眾參與”轉變,充分整合社會各方資源,形成執法管理合力,共同提升城市長效管理水平。

      (一)建立健全聯勤聯動機制

      認真總結、固化迎博辦博期間城市管理“條塊結合、多方協同”的工作經驗,推動全市各級城管執法部門積極主動融入區縣、街鎮的“大聯動”、“大聯勤”工作體系之中,提升行政執法效能和城市管理水平。閔行、嘉定、長寧、楊浦、徐匯等區探索構建了“管理力量大整合、社會服務大集中、信息采集大平臺、矛盾隱患大排查、社會治安大聯防、行政執法大聯動”的聯動機制,發揮了條塊資源優化組合效應,實現了執法管理效能倍增,有效破解了違法搭建、非法收運地溝油、偷亂倒渣土、非法小廣告等一大批社會管理難題頑癥,確保了城市平穩有序運行,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

      (二)建立健全“兩法”銜接機制

      打擊非法收運和處置地溝油、非法食品加工黑作坊、無證行醫、散發張貼非法小廣告、兜售假冒侵權商品等違法行為,僅僅依靠行政執法部門實施行政處罰,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嘉定、寶山等區探索構建“兩法”(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衛生、食藥監、工商、城管等行政執法部門與公安、檢察院建立了信息共享平臺、聯席會議、案件移送等工作機制,在整合執法資源、加強執法保障、及時有效收集固定證據、提高案件查辦效率、準確有效打擊違法行為、增強執法威懾力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應在全市各區縣總結推廣嘉定、寶山兩區的試點經驗,建立完善“兩法”銜接機制,提升城市管理法治化、科學化水平。

      城管行政執法條例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城管 城管執法 防衛權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1城管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城管的暴力負面形象已逐漸深入人心,許多民眾都對城管有強烈的恐懼感與憎恨感。城管負面形象的主要成因是城管隊伍的不規范及城管人員素質的良莠不齊,同時與輿論的負面渲染等原因有關。

      1.1城管本身執法的問題

      首先,城管職權范圍不明確。城管的法律依據是1996年出臺的《行政處罰法》,依據《行政處罰法》第16條的規定,在國務院的的領導下,各地城市管理綜合部門紛紛建立,如今,城管似乎已然成為中國城市執法職責最寬泛的公權力機構。其次,城管執法環境惡劣。城管在執法過程中,大部分執法對象是社會的底層人員,為了謀生而從事一些違法行為,而且城管的執法是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過程,行政處罰又是種硬性的行政方式。因此,城管執法相較于其它行政機關的執法而言,更容易與執法相對人發生沖突。再次,城管中除有正式編制的公務人員外,還有很大部分是臨時工或協管員,很多城管人員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基本素質培訓, 法制觀念淡薄,與執法要求差距較大。最后,城管執法監督機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為城管執法人員濫用公權力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導致不當粗暴執法,而導致執法中的小矛盾發展為大爭端,引發暴力事件。

      1.2媒體網民的不當宣傳

      近年來,關于城管的負面新聞通過報刊、雜志、網絡媒體紛紛進入民眾的視野中,百度輸入“城管打人”共搜出200多萬條相關結果,百度“”共搜出進100萬條相關結果,而且新聞標題各種觸目驚心:城管打孕婦、城管打老人、城管圍毆群眾、城管打警察……如此多城管的負面新聞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管制度還有諸多漏洞,城管人員執法中確實存在粗暴執法的情況,另一方面是由于媒體方面為博民眾眼球,在新聞中有夸大或斷章取義的成分,甚至有人說“無城管,不新聞”。由此可見,城管在媒體中的地位可謂是臭名昭著了。

      1.3大眾心理傾向于同情弱者

      城管人員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尤其是其最主要的職權在于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擁有強大的公權力,而執法相對人又多是社會弱勢群體,在此種情況下若發生沖突,民眾傾向于同情弱者而向強大的一方發難,傾向于指責城管的粗暴執法而忽略某些執法相對人在事件中的不當舉措。當今社會,城管似乎已經成為了暴力、欺行霸市的代名詞,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生“暈輪效應”這一社會心理現象,即民眾對城管人員的行為有壞的印象,會使其對所有城管人員及城管的其他行為的評價低。

      2城管的特殊性

      2.1執法權vs生存權

      受傳統文化影響,我國自然經濟狀態的生活方式已根深蒂固,對于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從事無照經營、非法運營、流浪乞討的人員雖影響市容衛生、交通秩序、生活環境,但并未給其生活帶來太多不便,甚至帶來了便利。城管制度的設立無疑為維護城市秩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與此同時行使公權力與保障公民權利之間的矛盾也越發凸顯出來,有強大公權力的城管在其執法過程中一直處于社會矛盾的最前端。一方面作為執法方的政府部門確實有權力和責任對城市管理中的違章違法行為進行管理和處罰;另一方面作為執法的相對人確實有許多是迫于生計而不得不從事違法行為,而且其從事的工作都是市民日常生活中非常需要的。城管執法對象大部分屬于弱勢群體,這些弱勢群體為了生存不得不從事違法活動,這就使他們與城管執法主體發生了直接的利益沖突,甚至分裂成對立的兩個陣營。一定程度上來看,這些城市弱勢群體在城市中生存的同時,給城市管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些弱勢群體從事的非法活動的產生與擴大與城管部門的設立與擴張是分不開的。

      正是因為城管執法人員與執法相對人雙方執法權與生存權的尖銳對峙,執法相對人往往不能或不愿承擔城管對其進行的懲罰,有時行政相對人甚至會產生絕望的情緒,導致慘劇的發生。城管執法相對人從事的活動往往與其的生活息息相關,很容易造成城管執法不被理解,再加上執法相對人的來源、社會背景、文化程度、職業、性格等方面非常復雜,這決定了他們對城管執法的要求呈現出多元化特征,加劇了城管執法雙方的矛盾,也增加了城管執法的難度及危險性。

      2.2城管保護措施不完善

      城管作為集中行使處罰權的綜合執法機關,其工作跨度大, 難度也大,大城市的城管動輒綜合數百項處罰權,其執法難度是顯而易見的。可以說, 在相對集中處罰權的同時也在集中社會矛盾。城管與行政相對人易有肢體接觸,但城管并不像警察一樣擁有治安處罰權,也沒有配備武器和警械。面對執法過程中“暴力抗法”,城管有比其他行政執法人員更大的危險性,卻沒有加強對其保護,這有違公平原則,因此,筆者認為應對城管設立特殊的保護制度。

      3城管的特殊保護

      在城管的執法過程中,主要受到威脅的是城管的人身安全,城管易與他人發生肢體沖突,在此情形下,對城管進行保護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一是擴大城管的職權;二是完善城管的防衛權。

      3.1擴大城管的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的規定:“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p>

      城市管理局是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其職權主要在于行使行政處罰權,其所具有的行政強制權范圍也應只限于保障其權限內的行政處罰權的實施,所以城管執法并不需要擴大其行政強制權,而且若擴大城管的行蹤強制權會造成城管權力的過度擴張。另外,城管在執法過程中,非常容易與行政相對人產生矛盾,且一般遇到的都是輕微的違法行為,如果擴大城管的行政強制權,卻沒有相關規定限制其權力的使用,則很容易侵害執法相對人的權益,且加深民眾對城管的恐懼及民眾與政府的矛盾,這是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因此,筆者認為不應該擴大城管的職權。

      3.2完善城管的防衛權

      要完善城管的防衛權,首先應當確定城管人員的防衛權與普通公民的防衛權是否有區別。筆者認為,城管人員的防衛權與普通公民的防衛權是有所區別的,且城管人員的防衛權與普通公民的防衛權相比,應予以限制,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正當防衛是公民在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然而公力救濟不可及的緊急情況下采取的私力救濟。孟德斯鳩指出:“在公民與公民之間,自衛是不需要攻擊的。他們不必攻擊,只要向法院申訴就可以了。只要在緊急情況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難免喪失生命,他們才可以行使這種帶有攻擊性的自衛權利。”城管部門作為國家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在遭遇不法侵害時及在受到不法侵害后獲得公力救濟的機會遠大于普通公民,因此對其私力救濟應適當限制以免對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其次,我國對于正當防衛的刑事政策是鼓勵公民合理地行使正當防衛權,勇敢同違法犯罪做斗爭,我國對正當防衛的限度是做從寬掌握的,鼓勵對緊急情況下的不法侵害進行私力救濟。國家承擔了保護公民權利的職責,城管雖然不具有治安保衛的職責,但城管作為國家機關,其人員在遭遇不法侵害時,應當趨向于由有權機關對該不法侵害進行評價而不是積極的與之斗爭。

      再次,城管執法時以強勢的態度出現,具有強大的公權力,其執法者的身份首先就給執法相對人造成一定心理上的恐懼感,執法相對人處于弱勢的地位,一般不敢于與國家對抗。而且,執法相對人的抗法行為,經常是伴隨著執法相對人的僥幸心理,希望通過抗法來免受或減輕行政處罰,所以其采取的抗法行為一般手段并不激烈,經合理協調后其抗法行為也容易被說服,因此較容易制止。而且城管執法時,人數上一般處于優勢狀態,在遇到不法侵害時,共同執法的城管一齊制止不法侵害的話,力量對比較明顯,一般不需要造成重大損害就能緩解當下的緊迫危險狀態。

      最后,城管在執法時遭遇了抗法,若給相關人造成危害后果,其承擔的責任與其造成傷害是不相當的。因此,若不對城管行使防衛權作具體的限制,則一方面將導致市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易導致城管權力的膨脹,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根據對比對城管進行保護的兩種方式,筆者認為,應當對城管的防衛權進行明確規定及完善,使城管人員能正確行使自己的防衛權來保護自己。

      4城管防衛權的立法展望

      近年來,城管制度遭到眾人非議,這與沒有一部全國性的城管執法規范不無關系。城管體制的最高及基本法律依據是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的規定,除此之外,城管的設立、權限、行為規范等的法律依據都來自于國務院文件、地方政府文件等。迄今,城管制度設立已有十幾年,全國有三百多個城市設立城管,但城管制度卻依舊存在很大問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很多時候城管隊員在執法時,面對指責的尷尬,面對挑釁的無奈,面對抗法的困窘,都是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依據和執法手段來保障。

      面對以上問題,很多人提出應當制定一部全國性的城管執法規范。首先,學界存在大量關于城管執法合法性的質疑?!霸诜ㄖ紊鐣?,一切權力都必須接受法律評價,權力普遍受法律評價是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城管設立的最高法律依據僅僅是《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的規定,但這樣一個單薄法條卻衍生出城管的諸多職能,這導致城管執法在主體資格和法律地位存在著不足與缺陷。其次,在城管執法缺乏統一的具體法律規范。全國各地城管的執法范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很多城管人員不明確自己的職權及職責,而且在城管執法過程中,很多情況下并沒有遵守法定的程序??梢哉f,在全國各地的城管部門中,執法范圍是一個具有彈性的領域,今天城管不能管的領域,明天可能一個紅頭文件就允許管了。最后,城管執法保障機制不健全。城管執法在法律保障機制、強制執法權力保障機制、財政保障機制幾方面都不健全,這都要求制定完備的法律來規范。

      雖然目前要由國務院統一制定一個“城市管理執法條例”條件還不成熟,但只要城管制度繼續在中國存在著,這樣一個執法規范必將會制定出來。

      參考資料

      [1] 周執前.中國古代城市管理法律初探[J].河北法學,2009(7).

      [2] 彭君.必須盡快制定一部全國性的城管執法規范[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9(4).

      [3] 劉華.城管的歷史:擴權與限權[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2009(1).

      [4] 陳斯彬,馬.我國城管執法中存在的問題分析[J].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08(1).

      城管行政執法條例范文第3篇

      “緣分”至少從1998年12月16日起算——時任市工商局局長的甘忠澤,成為首位接受市人大常委會述職評議的市政府官員:“考生”形象,自我要求“開明、務實、平民局長”,令人耳目一新。

      2008年,甘忠澤來市人大續寫“人大緣”,任城建環保委主任委員。今年9月,本刊編輯部圍繞本屆人大五年工作總結請他談體會,他目光堅定,語調平緩:“我認為要做好人大專委會的工作,關鍵在于全局觀、方向感、責任心?!?/p>

      全局觀:“三情”定位,“兩主線”發力

      甘忠澤認為,人大的全局觀,是堅持黨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統一,共同促進民主法治社會建設。他說,專門委員會履職,一定要胸有國情、市情、民情,把握初級階段的特征,才能定好位、找準點、發好力。這五年,上海在建設“四個中心”的過程中,既有舉辦世博會的機遇,又面臨轉型發展的考驗。我們找到兩條主線:一是世博會籌辦舉辦。2008年至2010年,我們圍繞“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題,先后開展了對市容環境、水環境和大氣環境整治的監督檢查,督促政府加大對難點、頑癥的治理,使上海“天更藍、水更清、地更綠、貌更美”。

      “環境整治不只是為迎世博,關鍵是讓老百姓得實惠,這是人大監督的重點!”甘忠澤聲音稍有提高。世博會期間,上海的市容市貌、生態環境和城市管理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充分肯定,特別是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一些難事得到解決,城市的凝聚力大大加強。世博會還沒結束,人大又組織開展建立世博后城市管理長效機制專項監督和專題詢問,并通過相關立法為政府加強城市管理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這幾年,面對資源環境、結構調整的巨大壓力,市委、市政府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總方針,我們圍繞這條主線,在城鄉規劃、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方面開展了立法和監督。如2010年制定了城鄉規劃條例,統一了規劃體系。這兩年又開展了防治地面沉降及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的立法調研。這些都是上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問題,既要未雨綢繆加強工作,更需要通過立法予以保障。在環境保護方面,每年組織開展“中華環保世紀行宣傳活動”,監督政府制定的環保三年行動計劃的落實情況,如“三廢”的治理,對污染企業的關停并轉,郊區工業園區的截污納管等等;開展了建筑節能的監督和立法;特別是這兩年連續對生活垃圾分類及減量化工作開展監督,對抓源頭減量,回收系統的重建,末端處置資源化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議。

      方向感:認準“主攻方向”,就要持之以恒、鍥而不舍

      “有了全局觀,就有方向感。所謂方向感,就是要牢牢把握代表關切,百姓期盼,政府著力的工作,選準委員會立法、監督的項目,通過連續監督、監督立法互動等推動問題解決,不出成效不放手!”甘忠澤說。

      “五年工作很多,民生問題無疑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人民群眾關心的公交、住房、安全等問題,委員會都連續跟蹤監督了好幾年?!?“公交優先”,我在建交委時覺得上海做得不錯了,2008年開人代會卻成了熱點。到了人大深入實際看看,感到我們提供的公共服務與群眾需求確實還有差距。特別是新建居住小區出行不便、公交職工收入低、服務水平下降等反映更大。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經過推動是可以解決的。因此馬上開展相關監督。市人大將落實“公交優先”作為當年的重點監督項目,常委會領導帶領我們多次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公交企業調研,提出了改善的意見和建議。2009年市政府制定了進一步深化本市公交改革的方案,也采納了人大監督的意見建議。2010年繼續跟蹤,督促整改落實,在此基礎上,推動修改公共汽車和電車客運管理條例,將監督的成果制度化。

      保障房建設,是市委、市政府這幾年全力在抓的民生大事,也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熱切期盼。2009年市人大就開始關注,這幾年每年都進行監督調研。在基層調研中,我們一方面被享受到保障房實惠的普通百姓感謝黨和政府的真誠所感動,堅定了把這件好事推動做好的決心;一方面,也認真梳理各方面反映的問題,就摸清需求、科學選址、產城融合、小區配套、資源配置、資金支持、政策完善等方面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意見建議,推動了一些問題的解決。

      與民生關系密切的物業管理、飲用水安全,本屆人大也高度重視,堅持監督與立法相結合,既推動了政府工作,也為政府開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快速“瞄準聚焦”也是方向感。“人大游離于突發事件之外,是不行的”。五年來城建環保領域發生了多起公共突發事件,我們及時開展調研,分析原因,提出建議,督促整改。如,2009年蓮花河畔景苑倒樓事件、2010年“11·15”特大火災和2011年地鐵“9·27”撞車事件發生后,社會反應強烈。人大常委會直面矛盾、迅速組織對本市建設工程質量安全、軌道交通運營安全、消防安全等開展監督檢查,請有專業背景的人大代表來查找管理上的薄弱環節,提出整改建議,并及時制定了建設工程質量和安全管理條例。

      人大監督的指向,包括增進理解,共創和諧發展的局面。甘忠澤沉吟了一下說:“人大要做政府公眾溝通的橋梁,讓老百姓了解政府做了哪些工作,讓政府知道百姓需求和不滿,以改進自己的工作?!北热纾?009年“釣魚執法”事件引起公眾質疑。市人大及時開展依法規范客運市場秩序專題調研,表明態度,回應關切,客觀全面反映情況,包括部分地區公交運營能力不足的矛盾、政府執法手段缺乏的尷尬,提出整治非法營運絕不手軟,取締不正當的執法行為絕不手軟。2011年推動制定了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條例,既規范城管執法行為,又賦予必要執法手段,以防止政府部門的不作為或亂作為。又如,社會對軌道交通的運能和運營時間一直有質疑。我們就組織代表夜間調研企業緊張維護保養的現場,既增進了了解、理解,也消除了疑惑。

      責任心:堅持務實,不急功近利,不沽名釣譽

      責任心,甘忠澤從公信力談起。黨和政府要提升公信力,人大作為民意機關也存在公信力問題。人大工作關鍵看能否真正代表人民說話;是否敢于正視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是否善于推動困難問題的解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衡量人大公信力的標準。黨和社會不認可,你工作再熱鬧也無效。他強調:“提升人大公信力要靠委員會履職能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要靠對人大事業的高度責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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