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保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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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保護論文范文第1篇

實踐中對在先著作權實行跨類保護，實質上已經突破《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的限制。中國相關部門對認定馳名商標的要求一直都十分嚴格，馳名商標持有人負有很巨大、很復雜的舉證責任。因此，在先著作權成為尋求跨類別保護的一條蹊徑和捷徑。此外，從理論上來講，著作權的保護可涵蓋全部45個類別的所有商品和服務。因此，同馳名商標的跨類別保護相比，在先著作權的保護范圍似乎更為寬廣，實際上享受超越馳名商標的待遇。

二、在先著作權：受法律保護需考慮的因素

在麗思卡爾頓酒店“獅頭皇冠圖形”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支持了異議人麗嘉酒店有限公司對其“獅頭皇冠圖形”享有在先著作權的主張。該案集中反映了法院在商標爭議案件中認定在先著作權并給予保護時需考慮的因素。具體而言，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損害他人在先著作權應當滿足下列條件：

（1）他人主張享有著作權的對象應當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2）該作品尚處于保護期內；

（3）系爭商標申請人或權利人具有接觸上述作品的可能性；

（4）系爭商標標識本身與他人主張的作品構成實質性近似；

（5）該作品的創作完成時間早于系爭商標。法院根據查明事實判決：首先，異議人主張的“獅頭皇冠圖形”是對獅頭的一種藝術化處理的表達，具有一定的獨創性，且具備可復制性，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同時，該作品尚處于保護期內。其次，在被異議商標的申請注冊日前，含有上述作品的商標已在其它國家或地區獲準注冊并予以了公告，在無其他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合理地認定被異議人具有接觸涉案作品的可能性。再次，被異議商標圖形部分與涉案作品相同，且該作品創作完成的時間早于被異議商標。綜上，法院認定被異議商標的注冊申請侵犯了異議人的在先著作權。《商標審理標準》第三部分損害他人在先權利審理標準規定，商標法規定的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的適用要件為：

（1）系爭商標與他人在先享有著作權的作品相同或者實質性相似。

（2）系爭商標注冊申請人接觸過或者有可能接觸到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

（3）系爭商標注冊申請人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根據上述規則及司法實踐，商標爭議案件中在先著作權的保護至少涉及以下三個重要問題：

（1）認定作品享有著作權的獨創性高度；

（2）認定在先著作權作品的權利歸屬；

（3）認定系爭商標侵犯在先著作權的實質性相似加接觸原則。下文將重點闡述獨創性高度以及實質性相似加接觸原則。

三、認定作品享有著作權的獨創性高度

2014年1月頒布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的審理指南》第21條規定：商標標志是否構成作品，應當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加以認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條規定：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可見，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必須具有獨創性，只有具備獨創性的作品才能享有著作權。在“SANYO及N圖形”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撤銷了商標評審委員會的決定，并認定引證商標中的“N圖形”可以作為美術作品獲得保護。在“CAMEL圖形”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CAMEL圖形”沒有獨創性。但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沒有證據證明該英文字母系印刷體，且上述英文字母有明顯的特點，相互配合以拱形排列，形成了一個整體上能夠體現作者個性的圖案，因此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認定其具有獨創性。在“B圖形”案中，商標評審委員會、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均認定：“B圖形”具有一定的獨創性，應當認定為作品。此外，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作品無需具有較高的獨創性，只要其所蘊含的個性化的印記并非過于細微，就應當成為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本案主張著作權的“B圖形”造型獨特，是智力創作的成果，且與普通印刷體不同，蘊含著不同于慣常表達方式的個性化印跡。在“FJ圖形”案中，商標評審委員會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涉案圖形由“富佳”的拼音首字母“FJ”變形構成，具有獨創性，屬于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造型藝術作品。在“Sollatek圖形”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商標評審委員會的決定，并認為：手寫體“Sollatek”僅由八個英文字母構成，其表達方式與通常使用的手寫體的表達方式差異不大，加大首字母及整體傾斜也符合常見的書寫習慣，“Sollatek”因手寫而形成的個性化印跡過于微不足道。在“ettusais艾杜紗圖形”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對于“ettusais”中的每個字母，無法看出其與通常的英文字母的手寫體有何差別；而對于“艾杜紗”中的每個單字，亦常見于中文手寫體；且上述標識中對于文字和字母的組合方式，也是采用常見的由左至右平行排列的方式，在整體造型上與現有的字母或文字的排列并無區別。據此，無法看出上述標識已產生與以往作品不同的視覺感受。即便可以認定上述標識與現有中文文字及英文字母的表達有所差別，但很顯然，這一差別也過于細微，尚無法達到美術作品獨創性所要求的創作性高度。此外，在“és圖形”、“衛龍Weilong圖形”案中，商標評審委員會及法院均認定，上述圖形缺乏獨創性，不構成作品。

四、認定系爭商標侵犯在先著作權的實質性相似加接觸原則

在判定是否侵犯在先著作權時，一般采取實質性相似加接觸原則。即系爭商標與著作權作品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系爭商標持有人是否接觸過或者有可能接觸到在先著作權作品。首先，系爭商標與著作權作品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判定的基本原則就是系爭商標與著作權作品的相似程度，是否構成混淆性近似。在上述工商銀行行徽案中，商標評審委員會、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均認為：兩標識圖樣均為黑色線條描繪的圖形，從整體視覺效果來看，兩標識均呈外圈圓形包圍、中心鏤空“工”字形或者“H”字形的圖形，其主要區別點“工”字形和“H”字形設計風格、筆畫細節相同，與圓圈的配合比例關系無實質性差異，一般消費者易將兩者識別為90度旋轉變換的關系，二者已構成實質性相似。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的再審中也持相同觀點。在“CHICAGOBULLS及公牛圖形”案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被異議商標雖然包括文字“華歆”，但其圖形部分所占比例較大，該圖形與他人享有在先著作權的“公牛圖形”美術作品在構圖方式、表現手法、整體效果等方面極為近似，已構成實質性相似。在“KPKIDS’STUFF及舉花小兔子圖形”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均認為：著作權作品“舉花小兔子KPKIDS’STUFFBYKNITPLANNER”具有較強的獨創性；爭議商標上方兩大寫字母“KP”，在兩字母之間有一個與在先著作權作品基本相同的舉花小兔子；商標下方為“KIDS’STUFF”字樣。兩者構成實質性近似。其次，系爭商標持有人是否接觸過或者有可能接觸到在先著作權作品。系爭商標持有人是否具有接觸著作權作品的可能性，通常可以通過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判定。

（1）作品的獨創性。如果著作權作品具有很強的獨創性，那么系爭商標持有人獨立創作出相同或實質性相似作品的可能性就降低。在無合理解釋或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推定系爭商標持有人接觸過或者有可能接觸到在先著作權作品。

（2）著作權作品的長期使用及知名度。對著作權作品及包含著作權作品商標的實際使用可用來判定系爭商標持有人具有接觸著作權作品的可能性。在上述工商銀行行徽案中，商標評審委員會及法院均認為：在工商銀行行徽已經過廣泛使用，在一般消費者中具有較高知名度的情況下，被異議人對該作品圖形應屬知曉。

著作權保護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網絡；電影；法律；著作權

基金項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廳2012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獨立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關于大學生法律素養教育的拓展性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CJS12-083）。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數字化技術和網絡技術更新的頻率日益加快，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在我國呈現急速上升的態勢。僅2012年1～6月份，全國法院受理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累計達27 934件，同比增長3734%。在眾多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中有四成“涉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個比例更是高達一半以上。這其中電影作品以其高額的成本投入和巨大的社會影響日益成為人們對網絡著作權傳播和使用的關注焦點。

在第17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上，亞太區總裁艾理善表示，“隨著數字時代的來臨，中國電影的機遇和挑戰并存。中國作為全世界增長最快的電影市場有著不可限量的發展空間，但是受到光盤和網絡盜版的沖擊，中國電影產業的價值鏈尚未形成”[1]。隨后，在2012年12月15日由中國傳媒大學法規政策研究中心主辦的“網絡著作權保護的前沿問題”研討會上，《電子知識產權》雜志主編助理左玉茹直言，“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啟動之后已經快兩年了，現在還沒有提交到國務院法制辦。立法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新技術發展的速度”。在她看來，立法的不足，導致法官在審判中要更多考量平衡產業發展與權利人合法權益問題。[2]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電影產業在迅猛發展的同時也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網絡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國民著作權保護意識的持續滯后、法律執行力的不足以及高昂的維權成本共同構成了我國電影著作權保護在網絡傳播中備受詬病的原因。與此相對應，有關網絡電影著作權侵權審判的司法實踐也出現了很多新問題和新情況，諸如網絡服務提供者（ISP）和網絡內容提供者（ICP）的身份和責任的確認以及搜索引擎、鏈接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承擔問題等已經真真切切地擺在了各級法院審判工作的面前。電影著作權的保護正是伴隨著技術革新與利益博弈的綜合體而更顯復雜性。

一、網絡電影傳播中著作權糾紛的新特點

隨著近些年網絡影視著作權侵權案件的爆發式增長，其侵權的特征也越發明顯，從而形成了這一類侵權案件在司法實踐有的模式和特點。

（一）案件類型的前瞻性彰顯了司法實踐的復雜性和立法保護的滯后性

電影著作權糾紛是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而日益復雜的。方式上，網絡侵權行為包括了直接上傳作品、為使用者提供存儲空間、搜索引擎服務等多種侵權方式，并且這種方式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還在不斷地推陳出新；時間上呈現出強烈的前瞻性，有些侵權類型甚至是由一種新的網絡技術瞬間轉換而來，從而造成在司法實踐中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的尷尬局面，也給各地法院在類似案件的法律適用增加了不確定性。

這就形成了兩種局面，一方面是司法實踐中法官總是疲于應對各種新的傳播模式而帶來的涉嫌侵權的案件，由于沒有相關司法判例作參考，因而在摸索中的判決總是免不了引來各種爭議；另一方面，前瞻性的技術發展給立法進程帶來了嚴峻的考驗，技術發展的速度已經超越了理論研究和立法程序的速度，使法律內容難以擺脫滯后性。

（二）以共同侵權為主的維權方式難以體現司法公正，更多的是著作權人的無奈選擇

由于現實生活中直接侵權人往往不好確定，因此司法實踐中著作權人通常選擇以網絡媒介提供商作為間接侵權的共同被告來進行訴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互聯網產業和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互聯網公司為了更好地開展業務必然要在網絡技術上推陳出新，設計更符合網絡用戶喜好的用戶體驗模式；另一方面，這種新的網絡技術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電影著作權侵權案件的重災區。另外，網絡用戶對電影作品的海量上傳與網絡供應商在法律風險上的避風港規則共同構成了當今我國電影作品著作權侵權泛濫的推手。

（三）法定賠償成為常態，既是一種便捷，更是網絡電影著作權保護的尷尬所在

法定賠償是在無法確定被侵權人損失和侵權人所獲利益，并且不能通過其他方法確定侵權人賠償數額的情況下，由法院在法律規定的賠償數額幅度內合理確定具體的賠償數額。這種賠償方法從立法本意來說應該是補充性質的。但由于現實中網絡電影著作權侵權的虛擬性、取證難的現實性等特點使得這種補充性質的賠償模式逐漸演化成為侵權賠償的主流。而各地法院在參照電影作品的知名度、創作費用、侵權時間等情況時又含有太多的主觀因素，所以難以形成較為統一的賠償標準。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著作權人的維權成本，不利于網絡電影著作權的保護。

二、電影作品著作權糾紛產生的根源

（一）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是電影著作權糾紛高發的根本原因

隨著3G技術的推廣，網絡技術在最近10年的發展可謂是一日千里。不僅是網絡提供商，甚至每一個網絡用戶都可以成為網絡軟件的創造者和電影作品的傳播者，這種全民大眾式的傳播模式使得侵權案件在類型上變得十分復雜。此外，一些新的傳播媒介的產生也給電影著作權的保護提出了新的問題。例如最近幾年出現的智能電視，其自帶的影視單元以及卡拉OK功能內置了海量的電影、電視劇及音樂電視作品，而這些作品顯然有涉嫌侵犯電影著作權的可能。

（二）國民網絡著作權保護意識的持續滯后是電影著作權糾紛高發的助推者

俗話說，“有需求才有市場”。市場產品的開發和使用一定是源于市場以外的客戶需求。在一份針對150名四川高校在校大學生關于數字作品的調查報告顯示，有92%的被調查者都采用了通過網絡下載的方式來使用數字作品。而通過互聯網觀看影片經過權利人授權的則寥寥無幾。[3]甚至著名音樂人高曉松在坐客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欄目時感慨，“人們已經習慣于免費獲取作品，誰還會愿意花錢去購買呢”。

（三）法律效力乏力是電影作品著作權糾紛高發的外部環境

雖然近些年涉及電影著作權的侵權案件層出不窮，但和海量的侵權事實相比卻是杯水車薪，很難起到從根本上遏制侵權行為的效果。可以說，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源之一就是法律效力乏力。一方面，面對迅猛發展的網絡技術，我國相應的保護電影著作權的法律規范總是顯得較為滯后。另一方面，維權訴訟的高成本也使得很多侵權受害者在選擇訴訟上總是步履維艱，往往僅就一些知名媒體侵權事件進行，以期能夠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三、電影作品著作權糾紛的解決思路

針對電影著作權侵權案件的新特點，各地法院在適用法律進行裁判的時候缺乏統一性，這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諸多不便。因此，加強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總結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關于電影著作權的權利確認制度

任何針對侵權行為的維權行動都起始于對權利的確認，沒有確權維權就無從談起。但在電影著作權侵權案件中，確權本身就是個問題。在我國各地法院受理的有關電影著作權侵權訴訟中，被告往往以原告的著作權主體資格為由提出抗辯。原因是國內電影版權普遍存在不清晰的現象，這已經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一方面，影視作品的署名極不規范，如制片單位、出品人、聯合攝制、聯合制作等；另一方面，權利人所提交的涉及著作權人的證據具有多樣性，尚無規范性文件加以明確。[4]這不僅在客觀上縱容了網絡侵權盜版行為的猖獗，更使得權利人的維權行為雪上加霜。若要建立一整套關于電影著作權的保護體系，確權制度是所有制度建設的起點。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一個制度并不是一個部門或是專門的平臺能夠完成的，它需要來自行政管理部門、行業協會以及廣大著作權人的共同努力，同時也需要法院在適用著作權法進行審判時對證據采信規則的重新審視和界定。為此，對電影著作權的權利公示進行統一的規范勢在必行。首先，應當出臺相應法規，統一規定電影著作權的署名規范，明確著作權主體署名方式及程序；其次，將著作權署名及權利歸屬協議納入行政管理部門的審查范疇；再次，在司法審判上，法院應更注重對權利登記證書法定證據效力的認定，讓電影著作權登記成為電影作品生產環節中的一環，從而使電影著作權侵權受害人在訴訟當中更加主動和有利。

（二）關于“法定賠償”的適用

如前文所述，法定賠償是在無法確認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以及通常的權利交易費用的情況下而采取的補充性質的賠償方式。其裁判的理由是侵權行為的情節，但這無疑具有非常強的主觀性。新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對這一問題除了把法定賠償的上線提高到100萬之外也沒有給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要改變目前在侵權賠償上權利人更多選擇法定賠償的現狀，就必須研究其背后的原因。實際上，無法提供權利人受損或侵權人受益的證據材料是當事人選擇法定賠償的無奈選擇。因此，這需要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加強對訴訟證據的研究，并且把這種研究體現在有關訴訟證據的規范性文件上，讓更多的權利人知道他們的著作權受到侵犯的時候從哪些方面來取證以及證明力的大小。在具體的司法實務上，法院在采納證據環節應秉承更加寬泛的原則，對證據的確認不益過于嚴格；同時也應加強在著作權侵權案件中侵權人的舉證責任設置。

（三）關于“避風港規則”與“紅旗規則”的適用

網絡運營商利用避風港這把“利劍”尋求法律庇護，進而也成為很多侵權行為的借口。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避風港這把“萬能鑰匙”在平衡網絡經濟發展和版權人權益保護上越發顯得不合時宜。在國家版權局牽頭起草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在確立避風港規則的同時確立了紅旗標準，規定了網絡服務提供商在應知侵權和明知侵權兩種情況下應當和侵權方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此外，在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中還把這種應知和明知的判斷標準更加精細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但面對飛速發展的網絡技術，這或許只是開始而遠遠無法結束。只有建立起快速的立法機制以及更加靈活高效司法審判規則或許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參考文獻]

[1] 中美兩國電影著作權機構共同呼吁數字版權保護[J].版權周刊，2010（18）.

[2] 俞彥超.網絡著作權保護前沿問題研討會舉行[N].人民法院報，2012-12-16.

[3] 郭爽.中國數字音樂“非法”傳播現象的問卷調查——以150名高校學生為指定對象[J].音樂探索，2011（04）.

著作權保護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 保護作者的合法權利是著作權法的核心問題。著作權侵權則直接侵犯了作者的權利，因而作者通常會采用采取各種方式維護自身權利。而其中，著作權訴訟往往是解決該糾紛的最終方式。司法實踐中，顯而易見的著作權侵權行為不少，處于“模糊地帶”的侵權案例也日漸增多。著作權侵權呈現出多樣化、不確定的特點，審判活動中很多問題的解決需要豐富的專業知識來支撐，這給司法審判工作帶來了挑戰，而專家證人制度開始發揮應有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 著作權保護 侵權 專家證人

三百多年前，英國議會頒布的《安娜法》（Statute of Anne ） ，揭開了著作權保護的序幕。此后，著作權制度日趨完善，其蘊含的重要價值已逐漸被社會大眾所認可，并得到尊重與保護。伴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滾滾浪潮，作品不論是形式還是數量，都呈現出井噴式發展的趨勢。這給著作權人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諸多困擾。同時，由于互聯網、出版等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著作權侵權簡單易行、成本低廉、范圍廣泛的特點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侵權問題越發嚴重，因而著作權人對作品加強保護的需求亦是與日俱增。

著作權保護論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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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英國著作權法與圖書館相關部分介紹（第1版）［EB/OL］.［2010-08-08］.http：//.

［7］官鳳婷.英國圖書館法發展歷程與現狀［J］.圖書館學研究，2009，（2）：93-98.

［8］李國新.日本圖書館法律體系研究（第1版）［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248.

［9］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9.

［10］喬生.信息網絡傳播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11］鄭金帆.英國公共借閱權制度評價［J］.圖書館論壇，2008，（1）：50-52.

［12］秦珂.數字圖書館版權保護導論［J］.北京：氣象出版社，2005：188.

［13］陳傳夫，吳鋼，唐瓊.歐美高校學位論文開發利用版權政策及啟示［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8，（12）：63-68.

［14］張健蘭.英國圖書館的電子期刊：從選擇到存取［J］.圖書館建設，2003，（5）：118-120.

著作權保護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網絡著作權；侵權；法律保護

一、 網絡著作權侵權的概述

（一）網絡著作權的界定

著作權，亦稱版權，是指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權人依法對文學、藝術或科學作品所享有的各項專有權利的總稱。［1］對于網絡著作權的界定，學者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網絡著作權，是指著作權人對其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在網絡環境下所享有的著作權權利”；也有學者提出，“網絡著作權就是因網絡而產生的，作者及其他權利人對其文學、科學、藝術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總稱”。

（二）網絡著作權的特點

主要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著作權載體從物質化向無形化發展。在審理關于網絡著作權侵權的案件時，取證成為一大難題。二是著作權從專有性向共享性發展。網絡作品一旦公開，其傳播信息容量的無限性和不可控制性使著作權人難以控制他人對該作品的使用，致使傳統著作權的專有性被極大地削弱。三是著作權由地域性向無國界性發展。由于互聯網具有無國界性的特點，網絡著作權侵權案件很難確定地域管轄權。

（三）網絡著作權的侵權形式

網絡著作權的侵權形式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劃分：第一，根據侵權行為性質和主體的不同，可分為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直接侵權，是指網絡用戶和網絡服務提供者自己的行為本身構成侵權行為，對于直接侵權行為，行為人應承擔責任。間接侵權，是指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本身不構成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但是對于直接侵權人的侵權行為起到了幫助的作用。［2］第二，根據侵權行為表現的不同，可分為以網絡形式侵犯傳統形式作品的著作權、以傳統形式侵犯網絡形式作品的著作權和網絡形式作品之間的著作權侵權。以網絡形式侵犯傳統形式作品的著作權就是作品的數字化。以傳統形式侵犯網絡形式作品的著作權主要是指傳統媒體非法下載和轉載網絡作品作為出版發行刊物的淵源。網絡形式作品之間的著作權侵權主要表現為網頁抄襲、超文本鏈接和網絡轉載等。

二、網絡著作權侵權責任的構成

（一）網絡著作權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

1、過錯責任原則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應承擔民事責任；我國《侵權責任法》第36條第一款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絡用戶與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直接侵權中適用過錯責任原則。

2、過錯推定原則

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9條作出了進一步規定：“出版者、制作者應當對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權承擔舉證責任，發行者、出租者應當對其發行或者出租的復制品有合法來源承擔舉證責任。舉證不能的，按照著作權法第46條、第47條的相應規定承擔法律責任。”在網絡著作權侵權中，網絡服務提供者實際上充當的是與傳統著作權侵權中出版者、制作者相似的角色，所以網絡服務提供者在間接侵權中，需要對其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否則要承擔不能舉證的不利后果。

3、無過錯責任原則

我國現有法律沒有規定著作權侵權可以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只有在TRIPS第45條第2款中明確授權各成員國在“適當的場合”，可以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來認定著作權等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在實踐中，在網絡著作權侵權中，無過錯責任原則一般不予適用。

（二）網絡著作權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1、行為人實施了利用網絡侵害他人著作權的不法行為。

包括作為和不作為，作為是實施了違反法律的不作為義務的行為，表現為積極侵權，如網絡運營商非法轉載媒體的作品；不作為是負有義務而不履行或者不適當履行作為義務的行為，如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履行“通知――刪除”義務。

2、行為人的侵權行為給他人造成了損害。

損害是被侵權人的著作權侵害的不利后果，應具備以下特點：（1）損害在法律上具有救濟的必要和救濟的可能；（2）損害應當具有客觀真實性；（3）損害應當具有確定性。

3、行為人的侵權行為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是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在這樣的因果關系中，內在聯系應該是客觀的，而且原因發生于結果之前。

4、行為人具有主觀過錯。

過錯作為行為人主觀上的可歸責的心理狀況，又表現為故意和過失兩種形式。

三、網絡著作權侵權的立法現狀

（一）網絡著作權侵權案件地域管轄的確定

由于網絡環境的開放性，致使網絡著作權侵權管轄問題的復雜性。以電子圖書盜版侵權為例，對于任何一本電子書來說，幾乎每個省的服務器上都會存在，讀者也遍布全國甚至全世界，電子書的制作者無從認定，因此從理論上說，各地均有管轄權，這勢必會造成各地的管轄權推諉，造成權利保護的困難。［3］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依靠現有的技術力量難以準確確定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終端的位置，這實際是架空了侵權行為地和計算機終端等設備所在地的司法適用余地，使得原告的訴權無法實現。

（二）網絡著作權侵權案件權利人身份的確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使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規定：“著作權人發現侵權信息向網絡服務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權行為人網絡注冊資料時，不能出示身份證明、著作權權屬證明及侵權情況證明的，視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請求”。由于網絡環境的虛擬性，用戶在網絡作品上的署名大都不是作者的真實姓名。在網絡環境下如何證明自己的身份成了網絡著作權人維護自己權益時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

（三）網絡服務提供者連帶責任的承擔

《侵權責任法》第36條第2、3款規定：“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失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這兩款的規定其實就是《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第23條“避風港”原則的轉型。在具體適用過程中，對網絡服務提供者“通知――刪除”制度還是存在很多爭議。

四、網絡著作權侵權法律保護制度的完善

（一）管轄權制度

1、原告所在地優先原則。在網絡著作權侵權案件中，被告所在地很難確定。而原告住所地是確定的，而且在實踐中有利于保護受害者、節省訴訟成本。另外，網絡著作權侵權的結果在原告所在地影響往往最大，原告住所地與案件是有密切聯系的，所以可以考慮將原告所在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

2、侵權行為地補充原則。雖然侵權行為地原則依然存在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終端設備的網絡空間難以確定的問題，但侵權行為地終究與該侵權行為聯系最為密切的。因此，當原告所在地作為管轄法院，會明顯導致當事人訴訟成本人增加、應訴困難或有違司法公正和效率、或認定原告濫訴時，可以將侵權行為地的法院作為管轄法院。

（二）網絡著作權人身份確定制度

對于網絡著作權人身份的確定，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一方面，利用網絡密碼驗證的方式證明。一般網絡著作權人在網上發表文章、登陸各種論壇或聊天室時都要輸入密碼，如果他能夠順利地登陸基本上可以確定他的真實身份，當然此時要排除密碼被盜等特殊情況。［4］另一方面，建立著作權網上登記制度。如果網絡著作權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未經其同意的情況下被他人轉載、摘編、復制或使用，那么他可以向專門的著作權登記機關進行登記，經登記機關核準后，獲得相應的網絡著作權權利信息和編碼。這些信息主要包括：作者姓名、作品名稱、種類、完成的時間、首次發表的時間、以及合作者或著作權共有人等內容。采取這種方式，可以解決認定網絡著作權人身份的問題，便于網絡著作權人侵權。［5］

（三）網絡服務提供者“通知――刪除”制度

1、完善有關通知內容的規定。被侵權人在獲知自己的著作權遭到損害后，有權向網絡服務提供者發出通知，要求其采取必要的措施。《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的“侵權通知”的形式要件之一就是權利人須提供涉嫌侵權信息的網絡地址，但根據實踐中的情況來看，要求權利人提供所有侵權歌曲的網絡地址缺乏可操作性。對通知內容的規定，應予以完善。

2、完善瑕疵通知制度。如果“侵權通知”不符合形式要件，網絡服務提供者沒有采取措施，后又發現實際是侵權行為，那網絡服務提供者應該承擔怎樣的法律后果？對于已滿足“避風港”其他免責條件的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通知”中的不合格部分不能作為用來證明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措施的依據，仍可適用“避風港”免責。這種觀點符合法律設置“通知――刪除”程序的立法本意，法律應予以明確。

注釋：

［1］吳漢東：《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2月第3版，第33頁。

［2］張新寶：《侵權責任法》，2010年7月第2版，168頁。

［3］鄭海波：網絡環境下著作權保護的難點與對策――以華誼兄弟狀告新浪搜狐等5網站侵權為例，蘭州大學研究生論文，2010年。

［4］商建剛：《網絡法》，臺灣學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頁。

［5］丁磊：《網絡環境中的著作權保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頁。

參考文獻：

［1］吳安東：侵權責任法視野下的網絡侵權責任解析，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2］楊明：《侵權責任法》第36條釋義及其展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3］謝青：網絡服務提供者幫助侵權相關案例分析，蘭州大學研究生論文，2010年。

［4］李文男：論網絡著作權的法律保護，大連海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5］楊立新：如何理解侵權責任法中網絡侵權責任，檢察日報，2010年3月31日。

［6］李海珍：淺析網絡著作權保護的困境與法律規制，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2期。

［7］呂沛璐：對國內網絡著作權侵權和保護問題的探討，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13期。

［8］孟楊、費艷穎、于穎：論我國網絡著作權保護立法，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10期。

［9］John，Paxton:《Internet and Competition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