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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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概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文化差異 高職 英語教學

地域不同則文化不同，文化不同則語言不同。為什么西方的笑話不能逗樂中國人？為什么在中國廣為傳頌的傳統美德“謙虛”，在西方卻被認為是無能的表現？以上問題的癥結，歸根到底就是文化差異。在我國，高職教育要培養的是實用型人才，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中幫助學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就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在高職日常英語教學中，很多教師習慣于注意語言的講授而忽略有關的文化知識，這就造成不少學生雖然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但在交際中卻常會冒犯對方，導致雙方的不愉快。很多情況下，人們可以容忍語音或語法錯誤，但違反講話規則常被認為是沒有禮貌的。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我們就不能做到確切理解和正確溝通。這一切都證明，教師應重視文化差異對語言學習的影響。英語學習也不例外，要想把中西方文化與高職英語教學更好地融合，首先我們就應該知道中西方文化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差異。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的主要成因

在高職英語教學中，樹立文化意識，在傳授語言的同時同步傳授文化知識，這樣做能夠使學生通過對文化知識的了解加深對語言的了解，與此同時，語言則會因為賦予了文化內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中西方的文化差異由來已久，我們在地域和歷史等方面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文化方面的差異。

（一）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不同導致氣候差異。中國屬于大陸性氣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明顯的特征便是驕陽似火，炎熱難熬；而英國位于北溫帶，屬海洋性氣候，夏天明媚溫和，令人愜意。所以，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詩中才會有這樣的詩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呢？/你啊，比夏天更可愛、更溫和。）詩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愛而溫煦。由此可見，夏天帶給中國人和英國人的聯想有很大的不同。

（二）生產勞動

英國四周環水，水產捕撈業和航海業在其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英語中與水產、航船相關的詞語非常多，如：Don’t climb a tree to look for fish.（勿緣木求魚）；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上梁不正下梁歪）；miss the boat（錯過機會）等。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因此涉及生產勞動方面的詞語就特別多，比如英語中只有一個carry來泛指“搬或運”這個動作，但在漢語中就有許多，如扛、挑、擔、抬、提、挎等。此外，漢語中我們常用到“像老黃牛一樣干活”、“氣壯如牛”等詞，英語要表達同樣的意思，卻會說 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 as a horse等。為什么漢語用“牛”而英語用horse（馬）呢？原因是中國人一般用牛來耕田種地，而早期的英國人卻用馬來耕作。這些都體現出生產勞動給兩國文化帶來的差異。

（三）風俗習慣

1.稱謂、稱呼及敬語謙詞

英語中的稱謂名稱比漢語中的少。例如，英語中cousin一詞，對應于漢語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而因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強調等級差異，提倡長幼、尊卑有序，從而也產生了權力和義務上的不同，故稱謂區分得嚴格而細密。英語中的稱謂為數不多，除dad，mum，grandpa，aunt，uncle等幾個稱謂經常使用外，其它的幾乎都不用。而且，有很多時候孩子不把爺爺奶奶稱作grandpa和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或有時候只在其姓氏前加Mr，Mrs或Miss，在英美國家人們認為這樣是非常得體而又親切的，但在中國人的眼中，這樣的做法卻有違情理，且不禮貌，沒教養。

像稱謂一樣，英語中的敬語謙詞也遠遠少于漢語。在西方，他們喜愛追求平等，尊重個人價值，樂于表現自己，所以英語中，不管對方年齡多大，地位多高，you就是you，I就是I，不像漢語那樣用許多諸如汝、爾、你、您和吾、我、在下、敝人等敬語。中國之所以敬語謙詞如此多也是源于我們的禮儀制度和中國人傳統的等級觀念，它要求人們跟長輩、上級甚至同輩說話時要用敬語，同時，談及自己時要用謙詞，在我國謙虛被看作是一種美德，如不使用，會被認為是沒有禮貌。

2.個人隱私

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向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提出涉及年齡、收入、婚姻狀況、或家庭情況等問題是不禮貌的，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屬個人隱私范疇，忌諱別人問及；而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著稱，是一個團結友愛的國家，集體主義觀念強，所以中國人很可能會問及這樣的問題，以示對別人的友好和關心。例如，中國人可能會說“你每個月工資多少？”“你家有幾個孩子？”等。而因為西方氣候易變，所以見面經常討論一些關于天氣的問題，不會問及隱私問題，這些問題會令他們尷尬，難以回答。

（四）歷史典故

人們常常在不自覺間運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遺產的典故，比如中國人會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西方人會講“He’s a Shylock.”（他是個守財奴）。如果我們對彼此的文化了解不多，很多時候就會很難理解對方，很顯然，這是因為各民族文化遺產不同的緣故。中國的典故多源于古代四大名著、民間傳說、神話以及中國傳統的體育娛樂項目，如象棋、戲劇等；而西方人的典故則多出于英美文學作品及神話傳說，如莎翁的作品、《圣經》以及傳統的體育項目。

（五）思維方式

英語注重語法形式完整，句子組織嚴密，層次井然有序。比如：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away？（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一見到if，兩句間的邏輯關系便一目了然；而漢語則很少使用連接手段，有時句子看上去松散，句子間的邏輯關系從外表不易看出。比如，“想留就留下，不想留就走，沒人管你”幾個句子間無連接成分，句間關系從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但句子的意思卻把它們聯系在一起，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英語重形合，漢語重意合。這些差異反映了英漢民族思維方式的不同：英民族重理性，重視邏輯思維；而漢民族重悟性，注重辯證思維。

二、文化差異在高職英語教學中的滲透

從以上我們不難看出中西方文化存在著許多的差異，只有清楚和理解文化后，語言學習才會更容易掌握，所以我們要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要培養出具有高職特色的實用型人才，就必須重視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不斷提高學生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在培養學生學習語言的同時，還要注意學習語言背后的文化，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時刻注意文化差異的滲透。

（一）加強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

教師在授課時，要根據教材特點和內容隨時抓住時機向學生介紹中西方國家在文化、風俗、生活習慣、政治上的差異，使學生能夠更快地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為更好地學習英語鋪平道路。例如，隨著英語教學的普及和推廣，國外的節日也越來越被我們國人所接受。如圣誕節、情人節等，教師可以就這些學生感興趣的節日講有關Christmas和Valentine’s Day的來歷以及這方面的習俗，這樣將語言與文化同步進行，不僅增添了學生的學習情趣，使學生加深了對語言的記憶，了解了異國風情，而且能夠真正達到融會貫通、學以致用的目的。

（二）利用多種渠道多種手段向學生展示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運用多媒體技術向學生展示英語電影、圖片等，通過直觀感受使學生了解西方國家的文化歷史和風土人情，讓學生接觸到教科書中所沒有的更為地道的英語。如，帶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版電影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英語，一段優秀的電影片段可以幫學生解決很多問題，學到很多可以隨時運用的英語精華。教師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驟：1.找出電影臺詞中最切合實際生活的部分；2.反復聽電影片段，并跟著模仿；3.瘋練，直至脫口而出；4.攻克其中的重點單詞、口語要素和實用句子，舉一反三，直至運用自如；5.話劇表演。

（三）注重英語俚語（American Idioms）的傳授

我們都知道每個國家都有豐厚的文化內涵，而俚語正是這些文化內涵表現的一個重要方面。在與外國人交談時，俚語很多時候不容易被理解，導致溝通障礙。因此，教師可以隨時隨堂講授，要求或經常提醒學生注意平時積累。此外，還要注意說話的對象、場合與時間，這樣理解會容易些。

（四）開設中西方文化選修課

中西方文化選修課向學生提供了中西方傳統優秀文化的深厚積淀，讓學生去感知、認同和領悟其教育意義，加強了學生對世界的了解。教師可通過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判斷和推論來激發學生思維，培養他們分析比較的能力，提高整體素質。學生通過選修課的學習，不但可以學到文化史上的基本知識，更重要的是可以學到分析和比較的學習方法，學到終身學習的本領。

綜上所述，中西方文化差異與高職英語教學之間關系密切，在英語教學中注意文化意識的培養，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掌握教材設計者對語言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可以使學生的綜合知識得到有效的擴展和深化。通過中西方文化的比較和對比，既開闊了學生的視野，又使他們更理解本國的文化，這有助于培養他們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形成正確的人生觀。

文化差異的傳授是外語教學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結合文化教育進行英語語言教學意義十分重大。因此，將文化意識和文化差異真正融會到高職英語教學中，學生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英語語言，并能正確運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真正達到融會貫通的境界，使英語學習更加多姿多彩，使高職教育培養出更迎合社會需求的人才。

參考文獻：

［1］李信.中西方文化比較概論.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2003.

［2］劉潤清.劉潤清論大學英語教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中西方文化概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西文化；文化差異；商務談判

一、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

（一）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國家的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

在高語境文化中，人們往往使用間接地、隱含的語言來溝通，只有明確說話時的情景并借助肢體語言、空間語言以及上下文聯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對方所要傳達的信息、觀點或意見。相反，在低語境文化中，人們通常會直接、明確地陳述自己的觀點。典型的低語境文化國家有：美國，德國和瑞士。而高語境文化的國家包括中國、日本、印度等。中國文化是一個高語境文化，很多時候表達含蓄，用字隱晦，要他人根據講話時的環境，以及其他非言語的線索去揣測文字背后或話語背后的真正含義，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溝通講究點到為止，言簡意賅，同時強調心領神會。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文化恰恰相反，是低語境文化國家，他們在溝通的時候強調直截了當，開門見山，把所有的要溝通的信息都用明白無誤的可編碼的文字語言傳達出去，經常沒有隱藏在字里行間的意義，不需“說話聽聲，鑼鼓聽音”。

（二）中西方價值觀以及思維方式的差異

首先，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在中西方價值觀上也有著突出的體現。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他們在國際商務談判時強調“把人和事區分開來”，感興趣的主要為實質性問題。而在中國“把人和事區分開來”這一觀點看成是不可能的。例如，裙帶關系，事業的發展往往是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網基礎上建立的。因此，談判者不僅作為企業代表來參與談判，其個人品行和實質問題是不可分開的。

其次，中西方文化在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上也有很大差異。中國人通常從倫理道德上考慮問題，而不是從法律上考慮，但大多數西方人卻相反。西方人的抽象思維方式，講求概念分析、邏輯推理。在處事方式上，比如中國的老總可能經常辦公室大門常開，歡迎他的員工來溝通，這是平易近人的形象和作風，而在德國等國家，這會被認為是經理浪費時間，因為那不是他的職責，他的職責就是為公司做決策，有其他方法與員工交流。

（三）中西方文化在決策方面的差異

由于談判人員思維方式的差異，不同文化的談判者呈現出決策上的差異，形成順序決策方法和通盤決策方法間的沖突。當面臨一項復雜的談判任務時，西方文化習慣于采用順序決策方法，特別是英美人經常將大任務分解為一系列的小任務，將價格、交貨、擔保和服務合同等問題分次解決，每次解決一個問題，從頭至尾都有讓步和承諾，最后的協議就是一連串小協議的總和。在他們的合同中，各項條款的認定也比東方人細致明確。東方文化則習慣于采用通盤決策方法，注重對所有問題整體討論，不存在明顯的次序之分，通常要到談判的最后，才會在所有問題上做出讓步和承諾，從而達成一攬子協議。

二、商務談判的實質是文化對話和跨文化交際

經濟利益是最現實和最基本的利益，經貿關系無疑是各種國家關系中的重中之重。在當今這個無比開放的時代里，國際市場營銷與國際貿易活動比任何時代都更加頻繁、活躍。并且，它們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擴大。同時，國際商貿談判的作用也越發重要。在討論國家之間的磋商和談判時，我們姑且可以認同“在國家關系中，沒有永久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的說法。然而，不同文化對利益和價值的內涵有不同的認識。凱特奧拉說過：“文化影響、造就和支配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它是人們對生活的全面設計。”對國際文化環境了解得充分就能比較順利地開展國際市場營銷業務，反之則可能功敗垂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物質文化、社會結構、教育制度、審美觀、語言文字、宗教信與價值觀等方面都能影響企業的營銷效果。在不同文化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傾向、購買態度、使用物品種類、產品設計、色彩及文字語言等都有很大的差異。這些都會決定他們喜歡什么和不喜歡什么，是進行市場營銷和商貿談判時都應考慮的。把文化背景、公司特點、個人性格、談判技巧、談判時機、談判方式由下向上像金字塔一樣做了排列。處于金字塔最底層就是文化背景，它決定著上面的一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商貿談判就是文化對話，是跨文化交際。

三、如何有效的進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談判

（一）原則與細節問題

按照中國文化特點，在談判時，一般注重“先談原則，后談細節”；而西方恰恰相反，他們比較注重“先談細節，避免討論原則”。這種差異常常導致中西方交流中的困難。中國人喜歡在處理麻煩的細節問題之前先就雙方關系的一般原則取得一致意見，把具體問題安排到以后的談判中去解決。這種思維定勢在多數情況下，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討價還價中，處于較為有利地位。西方人由于對中國人的這種談判方式不夠適應，結果談判的結局往往是比較地有利于中國人。西方人通常認為細節是問題的本質，因而他們比較愿意在細節問題上多動腦筋，而對于原則性問題的討論則顯得比較松懈。很多事實表明，先談原則必然會對后面的細節討論產生制約作用。例如：我國政府在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涉外談判中，始終堅持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前提原則，在這一原則的總攬下，已預先確立了細節談判的基調，成為控制談判范圍的框架，這就贏得了細節談判的優勢。正是我國政府這一談判策略的成功應用，使上述外交談判取得了圓滿的成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和良好聲譽。

（二）集體與個人問題

應當說，中西方在談判過程中，都是既重集體又重個人的。但相比較而言，西方人比較側重于強調集體的權力，強調個人的責任，即"分權"。而中國人則比較強調集體的責任，強調個人的權力，即"集權"。這種差異導致談判場合中出現這樣兩種現象：西方人表面看來是一兩個人出場，但他們身后卻往往有一個高效而靈活的智囊群體或決策機構，決策機構賦予談判者個體以相應的權限，智囊群體輔助其應對談判中的復雜問題；中方則是眾人談判，一人拍板。可以想象，如果拍板的人是行家里手倒也還好，但如果“拍板”者是是外行，那么談判的風險和結果就難以預料了。因此，我們在談判中，應當科學而恰當地處理好集體與個人、"集權"與"分權"之間的關系，以在與西方人的談判中始終處于較為主動的地位。

總之，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影響，在談判桌上各自的談判作風表現出很大的不同。有時談判桌上的困難甚至完全是由談判作風的不同而導致的。因此，了解中西方談判作風的差異，有助于我們找到建設性的溝通渠道，發現導致彼此誤解或對立的真正原因，并且有效地利用我們在談判作風方面的某些優勢，克服某些方面的弱點，積極駕馭談判過程，把握談判的方向和進度，這是中國的談判人員應當予以重視的。

【參考文獻】

[1]郭建梅 徐文.中西方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影響探析[J].中國商貿，2010（04）.

[2]王國平.文化差異與跨文化商務溝通[J].理論月刊,2007,(1).

[3]楊群祥.商務談判[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中西方文化概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中國比較文學 比較意識 比較視域

綜觀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謂淵源深厚。中國的比較文學最早可追溯到漢代,那時候的中國古代比較文學雖有比較文學之實,但無比較文學之名,成就雖浩繁但卻零散,所以在比較文學學科還沒有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古人有求‘通’的關照意識,卻沒有獨立的專業意識”①,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比中國以往任何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都更具有深度和廣度,現代中國的比較文學也是在這種情境下產生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東西洋考》)打了西方文化大潮中的前站。它作為第一份在中國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由西方傳教士郭士立編撰,創刊于1833年,終刊于1838年,其傳播內容豐富,分別介紹了西方的歷史、地理、科學技術、天文學、經濟學、政治法律、文學等方面的知識,很多內容都開了中國之先河,對中國的新聞界、出版界、文學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打開了中國人看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子,使中國人耳目一新。在介紹西方文化的同時,又注意比較中西方社會因政治、經濟、文化等的不同而所產生的差異性,雖然介紹、比較都較為簡略,不夠深入,但是這可以被認作是第一次系統地對中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期刊。

《東西洋考》中始終貫穿著編纂者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明確的比較目的。《歷史》是《東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欄目,編撰者除了序、論之外,《歷史》從創刊號起都是作為每一期的首欄刊發的,總共刊發了11期,這一專欄的標題是《東西史記和合》,從標題我們就可以看出郭士立的比較之意。東史即中國歷史,從上古傳說中的開天地開始止于明亡;因為郭士立本為傳教士,所以西史選用了《圣經》而沒有選用通常所說的希臘神話,從上帝造天地萬物和世人開始,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查理曼王朝)。而且他在這一專欄的序中說道:“與讀者觀綱目,較量東西史記之和合,讀史者類,由是可觀之。……善讀者,看各國有其聰明睿知人,孰為好學察之,及視萬國當一家也,盡究頭緒,則可看得明白矣。”②此文雖是轉述,但是這段話道出了郭士立設立這一專欄的真實用意,從此可以看出郭士立借用了中華民族傳統哲學中“和合”的觀念,目的是試圖用中西歷史比較的方式來促使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但“此文卻可以被認作中文著作中比較敘述中西歷史的首次嘗試”③。這一專欄在版式上分上下兩欄,其中中國歷史為上欄,西方歷史為下欄。后來,郭士立又在丁酉年(1837年)七月號上發表了《史記和合綱鑒》,補敘了清朝歷史和歐洲列國近代史。這篇歷史文章同樣借用了中國傳統的“和合”的比較手法:“自至堯舜之時,自亞坦到諾亞,東西史記庶乎相合,蓋諸宗族之本源為一而已,蓋前后異勢,疏密異刑,各族繼私風俗,故史記也不同,但諸國之,如身之有四肢,血脈相通,而相關。茲史記之和合,結其聊絡,及通疏遠焉。”④進一步說明進行中西方歷史比較,是為了說明中西方歷史因風俗不同結果歷史也不相同,但是宗族是同一的,所以他們不是蠻夷,也不是遠客,中國人、西方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癸巳年六月號的《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洪水之先》、七月同六月、八月號的《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洪水之后》、甲午三月號的史記《萬代之始祖》、甲午四月號的史記《始祖之衍》、甲午五月號的史記《洪水先世記略》、丁酉年正月號的史記《洪水后記》分別比較了中西方的上古神話,包括創世神話、人的起源神話、征服自然的神話和歌頌美德、仁義、智慧的神話,雖說這些比較是簡單的,但是通過對比我們知道了中西方上古神話的差異性,通過這些差異性我們了解到了民族歷史特征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遺傳密碼,民族精神的演變也會呈現不同的規律,但是祖先的共同之處是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仁愛之心,關心著他的所屬子民,教育他的子民向善去惡。在郭士立的論述中,德、仁乃是中西世界民族的共通性。

《東西洋考》的編撰者郭士立是站在世界文學的比較視域中來看待中西方文學的,他雖為傳教士,但他精通中國文化,熟讀儒家經典,喜好中國詩詞,不止一次地刊登了李太白和蘇軾的詞,在癸巳年十二月號上還刊發了署名為漢士的《倫敦十詠》。編撰者在每期的刊物封面上都引用儒家經典,期刊當中多引用孔子、孟子的話來解釋一些事情。丁酉年正月號上題為《詩》的專論,在文中高度贊揚了李太白之詩作,稱“李太白為學士之才華魁矣”⑤,但是又說“漢人讀誦李太白國風等詩,而不吟歐羅巴詩詞……歐羅巴詩書,萬世之法程于是乎備,善意油然感物,而興起。豪烈豪氣于是乎生,精神勇發樂而不過無一理而不具矣……諸詩之魁為希臘國和馬(荷馬)之詩詞,并大英米里屯(彌爾頓)之詩”⑥,推崇荷馬為詩中之魁,米里屯的詩是“其詞氣壯,筆力絕不類,詩流轉圓美如彈丸,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奧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⑦。戊戌八月號上的《論詩》之文,闡述了對中西詩作的看法,且對兩者的異趣有所比較,稱“漢詩之義為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外國詩翁所作者異矣”⑧。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妙不勝矣”⑨。呼吁中國有知識的人,不應該只流連于本國的文學,眼光應該更開闊,去讀讀外國的文學,必定收獲頗豐,受益匪淺。流露出中國文學在有自己民族特色和風格的同時,也應該引進、融入世界文學。

《東西洋考》在39期期刊中時時穿插有中西方比較的意識,譬如在癸巳年(1833年)九月號的《煞語》中論及比較了中西方關于靈魂的看法,西方主張靈魂永永遠遠不死不壞,并不像中國如范縝所主張的“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丁酉年(1837年)二月號的《侄外奉姑書》中就對比了中西方對待女子問題的不同。英人“產一子添丁,弄璋弄瓦不異,一均撫養成立,并無溺女及死罪,男女無別,父母一起眷愛之……設女學館教之,以樂、唱、畫、寫、作文、識地理、認文理,可誦史記”⑩,在婚戀方面“恐媒婆斧柯,自不識佳女之性情”而“不用執柯,乃親自造次成婚”,幾句話突出了中西方婚戀的不同,中方必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但是在西方則是主張自由戀愛。丁酉年(1837年)二月號的雜文中名為《本草木》的文章,比較了中西方對待科學的態度:“除非藥材,漢人不留草木,至于禽獸,未看一本書總括其綱領,此又可怪矣。蓋歐羅巴之士巡普天下閱草尋蟲,甚究察其類別,知之,就用之,若論金廠,就諸山領之地方有之……國家勤民專務此事,覓新法用之。”大意是說中國沒有自然科學,除了關注研究可以入藥的草木之外,不關心其他的動物、植物,更不要說礦藏了,而且至今沒有專門的動物著作,缺少西方專人專事研究觀察自然科學和學習其他國家自然科學經驗的熱情。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分三期連載了《英吉利國政公會》,介紹了一種與中國封建社會迥然不同的社會制度,雖沒有明確的“比較”一詞出現,但與中國封建制度作比較之意溢于言表。還有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因為思想觀念、社會體制等的不同造成的。

我們必須通過和其他民族的比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學的特色,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國詩人彭斯所說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賜予我們一種才能,可使我們以別人的眼光來審視自我”,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通過對比,我們就更會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特點。這樣我們既不會強求自己比附西方的標準,但也不會以為自己的標準就是一切而固步自封。通過郭士立系統的介紹和對比,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終于站起來“睜眼看世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一些全新的著作,如魏源的《》、梁廷的《海國四說》和徐繼畬的《瀛寰志略》等。而他們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東西洋考》的影響,其中魏源所受影響最大,“引用《東西洋考》的文字達28處,文章達24篇”,引用之時,對文字稍加潤飾和刪減,而且在引用的后面加了一些按語,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梁廷在《和省圖說》卷一的按文中,引用《東西洋考》文字兩處,一處說明“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稱愛漢者,所刻《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有《列國地方總論》”,引用文字600字,又稱“西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云”,等等。在郭士立的這種世界視域的比較文化視野影響下,促使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自覺地以世界文學的胸懷審視中西文化的差異,世界觀念逐漸進駐中國人的頭腦之中,中國人的思想、眼界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由原來的根據來自經典教條,唯書唯上縱向思維比較,由世界意識的不斷增長,轉向了橫向多元思維比較。這種轉變從后一直貫穿于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之中。在這種有意識的世界意識影響下,人們橫向世界比較意識的逐漸形成,使這一時期和以后的知識分子思考問題的參考系和著眼點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人士和以后的干將,由以前的恪守經典成規而逐漸轉向注重中外現實。取法泰西、借鑒日本也因此而成為一種新的價值取向。考察這一時期人們的時論文章,最明顯的是以往的傳統縱向比較已經為中西、中日之間的橫向比較所取代。凡是帶有若干時代氣息的論述,無一不引證泰西和日本作為其立論根據。據說有人對鄭觀應《易言》36篇統計,發現其中運用橫向比較的文章多達30篇,占全書篇幅的83.3%,比較的范圍也涉及30個方面的內容。此外,1893年以前的《申報》時論中,僅以“中西比較”為題的至少也有二三十篇之多。1907年,魯迅發表了比較文學論文《摩羅詩力說》,論述了以拜倫、雪萊為代表的“摩羅”詩人,稱贊他們的反抗精神,試圖給中國的文壇帶來新聲。這一切都在證明“泰西在變,中國安能不變?能行之于泰西,又何嘗不可行之于中國?”在中國已成為一種共識。這些做法無疑給中國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拓寬了中國文學的視野,促進了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為中國文學加入世界文學的格局加快了步伐。

但是《東西洋考》的編撰者在比較東西方文化的時候,雖有明確的比較目的和世界文化視域,但是沒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圈子,得出西方社會文明高于東方社會文明,東方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向西方社會學習的結論,有失比較的目的,比較乃是為了互補、互影、互取,最終形成世界文學,但是郭士立這種跨國家、跨民族、跨語種、跨學科的研究在那個年代仍不失進步意義,無論其是否有理論的合理性和現實的可行性,它對中國比較文學成為有意識的專業學科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借鑒。我們應該公允地看待此刊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注 釋:

①楊乃橋:《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愛漢者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頁。

這個教字是蕭永宏根據《申報》時論標題的一個粗略統計。

蕭永宏:《洋務時期中國人世界觀念的主要特征和作用》,《社會科學》,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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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概論范文第4篇

論文摘 要：自古以來，動物詞匯與人類文明密不可分，它們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涵。本論文著重通過對英漢兩種語言中動物詞語的比較，體現出它們獨特的內涵意義，并最后總結出翻譯這些動物詞匯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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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國從原始的氏族社會開始就有圖騰文化，圖騰信仰實質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觀念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觀念，龍便是很好的圖騰崇拜的代表。但是龍的形象在英語文化中則全然不是這樣的象征意義，龍在西方表示邪惡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兩部動畫—《怪物史萊克》和《花木蘭》里就有很好的詮釋。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兇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龍女人”。詞的人文涵義往往能折射出該民族特定時期尖銳的社會矛盾，如婦女的地位和種族歧視等（戴 2001: 1）。英語中的動物類詞語用來指女性時，貶義詞多于褒義詞或中性詞，在美國俚語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惡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這些詞語的文化內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飾地透露出了對女性的鄙視，反映出了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鑒于東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種差異，我們在翻譯的時候一定要謹慎處理，照顧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譯“亞洲四小龍”要翻譯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譯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動物名稱的文化內涵比較

（一）文化內涵基本對等

在中西方兩種民族文化中，豬都有“臟，丑的”涵義，所以肥的像豬可以翻譯成為對應的英語“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樂活潑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對應的中文“像百靈鳥一樣快樂”；猴子在兩種文化中都是調皮的玩物，所以“拿別人當猴耍”可以翻譯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對等現象或文化缺省現象

眾所周知的龍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內涵，代表性的還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誼”，是人類忠實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 lucky dog(幸運兒)等。但是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往往帶有貶義，所以有很多帶有貶義色彩的成語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勢”等。如果你在中國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會產生不愉快的情緒。當漢語的 “走狗”譯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覺這狗很好而且很可愛，活蹦亂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漢語中是罵人的詞，而英語中卻指“年事已高，卻經驗豐富的人”，故為“行家老手”之意，對應過來就像漢語中的“老馬識途”中的“老馬”。故這句英語譯成“像他這樣的行家老手，從來不會隨便發表意見，一旦發表，總有高見”。

三.翻譯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在翻譯中英文有關動物的文化內涵詞時，有以下幾種情況：1. 甲乙語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設喻形式或喻體略異。2. 甲乙語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體相異，即意合而“形離”。3. 甲語言中喻體帶有濃厚的文化色彩，乙語言中只存在與之有相同喻義的表達法（盧 2006:297）。

（一）直譯

對于中西方文化對等的動物內涵，我們盡量采用中英文中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譯， 這樣既沒有歧義，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離。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對等的動物詞語天鵝，豬，鴨子等等。天鵝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是優美，所以翻譯是就直接可以說“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態笨拙的時候就可以說“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譯或取其比喻義

雖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達，文化內涵意義相同的地方也時常碰到，但是作為兩種不同的語系，其大多數的文化內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對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內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詞語，要異譯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動物之王， 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權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線，讓位于獅子了。所以在翻譯這些的時候一定要做相應的調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譯成中文則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譯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語短語在中文中很難找出對應的有相同文化內涵的動物名稱時就要去其動物名稱的詞語，靈活得取其比喻義，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別翻譯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結論

本論文從比較分析了動物詞匯在中英兩種文化中的不同內涵，結論得出：文化內涵相等或極大相似的文化內涵詞可直譯；而對于具有相似內涵的動物文化詞，翻譯時要做相應調整；最后對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內涵詞，要意譯或取其比喻義。

但是就翻譯時是否要考慮受眾心理的問題，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國作家交談的時候，他曾經在提到美國作家大衛·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時，非常不解甚至是憤慨。他認為楊憲益的譯文很好地傳承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預想將中國文化變成西方人的東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國文化的原有韻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紅樓一夢。這位法國作家進一步解釋說，古典的東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蘊的東西，而讀書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所以翻譯時一定要忠實于原文，不要隨意篡改原本的東西；即使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對待這些不同內涵詞，翻譯時一定要綜合考慮，審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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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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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概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哲學角度 中西方價值觀 差異

不同的文化有著各自規范的價值觀念，這種差異是導致跨文化交流中產生誤解和沖突的根源，是導致中西思想溝通困難的主要因素。因此說，價值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跨文化交際的核心。不理解價值觀方面的差異就不能真正理解跨文化交際。同時研究中西方價值觀念差異也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提高中國人文化修養和塑造中國人良好形象的需要。

一、價值觀的內涵

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一套系統。價值觀念是任何社會或文化中的人們所回避不了的指令，是人們的行為規則、思維的方式、認知的準繩、處世的哲學、演繹推理的模式、評價事物的規范、道德的標準，等等。在中國，雖然傳統的價值觀并未形成系統的理論，然而一種嚴密的、不可抗拒的價值取向牢牢扎根于人們的心中，揮之不去。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通過交際習得價值系統，它變成他們的集體無意識，變成他們的信仰、心態、行為、生活等諸方面可評價系統，變成他們民族性格的基石。價值觀是決定人們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動的根本出發點。它與文化一樣是一種抽象和概括，用肉眼無法看見，但是通過觀察人們的言行舉止，我們可以發現人們持有什么價值觀。

二、中西方價值觀差異產生的根源

隨著不同國家或民族的產生和發展，價值觀的形成主要有兩大原因：哲學基礎和歷史發展。受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觀一旦形成，就會牢牢扎根于人們的心中，支配人們的行為。

（一）哲學基礎

對中國思維方式影響最大的有三種哲學：儒家、道家和中國的佛教。這三種哲學思想都很重視悟性，這些哲學思想對中國人重“領悟”“言外之意”，乃至對重“含蓄”、追求“韻致”的思想方式都有很大影響。因此，中國人的所作所為都不想讓人馬上知道，而要讓人想一想后領悟出來。中國人的思維更具有模糊性。

歐美國家的哲學背景是亞里士多德嚴密的形式邏輯，以及從后來的16世紀到18世紀的彌漫歐洲的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強調科學的試驗，注重形式論證，表現在語言上就是形態的外露以及形式上的完整，因而英美國家的人更重視表達的確切性，很難理解中國人的含蓄。

（二）歷史發展

中國歷史悠久，包括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這種意識直接影響著現代人價值觀的形成。現代中國人依然較順從權威，尊重長輩，重視個人的身份，強調安分守己。相比之下，早在17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就了封建統治，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工業革命大幅度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并徹底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資本主義的民主思想也逐漸遍及整個西方社會。西方人崇尚個體，向往自由平等，這種歷史環境的不同使中西方的個體意識產生了很大的差異。

三、中西方價值觀差異的表現

(一)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

中國傳統哲學觀是“天人合一”，指的是人對大自然的順從和崇拜，并與大自然和諧統一。中國自古就有“以類合之，天人合一也”，而西方哲學觀自古就傾向于把人與大自然對立起來，即“天人相分”，強調人與大自然抗爭的力量。所以西方重個人主義、個性發展與自我表現。他們認為一個人有時達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不是天命，而是自己懶惰，缺乏斗爭的精神。中國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必然導致集體主義取向、他人利益取向。人們寧可犧牲個人利益，也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做事情常常克己守道，先人后己。同時做事情不愿得罪人，覺得“人言可畏”，為了“面子”和“臉面”，為了人際關系的和諧，有時甚至說假話，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西方人從古至今傾向于把宇宙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人相分，二者對立。西方人對“原罪”的自我意識使他們為贖罪而不屈不撓地征服自然，改造自我，從而得到神力，達到神人合一。西方人的“天人相分”必然導致個人主義取向。所以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極端崇拜個人主義、個性展現和自我發展。“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和價值觀在構造中西方的思維方式、民族性格方面幾乎起著決定性作用，對交際行為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

(二) 個體與群體

在跨文化交際中，西方文化的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和中華文化的群體主義或集體主義形成鮮明的對比。個人主義意味著對自由、對差異的追求。西方文化強調個人潛力的發揮、個人目標的實現及個人利益的追求。個體本位的意識是西方文化最深層的內核，具有最高的價值。西方文化把“個體主義”比作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個人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才能在社會上立足。個性在西方文化中是極其重要的價值觀念，個人潛能的發展、個人的志趣愛好及個人權利等常常是至高無上的。這也可能就是為什么美國人強調外在的、個人的、權利的、功利的東西，而且好斗、崇尚競爭的緣故。

天人和一必然導致群體取向，就如同天人相分勢必導致個人主義取向一樣。中華文化注重群體關系的和諧、群體目標的統一和群體利益的維護。特別是忠孝一體的泛家族主義決定了中國傳統的社會道德和價值取向，如：“在家者孝于親”、“在朝者忠于君”。雖然中國古代是私有制，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依然強調集體主義，以維護整體利益為宗旨。中華文化強調個體包含在整體之中，整體利益是每個個體所圍繞的核心及追求的共同目標。古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手段，目的是為了實現“家”、“國”、“天下”的和諧，追求整體的利益，可以看出古人以家、國、天下利益為重的群體價值取向。

無論是中國的群體價值觀，還是西方的個體主義價值觀，都在其各自文化中的交際行為方面充分表現出來，都為其不同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交際行為和其他社會行為一樣是本民族價值觀的真實寫照，而價值觀又是自己民族性格的基石。

(三)權威和平等

中國是崇尚權威的國家，在中國下級服從上級、下屬要按領導指示或意圖辦事、尊敬長輩、教育孩子首先是要聽話等，這些都是服從權威的表現。崇尚權威是與中國的內陸文化和儒家思想直接相關的。農業文化是以家庭為基礎，靠血緣來維系，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人際關系呈等級性，人際交往中重關系的價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和“禮”，就是人一方面要自立，另一方面要助人。“禮”是人們的社會行為規范，主張克制自己，從而達到仁，也就使社會達到和合。孔子的“禮”就是“倫理”，強調的是輩份等級差別。“仁”主張的人際關系的準則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五倫”思想。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禮儀”是指交際準則，即“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即做事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中國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謙卑，人們稱自己的房子為“寒舍”，就連皇帝也以“寡人”自謙。因此中國人忠順、容忍、重義、守信、謙恭、敬老尊師，人際和諧，社會有序。但是中國人也因此抑制個人欲望，限制人的發展，思想保守，人們缺少開拓進取精神。

平等思想在美國深入人心，美國的家庭提倡平等，而不是等級，把孩子看作成年人來對待，尊重其人格，孩子有自己的觀點和想法，孩子可以自己作出抉擇。美國人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平等地對待別人，也希望自己受到平等的對待，在生活中人們不看重家世背景，更注重本人的能力。

平等的價值觀是以海洋文化的契約關系為基礎，在西方古代哲學和宗教的影響下形成的。海洋文化使人們在從事商業活動中，交易雙方按自己的意愿進行交易，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也只在有平等的基礎上才能達成交易，才最終達成契約。基督教主張眾人平等，甚至要愛自己的敵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強調個性解放、個性自由，這些都為人人平等奠定了基礎。

(四)從人際關系看中西方價值觀念

人際關系是通過交際實現和完成的，但實現某種關系的交際方式會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區別。用中國文化的交友方式來與美國人交朋友顯然是行不通的。中西方在人際關系方面的主要差異：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偏向于“感情型”，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是差序格局，與其對應的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都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倫”不僅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道德標準，而且成為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這種在家庭成員、親朋好友之間關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際關系，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滿足，包括情感在內的各種需求；在公務處理上，公私不分、個人情感關系和公共關系混淆，是典型的情感型人際關系模式。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則偏向于“工具型”。在人際關系中，人人平等，父母和子女都是平等的，可以直呼其名，可以相互競爭。在人際交往中人們很少顧及人情、面子，人們常常是公事公辦，不講情面。人們的交往原則：利己、對抗、競爭、平等、獨立、求異、求新、自由、自助、直截爽快、注重隱私等。在資源或物質分配方面人們也不會“人情為一線，日后好相見”，這種關系慣常以“公平交易”為準則。人們按法則辦事，即是親朋好友也是“人”和“事”兩清，公私分明。但這并不是說西方人一點不講人情，他們也廣交朋友，對人熱情周到，但他們不像中國人那樣感情用事，常常把人情當作交易的手段。西方文化中這種理智、邏輯超過感情的人際交往形式是典型的工具型人際關系模式。

(五)價值觀與家庭觀念

在西方國家，個人利益至上的觀念一直滲透在家庭成員的關系中。在家庭觀念很淡薄的美國家庭，各人的臥室是各自的castle(堡壘)，其他人不得擅入；連父母想進入子女的房間，都得敲門獲準。作為對個人“利己”觀的認同，西方國家形成了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造訪他人必須預約，否則就侵犯了別人享受獨處的自由；作客時不可在主人房內擅自走動，四處張望；未經允許連桌上的書籍、報紙都不能動，否則便是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也就是說，每個人自我“利己”的權利在這些規范中得到了確認。

美國的家庭行為在中國人看來，大多是難以理解的。中國人特別珍視家庭的親情，“家”是避風港。和愛國一樣，愛家有重要的倫理價值。夫妻之間互敬互愛，“沒有隔夜的仇”；兄弟之間情同手足，有矛盾也是“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長幼之間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一家人“尊長愛幼”便“家和萬事興”，就受到公眾輿論的尊敬和羨慕。在中國的傳統意識中，“家”的神圣性很淡薄，而“親情”氛圍尤為濃郁：既相互“利他”和睦相處，“遠親不如近鄰”，又樂于以“自家”的優勢幫助他人。法律也有保障發揚“利他”精神，“見義勇為”者的利益的專門條文。

(六)穩定與變化

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中國人的生活是“萬物不變”，或“萬變不離其宗”的。穩定是中國人的一種價值觀，人們希望社會穩定，國泰民安；希望家庭穩定，生活平靜，實現“安居樂業”。中國社會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使得幾千年的文化得以延續和保存完整。這種價值觀與儒家、道家及佛教思想有關。儒家提出“內求”，主張“明心見性”，求內省及人格完善；道家倡導“無為”；佛教主張通過冥想和反省來獲得自我認識、拯救和內心的平靜。因此中國提倡社會和諧、家庭和睦，人的內心平靜，生活恬淡。

美國文化的真諦是“變化”，核心思想是“無物不變”，而且變化永無停頓。美國人喜歡獨辟蹊徑，標新立異，并且不斷創新，小到個人服裝各異、家居和建筑各具風格，大到科技創新，無不體現變化的真諦。這種變化還表現在不同形態的流動方面，如地域、職業及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流動，這種變化過程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機遇、財富，更多的閑暇。變化這種價值觀與海洋文化和基督教有直接的關系。海洋文化就是征服自然，從而獲得個性解放，這個過程本身是運動變化的過程。

(七)從時間觀看中西方價值觀念

在時間觀念上，中華文化是環式的、向后的，而西方文化是線式的、向前的。西方文化著眼于未來，強調向前看，認為時間去而不返。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一切著眼于未來，因此未來取向是他們的重要的價值觀念，對他們來說回歸過去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后退是沒有出路的，而且他們對目前也不是十分在意，盡管眼下生活很幸福，但他們相信未來會更幸福。由于這種取向，西方人很少循規蹈矩，很少崇拜祖宗，也不像中國人那樣尊老敬師。

與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更注重過去，過去意味著習俗、歷史和文化傳統。中國人仿佛是面對著過去看問題，對未來沒有像對過去那樣感興趣，過去的經驗教訓往往是今天事情成敗的重要參考，過去的所作所為往往成為衡量今天人們所作所為的標準。循規蹈矩已成為集體的無意識行為，因而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以及“前所未有”、“后繼有人”之說。中國人雖然也嘆息“歲月不待人”，然而晝夜更迭、季節交替的環式時間觀使中國人在總體上有時間充裕感，做事慢慢來是一種主要傾向。人們對“時過境遷”有心理準備，并慢慢地期待著“時來運轉”。

總之，中國的價值觀更注重群體意識，追求“利他”的精神；西方人更注重個體意識，偏向“利己”的思想。價值觀是蘊涵在悠久的歷史文化中的，因此不同國家和民族都有其特有的價值取向，且這種取向一旦形成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能改變的。但是，價值觀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人們總習慣于用本文化的價值觀念進行思考判斷，排他文化的價值觀念往往會導致社會與社會之間的隔離及跨文化交際的失敗。隨著現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和中國在世界的崛起， 認識和掌握中西方的跨文化價值觀差異，對避免和解決交際中的沖突，以及促進民族間的融合，有著相當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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