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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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論文范文第1篇

（一）電價的管理體制有待完善

電價是電力經濟系統運行的關鍵因素之一，沒有完善的電價管理體制，就不可能提高電力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就目前電力企業的電力管理體制來看，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一方面，現在部分地區還出現嚴重的偷電、漏電的行為，而且也沒有嚴厲的懲處制度，嚴重影響電的銷售。另一方面，目前的電價標準制定還統一由政府制定，電力企業要開拓市場還要通過上報政府，等政府審批，政府的批準又得經過一年半載，等審批通過，電力企業已經失去市場機會，給電廠或電網造成巨大的損失。因此，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要改善電價的管理體制，避免該管理體制的滯后性、不科學性等影響電力產業的市場營銷。

（二）電網的經營機制有待完善

電網的有效管理也能促進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然而，現在的電網經營機制還不是太完善。在如今的電網管理機制中，大都是政府垂直管理的，在財政管理上也是采用收、支兩條管理線，電網的經濟效益核算也是統一進行的，這會讓電力企業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大打折扣，許多電力企業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人代表存在，電網經銷者沒有經營的主動權，這會影響他們工作的積極主動性，間接影響電力企業的經濟效益。

二、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如何促進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電力企業要合理分配資源，做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還要建立科學系統的電力經濟運行體制，盡可能地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在國家及相關政府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調控下，電力企業的相關制度也在逐漸改革完善著，對促進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有很大的影響。下面我們從電力企業市場的發展、電價體制的改善、市場供求機制及競爭機制的完善等方面具體分析：

（一）大力推廣電力企業市場的發展

在相關法律的規定下，電力企業主要被劃分為三個模塊，即電力生產企業、電力建設企業、電網經營企業。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過程中，我們既要確保這三個模塊的相對獨立性，還要保障它們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國家及相關政府要給電力企業適當的自，確保公平自主、平衡發展的原則，從而有效開拓電力企業的發展市場，抓住發展的機遇，如農村電網的改建等，各電力企業公平競爭，在競爭中求發展，促進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

（二）改革完善電價的管理體制

在資源的優化配置中，我們要確保電價的科學合理，才能為電力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因此，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改革完善電價的管理機制是迫在眉睫的。一方面，國家及相關政府應該給予電力市場足夠的自，讓電力企業有權在某一范圍內宏觀地調控電價。另一方面，電價的規定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可以按照市場的需求，適當地上調或下降電價，以增加電的銷量來提高經濟效益，有效地實現薄利多銷。另外，電價的制定要結合市場的風險、電力企業的成本、應繳的稅額等，在合理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電力企業的利潤。

（三）建立有效的市場供求及競爭的機制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電力供求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一定要時刻關注經濟市場對電力的需求，然后適度地供應，做到電力市場的供求平衡。當電網的供大于求時，我們可以適當地下調電價，若供小于求時，上調電價，用這種電價浮動的方式來調節電力供求的平衡。除此之外，還需要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給電力分配同等條件的資源，讓他們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對于某寫大電網的交易，可以從中收取過網費等，從而有效地平衡各電網的經濟效益，促進整個電力經濟系統的可持續運行。

三、結束語

經濟史論文范文第2篇

英文題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義”可以分為“親緣利他”、“互惠利他”與“純粹利他”三種形式，對前兩種利他行為，生物學和經濟學已經給出了較為圓滿的解釋。但本文認為，要對“利他主義”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這點是不夠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隱性遺傳”和行為偏好的“廣義效用”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了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解釋。

關鍵詞：親緣利他互惠利他純粹利他隱性遺傳廣義效用

一、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

利他主義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第一，“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一般情況下，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稱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學的研究業已證明，“親緣利他”對生物個體來說并非沒有回報。根據“親緣選擇”理論，生物的進化取決于“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能夠提供“親緣利他”的物種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明顯的進化優勢。（Hamilton，1963）因此，“親緣利他”不僅在人類社會，而且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穩定、非常普遍的行為模式。例如，當幼鳥遭受攻擊時，許多鳥類父母都會挺身而出，用偽裝受傷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脫。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父親或母親雖然可能因此喪生，但由于父母與子女之間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從“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則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雛得以逃生，父親或母親作出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慮到年幼子女喪生的幾率遠遠超過經驗豐富的父母，這類行為對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無論在人類社會或生物世界，“親緣利他”在父母與子女關系上表現得尤為動人和充分。而隨著親緣關系的疏遠，“親緣利他”的強度也會逐步衰減。生物學家甚至設計出所謂的“親緣指數”，并根據它來計算“親緣利他”行為的得失和強弱。（Hamilton，1964）在這方面,生物學與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在邏輯相當一致：所有生命體的行為看上去總好象設法使某一“目標函數”最大化。有人曾經對《美國經濟評論》和《美國博物學家》刊載的文章進行過比較，結果發現這兩門學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論文都是運用優化的方法來預測某種現象，然后再作出統計檢驗。(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了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系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后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互惠利他”類似某種期權式的投資，所以有人把它稱為“軟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種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為生，如果連續兩晝夜吃不到血就會餓死；一只剛剛飽餐一頓的蝙蝠往往會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來反哺那些頻臨死亡的同伴，盡管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生物學家發現，這種行為遵循著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即蝙蝠們不會繼續向那些知恩不報的個體饋贈血液。(Wilkinson，1984)顯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律”，當施惠者與受惠者互相換位時，同樣數量的血液將產生更大的邊際效用，從而使這類行為具有明顯的經濟學含義。不過，由于施惠與回報存在著時間差，從而使這種期權式的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種較為長期的重復博弈關系中，而且還要求形成某種識別機制，以便抑制道德風險和個體的機會主義傾向。雖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紀晚期才由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羅德建立起來，(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卻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論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時，就被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了。

第三，“純粹利他”，即利他主義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生物學家觀察到，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為方式，它只發生在最早發現危險的湯姆遜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英雄主義”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并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這一行為看上去頗似我們前面提到的母鳥保護幼鳥的行為，但它們的內涵卻有明顯的差別。因為湯姆遜瞪羚所保護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親屬，對個體來說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收益的投資。這一行為與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著更明顯的區別，對個體來說這一行為的投資風險與預期回報存在著極大的不對稱，而且也不可能通過識別機制來剔除那些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搭便車”者。因此，有些生物學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對湯姆遜瞪羚的行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釋：高高跳躍的瞪羚是在向突襲者昭示——你瞧，我的體力有多棒！別來打我的主意，否則你會一無所獲的！還是去追殺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們吧！(道金斯，1998a）我認為這個解釋非常勉強并令人懷疑。且不說把這種只有人類“超級智慧”才想得出來的“炫耀式欺騙”強加給湯姆遜瞪羚是否公平，就是從進化論角度看，其破綻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這種行為真有效，當遭受猛獸襲擊時為什么不會有更多的湯姆遜瞪羚跟著一起“跳舞”呢？

顯然，要對利他行為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純粹利他”作出解釋，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二、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事實上，許多生物學家，比如勞倫茲（K·Lorenz）、威爾遜（E·Wilson）、愛得華茲（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義上給出了“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他們的理論在生物學中被稱為“群體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于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征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ilson，1975）但“群體選擇理”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它無法解釋導致個體生存適應性降低的“純粹利他”行為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保存下來。因此，在主流生物學理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與之對立的“個體選擇理論”。“個體選擇理論”認為，“純粹利他”行為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為代價向同伴報警的湯姆遜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為卻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正比；一個利己的個體有更多的機會生存下來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這些后代都有繼承其自私特征的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適應性低于后者，不管這種差別在初始狀態多么微小，經過千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生存適應性較低的生物性狀也會被無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你認真地研究了自然選擇的方式，你就會得出結論，凡是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私的”，“對整個物種來說，‘普遍的愛’和‘共同的利益’等在進化論上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個體選擇理論”并沒有解決由湯姆遜瞪羚所引起的深層矛盾，我們不仿把它稱為“湯姆遜瞪羚悖論”：一方面，現代生物學認為，只有交互繁殖的種群才能保持相對恒定的基因庫，所謂進化是生物種群的進化而不是生物個體的進化；（陳閱增，1997a）因此，“純粹利他”行為作為一種符合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在生物長期演進過程中保存下來是符合進化論自身邏輯的；另一方面，迄今為止所有生物學的實證研究似乎都證明了，生物進化必須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才能實現；有利于個體生存適應性的生物性狀，才會在遺傳進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斷強化；而與個體生存適應性無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狀，其有效信息最終都會在遺傳進化中丟失和湮沒；因此，“純粹利他”行為是不能從生物學意義上得到解釋的。(道金斯，1998c）“湯姆遜瞪羚悖論”給解釋“純粹利他”行為提出了兩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1、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保存下來？2、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通過什么途徑才能得到必要補償和激勵？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經包含在現存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之中。

“個體選擇理論”顯然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生物的遺傳性狀與遺傳介質之間是一種直接的、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我們不能不設問：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種間接的、非對稱的遺傳關系？事實上，現代生物學已經觀察到許多非對稱的遺傳現象：兩種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狀，通過同一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隨著其中一種被自然選擇，另一種也同時保留下來。最著名的例子是引發鐮狀紅細胞貧血病的隱性基因：鐮狀紅細胞貧血病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適應性的生物性狀，但生物學家發現，帶有這一基因雜合子的人卻具有較強的抗瘧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惡性瘧疾流行地區，這一隱性基因的出現頻率就很高。（陳閱增，1997b）以此推論，“純粹利他”行為雖然對生物個體是非適應性的，但它對生物種群卻具有很高的生存價值；因此，在生物長期演進的過程中，它可以與某些利己行為一起借助于同一個基因介質以“隱性遺傳”的方式保留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物性狀對生存環境高度的適應性。為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簡單的遺傳模型來說明這一假說：假設AA與Aa為利己型基因，aa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為顯性的等位基因，a為隱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為的生存適應力低于利己行為，那么根據自然選擇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終將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隱性的a，它并沒有隨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當Aa型基因與Aa型基因通過減數分裂進行繁殖時，根據“哈迪-溫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復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種類型的基因，從而實現利他行為的隱性遺傳。

“純粹利他”行為在“非零和博弈”條件下對生物個體生存適應性的損益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推斷，兩個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生物個體更容易營造一種協作氛圍；與兩個只有利己傾向的生物個體相比，它們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適應性。如果這一猜測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博弈方陣來解決“純粹利他”行為的補償和激勵問題（葉航，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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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義者|利他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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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義者|-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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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義者|-2，12|5，5

如果我們以X代表利己主義者，以Y代表利他主義者；根據以上假定則利己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5X+12Y，利他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2X+5Y；當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為7：3時，每個個體的適應性都是一樣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大于7：3，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減少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增加；反之，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增加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減少。因此，在生物種群及其個體行為模式中“利己行為”與“利他行為”將以某種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時存在。它說明，“純粹利他”行為是能夠通過補償激勵機制得到進化的。事實上，這一結論的依據正是現代生物學中的ESS理論。ESS理論是英國著名生物生態學家梅納德·史密斯1982年創立的，它在現代生物學中被稱為“自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建立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縮寫，如果生物種群在進化過程中能夠形成某種穩定的策略（行為）均衡，這種策略（行為）就是ESS。顯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穩定的生物行為。必須指出，用基因的隱性遺傳和ESS理論解釋“純粹利他”行為不是向“群體選擇理論”的回歸。這一分析仍然是以“個體選擇理論”為基點的，但是它又與傳統的“個體選擇理論”不同，它把解釋的重點放在有利于群體利益（當然，歸根結底它也有利于群體中每一個個體）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個體的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進化，從而在現有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下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符合實證要求的解釋。

三、純粹利他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現代生物學的進化和遺傳理論認為，物種演進的目標是“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這一結論所包含的邏輯與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完全一致。但我們并不能就此推論，所有生物都會按照“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要求來“理性”地計算和規劃自己的行為。事實上，進化的“理性”最初是通過“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遺傳基因并成為生物個體的“自覺”行為，我們不妨把它稱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葉航，2002）對生物個體來說，“本能”所表達的正是生物進化內在的邏輯要求：所謂“理性”的行為，只不過是經過自然嚴格篩選后留存下來的、能夠被我們觀察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物行為罷了。（貝克爾，1995）

“情感”與“偏好”是觸發生物行為的按紐。當“情感”與“偏好”得不到滿足時，建立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基礎上的生物內部平衡系統便會受到破壞，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壓力。這種壓力超過一個閾值，生物個體就會產生行為的動機，進而通過一定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緩解身心的緊張狀態。因此，生物行為的遺傳首先表現為一個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系統及其觸發機制的重構與再現，本能或者由本能沖動所引導的生物“理性”行為可以看作是該系統由不平衡向平衡的運動過程。“理性人”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預設。按照該預設，一個人的行為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謂“效用”只不過是“偏好”的一個函數。（瓦里安，1997）經濟學不研究“偏好”是如何產生的，那是生物學、進化論、也許還有心理學的任務。經濟學的任務是在給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與“偏好”序列下研究行為主體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學業已證明，“純粹利他”行為與“利己”行為一樣具有進化優勢，生物個體能夠通過基因介質把觸發這種行為的“偏好”保存起來并遺傳下去；那么，只要給定這一“偏好”，我們就可以對“純粹利他”行為做出標準的經濟學分析。

在微觀經濟學中，消費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稱為選擇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維實數空間Rk中的一個非負子集。如果行為主體對集合X中的選擇束具有偏好關系，而這些偏好關系又能滿足完備性、自返性、傳遞性和連續性的假定（事實上，這些假定已經包含在“理性人”的預設中），則偏好關系就可以用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表示：即存在一個函數u：XR，使得x1﹥x2，當且僅當u（x1）＞u（x2）。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行為主體內含的偏好關系轉化為一個函數關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數稱為“廣義效用”函數，因為其選擇集X中的偏好項xi可以用來表示包括經濟偏好、道德偏好（我們可以把“純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為“純粹利他”是道德行為最顯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內的所有偏好，只要這一偏好是相對穩定的、可觀察的。（葉航，2001b）如果行為主體的資源總量為I，實現廣義效用所需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分別記作p1,p2,…,pn，則其資源約束可以表示為：

p1x1+p2x2+…+pnxn=I（2）

可以證明，只要目標函數是連續的，約束集是閉的并且是有界的，則以式（2）為約束條件的廣義效用最優（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邊際效用；pi為i種偏好（x）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i=1，2，…，n。

根據式（3），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有意義的推論:

第一，在廣義效用最大化過程中，行為主體將依據一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為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價值”取向。

舉例來說，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傾向的經濟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則當MU1/p1＞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才會偏重經濟選擇，表現出利己傾向；而當MU2/p2＞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將偏重道德選擇，表現出利他傾向。特別地，當MU2/p2＞λ且MU2/p2＞MU1/p1時，行為主體將為了利他目的放棄或部分放棄自身的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葉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主體不一定就是一個“自私自利”或“錢迷心竅”的人。人們的行為將取決于他們的偏好。事實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學家就已經關注過“優越感”、“榮譽感”、“自豪感”、“成就感”、“責任感”、“道德感”等等純精神領域的偏好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對“閑暇”和“炫耀”的研究，則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為來說，行為主體的行為傾向取決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舉例來說，如果x2代表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當pi和λ給給定時，MU2越大，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事實上，倫理學所謂的“良心”，從廣義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為在一個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現為一個人未采取某種道德行為時所感受到的內心矛盾與痛苦，以及采取某種道德行為后所體驗到的內心解脫與愉悅。如果MU2和λ給定，則p2越小，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我們可以把p2稱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甚至被倫理學和道德哲學所忽視的范疇，其意義在于它提醒我們，任何一個行為主體在進行道德決策時都有權力考慮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會則應該努力營造一種降低“道德成本”的機制，以促進個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當其他條件不變時，λ的值越小，行為主體的非經濟偏好越強。

由于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λ越小，體現廣義偏好的行為傾向就越強。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經濟行為具有資源再創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與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經濟行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從而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就相對越強。事實上，當物質資源相當匱乏時，一個人很難產生出非經濟偏好；反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質資源越豐裕，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等等，就越豐富、越強烈。顯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支持這一結論。(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沒有改變傳統經濟學的根本結論，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分析范例將作為一個特例包容在廣義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經濟偏好，xi代表除經濟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則當行為主體的偏好結構符合條件：MU1/p1＞MUi/pi=λ（i=2,3,…,n）時，傳統經濟學的狹義效用范式將成為廣義效用范式的一個特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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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閱增主編,《普通生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a)pp.470;1997(b)pp.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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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right,R."TheMoralAnimal"NewYorkPantheon,1994,pp.190.

[12]Xelrod,R.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NewYork:BasicBooks,Inc.1984.

[13]葉航,“經濟學視野中的人類道德”，《學術月刊》，2001(a)年第2期。

[14]葉航,“愛的理性與藝術”，《經濟學消息報》2002，No.490,第4版。

經濟史論文范文第3篇

1.1利用企業自有資產作假通常情況下，會計審核都將會按照企業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進行審查，這也是最簡單的一種審核方式。在大多數企業發展過程中，為了應付各方面檢查的需要，采用各種手段利用銀行貸款來增加自身的自由資產以及提升整體利潤空間，為其審查制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不僅如此，為了獲得更多的國家支持以及政府優惠將實際利潤作假，降低整體收益利潤，以便減少稅收金額，增加企業自身的負債數額，壓縮利潤空間，以便獲得更多的政府資金支持。

1.2根據實際考察擅自變動自己的負債和利潤負債作為企業外借資金的主要形式，對企業未來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但是在現實企業發展過程中，大多數的企業都不會將其自己的負債值進行公開，很多企業為了獲得政府資金支持以及應付公眾監督審核，將自身空間獲得利潤大大提升，減少庫存數量。即便是上市公司，也很容易將負債值數量進行偽造，從而嚴重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

1.3故意壓縮或者擴大自己的利潤空間利潤計算主要包含以下兩方面內容：一是指企業具體銷售數量與收入成本之間的差額，企業根據檢查機構的差異性來斷定其自身銷售數量以及成本收入的多少；二是將具體記賬收入的利潤從記入時間開始進行計算，常以收入時間來確定其企業利潤，為了減少應交稅費，從而人為改變原有的記入時間，對于未提前或是當季的本息利潤進行拖延來縮短企業所獲得的最終利潤，以上兩方面都將對信息的真實性產生影響。

1.4產品成本和其他費用之間的界限模糊，影響信息的準確性產品成本主要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通常情況下，會計記賬方式主要是參照狹義標準進行，針對產品原材料價格、中間價格以及成品價格等三大部門進行成本計算，但是在此過程中，企業往往會把人員的各種費用、產品進出場費用以及其他費用混淆，各種界限模糊的不確定性，導致了企業會計賬本的混亂，同一賬本上體現了不同的記賬內容，進而導致信息不準確。

2會計信息失真所帶來的危害

2.1原始憑證失真會計原始憑證質量的好壞將對整個會計信息的真實性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原始憑證信息的失真主要是指它所記錄的原始憑證會計信息與實際經濟發展現狀不符，或是填寫原始憑證的過程中不能按照規范要求進行正確的填寫，又或是對其進行造假。從而使原始憑證信息不能真實有效的反映出實際發展現狀。原始憑證的失真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會計人員因為某種利益驅使所致。憑證失真從長遠角度來講極其不利于企業經濟建設發展，嚴重時將影響整個經濟建設的發展。

2.2會計報表虛假故意失真是指在企業管理當局的授意下，利用會計規范給予企業的靈活性，有偏向性或誘導性地提供信息，或者違背會計規范制造假賬。這是危害最大、后果最嚴重、也最難以防范和察覺的失真行為。人為地調整報表數字，甚至編報兩套報表，一套自用，一套對外提供，導致報表使用者不能了解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2.3收入、成本、費用、資產失真會計信息的不真實以及不合理性將對國家及企業造成極其重大的經濟財產損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家經濟資產的大量流失，導致經濟政策的執行以及宏觀調控等舉措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2）企業因會計信息的不真實以及不準確，難以對企業發展做出正確的判斷，在經濟管理上處于被動狀態。（3）會計信息虛假程度的擴大，極其嚴重地影響了會計人員的使命感以及責任感，進一步影響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4）會計信息長期的不確定性，不真實性，將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及企業的發展進步。

3解決會計信息失真的對策

3.1健全法制，嚴厲的查處會計信息失真。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是會計信息發展的基礎，所以，會計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長久的發展，就必須加強對會計信息真實性的管理與監督。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1）建立完善的監督管理機制，完善各項法律法規。（2）制定確實可行的處罰機制，針對會計人員虛假做賬以及任意篡改信息行為要給予一定的懲處，以便更好的加強管理。（3）針對會計人員中，職業道德素質比較差的人員要加強培訓，提高他們的使命感以及責任感，讓他們深刻意識到會計信息真實性的重要意義及作用。

3.2提高認識，不斷提高法律觀念和業務水平。要加強企業領導和財會人員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斷提高他們的法律觀念和業務水平，不斷提高法制意識和遵守財經法規的自覺性，從根本上保證成本信息及其他會計信息的真實性。

3.3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可以對企業的經營管理及財務會計實行監督，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先進性和有效性。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充分發揮各方面的作用，相互制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的發生。

4結束語

經濟史論文范文第4篇

一、知識經濟對審計理論的沖擊

1、對審計目標的沖擊。當前較為公認的審計目標是對被審計單位會計報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會計處理方法的一貫性發表意見。這一目標主要是為投資者、債權人服務的，是與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工業經濟時代相適應的。在知識經濟時代，審計的目標不僅要維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也要維護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和社會利益。因此，審計的目標將不再局限于物質資本要素所有者，而應定位于整個社會。例如對企業人力資源利用狀況、顧客對企業的滿意度等發表審計意見，為企業管理者提供管理審計意見。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源的可共享性和可轉移性，使企業和社會的聯系更加廣泛而深入，越來越多的企業將在會計報表中披露其履行社會責任的狀況。理所當然的，對社會責任履行狀況的審計也必將成為審計的目標之一。

2、對審計假設的沖擊。審計假設的研究通常以會計假設為參考。如審計在建立審計對象方面的假設時必須考慮會計主體假設；審計在建立無反證判定假設時，須考慮持續經營假設；審計在建立會計資料判定假設時，應以會計期間假設為依據；審計在建立履行審計職能假設時，應以貨幣計量假設為依據。在知識經濟時代，會計的四大假設都受到了沖擊。

（1）會計主體假設。知識經濟時代，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革命，不僅突破了城域空間對經濟交住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導致企業組織之間的界限不再像工業經濟時代那樣清晰。以網絡為依托興起的虛擬公司僅僅是一個抽象的聯合體，它最重要的資產只是人力資源和知識產權。虛擬公司外延界定的困難，導致會計主體假定的模糊。

（2）持續經營假設。一方面，虛擬公司的興起對“持續經營假設”提出了直接的挑戰。另一方面，知識經濟時代會計主體面臨的競爭日趨激烈、風險日益加大，企業隨時都有補清算、中止的可能。

（3）會計分期假設。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的充分、及時供應成為決策致勝的關鍵，會計分期的假設滿足不了信息使用者隨時利用信息作出及時決策的需要。有人提出，將企業各種原始數據直接在網絡上提供，由使用者各取所需，及時利用。如果這樣，會計分期假設將毫無意義。

（4）貨幣計量假設。由不同貨幣而引發的外幣業務和物價變動會計，實質上都是對貨幣計量假設的沖擊。而且，企業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與日俱增，使用者對信息相關性的偏好各不相同，因此，披露企業的經營環境，發展潛力及對未來預測的非貨幣性信息，就顯得越來越重要。

二、知識經濟將引起審計內容的調整與拓展

1、衍生金融工具的審計。20世紀80年代以后，創新金融工具種類和數量迅速發展，最普遍的創新金融工具被稱為“衍生金融工具”。金融工具和不斷創新給會計理論和實踐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也給審計提出了新的內容和要求。

2、無形資產的審計。知識經濟時代，專利權、專有技術、商標、商譽、計算機軟件等以知識為基礎的無形資產，對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與此相聯系，企業資產結構中，無形資產的比重將會大大提高，并且將成為企業價值的重要決定因素，無形資產審計也必將成為審計的主要內容之一。

3、人力資源的審計。知識經濟環境下，智力密集型行業如高科技公司、軟件公司等將可能率先啟動人力資源會計程序。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將逐漸成為審計的內容，并且其地位將逐步得到提高。

4、明細信息的審計。知識經濟時代，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技術不僅能夠快速傳遞大量的信息，而且也為用戶提供了直接分析利用這些信息的技術手段。會計部門的主要職責是適時地提供能滿足不同用戶需要的原始信息。相應的，審計也應由原來側重對綜合信息的審計，轉向對明線信息的審計，重點驗證企業內部形成的明細信息的真實可靠性以及審核進入外部網絡的明細信息的安全性。

5、非財務報表信息的審計。隨著審計目標的發展，信息使用者對信息的需求擴大。他們除了需要已鑒證過的基本財務報表信息以外，還需要許多非財務報表信息，越業越多的使用者要求將下列內容列入審計報告信息：某些管理咨詢信息或財務報告分析信息；財務預測信息；事關企業未來經營成敗的因素；企業在近期所面臨的營業或行業風險。

三、知識經濟將引起審計技術和方法的改進

實行會計信息化后，審計將實現“無紙化審計”，審計的技術和方法也將產生重大變革。

一方面，會計數據的存儲介質和形式、會計數據的生成和傳遞方式發生了變化，審計人員將很難甚至根本無法通過肉眼跟蹤會計業務的處理，也無法用傳統的方法考查會計檔案數據的安全性、有效性、完整性和準確性。

經濟史論文范文第5篇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體育事業的發展方式有著自身的特點，為在經濟機制運行的大環境中使自身更好的發展，需要不斷的完善其運行方式。市場經濟活動的運行機制，恰好能夠為體育事業的開展積累、總結出有效的方式。市場經濟與國際環境為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了資源條件，促進體育組織成立自己的運行機制，在明確的方向中發展體育事業。現階段，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和支持，例如在黨的十報告中，大力支持發展群眾體育，將體育納入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這種環境氛圍下，體育事業要以自主經營為主要形式，完善自身發展，限制自身可能出現的問題，發揮自身的優勢。

二、建立完善機制，促進體育適應市場經濟活動

為促進體育適應市場經濟活動的機制，要在發展體育事業的過程中增強全面意識，為體育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主要包括市場意識的提高、經濟意識的建立、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的加入，全面增強體育長遠發展意識，有效促進體育事業為經濟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市場經濟活動下，體育組織要建立自身發展機制，包括對經濟機制、人才機制和信息機制的建立，從體育事業發展內部進行完善。

（一）增強全面意識

體育事業的發展要具備全面的意識，更好的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環境，結合市場經濟的理念，加快體育活動參與，為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謀得一席之地提供基本保障。體育組織要全面提高自身意識主要包括市場意識的提高、經濟意識的建立、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的加入。

1.增強市場意識。增強市場意識是體育事業在市場經濟機制背景下發展的首要原則。體育作為社會生活中重要的構成部分，與市場發展有著重要聯系，增強市場意識即在體育組織中融入市場機制，使體育事業的發展與經濟市場的發展形成相似對比。在市場意識的指引下，體育發展具有優勝劣汰的標準，例如在羽毛球項目的發展中，以科學訓練為前提，對人才進行嚴格選擇，最后實現優質羽毛球人才的培養，如林丹、張寧、鮑春來、李雪芮、諶龍等，促進了體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2.增強經濟意識。體育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在推進經濟前進中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因此體育事業的發展需要增強經濟意識，需要對體育帶來的經濟效益引起高度重視。例如，在《2013—2018年中國體育產業前景預測及投資咨詢報告》中顯示，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推進了體育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根據2013年的數據統計情況來看，目前全國各地的體育場館和體育相關產業出現了供需不平衡現象。如此說明，為促進體育在市場中謀得更好的發展前景，需不斷增強經濟意識。

3.增強創新意識。創新意識是體育在適應市場經濟機制中的能動性意識。創新意識在各行業領域的發展中都能夠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只有不斷增強創新意識，才能跟上市場經濟的變幻莫測，在體育事業發展中拔得頭籌。在創新意識的指導下，促進我國體育運動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中，我國女子10米氣步槍運動員易思玲以優異的成績拿下金牌，女子400米個人混合泳、女子200米蝶泳等多個項目也拿到讓人滿意的成績。可見，在發展迅速的經濟社會中，增強創新意識至關重要。

4.增強競爭意識。體育事業的發展與市場經濟活動一樣，以優勝劣汰為生存原則，因此要不斷增強體育組織的競爭意識，保證在激烈的競爭中謀得一席之地。例如，我國的足球運動，要在全球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提高自身的競爭意識和長遠意識，在戰略戰術上加強研究，將攻防有效結合，有效提高足球運動的整體實力。

（二）建立發展機制

市場經濟活動下，體育組織要建立自身發展機制，包括對經濟機制、人才機制和信息機制的建立，從體育事業發展內部進行完善。經濟機制是體育事業在市場經濟影響下建立的首要動力機制。換言之，為良好的發展體育事業，必須要有充足的經濟支持。通過經濟條件的保障，才能滿足體育運動中所需要的硬件設備或軟實力的提供，通過體育相關產業的發展，為體育組織的進步打好良好的經濟保障；人才機制是關鍵機制，“一切競爭都是人才的競爭”，在任何行業的發展中，人才培養都是至關重要的內容，在體育事業發展中也要增強人才競爭意識，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資源，培養更多優秀的體育專業人才，如姚明、劉翔、林丹等運動員，代表我國體育組織走出國門，提高了國際競爭力；信息機制的建立，主要是根據現代經濟發展的特點制定的合理機制。現代社會是高速發展的信息化社會，市場經濟活動中處處體現著信息化技術的應用，為適應這種發展形勢，體育也要建立適合自身發展的信息機制，即通過全面的信息搜集，建立專門網絡，為體育組織提供國內國際的體育信息和發展形勢，為體育發展方向指明道路，促進體育事業長遠意識的建立。

三、建立體育市場體系

為促進體育事業發展與市場經濟活動有效結合，可以通過建立體育市場體系的方式，促進現代體育的進一步發展。

1.加強體育市場組織管理，促進體育市場秩序和諧。目前我國的體育市場中存在較多的中介組織形式，主要進行體育市場的管理和生產消費活動，是進行體育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徑。為有效規范體育市場秩序，首先，要進一步完善具有協調、約束體育市場主體行為功能的自律性組織；其次，要加快建立為促進體育市場發育,降低體育市場交易成本的中介組織或機構；最后，要鼓勵成立可直接為體育產業部門服務的、具有橋梁作用的中介組織或機構。另外，要鼓勵成立可以保證體育市場公平交易、公平競爭的公證組織或機構，成立可為監督體育產業行為，維護正常體育市場秩序的檢查認證機構。

2.加強體育市場管理人才的培養。為提高體育市場管理效率，使其能更好的適應的市場經濟活動，就要從優質人才培養上入手。首先，以高校為依托，設置體育經營管理專業，發揮體育學科與社會經濟管理學科相結合的優勢，培養體育經營管理人才；其次，采用中短期培訓的方式，培養體育經營管理人才，同時通過開辦培訓班對現有的體育經營人才進行強化培訓。

3.加強體育消費，促進體育市場與經濟體制的有效結合。在建立體育市場體系中，要加強大眾體育傳播，促進大眾體育消費。可以通過加強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重視開展喜聞樂見的體育運動項目，建立不同類型的體育組織，提高民眾的參與程度。

4.促進體育產業的資源整合，進一步完善體育市場體系。從體育產業自身的優化開始，根據市場經濟活動特征對產業進行整合，通過激烈的行業競爭，制定科學的行業規劃，促進體育事業進一步發展。發展體育事業時，要使體育與其他產業有機融合，促進資源整合，形成互補，通過聯合的方式促進體育市場繁榮。

5.制定相關政策規定，從宏觀管理方面促進體育市場的規范。在市場經濟活動下，要對體育市場進行宏觀管理，即通過建立相對完善的市場發展政策，對體育市場中的生產經營行為進行控制和規范，切實維護消費者的自身權益。政府相關部門要根據市場經濟活動的變化情況，及時對體育市場進行調控，保證體育市場在良好的監督管理下協調發展。

四、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