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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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1.1標準化、規模化養殖進程明顯加快。近年來，邢臺市積極引導養殖場(戶)轉變發展方式，走規?；?、標準化養殖道路，特別是2010年農業部啟動創建示范場工作以來，邢臺市積極參與創建，截至目前，共創建各級示范場160個，其中部級15個，省級63個。結合國家“菜籃子”、“標準化改造”等項目扶持資金向各級示范場傾斜等措施，極大地調動了各養殖場（戶）參與創建的積極性，全市規模養殖場的標準、規模、飼養管理水平和養殖效益都有了明顯提高。從標準化水平來看，一方面，規模養殖場設施化水平大幅提升，通過近三年來的示范創建活動，邢臺市有280多家養殖場對畜禽舍及附屬設施進行了改造，170多家養殖場配套健全了糞污處理設施，140多家養殖場完善了防疫設施，160多家養殖場安裝了可視監控系統。自動喂料、自動飲水、溫濕度環境控制等設備均得到大面積推廣應用；另一方面，科學的飼養管理規范加快推行，像河北旺族集團、隆堯怡東農牧有限公司、隆堯正大種豬場、沙河凱特等示范場無論從規模、生產經營理念還是管理水平來看在全省甚至全國都處于先進行列。從規?；絹砜?，通過近幾年的示范創建，全市各類規模養殖場（區）發展到3600個，其中年出欄萬頭以上的豬場25家，存欄1萬只以上的蛋雞場達到220家。存欄300頭以上的奶牛場（小區）穩定在80家左右，生豬、蛋雞、奶牛和肉（畜）禽規模養殖比例分別達到69%、88%、100%和89%。
1.2畜牧支撐體系建設日益穩固。近年來，邢臺市各級畜牧獸醫基礎設施和隊伍建設不斷加強。按照明確職能、理順體制、優化布局、綜合設置的要求，市級和縣級均建立動物衛生監督所、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和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辦公室。全市共建立鄉級畜牧獸醫分站117個，招聘全額事業編制人員482名，村級動物防疫員5325名，市、縣、鄉、村四級畜牧獸醫技術推廣、動物疫病防控和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督體系基本形成。全市投入防疫和畜產品安全基礎建設資金2600萬元，建設市級獸醫實驗室和畜產品檢測中心各1處，建立3個國家級動物疫情測報站和3個省級動物疫情測報站，大大增強全市動物疫病預防和畜產品安全監測能力；禽流感、口蹄疫、藍耳病等重大動物疫病強制免疫密度連年保持在100%，實現多年無重大疫病和畜禽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發生，為現代畜牧業發展保駕護航。
1.3畜牧招商引資力度不斷加大。近年來，邢臺市通過親情招商、以商招商、舉辦項目推介會等招商措施，北京保吉安、泰國正大、河北雨潤、北京奧天、山東六和等一大批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相繼落戶邢臺，進一步推動了邢臺市現代畜牧業發展步伐。據統計，近三年來全市新、改（擴）建各類畜牧項目100多個，總投資近百億元，其中北京寶吉安與威縣、巨鹿合作的肉雞產業化項目，山東六和與興達合作的肉鴨產業鏈項目，泰國正大集團獨資的生豬生產項目等均相繼順利投產，帶動了當地畜牧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另有北京奧天生豬養殖項目、河北雨潤集團生豬生產及肉食加工項目、河北旺族集團生豬產業鏈項目、君樂寶乳業的萬頭奶牛生態牧場項目等正在建設中。特別是君樂寶與威縣合作總投資5億元的萬頭奶牛生態牧場項目，目前進展順利，預計2014年底可投入生產，項目建成后，將成為全省乃至全國重要的奶源基地，對我市高端奶產品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2現代畜牧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2.1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差，產業化發展滯后。從國外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經驗看，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一般應達到60％。在國內超過50%的地區也為數不少，而邢臺市2013年底才達到44%。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遠不能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畜牧產業化龍頭企業少，優勢不明顯，一體化、集團化程度不高。畜牧業龍頭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雖然有所壯大和發展，但面對日益競爭激烈的國內外市場，仍存在許多問題：第一，企業規模小，產品質量差，管理制度落后，競爭力不強。第二，龍頭企業科技和制度創新能力不足。有些大型企業仍然依靠粗放擴張的經營模式，嚴重忽視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在市場競爭中缺乏自己的名牌產品的優勢產品，在企業管理中，沒有及時采用現代經營管理制度，存在產權不明晰、決策不科學的問題，仍然依靠傳統家族式的管理方法來管理集團企業，使企業長遠發展受到很大影響。有的企業嚴重缺乏穩定的原料基地，有的企業市場營銷渠道不暢，企業開拓市場的能力和手段有待提高。
2.2畜產品質量檢測體系仍待加強。在現階段，邢臺市的畜產品監管機構、監管手段、檢測人員及設備等均不能滿足產品監測的需求，農畜產品質量安全隱患依然不容忽視。
2.3資金缺乏仍是制約畜牧業發展的瓶頸。隨著現代畜牧業向規?；?、標準化轉變，邢臺市財政及金融的支持力度與畜牧業發展規模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現代畜牧業的發展步伐。
2.4產業發展空間逐漸縮小。隨著邢臺市工業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資源、環境對畜牧業發展的制約日益突出，在土地資源和環境保護的雙重擠壓下，畜牧業發展空間的壓力正逐步加大。
2.5畜牧執法機構不健全，執法力量薄弱。市、縣兩級畜牧獸醫部門均沒有單獨的行政執法機構，現有的畜牧執法人員全部是動物衛生監督所或畜產品安全監管辦公室人員兼職，并缺乏必要的執法手段，畜牧法賦予畜牧獸醫主管部門的執法權力得不到很好的執行。
3現代畜牧業發展的對策
3.1實施產業拉動，扶強壯大龍頭企業。緊緊圍繞畜牧業主導品種，加快畜牧業產業化經營步伐。鼓勵現有龍頭企業通過更新改造、鏈條延伸、開發新上，謀劃建設一批投資10億元以上的大項目，增強發展后勁；以資源優勢、生態優勢、政策優勢，廣泛吸引國內外知名企業到我市落戶，建設一批能夠延長畜牧業產業鏈，標準高、規模大、外向型、牽動強的畜牧業深加工龍頭企業。堅持引資金與引技術相結合，實現畜產品的精深加工，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盡快形成一批龍頭企業集群。
3.2實施規模推動，強化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建設。按照國家《畜牧法》、《動物防疫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強化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建設。一是推進畜禽規模化養殖。重點推進年出欄1000頭以上規模養豬場和常年存欄1萬只以上蛋雞規模養殖場，推行牛羊舍飼圈養，加快奶牛規模場建設和養殖小區股份制改造。二是推行標準化生產。制訂和完善生產標準化技術規程，引導生產者按標準組織生產，逐步使畜禽養殖在選址、圈舍建設、投入品、疫病防治、飼養管理、糞便處理、產品安全等方面達到標準化、規范化，不斷提高畜牧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三是開展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場創建活動。按照農業部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場創建標準，認真組織開展示范場創建活動，通過示范創建，提升全市養殖規?；藴驶?。
3.3實施品牌牽動，爭創國家和省級產品品牌。以雞蛋、肉類和乳制品為重點,結合我市實際，科學制定產品品牌建設發展規劃，下大力抓好實施。引導養殖加工企業增強品牌和質量意識，健全標準化管理、計量檢測和質量信用體系，開發高端產品。，幫助我市知名企業在京津及全國大中城市建立專店、專柜、連鎖商場，增設銷售網點，提高市場占有率。
3.4實施科技帶動，為現代畜牧業強筋壯骨。支持龍頭企業圍繞產業發展，加快科研投入，加強與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協作，建立研發中心，掌握核心科技。深化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加快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科研推廣機構、合作組織、龍頭企業廣泛參與的新型科技推廣體系。創造條件，營造環境，多層次多渠道引進高端人才和先進技術，為我市畜牧業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畜牧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草原文化；牧區蒙古族文化；文化保護
中圖分類號：C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21X（2012）02-0091-04
一、蒙古民族主體的文化境遇
草原，是蒙古族牧民最為根本的生產資料。蒙古人的祖先在生存發展過程中曾面臨多種生計選擇，最終以游牧畜牧業作為對草原資源環境的利用方式，牧民生產勞動和土地的關系通過牧人與牲畜的關系以及牲畜與土地的關系兩個環節來實現，牲畜是介質，而草原才是生存和發展的根本。1984年7月，牧區工作會議決定，在牧區全面推行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價歸戶的“雙包制”，1996年又繼續實施第二輪草畜承包，落實草牧場所有權、使用權和實施草牧場有償使用家庭承包責任制，簡稱為“雙權一制”。雙權一制中牧戶擁有草場的使用權和轉讓權，草場所有權歸嘎查集體。該制度實行后牧區很快出現了兩種新事物，即有場無畜的雇工和有畜無場的雇主。所謂有場無畜的雇工是指分包了草場，但自己沒有牲畜或只有少量的牲畜，因此只能在承包的草場上為其他各類畜牧業投資人代牧或干脆處理掉草場（包括短期流轉和長期轉讓）后替別人當牧工為生的牧民。有畜無場的雇主則是指以投資獲利為目的雇用草場和牧工來進行畜牧業生產的非牧業人口的大小投資人，這部分人里包括非法占用草場的黨政機關干部和商人等。前者無畜或少畜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缺乏勞動力、家中常年有病人的；二是勞動松散、勞動技能不足等自身原因所致。這部分人是新制度環境下第一批被邊緣化的文化主體。因為草畜分包到戶后牧戶進入全面單干的時代，缺乏勞動力的牧戶可獲得的來自集體的人力、財力、智力支持大幅縮減，無畜或少畜戶獲得起始資本的機會變得更少。沒有固定資產的牧民基本上沒有機會獲得貸款，尤其是在將草場長期轉讓出去后，牧民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有了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草場的使用權，也就沒有了重整旗鼓的根本基礎，因此無畜戶一旦出現，東山再起的機會十分渺茫。因為對未來的無望，這部分人的環境資源貼現率①①金融行業中，將持票人以沒有到期的票據向銀行要求兌現，銀行將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或未來支付改變為現值所使用的利率稱為貼現率。資源占用者不計資源的未來使用價值而在當前消耗掉未來資源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提前消耗的部分即是資源占用者的資源貼現率。變得非常高，牧民不再關心草場，①①蒙古語中對自己使用范圍內的草原稱為“nutug”，這是個含有所有權意識的詞，接近于“家園”的含義。在草場分包到戶后可能是因為將漢語中很中性的詞“草場”直接翻譯使用，牧區官方的文件和用詞中更多地開始用“evsen tlabai”意為“長草的地方”，原來視為家園的nutug變成了毫無感彩的evsen tlabai，這本身就體現了文化情感上對草原的漠視。現在很多牧民也在使用這個詞。不計劃也無力計劃更遠的未來。
公共資源問題專家，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將獲得者奧斯特羅姆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傳統的家族網絡里，還是在現代的合作性組織中，若使公共資源的管理遵循著可持續發展模式，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群體的生產目標類似；（2）群體成員間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沒有明顯差異；（3）群體成員資格對個人非同小可；（4）尤其是關于資源使用的管理規則為群體成員共同遵守，或被權威機構有效地貫徹執行[1]。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間，內蒙古人口激增，大量漢地農業人口進入內蒙古草原。90年代第一次草畜承包時因為規定不能有“黑戶”，因此當時從事畜牧業的所有人口都在當地落實戶口并成為生產隊社員。這是當代牧民第一次遭遇對群體內成員資格毫無控制能力的境地。此后各類原因和名目占用草原的非牧民越來越多，大量的外來投資人擠占了屬于牧民合法的生存空間，非牧民占用的草場面積在不同的牧區達到10%30%甚至更高。這些人和牧民一樣擁有了使用草原的權力和事實，其成員資格的獲得卻從來不是由牧民投票賦予的?！吨腥A人民共和國草原法》第十三條規定：在草原承包經營期內，不得對承包經營者使用的草原進行調整；個別確需適當調整的，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牧）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門批準。集體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確定給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國家所有的草原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牧）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但事實上有關集體草場征用和轉讓流程的管理非?；靵y，很多集體草場和牧民承包的草場征用、流轉并不按上述法律規定開牧民會議決定，而各級政府對此的監管也很不力，甚至有政府出面強征強轉的現象。
教育是目前全球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遺憾的是在這一領域里蒙古族牧民長期以來積累的生態智慧和知識體系并沒有得到承認。1992年6月14日在里約熱內盧的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聯合國《21世紀議程》，我國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紀議程》等文件的莊嚴承諾。1994年3月25日，《中國21世紀議程》經國務院第十六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但與聯合國《21世紀議程》多個條款中反復強調土著民族的傳統文化及其價植、作用所不同，《中國21世紀議程》中完全沒有相應的內容。因生態移民等政策退出草原后的牧民，連草原防護員的工作機會都無法得到，因為非城市戶口、未經漢語教育者沒有資格[2]。草原防護員一定要由城市人口來擔任，如此荒唐的事絕非單此一例，蒙古族牧民在環境保護領域的經驗和知識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被承認的。即使在學術界直到現在仍然有人在發表文章稱牧民原來“消極和落后”，而從牧區的村莊生態移民到農區的村莊后“受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的影響變得進取了[3]。
盡管在政策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學習受到鼓勵和重視，甚至已經有專門的法律來保障其權利，但從整個社會來看，漢語言文字是唯一的通用語言文字，雖然學校可以做到蒙漢雙語教學，但社會就業面上對雙語或純蒙古語授課學生的水平承認度很低，導致蒙古語授課學生學無所用，致使蒙古語的社會功能萎縮。國家公務員考試近兩年才開始有崗位面向“蒙漢兼通”的畢業生，但在全區公務員錄用名額當中所占比例很低，且大部分只限于“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在一個純牧區要面向80100%為蒙古族居（牧）民的基層機關工作，蒙古族學生的漢語言文字水平要達到母語為漢語的考生相同水平的前提下才有優先權，這既無必要更欠公平。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國策后，雖然規定牧民戶口的蒙古族可以生23個子女，但生活壓力、觀念轉變等原因，即使在牧區多數牧戶都只有一個子女。孩子是未來的希望，父母供孩子上學，無非是希望孩子將來能有出息，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蒙古語授課出來的學生就業前景暗淡，讓很多牧民父母選擇讓孩子上漢校，一代人從母語環境和文化當中生生被剝離出去的現象，對于蒙古文化的未來無異于災難。21世紀初開始實施的撤鄉并鎮政策連帶出的效應之一，是基層蘇木和嘎查學校被大量并入市、鎮。牧區的兒童必須從上小學，甚至是幼兒園開始就要離開父母和家園進城讀書。這不僅給牧民增加了巨大的經濟負擔，也讓出去讀書的孩子過早地離開了蒙古文化環境，感情上與上一輩人和草原疏離了。而且一旦他們不能升入大專院?；驅I學校，回到牧區后就成了“牧盲”。事實上，真正支撐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的，不是其成員的民族情感，也不是政策層面對民族教育的鼓勵和宣傳，而是一個可以讓文化扎根生長的土壤，一個足以讓文化的載體——成員們運用這一種文化來完成生活、生產的、完整的社會體系。
蒙古族牧民面對的生產融資形式同樣嚴峻。2010年冬天筆者在呼倫貝爾做的一項調查中，年畜牧業總收入21萬元的一牧戶，其當年總支出是1726萬元。支出中各類貸款的利息有16萬元，未還的本金尚有11萬元。所貸款項中年息最高為60%（即所謂的5分利），其余還有年息為36%的（即3分利）。即便是信用社提供的牧民貸款，年利息也達到了168216%。一個總人口只有257人的嘎查，當年年末貸款余額為12315萬元，其中3分到5分利的高利貸有406萬。當年應還利息共計2378萬。牧區高利貸橫行給蒙古族牧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麥金農（Ronald.Mckinnon1973）提出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假說與市場分割性假說，闡述具有高利貸特征的非正規金融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的體制性根源，認為高利貸是一種效率低下的融資安排導致產生的[4]。在中國知網查閱關于農村高利貸問題的研究的學術論文，搜索到的74篇文章中除了10余篇對明代、清代以及民國時期為背景的研究論文之外其余全部是關于近30年以內的農村高利貸問題的。從發表時間上看，可查到的最早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是在1995年，這也恰恰反映了農村高利貸問題卷土重來的時間。
近代，尤其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產權制度、人口政策、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蒙古族牧區的推行，蒙古族牧民對社會資源的擁有量明顯縮減，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和控制力急劇減弱，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蒙古族牧民作為蒙古文化主體，對自身、下一代以及文化的未來期望度走低。盡管前述種種問題中蒙古牧民自身素質、文化自覺以及自我更新能力等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但客觀地看，對牧民“恨鐵不成鋼”的幽怨和指責未免失之簡單和偏頗。對于個體來說，意志或可以決定其成敗，但在整個社會層面來說需要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是要靠制度可以給人帶來的發展空間。人活著可以感受得到未來，有理由相信未來會比現在好，才會有動力為之努力，小至群體大至全社會，才會有和諧的發展方向。如同先生所說：“人類必須建立的新秩序不僅需要一個能保證人類繼續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態格局，而且還需要一個所有人類均能逐生樂業，發掘人生價值的心態秩序?！盵5]
二、蒙古文化的保護
保護文化，必然需要先了解文化的存在形態、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根基。筆者對蒙古游牧文化的理解基于這樣一種認識：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對草原生態環境適應和管理的綜合型經濟文化形態。蒙古游牧文化的根本在于保障人和環境的共存。游牧民移動遷徙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游牧移動的高頻率，移動的頻率與蒙古族文化的正統性并沒有正相關的關系。遷徙也不是為了保護文化，更不是出于邁爾斯所說的“一種情節” [6]，而是為了保護草原、保障生存，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個層面生態適應的結果，而這種過程孕育和發展了游牧文化。這樣的關系，卻常常被本末倒置。以藝術、服飾等方式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是蒙古族文化對草原生態環境適應方式、理念的體現和延伸，游牧民取自其特定自然、資源和畜牧業產品的衣物、用器、使役畜等，是牧民基于生態資源的文化行為在民俗學場景中的體現。
關于蒙古族文化的保護，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我國歷屆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資金用于此項支出，每屆的人大、政協會議，少數民族文化是個必談的題目；中央組織的全國性活動、演出也從來沒有少過蒙古歌舞的一席之地，可見黨和政府對蒙古文化保護的重視程度是高的，學術方面來說還有中國蒙古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樣高規格的學術活動被提議并按期召開每屆會議，此外還有各種不同范圍和規格的蒙古文化研究主題學術交流活動也都說明了這一點。但在內蒙古各盟市旗縣競相建立蒙古文化主題博物館、蒙古文化主題街道，看似蒙古民族文化氛圍越來越濃的同時，蒙古文化的弱化危機卻絲毫沒有緩解，文化主體與文化之間的疏離程度依然在加劇。這說明蒙古文化保護的方向和著力點應該被予以反思。
文化的內容往往容易被劃定在文學、藝術、工藝以及吃、住、行的習俗等范圍。但如果文化保護的努力方向變成保護上述因素，那么這樣的文化保護行為只能是舍本逐末。蒙古民俗、藝術只是蒙古文化的淺層表現，蒙古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哲學思想和情感積累才是其根本，而這種深層的文化根基產生于并只能發展于人與草原和諧共處的生活形態中。蒙古文化的意義不在于“傳統性”。她來自于古遠的時代，但從來不是停留在那個時代的。所謂傳統，只是個相對的概念，蒙古文化的珍貴在于她在每一點上的表現總是能夠與自然環境渾然一體。蒙古族的歌會變、舞會變，牧民的裝束、居所都會變，但文化汲取營養的土壤是肥沃的，那她的變化就會保持良性。
如本文前段所述，當下的蒙古族文化的困境來源于其文化主體的生存困境和對未來期望的不明朗。因為不同領域不同目標方向的政策和制度，相互間的銜接不足，導致彼此矛盾甚至沖突。文化政策在大力投入保護的時候，其他政策和制度可能正在撼動這個文化的根基。現代的蒙古文化保護首先應該做的是保護文化的活態，保護文化的發展可能性，而不是在博物館里堆積蒙古文化用品，為未來的考古學者提供研究的方便。如果將蒙古文化喻作植物，作為文化保護行為的主導方，至少政府的文化保護行為不應該是出于“搶救”和“搶收”的目標，而應該是陪土，至少不挖土。蒙古文化依然是一種保有巨大能量和活力的文化，蒙古文化必須發展，中國文化發展的大局也需要蒙古文化的發展。但文化保護也好，促進也好，不是要給文化指引方向，而是保護她的根基不受無端的侵擾，讓文化的主體能夠有空間、有機會自行修復和雕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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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克源，王瑞娟，蘇利那.蒙古族生態移民的文化變遷考察[J].前沿，2008（11）.
[4] 丁彥皓， 馮廣波.福利效益視角下的農村高利貸[J].經濟界，2010（4）.
畜牧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必然會對目的地的各方面產生影響，旅游地文化變遷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它的發展方向關系到旅游業能否健康持續發展。本文探討了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原因、表現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夠良性變遷的方法，以期對我國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區提供一定的指導。
文化變遷，是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提出的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與外界文化接觸的研究，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于文化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并應用到了旅游業上。隨著旅游的發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閉塞的旅游地，給當地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帶來的異文化沖擊下，旅游地文化變遷從物質層面開始，逐漸滲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層面，最后促使整個旅游地民族文化趨同于現代化城市文化，導致許多傳統文化遺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這些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可能導致當地旅游業的蕭條甚至停滯。因此，從文化變遷理論出發，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動因和策略選擇，不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護的需要，也是當地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文化變遷與旅游地文化變遷
人類學家認為“文化變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文化內部的整合而出現的有別于過去的文化形態，表現在技術、工藝、食物、服裝等方面，包括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常用“社會變遷”來指代非物質文化的變化，其中包括價值觀、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本文所指的文化變遷側重于指較為明顯的變遷——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化變遷。
基于以上觀點，本文認為，旅游地文化變遷是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在多種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勢差的客觀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較多地“流向”目的地，長此以往潛移默化地影響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發展成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化形態。文化變遷的核心是價值觀的變遷，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文化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于暫時的文化變化，當暫時的文化變化逐步改變原有的文化形態，就產生了變遷。
二、旅游地文化變遷動因分析
在現代社會，旅游業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導致旅游地文化變遷的最主要動因：
1.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接觸的不對等性
一般情況下，旅游者與接待地居民的接觸是短暫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個接待地的逗留時間是短暫的，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的時間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時間里，他們所接觸到的多為旅游接待人員，雙方分別扮演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旅游者難以通過旅游企業工作人員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是對于旅游地居民來說，他們接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體，是長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體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以說，盡管旅游文化傳播和交流是雙向的，但卻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給接待地帶來的影響遠比他們接受接待地的影響大的多。
2.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觀地說，區域間的文化傳播無淪采取哪種傳播形式，都是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向較后進的地區傳播為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游客所攜帶的強勢文化的沖擊，在文化交流融匯中更多地居于一種被動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一個在休閑，另一個則為這個有錢的休閑人忙碌；一個在臺上表演，另一個則在臺下欣賞、拍照、錄像，雙方形成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由于經濟上的不對稱，使旅游活動變得不單單是旅游經歷的買賣，還會給當地人帶來金錢等觀念的改變，從而使當地人改變自己去迎合游客，淪為“被旅游者”，影響到當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認同，然后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地發生文化變遷。
3.文化傳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區間的擴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通常會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而排斥與本身文化價值觀不相容的東西。但是，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范圍會較一般情況有很大的擴展。旅游地為了招徠游客，必須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違心地接受外來文化中某些與本土文化價值取向相悖的東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虛意接受”，即當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別是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抵觸的部分，但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讓步，甚至主動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虛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意接受”的東西便會逐漸擴散，潛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發生變遷。
三、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具體表現
文化的變遷是永恒的現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見，摸得著，而有些文化現象，是在深層發生變化的。一般說來，物質文化的變遷速度快于非物質文化，而從非物質文化的變遷看，一般說來總是制度首先變遷，其次是風俗、民德，最后才是價值觀。
1.物質文化變遷。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顯的數量結構或物質形態的變化。直接由于旅游業發展而引起的生計方式、居住習俗、生活方式等的改變，都屬于這一類變遷。例如，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絕聞名于世，其內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傳統的手工藝為生；1984年九寨溝對外開放，部分居民開始經營旅游業。至2002年，景區內居民都徹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從事旅游經營或與旅游相關的工作。
2.非物質文化變遷。指因旅游活動產生但無法觀察到其直觀的物質形態的變化。由于旅游的發展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旅游地居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都屬于非物質文化變遷的表現。例如，四川與云南交界的滬沽湖地區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母系文化。改革開放后，摩梭人積極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滬沽湖很快成為旅游勝地。外來不同文化形態人群與當地人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對摩梭母系文化產生了沖擊，使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婦女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開始下降，出現固定專偶走婚，家庭管理實權開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變遷的策略選擇
眾所周知，旅游業發展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變遷，從而在保持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不變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其外在表現形式，擴充文化傳承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使傳統文化得以永久延續。也可能使文化負態變遷，使其嚴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積極方向還是向消極方向變遷，文化變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變遷才能持續吸引旅游者的到訪。綜上分析，為了實現旅游地文化的合理變遷，促進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強旅游業的宏觀管理。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旅游業發展初期的規劃、引導以及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監管工作，規范文化旅游產品市場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針對目前旅游市場上少數為謀求短期利益的生產者生產劣質文化產品、破壞傳統文化、損害旅游者利益的行為，要積極進行監管查處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區內部建立起傳統文化自我建設長效機制，增強旅游地合理開發、生產及創新的自覺性。只有強化政府的宏觀引導和管理職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規，加大對發生消極文化變遷現象的旅游社區的引導監管力度，才能保證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強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覺性。一個民族沒有“自我”的概念，就會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覺缺失的民族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這樣，本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就無從談起。當然，強化文化自覺，并不是主張文化中心主義，而排斥其他文化，關鍵在于與它文化接觸、交流的時候，本民族成員如何實現文化自覺，取其精華，排其糟粕，真正做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
因此，要強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現“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要鼓勵接待地居民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文化鑒別能力，以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的東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強文化交流，實現文化補償。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區域性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展和時間上的延展”。歷史上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動，如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國各民族文化內部交流、互動的同時，還廣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華內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蕩，實現文化整合和創新，才締造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拓寬范圍，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強民族文化發展的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來擴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現并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促進民族文化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偉：《民族旅游地文化變遷與發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畜牧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哈薩克族 傳統養老文化 農村社會養老保障 新疆
論文摘要:在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養老文化特別是哈薩克族養老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薩克族人長期以來形成了敬老愛老、社區互助、鄰里幫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為核心的傳統養老文化。但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對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構建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積極引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構建符合新疆區情的現代養老文化是我們當前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一個由習俗、傳統、道德、信仰、儀式、禮節、禮貌、慣例、制度、理想與價值觀相關聯而構成的網絡。在這樣一個概念中理解養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會為老年人提供物質贍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養老資源方面的思想觀念、社會倫理、價值取向和制度規范。其中民族養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區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禮節、慣例、價值觀、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構成的具有獨立特征、結構和功能的文化體系，是代代沿襲、傳承下來的針對養老問題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規范等文化積淀。筆者認為，所謂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是指哈薩克族人長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產生并代代相傳的關于養老觀念、養老思想、養老理想、養老習慣和養老價值觀的有機統一和總稱。
哈薩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種古老文化的精華，融東西方文化于一體，形成以家庭養老、家族互助、鄰里幫助為主，社區互助為輔的多層次、多渠道的特殊的養老文化。其內容主要包括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個方面。從內涵上看，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既有養老方面的認識，又有關于老年人的倫理思想、價值觀、養老傳統和養老習俗，主要包括關于家庭、經濟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養老體系主要包括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和自我養老等三個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繼承性、多樣性、連續性、獨立性及融通性等特點。其中，以孝順父母和敬老愛老為基礎的孝文化是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說西方國家的社會化養老是一種制度安排，那么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可以說是哈薩克族人的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規則。家庭養老、家族保障和社區互助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的必然選擇，家庭和諧和代際傳遞是這種養老文化的直接體現。
二、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基本內容
(一)家庭養老
1.強調自力更生，以孝為核心。家庭養老目前是哈薩克族最主要的養老方式，也是傳統的自然經濟、封建倫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家庭養老不僅是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文化模式。家庭養老的運行，主要靠的不是現實行為，而是源于文化的動力。哈薩克族特殊的人生觀、價值觀、倫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對家庭養老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首先，哈薩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中，人煙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過著自給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對原始、封閉，經濟不發達，所以家庭成員之間，阿吾勒之間互補性和依賴性很強，氏族成員之間的關系比較融拾。其次，、哈薩克族人彼此相處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內的人經常在鄰近的地方放牧，對方的脾氣、好惡、生活狀況，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對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圍人的譴責和唾罵。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認為父母和子女的關系是上下、尊卑的關系，子女有為父母養老送終的義務。哈薩克族人生活環境造就了哈薩克族人深沉、勤勞、堅韌、獨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薩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長壽，自理能力很強，經常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不是干家務，就是照顧小孩或養育后代，滿足自己繼續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薩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當家做主，這種敬老、愛老的傳統對子女的養老行為具有極強的約束力和強制力。
2.“還子”防老。哈薩克族傳統家庭是以父親或丈夫為核心的封建家長制家庭。哈薩克族家庭一般規模較大，平均家庭人口為5. 94人，以兩代人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兒子長大成婚后即與父母分家，另立門戶(多在父母氈房旁邊設一新氈房居住)，父母身邊通常要留下一個最年幼的兒子，作為養老送終的依靠。獨生子一般不分家，盡贍養之職。哈薩克族傳統家庭中普遍存在“還子”習俗。所謂“還子”是指每對新婚夫婦，要把婚后生的第一個孩子送給親生父母。祖父母把孫兒當作自己親生的最小兒女看待并加以寵愛。祖父母和孫兒之間的關系被看作父母與兒女之間的關系。哈薩克族人的還子習俗增加了嬰兒的存活率，減輕了年輕父母的生活負擔，讓孤獨老人在孫輩的身上重溫自己的童年夢，找到新的生活樂趣，驅散年老所帶來的憂郁，真正享受天倫之樂;在撫育過程中，老人與孫輩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還子作為促進代際關系的重要紐帶，為家庭養老和社區養老提供了潛在的文化支持和社會基礎。
3.知足意識強，老人養老需求不高，家庭養老成本低。在哈薩克族社會中自給自足的畜牧經濟和自然經濟處于主導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經商意識不強烈。自然災害、戰爭比較頻繁，物質資料不豐富，家庭經濟收人微薄，養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識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恥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學會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對現狀不滿，也被視為是一種貪婪的表現。哈薩克族人相信“榮華富貴和人生磨難”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變，也不能怨聲載道，只能容忍，滿足現狀。因此，哈薩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樸素，養老保障水平低，老人養老需求非常簡單，只求吃飽吃好，心情舒暢，健康長壽，別無他求。
4.土地保障。草場和牲畜不僅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而且是養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礎。一般來說哈薩克族家庭都有植樹造林和種草的傳統。青草和樹木不僅是一種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經濟和養老的基本收人來源，這為家庭養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薩克族是古代許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識與祖先崇拜等觀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識遠遠超出對創世主迎薩甘的崇拜。哈薩克族人認為牢記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個哈薩克人的歷史責任，給子女傳授前輩的系譜，是哈薩克族父母應盡的義務。景教特別是佛教對哈薩克族養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信奉佛教時期古代哈薩克人有這樣一個習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兒子、女兒或兄弟就會做一個與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蘭教在9世紀初開始傳人新疆，16一17世紀成為哈薩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觀念就具有了濃厚的伊斯蘭色彩。哈薩克人一般對自己祖先的靈魂和墓地特別崇敬，普遍認為祖先會把生命的力量賜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區的人們在天旱時或災年時，到祖先墳地求雨，祈求神靈保佑。這種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順父母、關心老人、尊重老人等養老習慣的產生和發展。
(二)社會互助
1.強調團結，熱情好客。哈薩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廣人稀，自然環境惡劣，災害頻繁。因此，哈薩克人特別強調團結合作，認為團結是福，沒有團結就不能生存。哈薩克族人作為熱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賜。哈薩克族民間有這樣的話:“父母留下的財產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薩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著帶一粒糧、一分錢，也不會挨餓”，“好客人來到，羊要下雙羔”。哈薩克族人過去常常以登門客人的多少作為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受人歡迎、愛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氣者是最為人們所鄙視的。
2.互助。哈薩克族傳統文化特別強調和諧，一貫以幫助別人、熱愛公共事業、團結鄉親、遵行禮儀、不侵占他人財務、珍惜友情，不做鄉里鄉親所厭惡的事等為每一個哈薩克族人應具備的美好品質。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災、火災、風災、雪災等自然災害而生活困難時，部落的人都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盡力給以資助。如某出現拒絕資助的人，則會被全部落的人歧視或侮罵。如果老人欠了債務無力償還，得了疾病無力醫療，全部落均會協助幫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ハ鄮椭还_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誰拒絕幫助有困難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別人幫助的權利，同時還會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壞禮俗的人。哈薩克族人的互助思想還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伊斯蘭教教義普遍認為孝順父母是子女的天職、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與人之間不應互相仇視、互相傷害，而應當相互同情、相互憐憫、相親相愛，幫助老人功德無量，人應多多行善，尊老愛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蘭教教義還規定天課是每個富人的義務，富有者必須把純收人的一部分拿出來幫助那些老人和窮人。民間關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傳，這種思想至今在民間影響頗深。哈薩克族人的這種互助思想不僅增強了本民族內部的親和力，而且也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義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質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傳統習俗，哈薩克族青少年從小就接受過尊老敬老教育。哈薩克族人認為不論你年紀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們的譴責和唾棄而威信掃地?！安徽撛谑裁磮鏊姷嚼先?，都要邊祝福邊握手，吃飯、喝茶、開會、娛樂，都讓老年人坐上席，請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進氈房門和行路，都必須請年長者先行。老年人騎馬到別人家作客，年輕人必須出迎并扶老人下馬，然后牽馬、飲馬、卸鞍、喂馬，老人臨行時必須把老人扶上馬。晚輩不能當著自家老人的面抽煙，更不能喝酒。如果對老人不尊敬，則會受到人們恥笑和處罰。”對長輩的尊重還表現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長者的名字，婦女不能從長輩面前走過，要從身后繞行;在過節的這一天，要把羊頭奉獻給老人。在宰殺羊只招待客人進餐時，主人將羊頭獻給客人?？腿艘眯〉陡钕乱粔K面額肉捧獻給在席的長者。哈薩克族傳統倫理道德規定年輕人必須憐憫老人，對身體虛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應嚴加關懷和幫助，裹讀老人普遍認為是最不可饒恕的罪孽;無論老人有天大的罪過，都不能頂嘴，也不能還手，必須忍耐、禮讓。這種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暢、能夠無憂無慮地安度晚年。
三、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對新疆農村養老保障的影響
(一)在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文化因素，堅持家庭養老模式的主導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會的和諧是哈薩克族家庭養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娛老是其精髓，是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社會穩定的基石。哈薩克族人代際關系相對融洽，家庭成員之間分工明確，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又是一個保障主體，也是老年人的精神樂園。如今，北疆牧民總體收人比較低，個人養老能力較差，老人對家庭的依賴正在顯著增加，哈薩克族老人在物質上并沒有過高的要求，只要吃飽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現實中，如果忽視精神贍養，只重物質供養，往往適得其反。哈薩克族牧區普遍存在的敬老愛老、祖先崇拜和還子傳統為牧區的家庭養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因此，家庭養老的精神養老職能是任何養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區集體經濟基礎薄弱，國家養老方面財政投入不足，牧民參保能力有限，對于經濟極不發達的北疆農村地區來說家庭養老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現實基礎，有效減輕了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負擔，彌補了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不完善的缺陷，又為政府的養老行為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比較符合新疆的區情。
(二)堅持弘揚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取長補短
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猶如一把雙刃劍，影響著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一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把個人的養老、尊老行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層面，對個人養老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從而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及家庭美德的建設。哈薩克族綠色文化、社會互助、氏族保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為社會化養老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行善，鄰里互助、天課等風俗習慣為社會化養老提供了潛在的資金支持、組織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換保障、牲畜換保障等現代養老模式的過渡。哈薩克族人自古以來產生的草場公有制和團結合作、互利、互助傳統以及部落、氏族意識向以合作經濟為載體的農村養老模式的過渡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和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哈薩克族居住比較分散，家庭養老意識很強，這種家庭養老文化的強化不利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普及和發展。哈薩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終影響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心，最終會導致牧民收人的減少、家庭養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參保能力的下降。哈薩克族人因受封閉的游牧文化的影響，經常與世隔絕，思想觀念比較保守，對社會養老保障認識不足，對于外來文化，新文化特別是現代養老文化產生一種由來已久的敵對心理，少數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變，怕不兌現，怕錢貶值，怕干部換，尤其害怕國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積極性不高。這種封閉保守思想嚴重阻礙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順利普及。因認識方面的誤區，部分牧民總是把農村養老保障與亂收費混為一談，甚至有些年輕人認為父母參加農村養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順和軟弱無能的表現，感到屈辱，怕別人說閑話，從而反對父母參加養老保障。哈薩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觀念嚴重影響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進行和現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牧民收入的急劇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減弱和國家負擔的加重，從而妨礙家庭養老模式向社會養老模式的轉變。
(三)保證社會主義先進養老文化在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中的主導地位，促進傳統養老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畜牧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草原生態/環境知識/文化傳統/游牧民族/草原生態民族區/農耕民族
在復雜多元化的社會中，不同的群體孕育了各自的社會觀，留下了與自然環境有關的社會表現、態度和行為模式等遺產，同時也能看到圍繞著生態問題的文化沖突和矛盾。這些遺產主要表現在民間的環境知識中，這一民間知識對于我們今天的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維持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民間環境知識主要包括對自然環境的利用，對人文環境的控制和人與自然的協調理念。學者們在描述環境變化時，常常無視文化因素，我們的著重點并不在于認識文化上的差異如何影響環境，而在于怎樣把對文化因素作用的考慮同環境變化相聯系。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人均資源十分貧乏。同時，我國資源破壞嚴重，礦產資源濫采亂挖、采富棄貧，浪費驚人；淡水、森林、草原、耕地在開發、灌溉、采伐、載畜、開墾等方面問題不少。其中人口壓力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由于人口壓力和過度開發，使中國成為荒漠化土地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這樣一個由多種生態環境、多個民族和多元文化所組成的國土上，民族間的關系，很多是和環境觀念的沖突、破壞環境的行為有關的。而這種生態環境惡化的后果，就是給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直接的負面影響，使發展本身陷入了一種低度循環的陷阱。因此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發展，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特點。在這一背景下，在進行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時考慮少數民族的文化個性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本身就符合中國社會的內在特點，同時也是對各民族文化的一種尊重。生態環境的多樣性與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密切相關。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在對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和改造過程中創造和形成的，因而各民族由于生存空間的特點、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對自然資源管理利用和文化傳統也就各具特色。
中國的生態惡化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特別突出。從生態類型上，可分為草原生態民族區、森林生態民族區和山地農耕民族區等。在此我們以代表草原生態民族區的蒙古族的民間環境傳統為例，來展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一、草原生態民族區與草原現狀
草原生態區，主要分布在從東北平原西部，經內蒙古高原、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南緣一線以西，即從北緯51°到28°的廣闊范圍內，綿延4500公里，占全國土地面積的29%。主要分布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等10個少數民族聚居省區，基本上構成了從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帶。在這些區域內居住的43個少數民族中，有19個民族以從事牧業為主，有代表性的民族有蒙古、部分鄂溫克和達斡爾族、哈薩克、裕固、塔吉克、柯爾克孜、塔塔爾、藏族等。
作為占地球陸地面積47%的草地及其生態系統的研究一直為人們所關注。據世界資源報告，牧場養活著3000-4000萬游牧人口及提供著大量的食物資料，然而，由于過度放牧，開墾草場，短期行為的政策及攫取最大利潤的純經濟觀念，導致草原出現沙漠化及草場退化的趨勢。諸多的草原研究專家及草原計劃的推行者，在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深切體會到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導致草原利用情況的不斷發生變化，改善草場是技術問題也是復雜的社會問題。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關于牧草種植的研究認為：“由于一系列的經濟、社會、政治、宗教的因素，使得進一步擴大栽培牧草的面積受到限制。在糧農組織從事草原和飼料作物開發工作的大多數國家中，這些因素的作用是錯綜復雜的。這項工作的未來發展，取決于鄉村社會學家或政治家為牧草的栽培所創造的經濟和社會環境條件。[1](P42)又據世界資源報告，印度次大陸牧場的惡化是與過度放牧、干旱化、管理不當所致，最近幾年出臺的牧場發展計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南撒哈拉非洲牧場管理及牲畜的發展上，各機構的投資、援助大多以失敗而告終，人們深切地感到開發過程中需要當地人民參加，需要和當地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相結合。[2](P116-117)這種認識上的轉變，為草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目前在草原生態系統的研究中，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對之進行研究的報告為數甚少。在世界資源報告中，在提到中國牧場狀況時，認為全部土地的41%用于放牧，25%的草原退化，其趨勢為水土流失正危險地加速，喪失生產力，沙漠化，退化快于再生；在談及其原因時報告認為，(1)人口壓力；(2)27%的沙漠化由過度放牧造成；(3)政府50年代的重農輕牧；(4)將現有的稀疏和優良草原開墾為農田；(5)城市發展加重了對現存草原的壓力；(6)群體放牧；(7)對草和飼草作物管理不善等。這諸項原因事實上都與人的因素有關。
中國約有草地面積400萬平方公里，占全世界草地面積的13.9%，占我國國土面積的41.67%，放牧面積占世界第三位，僅次于澳大利亞和前蘇聯。中國的牧區應分為兩大地區，北方“游牧”區和南方“農業”區，從東北平原到青藏高原，從海南山地到黃海之濱，都有草地分布，其中內蒙古草原是面積最大的溫帶草原。但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對草原只利用不建設，我國草地不僅生產力較低而且有30%的草地處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原研究長久未引起人們注意，50年代前全國沒有一處草原研究機構，50年代后，開始在有關農牧院校培養草地科技人才，1964年中國農科院創辦了草原研究所，之后，四川、新疆、青海、甘肅等省區相繼創辦了草原研究所及草原生態研究所，有關省區也建立了草地工作站或草原工作隊。70年代末期，中科院分別在內蒙古與青海建立了兩個草地生態定位站，開始從生態系統角度開展草地研究。在這些研究中，都提到由于人為的因素而導致了諸多的后果。我們不能否認，自然科學這么多年來對草原生態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績，有了很多的科學積累，這些基礎也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根據。然而人是經由什么途徑采取什么方式來影響草原生態的？其自身的社會結構、文化體系、價值觀念與之的關系如何？卻很少給予關注。
草原資料是中國陸地上最大的生態系統。據衛星遙感調查技術統計，1995年與80年代中期的數字相比，退化（不包括輕度退化）草地從13億畝增加到20億畝，10年中增加7億畝，已構成資源與環境的重大問題之一。草地沙化是個更為嚴重的問題，草地每年減少65-70萬公頃；北方草地退化面積達90%以上；全國可利用草地每年以2%的速度加速退化；2億頭牲畜因災死亡。資料顯示，在我國草地沙化的原因中，盲目開墾占25.4%；過度放牧占28.3%；過度樵采草地植物占31.8%。中國的沙漠專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紀末，有8萬平方公里土地將沙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