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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傳統的語文教學方法多以傳授現成知識為主要目的,視學生為單純接受知識和記憶儲存的容器,因而主要是注入式教學法。它的特征被概括為“三中心”,即以教師為中心,教材為中心,課堂教學為中心。其致命弱點是:強調教師如何去教,束縛了學生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發揮;忽視了學生在教學這一特殊認識過程中的主體作用。新時期廣大語文教師正是以糾正這種錯誤偏向為突破口,進行不斷實踐,創造出許許多多富有時代色彩的教學方法。對此進行綜合考察發現,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1.強調教與學并重
新的教學觀念認為,學生也是教學方法的主體,教師的教法歸根到底是通過學生主體活動來獲得效能。學生這種主體地位的確立,引起人們對學法和學法指導的重視。許多語文教師都重視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教師引導下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從而使學生學會學習。象錢夢龍教師的“‘三主’‘四式’語文導讀法”、魏書生老師的“課堂六步教法”等,既重視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又注重調動學生主動學習和探索的精神。教師的教法和學生的學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學生的學法,也是教師教法的體現。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是給學生現成結論,而是給學生激勵、點撥、啟發、引導,教會學生如何學。教和學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是教學并重。強調教與學的辯證統一,既重視教師教的方法,也重視學生學的方法,這是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的首要特征。
2.注重智力與創造力的培養
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是以發展學生智能為出發點,它的核心是發展學生的創造力。為創造力而教,為創造力而學,是現代與未來社會對人才質量的規定。廣大語文教師順應這一社會發展的要求,把開發學生智力、培養創造力放在教學方法改革的重要位置。如陳鐘梁老師的“問題教學法”、洪鎮濤老師的“語文教學八字法”等等,都是通過創設一定的情境和活動,激發和引導學生積極思維,主動探索、發現,盡量地發展學生認識的可能性,提高學生的智慧潛力,培養他們在掌握知識的過程中進行研究、探討和創造的能力。發展學生的智力和創造力是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的基本特征。
3.突出教學方法的情趣性
教學方法本身具有“刺激”功能。它的用途不僅在于傳授知識,還在于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引起他們對解決各種問題的興趣,刺激學生思維的積極性。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注重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積極的參與意識,變苦學為樂學。同時,還十分重視學生的學習情緒、體驗在學習中的作用。在教學中教師創設一定的情境,或利用一定教材內容和藝術形式,使學生通地體驗客觀事物的真、善、美來陶冶性情。比如李吉林老師的“情境教學法”就是借助各種手段,讓學生在一種愉快的環境中充分調動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和諧作用,造成一種最佳的心理狀態,發揮學生潛力,高效率地學習,從而“帶來兒童知識、能力及心理品質的協同發展和令人愉快的效果”。重視學生學習興趣和情趣生活是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的一個顯著特征。
4.重視教學方法的綜合優化
傳統的講授法、談話法等都只是一種單一的具體方法,教師在教學過程的某一階段單獨使用。從整體觀點看,傳統教學方法的單一性,難以適應當代語文教學任務的多方面性和綜合性。因此,教學方法必須由多因素構成,使具體的不同的教學方法按教學的需要和一定規律排列組合,使之互相取長補短,以發揮整體綜合效應。如黎世法老師的“六課型單元教法”、上海育才中學的“八字四步教法”等等,都是把多種教學方法綜合運用,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方法。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的這種“整體化”特征,使其與傳統教學方法的單一性、具體性區別開來,成為自身的又一重要特征。
二
隨著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人們會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對教學方法進行新的探索,但就宏觀而言,以下幾方面值得注意,它們將是未來語文教學方法發展的大趨勢。
1.追求教學方法運用過程中的教學民主性
教學方法是一種教學主體相互作用的活動方式。教學方法主體(學生和教師)間相互作用表現為兩者之間對教學方法使用和控制的互動性。師生都有主觀能動性,他們互為認識的主體,他們互相認識、互相合作對教學方法的實踐和運用起決定作用。教學方法主體間的互動性使人們認識到只有當師生配合默契、合作和諧時,教學方法才能最有效地實現“教學相長”。而教學主體間相互合作和諧則表現為教學方法運用過程中的教學民主性,即師生在教學方法的運用上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民主合作精神的發揚,能促進教學方法更適用于學生創新和探求能力的培養。魏書生老師民主化教學的探索表明,師生之間相互作用的和諧性,直接影響教學方法運用的效益,乃至影響整個教學效果。因此,探索如何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創設融洽的民主氣氛,追求教學主體相互作用的和諧性,將是今后語文教學方法研究的主題之一。
2.重視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的協調發展
教學方法研究十分關注智力因素在學生智能發展中的作用,而對教學過程中的情意側面重視不夠。近年來,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對非智力因素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討,認為人的意志力、興趣、情感、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對學生能力和智力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新時期語文教學方法開始重視非智力因素對學生智力活動所起的動力、定向、維持和強化等一系列相互聯系的作用。特別是隨著教育觀由“智能教育”向“人格教育”的轉變和人們對語文學科人文特性認識的加深,人們會更多地關注語文教學方法的情意性。這一點我們會從于漪老師的情感教學中得到啟示。可以說,如何使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協調發展,實現理智和情感的統一,是今后語文教學方法研究的又一重要課題。
教師及學生對德育課的重視程度不夠不少教師認為,德育課就是給學生講講做人的道理,對學生實際的動手能力和專業水平的提高并沒有什么大的幫助。而實際上德育教育是影響學生一輩子的大事,在學生今后的工作中,責任感、專業素質以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這些基本的精神素養是支撐學生為事業奮斗的強大動力。正是由于在教學中沒有真正掌握德育課教育的目標與內涵,教師沒有將德育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導致德育成為空談,沒有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二、實現中職德育課有效教學的途徑
1.增加教學中的雙向交流,提高學生的主動性
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在信息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更是要充分發揮教學中學生的主體作用,增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在教學中,教師必須認識到學生的主體地位,同時也要充分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在教學中可以通過轉變傳統的教學方式,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主動去尋找問題,主動探究是非對錯,進而加強對自身道德建設的主動參與性。加強師生間的互動并不是增加提問或者多布置一些任務,而是要加強教師與學生在思想上的交流,教師要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與學習進度,并要讓學生知道老師要講的核心內容,讓學生跟上老師的節奏。在教學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及加強師生間的交流,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2.開展情景教學,增加學生的興趣
德育教育與傳統教育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點,即德育教育必須重視學生的參與,因為德育課的目的在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增強學生敢于承擔責任的能力。在德育教育中,寓教于樂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教學方法,應針對當代青年的思想特征和年齡特征開展情景教學,使學生在設置的情景、人物、實踐中領會課程的內涵,激發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一旦學生對課程及所開展的活動感興趣了,就會積極去參與課程,主動去接受理論知識教育。因此,創設豐富的教學情境,促進每個學生的主動參與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德育教育途徑。
3.加強實踐教學,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德育教育不是單純地給學生講道理及理論知識,而是與實踐密切相關的。在教學工作的實踐環節,教師必須緊密結合道德教育,讓學生在實踐中加強自身素質的提升和理論知識的掌握,這對學生未來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學生的道德教育工作不僅僅是在課堂上進行,而是應滲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正所謂“言傳身教”,就是要求老師以身作則,做到課堂的授課與課下的實踐、交流相結合,在日常積累中逐步加強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德育教育的目的還在于提升學生的思想認識,培養他們科學的思維方式,使其具有宏觀感及全局意識,真正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另外,德育實踐會激發學生的探索、創新精神,為理論知識的學習拓寬思路,進而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小結
高中新教材中展示了大量的生物科學史的內容,對于學生科學素養的培養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可行的途徑.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幫助學生深刻理解生物學知識.生物學史的內容展示了科學家所處的時代背景,科學家對生命現象的研究過程,各種觀點的碰撞和論爭過程,同時也蘊含了許多生物科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規律等生物科學知識.教學中合理地進行生物學史的教學,不但可以增加生物教學的趣味性,激發學生學習高中生物的興趣,還有助于學生對生物學知識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第二,體驗科學探究的歷程,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恩格斯在談到科學家的科學精神時,曾指出:“懷疑———批判”的頭腦是科學家的一個“主要儀器”.在教學中合理地開展生物學史的教學,通過重演和再現知識的發生過程,不僅能使學生了解科學結論的由來,還能使學生體驗科學家思維發生發展的軌跡,體驗科學知識及其理論體系的演變和完善過程,從而使他們學會用發展的、批判的眼光審視現有的科學知識.第三,有助于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進行科學方法的教育.生物科學史不僅揭示了生物知識的探究歷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科學家在這一過程中的思維的火花、求知的態度、探究的方法,通過讓學生體會當時的場景進行探究實驗設計和模擬實驗,對學生滲透科學方法教育.
二、利用生物科學史滲透科學方法教育的基本途徑
科學方法往往寓于具體科學知識的認識過程中,只有把認識過程合理地展現出來,學生才能領會科學方法是如何提出的,從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解決問題,從而掌握科學方法.而在當前中學生物課堂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只是把生物史作為一種知識,附加在生物知識教學內容上,而忽略了生物史的科學探究過程,疏于從思想與方法的歷史角度去對學生進行科學方法的教育.因此,在應用生物學史開展科學方法教育的課堂教學組織過程中,我們應從課堂教學的各個環節入手,把握好“科學史”與“科學方法”這兩條主要線索,組織“探究性學習”,讓學生在“體驗生物科學史”的過程中,實現對“科學方法”的教育.下面結合植物生長素的發現教學過程談談滲透科學方法教育的基本途徑.
1.利用生物科學史創設情境,激發學生科學探究的興趣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上課伊始階段,教師將生物科學史上引發科學家對某一問題研究的生物學現象作為問題情境呈現給學生,一方面能可以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創設學習情境,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切身感受什么是科學發現,怎樣提出問題,并在他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教師可以采用幻燈片、講故事、文字展示或角色扮演等形式,再現生物學現象,然后啟發鼓勵學生提出問題.在學習“植物生長素的發現”時,教師先展示同學們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植物向光性的圖片,再播放達爾文觀察植物向光性的動畫引發學生思考,提出問題“植物向光性的原因是什么?”“單側光和尖端在植物的向光性現象中都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呢?”問題情境的創設使學生很自然地邁出了科學探究的第一步.
2.沿著科學史的發展軌跡,體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假說、演繹推理法
在生物科學史中,一般都展示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生物學史的學習過程就等于學生沿著科學家的發現思路作了一次思維的探究.針對上面所提的問題,教師引導學生對達爾文的幾組實驗進行比較分析提出自己關于向光性原因的假設或猜想,并請他們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表達.然后教師再引入科學史中達爾文的假說,讓學生結合當時的達爾文所處的歷史背景討論思考為什么達爾文會有這種假設,再思考自己所做的假設是否合理,這樣可以使學生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更接近科學研究,并能體會達爾文得出結論所采用的具體科學方法———假說法.假說的結論是否正確呢?我們如何來驗證?自然地引出詹森和拜爾的實驗,從不同角度驗證達爾文的假說.然后師生一起分析詹森、拜爾的實驗思路、結論:尖端產生的刺激可以透過瓊脂片傳到下部,彎曲的原因是尖端產生的刺激在下部分布不均勻.提出假說:尖端產生的刺激可能是一種化學物質.該假說是否正確呢?科學家繼續探索的步伐前進到了溫特的實驗:讓接觸過尖端的瓊脂塊放在切掉尖端的胚芽鞘上結果胚芽鞘生長或彎曲生長了,從而驗證了假說的正確性.生長素的發現,是眾多科學家利用多種科學方法共同合作的結晶,通過該過程的學習既讓學生理解了實驗設計原則與方法,又在這一過程中,體驗了科學家的探索精神,在現有手段的基礎上對于事物本質不斷探索的精神,使學生體會科學家在做出猜想和假設時所用的具體科學方法,從而實現滲透具體科學方法教育的目的.
3.模擬科學史中的實驗探究過程,學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實驗法
生物學是一門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生物學史中科學家的實驗都包含著一定科學方法,在科學史的教學中,通過讓學生模擬生物學史中典型實驗并對設計原理、思路、試驗方法和結論進行分析,讓學生學會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方法,滲透科學方法教育.在生長素的發現這一生物學史的教學中,除了需要學生學會達爾文的實驗設計方法和做出實驗設計分析外,溫特的實驗也是一個培養學生進行實驗科學研究的典例,因此在溫特探究實驗的教學中,可以結合前面科學家的假說(尖端產生的刺激可能是一種化學物質),先讓學生自己設計,然后相互討論分析所設計實驗的可行性,再和溫特的實驗設計做比較,分析實驗的原理、對照的意義、實驗設計的注意點,然后根據實驗現象得出結論.通過這一實驗設計的訓練、操作和詳盡分析不但加深了學生對這一知識的再認識,也使他們較好地掌握了實驗這一科學研究方法.另外,我們還可以通過讓學生設計驗證植物激素極性運輸的實驗幫助他們對對照實驗這一科學方法進行了較好的鞏固.
不同的課程標準培養出來的學生能力會有不同,素質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比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思維會更靈活,創新能力會更強。所以課程標準的編寫很重要,它決定著教師的教學方法、學生的學習方法、家長和教師的教育理念等等。我國現代的課程標準已經進步不少,它符合我國科技發展的要求,它的制定體現了基礎性、應用性、創造性和發展性等特點,它要求要針對全體學生,使每一個學生都能得到發展。課程新標準體現了素質教育的內涵,學生在新課程標準的實施下,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我們把數學當做一種工具,有了數學知識,我們可以進行計算、推理、運用、證明等等,還可以把數學作為學好其他學科的前提,為其他學科提供有效的學習方法和技巧,還可以把數學看作培養學生創造能力、思維能力、判斷能力、想象能力的一種手段,為素質教育奠定基礎,拓寬視野。總而言之,有了適合學生發展的新課程標準,就有了相應的教材和相應的教學方法、相應的教學評價等等,同時也會對中學生數學教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二、關于教材編寫的思考
教材為學生和教師的學與教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它是實現教育標準和提高學生能力的重要工具。教材和課程標準一樣重要,在教學活動設計上,可以說什么樣的教材便培養什么樣的學生,因此,在符合課程標準前提下編寫的教材內容是豐富多彩的,這類教材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教師學生根據學生情況和班級情況自由選擇,合理運用。新教材的編寫都來自于生活和自然以及社會中的現象,和我們的生活實踐是密不可分的,表現為數學知識生活化,使學生能利用數學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得到更合理、更廣泛的運用。因此,教師設計的問題要貼近學生的生活,不能脫離實際。但是這些問題還要把數學的魅力體現出來,實現數學學科的價值。在新教材編寫內容來看,它體現了知識的應用,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而不是學習的結果,層層遞進,由淺入深,符合學生的學習特點,引導了學生對數學思想和數學方法的理解和掌握,這比原來的教材要進步不少。新教材重視對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作為數學教師要引導學生了解更多的數學背景,了解作者的編寫意圖,轉變教學觀念,運用新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綜合能力,使教材的教育和教學功能得到充分的體現。
三、關于教師教學的思考
初中數學教學活動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的教學過程,數學教學是學生思維發展的教學,是學生提高能力的教學。教師要根據數學教學內容,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水平,設計適合學生的問題情境,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挖掘學生的潛力,與學生建立民主和諧的的師生關系,鼓勵學生大膽創新和想象,適時地引導學生探究新知,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作用,有效有序地組織教學活動,和學生共同合作交流探究,引導學生通過實踐和談論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使學生學會數學技能和方法,發展學生的思維,提高學生的能力,使學生學會自主學習,促進學生個性的發展。但是就目前教學情況來看,有的教師還達不到這種要求,不能轉變教學思想,所以今后還需要教師不斷努力和學習。在教學中,教材是學生學習的根本,但是教材不可能適應每一位學生,因此,教師要能夠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對教材進行創新,找到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有效地利用好教材,發揮它的作用。在課堂上,教師要關心每一位學生,關注他們的學習方法、學習任務,同時還要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因材施教,使每一個學生的能力都能在數學課堂上得到提高。作為新時代的教師,要跟上時代的步伐,能夠利用現代教學手段輔助教學,能運用多媒體進行教學,多媒體鮮亮的圖畫、生動形象的動畫,自然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增加了數學教學的魅力,從而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
四、關于學生評價的思考
論文關鍵詞:比較文學;文學批評;方法論;意義
在大學中文專業本科教學中,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分屬兩個不同的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歸于外國文學學科領域,而文學批評則是文藝學中與文學理論、文學史共同構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不爭的共識是:“‘比較文學’中的‘文學’,單指文學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學創作。所以,比較文學屬于文學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明確了這一點也就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歸屬和基本屬性。比較文學也就有了質的規定;而文學批評是一種以文學欣賞為前提、以文學理論為指導、以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為對象的研究、評價活動。既然如此.比較文學就應該是文學批評的重要內容;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學界對于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探討,更多地是分而論之,對兩者的天然聯系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樂黛云、陳悖等比較文學界的前輩都不失時機地強調比較文學與文學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評界應有的響應。在文學批評領域,人們論及方法,更多地關注的是文學批評本身的內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論體系,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之關涉以及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的研究還屬于薄弱環節。本文正是針對這一點,嘗試著討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之意義。
一、比較與比較文學
任何存在物都無法獨自存在,任何事物都處于與別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之中。比較的意識應該是隨著人類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有意識的比較思維在人類思維的歷史上也會找到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淵源和學理基礎;比較的方法作為人類思維的基礎,其運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遙遠的古代。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較法來獲得知識或者交流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和思維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并將比較稱之為支撐人類思維的“原始的腳手架。”
從學理上推論:比較意識的產生,比較思維的形成,比較方法的運用,似乎一脈貫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較”概念的生成。《辭海》這樣解釋“比較”:確定事物同異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可見,察同辨異是“比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異也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
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識到比較之于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種心智的產物是罕有孤立。不論作者有意無意,像一幅畫一座塑像,一個奏鳴曲一樣,一部書也是歸入一個系列之中的,它有著前驅者,它也會有后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對比較文學產生的背景作了極為科學的說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他們的預言很快被證實。19世紀上半葉,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開始發展起來。直至成為一門顯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而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并重。
比較文學研究盡管各有側重,以致形成不同學派,但其共同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與人類思維中早已存在的比較的方法在具體操作上并沒有根本的差異,然而,比較文學又并非單純的比較,有時也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具有某種特異的東西,這種特異性在于:進行比較文學研究,需要處理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時作為研究主體的‘我’無法超然于研究對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認同于兩個要素之中的一個.這樣我們要處理的就不僅僅是兩個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還包括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可見。比較文學學科中“比較”的意義具有特定的并且確切的學理內容,它是一種旨在把握“雙邊”或“多邊”文學的內在關系.并進而認識它們的本質的具有特定內涵的思維形態、思維過程和方法論。
總之,比較是一種思維過程和方法:有意識的比較思維體現于人類思維的發展進程之中: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有其特定的內涵,是一種跨民族、跨學科、跨文化的比較;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淪的意義。撇開文學批評而泛談比較文學方法論.抑或文學批評方法論中忽略比較文學方法,這些都必不能探驪得珠,甚至會南轅北轍。
二、文學批評中比較文學思維的滲透
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之間建立一種辯證的關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圍中尋覓思維本質的共性,它是辯證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合。“如果單從方法論的角度對比較文學作歷時性的追溯,那么.我們便可以發現.由于各個時期比較文學觀念的不同,它的理論背景和指導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應運而生就是很好的說明。我們還可以發現,比較文學基本的研究方法都與文學批評的理論、方法有著天然的關聯,即文學批評中滲透著比較文學的意識和思維,諸如: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批評與比較文學,文化批判與比較文學等等。
陳悖等學者在《比較文學》中指出:歷史的實證的方法和審美的批評方法.是比較文學史上存在的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對其流變作了梳理:在l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期,比較文學被看成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影響研究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幾乎成了唯一的方法這類研究在理論上發展到極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張的,把比較文學看成歷史科學,只作事實的搜索考證,研究因果聯系,而排斥審美批評。50年代之后,美國學者提倡平行研究,他們的理論背景是形式主義和新批評,因而在實踐上強調審美的批評方法.強調“文學性”。這種梳理,實際上觸及到了文學批評中的社會歷史批評、原型批評、新批評、符號學與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的關系問題。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都注重事實的考據,強調實證分析,探微索隱地辨析、說明文學現象之間相互聯系和因果關系;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都運用審美的批評方法,致力于發掘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內在的美學價值,體現了法國學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學的比較研究不應當局限于“事實聯系的研究”.而必須嘗試把研究導向對作品的價值的思考。
文學批評中讀者反應批評的理論主干是接受美學,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它將讀者置于批評的中心,為考察文學現象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接受理論強調讀者的參與和創造,重視讀者的接受過程;比較文學關注作品的“創作經過路線”。考量比較的放送與接受,兩者有頗多接近之處。接受理論創始人之一的堯斯為了論證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曾經討論了“歌德的《浮士德》與瓦萊里的《浮士德》:論問題與回答的闡釋學”。將德國的歌德與法國的瓦萊里的作品相比。這顯然是比較文學的視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萊里對歌德的接受問題,這又屬讀者反應批評的范疇。堯斯正是領悟到了接受理論中的比較意識以及比較文學中的接受因子,才強調:“我們研究《浮士德》時,所提出的問題,一定要針對歌德的《浮士德》和后來瓦萊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問題,對癥下藥。”他還通過比較和接受研究發現:“歌德以他的人性戲劇回答浮士德神話的原始問題時,已經作r些改動。瓦萊里也發現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滿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話中蘊涵的另一個問題。”堯斯的批評實踐,充分證明了隨著比較文學創作活動、放送者、接受者關系網的滲透,接受美學、讀者批評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層面.并由此開辟了文學研究新的探索途徑。
符號學成為西方各種形式主義批評堅實的理論支撐,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都直接從中獲得靈感。符號學研究力圖借鑒語言符號分析法和代碼理論,從意義建構的“零框架”上尋求人類文化的同一性.這與比較文學的跨學科(文學與語言學聯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異同)研究如出一轍。在比較文學平行研究中,有一種間接比較稱為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俗稱“西論中用”)。上世紀70、80年代.臺灣學者楊牧和大陸學者周英雄先后對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詩《公無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學批評中結構主義二元對立原則和符號學原理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典型案例;論者從形式因素人手,創造性地從語音層次的分析上升到語義層次的分析,由此傳達出對生命的喟嘆,進而揭示悲劇精神,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理論移植方法與文學批評的符號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的融合;這種批評實踐,是結構主義詩學中國化的開拓性嘗試,并顯示出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的不解之緣。
女性主義批評由于其性別的獨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視角的開放性,自然與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許多契合點。當今世界女性主義批評運動千姿百態.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使發生在不同國度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活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注重社會實踐而輕視理論化的英美女性主義批評、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法國流派、爭取女權強調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東方女性主義批評。新見迭出,不乏勝解,各領,形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閾。并昭示人們:無論是社會學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女性主義批評,還是心理學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國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意義。
此外,從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文學和社會學、文學和心理學的傳通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窺見到原型批評、心理分析批評甚至精神分析批評等文學批評方法的特質。
辨析文學批評方法與比較文學方法之關涉.使我們得到的啟示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邊緣性決定了它必然要與其他學科發生緊密的關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而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是文學研究.也就決定了它在文學批評的視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因此,將比較文學方法論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是文學批評方法論教學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
比較文學是比較思維與比較方法結合的產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學問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思維為主導,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異同類比,而包括了各種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式,從而展現各種文學的特征和它們之間的辯證聯系。
問題在于,處于當下這個多元參照和學科整合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歷史性地從方法論、認識論和學科本體論的不同層面,去理解和認識“比較”的不同內涵及其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去思考和探尋這種比較的價值目標將如何影響到比較文學學科方法和文學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學者對此有著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在當下所謂現代性視域和多元文化語境中,比較’只能建立在堅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義、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權利、堅持價值傾向和發展擔當互補共存的意識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這些價值理念的支撐,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語言、民族的比較研究,同樣不能保證得到這個時代的文化對話所期待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一直伴隨著方法論的探索,許多學者致力于新時期文學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較”作為比較文學的出發點、思維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學界還就“闡發法”、“異同比較法”、“尋根法”、“對話”等研究方法進行了有效的嘗試:實踐證明,它們無論是在比較文學領域還是在文學批評范疇,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闡發研究既是一種研究類型.也是一種比較方法。它是中國學者的一個創造。王國維、、聞一多等現代學者曾嘗試這種實踐;1976年臺灣學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的研究,稱作“闡發”研究。這種間接比較實質上屬于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而一國文學理論是從該國文學創作總結、抽象而來,在被用于另一國作品闡釋時,無可避免地隱含著兩種作品的比較:理論移用中的逆與順,折射出兩種作品的異與同。
平行研究中根據性質類型可分為類比研究和對比研究,稱為“異同比較法”。這是一種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是在異質異源的不同文化體系之間進行的比較。它要求從求同出發,進而辨異,進而探究其深層原因;同時,在異同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獨特價值,尋求相互的了解、溝通和融合。
“尋根法”即“文化模子尋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沖突、文化碰撞的產物,是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提出的。他主張在進行不同類型文化背景的文學比較研究時.以文化模子的尋根作為基礎.而且必須從兩個模子的疊合處察同辨異,尋根探源,并認為,只有這樣.方能窮究事物的本來面貌.達到兩者的融合。葉維廉的思考.為中西文學比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對話”是比較的重要路徑,也是文化傳通的有效方法樂黛云從對話的角度反觀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點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學對話這個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礎.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的實質:比較不是理由,比較中達成直接或間接的對話并且通過對話產生互補、互識、互鑒的成果.才是比較文學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兩種文化發生這種對話性相遇的情況之下.它們既不會彼此融合,也不會相互混同,各自都會保持自己的統一性和開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們都相互豐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