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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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競爭制的具體做法是：將計分和評分分開進行。計分是以四人的小組為單位，評比則是將全班學生按學習能力和水平分為兩大組進行評比。積分評價的項目有：課堂回答問題、作業完成情況、課堂紀律表現等。具體方法舉例：每天每位同學的基本分為20分。以積分來調動與調節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積分最高的一個小組可以實現自己的一個愿望。課堂提問，只要回答問題就可得分；未完成作業者每次扣除50分，書寫不認真者扣20分；違反課堂紀律者視情節輕重，酌情扣30—50分。該小組同學分別在相應的大組里進行評比。以上面小組同學為例，他們將各自的成績與自己所在的大組里進行評比。

二、小組學習競爭制激勵策略實施的效果

在課堂教學中嘗試利用學習競爭積分制激勵策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大大提高了課堂上的傾聽效率和回答問題的積極性?？偸锹犝f別的班，一節課來回總是幾個同學舉手，而在我的課堂上，學生都是以“搶答的方式”回應我的每一個問題。一節課下來，如果誰被提問的次數太少，學生則會找老師“抱怨”。而在每天下午進行積分評比時，則是我們班最熱鬧的時刻。學生總是興奮異常，都非常關注自己的積分情況，關注自己今晚的作業是多是少。這種激勵方式帶給學生的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成就感，一種有形的榮譽感。每天的統計記載，讓學生看到自己取得的成績、進步和努力程度，享受到成功的喜悅，產生學習的興趣和動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借助于榮譽感的刺激使學生產生的學習興趣，向內部學習動力轉化。四、小組學習競爭制激勵策略應注意的問題在一年多的實踐中，我對于如何運用小組學習競爭制激勵策略得到如下幾點體驗：

（一）提問的藝術激勵是一門藝術

需要教師潛心的研究和關注學生的內心世界和情感因素，精心準備。教師在提出問題、檢驗學生習題時都需要講究策略。如，提問時要注意提問設計面要廣泛、均衡，確保學生舉過手就得過分。特別是要按照問題的難度“分配”給學生，如難度小一點的問題讓能力稍差一點的同學回答，難度大的留給能力強的學生，這樣就避免了差生回答問題少的現象。教師檢測或學生相互檢測時更要注意公平、公正。有效激勵的前提是了解學生，只有了解學生，研究學生，才能科學地激勵學生。

（二）加分原則

政治經濟學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蘇格蘭啟蒙運動；古典政治經濟學；財富；自由；美德

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6-05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正全面、加速推進，形成了有關轉型的諸多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不斷推進的同時，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道德等成為經濟學界熱議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及其在經濟學理論體系建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便有體現，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衛·休謨、亞當·斯密、詹姆斯·斯圖亞特、亞當·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學者的思想啟蒙，尤其是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塑，被《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編撰者們視為“最重要的貢獻”與“最不朽的遺產”。因此，重溫蘇格蘭啟蒙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建及特質，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現代經濟學形成與發展的認識，而且能夠為在深刻領悟當前我國轉型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參考。

一、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政治經濟學擺脫了“政治計算”

盧梭在對“政治經濟學”一詞進行詞源學考察時指出，“經濟學（Economy）這個名詞起源于希臘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來的意思是賢明合法地管理家政，為全家謀幸福。后來這個詞義擴大到大家庭——國家——的治理上。為了區分這一名詞的兩種意義，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經濟學或家庭經濟學，把后者一般稱為一般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睔v史地看，從家庭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的轉型過程，也是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不斷融合與分離的過程。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經濟的誕生體現為一種分化與混合的雙重運動。”

經濟學的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色諾芬就曾提出重視農業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分工、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必須依托于貨幣，但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尺度，而不應作為貯藏的手段。柏拉圖對商業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圖認為商業具有一定的作用，應當允許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商業是不道德的，應當加以限制，尤其應當禁止雅典公民從事商業。亞里士多德對一些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財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無限性為標準，把財富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用物（即使用價值）的總體財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種是作為貨幣積累的財富，它是無限的。與此相對應，亞里士多德認為存在兩種科學，即經濟學和貨殖術。經濟學研究如何取得對于生活必需、對于家庭或國家有用的東西；貨殖術研究如何取得貨幣形態的財富，即用貨幣來賺取更多的貨幣。然而，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貶低貨殖術，認為追求貨幣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見，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學只是家庭經濟學或家政管理。

近代經濟學的產生是從否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與貨殖術的區分開始的。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奇里梯安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經濟與政治從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以獲取物品為目的的經濟學對于家庭和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經濟的政治性、公共性開始為人們所認同。然而，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與經濟的過度結合使諸如威廉·配第等后繼者們“都是從權力的觀點來思考經濟”，“實際上從未真正關心過經濟理論本身。他們未曾尋求對整個經濟過程做一個總體的解釋。……他們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統計和農業統計匯編”，只是“政治計算”，而非“財富的科學”。因此，在皮埃爾·羅桑瓦隆看來，“直到18世紀至少在亞當·斯密之前幾乎不存在經濟學。人們只知道一方面是貿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計算的主體是君主，貿易的主體是商人，那么，沒有真正的市民社會，經濟就沒有主體”。因此，“英國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比法國政治經濟學‘先進’，也僅僅在于英國的市民社會領先于法國的市民社會?！?/p>

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更為寬容。他并沒有像羅桑瓦隆那樣將威廉·配第的經濟學也列入政治計算的行列，而是認為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古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開始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而“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毖芯哭D向生產領域意味著經濟學的一場革命，使經濟日益掙脫了重商主義而成為新的自主活動。

但是，不論把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定格在哪個具體時段，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建立的意義都是無可爭議的。相對于重商主義甚至重農主義，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的最卓越貢獻在于，他們推動了經濟的“非政治化”，從而與政治非倫理化、倫理非宗教化結成一體，形塑了現代性的基本特征?！恫既R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貢獻描述為：“蘇格蘭人建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經濟生活是自我調節的，經濟成長是一個能動的、自我持續的過程。正是休謨以其刺激性的，但卻是零碎的經濟學論文發動了這場辯論。詹姆斯-斯圖亞特在其《政治經濟原理》（1767年）一書中，試圖既回答休謨的論點，又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總體的論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明顯使斯圖亞特的著作黯然失色?！姑苷J為，政治經濟學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學的一個分支’；然而《國富論》可以單獨地理解。它比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原理》——或歐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經濟表》（1758—1759年）和杰諾韋西的《商業演說》（1765年）結構更嚴密，更通俗易讀，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說，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p>

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市場的地位

盡管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仍然將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甚至在學科門類上還歸屬于政治學，但是正如很多學者所分析的，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對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進行劃界，使他們從其熱衷的政治計算中走出來，從而將政治經濟學帶進其所認為的科學發展的軌道。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無法擺脫干涉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其無法科學解答這樣一個理論難題：如果沒有政府這只強有力的手，社會經濟秩序如何保證？社會公益是否可以實現？對于這個問題，無論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義者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都沒能給出科學的解答。前者認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國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農主義者雖然心儀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主義，然而他們又依托政府來維護和實現這種自然秩序，因而不僅贊成政府干涉市場，而且試圖在制度化的設計中將君主的利益與經濟體制捆綁在一起，甚至提出將國民財產的一個固定份額給予君主。

與干涉主義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場本身的獨立性與自組織性，以及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通融性。對于市場不依賴于國家的獨立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相區分的思路框架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從多個層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倫理層次，休謨認為，每一個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認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認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聯盟的天性；因而人與人的關系不會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在社會觀上，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認為，社會的生成與有序化是自發的，不是契約論者所主張的需要人為的理性建構，經濟運行能夠實現自我調節，這是由分工、交換、自由競爭等作用的結果。其中，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的論述最具形象和說服力。

在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時代，私利與公益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倫理問題，也是當時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而且關系到財富分配的社會后果以及對社會秩序的認識與評價。對于私利與公益問題，曼德維爾率先通過蜜蜂的寓言，詮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私惡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論式邏輯使其理論說服力大打折扣。后繼者休謨、斯密、弗格森在對曼德維爾“低調的人性”改造的基礎上，從情感主義的維度對私利與公益的相通性進行了深入闡述。按照他們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動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夠通過情感的相互認同而協調各自的行動與利益，從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非常重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問題

由于理順了政治學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及倫理學中私利與公益的關系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使經濟學日益擺脫了干涉主義和僧侶式德性的束縛，并成為“財富的科學”。然而，這并不是說作為“財富的科學”的經濟學從此遠離乃至排斥政治學與倫理學；恰恰相反，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時候，“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因為，經濟學中一些根本問題的解答依賴于倫理學：一是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即“倫理相關的動機觀”。二是社會成就的判斷問題，即“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也是基于這一認識，阿馬蒂亞·森嚴肅批評了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限于篇幅，這里簡單闡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中兩個根本問題的分析。

（一）經濟行為的“倫理動機”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種經濟人的解釋模式，甚至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先提出了這一人性假設。誠然，無論是休謨還是斯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承認自私是人性中最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著社群主義傾向的弗格森，也認為人最傾向于“只關心自己的”，并極力強調人的社會性也是為了消解這種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反對對人性自私的過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論上秉承著一種辯證的態度。因此，在經濟生活中，盡管我們不能否認人具有經濟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據此對其進行極端化與庸俗化理解，將人的自利與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與利己主義。對此，萊昂內爾·羅賓斯曾對斯密的人性論做了非常精辟的辯護：“在《國富論》的全書中，自利并不意味著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說個人的利益是一個人最密切關心的事。它們當然可能只是他個人的幸福；但也同樣可能包含了家庭情愛、社會義務、朋友情誼，甚至還包含在他看來具有中心意義的更為廣泛的活動。將自利解釋為一定是‘物質的’，也同樣是一種曲解。隨著購買力的提高，‘僅僅出于物質性’的關心——不管物質性一詞作何解釋——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p>

（二）對于“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們既充分肯定了財富的積極效應，也客觀評價了財富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即對財富及其增長采取了科學和辯證的態度。對于商業文明的積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業文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經濟上，財富的增長能帶來日益精致和舒適的物質生活。在政治上，工商業與技藝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與壯大了中產階級，從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在精神生活領域，商業文明能夠敦風化俗，有助于重諾言、守時間、愛秩序、節約、謹慎等商業精神的成長與發育。對于商業文明的消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現代市民社會發生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是社會分工容易導致人的片面化與單向度發展，使得每個人“就像是一臺發動機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財富的欲望具有腐蝕道德的傾向，會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三是在過分商業化的社會中，私人化特征極其明顯，人們容易蜷縮在狹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會增加極權主義、政治奴役的風險。

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質的詮釋及啟示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古希臘的家庭經濟學和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也又有別于19世紀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具有三個重要特質或維度：一是人本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私自利的經濟人與理性人假設的信奉者；相反，他們從情感主義的立場出發，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客觀公允地評判人的自利情感與社會性情感，以及兩者互動共融的心理基礎與協調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論辯了私利與公益的問題，從而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基礎。二是政府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最小國家”理念的篤信者。盡管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中，一方面著力強調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極力排斥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干預；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走向極端，而是有著濃郁的制度主義特色。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強調政府作為“競賽規則”制定者與裁判者的對于“看不見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意識到市場機制的缺陷，提出“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因為“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甚至提出政府應當承擔社會建設與社會保障的職能。如，弗格森認為，政府應當“保證家庭的維生之計和住所；保護勤勞的人從事自己的職業；調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條件、人類的社會公德心和他們各自為個人打算的追求間的矛盾?！比莻惱砭S度。與阿馬蒂亞·森所批判的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既重視分析“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又注意探究“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把財富與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對于某些局部經濟行為或經濟領域“精細”的技巧性分析，丟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多重的分析維度。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無視經濟分析的道德倫理維度，僅僅圍繞經濟人的自利假設展開研究，反而為現實社會中的不道德經濟行為提供了依據。我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認知經歷了一個由“馬克思”到“斯密”的轉變過程。但是毋庸諱言，我們對斯密以及其他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市場原則與市場精神也存在很多誤解與偏差，也存在將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經濟思想簡單化、庸俗化為以經濟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國家、價值中立等為特質的“斯密主義”的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過度市場化、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也日益凸顯。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根據我國實際，以經濟學為指導，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總結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和規律，還要反思問題和教訓，突破對市場運行機制的偏狹化理解，研究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理論基礎。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重溫和思考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過程，有助于我們突破形形的“斯密主義”，理順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德性等相互關系，真正理解與踐行市場經濟既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的理念，從而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7]米勒，波格丹諾，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73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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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皮埃爾·羅桑瓦隆.烏托邦資本主義——市場觀念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50.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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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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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羅賓斯.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對經濟政策中主要理論的考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37-38.

政治經濟學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政治經濟學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西方第一個把數學用于經濟問題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寫了一本關于貨幣價值的書。但首先比較系統地運用數學的,是1838年法國庫爾諾的《財富理論數學原理的研究》,這書常被當做數理經濟學的開端。

    由于當時的經濟理論權威們不熟悉數學推理,而無人問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當做數理經濟學和數理學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國的埃奇沃思、馬歇爾、美國的費希爾、意大利的帕累托等進一步發展了數理經濟學。

    庫爾諾并沒有用過“數理經濟學”的名稱,他采用的書名用意不僅在于理論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運用數學分析的形式和符號。他認為在財富理論中運用數學分析 ,是為了探索不能用數字表現的數量之間的關系,和不能用代數表現的函數之間的關系;即使不需要精確數字,只要能更簡明地陳述問題、開辟研究途徑、避免脫離主題,數學也有其有用之處,如果僅僅因為不熟悉或怕用錯而拒絕數學分析,是荒謬的。

    杰文斯1862年發表的論文《略論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數學理論》是數理經濟學的最早名稱,到187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再版時,附上1711年以來的“數學的經濟的”文獻目錄,等于公開宣稱數理經濟學的存在。他認為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是一門依賴于數學的科學,簡單原因就是研究數量和數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必須進行數學推理,即使不用代數符號,也不會減少這門科學的數學性質。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為價值的最終理論以及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的市場規律提供數學解說。他的理論中心是“價值完全由效用決定”。他把商品對所有者的效用分為總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來的邊際效用),后者是商品擁有或消費總量增加時,總效用增加量對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認為隨著商品擁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會逐漸降低,并據此用數學方法推出:一種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種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換商品可以增加總效用,交換要進行到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總效用最大達到均衡時才停止,這時兩種商品在兩個所有者之間的交換比率應該等于交換完成后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爾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一書中認為,純粹經濟學實質上就是在假設完全自由競爭制度下,關于價格決定的理論;價格存在是因為商品具有數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條件,只要有交換就會有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個可計量的數量,正是一般數學的研究對象,所以交換價值的理論應該是數學的一個分支;數學方法并不是實驗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經濟學的純粹理論也象“物理-數學的”科學一樣,從經驗的真實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為基礎,可以超出經驗范圍進行推理,在建成這個科學后再回到實際,也不是為了驗證,而是為了應用。

    瓦爾拉斯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庫爾諾雖然也考慮過個別商品的產、銷、進出口對其他商品生產者的收入會產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沒有同時照顧全局,瓦爾拉斯企圖用數學方法加以補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種議價的經濟后果,并且提出無差異曲線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貨幣作為計量邊際效用的固定單位,后經帕累托改進,用以代替邊際效用,作為一般均衡的理論基礎。馬歇爾的理論核心是認為一種商品的均衡價格就是在其他情況不變時,該商品的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達到一致時的價格,所以又稱為局部均衡論。

    數學在現代經濟理論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一方面運用數學方法研究的理論領域還在擴大;另一方面,對前人研究過的問題還不斷運用更深奧的數學方法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政治經濟學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基，很多理論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正是通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資本運作方式，同時促進了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經濟學已經逐步成為非主流經濟學，而其自身存在的缺點卻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批判。從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進行分析，對比與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觀點進一步討論其改進與發展的趨勢。

1引言

關于政治經濟學對于現代社會的影響，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見解。現在以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往往把政治經濟學看做批判資本主義的工具，對其勞動價值論進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動搖其基礎。而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經濟學為庸俗經濟學，由于其階級本質決定庸俗經濟學家要維護本階級利益。對于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和以效用論為基礎的西方經濟學到底孰優孰劣，這樣的爭論一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才算結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經濟學逐步使政治經濟學邊緣化，而勞動價值論僅僅作為一種學說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響力。

看一種理論是否是正確的，主要就是看它對現實社會是否就有解釋力。然而中國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卻往往忽視了其現實解釋力的學習，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內核—勞動價值論，以至于思想僵化，無法對現實世界進行解釋。一些本來可以對現實社會有解釋力的理論或者被教條僵化，或者被現代的計量經濟學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為中國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后也逐步邊緣化。

本文立足于回歸政治經濟學原本狀態，從勞動價值論這一基礎思想出發，對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做出客觀評述，以確定其是否對現在生活具有解釋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的是過時了。從而對其理論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進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

2文獻綜述

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論述，中外許多經濟學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對，有很多論述，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不自覺站在某個階級立場上，這樣很多就沒有了事實說服力。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了了勞動價值觀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競爭以外的情況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競爭情況下，除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勞動都是同一性質，否則它決不會順利的起作用?！?/p>

對于熊彼特的觀點，張培剛先生在《評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文中寫到“我們認為熊彼特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對勞動價值論的‘兩點理由’并不能成立，因為如果把‘假設條件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重大矛盾’這一點作為反對的理由，那這也同樣適用于‘邊際效用價值論’，其次，更加重要的關鍵一點倒是在于:所謂‘邊際效用論’只是一種以主觀評價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而‘邊際效用’作為一種生活現象雖然存在，但是各個消費者千差萬別，變動無常，要是把它作為最終形成價值和衡量價值的客觀依據，不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那都是不可能的?！?/p>

我們發現熊彼特所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勞動價值論的缺陷表現形式，張培剛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論的立場上說明，效用論并不是優于勞動價值論，然而對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卻沒有否認。

伍裝在《理解現代馬克思經濟學》一文中說到:“馬克思經濟學提出問題與研究問題的方法是統一的，這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構建起來的經濟學范式，這種范式從未曾被歷史的經驗和事實在整體上否證過，也從來沒有被哪一種理論邏輯在整體上駁倒過”

這里面提及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樣我們可以管中窺豹，看到政治經濟學其實并不是站在考慮個人的主觀感受的角度分析社會，而是站在一個唯物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的運作，來觀察社會中的形形，人生百態。所以站在個人的主觀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認都是沒有意義的。

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中，認為中國歷史的基線先后推轉50。年，包括明朝，這長時間的視界使我們了解最近中國所欲困難的遮蔽，同時也看清楚好多問題互相連鎖的情形。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現在還有必要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原因。因為它產生時的情況和我國傳播時的情況很相似，發展后在我國現在依然具有解釋力，甚至比西方經濟學更有解釋力，而且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通過諸多文獻的梳理，我們基本已經理順了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勞動價值論的缺陷，政治經濟學該用何種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意義。

3勞動價值論及其衍生理論的優缺點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以此為依據衍生了整個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包括商品，貨幣，剩余價值等等很多方面。我們將分析以上幾個的缺陷，進而提出改進意見。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會現實的體現。

勞動價值是由價值產生的。馬克思的邏輯思維是商品中有一個內核一類的東西叫做價值(value)，而這個價值則是由勞動產生的。商品的價格是價值的外在表現。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從這兩點我們看出無論是價值論還是效用論都是對客 觀世界的反映，盡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設，無論是馬克思的 完全競爭，還是效用論的理性人都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們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況的特定情形。而且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在對于一般情況的解釋中，勞動 價值論更有解釋力，因為它體現的是一種唯物狀態，但是效 用論卻陷人了一種為唯心的誤區。不過在特定情況下的解 釋力，價值論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鉆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這類問題上，效用論更有解釋力。

這樣我們發現熊彼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不是問題，而 第二個問題的勞動力同質也不算是問題。我認為真正要解 決的是生產要素問題。

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但是 這里面確實忽視了其他的生產要素—資本和土地。馬克 思解釋為資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會勞動。這種解釋 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解釋力的。比如土地，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資源，馬克思認為是對自然資源的改造中耗費了 大量的人類勞動，但是逆向思維，如果沒有自然資源，大量 的人類勞動又如何承載?所以單純的勞動產生價值是不準 確的，這里面應該包括其他的生產要素，我們認為是多種生 產要素共同作用產生了價值。

(2)貨幣理論的前提假設以及表現方式與現在實際情 況脫節。

馬克思對貨幣的定義是固定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這在某種意義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礎。但是其背后貨幣的本身便是黃金，即使紙幣抑或其他東西都是一種貨幣符號，其實質是背后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黃金。也就是說馬克思對貨幣的前提假定就是黃金是貨幣商品。

分析當時的社會情形，我們發現其實馬克思的假設在當時的時代是有一定意義的。馬克思所處時期，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由于資本主義高速發展，黃金大量流人資本主義國家，而紙幣的發行也是以紙幣背后的黃金為硬通貨。這一切盡管理論沒有產生，但是事實上便是這樣運作的。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將貨幣的本質進行闡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將當時的社會狀況上升為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理論在當時是先進的。 然而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對當今的一些社會現象卻缺乏解釋力。表現的比較明顯的就是虛擬貨幣。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都存在這很大的爭議。不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不存在勞動，也不是商品，僅僅有虛擬世界中一般等價物的特點，所以不能有價值，更不能說是貨幣。然而虛擬貨幣確確實實在當今很多領域充當著現實貨幣的作用，這是很難解釋的。

造成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這樣兩個:第一是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現在的經濟學家沒能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以及方法論將其精髓發展，而是教條套用。

當然，對虛擬貨幣的解釋問題，西方經濟學也沒有做的很好，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回避了對貨幣的解釋問題。

(3)流通中是否產生剩余價值依然無法解釋。

馬克思明確表示價值，剩余價值只會在生產中產生，即剩余價值的產生是由生產前C=+v變成生產后的C=+v+m，m就是剩余價值。也就是說剩余價值試生產的產物，并不是流通的產物，流通中不會產生剩余價值。

我們要考察馬克思所處的時代。19世紀的時候，流通體系還不是很完善。就拿地產來說吧，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地產公司，所謂流通，無非就是貨幣由一個人手里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商品則反向流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流通并不產生剩余價值。(其實不然，交易費用的產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即使在馬克斯時代，流通依舊產生剩余價值。為了論證需要，這里假設交易費用為0）。

然而當今流通不產生剩余價值這個論點是很值得商榷的?，F代意義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內容。既有策劃，市場營銷，以及更多的銷售網點。這里面每一個環節都包括很大的資本投人，很大的廣告投人，很大的勞動以及土地投人，所以這里面產生的價值甚至高于生產產生的價值。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這里都產生很多的剩余價值。

4新歷史角度下的改進

站在整體觀和大歷史觀的角度上，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批判資本主義，更在試圖尋找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其精神內核不是19世紀已經過時的理論，而是其中的方法，內在邏輯以及要解決的真實問題。這要掌握這一點，理論才會更加發揚。

與當今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發現，我們要做的就是變革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勞動價值論。只有內核變革完善，并且在整體性的思想下，馬克思家政治經濟學才會更加顯示出其優越性。

誠如前文所述的，勞動價值論之所以沒有與時俱進，很大原因是由于這個理論把勞動作為產生價值的唯一來源，這也許在19世紀是正確的，但是在21世紀必須要發生變革，為此我結合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改良中的勞動價值論，提出新價值論的觀點。

我認為商品甚至物品種確實存在其內在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不是僅僅由勞動決定的，而是有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共同決定的。多種生產要素共同決定了商品本身的價值。表示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薩伊定律，因為這里面依然強調的是勞動價值，其最終是客觀表示而不是效用論。

這樣很多由于現實條件變化，使理論過時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變。比如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由于內部的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都可以形成價值，所以虛擬貨幣內部有很大的資本，則虛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同時又有使用價值屬性，所以虛擬貨幣可以是商品。

還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產生剩余價值，由于流通過程中投人大量資本，土地，根據新價值論，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都是構成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然產生剩余價值。

5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