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地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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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報告范文第1篇

一、征地太用力，農民幸福指數下降

1、生活狀況堪憂。一是收入下降。土地被征用后，大部分失地農民收入來源主要是土地補償款，部分來源于房產出租、外出務工、零星土地耕種等。土地被征用對原本以農業生產收入為主的農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影響，對個別農戶特別是一些孤、老、病、殘人員的基本生活影響更為嚴重。二是支出增加。農民失去土地后，以往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被迫終止，一切生活用品都要到市場上去購買，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及城市生活基本需求的不斷增多，日常開支遠遠高于在農村生活時的水平。

2、就業處境艱難。一是自身素質偏低。失地農民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學文化，思想相對保守，受文化程度、職業要求、擇業觀念、年齡、身體等因素影響，很難找到合適的就業崗位。二是缺乏就業技能。絕大多數失地農民沒有技術專長，在人才競爭中處于劣勢，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競爭需要，失去土地后，長期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三是就業積極性不高。由于長期處于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狀況，自主創業、自謀職業的意識較差，積極性不高，過多寄希望于政府的安置，靠補償度日。

3、矛盾糾紛不斷。一是安置補償不到位，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就業艱難，生活沒有著落，容易引發各種社會矛盾。二是征地政策不夠完善，大規模征地與規劃安置滯后存在的沖突，使部分失地農民心存不滿，導致阻工、鬧事、上訪等事件時有發生，甚至成為當前最主要的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二、維權不著力，諸多因素造成困境

1、補償價格偏低，補償到位不及時。我國現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從實質上看不是簡單的買賣關系，而是對農民為公共利益做出的犧牲給予的一種經濟補償。各地按照征地用途均制定了各種補償安置辦法，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農民實際得到的遠低于補償標準，甚至在部分土地被征用后，還存在補償款拖欠而不能及時到位的現象。土地是農民生活的安全保障，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后，征地補償費如果不能公平、公正、及時補償到位，勢必對失地農民的生活造成嚴重影響。

2、對農民利益不重視，工作機制不健全。一是各級地方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利用現行征地制度的不足和掌管的征地主動權，采取低征高賣、增加稅費名目、土地換投資等方式，大肆“尋租”，使失地農民利益受損。二是征地工作透明度不高，缺乏規范的預告、公示、聽證等工作制度，不少農民是在被動狀態下失地，且利益訴求渠道不暢，導致許多農民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征地工作，甚至引發過激行為，影響社會大局穩定。

3、優惠政策被取消，社會保障無享受。土地征用前，農民種田收益雖然不高，但這部分收入相對比較穩定，同時，可以完全享受農村計劃生育、低保、義務教育等優惠政策，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但在失去土地后，原本可以享受的一些農村優惠政策都不再繼續享受，社會保障困難重重：一是失去了國家對糧農補貼等優惠政策，沒有了穩定的基本生活保障；二是養老、醫療保障等更為突出，不能享受城鎮低保、合作醫療、大病統籌等各項待遇。

三、各方應給力，解決失地農民問題

1、完善征地制度，規范補償程序。一是要做到征地拆遷規范化、合法化、人性化，根據市場行情，以重置價、土地出讓用途等因素來合理確定不同時期、不同地段土地征用的補償標準，制定確保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的相應方案，建立相對統一、適時調整的征地拆遷補償制度規定。二是建立健全土地征用中的宣傳、預告、公示、聽證等制度，切實保障失地農民征地前的知情權和咨詢權、征地中的參與權和話語權、征地后的受益權和監督權，增強政府征地的透明度，防止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濫用征地權而損害農民利益。

2、建立保障制度，解除后顧之憂。一是建立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是一個公民應該享有的最基本權利，失地農民已經不再享有土地保障，應該將其轉為城市居民，納入城市居民社會保障體系，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建立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按照“分年齡、多層次、全覆蓋”的原則，合理選擇一次性貨幣補貼、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給予基本生活補助等方式，實行養老保障，解除失地農民后顧之憂。三是建立失地農民醫療保障制度。采取失地農民自愿繳納醫療保障基金為主，村集體、政府、征地主體三方支持為輔的辦法，解決失地農民的就醫風險。

實地調查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水芹；文昌市；生產基地；調查報告

中圖分類號：S6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3547（2014）18-0073-02

水芹[Oenanthe javanica （Bl.） DC.]屬傘形科水芹屬多年生宿根水生蔬菜，原產中國及東南亞地區，是我國主要的水生蔬菜之一，其主產區分布于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1]。水芹營養價值較高，且有清熱、利尿、降壓降脂等食療功效[2，3]，市場需求逐年增加。在海南，水芹與蓮藕同為主要水生蔬菜，二者年種植面積約667 hm2，其中，水芹主要分布于文昌市東路鎮、海口市長流鎮與舊州鎮、屯昌縣及瓊海市部分地區。相比較而言，東路鎮水芹生產技術較高，基本達到終年生產（其他地方僅在冬春生產上市）。2013年8月、12月以及2014年3月、5月對海南文昌市東路鎮水芹生產基地進行調查，掌握了文昌水芹產業發展現狀，并針對現存問題提出合理建議。

1 文昌市東路鎮水芹生產基地現狀及優勢

1.1 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①水源充沛 該基地水源來自鳳譚水庫，可終年不間斷供應水芹生產用水。

②基地地理條件良好 該基地地勢平坦、寬闊，133.3 hm2以上連片生產，四周開闊無山丘樹林遮擋，通風良好。

③基地基礎建設較好 該基地排灌系統已基本建成，基地具有硬化灌溉渠道及硬化道路，能保證水芹收獲、清洗及外運銷售。

1.2 是海南省最大的水芹生產基地和唯一的終年產品供應基地

該基地全年種植，產量較高，每茬單產4 000～ 5 000 kg/667 m2，年總產量16～20 t/667 m2。

1.3 效益較好

水芹為該基地農戶的主要經濟來源，每667 m2年產值約6萬元。

1.4 政府重視程度較高

各級政府除為該基地投資建設道路及排灌系統外，還建有蔭棚，133.3 hm2以上農田連片建設已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1.5 農民種植技術及積極性較高

該基地農民已掌握張網搭架栽培技術，基地架材均為農戶自購的耐浸水進口柚木。

2 存在的問題

2.1 種苗退化

該基地所用品種為當地傳統的農家種，長期無性繁殖，加之未采用科學的提純復壯技術，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催芽、育苗、選苗技術[4，5]，導致生產中出現較多弱苗，且斑枯病嚴重。另外，海南全省水芹品種趨于單一化，夏季極易枯死或開花衰敗，缺少遮光降溫條件則無法獲取產量，甚至難以安全越夏。

2.2 遮陽技術欠妥

該基地遮陽大棚采用連片大面積覆蓋，每張遮陽網覆蓋大棚長達100 m以上，且每個連片遮陽區域內有多個農戶，農戶無法根據自家生產單獨調整遮陽網開閉。而水芹為喜涼性蔬菜，在高溫長日照條件下容易開花[3]，除氣溫過高或軟化及其他栽培需要外，應避免全天遮陽，以防徒長或分蘗少；另外，過度遮陽雖能降溫，但是產量和品質均降低[6]。

2.3 病害嚴重

海南熱帶地區水芹生產主要病害為斑枯病[3]，該基地品種退化及種植密度過高（農民為追求高產片面增加種植密度）是斑枯病高發的主要原因。

2.4 商品率相對較低

該基地因種植密度過大而造成初級產品弱苗、纖細苗過多，商品率低下[7]。

2.5 周年生產技術有待改進

該基地年生產4茬水芹，夏季栽培費時較長（約3個月）。筆者2013年在湖北進行水生蔬菜調研知悉，我國水芹生產技術較高的武漢市蔬菜研究所每年可生產6茬。對比海南東路水芹生產技術可發現，東路鎮農戶采用傳統的扦插繁殖技術而非排開育苗移栽技術。再者，東路水芹基地未充分采用遮陽、噴水降溫技術，沒有完全克服水芹因夏季高溫而產生的休眠、生長緩慢等生理障礙[8]。

2.6 水肥管理不合理

該基地肥料基本采用三元復合肥，水分控制技術中未采用控促根及提水軟化技術[9]。

3 水芹生產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水芹有清熱、利尿、降壓降脂等功效。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富貴病”日趨嚴重，水芹的消費日益增加[2]。水芹既可作為我省主要的夏秋度淡蔬菜之一，又可作為冬季北運蔬菜。就水芹本身生理習性而言，該蔬菜既不耐熱也不耐冷（其正常生長要求12～24℃）[3]，但耐風雨（不可被雨水長時間淹沒[10]），采用必要降溫設施及適當選用耐熱品種則可保證我省全年水芹生產。

4 建議

一是引進改良及提純復壯當地品種。從國內外引進耐熱抗病品種進行篩選，特別是與國家水生蔬菜研究中心合作，以及從東南亞熱帶地區引種，用作地方品種資源改良。二是建設育苗、種子繁殖基地。進行標準化育苗、培育壯苗。三是政府牽頭，研究院所與基地共建。建議由政府牽頭，聯合海南省農業科學院蔬菜研究所與東路水芹生產基地進行產研共建，在遮陽網覆蓋（覆蓋時間及遮光率等）、微噴降溫、排開播種、肥水調控等技術層面共同研發，以提高水芹產量和品質，提高經濟效益，創立地方品牌。四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政府應進一步扶持該基地農戶改造水芹生產田塊基礎建設，提高田埂高度，有利于通過調控水位軟化水芹、提高品質。

參考文獻

[1] 柯衛東，劉義滿，黃新芳.水生蔬菜安全生產技術指南[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2.

[2] 黃凱豐，時政，歐騰，等.水芹的營養保健成分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1，39（5）：434-435.

[3] 夏月明，朱玉萍，吳明興，等.夏季大棚水芹連作障礙防治技術研究[J].江蘇農業科學，2012，40（1）：158-160.

[4] 葉元英，黃新芳，柯衛東.水芹栽培技術簡介[J].蔬菜，2008（11）：34-35.

[5] 尹渝來，鮑忠洲，孫芳芳，等.早中熟水芹新品種蘇芹雜5號的選育[J].長江蔬菜，2012（16）：19-20.

[6] 陳曉紅，江解增，徐媛，等.遮陽網覆蓋對初夏濕栽水芹產量及品質的影響[J].江蘇農業科學，2010，38（4）：172-173.

[7] 彭惠蓉，程光忠，郭肖，等.不同移栽密度對水芹產量和品質的影響[J].廣東農業科學，2012，39（22）：40-41，57.

[8] 付平珍，雷玄肆.景德鎮市發展水芹生產的氣候條件分析[C]//全國農業氣象與生態環境學術年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氣象學會，2006.

實地調查報告范文第3篇

目前XX新城區規劃面積33平方公里，人口3550萬。行政中心搬過去后，加上高教園區、高檔住宅區，一個大型新城區已初具雛形。通過引進比較成熟的商業版塊來聚集人氣、提升城市形象，房地產界也正是看中了其多種業態百花齊放、房多隆市的規模效應。以新城區為中心，中心鎮、近郊鎮共同發展的房地產建設新格局已形成。隨著東湖花園、華泰劍橋、金灣華庭、格蘭云天等大型高品質樓盤陸續交付，還將有不少樓盤先后開盤，伴之XX中心區生活配套設施和交通條件的不斷完善，XX中心區即將成為XX的又一個居住中心。

二、城區規劃背景(XX新城：未來XX的城市副中心)

XX新城區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已累計投資近百億元，完成了寧南北路、天童南北路、嵩江路、錢湖北路、鄞州大道等三縱三橫的主要交通道路。其中，沿鄞州路以南河道的兩岸布置的東西軸，為休閑文化商業景觀軸，今后將建設高檔酒店、單身公寓、藝術展覽館、酒吧區、中西式餐飲區、演藝中心、健身中心及適合不同年齡段人群的活動場地等。南北軸則沿平行于天童南路的河道設置，辦公樓、入口廣場和一批住宅小區將落戶其間。在兩軸的交會處，即鄞州路和天童北路交叉口西南的一個區塊，是大型的城市公園。

根據規劃，XX新城區空間環境特色可概括為：一心，即鄞州新城區的中心，為區行政辦公大樓所在區域，它不僅在功能上是城市行政商業區，在空間景觀上也是視覺中心，它的特殊性將通過控制建筑高度、建筑風貌及城市肌理、景觀介質變化和視覺走廊設計體現;兩軸，即新城區核心區域內的南北和東西向兩條綠化軸;三環，即通過整合現狀河流綠化，形成3道以核心區為核心的綠環;四廊，即利用現有4條主要河流，形成寬約100米的空間通廊;三十六點，即在綠環、綠廊相交點、城市出入口以及其他主要景觀節點，布置城市公園。

三、已建成樓盤：

1、華泰劍橋：由XX華泰股份公司開發，北靠四明路，東臨錢湖北路，建筑面積30余萬平米。分多層、復式多層、高層、聯體別墅和單體別墅，以120130㎡的三房兩廳為主。內設高級會所、學校、超市、美容美發室等。在小區門口步行兩分鐘即可到達公交車站，交通比較便捷。

3、半島名邸：由XX光大置業開發，位于天童北路與華裕路口，總建筑面積6萬平米。東面和北面是自然河，由8幢多層和4幢小高層組成。小區內有噴泉，活動室，健身房等，需步行1015分鐘方可到達公交車站。

4、東湖花園：由雅戈爾置業開發，位于中興路與麥德龍交叉口，建筑面積70萬平米。由多層、高層、小高層和別墅組成。以120㎡的三室二廳二衛為主。內有五星級會所、大型運動場、室內游泳池和東湖小學。離麥德龍超市三分鐘步行路程，離市區十分鐘車程，小區附近設有公交站點，是居住和休閑的首選地。

四、在建樓盤：

3、小城花園：由百隆房產開發，位于天童北路，杉杉工業城南面，總建筑面積7萬平米。由8幢多層、4幢小高層、3幢高層組成，共828戶。預計開盤價6200元/㎡左右。

4、四明春曉：由XX旗濱集團有限公司開發，建筑面積8萬平米，共700多戶。由多層、小高層、高層和單身公寓組成。

實地調查報告范文第4篇

一、酒店餐飲業現狀：

1、經營業態多樣化，品種豐富多彩：綜合性高中檔酒店、飯店、專業飯店、酒樓，以及大眾快餐、自助餐、休閑餐、沙龍餐飲、娛樂餐飲、美食街、美食城、特色餐飲、地方小吃店，甚至莊戶飯店等應運而生，并迅速發展，形成多層次、多樣化經營格局。

過去，餐飲業經營是以地方菜和少數份額的北方菜為主，現在是魯菜、川菜、京菜、滬菜、粵菜、東北菜等應有盡有；日本料理、韓國料理等外國餐飲，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也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和青睞，形成了花樣繁多、豐富多彩，南北菜系大合唱、中西餐飲大交流的局面。

2、餐飲企業經濟成分和網點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酒店餐飲市場發展的需要，行業的經濟成分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國有經濟為主的時代已成為歷史。社會上各種經濟成分的酒店餐飲企業，諸如多種形式的股份制、私有制酒店、飯店迅速發展。據調查，現有的全部餐飲業網點中，非公有經濟性質的企業都占80%以上，但在餐飲大店中國有經濟仍占較高的比重。

酒店餐飲業的網點結構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過去是以中、小規模為主，大規模、高檔次的酒店很少。現在是新建、擴建的大型、豪華、多功能、高檔次和具有品牌特色的飯店、酒店不斷增加；各種方便大眾消費、具有經營特色的小餐館、小吃店更是雨后春筍般的發展。與此相反，中等規模、檔次的餐飲企業發展緩慢，有的甚至逐步減少。

3、市場競爭激烈，酒店餐飲企業盈利能力減弱：該行業已成為市場化程度極高的行業，競爭激烈，優勝劣汰，重新“洗牌”的程度加大。競爭促進了餐飲質量和服務水平的提高，推動了行業的發展。但多數酒店餐飲企業盈利水平偏低。從調查情況來看，淡旺季節明顯，甚至在某些時候呈現供過于求的局面，部分酒店的客房入住率不足30%，加劇了市場的競爭，企業的盈利能力減弱。

二、餐飲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行業自律和行業協調服務：沒有行業標準和行業規范，特別是一些私營小企業缺乏誠信，違規違法經營的現象時有發生，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影響了行業形象。

2、經營觀念轉變慢，研發創新不夠：隨著餐飲業發展，大部分酒店、飯店整體素質和經營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相當數量的酒店、飯店在經營理念、經營模式、管理技術等方面還沒有擺脫傳統的影響，企業經營管理落后，科學技術應用程度不高，軟硬件不配套，經營管理人員整體素質和管理水平還比較低。

三、本單位在行業中所處地位及現狀：

實地調查報告范文第5篇

很遺憾，我們迄今仍不能獲得全面反映京郊農民失地問題與失地農民方面情況的數據和資料，只能主要就調查點上（朝陽區、豐臺區、朝陽區來廣營鄉和豐臺區盧溝橋鄉）的調查資料以及其他來自媒體的二手資料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

1993年以來，北京市失地農民累計達33萬

根據《北京市建設征地農轉工人員安置辦法》（［1993］16號），《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轉首都規劃委辦公室關于實施市區規劃綠化隔離地區綠化請示的通知》（京政發［1994］7號），《北京市人民政府印發關于加快本市綠化隔離地區建設意見的通知》（京政發［2000］12號）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市民政局關于提高征地超轉人員生活補助標準請示的通知》（京政辦發［1995］113號）等文件精神，針對失地農民，北京市政府主要采取了四種安置方式：一是招工安置“農轉工人員” 二是貨幣安置“農轉居自謀職業人員”，農民一次性全額領取安置補助費（1993年規定的安置補償費標準為每人3萬元人民幣）后，自主擇業，自行解決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待遇;三是留地安置“農轉居人員”;四是“社會保障安置”超轉人員。具體政策措施包括：市民政局負責超轉人員的管理，（村）居委會負責具體聯絡；市財政按年度向區、縣，區、縣按季度向街道、鄉鎮撥付經費，街道、鄉鎮按月將補助發至本人。超轉人員生活補助費從1995年開始，在1995年標準基礎上每年遞增10%（暫定以10年為限），且每人每月增發醫療補助30元。截至2001年底，北京市超轉人員人均月補標準為398元。

同時，政府對1995年以后征地的單位按每畝300至400元收取特別備用金，專門用于解決過去已轉居人員因提高生活補助標準而造成的經費缺口問題。

北京市失地農民遭遇就業難題

對于四類不同的政策對象，北京市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現在來看，有一些問題十分突出。

農轉工人員就業安置難且下崗、失業問題突出。據市政協常委張嘉興統計，截止到2001年底，北京近郊區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農轉非”人員共計20.5萬人，其中勞動年齡人口11.4萬人，獲得就業安置的為5.3萬人，僅占46.49%。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企業為減少冗員實行下崗分流，使得“農轉工人員”首先受到沖擊。豐臺區盧溝橋鄉太平橋村，1993年土地被征用時，實行招工安置的有3個隊、1100余人，從目前了解的情況看，除少數安排在環衛、公交和房管部門的人員外，其他農轉工人員90%以上都已下崗、失業。

北京市因征地農轉居自謀職業人員大概在l0萬左右，目前絕大部分處于失業狀態。朝陽區來廣營鄉新生村，以前在集體企業工作的村民大約在50人左右，現在已經達到260人，近年來平均每年增加40余人，其中相當部分是以前領取過一次性安置補償費的農轉居自謀職業人員。

農轉居勞動力由本鄉、本村就地安置，從表面看，他們的失業問題并不嚴重。如豐臺區盧溝橋鄉現有農村勞動力24770人，登記失業人員只有460人，失業率僅為1.9%。太平橋村干部更是坦言，由于都是鄉里鄉親，只要有就業意愿，村里都盡量安排，所以不存在失業問題。然而，實際情況是，鄉村企業隱性失業現象極為普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目前無業或待工人員較多。盧溝橋鄉待工人員4700多人，占全鄉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9%。有一個村1200多農村勞動力，目前全部在家里呆著，僅靠村集體每月發給465元生活。二是單位或企業冗員頗多。以鄉村綠化隊、衛生隊、治安隊為例，截止到2004年4月底，來廣營鄉已就業的4693人中，從事綠化工作的有1037人、從事衛生保潔工作的有427人、從事治安聯防工作的有355人，三者合計1819人，將近全部就業人員四成。

失地農民社會保障也成問題

農轉工人員社會保險“接續”問題已經突顯。征地農轉工人員的養老、醫療和失業等社會保險待遇由接收單位基本負責，基本納入了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目前，這部分人只是在享受養老保險待遇計算繳費年限時會受到一些影響（政策規定，農轉工人員的工齡或社會保險的繳費年限按其到安置單位報到之日起計算）。然而，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單位精減分流時，他們往往又首當其沖。按踵而來的問題是，因為脫離了單位，其社會保險繳費必然中斷，往后的社會保險繳費如何“接續”，是一個普遍關心的問題。

目前，農轉居自謀職業人員基本被排斥在城鎮社會保障制度范圍之外。這集中反映在自謀職業人員的“三險”（養老、醫療和失業）問題上。調查表明，“三險”問題是自謀職業人員最為憂心的，也是他們頻繁上訪的焦點所在。雖然政策規定，自謀職業人員一次性全額領收安置補助費后，養老、醫療和失業的問題應該自行解決。但是，調查資料顯示，在自謀職業者人員中，自己繳費參加養老保險的尚不到1/3，而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參保率更低。

進一步分析表明，導致上述問題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征地補償標準過低，難以滿足失地農民參加社會保險的需要。據測算，若按每年3600元（每月300元），領取15年計算，僅養老保險一項的費用就需要4～5萬元。而1993年規定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每人3萬元，缺額2～4萬元。另據海淀區海淀鄉介紹，他們若要為每個自謀職業者上“三險”，需要近億元資金，解決問題的難度可見一斑。

從調查情況看，農轉居人員得到的保障待遇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區別，因此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也有所不同：就正式的保障待遇而言，一是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據統計，豐臺區目前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僅占36%，而將近2/3的農民沒有參加。在已經參保的人中，也有一部分只是象征性地繳費，到領取時每月只有幾十元乃至幾元。據介紹，現領取養老金最少的每人每月只有16元。由于近年來這項制度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對制度實施的影響頗大，目前大量出現“斷保”現象。二是發展不平衡，標準不統一。農轉居人員的社會保障水平和對象范圍在區與區之間、鄉鎮與鄉鎮之間、村與村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差異較大。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就保障范圍而言，多數村把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勞動力作為投保對象，有的村則把18～59歲勞動年齡階段的人作為投保對象，個別村只給干部投保：就保障標準而言，有的村按將來每月領取600元的較高標準投保，有的村則按每年幾十元的低標準投保；就繳費的分擔比例而言，有的村是個人拿大頭，有的村是集體拿大頭，有的村是全部由集體包攬。在合作醫療方面，報銷辦法也是千差萬別。

農轉居人員享受集體福利同樣面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發展不平衡且穩定性差。農村集體福利的水平完全視集體經濟實力而定，難免造成保障水平和范圍的差別。二是集體福利的剛性使集體經濟組織不堪重負。集體福利個人無需繳費，全部由集體經濟承擔。老齡化的發展和下崗、失業問題的突現，使集體經濟日益難以承受，長此以往必然難以為繼。更極端的是，為了保證農轉居人員的退休金，一些鄉、村及企業只得通過銀行貸款發放。

超轉人員社會保障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但可以預見，若現行政策不改變，必然會出問題：一是現行政策對財政的壓力很大。政策規定，超轉人員的補助金應該由征地單位進行補償，但實際情況是，征地單位的補償十分有限。加上政府規定，超轉人員的養老金要每年遞增10%，十年翻一番。這筆開支將成為各級政府的一大負擔。二是超轉人員的醫療得不到有效保障。政策規定，超轉人員的醫療實行包干制，每人每月發給醫療補助30元，其他概不負責。現在的問題是：超轉人員大多年齡偏大，疾病較多，醫療補助如此之少根本無法保障醫療所需，超轉人員的反映強烈。

不成問題的問題

通常認為，北京市的失地農民不應該形成一個問題，然而，客觀上這個問題已經存在。究其原委，問題形成的影響因素有四：

①建設征地或變相征地過多過急造成了很大的就業壓力。以北京市兩道綠化隔離帶地區為例，位于北京市三環路與四環路內外的第一道綠化隔離帶，啟動于2000年，2003年基本建成，綠化總面積102.3平方公里，涉及6個區，26個鄉鎮，91個行政村，339個自然村和3個農場，總人口88.5萬。根據最新調整的規劃，位于北京市五環路和六環路之間的第二道綠化隔離帶于2003年啟動，預計2006年完成，規劃新增綠化面積163平方公里，涉及l0個區縣，49個鄉鎮，l0個農場和6個衛星城及空港城，總人口90多萬。

綠化隔離地區建設征用土地范圍之大，涉及人數之多，征用地時間之短，前所未有，由此帶來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據統計，目前豐臺全區共有1.8萬農村富余勞動力，其中l0404人是因為綠化造成的。

②鄉村企業受到沖擊。除了受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顯現出“資金密集和吸納就業能力減弱”的趨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綠化隔離地區的建設。這是因為，綠化隔離地建設導致大批鄉村企業被迫關閉、搬遷和拆除。有資料顯示，截止到2003年底，北京市第一道綠化隔離地區累計關閉、搬遷、拆除各類企業3238家，涉及職工9.1萬人，本地職工4.9萬人。

大批鄉村企業被迫關閉、搬遷和拆除，在就業方面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直接后果至少有二：大量已安置就業的轉非勞動力集中下崗待業；以往安置轉非勞動力的主渠道變窄甚至堵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隨著鄉村企業就業崗位的減少或消失，現在各鄉鎮政府已經很不情愿接收轉正留用人員了。尤為嚴重的是，被迫關閉、搬遷和拆除的鄉村企業，在人員、時間、區域分布的相對集中的特點，更加劇了轉非勞動力的就業難度。

③當前，以“市場就業”為取向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和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產業結構調整，對求職者的年齡、知識、技能和市場競爭意識要求較高。失地農民在就業方面明顯處于劣勢。調查顯示，截止到2004年4月底，朝陽區來廣營鄉勞動年齡人口共計4943人，其中45歲以上的占24.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8.5%；無技術人員占73.4%。上述三大就業弱勢（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和缺乏非農就業技能），再加上農村就業信息服務渠道不暢等因素，嚴重制約了失地農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失地農民多處北京市集體經濟和“瓦片經濟”較發達的城鄉結合部，他們依靠房屋租賃收入和集體經濟分紅就能過上達到或接近“小康”水平的生活。這種相對優越的生活環境，致使部分農民在被征地后對于工作環境和工資待遇要求較高。另一方面，征用土地時，往往是“時間短、任務重、涉及廣”，在此過程中，農民始終處于被動地位。這使為數不少的失地農民能夠找到“理由”對政府和集體“等、靠、要”。

④社會保障資金難以確保。以農轉居人員為例，基于現行征地安置政策，農轉居人員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渠道有三：即用地補償金，綠色產業項目收益和商品房出租收入。但是，以上資金籌集渠道并不通暢。一是綠化用地（變相征地）補償過低。二是綠色產業項目建設用地比例過低，限制過死，很難有經濟效益。三是商品房出售收入因為各種風險因素存在而大打折扣。

許多城市政府在失地農民問題上采取的種種對策，基本上脫胎于甚至是“克隆”了近年來用于解決城鎮下崗、失業問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且不論這些政策在解決下崗、失業問題上效果究竟如何，失地農民的問題畢竟有其自己的規律性和特殊性，因此，在這些“正規”的政策思路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行之策呢？一些看起來是“非正規”的政策建議，可能很解決問題。

把所有勞動力都趕到市場上去“競爭”是不負責任的

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本來是一種可持續生計，只要農民手中有土地，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就可以自給自足。因此，當土地被征用以后，我們的政策著眼點應該以一種新的可持續生計來取代之。

現行政策中最主要的應對措施，無非是讓失地農民去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然而，對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尤其是男40歲、女35歲以上的失地農民來說，他們在年齡、體力、文化、技術等幾乎所有的“個人素質”方面，都不具備競爭優勢。即使經過一定的培訓，再給予優惠政策，實際上都不能根本改變這種現狀。何況我們正處于勞動力絕對過剩的社會背景下，把所有的勞動力都趕到勞動力市場上去“競爭”一番，也許并不是一個明智的政策，實際上還可能是一種對政策對象不負責任的推托之詞。

我們能不能設計一個因勢利導的社會政策，使他們重新獲得可持續生計呢？答案是肯定的。房屋出租現在已是京郊農民收入中的一個大項。如果京郊的失地農民在獲得“上樓”實惠的同時，還能獲得同樣或更大面積的房屋可用于出租，那么他們的“可持續生計”實際上就已經有了基本的保障。

類似的政策在國內外其實都很普遍。在歐洲各國，城市中人多有私人房屋出租，政府對出租房的必要設施有統一的規定，房主們還建立自己的行業協會，以求行業自律。在香港，對“原住民”有特別的給予宅基地的政策，出租房屋也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國內，杭州在制定對失地農民的政策中就規定，除了考慮住房，還特別給予失地農民與住房面積同樣大小或更大的出租房，以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

現在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總是把城鄉結合部的出租房屋與一些不良社會現象聯系起來，政府常常把它們列為“消滅”的對象。實際上，問題在于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不力而不在于這種需求和供給造成的“租房市場”本身。只要有流動人口存在，這種需要就會存在，出租房屋是不可能被“治理”掉的。所以，應該用積極的態度去引導它，加大管理的力度，這完全可以成為政府手中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一種明智的選擇。

使農民持有集體經濟股份也是一個可行之策

因為京郊的特殊地位，大部分鄉村得以將集體經濟保持至今，近年來，二、二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飛速發展使集體經濟具備了相當可觀的經濟實力。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農民“身份變化”，逐漸轉為城鎮居民，村委會“性質變化”轉為居委會，以往的集體所有制經濟再維持下去在政策上、法理上都站不住腳了，鄉村企業必然進行股份制改造。將現有的集體經濟量化再以股份的方式分配給農民，是當前一種通行的做法，也是使失地農民獲得可持續生計的可行之策。

然而，這樣的政策安排是否有效，取決于這些企業改制后在市場上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如果把握住這樣一個明晰所有權以及將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契機，運作得當，這些股份制企業就有可能向現代企業的方向發展，作為股東的農民，包括失地農民，也就有了經濟上的保障。

但是，這樣的政策設計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比較大。除了市場風險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外，京郊集體企業受到的行政干預也是顯而易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可能還大于國有企業。調查中發現，普遍存在基層政府把征地或變相征地的不良后果強加給集體經濟的傾向，經濟負擔、就業壓力最終都要集體來背負。如前所述，使鄉村企業出現了類似國企的冗員過多和隱性失業的現象，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發展下去，集體經濟如何負擔得起，有些鄉村現在已經處于負債經營的尷尬局面。

建立專門針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

在征用農民的土地時，要從“最后的保障”的角度來審慎地處理這個問題。要留足資金，對失地農民的養老、醫療和失業問題應該有個說得過去的政策安排。

目前，政府給予農民的征地補償實在太少，特別是對于因公共工程或公益性項目被征用土地的農民。如果是變相征地，農民只能得到“政策”和很少的現金補償。從保障生存權或基本生活權力的角度考慮，這意味著相對確定的可持續的“土地保障”被以市場為著眼點的不確定的“政策”取代了，這對失地農民是不公平的。

建議政府從土地差價中以一定的比例提出一筆特別的基金，用于解決所有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僅要考慮現在和以后的被征用土地的農民的問題，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被征用土地農民也要有相應的對策。這部分失地農民距離老齡階段更近或已經進入老齡階段，需求也更迫切。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用鼓勵自謀“可持續生計”的方式來解決當前的生活問題，可能是最切實際的。

為失地農民而設立的各項社會保險制度，不要直接與現行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銜接。應推廣浙江省的經驗，設計一種“少繳費、少得益”的新制度。參保者得益“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為準。

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政策選擇不是權宜之計。因為現行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制度，這些缺陷就包括保障的標準過高，超過了各方（政府、企業、個人）的負擔能力，因此，企業和個人參保積極性都受到影響（近年來擴面受阻便是一明證）。因此，在東部沿海一些發達地區，已經考慮使這項“低進低出”的制度發展成為主要的制度，以讓企業自由選擇，給予它更大的發展空間。將現行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局限于“體制內”，使之隨著市場的發展和民營經濟的壯大而自生自滅。

至于現行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這類純粹的儲蓄積累式的制度在當前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下是沒有發展潛力的。

要解決失地農民的問題，“可持續生計”也許是一個比現在常用的“就業”或“彈性就業”內涵更深、外延更廣因而更具生命力的概念。生計是否可持續，要問市場，我們千萬不要用行政權力去破壞有生命力的市場。而維持生計和參與社會,在現代社會中完全可以分開而成為兩條平行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