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履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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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履職報告范文第1篇
（1．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學院，北京100038；
2．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北京100026）
摘 要：職務犯罪偵查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既應堅持檢察改革的總體指導思想，又應遵循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運行規律。在此基礎上，應從優化職權配置、健全辦案組織、制定選任標準、加強履職保障以及強化權力監督等五方面著手構建一套有特色的職務犯罪偵查主任檢察官制度。
關鍵詞 ：檢察改革；職務犯罪偵查；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
中圖分類號：DF7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933(2015)08-0179-13
序言
主任檢察官制度又稱為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度，具體來講：是指在檢察長的授權和領導下，以主任檢察官為主要負責人并和其他檢察人員共同組成辦案組，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職權的辦案責任模式，以及相關選拔任命、考核獎勵、監督制約和配合保障等機制的總稱。它是新時期新條件下檢察機關進一步改進辦案方式、繼續探索內部辦案組織改革的最新嘗試，同時也是深化檢察人事制度改革、加強檢察干部隊伍專業化建設，以及推進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的大膽探索‘1]。客觀而言，目前，全國一些主任檢察官制度試點的地方檢察機關關于主任檢察官制度的設計主要是參照和借鑒了以前檢察機關公訴部門所推行的主訴檢察官制度，其主要著眼于刑事檢察部門履行起訴、審查逮捕等職能的需要，很少關注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的實際需求以及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運行規律；此外，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0年5月制定并下發了《關于在檢察機關偵查部門開展主辦檢察官辦案責任制試點工作的意見》，并且北京、廣東、上海等地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效果并不明顯，有的甚至在實踐中已經屏蔽不用；加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部門因所辦案件的種類、模式、階段和性質等具有很強的特殊性，職務犯罪偵查主任檢察官（以下簡稱“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的構建應區別于檢察機關其他部門，為此，本文著重從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的實際工作情況出發，就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提出一些想法，以供借鑒。
一、構建的前提：堅持檢察改革總體指導思想
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是一次規模較大、觸動較深、影響較廣的檢察改革，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是檢察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的探索直接關系到整個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的成敗。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應當堅持檢察改革的總體指導思想精髓，進一步優化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提升職務犯罪偵查現代化水平。具體而言，應注意以下三點：
（一）須突出檢察官的主體地位
我國檢察官法第2條明確規定：“檢察官是依法行使國家檢察權的檢察人員，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檢察員和助理檢察員”；而在檢察實踐尤其是基層檢察實踐中，一線檢察干警是辦案的主力，但是往往“審者不定”、“定者不審”，檢察干警需要將辦案情況層層匯報，然后再按照主管領導意志來辦理案件，這樣的弊端越來越影響到檢察權依法公正獨立地運行，正如有專家所言，檢察官作為鮮活的個體從刑事訴訟法條文中已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給人一種莊重、威嚴但難以實定化的人民檢察院。而主任檢察官制度實質上確立了檢察官在日常執法辦案中的主體地位（核心地位），主任檢察官在其法定職權范圍內依法行使檢察權，開展辦案工作，獨立作出決定或者提出相關建議，并對自己所承辦案件承擔相應責任，能夠較為充分地體現了檢察辦案的親歷性，實現所謂的“審定合一”。因此，主任檢察官制度有助于充分發揮主任檢察官的個人主觀能動性和自身業務專長，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主任檢察官的業務權威，切實增強了一線檢察干警的榮譽感、責任感和使命感。
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具有明顯的“上命下從”式的行政屬性，在偵破工作中采用“層層討論研究一逐級請示匯報一領導審核把關一集體決策負責”的行政機關工作程序；此外，職務犯罪案件本身往往具有重大性、敏感性以及復雜性等特性，從而導致許多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一線偵查人員將自己僅僅定位為被動的、消極的、機械的“執行者”，而非主動的、積極的、靈活的“實踐者”，基本上是“事事匯報、層層匯報、時時匯報”，于是，在現有的體制和機制下，職務犯罪偵查的決策權基本上由領導來決定，其他偵查人員基本上無須考慮和專業要求，學識、能力、技術、經驗等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只要惟命是從，“熬年頭”就可以晉升，很難有效地提升他們的辦案積極性和獨立辦案能力。因此，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的構建也應當注重突出一線檢察干警的辦案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其辦案的主觀能動性，促使他們更加積極、高效、負責任地參與案件辦理，并且促使整個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檢察隊伍建設進一步朝著“精英化”方向發展。
（二）須優化檢察權的內部配置
黨的十、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關鍵舉措，并強調要確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而主任檢察官制度較好地體現了本次司法體制改革的上述要求，是進一步優化檢察權內部配置的重要舉措。主任檢察官制度的核心就是“放權”，就是要實現“放權檢察官”（也有的稱之為“還權檢察官”），賦予主任檢察官及其辦案組一定的獨立辦案權。這就意味著檢察權力內部應進行必要地適當地調整、分化以及重組，從而達到一種“優化”的目標和效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檢察權依法公正獨立高效運行。
一般來講，職務犯罪偵查權大致可以分為初查啟動權、偵查啟動權、一般偵查權（專門調查權）、采取強制措施權、技術偵查權和補充偵查權等六項子權力。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應當注重就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子權力行使主體問題進行慎重考量和科學配置：一方面，應適當地將一些在偵查階段不具有終局決定性的權力配置給主任檢察官，以減少相應的審批層級、審批流程和審批次數，從而切實提升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運行效能；另一方面，對于一些涉及案件的實體審批權力，主任檢察官享有充分的建議權，比如，主任檢察官應當對案件初查終結后是否立案以及偵查終結后是否移送起訴享有充分的建議權，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應當充分聽取主任檢察官的意見。總之，在現有法律的范圍內通過合理分解和配置職務犯罪偵查權，切實賦予主任檢察官一些必要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行政化帶來的弊端，促進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高效運行。
（三）須實現權責利的有機統一
主任檢察官制度賦予了一線檢察干警相對獨立的辦案權，但是也應該認識到權力和責任是一對“孿生兄弟”。在賦予主任檢察官權力的同時，必須建立起一套“責任清晰、權力明確、監督到位、運轉高效”為目標的責任體系，依法依規加強對主任檢察官權力的監督制約，確保主任檢察官及其辦案組依法公正獨立行使檢察權。與此同時，主任檢察官由于承受的工作任務多、工作要求高、擔負責任重，有必要為其提供必要的甚至是優厚的工作條件和履職保障，真正做到“以價值體現價值、以價值回報價值”，讓主任檢察官感受到應有的職業地位和職業尊嚴。
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的構建過程中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著眼：第一，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強調的是集體行使偵查權，而非個人行使偵查權，其往往需要采取“集團作戰”的方式來查辦案件，而在這一模式極有可能導致責任不清，“吃大鍋飯”的狀況，因此，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必須建立更為嚴格的執法過錯追究機制，依法實行執法責任終身制，在偵查執法過程中，建立起清晰明了、環環相扣、協調一致的責任體系；第二，偵查活動在整個刑事訴訟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中外刑事訴訟的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錯誤的審判之惡果從來都是結在錯誤的偵查之病枝上的”；此外，偵查階段是整個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矛盾最為尖銳的階段。因而，相比檢察機關內設其他部門，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在構建過程中必須通過建立健全內外監督機制，更加注重如何監督好主任檢察官及其辦案組的權力運行狀況，最大限度地減少因“放權”而可能引起的偵查風險或者偵查事故。第三，職務犯罪偵查活動是偵查力量與反偵查力量之間的一組活力對抗，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一線偵查人員往往面臨著包括人身安全在內的各種職業危險，因此，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在構建過程中應更加重視主任檢察官及其辦案組的相關履職保障問題，尤其是建立符合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特點的特殊職務保障機制，比如出差辦案經費保障機制、身份保密機制、安全保護機制等。
二、構建的關鍵：遵循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運行規律
拋開職務犯罪偵查權定位問題，客觀來看，職務犯罪偵查權和普通刑事偵查權在權力運行規律具有諸多相似之處。在構建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的時候，應遵循職務犯罪偵查權所具有的特殊運行規律，方能實現改革初衷，達到改革良效。
（一）須提高職務犯罪偵查權運行效率
偵查權作為一種國家法定的追訴權，具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只要偵查主體對自行發現或者報案、舉報、控告的犯罪嫌疑線索經過判斷認為有偵查的必要，就應開始偵查追訴活動，行使偵查權。對于職務犯罪偵查權來講，同樣如此，其對時效性、統一性和協調性的要求極高，稍有不慎就會“打草驚蛇”，破案時機轉瞬即逝。此外，根據偵查學關于“信息遞減原理”，一線偵查人員辦案所獲的犯罪信息最為全面，隨著偵查管理層級的遞增，犯罪信息會被偵查人員、部門負責人不斷地加工整理而無法呈現出原始的面貌，犯罪信息的客觀性不斷被侵蝕和削弱，而最終呈現在偵查決策者面前的僅僅是被加工過的不完整的犯罪信息，從而影響到偵查決策者及時科學作出偵查決策，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引發偵查風險甚至導致偵查失敗。在此，筆者僅以我國公安機關刑事偵查部門（刑偵部門）的體制改革為比較借鑒視角，1997年6月，全國刑事偵查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我國公安機關刑偵部門統一實行了所謂的“隊建制”。而隊建制的最突出特點是強調了刑偵部門的“行動性”，促使刑警隊伍從“機關化”到“實戰化”，有效地打破條塊分割，減少中間環節，增強實戰功能，從而對待刑事犯罪做到快速反應、靈活反應、協調反應和主動反應。從根本上提升偵查效率。反觀，我國多數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辦案組織形式主要為一名檢察員（或者助理檢察員）配備一名書記員（或者助理檢察員）的“檢書配合形式”、“檢檢配合形式”，這樣的辦案組織形式根本無法滿足在職務犯罪初查和偵查工作任務需求，嚴重影響到職務犯罪偵查效率提升；雖然在突破案件的時候，由職務犯罪偵查部門負責人來為具體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來調配力量部門其他偵查人員予以配合，而其他偵查人員往往由于前期對于案情的掌握不全面甚至全然不知，造成這種配合顯得比較被動、機械、遲緩，無法真正形成高效的偵查合力，造成職務犯罪偵查效率不高。
因此，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應當著眼于最大限度地提升職務犯罪偵查效率，注重吸取和借鑒我國公安機關刑偵部門改革的上述做法。筆者認為，職偵主任檢察官辦案組應當實行“主任檢察官負責制”，其辦案組設置以6-8人為宜，對于6人辦案組而言，其中一名檢察員為主任檢察官，負責辦案組的整體辦案活動，兩名助理檢察員和三名書記員作為輔助人員，配合主任檢察官開展辦案工作；對于8人辦案組而言，一名檢察員為主任檢察官，負責辦案組的整體辦案活動，三名助理檢察員和四名書記員作為輔助人員，配合主任檢察官開展辦案工作。由主任檢察官自行決定組內人員的具體分工，依法開展外圍調查取證、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法律文書制作工作等具體辦案工作。當遇到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時，增加辦案力量的時候，主任檢察官可以通過啟動聯系會議機制，向部門負責人匯報相關情況，請求其他辦案組的支持。在主任檢察官辦案過程中，部門負責人應當尊重主任檢察官的辦案工作以及所做與案件有關的決定，做好協調和溝通工作。
（二）須滿足職務犯罪偵查的技術需求
偵查技術就是有關偵查活動的技術，抑或運用于偵查活動過程之中的技術，是偵查活動與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產物，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容：一是關于現代化技術設備的內容；二是針對現代化設備的科學技術的內容；第三，關于現代化設備、技術在職務犯罪偵查活動中的具體應用內容。隨著社會的進步，偵查技術作為偵查破案提供服務的特定技術手段和方法越來越得到重視，“偵查中科技含量的高低，越來越成為衡量偵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標志……在偵查中運用現代化科學技術是推進‘由供到證偵查模式’向‘由證到供偵查模式’轉變的迫切需要”。但比較遺憾的是，與承擔普通刑事偵查工作的公安機關相比，我國檢察機關對于職務犯罪偵查技術的研究相對滯后、投入相對欠缺、發展相對緩慢，尤其是面對著越來越趨于隱蔽化、智能化、集團化、國際化的職務犯罪，傳統的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亟需構建積極、主動、開放的現代化職務犯罪偵查模式，而這就需要偵查技術為其提供有效支撐和重要保障。
201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了《“十二五”時期科技強檢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而“科技強偵”戰略正是“科技強檢”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綱要》指出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應加快查辦職務犯罪情報信息系統建設和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技術項目建設②。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提出了“偵查信息化、裝備現代化建設”（以下簡稱“兩化”建設），以此作為提升職務犯罪偵查現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徑和舉措。因此，在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的過程中，檢察機關應當充分重視職務犯罪偵查權運行過程中的技術需求，尤其是在辦案組設計過程中，應注意區別于刑事檢察部門、訴訟監督部門等辦案組的組織形式：一方面，實現“組內技術保障”，即注意將一些具有偵查學、心理學或者計算機學等特長的檢察干警分別配置到每個主任檢察官辦案組，爭取在辦案組組內實現智力資源、技術資源、體能資源等的優化配置組合；另一方面，實現“整體技術保障”，即應重視偵查技術力量的專業化配置，通過成立專門負責偵查技術的主任檢察官辦案組，開展包括職務犯罪偵查情報信息搜集、公共信息查詢、常用偵查裝備使用等在內的職務犯罪偵查技術工作，為職務犯罪偵查辦案提供堅實的技術保障和支持，進一步推動職務犯罪偵查朝著專業化、科技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三）須注重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需求
客觀來講，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機制在實際辦案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查辦專案行動上的效果更加明顯。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建設主要包括橫向上的一體化和縱向上的一體化。橫向上的一體化主要要求打破各級檢察機關內部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分散局面，著力建構統一的職務犯罪偵查內部機構，統一和集中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縱向上的一體化就是要打破職務犯罪偵查在運行過程中的地區阻礙，進一步實現各地檢察機關在獨立辦案基礎上的協同偵查辦案。
為此，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中，不僅要建立和完善“職偵主任檢察官聯席會議機制”，而且應當盡快確立“職偵主任檢察官協同辦案機制”，進一步形成“協作有力、運轉順暢、統分結合”的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格局。具體來講：第一，在本院范圍內，科學調整職務犯罪偵查內設部門，有效整合職務犯罪偵查力量，統一設立科學合理的主任檢察官辦案組組織形式，促成有效的職務犯罪橫向一體化建設；第二，加強各級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協調配合，重點是加強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的領導，主要通過引領偵查、組織偵查、指揮偵查、協調偵查等方式，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下級檢察院職偵主任檢察官依法、獨立、規范辦案的基礎上，有效實現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領導、指導和引導。
（四）須保障職務犯罪偵查的獨立相對
相較于其他檢察權運行而言，職務犯罪偵查權運行的獨立性往往面臨著更易被侵蝕的危險。這是由于職務犯罪一般具有保護層厚、關系網密、干擾阻力大等顯著特點，從而導致一方面，職務犯罪偵查的獨立性非常容易受到檢察機關外部的不正當干預，比如，有些地方出現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被濫用為個別領導者和地方政府謀取小團體利益和不正當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獨立性也非常容易受到來自檢察機關內部的不正當干預，比如，有些上級檢察機關以“指導”、“領導”、“監督”等為名擅自插手或者干預下級檢察院的辦案，再比如，有些本級檢察機關其他部門負責人或者檢察干警對于職務犯罪偵查人員辦案的不正當干預。
獨立性是保障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得以有效發揮功效的“天然屏障”，“如果職務犯罪偵查機構沒有必要的獨立性去抗衡國家公職人員犯罪，那么偵查此類犯罪的效果必會大打折扣。獨立性是有效偵查的先決條件，也是有效偵查的基本保障。”筆者承認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強烈的行政屬性，但是絕不意味著否定職務偵查權應兼具判斷性、獨立性、親歷性、目的性等司法屬性，尤其在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權由檢察機關來行使，職務犯罪偵查人員也必須遵守“檢察官客觀義務”，保持相對獨立，做到客觀公正。因此，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的構建過程中應當倍加呵護職務犯罪偵查權運行的相對獨立性。在本級檢察院內部，要賦予主任檢察官充足的執行權和一定限度的決策權，滿足主任檢察官履職的需要，尤其是要重點處理好主任檢察官和內設部門負責人的關系，防止內設部門負責人在行使檢察行政管理權時，隨意干涉主任檢察官的正常辦案活動；此外，在處理上下級檢察院之間關系時，為了確保下級檢察院相對獨立地行使偵查權，應做到：一是要厘清上下級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的關系和權限，確保各自在法定范圍依法履行職權；二是改進上級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部門領導方式，既要采取“剛性領導”，實現職務犯罪偵查命令的“上命下達”，又要采取“柔性領導”，充分尊重下級檢察院，采取協商、勸告和認可的方式予以領導；三是賦予下級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以消極抗命權，下級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對于上級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部門違法指令，有權提請上級檢察院以指定管轄的方式將案件移交其他檢察院辦理，但是在上級檢察院作出決定之前，下級檢察院不得中斷偵查工作。
三、樣本素描：北京試點院的實踐分析
北京市A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A院）、北京市B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B院）、北京市C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C院）被確定為作為2014年全國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的三家試點改革單位。就各自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而言，由于三家單位職偵部門在人員數量、結構層次以及辦案數量等存在較大的差異，于是，改革試點實踐呈現出一定差異性（如表1）。在此，筆者僅以A院反貪部門主任檢察官制度的設計與實踐為主要研究樣本，對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的構建情況進行全面考察和深度分析。
（一）核心內容：優化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內部配置
相較其他檢察權而言，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非常強烈的“上命下從”的行政屬性。那么，在遵從職權特性和規律的前提下，如何優化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內部配置，通過適度“放權”，進而調動職偵部門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和提高偵查效率呢？對此，雖然北京市改革試點檢察院都認為在職偵部門應當實行“主任檢察官負責制”，但改革態度又都比較慎重。以A院為代表，其賦予主任檢察官的職權為：一是部分的偵查決策權，即主任檢察官有權直接對偵查活動的一些事項直接作出裁定，不需要報請檢察長（主管檢察長、局長）進行審批；二是具體的偵查指揮權，即主任檢察官有權組織、協調、管理本組成員開展具體的偵查活動；第三，充足的偵查意見權，即主任檢察官對于一些重大事項和在偵查環節具有終結性的事項，享有充足的意見表達自由，可以提出自己獨立的擬處理意見，供檢察長（主管檢察長、局長）進行審批；第四，其他經檢察長授權的事項。
關于部門負責人的權限劃定方面，三家試點院都規定了部門負責人可以兼任主任檢察官，此外，部門負責人有權分配案件、組織對主任檢察官進行業績考核、協調本部門與本院其他部門的業務關系、督促檢查本部門主任檢察官的履職情況。但是，A院對于一些具有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等重大事項以及在偵查階段具有終結性事項仍然實行“三級審批制”：(1)立案、不立案報告；(2)對犯罪嫌疑人采取變更、撤銷強制措施的決定；(3)公開進行初查或者首次接觸初查對象的決定；(4)對外偵查協作事項；(5)偵查終結報告及移送審查起訴、不起訴的意見或者撤銷案件意見。而B院和C院則完全取消了部門負責人的“審批權”，主任檢察官對于上述事項擬出意見后，直接報主管檢察長（局長）決定或者批準。
通過上述可以發現，北京三家試點單位都基本承認職偵部門負責人應具有一定的檢察行政管理權限，但是都又規定部門負責人本身就是主任檢察官，這樣很容易導致“檢察行政管理權”和“職務犯罪偵查權”仍然處于一種“交織狀態”，檢察行政管理權的天然擴張性很可能不斷壓縮職務犯罪偵查權行使的空間。此外，A院希望通過保留部門負責人關于業務上的部分審核權限，達到對主任檢察官的監督制約和保障案件質量的“雙重目的”，但是這也將導致可能出現以下問題：第一，部門負責人極有憑借上述權力任意干涉主任檢察官的辦案權，本來“放權”給職偵部門主任檢察官的較為有限的權力更無法得到保障；第二，這樣的權力劃分也將導致辦案職責的模糊，因為部門負責人既非親臨一線辦案，又不能最終處理決定，部門負責人這道“審核”程序既顯得尷尬，又顯得多余；第三，這樣的權力劃分極有可能導致主任檢察官辦案組演變成為一個個微型的“內設機構”，其實到最后還是還原成“三級審批制”，甚至“四級審批制”。
（二）組織架構：結合實際具體確定辦案組織形式
以A院反貪局為例，該局于2012年開始探索在兩個偵查處分別設置三個辦案組，并指定一名檢察員為組長，以組為單位進行辦案，并為各組設定考核任務，當遇到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時候，則由局長或者處長指揮臨時組成辦案組進行辦案。2012年立案數比2011年立案數上升了33.3%，2012年平均辦案天數比201 1年平均辦案天數少了約6.5天；2013年立案數比2011年立案數上升了16. 7%，2012年平均辦案天數比201 1年平均辦案天數少了約3.6天；2014年上半年立案數比2011年立案數上升了83.3%，2014年上半年平均辦案天數比2011年平均辦案天數少了10.3天。這種探索可以被看作為“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雛形，也為“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建設”做了前期鋪墊和預熱活動。為了保障改革的穩定性、連續性和一貫性，A院反貪局并未取消內設二級機構設置，仍然保留了一個辦公室兩個偵查處，在這三個處室下面，再行設置主任檢察官辦案組。辦公室內設置兩個主任檢察官辦案組，分別為偵查技術組和后勤保障組，而兩個偵查處分別設置三個辦案組，為每組配備約6-8名檢察干警，主要負責辦案工作（如圖l所示）。目前，這樣的主任檢察官辦案組組織方式基本形成了一個更加緊密、分工負責、協作順暢的“微循環”，較好地滿足檢察機關尤其是基層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辦案的需求。
但是，在對從事偵查信息技術、案件線索日常管理以及內部法制審查、偵查協作等檢察人員如何定位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存在“廣義說”和“狹義說”。其中北京A院和C院認為，案件線索管理、偵查協作以及偵查技術工作等都是辦案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應當設置專業類型的主任檢察官；而B院認為從狹義的角度理解，只有真正從事一線辦案的才能為其配備主任檢察官，而案件線索管理、偵查協作以及偵查技術工作等具有較為明顯的辦案輔質，不應當設置主任檢察官，其在實踐中設置“局長助理一職”，并配備局長助理組。上述的分歧反映出在改革試點初期對于職偵主任檢察官的定位、性質以及工作任務等存在不同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將直接影響到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的“特色之處”，需要予以慎重考慮。
（三）配套機制：保障主任檢察官制度的順利運行
1．初步構建選任工作程序
立足于筑牢主任檢察官制度的基礎，北京市改革試點院均成立了“主任檢察官任免委員會”（又稱“主任檢察官任免考核委員會”），具體負責對主任檢察官選任的日常工作。一般而言，主任檢察官選任需要經過以下程序：“個人申報”——“部門推薦”——“資格審查”——“組織考察”——“民主測評”——“黨組研究決定”——“對外公示”等，選任程序最大限度地體現出“公開、公平和公正”的原則，力求選賢任能，實現主任檢察官的“精英化”。不過，北京三家試點院對于所有崗位的主任檢察官統一了選任條件，并未將不同檢察職能部門主任檢察官的選任條件加以區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職偵主任檢察官選任條件的特殊性。如果沒有建立一套符合職偵部門崗位特色和需求的主任檢察官選任標準體系，很難保證所選任的主任檢察官能夠與職偵部門崗位相匹配，進而影響到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運行效果。
2．初步建立職務保障機制
為保障職偵主任檢察官職業穩定性和權力的有效行使，以A院為代表，在職務保障機制方面規定的最為全面仔細：第一，非依法定程序，不能隨意免去或者調離主任檢察官崗位；第二，主任檢察官在晉職晉級中享有優先權，比如規定本院檢察委員會委員、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正處級檢察員原則上從特別優秀的主任檢察官中進行選任；第三，落實主任檢察官崗位津貼制度，按照主任檢察官工作性質以及年終考核情況評定崗位津貼；第四，主任檢察官作為全院高層次人才享有一系列高層次培訓、進修、調研等優先權。客觀而言，在現有的體制之下，北京三家試點單位已經提供比較充足的主任檢察官職務保障。單就職偵主任檢察官開展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而言，上述的履職保障規定仍有一些欠缺之處：一是職偵主任檢察官的崗位津貼和其他部門主任檢察官的崗位津貼一樣；二是缺乏對職偵主任檢察官在履職過程中如何保障自身生命、人身、財產安全的相關規定；三是尚未關注到職偵主任檢察官在履職過程中相應的經費保障問題，比如偵查裝備更新換代所需要的經費問題等。總之，職務犯罪偵查運行過程中的高度風險性決定了職偵主任檢察官履職保障應更加充足。
3．注重加強監督制約機制
在北京三家試點院中，A院和B院專門就對于主任檢察官監督制約機制做了專門規定，其中A院在監督主體和程序上，明確規定檢察長、檢察委員會、“主任檢察官任免委員會”、本院案件管理、本院紀檢監察部門、各部門負責人以及辦案組成員從各自權限和工作角度出發對主任檢察官都具有監督權（如圖2所示）。但是，值得反思的是：一方面，從表面上看，檢察長、檢察委員會、主任檢察官任免委員會、案件管理部門、紀檢監察部門、部門負責人甚至辦案組成員都對主任檢察官行使職權具有監督權，但正是這種“多元化”的監督主體很可能造成監督力量的分散，監督責任的模糊以及監督程序的混亂，最終極有可能導致監督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偵查階段往往被認為是最容易引發辦案風險的階段，而上述所述監督機制中均未關注對職偵部門一些特有的監督制約機制構建問題。
四、構建的設想：建立協同發展的五項制度
主任檢察官制度是檢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檢察改革又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檢察改革必須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整體框架和要求下開展。這就要求我們在思考如何完善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時，應當站在更高、更廣、更深的角度來進行思考，構建符合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實踐的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
（一）在科學劃分偵查權權限基礎上實現優化配置
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構建成功與否的核心就在于職務犯罪偵查權能否實現科學劃分并優化配置。第一，對于檢察長（主管檢察長、局長）而言，其應享有偵查決策權和整體的偵查指揮權，其在辦案過程中所作出的有關指令，主任檢察官應當予以執行。第二，對于負責偵查的主任檢察官而言，其應享有偵查執行權、具體偵查活動的偵查指揮權、緊急偵查決策權以及充足的偵查建議權；對于負責信息技術的主任檢察官而言，其應享有偵查情報信息管理權、偵查裝備管理權；對于負責綜合保障的主任檢察官而言，其應當享有案件線索日常管理權。第三，對于內設部門負責人職權而言，筆者認為，可以適當借鑒我國臺灣地區主任檢察官職權的相關內容，我國臺灣地區的主任檢察官乃監督者，需要負責檢察事務監督、行政管理及法學研究等多層面的工作，尤以對檢察事務的監督職責最為重要。承辦案件的檢察官所涉的檢察文書，在由檢察首長核定之前，必須先經主任檢察官審閱，而這種審閱為實質性審查，需要通過閱卷文書審查是否存在應調查之事實尚未調查、事實之認定是否適當、法律見解有無違誤等，但是主任檢察官對于承辦案件的檢察官并無指令權，主任檢察官在審查中如果發現問題，不能做出相應處理，而應報檢察首長做出裁決。為此，可以借鑒上述我國臺灣地區主任檢察官的做法，將部門負責人的職權限定為：第一是行政管理權，即部門負責人應對除辦案業務以外的部門日常性工作進行日常管理，比如日常的隊伍建設、組織開展相關調查等；第二是有限的偵查監督權，即部門負責人應通過辦案系統或者調閱案件，對主任檢察官辦案活動進行監督，但是這種監督以不得侵犯主任檢察官獨立辦案為前提，發現問題后，應事先與主任檢察官進行溝通，如果意見不一致，應直接向檢察長（主管檢察長、局長）進行匯報。第三，對于主任檢察官辦案組成員而言，其應享有偵查執行權以及充足的偵查建議權。總之，應通過科學劃分各自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權限，實現職務犯罪偵查權優化配置的目標。
（二）在加強橫向一體化建設基礎上健全辦案組織
檢察機關的反貪、瀆偵部門分置模式在司法實踐運行已經出現的一些較為明顯的缺陷和弊端。為此，有學者建議，根據貪污賄賂類型犯罪與瀆職侵權類型犯罪在偵查方法、措施、及程序等方面的相同或者相似情況，可考慮按照統一、精簡、高效以及協同的運行原則，改革并重新設置機關的偵查機構，將反貪部門與反瀆部門進行機構合并，統一設立職務犯罪偵查局，實現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優化配置。同時，可考慮將現在的舉報中心調整到職務犯罪偵查局，并將檢察技術部門的司法會計、技術人員調整到職務犯罪偵查局。筆者建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應當整合職務犯罪偵查力量和資源，統一規范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加強職務犯罪偵查橫向一體化建設。在此基礎上，地方各級檢察機關職偵主任檢察官制度在構建過程中，應當實現反貪部門、瀆檢部門、職務犯罪預防部門三部門偵防力量的整合，取消內設機構，并且可以考慮按照所辦案件的種類、性質、難易程度等來科學劃分主任檢察官辦案組，并且應增設負責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主任檢察官，真正實現職務犯罪偵查橫向一體化建設，實現對于職務犯罪的“打防結合”。
必須建立起“該統則統、該分則分、統分結合”的辦案組織結構體系。筆者建議，可以根據案件線索的難易程度，在線索評估過程中，劃分為A、B、C、D四個基本等級，按照這四個基本等級確定辦案所需要的主任檢察官辦案組組數和人數，從而進一步科學合理配置主任檢察官辦案組的人力資源，提升辦案效益。（如圖3）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各院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來靈活和具體地確定辦案組。
（三）在堅持選任標準統一性基礎上滿足特殊需求
檢察機關主任檢察官選任標準應當具有若干共性條件，以實現主任檢察官選任制度的統一性、規范性和科學性。在此基礎上，還應當關注各個業務崗位上主任檢察官選任標準的特殊性，以保障所選任的主任檢察官既符合自身所在崗位的業務需求，又突出主任檢察官這一群體“精英化”的主要特征。在中國語境下，職偵主任檢察官應當具備堅定的政治素質、良好的職業操守以及較好的群眾基礎之外，對職偵主任檢察官的選任標準應注重圍繞職務犯罪偵查崗位的特色需求來予以精心設計，將主任檢察官關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業務能力”作為選任的核心標準之一，以區別于其他部門主任檢察官的選任條件，不斷促進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主任檢察官隊伍建設朝著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發展。具體而言：第一，職務犯罪偵查能力，即主任檢察官應當具備較強的職務犯罪偵查基本主觀能動條件，其包括較強的觀察能力、思維能力、應變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等；第二，職務犯罪偵查經歷，即主任檢察官應當具有從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一定年限要求，筆者通過對全市30余名一線職務犯罪偵查人員進行訪談，統計得出其獨立承辦案件前在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工作年限為五年以上，據此，筆者認為，職偵主任檢察官連續從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年限應不低于五年；第三，職務犯罪偵查綜合素能，即主任檢察官應當具有履職的必備條件，包括良好的身體素質、過硬的心理素質，以及廣博的社會知識等；第四，主任檢察官選任標準體系設計可以考慮和現有的職務犯罪偵查人才庫建設相銜接，即進入高檢院一級偵查人才庫、省級院二級偵查人才庫以及市級三級偵查人才庫的檢察干警在同等條件下具有優先選任主任檢察官的資格。
（四）在推進檢察權去地方化基礎上加強履職保障
2009年開始，新一輪的司法體制改革和檢察改革推進了檢察經費和保障體制建設，比如以落實政法經費保障體制改革為重點，進一步提高了全國檢察機關的檢務保障水平；推進檢察機關信息化建設，提升檢察工作科技含量。在新的一輪檢察改革中，主任檢察官制度能否具有長遠的生命力，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履職保障能否充分實現。目前來說，檢察權去地方化成為一個主流觀點，其認為“比較現實與直接的改革方案就是將人權、財權收至省級統一管理”，應當來講“這種改革方案著眼于人權和財權對于保證檢察權依法獨立行使的決定性作用，直接指向導致檢察權地方化的兩大病因，具有加強的針對性。”因此，在推行此項改革中應當將如何加強職偵主任檢察官履職保障作為重要考慮內容，具體來講：一是要改革檢察官職務薪金制度，探索建立同公務員法相協調，符合檢察官職務等級要求的檢察官薪金獨立序列制度，從頂層制度設計解決基層檢察官辦案量大、責任重、待遇低等突出問題，真正落實“從優待檢”，尤其是對于主任檢察官的薪酬應當與其他檢察人員、檢察輔助人員以及檢察行政管理人員適當拉開。二是賦予職偵主任檢察官履職必要的權力，其主要包括賦予其在職務犯罪偵查緊急狀況下的臨時決策權或者處斷權，以及對于上級檢察機關或者檢察官具有一定范圍內的消極抗命權，以進一步保障主任檢察官履職的相對獨立。三是建立職偵主任檢察官人身安全保障機制，即主任檢察官在履職過程中遭到打擊報復并且面臨生命人身安全時，依據主任檢察官的申請，為其調動工作崗位，異地安排工作等保障，以及給予適當履職經費補貼等。四是建立和完善符合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特點的偵查經費保障制度，不僅應將辦案出差、偵查協作、追逃追贓等納入到相應的預算中來，而且應將偵查裝備更新換代的經費也納入進來，為職偵主任檢察官履職提供充足的經費物質保障。總之，在推進“省級以下人才物統管”改革試點過程中，應注重通過真正建立和完善符合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規律特征的主任檢察官履職保障制度，真正促使職偵主任檢察官在職務犯罪偵查中養成“敢于負責、勇于負責、善于負責”的執法作風、工作態度以及職業素養，進一步提升職務犯罪偵查辦案能力和水平。
檢察機關履職報告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 社區矯正 執行監督 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在刑罰逐步走向人性化、寬緩化的當代世界，將罪犯監禁起來進行改造不再是唯一的方式。將符合一定條件的罪犯置于社會之中，由相關機關主導，在社區矯正組織下對罪犯進行教育、幫助，使之人格健全回歸社會的刑罰執行方式，我們稱之為社區矯正。
社區矯正體現了對罪犯的人道主義精神，但同時它也帶了一系列問題。將本該在監獄或看守所服刑的罪犯放置于社會，監管力度不夠強，風險成本高，對罪犯預期的矯治效果也并沒有太好。在追求刑罰輕緩、刑罰經濟的目標下，我們可能犧牲了刑罰的有效性。刑罰沒有效果，也就失去了制定刑罰的意義。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的檢察機關，為保證法律的順利實施，是刑罰執行監督當仁不讓的主體。但是自2003年社區矯正試行以來試行的情況看，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等為確保社區矯正順利進行制定了細則，但是監督力度依然有待加強。
二、存在的問題
（一）社區矯正本質問題
這里要闡述的社區矯正的本質是針對剛性、軟性而言的。毫無疑問，作為刑罰的執行，社區矯正必然是一種剛性手段。但是作為非監禁刑與監禁刑比較而言，社區矯正是一種軟性手段，無論是執行者還是被執行者都不是很重視它。社區矯正一般要求“月報到、月匯報、月學習、月勞動”，但是真正做到的很少。對沒有達到要求的社區矯正人員，監管工作人員最多也只能是對其進行思想教育，沒有其他懲罰措施。至于社區矯正結束后的評估報告更是沒有約束力。社區矯正人員作為有前科之人，自然不能從事國家公務工作，在外務工，也很少有企業會調取相關檔案，因此，檔案對其基本沒有約束力。
（二）監督對象的范圍待明確
實踐中，監外執行對象統稱為“五犯”，包括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剝奪政治權利和被決定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五類罪犯。關于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是否屬于社區矯正的對象，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對此予以了肯定，但是根據2012年3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社區矯正對象的范圍已經不包括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對象。《辦法》第32條規定“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可以自愿參加司法行政機關組織的心理輔導、職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活動”，由此可見，辦法對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并沒有要求其必須接受矯正的剛性規定，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不再屬于社區矯正的對象。
（三）社區矯正各環節存在的問題
1.缺乏事前監督機制
社區矯正是將本應置于監獄服刑的人員放置于社會進行改造，具有一定的風險，因此適用的時候應當慎重。特別是宣告緩刑、假釋的犯罪分子，雖然法院基于各種原因給予這類人監外服刑的機會，但是也有這類罪犯并未吸取教訓。監外服刑罪犯又犯罪、或者嚴重違反服刑期間應當遵守的規定或相關法律法規而被收監執行的，都是緩刑犯或假釋犯。這表明，對某些罪犯適用社區矯正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應當采用收監執行的方式。
《辦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監獄對擬適用社區矯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調查其對所居住社區影響的，可以委托縣級司法行政機關進行調查評估。”社會調查評估是一項軟性規定，這就為社區矯正的決定提供了很大的彈性。是否進行調查評估完全由相關機關（法院、監獄）決定，檢察機關對這方面的監督基本處于空白。在社區矯正工作開展以來，G區檢察院沒有在法院、監獄適用緩刑、假釋之前得到過相關通知。只是得到了最后決定結果的通知。
2.各執行環節存在的問題
（1）交付執行。交付執行要求“人”、“書” 俱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有見書不見人，或見人不見書。交付執行一般是法院、監獄告知社區矯正人員應當到相關部門報到的事項，并將法律文書抄送有關部門，由社區矯正人員帶上相關法律文書到司法行政機關或公安部門報到。暫予監外執行比較特殊，由監獄工作人員將社區矯正人員送交到司法行政機關。在前一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人”或“書”不在的情形。有法律文書已到相關部門，但社區矯正人員卻沒到；有社區矯正人員來報到，但是相關部門沒有收到法律文書。出現書到人未到的原因有社區矯正人員未按時報到、社區矯正人員到公安機關報到卻未到司法行政機關報到。
（2）矯正監督。社區矯正執行中存在的問題。一是漏管現象比較多。在G區，2012年3月，因工作交接，由公安部門向司法行政機關移交社區矯正工作，出現大量在冊卻沒報到的人員。經過1年的查找，仍有78名人員處于漏管中。二是脫管。脫管現象相對漏管現象較少，但是一般出現脫管現象就表明事態已比較嚴重，而檢察機關對此了解的情況一般比較滯后。例：徐某，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緩刑，緩刑期間，又因尋釁滋事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公安機關向人民檢察院提請逮捕徐某，檢察院偵監部門審查發現：徐某不構成犯罪不予逮捕。同時查明，徐某處于緩刑期間，偵監部門便將線索提供給監所檢察部門，這才使監所部門得到相關線索。最后監所部門向司法局發出檢察建議將徐某收監執行。從徐某尋釁滋事到被收監執行前經過3個月，檢察機關沒有得到任何關于徐某尋釁滋事行為的線索。這說明在徐某的社會矯正過程中存在脫管而未被發現的情形。三是監管手段并未嚴格按照《辦法》規定。中國社會情況比較特殊，外出務工人員增多，流動性較大，存在于這一人群的犯罪幾率也較大。社區矯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司法行政機關報到后，便申請要到外地務工，不然家里沒有生活來源；也有未成年犯的父母在外地打工，要求將孩子待在身邊進行教育的情況。
（3）變更執行。一是收監執行工作不及時。社區矯正人員由于未遵守關于社區矯正的相關規定或者不再符合一定條件需要收監執行，但該項工作一般進行的不夠及時。其中有執行機關沒有認真履職，遲遲不執行的原因，也有如前（2）所述，監管不力，信息不暢的原因。二是監外執行罪犯減刑程序未啟動。從G區的情況來看，自2007年以來，G區沒有辦理過監外減刑案件。
三、解決的對策
社區矯正作為刑罰的一種執行方式，既要體現其存在的人道主義、人權主義，當然也必須體現刑罰的莊重性、嚴肅性。
（一）確保社區矯正的剛性性質
確保社區矯正的剛性性質必須由法律、法規對其進行規定。要做到社區矯正人員認真對待這一刑罰執行方法，就要讓其知曉其行為表現與將來的利益密切相關。例如法律可以規定：社區矯正人員在矯正期間雖沒有重大違法以至于變更執行的情況下，司法行政機關根據情況可向法院提出延長執行期限，不對其決定終止執行；社區矯正人員最終解矯后仍然可以作為監控對象的，可以由公安機關戶政部門對其身份信息進行污點標注，以起到警示作用。
（二）明確社區矯正對象的范圍
根據刑法與新刑訴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監外服刑犯不再是社區矯正的對象。2012年3月份的工作交接，將剝政犯交由公安機關戶政部門管理正是對這一改變的回應。但是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監督中仍然將剝政犯列入監管范圍是不合理的。第一，對每月、每季度進行剝政犯的統計是一項繁瑣的工作，對本來就任務多、人員配備少的監所檢察科是一各負擔；第二，公安機關對剝政犯的監督頁無非是登記信息，并沒有社區矯正的各項矯治規定，檢察機關再對剝政犯的信息統計無疑是一項重復工作。所以，將對剝政犯的監督檢察劃出是合理的。
（三）建立各環節同步監督機制
1.檢察機關應當作為社區矯正決定的參與者。有參與才能了解社區矯正的整體過程。緩刑犯在緩刑期間又犯罪或者雖未構成犯罪但是其行為嚴重違反行政法規甚至進入刑事程序，只是因為未構成犯罪被終止，這說明當時對該罪犯做出社區矯正的決定是不夠妥當的。當然，資源有限，檢察機關不可能對所有社區矯正的決定進行同步參與。但是在本地出現的社區矯正決定應當參與。法院、監獄在決定對罪犯判處緩刑，決定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都應當要求檢察機關列席。法院、監獄機關決定對罪犯進行社會調查的，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將調查結果抄送檢察機關。對故意犯罪，即使符合決定社區矯正的條件，檢察機關也應當做好建議工作，防止出現符合法律條件卻與現實相悖的畸形產品。
2.做好交付執行工作。為杜絕“見書不見人”或“見人不見書”的現象發生，就必須做好交付執行銜接工作。核實社區矯正人員居住地、告知社區矯正人員接受社區矯正的義務并且應在規定的時間內到其居住地司法行政機關報到、人民法院在其判決、裁定生效起3個工作日內向司法行政機關送達判決書、裁定書、決定書等法律文書，同時抄送其居住地的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暫予監外執行的社區矯正人員由交付執行的看守所、監獄將其送押至居住地、社區矯正人員未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報到的，司法行政機關應當組織查找，公安派出所在班里社區矯正對象相關手續時，應當詢問矯正人員是否已到執行地司法行政機關辦理社區矯正登記手續。只有嚴格按照交付的規定工作，才能真正確保交付執行的順利進行。
檢察機關履職報告范文第3篇
8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消息，檢察機關分別以涉嫌罪對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主任武岱、港口管理處處長馮剛、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原副局長李志剛、天津市安監局副局長高懷友、濱海新區安監局局長曹春波、濱海新區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副局長朱立明、天津海關副關長王家鵬、天津港公司總裁鄭慶躍及總裁助理李洪峰、安監部副部長鄭樹國依法立案偵查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以涉嫌罪對交通運輸部水運局副巡視員王金文依法立案偵查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一時間，檢察機關如何查處重大事故中的瀆職等犯罪為公眾矚目。
檢察機關同步介入事故調查已成常態
據《方圓》記者了解，“8?12”事故發生后，事故所在地檢察機關――濱海新區檢察院第一時間向天津市檢察院報告了相關情況，天津市檢察院領導高度重視，迅速組織有關職能部門人員趕赴現場，按照天津市的統一部署要求做好了解情況、調查原因等工作。
從8月13日起，在天津市檢察院的組織領導下，濱海新區檢察院、濱海新區塘沽檢察院、濱海新區漢沽檢察院、濱海新區大港檢察院已抽調百余名檢察人員投入事故救援、處置工作。在此次事故中，濱海新區檢察院和濱海新區塘沽檢察院也有3名檢察人員受輕傷，2名檢察人員家中受到不同程度損毀，但兩個院的全體檢察人員仍堅守在工作崗位上。駐所檢察工作也受事故影響。比如受爆炸事故波及，天津港公安局看守所輕型材料屋頂塌陷，部分玻璃震損，濱海新區塘沽檢察院駐所檢察人員立即協助看守所做好穩定在押人員思想情緒等工作，確保在押人員思想穩定，看守所監管秩序正常。
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于世平表示，檢察機關將繼續增派人力投入到救援處置工作中，同時認真做好依法開展調查的各項準備工作，搜集掌握第一手資料證據，做好事故分析研判。
在地方檢察機關參與救援處置工作的同時，最高檢也在第一時間派員趕赴事故現場，與天津市檢察機關組成檢察調查專案組，一起分析研究檢察機關介入事故調查的方案和措施，及時收集有關證據材料，并協助政府部門做好事故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
無論是“7?23”溫州動車事故，還是“3?29”吉林八寶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再到“8?12”天津港重大火災爆炸事故，每逢有特別重大安全事故發生，最高檢都會在第一時間派員趕赴現場。檢察機關同步介入特大責任事故調查已成為常態。
特大事故由最高檢派員調查
根據2007年施行的國務院《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的規定，按照生產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事故一般被劃分為特別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4個等級。
之所以要將事故進行分級，是因為針對事故的調查最終要按事故級別來由各級政府部門分別組織調查。特別重大事故由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有關部門組織事故調查組進行調查，重大事故、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別由事故發生地省級人民政府、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縣級人民政府負責調查。
根據以往的慣例，如果發生了特大事故，國務院成立調查組時會向最高檢發出邀請，最高檢則會及時派員參加事故的調查。如果發生的是重大事故，最高檢都會實行掛牌督辦，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有的重大事故有重大的社會影響，最高檢也會派員趕赴事故現場參與或指揮事故調查。
“特大事故”一般由最高檢直接派員介入。2011年7月23日，震驚中外的動車事故在浙江溫州發生，事故造成了40人死亡，200人受傷，一時之間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溫州動車事故作為特大事故，在發生后立刻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國務院迅速成立了調查組。受國務院邀請，最高檢直接委派重大責任事故調查辦公室參與了此次調查，這也是最高檢重大責任事故調查辦公室成立之后第一次參與辦理特大事故。據介紹，最高檢重大責任事故調查辦公室針對這次事故調查了一年多的時間，辦案檢察官僅在溫州就駐扎了一月之久，多次往返于上海、合肥、武漢等地取證，在鐵道部、國資委和鐵路通號集團之間來回奔波辦案。
對于重大事故，除了掛牌督辦，在是否直接派員參與調查事故的問題上，最高檢更多的要考慮事故的社會影響。比如2012年12月24日，江西省貴溪市春蕾幼兒園接送學生的面包車發生落水事故。由于該事故系當年《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獲得通過并開始實施后發生的首例校車事故，社會關注度很高，最高檢亦直接派員參與了事故調查。
介入模式：檢察機關也有專案組
實踐中，每當特大安全事故發生后，相對于國務院多部門聯合組成的事故調查組，事故所在地的檢察機關也會相應成立由多級檢察機關聯合組成的專案組介入事故調查。在突發事故面前，如何快速反應，及時組織多級檢察機關的力量，從而迅速有效地發現和查處瀆職犯罪，從最高檢到地方檢察機關，目前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
8月17日，針對“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的調查，最高檢瀆職侵權廳就和天津市檢察機關有關人員組成了檢察調查專案組，全面啟動事故調查工作。專案組的組長由天津市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史建國擔任，專案組成員涵蓋了最高檢、天津市檢察院、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濱海新區區院、濱海新區塘沽院等四級檢察機關的領導和干警。四級檢察機關的成員一起分析研究檢察機關介入事故調查的方案和措施，及時收集有關證據材料，并依法嚴查事故涉嫌的、、徇私枉法等職務犯罪，對構成犯罪的涉案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由多級檢察機關組成的專案組介入事故調查，優勢很明顯。比如，有利于強化辦案組織和辦案力量，研究和部署調查方案和策略更為周密，專案組內部分工較為明確，外部協調合力較強，最高檢和省級院會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專案組適當的支持。”一位參加過特大事故調查的檢察機關專案組檢察官分析說。
檢察機關率先立案調查
8月27日，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廳長李文生表示，專案組已初步查明天津爆炸案中的失職瀆職責任人員，下一步將做好已經立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的調查取證工作；其次，繼續深挖事故所涉案件線索，對涉及職務犯罪的都要依法立案偵查；三是徹查瀆職犯罪背后的貪污賄賂犯罪，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及時回應社會的關切。
“按照以往的慣例，事故調查組會集中收集與事故相關各單位及其相關人員職責及履職情況的書證材料，這些資料對檢察機關前期調查工作很寶貴、很重要。每起事故涉及法律法規和事故所在地出臺的規章制度都不盡相同，此次天津港爆炸事件就涉及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和港口管理等的專業法規條例，檢察機關專案組必須結合事故的本身來研究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明確事故責任單位的監管職責范圍，才能由此打開相關瀆職犯罪的切入口。”前述參與過重大事故調查的檢察官分析說。
“以往國內對重大責任事故的調查，都是先由國務院組成調查組，認定事故性質、查清事故責任單位及責任人之后，再將涉嫌犯罪的責任人移送司法機關。但是這次不同。目前還沒有任何責任人被給予紀律處分的消息，檢察機關就率先公布了對事故責任人立案調查和采取強制措施的決定”，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教授馬特認為這是一種突破，使刑事調查提前到了和行政調查同步進行。
檢察機關履職報告范文第4篇
一
服務大局是檢察機關在司法活動中必須牢固樹立的觀念。我們響水縣檢察院在2007年設立“企業維權崗”的基礎上，每年都出臺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措施。今年初，在深入企業、鄉村、社區調研分析的基礎上，制訂出臺“檢察工作服務民生保障發展二十項措施”，分別對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訴訟監督、強化自身監督等方面提出了具體明確的做法，縣委書記和市院檢察長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全縣各單位學習借鑒、在全市檢察機關推廣。
為了使這些措施得到有效落實，我院克服案多人少等困難，除在履行職務犯罪偵查、刑事公訴和訴訟監督等職能過程中體現服務發展保障民生的要求外，集中時間、集中精力開展具有檢察部門特色的服務活動。近年來，先后開展了“檢務進鄉村、法律送農家”百村千戶行、“牽手致富、共建和諧”等活動，為地方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作出了檢察機關的新貢獻。
我院以提升法律監督能力和水平為核心，廣泛開展崗位大練兵、技能大比武、素質大提升活動。努力提高為大局服務的能力。近年來，先后開展“案件質量推進年”、“業務素質提高年”和“主題學習月”等專題活動。努力提升干警的業務素質和技能水平。同時，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試行干警聯系重點企業制度，結合辦案，幫助企業研判形勢、排除風險。通過邀請企業家到院講解企業經營狀況、分析經濟形勢，開設檢調對接講壇。選派12名檢察官擔任農村法制輔導員等活動。促進服務發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能力的提高。
二
把服務大局的舉措融入到具體的檢察工作中去，要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對檢察機關職權范圍的事項。我們力爭做到吃透上情吃準縣情，迅速出臺措施、快速組織實施，重點是立足職能、強化服務手段，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按部門、按時序進行任務分解。分管領導和直接責任人分層啟動，限定完成時間。建立推進落實定期會辦制度，各負責人定期匯報工作進展情況，分析原因，協調解決落實過程中的相關問題。
我們走效能化、精品化辦案之路，舉全院之力，集干警之智，全力服務縣域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繼續以“企業維權崗”為有效載體，響應策應服務企業工作，密切與“企業維權崗”成員單位的聯系，通過“檢維企權、企有法護”活動，以案釋法，提供咨詢，調處矛盾，結合有關涉企案件的辦理，幫助企業“把脈”管理制度的漏洞，提出具體的檢察建議。建立風險排查機制和應急預警機制，及時對經濟形勢變化給區域穩定帶來的不利因素進行全面分析研究，對屬于檢察職能范圍內的事項。積極介入，細致工作，有效化解；對需要引起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有關部門合力解決的問題，及時向黨委報告，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緊密配合有關部門做好工作。對發生影響企業生產經營、侵害企業職工利益、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的敏感案件或者可能激化新矛盾的涉檢案件，堅持做到早接訪、早處置、早化解，確保及時妥善處理。
三
檢察權必須始終用來為人民服務，在執法辦案中，我們積極探索，通過強化法律監督緩解民生矛盾，破解民生難題，以實際行動踐行“立檢為公，執法為民”的檢察工作宗旨。
在工作中做到“四堅持、四統一”。即：堅持打擊犯罪與服務大局相統一，樹立護民理念；堅持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相統一，樹立親民理念；堅持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樹立利民理念；堅持勤奮履職與積極助民相統一，樹立惠民理念。
檢察機關履職報告范文第5篇
一般監督權作為我國檢察機關的一項工作職能，最早見于《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1951年9月）及1954年憲法。過去，在一般監督權的行使方面，檢察機關由于認識上的差異，導致社會各階層的政治需求與檢察權的一般監督職能產生現實沖突，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檢察機關在1967年被撤銷，其職權由公安機關代為行使。1978年恢復重建后，檢察機關對一般監督權的理解趨向保守、回避，檢察監督權更多被理解為訴訟程序中的職權執行，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檢察權的行使趨向于個例化、具體化。但與單純辦案業務不同，檢察預防工作作為檢察機關的一項基礎性業務工作，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工作所涉及的對象范圍更為寬泛，從工作屬性上具有對業務檢察工作個例化、具體化的否定。基于此，關于檢察預防權在一般監督領域的前瞻性理解，必將對預防實踐發揮很重要的影響。
一、檢察預防權所適用主體屬性的再認識
檢察預防權的工作范圍，從根本上并不必然被理解為等同于檢察機關自偵案件工作范圍，其并不為后者所囿，這是對預防權業務觸角所涉范圍再認識的一個前提。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范圍涵蓋貪污、賄賂、瀆職侵權責任等七大類五十二個罪名，作為實現檢察（偵查）權的業務部門，其業務范圍自然為法律所界定，明晰的權責分屬有利于職能的履行和義務的承擔，而檢察預防部門是否必然以自偵部門的行權范圍為界限是存有疑問的。預防各項工作規定的散見，并未明確指出這一點，因此對預防職責范圍理解上的窄化，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感性的判斷、一種歷史角度上的“自我約束”，盡管預防部門的歷史淵源與自偵部門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總體來說，概念上更多體現在悖職性這一根本，而此類特點并不為自偵案件主體資格人群所獨有，且預防權所強調的“制度漏洞”、“風險預警”等概念本身就不具有個體屬性，以個案為基礎開展預防工作固然可行，卻只能是一種社會利益受損之后的彌補和挽救，無法在更廣的視角、更深的層次上調整預防策略。至于一般監督概念本身具有的社會風險，檢察權在監督權實現過程中目前基以體現作用的公訴權、偵查監督權、控告申訴權等，謹由具體化、個體化的角度，依然體現著檢察權的現實實現，或稱檢察預防權監督范圍的適度調整并不在總體上改變目前以刑事訴訟為主體的“法律監督”的性質，所以在不脫離自偵前提下納入其他職能，延伸自偵視角看待檢察預防權，是預防權走向深入的一個認知前提。
二、檢察預防權面對經濟轉型行權的再適應
檢察機關的主要任務是更好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人民群眾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我國《憲法》第12條規定：“……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刑法》對公共財產的范圍規定為：“(一)國有財產；（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三）用于扶貧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產……”，從業務分工上，檢察機關更多側重于保護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及國有資產，具體地講，其保護的主體主要還是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在近一段歷史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發生越來越劇烈的變革，國有企業本身也在經歷著轉型、改制的重要轉變，而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侵害國有資產權益、損害廣大職工合法權益的賄賂案件，而這類案件在適用法律方面目前存在著一定的困擾。目前關于國有企業改制改變為國有控股、參股企業貪污、賄賂類的法律解釋主要有三項，分別為：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5年《關于如何認定國有控股、參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國有企業、企業人員的解釋》，從上述司法解釋的內容來看，對國有企業與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屬性上是區別對待的。盡管在司法實踐中，上述司法解釋的精神與實務仍存在一定的距離，但這就存在一定的法理理解上的問題。現實生活中，股份制企業轉型的步驟加快，適應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各種經濟體不斷涌現，國有資產在這些新型經濟體中所起的作用也日趨復雜，單純以國有控股、參股企業中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來劃分管轄就有與現實脫節之虞，預防權的行使也會面臨無法取舍的被動，在極端的事例中，對于某特定經濟實體在轉型過程中發生發現的問題，預防職能部門就會無所適從。
多種經濟體制并存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各自的作用，盡管經濟體制不同，類別屬性不同，但其相對于社會來說均履行著平等的社會義務――依法納稅以及其他相應的社會責任，從而使其具有內在的要求權利平等的需求。目前，檢察預防職能行權涉及范圍的“自適應”應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三、檢察預防范圍標準劃分的再明確
檢察預防對象的范圍，受限于預防活動的幾種方式，預防教育、預防咨詢、檢察建議、行賄檔案查詢、重點工程預防、調查等，并不能完全涵蓋預防工作本應涉及的范圍及領域，如預防工作更傾向于與自偵案件辦理同步，側重于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具備主體資格人，而對于主體資格人的相對方，目前仍未找到一種有效方法進行預防。目前的預防手段與此有關的行賄檔案查詢工作，盡管涉及相對方，但其預防功效發揮作用的仍然是主體資格人，而對相對方，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懲罰性而非預防性。再如學校職前教育，尤其對高校即將畢業走向社會的學生這一最大的“業前人群”缺乏應有的普遍性預防宣傳也是一大缺憾，由于檢察預防天生具有的涉案性、主體相關性，對學校教育仍未主動介入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事實上，從檢察預防防控“悖職性”這一理論出發，對職務犯罪預防主體相對方，對學校的職前教育等領域，預防權應更主動觸及。
四、檢察預防能動的底線與職責的再調整
作為檢察一般監督權的行使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對監督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注意力失衡，如只強調前者會導致無形中的自我孤立，而只強調后者則會導致監督的名存實亡。預防在一般監督領域上的能動尤其要避免這一點。首先，預防工作要始終以“職務性”為出發點和底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預防對象主體的身份有“泛化”、“弱化”的可能性，但其“職務性”不但不能被弱化，而是相反要大力加以強化，只有以職務性作為自身履權的指南，預防工作才會真正達到有的放矢、有力有節的效果；相反，擺脫了“職務性”這一最后的約束，預防就會逐步走向傳統意義上的一般監督的死路，弊遠大于利。其次，預防工作始終要以辦案工作作為軸心，辦案工作是檢察機關基于職責的根本，離開辦案，預防工作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脫離了辦案而單純預防、創新都是失效的，那將會是本末倒置。最后，預防工作對體制的依賴，要順勢而為，借勢造力。檢察預防與其他檢察職能的相同點是都可以發揮自身職能作用的方式參與到社會管理創新，但最大的不同在于盡管個案的成立是預防開展的重要導引，但并非必要條件，這也就意味著檢察機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個案辦理的狹義限制而以預防的角度介入到社會管理創新的進程中。
五、檢察建議等具體行權
方式的再討論
從理論上講，檢察預防權與其說是一種權力，不如說是由檢察權派生出的一種責任，其根本的特征是并不完全以國家強制力為行權保障。實際上，在檢察預防業務具體開展中，更多的是以與預防對象相互協商、相互配合的方式開展的，以目前檢察預防具體行權方式來講，主要包括檢察建議、預防調查、預防咨詢、行賄查詢、重點工程預防、警示教育等，其中，以檢察建議的適用較為普遍，從一般監督的角度出發，預防部門使用這一手段，應更多立足于對客觀現實矛盾性的分析，以客觀事實（辦案實踐、預防實踐）而不僅是案件事實來分析、預判并提出具體的解決手段。換言之，以預防目的出發的檢察建議的現實適用，本應跳出狹義的基于某種特定法律事實的制度調整層面，而應在以預防咨詢、預防調查的基礎上體現出檢察預防在體制調整乃至法律調整上所應發揮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預防咨詢以及預防調查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對基于此種目的的預防檢察建議的實際效果（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就預防實踐來講，預防措施中除上述六種具體形式外，目前使用的專項報告的內涵表述似乎更能體現出這一作用，而檢察建議書從形式上看更為適合。盡管目前檢察建議本身并沒有強制力，然而這一廣為人所詬病的“缺陷”體現在這一目的當中，卻不失更具有社會現實性，從反面來講，也是對現實社會風險的一種理性規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