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履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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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履職報告范文第1篇

一、主要問題                 

(一).述責方面

1.是責任落實情況。主體責任意識不強，對學校黨風廉政建設形勢研判不夠準；制定的條條框框多，但檢查考核的少。落實主體責任僅僅滿足參加會議、簽訂責任狀，責任分解常照抄上級文件，集中交責也只是形式上開個會，不知道如何有效落實主體責任。責任追究不力,雖然建立了責任追究制度，但問責追究尚顯剛性不足，在實施責任追究時，沒有建立有效的責任追究結果公開制度，難以保證責任追究公平公正

2.加強教育監管情況。廉政教育的形勢單一，監管落實不到位。對學校及個別干部職工思想動態，未能及時開展交心談心、，未能及時提醒和糾正錯誤的苗頭,總認為自己工作忙,頭緒多,也認為個別同志是初犯,對一兩次遲到早退和在會場交頭接耳的現象可以理解，沒有及時加以批評教育。

3.強化行業監管情況。對部分辭退代課教師和編外人員訴求未能及時解決。

4.推進作風建設情況。未能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對結對幫扶貧困戶在生產生活和產業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自己不能解決的未能及時向上級反映，爭取解決，

5.防控廉政風險情況。能定期排查崗位廉政風險點，優化業務管理流程，落實風險防控措施，健全預防腐敗制度。但檢查防控制度多，落實少。

（二）述廉內容

1.個人從未參加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旅游、娛樂、健身、宴請等活動的情況。

2.個人無違規收送禮品、禮金、有價證券和會員卡及出入私人會所等方面情況,但偶爾有在微信圈里發發小紅包和搶紅包的現象。

3.個人沒有利用職權職務打招呼、寫條子，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等方面的情況。

4.個人無違規兼職、從事經營性活動、移居國（境）外等方面的情況。

5.配偶在家中待業，兒子在是教師，無違紀違規投資。

6.無其他需要報告的情況。

二、原因分析

主體責任意識不強，對學校黨風廉政建設形勢研判不夠準；制定的條條框框多，但檢查考核的少。廉政教育的形勢單一，監管落實不到位。存在的原因是學校老師少，個人花在學校發展和教育教學工作的時間較多，個人在黨風廉政方面理論學習時間較少。二是存在僥幸心理，總認為學校小，老師少，在黨風廉政方面不會出問題，所以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抓的時間就少。

在微信圈里發小紅包和搶紅包有時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禮貌，覺得搶了人家的紅包就要發出去，不能只搶不發。

三、整改措施

一是增強主體意識，健全責任體系。抓好黨風廉政建設，首先要解決好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問題，真正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納入學?？傮w工作，把主體責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一要強化擔當意識。通過媒體宣傳、集中學習等形式，牢固樹立“不抓黨風廉政建設是失職”的責任意識，學校盡管人少，還要明確專人負責主體責任的分解、部署、考核、報告等具體事務，切實解決紀監“代做”的問題。二要細化主體責任。要根據學校黨小組成員分工，進一步細化主體責任內容，讓每一位成員搞清楚、弄明白哪些是主體責任、哪些是第一責任、哪些是分管責任。同時，要明確主體責任落實的任務、要求和具體措施，讓其知道怎樣履行責任。

二是完善教育監管機制，推進工作落實。一是要開展多種形式的學校教育方式，二要探索廉政質詢制度。對學校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問題突出、工作不力的人要采取倒查。三要開展問責行動。開展領導班子向群眾述職述責報告，接受群眾質詢評議，作出整改承諾。對承諾的問題跟蹤督辦，凡踐諾不到位的嚴格問責。

三是嚴格責任追究，倒逼擔責盡責。一要細化考核指標。對照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年度任務分解，制訂《甘溪小學落實黨組主體責任量化考核工作方案》，細化考核分值和具體要求，將落實黨委主體責任的談心談話、廉政風險點排查、兩會三述等工作措施，與主體責任的具體內容一并細化量化，強化實績導向，確保考核結果公平公正。二要完善考核辦法。將實行日常檢查考核與年終檢查考核相結合，對責任落實情況進行常態化、全過程把握，對履行主體責任存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領導干部，及時下發提醒督辦函。三要加強結果運用。把考核結果作為對領導班子總體評價和領導干部業績評定、獎勵懲處。四要把控問題導向，及時化解各類糾紛。對辭退代課教師和編外人員要耐心細致的做好政策宣講，及時主動向上級反映，把矛盾化解在基層。

社長履職報告范文第2篇

(一)內部監督機制

1.信貸業務風險的主要成因

目前農信社形成的信貸風險主要是由于貸款的“三查”制度執行不到位造成的。雖然制定了嚴格的審查制度，但在信貸管理操作中普遍存在“三查”制度流于形式和“三查”工作不夠深人等問題。

(1)貸前調查是風險控制的首要環節，要求調查人員須深人客戶搜集有效數據，掌握其生產經營、管理及資信等主要情況，然后對數據資料進行綜合整理并進行分析研究，形成客觀、公正、有價值的結論，而有些信貸客戶經理由于個人素質局限和主觀態度疏忽，或因利益、人情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沒有按照程序進行深人調查，相關數據的搜集也只停留在調查方主動提供或表面反映的情況，造成貸前調查報告結論失真，為貸款的授信及投放埋下了風險隱患。

(2)貸時審查是風險控制的中間環節，審查人員對調查人員提供的資料進行核實、評定，復測貸款風險度，提出審核意見，按規定履行審批手續。往往在實際操作中，審查人員主觀相信調查人結果，對于調查人在調查過程資料失真和風險盲點缺乏識別和判斷能力，審查人員便起不到更好的揭示信貸風險，為貸款審查委員會及決策部門提供更充分的決策依據的作用。

(3)貸后檢查是風險控制的關鍵環節，要求信貸人員深人借款人身邊了解其經濟活動和資金流向、認真分析其貸款風險變化情況。實踐中往往信貸人員對貸款發放后續管理不夠重視，很少能真正地深人基層了解真實情況，對于要求的檢查也流于形式，只是填好表格，套用報表數據，不能真實反映借款人的實際經營情況和發現潛在的隱患，使貸后檢查失去了應有的作用，造成風險預警機制的失靈。

2.健全內部監督機制

()l健全信貸風險管理組織機構體系。完善相對獨立的貸前調查、貸時審查和貸后檢查的信貸職能部門，崗位分工明確，各司其責，設立巡查機構，對于各職能部門執行情況進行定時和不定時的抽查，加強信貸行為的問責執行力和獎懲機制，健全信貸管理規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2)完善農戶、個體工商戶以及企業類等貸款管理辦法和流程操作，積極開展評級授信、實行貸款發放流程化、程序化、制度化，努力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和營銷氛圍。

(3)加強崗位培訓。突出業務知識和操作流程的培訓，確保信貸資料齊全、流程操作;強化政策法律法規學習，確保信貸行為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要求;加強內控制度教育，確保信貸規章熟記于心，形成思維定勢，令行禁止。

(4)建立風險預警機制。貸款發放后，及時深人到企業和農戶的生產經營狀況中去，了解其收益水平，確保資金安全，并且要根據貸款的額度、項目生產周期、市場波動幅度大小等因素對借款人風險狀況進行合理判斷。必要時，要實行進駐續時觀察，對發現的隱患，會同客戶提出解決預案。如果在資金投向跟蹤檢查等方面發現風險的，要及時形成預警信號，為控制化解風險爭取足夠的時間與空間。

(二)外部監督機制

農信社長期以來一直堅持以服務“三農”為主，支持縣域經濟為輔發展的原則，但在老百姓心中農信社仍然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比起各大國有商業銀行，農信社網點最多，深人基層，服務大眾，是農民長期信賴的“朋友”。陌生的是隨著社會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當農民朋友急需資金時，貸款難成了他們一直困擾的問題，作為服務于“三農”的農信社，怎么就不能成為“及時雨”。其實這種“貸款難”現象主要是由于農信社與借款戶(農戶)長期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短暫現象，農戶在貸款時發現需要提供的信息資料較多、較繁瑣，認為不便利或認為刁難，所以選擇了放棄，但也不外乎少數信貸人員沒有把客戶作為互惠互利、平等的合作伙伴來對待，而是把手中的信貸權利當成了撈取個人實惠的資本，造成了在貸款發放過程中吃、拿、卡、要、報等現象的存在，所以必須建立一套外部監督機制來緩解目前存在的信貸風險問題。

1.開展“陽光信貨”惠農工程

將“送金融知識下鄉”活動作為“陽光信貸”開展的切人點，將農信社目前對外開展的所有信貸業務制成方便農戶理解的小冊子和宣傳畫，將信貸政策和信貸產品向所轄村、鎮進行公開宣傳，設置咨詢和監督舉報熱線，將信貸流程公布于各信貸網點營業場所顯著位置，使需要信貸需求的農戶做到心中有數，這樣一來既解決了長期以來農戶對農信社的偏見，又對自身信貸業務進行了宣傳和推廣，主動接受了社會各界的監督，規范行為操作，按章辦事。

2.建設信用工程

信用工程建設可結合全國征信宣傳活動的開展。雖然社會上一度出現短暫的信用危機，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守信觀念將逐漸深人人心，越來越受到重視，同時也影響著廣大農村、農民的生產、生活。農信社應利用自身獨有的優勢，大力推行信用村、信用戶測評工作建設，充分發揮農信社農戶小額貸款金額小、流動強、風險小的特色，使農民朋友真正感到實惠，從中受益，才能使他們充分體會到保護和珍惜個人征信記錄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講信用光榮、不講信用可恥的社會道德風尚和良好社會氛圍，將為農信社防控信貸風險奠定良好社會基礎，歷史實踐證明農戶小額貸款曾經是農信社質量最好的信貸資產。

3.建立客戶回訪制度

一是能及時掌握企業和農戶的生產經營狀況和收益水平等對借款人經營陷人危機、出現風險的，要果斷處置，資產保全，防范信貸資金損失。二是通過了解各行業發展動向和資金需求情況，結合國家相關政策，確定信貸投放方向，避免盲目投放造成的信貸風險。三是及時收集信貸客戶經理的服務操作及履職情況，便于及早發現問題。

二、結語

社長履職報告范文第3篇

一、豐田“召回門”事件中的刑法問題

2006年以來，在美國發生一系列豐田汽車質量安全事故。全美各地針對豐田汽車質量問題提出200多訟，涉及賠償數額高達400億美元。迫于社會壓力，自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豐田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累計召回850萬輛汽車，其中美國600萬輛，原因主要是油門踏板故障隱患、腳墊滑動卡住油門、剎車底盤失靈等問題。然而，仍有許多召回車輛的車主、保險公司投訴車輛“暴沖”（突然、非故意加速）問題，并懷疑是車輛電子節流控制系統失靈所致。為調查事故的真正原因，2010年2月，美國國會眾議院住房能源和商業委員會、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和參議院商業、科學和交通委員會舉行了三場聽證會，豐田公司社長豐田章男等公司高管出席了聽證會。聽證會的重點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豐田汽車部分車型的暴沖現象是不是電子節流控制系統問題；二是豐田公司是否故意隱瞞產品缺陷。鑒于問題的復雜性，聽證會結束后，國會要求交通部對豐田汽車的安全問題展開調查。交通部邀請了美國航空航天局專家共同參與。專家嚴格檢查了豐田汽車的電子節流控制系統，包括28萬行軟件代碼，查找可能導致暴沖現象的電子節流控制系統缺陷，結果發現電子節流控制系統沒有問題；交通部下屬的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數據記錄也顯示，在已經檢查的所有行車數據記錄器（“黑匣子”）中，100％的事故都是因為駕駛人員操作不當。在75起致命性（造成93人傷亡）撞車事故中，除1起是因為腳墊滑動原因外，其他均是駕駛人員操作錯誤所致（如把油門踏板當剎車踏板，或在碰撞前沒有及時踩剎車）。

2011年2月8日交通部公布最終調查報告，稱豐田汽車的電子節流控制系統沒有缺陷，與車輛暴沖現象之間沒有聯系，導致暴沖問題的唯一已知原因屬于機械缺陷，且已在先前召回中修復。①

一直態度強硬的交通部部長雷•拉胡德也用舒緩的語氣在媒體發表講話，“陪審團可以歸位了，裁決結果就在眼前：豐田汽車突然加速問題并非是電子節流控制系統故障所致?！雹谠诿绹鴩鴷e行聽證的同時，美國司法部和證監會也分別就豐田汽車安全問題展開調查。

2010年2月8日，紐約南區聯邦大陪審團向豐田公司發出一份傳票，要求其就部分車型突然加速和“普銳斯”混合動力車剎車失靈等問題提交相關文件，以便判斷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2月19日，證監會洛杉磯辦公室也向豐田公司發出一份傳票，要求其提供汽車突然加速和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等相關文件，以便判斷其是否向聯邦監管機構和公眾披露不實信息。③

6月29日，上述大陪審團再次向豐田公司發出一份傳票，要求其提交方向盤控制系統零件缺陷問題的相關文件，但沒有指明特定車型和時間。④

美國聯邦大陪審團因召回事件發出傳票實屬罕見，一時間，各界紛紛猜測豐田公司將被追究刑事責任。然而，隨著交通部最終報告的，上述刑事調查也戛然而止。迄今為止，再也沒有后續跟蹤報道見諸媒體。對此，基本可以合理推斷，豐田公司此次事件中的刑事風險業已解除。

在上述初步調查中，聯邦大陪審團均沒有機會就豐田公司是否涉嫌犯罪及其罪名作出判定。兩次調查的核心問題均是：豐田公司有沒有故意隱瞞產品缺陷？具體地說，第一次調查的核心問題是，豐田公司有沒有隱瞞電子節流控制系統缺陷（假如豐田汽車存在這一缺陷的話）；第二次調查的核心問題是，豐田公司有沒有向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隱瞞方向盤操縱桿缺陷。如果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則有關的刑事訴訟程序必將向前推進。對于第一個核心問題，豐田公司一直堅稱暴沖問題并非電子控制節流系統失靈所致，而是腳墊設計缺陷導致加速踏板歸位出現問題，這在以前的召回中已經解決，公司本身并不存在隱瞞產品缺陷問題。由于官方的正式報告排除了電子控制節流系統存在缺陷的可能性，因而豐田公司故意隱瞞這種缺陷的嫌疑自然不復存在。至于第二個問題，其實涉及的是2005年豐田公司沒有及時向美國交通部報告方向盤存在缺陷的車輛是否出于故意。⑤

同車輛暴沖問題相比，方向盤缺陷問題顯然要輕微得多，而且是陳年芝麻，因而伴隨著第一個問題的澄清，檢控機關也失去了進一步追究的熱情。盡管本案刑事程序業已終止，不過，本案引發的刑法問題仍值得探討：如果豐田涉嫌犯罪，則其可能觸犯什么罪名？隱瞞產品缺陷在認定法人犯罪中有何作用？

二、無獨有偶：斑馬案蘊含的刑法法理

在探討豐田公司可能涉嫌的罪名之前，我們不妨先考察一下美國法人犯罪懲治史上一個經典案例：印地安那州訴福特汽車公司案（簡稱“斑馬案”）。①

該案的基本案情及訴訟經過是：1978年8月10日，三名女中學生駕駛一輛福特斑馬（Ford　Pinto）汽車行駛在印地安那州北部第33號公路上。因油箱蓋掉落，她們在公路中間停車，準備下車撿拾油箱蓋。這時，一輛雪佛蘭貨車剎車不及，迎頭撞上。瞬間，熊熊大火將斑馬車燒成灰燼，并吞噬了車內三名學生年輕的生命。那位貨車司機受了一點輕微傷，但處于醉酒狀態，且是超速駕駛。經過初步調查，印地安那州埃爾克哈特郡（Elkhart）檢察官邁克爾•科森蒂諾（Michael　Cosentino）認為，福特公司的行為違反了印地安那州法典第35－42－1－5條的規定，構成過失殺人罪，建議大陪審團。

9月13日，在審查控辯雙方提交的證據之后，大陪審團決定福特公司。書指控，福特公司明知其設計的斑馬汽車的油箱存在安全隱患，但仍生產、銷售，因而導致他人死亡，成立三個過失殺人罪。福特公司聘請了全國最優秀的刑辯律師組成律師團隊，他們成功說服法庭將審理地點放在普拉斯基（Pulaski）郡，并精心挑選陪審員、限制審前信息傳播、展示測試數據、實施證據突襲等。經過數月的審理和辯論之后，1980年3月，陪審團終于作出裁決：被告福特公司無罪。

本案是美國法人因產品缺陷問題而被指控犯罪的第一案，具有里程碑意義。雖然陪審團最終無罪的裁決使本案的判例價值有所降低，但倡導懲治法人犯罪的社會理念絲毫沒有減損：法人也有“惡意”，法人的道德過錯是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基礎。本案檢察官之所以福特公司，正是緣于該公司社會責任感的缺失。②

斑馬車是福特公司為搶占微型車市場而研發的一款新型汽車，其賣點是“不到2000”，即重量不超過2000磅，售價不超過2000美元。但該車在設計上有個重大缺陷：油箱放在車軸后面。碰撞測試表明，如果斑馬車被其他車以30英里／小時以上的速度追尾，油箱就會因碰撞而扭曲破裂，造成大量漏油，進而引發大火。

不過，如果調整油箱的安裝位置，或者安裝一種橡皮囊，則可以有效防止油箱因碰撞而破裂。在本案之前，已經發生數起因油箱起火致人傷亡而提起索賠的案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格里姆肖（Grimshaw）訴福特公司案。③

在該案訴訟過程中，福特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被媒體曝光。這一文件披露了福特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對是否重新安裝油箱進行了損益分析。當時，福特公司生產的斑馬車有1250萬輛（1100萬輛小汽車和150萬輛小貨車），如果給每輛車重新安裝油箱，則可以避免180個死亡事故、180個嚴重燒傷事故、2100個車輛燒毀事故。假如一個死亡事故的賠償金是20萬美元，一個嚴重燒傷事故的賠償金是67000美元，一個車輛燒毀事故的賠償金是700美元，則全部事故的賠償金總額是4950萬美元。但是，每輛車重新安裝油箱的費用是11美元，如果給所有車輛重新安裝油箱，則費用總計13700萬美元。兩相對照，重新安裝油箱帶來的收益遠遠低于需要支付的成本。這一報告披露后，反響可想而知，公眾紛紛譴責福特公司為了謀取經濟利益無情地以犧牲他人的生命為代價。斑馬案的發生，更無異于火上澆油。在這種情緒化的氛圍中，檢察官作出福特公司過失殺人罪的決定。④

檢察官的邏輯路徑是，福特公司明知其生產的斑馬車的油箱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極有可能對他人生命、健康和財產造成損害，在能夠預防的前提下卻不采取補救措施，并且在銷售時對消費者隱瞞這一產品缺陷，從而導致他人死亡，主觀上是一種輕率的心態，構成過失殺人罪。在這里，隱瞞產品缺陷成為認定法人犯意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隱瞞產品缺陷的行為，可以充分地表明被告對危害結果的一種容忍、認可的心態，從而具有歸責的正當性。消費者在購買、使用產品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利，有權要求購買的產品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有權了解產品的缺陷狀況。福特公司卻罔顧消費者的上述權利，怠于履行保障產品安全和缺陷告知義務。福特公司將“美元置于生命之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更是一種裸地不顧行業道德的表現，充分暴露出其社會責任感的缺失。金錢和生命的“質”不同，很難根據價值大小對二者進行比較，絕大多數公眾也不會認同和接受這種比較，這也就是福特公司純粹以金錢為基礎的損益分析報告引起公眾極大反感和強烈憤慨的原因。

遺憾的是，檢察官的上述推理分析并未得到陪審團的認同。筆者分析，陪審團之所以對本案作出無罪的裁決，除了辯方頗具策略的辯護技巧外，還與控方的證據不夠充分有關。具體地說，控方雖然提出證據證明被告對消費者隱瞞產品缺陷，但卻不能證明所隱瞞的產品缺陷違反了產品質量法律的規定。也就是說，被告生產的產品雖然確有缺陷，被告也向消費者隱瞞了這種缺陷，但在生產時這種缺陷的存在卻是合理的，并未違反聯邦法律的規定。有關證據表明，被告生產的斑馬車不僅符合當時聯邦法律的規定，而且在同類車型中，其安全性還是最高的。有學者補充了本案三點事實：一是上述福特公司內部文件并非是公司內部的指導性文件，而是公司答復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信件中的附件；二是將微型汽車的油箱安裝在車軸后部，是當時汽車業的普遍做法；三是當時有關判例表明，加利福尼亞最高法院不僅默許汽車制造商“花錢買安全”，甚至鼓勵這么做。①

本案中，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一直拖到1973年才公布微型汽車油箱抗撞標準，且僅適用于1977年之后生產的車輛。而涉案的斑馬車卻是1973年生產的，并不適用這一強制性標準。如此一來，斑馬車的“缺陷”在法律上卻是“合法”的。這種悖論顯然是技術發展的歷史局限性造成的。管理部門如果要提高汽車的技術標準，則生產商的制造成本就會提高，相應的消費者的購買力就會下降，從而影響汽車工業的發展。于是，為了發展汽車工業，在特定時期，管理部門可能會放寬汽車的技術標準。非但如此，福特公司還“知錯能改”，主動召回問題車輛。

1978年5月，在對1971－1976年生產的福特斑馬和1975－1976年生產的銀色山貓（Mercury　Bobcats）兩款車型進行初步調查后，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決定于7月舉行聽證，就上述油箱的安全性展開調查，以決定是否強制召回。但6月初，福特公司就決定主動召回上述車輛。正是基于上述事實，本案就不是“福特公司輕率地決定生產、銷售存在安全隱患的缺陷汽車”的問題，而是“福特公司有沒有義務告知消費者缺陷、召回問題車輛”的問題。具體地說，這一問題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福特公司有沒有義務？二是如果有義務，福特公司有沒有盡到這一義務？由于存在法律盲區，福特公司是否有召回義務并不明確。即使這樣，福特公司基于自身聲譽考慮，還是主動實施了召回計劃。在這種情況下，要判定其主觀上存在輕率的心態，確實比較牽強。

現代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雹谠诠I產品領域，技術的發展、產品的批量化生產和產品的大規模銷售都可能導致產品存在缺陷，帶來安全隱患。在這一背景下，傳統民法的“買者當心”原則的適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平衡生產商和消費者的權利義務的產品召回制度應運而生。其理論基礎是，與消費者相比，生產商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更加容易知道產品可能存在的缺陷，更加容易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一旦生產商知道其生產的產品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重大缺陷時，則有義務告知消費者，召回缺陷產品。這一義務雖然是法定的，但并非沒有倫理上的正當性。斑馬案表明，生產商隱瞞產品缺陷是一種道德過錯，具備非難譴責的基礎；如果所隱瞞的缺陷屬于人身、財產安全重大隱患的，則足以證明生產商主觀上犯意的存在。

三、悖德性：法人犯意的認定基礎

刑事責任的根據，是非難可能性，即行為的悖德性。然而，與自然人不同，法人并無頭腦，如何可能具有道德過錯呢？法人犯罪是否都是嚴格責任犯罪，不需要法人具有罪過（犯意）？在這方面，英美法一直在不斷地發展之中。

17世紀，法院開始追究一些公法人（如市鎮當局）怠于履職（如未及時修繕橋梁）的刑事責任，但限于不作為。其法理依據是，法人沒有身軀，不可能實施作為，但可能實施不作為。后來，法人刑事責任的范圍擴大到不要求犯意的作為，理由是法人沒有頭腦，不可能具有犯意。

20世紀初，法人刑事責任的范圍擴大到一些要求一般犯意的行為，理由是根據替代責任原理，法人雇員的犯意可以歸咎于法人。與此同時，法人刑事責任的范圍還擴大到制定法規定監禁刑的犯罪，前提是制定法同時也規定了罰金刑。目前，法人刑事責任的范圍尚不明確的是，能否擴大到要求特別犯意的行為，如故意殺人罪、罪等。這方面，各個法域的處理很不一致。《模范刑法典》第2．07條將法人犯罪分為三類：一類是制定法規定的作為犯；二是制定法規定的不作為犯；三是刑法典規定的犯罪。

“行為與犯意同在”，要認定法人犯罪，不僅要證明法人實施了客觀行為，而且還要證明其主觀上存在犯意；否則，就是客觀歸罪。與認定法人的客觀行為相比，認定法人的主觀犯意更加困難。除嚴格責任犯罪外，要認定法人犯罪成立，都要證明法人主觀上有罪過，即存在犯意。法人犯意的認定主要有以下三種原理：一是替代責任原理。根據替代責任原理，如果法人雇員為了法人的利益在職務活動中實施犯罪行為，則可將其行為和犯意歸責于法人。在這種情況下，單個雇員的犯意，也就是法人的犯意?！皢挝坏囊庵局荒軄碓从谧鳛閱挝唤M成人員的自然人的意思活動；其中，單位代表機關的成員在單位意志的形成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雹俣羌w認識原理。根據集體認識原理，雖然單個雇員的行為和意識難以認定構成犯罪，但若干個法人雇員的行為和意識匯合起來，足以構成犯罪，則可將匯總的行為歸責于法人。在這種情況下，法人雇員的整體犯意，也就是法人的犯意。三是組織體責任原理。根據組織體責任原理，法人行為是結構化的組織體的結果，而不是法人雇員行為的簡單相加。因此，不應依靠雇員行為來歸責法人，而應根據法人的內部結構、決策程序、政策文化等事實因素，來判斷其主觀上是否存在犯意。

替代責任原理是傳統的法人犯罪歸責原則，其特點是標準明確，操作簡單，但容易擴大法人的刑事責任，造成過度威懾。根據替代責任原理，法人雇員為了法人利益在職務范圍內實施的行為，都可以歸咎于法人。具體有兩個成立條件：一是該行為是在職務范圍內；二是該行為能使法人受益。這一原理源于侵權法上的上級責任原則，但在將其直接移植到刑法中作為法人的歸責原則之后，出現一個重大漏洞，即缺乏犯意條件，沒有考慮法人自身的非難可能性。由于缺乏犯意條件，因而根據替代責任原理來追究法人刑事責任，極易造成懲罰范圍過寬，威懾過度。如根據替代責任原理，法人雇員擅自實施的犯罪行為，即使上級管理部門并不知情，也可以歸責于法人；即使為法人所明確禁止，或者直接與法人的政策相抵牾，也可以歸責于法人；即使是法人在監督內部規章制度執行時發現的，也可以歸責于法人。但在這些情形中，法人可能是沒有過錯的，缺乏非難可能性，要其承擔刑事責任，不具有正當性。試想，一個公司的董事會慫恿其雇員實施偷稅行為，而另一個公司制定明確的賬務制度，并嚴格檢查實施，及時發現雇員的偷稅行為。如果認為這兩個公司都構成犯罪，并應受同樣的懲罰，則明顯存在不合理之處。為此，有學者建議，應當對法人犯罪的歸責原則進行改造。如有的主張，應當在替代責任原理的認定標準中增加一個條件，即雇員的犯意可以歸咎于法人———法人慫恿、默許、容忍、同意雇員實施犯罪行為。②

集體認識原理是在替代責任原理的基礎上演進的結果，其優點是堵塞法律漏洞，防止法人逃避法律責任，但其標準模糊，操作復雜。組織體責任原理是新制度主義理論的產物，它要求根據法人自身的客觀行為來判斷其主觀犯意，而不是從其雇員的客觀行為中查明法人的主觀犯意，堅持法人人格和其雇員人格的分離性、獨立性，具有理論上的科學性。根據組織體責任原理，在判斷法人犯意時應當逐一考察以下三種情況：第一，法人的慣例或政策有無違反法律規定？第二，能否合理預見，法人的慣例或政策將會導致其雇員實施違反行為？第三，法人是否容忍其雇員的違法行為？③ 如果法人具有上述三種情況之一，則基本可以判斷其主觀上存在犯意。應當注意的是，組織體責任原理，旨在強調從法人自身角度來判斷其主觀犯意的存在，在邏輯上不再以法人雇員犯意的存在為前提，但并不排斥追究法人雇員的刑事責任，也不反對在判斷法人主觀犯意時將法人雇員的犯意作為一個考量因素。

強調法人犯罪認定中的犯意要素，實際上是強調對法人的非難可能性，強調其行為的悖德性。這不僅是“行為與責任同在”的基本法理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法人犯罪立法上“過犯罪化”、犯罪圈劃得太廣反而導致司法顧慮重重、懲治不力的一個重要舉措。關于非難可能性，有學者提出了八個判斷標準：（1）法人是否以鼓勵實施非法行為的方式組織起來的？（2）法人的宗旨是否為了實施非法行為？（3）是否對雇員進行守法教育？（4）是否監督雇員守法？（5）哪個雇員實施了非法行為以及上級是否漠視或容忍這一行為？（6）法人以前是怎么處理非法行為和非法行為人的？（7）是否有補償非法行為的激勵機制？（8）是否有鼓勵實施非法行為的賠償慣例？① 這一觀點已被美國司法部制定的《聯邦商業組織指南》所部分采納。該指南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了檢察官在決定是否指控法人時，應當考慮以下九大要素：（1）犯罪的性質和嚴重程度；（2）犯罪在法人內部的普遍程度；（3）以前的類似行為；（4）自首和合作；（5）守法計劃及其有效程度；（6）補救措施；（7）附隨后果的嚴重程度；（8）非刑事救濟措施的充分程度；（9）追訴對犯罪行為負有責任的個人的充分程度。在這九大要素中，其中第（1）、（2）、（3）、（5）屬于罪前或罪中情節，是決定法人非難可能性有無及其大小的因素；第（4）、（6）、（7）、（8）、（9）屬于罪后情節，是決定法人刑罰當罰性存在及其大小的因素。從罪責認定的角度來看，二者應當予以區分。不過，該指南主要是規范檢察官法人裁量權的，其將兩類情節合并在一起規定，有其一定的道理。上述實踐表明，在認定、指控法人犯罪活動中，考慮法人的主觀過錯是必要的，這是追究其刑事責任的道義基礎。

四、余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