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工作者個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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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工作者個人總結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社區工作；社會工作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江蘇省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福利體系研究”（編號：2013SJB840009）成果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專業社區工作介入新生代農民工服務研究

收錄日期：2016年6月28日

農民工的主體隨著時代的發展已進行了代際更替，80后、90后的青年農民工已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在構建“適度普惠型福利”的呼聲日益高漲的背景下，農民工群體理應被納入到社會福利體系之中。而社會福利供給基本方式之一則是整合各類資源，建立福利服務網絡，并根據各地的特色和公民的需求提供福利服務。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活動區域往往呈現集中化的特征，其所屬社區成為他們的主要依附，由此聯結起來形成主要以業緣關系為基礎的社區結構，因此以社區為平臺，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社區服務體系，是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發展需求，促進其融入城市的重要保證。新生代農民工服務體系的構建，需要以政府的制度保障為基礎，以社區為平臺，充分調動各方面的力量來實現。為保證新生代農民工服務實施的專業性與務實性，專業社區工作的介入必不可少。

一、專業社區工作服務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理念

個人層次的尊重、人際層次的互助與社區關懷和社會政治層次的公平正義、民主、參與、制度取向共同構成了社區工作的價值系統，社區工作的價值理念是開展社區服務的基礎，在社區層面開展新生代農民工服務也應遵循以下價值觀：

（一）尊重。專業社區工作與社會工作一樣，強調尊重每個個體的價值與尊嚴，肯定每個個體的發展潛能和獨立面對世界及其人生的能力。新生代農民工除了基本的生存方面的需求以外，也渴望被尊重、認同與自我實現。另外，不同于個案工作中強調案主個人能力的增長，社區工作往往更多地關注“集體增權”，即通過改善社區環境、解決社區問題、滿足社區居民需求，以提升社區中的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每一位居民的價值與尊嚴。

（二）社區互助與社區關懷。專業社區工作反對人際疏離與人情冷漠，強調社區互助與社區關懷。社區工作注重社區內不同階級、性別、年齡、家庭、鄰里之間關系的改善，人際關系的改善是個人獲得發展的前提之一。在新生代農民工服務方面，社區工作應盡力消除本地居民對外來人口的歧視性心理，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營造共享、關愛、互助、關懷的社區氛圍，提升社區凝聚力與歸屬感。

（三）公平正義與制度取向。專業社區工作認為政府與社會具有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平等的機會和福利責任，福利的供給應遵循普遍性原則，覆蓋全體公民。然而，在目前的社會政策下，非戶籍人口往往被排斥在當地的福利體系之外，所以享有較少福利與權益的弱勢群體也應是社區工作關注的重點之一，社區工作也應關注轄區內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的福利訴求。

（四）民主與參與。專業社區工作關注公民民主、平等、參與的權利，強調社區工作者應與社區居民一起共同商議社區的事務，并且尊重每位居民發表意見與平等參與的權利。不同的社區成員均有參與制訂影響他們生活的政策及措施的權利，是社區民主的實質體現。新生代農民工也是社區成員，是社區生活的一分子，社區工作者應鼓勵他們充分參與社區活動以及社區事務。

二、專業社區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專業社區工作者在新生代農民工社區服務的實施領域可扮演以下角色：

（一）社區工作者作為調查者：調查了解社區流動人口狀況。社區工作應定期進行社區調查，及時了解與掌握社區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的基本信息，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居民信息檔案。通過問卷、訪談等方法定期探訪了解轄區內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搜集其對社區服務的形式、內容、質量等方面的意見建議與期待希望，這是新生代農民工社區服務實施的基本出發點。

（二）社區工作者作為中介者：整合福利資源。政府在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實現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其他任何機構和個人都無法替代的。政府主導、企業支持、社區實施、民間參與是優化新生代農民工服務的基本路徑，所以在社區層面爭取社會支持，整合福利資源，優化資源配置，搭建起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志愿者等服務供給方與需求方即社區內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專業社區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任務之一，也是新生代農民工社區服務實現的重要保證。

（三）社區工作者作為服務者：策劃與運作社區服務與社區活動。社區工作者應在掌握社區流動人口的現狀與需求、理順社區福利資源、評估社區服務方案可行性等的基礎上，結合社區青年農民工的職業、家鄉、興趣等特點，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多元化的、滿足其需求的，并且能引起他們參與興趣的社區新生代農民工服務計劃。社區工作計劃往往通過項目化的方式進行運作，最后還有一個監控和評估計劃的執行情況即社區評估的過程。

（四）社區工作者作為宣傳者：指導新生代農民工如何獲取福利資源。社區工作者應積極向轄區內的流動人口宣傳政府的福利政策、社區的福利措施與社區舉辦的福利性活動。通過宣傳，讓新生代農民工懂得社區的福利資源與福利服務有哪些？可以通過什么方式獲取？具體的條件有哪些？……社區工作者應主動出擊，通過家訪、宣傳海報、傳單、電話聯系等方式積極邀請轄區內的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區活動與社區事務。

（五）社區工作者作為協調者：構建社區支持網絡。社區工作者應通過廣泛的社區宣傳、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等措施，盡力消除本地居民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歧視性心理，通過共同參與社區事務，開展社區互助活動等方式，協調社區內本地居民與流動人口之間的關系，培育社區關懷意識，消除社區人際冷漠，培養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社區的歸屬感，促進其融入城市，共建互幫互助的溫暖社區，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支持網絡。

三、專業社區的工作模式與介入重點

羅斯曼于1979年對美國的社區工作實踐經驗加以總結，提出了社區工作的三大模式，即社區發展模式、社區計劃模式和社區行動模式。社區發展模式是在一個社區之內，鼓勵居民通過自助及互助的方式，廣泛參與社區事務，解決社區問題，推動社區發展；社區計劃模式是以實質性問題的解決為工作的關注點；社區行動模式假設有一群處于劣勢的群體，他們需要被組織起來，聯合其他人去向整個社會爭取資源及取得符合公益及民主的對待。就我國新生代農民工服務而言，社區工作比較適合采取強調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發展模式以及強調社區實質性問題計劃解決的策劃模式。即社區工作者一方面應動員轄區內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區活動與事務，共同商討問題的解決方法；另一方面應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具體需求與社區的資源，策劃出具體方案為他們提供服務。

（一）情緒支持。新生代農民工往往面臨比較繁重的工作壓力與生活負擔，如果壓力不能排解，他們很可能陷入巨大的失落感和無助感之中。在社區層面，一方面可以建設心理咨詢室、心理發泄室、沙盤治療室等專業的心理設施，為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社區居民的情緒支持提供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社區工作者可以聯系相關專業資源，比如心理咨詢師、個案工作者等，教給新生代農民工一些釋放壓力的方法，積極傾聽他們的困擾，排解他們的焦慮情緒，并適時進行同情心的表達，指引他們從積極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化解心理壓力，積極地面對生活。

（二）家庭輔導。家庭是個人的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家庭輔導與服務是新生代農民工社區福利的重點，具體工作內容可包括：婚姻輔導與子女照料。對于單身農民工而言，可以通過戀愛輔導、社區相親會等方式幫助他們追求美好愛情與家庭生活。對于有子女的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為他們提供子女照料與托管服務，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是社區福利服務的重點之一。比如，可以以社區小食堂、兒童生活自理能力培訓班等形式，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服務。針對學生放學早、家長監管難的現狀，社區工作者可結合志愿者等福利資源，承擔起子女學校外的托管工作，托管的同時，可提供興趣培訓班、學業輔導班等附加服務。或者舉行社區“家庭親子樂”活動，即邀請身邊有子女的農民工家庭參與，以家庭為本加強家庭功能，發展和諧的家庭關系。

（三）文體活動。與老一輩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已不再僅滿足于物質上的所得，他們也有旺盛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社區工作者應積極組織轄區內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區文體活動，挖掘與培養他們的文體活動能力，滿足休閑娛樂需求，促進其參與社會文化生活。一方面應完善社區文化服務設施，例如社區運動健身中心、社區網吧、社區閱覽等等，或者采用流動服務的形式，為獲取文化資源不便的新生代農民工盡可能提供多的享有文化生活的渠道。開展農民工讀書節活動，舉辦各類文化藝術學習班（講座），輔導并培訓新生代農民工文藝骨干；另一方面可以在社區層面舉辦“藝術體驗小組”、“社區勞動競技大賽”、“電影進社區”、“社區同鄉會”、“社區運動會”、“社區讀書節”、“文化藝術培訓班”等各類活動來滿足青年農民工在文化體育方面的需求。

（四）能力建設。社會工作的核心理念即“助人自助”，所以社區工作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服務的重點也在于加強其自身的能力建設，即強化其“自助能力”。首先，強化適應能力，社區工作者一方面通過社區就業培訓等方式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的以能力發展為導向的繼續教育服務，以適應城市生存與工作的環境；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社區宣傳、社區關懷、社區活動等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促進他們融入社區、融入城市。其次，增進就業能力，社區工作者一方面可聯系相關機構為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有培訓需求的居民提供免費或者低償的就業或創業技能培訓；另一方面可以以社區求職信息庫為平臺，與新生代農民工共享就業資源，實現農民工有序流動；最后，培養參與能力，社區工作者可在社區層面上推進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動力與能力的社區發展模式，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的人際聚合力，增強他們對城市社區生活的參與愿望。社區工作者可以通過邀請、鼓勵等方式，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到社區事務與社會公共事務中，增進其群體互動性和公益精神，提高自身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促進參與能力提升。

四、結語

新生代農民工對尊重、平等、交往、自我實現等有著更多的需求，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渴望與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福利。社區是最基層的組織，離流動人口最貼近，應為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提供以社區設施、社區服務、社區活動等為主要形式的社區福利。新生代農民工生活與工作的聚集性決定了以社區為平臺，以專業的社區工作的理念與方法為基礎，開展社區服務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社區工作者可扮演調查者、中介者、服務者、宣傳者、協調者的多重角色，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多元化與專業化的服務，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生活質量的同時，促進其社區融入與城市融入。

主要參考文獻：

社區工作者個人總結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保障 社區人員 行為失范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8-0015-02

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問題頻出，在電腦上打開百度搜索網站，輸入“人情保或關系保”，相關的搜索結果都有十幾萬條，可見問題之普遍，受關注程度之高。而另一問題“保障房搖號作弊”也同樣被熱議和關注。基于這些問題，同樣受到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關注，各地均紛紛出臺各類措施以此打擊和防止類似的保障失允現象。分析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出臺的打擊和防止社會保障系統中失允現象的相關規定及各類突擊式的核查行動，總結其共性有：1.加大申請人資格審查。2.加強程序監督。3.加重對申請人不端行為的懲罰力度。4.追究機構經辦人的失范責任。根據上述幾種措施，按照正常邏輯，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問題情況的發生，但拋開申請人利益相關聯的前三條辦法，從第四條對經辦人失范行為角度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基層工作人員在日常工作的過程中如此頻繁地出現行為失范的現象呢？

一、事權責任與個人回報的不對等

從內因分析，就我國各地的社區工作者的用人狀況來看，大多地區的社區工作者的個人薪酬待遇均處較低水平，以上海市楊浦區為例：《2010年上海市楊浦區公開招聘部分社會工作者公告》[1]中，有關社區工作者的個人待遇部分，原文如下：

第四條、錄用及待遇

1.錄用人員實行人才派遣。與人才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各用人單位負責日常管理和考核。

2.錄用人員收入標準：約2500元/月（稅前）。年終根據考核情況發放一定數額獎金。

按照該《招聘公告》入職后的社區工作者，每月稅前收入構成為2500元/月+年終獎。而當地的消費水平則是，上海市楊浦區的租房均價為：一房一廳1600元/月。[2]按照收入對比當地的消費水平，楊浦區的社會工作者在入職后，能夠操持好個人生活已經相當難得，當他面對少數不端低保申請人所帶來的事權利益，怎么會不動心呢？按照亞當·斯密的“理性人”假設學說，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說，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當基層社區工作者發現自己承擔工作責任與物質回報不成正比的時候，其利用手中事權換取一定經濟利益就變成了可能。

二、用人機制不健全使其隨波逐流

從《2010年上海市楊浦區公開招聘部分社會工作者公告》[1]的另外一個角度看，用人機制的不健全也是造成基層社區人員行為失范的主要因素，如《招聘公告》中“錄用人員實行人才派遣。與人才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各用人單位負責日常管理和考核。”簡單調研多省的社會工作者的用人辦法，一般大多數城鎮的用人辦法均是采用約期為一到兩年一簽的“合同制”方式，合同到期后，要么選擇解聘要么再次續簽，只有少數地方會在合同期滿，根據考核表現落實“行政事業編制”。根據梅約的“社會人”假設理論分析，影響人生產積極性的因素，除物質外，還有社會、心理因素；[3]當“合同制”的社會工作者的自我社會定位，僅僅是一個有今天沒明天、毫無奔頭的打工者時，在失去職業穩定性與職業上升空間之后，在其日常工作中，職業操守的自我約束力將明顯下降。

三、監督機制缺失致使其有機可乘

就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內現有的監督機制而言，光是憑借公共組織內部的自我約束、自我平衡，是遠遠不夠的，雖然這種內部監督體系帶有較強的時效性、權威性，但應用在基層社區工作中，面對繁復、海量的日常事務，內部監督更明顯體現在應急式的、隨即式的檢查。就長效來講，在缺少立法的前提下，公民參與和輿論監督是目前最需要加強的兩個方面。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任何基層社區工作者，都無法逆轉和回避，其所在社區民眾對于其工作效率、態度、操守的評價，雖然公民參與和輿論監督在權威性、時效性上遠遠低于公共組織的內部監督，但公民參與和輿論監督在廣泛性、全面性等方面都擁有巨大優勢。

四、懲處力度弱造成機會成本過低

近期安徽省有這樣一則新聞：“碭山縣日前開展了為期四個月的城鄉低保清理規范工作，堅決清理‘人情保’‘關系保’，對違規違紀人員進行嚴肅查處。截至目前，該縣已有1名分管民政工作的副鎮長受到通報批評，1名民政辦主任和1名村委會主任受到黨政紀處分，1名低保員被解聘。”[4]該文中，其他參與人的處理結果姑且不論，單從低保員解聘了事的結果看，明顯對其失范行為的懲處過輕。雖然，在普通雇傭行為中，因工作失誤提前解除被雇傭者的勞動合同，是對于普通員工工作失誤的最大懲罰，但基于社會保障工作特殊性，基層工作者一旦出現失范行為，其社會影響和行為后果將遠遠超出其他行業普通工作失誤。雖然上述新聞，因具體情況未詳細描述，而存在實際情況或許并不嚴重的可能，但就全國范圍來看，因基層社會工作者行為失范而造成國家損失后，在追究其職務責任甚至刑事責任之外，理應還要追償其行為失范給國家帶來的經濟損失，甚至加倍補償。

五、技術條件簡陋使檢查成本過高

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安徽省碭山縣的新聞，為什么僅僅是開展為期“四個月”的清理工作？清理工作為什么不能天天開展，日日檢查？這樣的階段性檢查，豈不是造成基層行為失范人員“風緊收手，風松伸手”？就其根本，還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缺少基本的技術支撐，沒有一套可以實時檢測基層社會工作者工作結果是否規范的系統。“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下，除了部分剛性要求之外，很多準入條件都存在模糊兩可的情況，因為缺少如“個人信用體系”這樣的對個人消費、納稅、財產情況詳細記錄的有力工具，才使得隱匿個人財產狀況成為可能。”[5]同時也正是缺少這樣的技術條件和檢測工具，才無法對基層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結果做到實時評測，對發現基層社會工作者的失范行為造成技術性困難。

六、內外雙治才能標本兼顧

目前，對于社會保障工作基層出現的不和諧問題，我國各地方城鎮政府雖然已經認識到其問題的嚴重性，但從治理手段和治理途徑來看，大多數還僅僅是處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應急式階段。在缺少社會保障全國性立法的前提下，地方性法律、法規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在“法有明文”的情況下，讓基層社會保障工作透明再透明，讓公民參與再參與，才能使監督機制、輿論機制、公民參與機制不流于形式。只有在全社會對于社區基層人員失范行為零容忍、零原諒的基礎之上，才能對不端行為起到威懾作用，才能把失范行為扼殺在萌芽之中。這樣肅清外部環境的辦法，也僅僅是治理基層社會保障工作者失范行為的第一步。

按照我國學者宋培林關于“文化人”的假設學說，“人不僅具有物質性、社會性、自我實現性，而且具有道德性，價值傾向性，人是物質性與道德性的統一體。人們在追求物質需要的同時，能夠承擔對組織的道德義務和社會責任，并且能夠以道德自律的方式進行自我管理。”[6]因此在社區基層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中，滿足其一定的物質生活需要和社會角色需要，是治理其失范行為內因產生的根本途徑。只有改善基層社會工作者薪酬條件，完善基層社會保障工作的用人機制，才能拉升其自我定位，發揮其文化人本性。

七、結論

任何一種制度都離不開其基層執行人員，作為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基礎操作人——社會工作者，他們的公共倫理水準決定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執行過程中的成敗。基層社會工作者行為失范問題，凸顯了我們現有社會保障體系內部管理設計的缺失。在彌補制度缺失的時候，只有通過外部環境施壓與內部條件釋放的雙重治理手段，才能達到長效、和諧、根本的治理目的。

【參考文獻】

[1].

[2]http：//.

[3]徐碧琳，陳穎.組織行為與非正式組織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6，P133.

[4]安徽日報.2010-11-22.

社區工作者個人總結范文第3篇

【關鍵詞】構建；和諧社區；看法

和諧社區建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工程，也是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黨的十提出：“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在現今國情下，我國社區管理存在著諸多痼疾亟待解決。

一、目前我國社區管理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社區居委會自治功能尚未到位，缺乏行政化色彩。居委會管理依托的平臺狹窄，管理事項不明確，在全面推進社區管理進程中，發揮角色作用不突出，社區居民認可度不高，從內心深處認為居委會只是形式主義的擺設，難以解決實際問題。在發生矛盾時，經常越過居委會這一層級，直接上訪到區政府或者更高層次的政府機關。

（二）社區居民參與度不高，缺乏團隊意識。社區居民是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意見的反饋者也是社區管理的監督者，是社區工作的引導者也是日常工作的建設者。沒有社區居民的參與，居委會的自治職能難以體現，只能充當政府“腿”的角色。通常是社區和居民，形成了兩條單行線，無有效溝通和交叉，難以形成創建社區的共同體。

（三）社區工作者年齡老化，缺乏創新意識。年輕人通常認為社區工作枯燥無味，每天只是解決居民陳芝麻爛谷子的小事情，所以在選擇工作時盡可能避免此類工作，新生力量的缺乏導致社區工作者隊伍年齡極度老化，工作團隊原則上是完成本職工作，但是在創新工作思路、開拓工作局面方面很難有大的提升。工作人員年齡大，長時間居家的居民也大多為老年人，導致了雙方主體難以激發活力。

（四）業主委員會組織運作的困難。業主委員會集體決策和少數人參與存在矛盾。業主委員會是輔助社區管理工作的一個主要群體，但是業主委員會在實際中很難良性循環，由幾個人代表一個群體發聲，經常會出現集體意見眾說紛紜的局面，在業主中難以形成統一口徑，導致業主委員會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在業主之間左右為難。

二、改善社區管理的幾點建議

（一）提倡居民自治和社區共治合力，構建和諧社區。居民自治和社區共治應該形成良好的合力，互相輔助切實實現構建和諧社區的預期。雙方自治能力的提升和磨合需要時間，更需要制度保障。

1.梳理政府與社區的關系，強化權責利的統一。社區作為政府的基層單元，要貼地氣、聚人氣，積累經驗、總結問題，作為政府決策和工作的良好指引。發揮主觀能動性和主人翁意識，鼓勵居民充分利用權利、履行義務，在權利和義務的交互中找到最佳組合方式。

2.梳理居委會與業主自治的關系，強化互助理念。居委會和業主自治組織的出發點應該是一致的，利用工作職責為居民創建更加溫馨的生活環境。確保問題有人管、矛盾有人化、糾紛有人調。居委會代表政府傳達政策精神，業主代表居民傳遞意見反饋，雙方思想交融形成上下互通的橋梁，避免單邊決策。采取不同形式常溝通、勤聯絡，在思維的碰撞中找到關系建立的關鍵點和融合點。

3.梳理社區與居民的關系，強化參與意識。居民作為社區的細胞體，應該積極參與社區組織的各類活動。發揮自身的微小力量，共同創建社區品牌、打造社區文化，從建設社會基本體開始，逐步拓展社會文明、精神文明。從人人觀景變成人人參與，體會參與其中的快樂和幸福，每個人都可以作為社區的代言人，將自身的光和熱匯聚給集體，奉獻給團隊。

（二）明確權責清單，構建體制社區。一直以來，社區事情雖小，但是事事關乎居民的吃喝住行，所謂群眾事情無小事，便是這個道理。但是越細微的工作，在實際操作中越缺乏明確的權責劃分。各個主體部門常因工作職責的交叉或者不明遠離社區管理工作，街道和社區居委會層面的職責分散，導致跨部門、跨領域協調難，各主體之間互相推諉扯皮的情況比較嚴重。因此，應詳細列明權責清單，規范管理范疇，建章立制構建體制化、科學化社區。

（三）重視隊伍建設，吸引年輕群體加入。年輕人有前衛的思想和敢于沖鋒的勇敢，在日常工作中要著重引導畢業生選擇社區工作。對于已加入社區工作的年輕人，給予充分的信任和鼓勵，給社區居民辦好事、辦實事的基礎上，要營造耳目一新的感覺，從而吸納更多年輕人投身加入。在工作中，主動與大學生志愿者團隊等年輕組織對接，或者創建社區志愿者隊伍，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雙向流動盤活社區氛圍。

（四）創新工作思路，形成社區新常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也會更加的紛亂復雜。這就要求社區工作者不能停滯不前，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解決問題。各項工作要想在群眾的前面，走在居民的前列，擋在群眾的前端，凡事多聽意見、多看民情，避免坐在辦公室拍腦門決定。創建社區微信公眾號，利用公眾號通知、信息等，一方面方便溝通聯絡，另一方面也是對社區的宣傳和推動。

社區工作者個人總結范文第4篇

敘事治療視角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尊重當地文化，重視人們應對問題的本土知識和技能，強調從社會文化的視角看心理問題的產生，并借助外化的世界觀將人和問題分開。心理健康工作者秉持“去中心化、有影響力”的定位，并以提問而非直接的指導或教育作為主要干預方法。介紹了提問模式和集體敘事實踐方法等兩種實踐模式，并闡述了在災后心理援助中如何使用提問模式和集體文件開展應用實踐。在保持敘事世界觀的基礎上，有機地調整工作思路和干預方法來適應當地文化和人群特點，是本土化實踐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

本土知識，心理健康教育，敘事治療，敘事社區工作

以敘事治療為代表的后現代心理治療流派，在家庭治療、社區工作、心理健康教育等領域帶來了后現代的世界觀、理論模式和實踐方法，推動了這些領域的創新［1－3］。本文以敘事治療和敘事社區工作的理論和實踐為基礎，從敘事心理健康教育的相關理念、實踐模式及其在災后心理援助中的應用等方面，探討敘事治療視角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1敘事治療與敘事社區工作

敘事治療是由家庭治療大師MichaelWhite和DavidEpston在20世紀80年代創立。敘事治療的發展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密切相關［4］。敘事治療的哲學基礎是后現代哲學，尤其受福柯和德里達等的思想影響深遠。福柯關于“現代權力”、“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德里達關于“解構”的思想，是敘事治療“解構”、“外化”、“似無還有”（absentbutimplicit）等治療實踐的理論源泉。除了后現代哲學外，布魯納的敘事心理學、梅爾霍夫的人類學、維高斯基的潛在發展區等思想，也是敘事治療的理論基礎，發展出重寫對話，重組會員，定義式儀式和鷹架對話等治療實踐。敘事治療平等、開放、多元的治療理念，對家庭治療領域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由于創始人的社工背景，敘事治療在創立之初就致力于家庭治療領域之外的實踐。White在20世紀90年代同澳洲土著人社區合作，開創了敘事社區工作實踐。敘事社區工作以敘事治療的理論和技術為基礎，結合社區工作的特點，引導社區人群總結他們應對特定問題的知識和技能，反思應對方式背后所蘊含的重要價值觀、人生目標、希望或夢想等，并將其制作成社區文件，通過分享社區文件，促進人與人、社區與社區之間的聯結。從敘事治療和社區工作的視角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標不是讓個體努力去迎合或達到各種“客觀科學”的、統一的心理健康標準，而是幫助個體發展應對特定心理問題的經驗和技能，協助其識別和發展自己的獨特性和人生的特定目標、價值觀，并按照這些目標、價值觀積極主動地改變和塑造自己的人生。通過總結這些故事、經驗和技能，并在特定人群中分享和傳播，心理健康教育還能圍繞類似的價值觀，促進不同人群和社區之間的聯結。

2敘事心理健康教育的相關理念

2．1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敘事治療認為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專家，都有從人生經歷中發展出的人生知識和生存技能。因此，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角色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而是合作者和記錄者。心理健康教育活動是雙方一起合作的過程。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定位是“去中心化，有影響力”。White［5］9認為治療師不是人們面對問題或困境該采取何種立場的作者（去中心化），但治療師可以通過提問來發揮影響力，引導人們決定立場，做出選擇。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理健康工作者不是處于中心位置，人們的人生經驗和追求才是核心和方向。心理健康工作者通過提問、結構化的心理健康活動來發揮影響力，引導人們發展偏好的人生和更好地應對問題。

2．2心理健康教育內容的轉變———從專家知識轉向本土知識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經歷了一場解釋性轉變（interpretiveturn），從外來專家為當地社群、個體做出解釋轉變為讓社群、個體成為自己人生的解釋者。這一解釋性轉變的實質是將重心從專家知識轉向人們的本土知識（localknowledge）或內在知識（insiderknowledge）。敘事治療創始人之一Epston認為：“內在知識是本土、特殊的，有時是獨特的，因為它們常常來自于人們的想象和靈感。內在知識又是謙遜的，不尋求對‘覺知（knowing）’的壟斷，而是支持許多不同種類和方式的‘覺知’。內在知識由故事承載，不提供宏大的知識體系。”［6］因此，敘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內容不再是專家或“科學”的知識，而是在特定社會文化，特定社區中人們的本土知識。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是建構和傳播人們的本土知識，促使面臨類似問題的人群可以從不同的本土知識中學習獲益。心理健康工作者通過相互銜接的提問訪談或結構化的活動，幫助個體和社群從應對困境的特定經歷中發展和總結本土知識。

2．3使用文件來記錄和傳播本土知識

在臨床實踐中使用治療文件是敘事治療的一大特色。治療文件可以將人們在訪談中所發展出的本土知識，用書面文字記錄下來，促使這些知識能夠不被遺忘，讓人們可以帶著這些知識更加積極主動地塑造自己的人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文件來記錄和傳播人們的本土知識，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文件的形式包括：信件、聲明書、應對手冊、精心編輯的音頻或視頻資料、證書、賀卡等。制作文件是一個合作的過程，心理健康工作者和人們核對文件的形式，在文件中如何記錄特定的知識和經驗，使文件以貼合人們經歷和偏好的方式記錄。文件記錄的是人們自己關于知識和經驗的語言，而不是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觀點或看法。在知情同意后，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使用這些文件幫助其他有類似問題的人。有時還可以通過使用某一社區人群的文件來幫助其他社區人群［7］。

2．4敘事心理健康教育對心理問題的理解

2．4．1心理問題的產生

傳統心理治療流派從個體視角看待心理問題的產生，而敘事治療的視角更為宏大，傾向于從社會文化的視角看待心理問題的產生。敘事的這一視角主要受后現代哲學家福柯關于現代權力理論的影響。Combs和Freedman［8］指出現代權力并非來自于一個中央權威，是由論述承載。現代權力誘導我們管理自己。我們傾向于努力履行主流論述，把我們同它們所視為好的、正常或成功的標準比較，并通過比較來評價和規范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因此，敘事治療認為人的心理問題之所以產生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人們不能達到社會文化中所倡導的某些標準，從而認為自己是無能的、失敗的。另一種情況是人們能夠達到社會文化的某些標準，但達到標準的過程帶來的影響導致了心理問題的產生。

2．4．2外化理念

敘事治療的外化理念認為人是人，問題是問題，人和問題是分開的。White［5］39指出外化對話把心理問題客體化（objectification）來對抗將人客體化的文化實踐，這促使人們的身份認同與問題分離，問題也不再代表了人的本質。敘事心理健康教育借助外化理念，在活動中促使人和問題分離。當人的身份認同不再被問題糾纏時，就會有更多的力量和知識來應對問題。

3敘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實踐模式

根據敘事社區工作的模式，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可包括兩個階段［9］：（1）準備階段。在這一階段，心理健康工作者訪談特定人群的代表。這些代表了解該人群所面臨的困境和問題，通過訪談可以對該人群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初步的了解。同時雙方也可以建立合作關系，共同推動后續活動的開展。（2）實踐階段。心理健康工作者同人群代表合作，以符合特定人群偏好的方式開展活動。實踐階段的方法有兩大模式。

3．1提問模式

提問模式是由美國敘事治療大師JillFreedman和GeneCombs［10］發展出的實踐方法，通過大的提問和現場訪談的結合，來幫助人們分享和總結應對問題的知識和經驗。通常一次活動持續1．5小時～2小時，設計1個～5個大的提問。這些提問通常比較籠統而寬泛，使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回應。提問的類型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影響性提問，這類提問包括外化、尋找閃光事件、發展偏好故事、重組會員以及總結知識和技能的提問。另一類提問是反思性提問（reflectionquestions），這類提問往往是在影響性提問之后，邀請人們反思和學習彼此的經驗，分享對自己的影響和幫助，促進社群內人與人之間的聯結。例如，在一個影響性提問回答完后，可以問：“在剛剛的分享中，有沒有誰的故事觸動了你？對你有所啟發或幫助？”在人們回答每個大的提問時，心理健康工作者都要對回答問題的人做簡短的訪談，以便讓對方的回答可以更豐富和更具體。訪談是圍繞大的提問來設計，力求簡潔、聚焦，不能偏離提問所涉及的范圍。通過大的提問和現場訪談的結合，可以幫助人們分享應對問題的知識和經驗。通過將知識和經驗制作成文件，可以傳播給更多的人群。

3．2結構化集體活動模式

結構化集體活動模式主要參照集體敘事實踐方法（collectivenarrativepracticemethodology）。Car－michael和Denborough［2］指出集體敘事實踐方法通常以社區生活的日常儀式為基礎。人們同自然、運動、歌曲或歷史的特定聯系都可以成為活動開展的起點。這一模式通常整合當地文化相關的隱喻或風俗習慣，包括生命樹、生命風箏、愛與關懷之扇、人生菜譜等實踐方法［11－14］。以人生菜譜為例，這一方法以菜譜為隱喻，幫助人們總結應對人生困境的知識和經驗。人生菜譜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美食和記憶———探索積極的聯結，引導人們談論最喜歡的美食以及相關的記憶。這一部分注重引導人們分享關于美食的美好記憶，并讓人們熟悉菜譜的形式。第二部分是人生菜譜，這一部分引導人們發展出自己的人生菜譜，這一菜譜并非是關于整個人生，而是針對特定的人生經歷，引導人們總結蘊含在經歷中的人生知識、生存技能和應對問題的方法。人生菜譜包括：原料、來源、做法、訣竅和儀式五個部分。例如，一個人要制作“走出困境”的人生菜譜，原料可能包括信心、勇氣、堅韌、希望等。來源部分追溯這些原料在人生中的歷史。做法是指人們如何使用這些原料來走出困境。訣竅是指人們從走出困境這一經歷的心得領悟等。儀式是如何分享人生菜譜，可以是一種慶祝活動，也可以是一種紀念儀式來表達我們對特定人物的感激。第三部分展示人生菜譜，這一部分引導成員分享和展示彼此的人生菜譜，可以將不同的菜譜組合成一本人生菜譜書，也可以頒發證書。如果條件許可，可以邀請重要人物參與，或者一起烹飪最喜歡的美食，同時分享自己的人生菜譜。

3．3制作和傳播心理健康教育文件

在實踐階段，心理健康工作者專注于記錄人們在活動中所分享的故事、知識和技能。記錄的內容是人們講述特定內容的原話，可以是一些關鍵詞或特定的語句。在實踐階段結束時，雙方一同合作將這些記錄制作成特定的心理健康教育文件。例如，針對厭學這一主題，可以制作“厭學應對手冊”，在手冊中總結特定人群應對厭學這一問題的故事、知識和應對方法；也可以參照White等［15］的做法，成立虛擬的“反對厭學協會”來頒發協會證書，在證書上注明個體應對厭學的知識和技能；還可以將實踐階段的視頻資料編輯成一段“應對厭學”視頻，得到使用許可后可在其他面臨厭學問題的學生群體中播放這些視頻資料，以啟發這些群體發展自己的應對知識和技能。根據心理健康教育文件形式的不同，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動來使用和傳播這些文件，促進更多的人群獲益。

4敘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災后心理援助中的應用

2016年7月，筆者作為志愿者參與了中科院心理所和江蘇省心理學會組織的江蘇省阜寧縣龍卷風災后心理援助工作，負責到受災的村莊走訪當地居民，評估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況，并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初到災區，筆者被分配了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資料向居民發放，資料上記錄了如何應對災難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可以求助的機構和電話。這些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識盡管非常科學，但卻不涉及任何當地文化和本土知識，也看不到當地居民如何應對災難的影響。敘事治療創始人MichaelWhite曾指出：“沒有人會被動接受創傷，人們總是在應對創傷，總是在采取行動來避免或減輕創傷的影響。這些應對和行動是由人們的人生知識和生存技能所塑造，反映出人們在人生中所重視珍惜的事物。”［16］為了讓心理健康教育活動更加貼合當地文化，凸顯當地居民對災難的應對和本土知識，筆者開始在走訪中使用敘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4．1以貼合當地文化的形式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動

筆者在走訪當地村民時，并非采用正式的訪談形式，而是與村民進行“閑聊式”的對話。阜寧處于經濟不發達的蘇北地區。與沿海大城市相比，當地農村居民對心理健康、心理咨詢了解甚少。相對于沿海大城市鄰里之間的疏遠和隔離，當地農村居民更習慣于相互的走門串戶閑聊。因此，根據這兩個重要差異，走進村民的家中，進行“閑聊式”的對話，能更加貼合當地文化，村民在對話中也更輕松自在。還需要注意的另一點是，在設計心理健康活動時，要充分考慮村民當時的需求和日常安排。筆者曾計劃使用提問模式開展一次社區集會來組織村民相互分享彼此的知識和經驗。但當時恰逢村民領取生活補助，忙于生產自救，因此活動未能成行。最終筆者改變計劃，使用集體文件來走訪村民，通過這樣的形式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動。

4．2在走訪中訪談和記錄村民對風災的應對

對話看似“閑聊”，但筆者通俗語句的背后是敘事治療的專業提問。走訪中，筆者會先了解村民當下的日常生活狀況，飲食起居等，這個話題通常村民比較愿意交談，也能讓筆者了解村民當下的生活困難，并及時向有關機構匯報。交談中，村民往往會談到風災帶來的物質損失和精神影響。筆者在這時就會用一些通俗的提問來了解村民如何應對這些影響。例如，當村民談到有時夜里睡不著覺，感到害怕，筆者就會問：“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時，你怎么幫助自己呢？”然后通過一些澄清和總結，一字一句地復述和記錄村民應對害怕的本土知識。當遇到一些健談、喜歡分享的村民時，筆者會更主動地提問來邀請他們分享應對風災影響的經驗。例如，筆者會問：“你現在這樣開朗樂觀，看起來比其他人的狀態都要好。有沒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給其他村民，幫助他們盡快走出來？”然后通過一些細節性的提問，一條一條地記錄和總結村民的經驗。

4．3根據走訪筆記制作應對風災的集體文件

走訪村民一段時間后，根據筆記上記錄的本土知識，做一些簡要分類和文字處理后，筆者制作了該村村民應對風災的集體文件。這份集體文件反映的是當地村民如何應對風災帶來的影響，這些應對反映著當地村民的人生知識和生存技能。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除了筆者為了讓語句更通順，加入了一些輔助用語外，這份集體文件使用的都是當地村民的原話和關鍵詞。用他們的語言來制作集體文件，體現的是“去中心化”的立場。

4．4使用集體文件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動

社區工作者個人總結范文第5篇

“來，快暖和暖和！這大冷天還來關心我這老婆子，我是積了多大的德啊！”1月22日，空巢老人劉秀萍雙手焐著王麗冰涼的手，感動得淚珠在眼眶里打轉……

生活在濟南市建新社區的居民都感覺很幸福，因為有一個人始終對他們體貼入微、關懷備至。家里有困難的時候她會第一時間趕來幫忙，家里有喜事的時候她也會送來最真誠的祝福。她就是山東省第十二屆人大代表、濟南市市中區二七新村街道建新社區黨總支書記、居委會主任王麗。

“如果把社區比作家的話，王麗書記絕對是一個戀家、顧家的人。”這就是社區居民對王麗的印象。

建新社區成立于2005年，是封閉式高檔小區和開放式老舊小區的混合體。居民中既有機關干部、醫生、教師、公司白領，也有自由職業者、下崗工人、困難家庭。居民群體的多層次，帶來了r值理念的多元性、生活需求的多樣化。面對社區治理的復雜性，王麗堅持以真誠打動人，她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社區書記追求的夢想有多大，要看扎到基層群眾的根有多深；社區書記工作的效果有多好，要看為群眾謀利的事有多實。”正是帶著這樣的感悟，王麗帶領社區一班人，從群眾最需要的小事做起，從群眾最期盼的點滴做起。

社區居民劉秀萍長年獨居，由于患病行動不便，每周去醫院拿藥便成了她的難題。在了解到這一情況后，王麗主動登門拜訪，從她手里接過了病歷和醫保卡。從那時起，王麗每周三都會去醫院為劉秀萍取藥，風雨無阻。

低保戶王琳患重病臥床不起，家中還有一位80多歲的老母親。多年前，由于單位工作出現紕漏，導致王琳已繳納了20年的養老保險不能續接，這對本就拮據的家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在走訪了解到詳細情況后，王麗主動找到王琳原工作單位和上級主管部門，反復多次協商，最終協助她辦理了保險續接。

腳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像這樣為民排憂解難的事情王麗每天都在做，長年累月的真情付出贏得了群眾的感情和信賴。“不做鼻孔朝天的‘社區書記’、隔窗看景的‘辦公室書記’、閉門造車的‘總結書記’，要做就做走街串巷的‘行走書記’。”此話，王麗始終牢記在心。

創新組織管理是王麗帶領的建新社區的一大亮點。2015年7月成立的“王麗社區工作室”，聘請高校教授和全市知名的“小巷總理”作為社區工作導師，每月一期主題沙龍，創新基層黨建思路的同時還為社會工作者提供成長的搖籃。此外，王麗創新的“民生責任田”“民生信號燈”“朝七晚八錯時上下班”“周六周日輪休”等制度更是切實有效地提高了社區服務質量和效率。

提高社會工作者的待遇問題、打通晉升空間，更好地服務百姓，是王麗作為省人大代表一直關切的問題。看著自己的議案得到肯定，社會工作者的待遇正進一步提高，王麗滿是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