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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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研究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模式制度制度變遷制度再生
中國的改革已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改革。然而，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不是按圖索驥或事前諸葛亮式設計的改革，而是一個不斷“試錯”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在這種邊改革邊探索的過程中，全國各地形成了許多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江模式等，憑借這些模式，溫州、蘇南、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然而，這些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國內的其它地區卻“水土不服”。很多不發達地區的干部到發達地區參觀學習，回來之后卻找不到感覺，從他處學來的經驗在本地區難于生根。經濟發展模式為什么不具有普遍性？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與該區域的制度變遷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不同區域的制度變遷有其特有的方式，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下通過對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回答所提出的問題。
一、經濟發展模式的制度性解釋
什么是制度？青木昌彥將制度定義為是在經濟社會中被廣泛認可的一定的規則[1]。其具體形式有各種各樣的法律制度以及自發形成的結構，包括組織、風俗、約定、習慣做法等。制度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非正式的，如社會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二是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規則（法律、政府管制）、經濟規則和契約。正式制度是從非正式制度演化而來，而非正式制度來自民間的創造。
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演化過程。制度分析的基本單位是域。域包括兩個要素：一是參與人集合，二是每個參與人所面臨的技術和意識上可行的行動集合。每個參與人基于個人經驗，對博弈在本域進行的方式形成了一個大致的認識，即參與人無法甚至不需要推斷出別人行動決策規則的全部細節，但知道有關參與人在行動決策時可能采取的規則的一些顯著特征。參與人依靠這些濃縮的信息得出自己在域的各狀態下的行動規則，即策略。所有參與人根據他們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形成自己的行動決策規則。當關于他人行動規則的濃縮認知穩定下來的時候，參與人自己的行動規則才能穩定，成為參與博弈的有用指南。當參與人的理念和行動規則形成一致時，稱這種狀態為納什均衡。所謂納什均衡是指有n個人參與博弈，每個人選擇自己的最優策略，從而組成最優策略組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單個參與人有積極性選擇其他策略，從而沒有任何人有積極性打破這種均衡。當所以參與人在博弈中形成共享的理念，制度就產生了。
經濟發展模式就是各地根據自己的習俗、習慣形成的一種發展經濟的非正式制度。它是在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不斷的變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當一個區域的所有參與人在經濟發展的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時，達到納什均衡，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就產生了。因此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制度的形成過程。
二、制度變遷與模式形成
當現存制度安排的社會凈效益小于另一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出現一個新的贏利機會，這時就會產生新的潛在的制度需求，并造成潛在制度需求大于實際制度的供給，于是形成了制度非均衡。對于原先的制度安排，由于對它的需求減少而造成了實際的需求小于實際的供給的非均衡狀態，社會博弈各方為了捕捉這種新的贏利機會，就會力圖改變原有的制度安排，選擇一種更為有效的制度安排。一項制度安排如果出現了制度非均衡，就存在了制度變遷的可能，但這種潛在的制度變遷能否轉化為現實的制度變遷則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博弈過程，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內部的因素。
從外部來說，一種制度形成以后，因為整體文化氛圍之網具有巨大的剛性，不是容易沖破和克服的。如果制度只形同一部法律的話，那它就應該很容易通過立法或政府指令加以改變。但當我們把制度概括為參與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方式的共有信念系統，它作為共有信念面對環境而連續的變化是固定和耐久的。由于個體參與人的匿名性和大數定理②的作用，制度化一旦實現，個人認知以及相關策略決策的邊際和隨機變化對參與人總體的預期只會發生一些微乎其微的影響；其次，制度化和參與人能力發展之間的反饋機制也將強化制度的耐久性。制度以特定的方式根據參與人的物質和人力資產的情況而賦予他們不同的內在價值。作為反應，參與人沿著增加其價值的方向積累資產和發展其潛能，反過來又支持了制度的擴大再生產；第三，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初始的制度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制度的慣性，因為沿著原有制度變化路徑和既定方向往前面走，總比另辟蹊徑要來得方便。
正因為制度面對外部環境所具有的固定性和耐久性，導致制度變遷的因素主要還是取決于內部的因素，這樣引發參與人開始重新定位主觀博弈模型。
經濟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人對這個系統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進化博弈論對經濟活動的主體即博弈參與人作只有有限理性的假定。按此假定，關于博弈結構的每個參與人只擁有有限的主觀認知，這些認知來自過去的經驗，只有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認知出現內部危機時才被修改。按照每個參與人對博弈結構的主觀認知，青木昌彥構造了一個主觀博弈模型[1]。
主觀博弈模型的構造由四部分組成：
（1）參與人i的“技術可行”策略決策的客觀集合。
(2)關于博弈的內生性規則，參與人共享一個公共信念系統，即制度。除此之外，當博弈的策略組合是,參與人還形成私人剩余信息。
私人剩余信息指的是各參與人所具有的區別于他人的自我維系系統，包括社會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從制度的形成過程來看，博弈參與人所面臨的有多個時期序列和技術上和意識上多個可行的行動集合。在博弈過程的每個時期，每個參與人只能選擇一種行動。在一定時期所有參與人選擇的行動加在一起，稱為行動組合。每個參與人都試圖選擇能實現自己最佳結果的行動，但最終結果不能由單個參與人的行動決定。每個參與人的行動決策取決于別人的決策。所有參與人根據他們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所形成的行動決策規則就是參與人的自我維系系統。這種自我維系系統是以一種濃縮的形式形成的，也即它不是將參與人所有行動決策規則的詳細內容都包含在內，而是概要地描述了參與人的行動決策規則，根據這些概要描述不會影響參與人作出正確決策，所以自我維系系統又稱為概要表征。模型中的就是參與人i的概要表征。
當所有參與人在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時，就產生了制度。即制度是所有參與人的中自我維系系統的共同元素。私人剩余信息就是各參與人的自我維系系統剔除制度后的剩余部分。由于在博弈過程中，各參與人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的不同，造成各自的自我維系系統各異，從而各參與人的私人剩余信息也各具特色。從概要性私人剩余信息中能反映出各參與人在博弈中的所具有的特點。
（3）給定被認知的制度，每個參與人擁有一個主觀后果函數,¢是行動組合的技術可行集到博弈后果集合的函數。e為域的環境，如技術、外部制度等。
根據這個函數，對參與人i的每一項決策,都被分配到一個定義在后果空間上的物質結果即后果函數。后果函數是關于參與人i的私人剩余信息的函數，這個信息還包含參與人對域環境e的主觀解釋。
（4）給定制度現象，私人剩余信息和主觀后果函數¢i，參與人根據策略集合選擇策略，使其效用最大化。即參與人i在中選擇,使得最大化，其中是參與人i報酬的預測函數。稱由此得出的策略選擇為最佳反應決策規則。
如果參與人反復運用同樣的規則推斷環境、預測報酬和選擇最佳反應決策，同時對制度現象的認知也總是一樣，這時，我們說參與人的主觀博弈是再生的。
為說明制度的再生，先引用一點博弈論的知識。
用A-i代表除參與人以外所有其他參與人決策集合的乘積,代表參與人i對其他人決策的預期（i∈N）。
假定參與人每期對其他人行動的預期和后者實際的決策是一致的，而且每個參與人該期所做決策是對本人預期的最佳反映，也就是存在,使得對所有的i，
按照納什均衡的定義，這時說行動組合a*是納什均衡。
對上述定義的主觀博弈模型，如果對所有的i∈N，有
此時策略組合是納什均衡。也就是說，如果上述（Δ）條件滿足，我們就說參與人的主觀博弈模型處于一般均衡認知均衡，制度是再生的。而從上面的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充分的私人剩余信息是（Δ）條件得到滿足的必要條件。
從制度的變遷可以分析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原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該地區有滿足（Δ）條件的私人剩余信息，導致博弈參與人的主觀博弈的再生，使該地區制度產生變遷。而促使主觀博弈再生的私人剩余信息，來自不同于其它地區的社會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從以下所介紹的溫州、蘇南、珠江三角洲的情況來看，這些私人剩余信息雖然不能完全概括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貌，但具備上述所說的概要表征的特點。
形成溫州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是溫州人的高度的市場主體意識。溫州人的私人剩余信息既來自于溫州“永嘉學派”中提倡的農商并舉、義利并重的觀點，和“以利和義”，講究功利實用的主張，又來自于溫州人敢冒風險、敢為人先、吃苦耐勞和善于應變的精神，以及較強的“寧為雞首，不為牛后”的自主意識，以及改革開放前溫州所面臨的狀況。溫州模式形成前，溫州面臨的情況是：1、貧乏的資源稟賦。溫州地少人多，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更沒有可供開采的富礦資源；2、由于溫州地處對臺海防前線，建國后國家對溫州投資很少。建國后的30年中，國家對溫州的投資總額只有5.95億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3、溫州地區遠離大中型工業城市和全國性市場中心，改革開放之前交通環境惡劣，運輸成本和信息成本較高，發展現代工業客觀上存在著巨大的障礙。
形成蘇南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是蘇南地區的各類企業對鄉、村行政機構的依賴性。這種私人剩余信息來自蘇南歷史上的“副業大省”，草根工業、市場網絡、能工巧匠、務工經商的良好基礎。改革開放前，蘇南地區的社隊企業已有一定的發展，地方政府與社隊企業的關系亦十分密切，這構成了蘇南地區隨后進行的制度變遷的重要基礎。改革開放初期，整個國民經濟明顯具有短缺經濟的特征，巨大的市場需求“誘惑”著社隊企業迅速擴大生產規模，而這極需資金、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撐。因此，地方政府在為本地企業爭取政策支持上便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在計劃經濟的金融體制下，地方政府能夠更有力地為本地企業爭取到更多的銀行貸款。這些構成了蘇南地區制度變遷最重要的經濟和制度環境，同時也醞釀著一項能帶來巨大收益的制度安排的產生。
而形成珠江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則是珠江三角洲地區與外界的“依附性”發展的區域互動關系。作為珠三角中心的廣州早在清朝時代，就以“十三洋行”而聞名于世，英國人甚至將中國把外貿活動限制在廣州一地進行的做法稱為“廣州體制”。即使到了計劃經濟時代，廣州依然保持著自己作為中國“外貿首都”的地位不變，一年一度的“廣交會”幾乎是外國人與中國做生意的唯一機會。
然而，當私人剩余信息的作用不滿足（Δ）條件時，制度的整體性安排是耐久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落后于東部地區。到底是什么粘住了西部騰飛的翅膀？其原因是西部地區不具有能導致制度變遷的私人剩余信息，從而使西部地區長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由具有耐久性、穩定性，鄒東濤把此稱為由“思想觀念和舊習的超穩定結構”而引起的“貧窮的超穩定結構”[6]。在西部經濟落后地區，長期形成了一種比較保守、守舊的觀念和文化氛圍。這種保守和守舊的傾向，不是個別人、個別單位、個別階層、個別團體的現象，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因而形成了一種整體性和群體性的文化氛圍。這種文化氛圍似乎像一張無形的網，網罩著人們的思想，束縛住人們的手腳。
三、不同模式間的相互影響
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相互交叉時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
不同的組織信息結構和各自的主觀博弈模型，使得各地區之間在相互進行博弈時的初始路徑是不一樣的。在博弈中，現實社會中的人們并不是將每個博弈作為一個孤立的博弈來實行，而是可能將它作為多種博弈的一個來實施的，多種多樣的博弈用概率進行加權平均后反映了一種初始狀態。從這種觀點出發，構造一個博弈模型如下：
上面矩陣（a）稱為收益矩陣，它是將這些多種多樣的博弈用概率進行加權平均后所得到的。將具有這樣歷史初始條件的社會稱為J-社會。
矩陣（a）的博弈成為一種囚徒的困境，其中R是支配戰略。所以該社會中的人們通過隨機組合實施此博弈時要保持均衡的條件是所有的人都要R戰略。在該社會的歷史初期條件中，采取R行動成為習慣、規范。
由于采取R戰略和采取L戰略的博弈參與人之間的博弈，用來為戰略狀況加權的概率發生了變化，平均收益矩陣也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其右上角與左下角的數字3單調遞減為0，最終形成具有（R，R）和（L，L）這樣兩個納什均衡的調整博弈。當發生這樣的環境變化時，在J-社會中受到的歷史初期條件制約的人們是處在采取R行動的狀態之中。在此狀態下，即使收益上發生變化，如果將其他所有人都采取R行動作為給定條件的話，最佳反應只能是R，所以即使環境發生變化，最佳反應動力的結果仍然是所有人均采取R行動這一結果。這就是社會體制進化的路徑依賴性。
當一個社會遇到其他文化影響的時候，這時經濟機制就處在開放系統之中。按照上面構造收益矩陣的思路，構造以下收益矩陣（c）,(d)。
稱收益矩陣（c）所表示的社會為A-社會。A-中所形成的習慣就是全體成員均服從L。
當A-社會中的博弈因為歷史環境的變化而變為矩陣（d）那樣變化時，由于在當時的習慣下，L為唯一的最佳反應，故而社會習慣仍為L。
現在當處于同樣環境中卻因歷史初期條件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習慣的J-社會A-社會相互接觸時將會發生什么情況？假定J-社會與A-社會的人口總數中，J-社會人口所占的比率為n，并將該兩社會接觸、交流的狀況進行如下格式化，當n小時則表示J-社會相對小一些，當n大時則表示J-社會相對大一些。若兩社會相互遭遇的概率為β，當β=0時，兩社會處于封閉狀態；當β=1時，兩社會處于完全一體化的狀態。兩社會遭遇時的情況可用以下矩陣表示：
通過參數（n,β）值的變化而能夠成立的均衡是有限的。在J-社會中或A-社會中即使同樣存在著采取L的人口和采取R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納什均衡。如果將J-社會的全體成員全部按照L，A-社會中的全體成員按照R行動的均衡表示為（L，R），那么均衡的形式僅有（L，L）、（R，R）、（L，R）、（R，L）4種。從對稱性的角度將（L，R）與（R，L）視為同一均衡的話，應該考察的均衡有3個。在J-社會與A-社會的當初習慣分別為R、L的情況下，兩個社會開始相互接觸，從（R，L）作為初始條件來考察。首先要注意（L，L）和（R，R）對于參數（n,β）的任何一個值都存在。如果將（R，L）作為初期狀態，對于J-社會的人來說，R成為最佳反應的條件是[2]：
n≥2β(1-n)β≤n/2(1-n)
該式左邊表示J-社會采取R的期望值，右邊則表示在J-社會中采取L時的期望收益。同樣對于A-社會的人來說，L成為最佳反應的條件是[2]：
2(1-n)≥βnβ≤2(1-n)/n
函數y=x/2(1-x)與函數y=2(1-x)/x在x=2/3相交，當x=2/3時，y=1。滿足y≤x/2(1-x)和滿足y≤2(1-x)/x的部分區域是在由曲線y=x/2(1-x)、y=2(1-x)/x及y=0所圍成的區域。當x≤2/3時，y≤x/2(1-x)，當x≥2/3時，y≤2(1-x)/x。
由此，當n<2/3時，這時兩個社會的交流程度從0開始逐漸增大并接近1時，在J-社會中使R成為最佳反應的條件已不成立，J-社會中采取L的人口漫漫增加，R與L同時存在。與此相對在A-社會中L仍為最佳反應，故在A-社會中的傳統沒有變化。其結果是最終兩個社會向服從L的均衡過渡。即當比較小的社會J-社會在與比較大的社會交流時，J-社會的習慣發生變化。而當n>2/3時，則兩社會均服從向R的過渡均衡。因此，在兩個社會互相接觸時，要使J-社會的策略R能成為A-社會的策略，J-社會要足夠大，即J-社會人口所占比例達到兩社會總人口的2/3以上。
在我國的諸多經濟發展模式中，為什么蘇南是蘇南、浙南是浙南？典型的加工貿易為什么會出現在廣東珠三角？對急需發展的中西部地區來說，經濟發達地區發展經濟的經驗為什么學不了？溫鐵軍從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各自的特殊情況回答了為什么地方經濟增長模式無法克隆的問題[8]。本文通過對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對此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回答：一是西部地區原有制度的穩定性，阻礙了制度的變遷；二是中西部地區不具有東部的能導致主觀博弈再生的私人剩余信息；三是從上述J-社會與A-社會相互接觸的原理分析，要使一種較優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被其他地區所采用，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較優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在區域的人口應超過另一種模式所在區域人口的兩倍以上。而事實上，我國現在較優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如溫州模式、珠江模式、山東模式、浙江橫店模式等所在地區的人口遠遠低于中西部地區的人口。
參考文獻
[1]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上海遠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12月
[2]青木昌彥、奧野正寬：《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年1月
[3]張仁德等《新比較經濟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4]余映麗李進杰《模式中國》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
[5]史晉川金祥榮等《溫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
[6]鄒東濤《什么粘住了西部騰飛的翅膀》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2001年
[7]陳明乾《論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動因與特點》人民網2002年11月05日
[8]溫鐵軍《地方經濟增長模式無法克隆》《中華工商時報》2002，8，29
[9]李雪松《博弈論與經濟轉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
注釋：
經濟史研究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1]俞可平.全球化與政治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經濟史研究論文范文第3篇
這是索洛針對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過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數學形式主義的抱怨。19 世紀初，托馬斯馬爾薩斯也有過同樣的批評性論述: 對我來說，現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存在錯誤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魯莽地簡化和概括。這是馬爾薩斯針對亞當斯密之后的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等人在經濟學研究中越來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繹主義方法，并試圖從少數一般性命題中得出一般性結論的批評。
另一方面，大衛休謨認識到，科學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因果解釋，而一系列事實本身不可以驗證事件之間的任何因果關系。這表明了一種觀點，任何科學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解釋，解釋包含了對于因果關系的理解。而任何經驗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關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覺到的，數據不可能為我們表明原因和結果。一系列事件之間的相關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結果的指示，相關性并不是因果關系。因果關系需要事先假設，經驗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釋。卡爾門格爾的觀點是，經濟學發展的初始或者全部過程都不能僅僅依靠事實。描述必須依賴于先前的理論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對經濟現實進行解釋。
一、歷史史實的重要性
亞當斯密最大的貢獻在于提出勞動分工。勞動分工導致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財富增加。勞動分工起源于交換能力，交換能力的發展源自市場范圍的擴大。亞當斯密的這些觀點是從歷史的考察中得出的，從對學徒制的細微觀察到扣針工廠作業的經典分析，以及對貨幣制度起源的論述，都反映了亞當斯密對現實和歷史過程的關注。吳承明說: 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是結合歷史實際來提出他們的經濟理論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三篇就是講經濟史。
馬歇爾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理論邊際效用理論的公認先驅之一，均衡價格論是馬歇爾經濟理論的核心和基礎。對于許多經濟學家而言，馬歇爾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但人們忽視了馬歇爾對歷史現實問題的關注。在《經濟學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馬歇爾說:經濟學的職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經濟事實，并用從現象和經驗中得來的知識，去決定各種原因的眼前和最終的結果。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書《經濟學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學生的信中引用馬歇爾的話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物的學問。
約瑟夫熊彼特認為，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 包括當前) 的經濟現象，他說，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經驗。創新經濟學創始人之一，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說到，熊彼特認為理論、統計、歷史和社會學應該卓有成效地結合起來。在《商業周期》中，熊彼特開宗明義說到，歷史對于理解我們面臨的問題具有最重要的貢獻，他在《經濟分析史》中指出，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歷史，然后是統計，接著是理論。張培剛在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中譯本序言中說到: 熊彼特的著作強調并采用歷史的方法，強調追根溯源，查明來龍去脈，重考據和歷史事實，治學嚴謹，注解詳明。對于書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種著述、某種學說、某種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無不力求對其歷史淵源和發展現狀，旁征博引，闡述清楚。有時在正文里不能盡其詳，則輔之以詳細的注解，務求把事實弄明白，或把問題搞徹底。
熊彼特之后的創新經濟學者、制度主義學者、演化經濟學者以及主流經濟學的部分學者針對新古典主義一般均衡和過度的數學形式主義，表達了對歷史過程和現實問題的關注。演化經濟學家，歐洲老制度學派學者杰弗里霍奇遜說過，由于摒棄了以前的歷史研究傾向，經濟學在整體上變形了。它不再將重點放在對于真實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對于個體選擇進行演繹主義的探討。
在談到新制度主義經濟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轉變時，弗里曼說到，諾斯長期致力于研究人類歷史核心之謎，解釋不同的歷史變遷路徑，他特別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與演化。諾斯的研究主題與老一代歷史學家接近，由此使他懷疑新古典假設的適用性，并最終得出結論: 新古典假設實際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絆腳石。對制度的考量要求放棄過于簡化的理性原則，需要探討環境的復雜性。諾斯后期放棄了將制度視為有效經濟單位的早期觀點，也不再用簡單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這樣他更接近老歷史學派。將制度納入歷史可以使我們講述的故事更為精彩，圍繞制度建立起來的經濟史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續與變遷的圖畫，也就是一個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陰似箭》中還部分總結了演化經濟學處理史實的問題。演化經濟學家對整合歷史和經濟學的必要性做出了響應，經濟學演化不能脫離歷史，必須將經濟學涉及的因果關系理解為復雜的決定過程而不是決定論。人為推理必須讓位于對分析和決策具體、翔實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復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回歸經濟學本質，回歸古典經濟學的目的，回到歷史和統計方法的共同發源地。他強調經濟學不能脫離歷史，只有這樣，經濟學才能夠探究其本來目標，即處于不斷演化，不可逆轉的復雜進程中的現實經濟。
弗里曼直言: 歷史就是過渡，經濟學是研究過渡的科學，經濟學一開始就是并且仍將是一門歷史科學，因為只有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經濟主題，還因為經濟學與歷史學相得益彰。
二、經濟理論的重要性
中國經濟史學者吳承明說: 經濟史是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績效。這就必然涉及經濟學理論。李劍鳴指出，現代史家大多重視理論對治史的意義。傅斯年、顧頡剛等學者強調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們并不否認理論的意義。呂思勉敏銳地看到了社會科學理論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紀40 年代初就強調要學習這些理論。李劍鳴強調了吸取不同學科理論知識對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說: 考據與義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實可靠的歷史史料的前提下，參照一定的理論和概念來闡釋史實的意義，以求得史識。史識的獲得需要理論介入，需要用理論在史實中考察，才能發現史識。他說，史學自身的理論資源并不豐富，需要從其他學科，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語言學中汲取理論的滋養，以燭照史實，分析具體問題，建立解釋框架。其中，社會學理論之于社會史，經濟學理論之于經濟史等，都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因而，要提高理論修養，在其他學科中吸收相關學科的知識，包括理論知識，以求得史識。
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評論說，歷史學家們滿懷熱情地投身于實證主義綱領的第一部分，從事研究他們所能確定的一切事實。結果是詳盡的歷史知識大量地增加起來，根據對證據的精確的和批判的考訂而達到一種史無前例的程度。歷史學的良心把自己認同于每一樁孤立的事實都出之以一種無限謹慎的態度。單純為了事實而確定事實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證明是遠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種東西之中，那是這些已經被確定的事實所能夠做到或者是應該做到的。實證主義在它那工作的這一方面所留給近代歷史編纂學的遺產，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而且不能對這種或那種政策是一種明智的政策嗎? 這種或那種經濟體系是健全的嗎?進行判斷。
西方經濟學家在強調要重視歷史事實的過程中，并沒有否認理論的作用。亞當斯密明智地試圖將歸納與演繹進行結合。在重視經驗研究的前提下，馬歇爾認識到，獲取知識還需要額外的、理論上的努力。他說: 雖然經濟學家一定要對事實充滿渴望，但是一定不能僅僅滿足于事實。他一定要對過去能對現代問題直接做出解釋這樣的念頭表示懷疑。對于馬歇爾來說，歷史事實是基本的，但是它們本身并不能為我們提供答案，單純了解一系列的事實并不能解釋任何問題。事實本身是靜默的。觀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發現一系列事物。在經濟或社會問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絕對先例。人類的生活環境是如此多變，每一個事情都是眾多原因的復雜結果，這些原因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于過去絕不會為未來提供簡單的、直接的參考。
馬歇爾認為事實不能自我解釋，經濟學不能僅僅靠事實前進，他承認經濟學不可避免地會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時，馬歇爾把經濟理論中心的、普遍的內核看為不是具體事實本身，而是發現具體事實的工具。
三、經濟理論和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論述了理論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科學的經濟學家在于掌握三類技術: 歷史、統計和理論。當他在講到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時，他在其后的注釋中明確解釋說: 這樣說并不會使下面將要解釋的理論成為不可能的東西或無用的東西經濟史本身就需要理論的幫助。但熊彼特給理論打上了引號，意指有別于其他人的先驗性假設的理論概念。對于熊彼特，經濟理論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邊際替代率邊際生產力乘數，加速因素) 之間的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方法，是這些零星用具的總和( 包括關鍵性有用的假定在內) ，是一個工具箱，用以解釋和闡發歷史史實。
這種觀點類似于約翰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中有關歷史和理論的論述，許多人說理論和歷史是對立的，情況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個歷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頂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連貫的理論作為前提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歷史過程，僅此而已馬克思從他的經濟學中確曾得出某些總的概念，他把這種概念應用于歷史，因此他在歷史中發現的模式在歷史以外得到了某種支持。
霍奇遜在《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 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一書中指出，任何事實陳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論，任何科學解釋都包含關于因果關系的假設，而這是在經驗數據中找不到的，它們必須被事先假設，經驗數據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釋。他在總結自己的論點時提出，科學不能僅僅是對經驗細節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總是要運用理論和概念。科學不可能在沒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陳述和原理的情況下前進。解釋真實因果機制的解釋性統一是進行科學研究的目標。這里，霍奇遜的觀點強調了理論知識作為對史實進行闡發的邏輯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離開某些較為一般性的概念，我們就無法討論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系統。在任何涉及延綿的歷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歷史的理論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針對德國舊歷史學派的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僅關注經驗現實的方法，霍奇遜評論說: 由于偏好對于特定現象做簡單描述而拒絕理論，這種生硬地訴諸歷史事實的方法，典型地出現在許多舊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他們認為單純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實本身就能夠自我解釋一樣。但是，如果之前沒有概念框架和理論知識基礎，做出這種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總結舊歷史學派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失敗中，霍奇遜總結性地指出，所有對事實的描述都是充滿理論的，所有的描述都要運用先前的理論和概念框架，如果沒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確定任何事實，就不能進行識別和分類，也不能賦予它們任何意義。而且，如果沒有因果關系假設，那么對任何現象都不會有足夠的科學解釋。
卡爾門格爾指出，在經驗現象能夠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論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龐巴維克談到: 如果不稍微談到一般性的理論和概念前提，我幾乎不可能就一個經濟問題做出報告，更不要說討論它了。
四、經濟史中的史論結合
吳承明指出，史料考證過程中，綜合觀察在于判斷吾人可認識事實間之關系，以及其與演化上之整個及一般間之關系，免致忽視極有價值之史料或誤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廬于其書自序中說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有三個步驟: 第一是花費精力研究理論，得出答案; 第二是謹守考據辨偽方法，訂正史料; 第三是將史料與社會發展規律統一成文。吳承明指出，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求歷史的實況，史料考證和文本詮釋都十分重要。
但歷史學不是史料學，理解歷史還需要理論，須借助于抽象思維和理性判斷，用科學方法分析歷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認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經濟學說，在歷史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他說，史無定法，要根據時空條件，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史料的可能，選用適當的經濟學理論作為分析方法。針對如何運用理論，他說: 任何經濟學理論都要假設若干條件或因素是不變的或者略去，否則不能抽象出理論來。這種假設是與歷史相悖的，因而，應用時必須用歷史學的特長來規范時間、地區特點和考察范圍，使理論在小環境內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馬克斯韋伯倡導為了研究經濟現象，有必要吸收借鑒大量學科和分支學科，用理論概念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張培剛在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還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幾本最有代表性的圍繞創新理論而建立他自己的學說體系的著作，即《經濟發展理論》《商業周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顯地采用了歷史分析方法，并始終意圖把歷史分析和理論分析二者結合起來。這種意圖和作法，在《經濟分析史》里以及在傳記著作《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里，也是有明顯的體現的。熊彼特總是試圖把不同學說的形成和發展，不同分析工具的產生和運用，與各自所處的歷史環境和背景聯系起來。總之，熊彼特無時無刻不是試圖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劍鳴指出，如何處理理論與歷史的關系，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以史實俯就原理，不是歷史研究的正途，理論只是史家用來關照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本身的一部分。運用某種理論，其目的在于尋找最佳的切入點，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從而揭示史實的意義，建構敘事的框架。因此，理論必須服從于歷史解釋的需要，而不能讓歷史來遷就理論。他總結說: 在處理論和史的關系時，最好是史論結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歸根結底，在史論關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論則依附于或服務于史，論必須與史實密切結合在一起。
五、結語
經濟史研究論文范文第4篇
一、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簡稱，它描述的是一種復雜的經濟形態，知識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及消費之上的經濟。仔細思索一下我們正在進人的這種新型經濟形態與會計電算化這一企業財務信息系統之間的關系，我們會發現，二者有著與生俱來的溯源。
首先，在這種以高科技產業為支柱的經濟中，信息科學技術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管理科學技術(軟科學)也將產生革命，那么這都為企業的會計電算化的未來發展，從硬件和軟件上提供了新的更先進的條件，會計電算化處理財務信息的手段將更迅速與高效，知識經濟的到來務必將帶來軟件業的繁榮與硬件業的進步，同時預示著新的會計電算化發展時代的來臨。
其次，知識經濟是以信息傳遞的快捷、開放為特殊條件，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那么對于加工與輸出財務信息的會計電算化就在加工信息與輸出信息上，提出更高的要求。為此，企業財務信息系統要提供更為標準、及時和相關的信息，以利于知識經濟下的企業及投資者的決策，產生所需財務信息的會計電算化的普及將是確定無疑的，也只有如此才能滿足知識經濟對于財務信息的需要。
再次，知識經濟中新的產業將蓬勃發展，它們以知識為核心生產要素，是知識、信息依賴型的，這區別于傳統的經營模式，對于現行的傳統企業管理尤其像現行會計工作是一個很大挑戰，隨著新會計模式的出現及運用的普及，則會計電算化便獲得了新的內容，并在新的業務處理中得到革新。
最后，在知識經濟環境的形成中，新的環境帶來新的問題。必然涉及到會計軟件市揚的規范化問題，會計電算化行為的規范化管理問題，以及相應的電算化人才的培養問題，這些問題都會被提到議事日程，它們的解決都要尋求經常性的保障，并最終融合到日常的管理運行機制中去。
二、在知識經濟下，會計電算化會成為企業財務信息系統運作的最基本的形式，通過會計電算化這一企業財務信息加工系統，提供企業內外部的信息需求者所要求的財務信息。由上文的考察我們可知，正在到來的新的經濟形態將對現行的財務信息加工系統產生很大的沖擊，并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識經濟是我們的發展趨勢，那未來會計電算化的發展又將如何呢?只有在知識經濟的大環境下我們才能揣測出未來會計電算化大概的模樣，那么我們現在又該做些什么?以下筆者將談談知識經濟下所遭遇的會計電算化問題，以及我們現在所要采取的相應措施。
(一)實現時務信息網絡化
可以預測，知識經濟將是會計電算化極其普及與繁榮的時代，企業的會計只有實現高質量的財務信息的處理與輸出，才能滿足知識經濟下對于財務信息的高要求。財務信息的處理與輸出不但要求迅捷、高效，即業務處理及報表輸出時間短，準確性、安全性高，而且要求信息輸出的覆蓋面很廣，對于一個跨國公司而言，甚至是全球領域的信息共享。財務信息的處理與輸出實現網絡化，是提供高質量的財務信息的有力手段。網絡化將是未來企業會計輸人、加工以及輸出其財務信息的主要作業形式，企業內部的業務都采用網絡處理，對外都是網絡輸出，如每個公司都有相應的網址，企業對外公布的財務信息都可以被投資者上網瀏覽到。這種網上處理、傳載信息方式以及上網使用的方式是知識經濟下的最為普通的財務信息的生產與消費方式。絕大多數的公司對外提供財務信息都是通過網上的在線服務方式，財務信息不上網的公司會處于籌資劣勢，將缺乏競爭力。將來，會計準則制定機構也許會通過具體會計準則來確認這種網上披露財務信息的通用形式。知識經濟的時代是電腦加工絕大多數信息的時代，是信息網絡化的時代，也是需要高質量財務信息的時代，正是財務信息網絡化的時代，只有這樣才能滿足新的經濟形態的需要，這既是知識經濟下會計電算化的特點，也是知識經濟對于會計電算化的基本要求。(二)開發新一代的會計軟件
知識經濟，將是人力資源會計等新模式的會計方法流行和發揮作用的時候。新的會計模式必然要求新型的電算化軟件來完成新的業務處理方法，在具體的業務處理及信息的輸出形式上，都會采用與現有模式不同的思路。另外，新一代操作系統的產生與流行，也會推動以其為平臺的會計軟件的發展。這些都是可以預見到的，軟件開發商應盡早著手這項工作，如把一些經過一定實踐檢驗的優秀理論成果軟件化，探索新一代的會計軟件。
(三)形成規范的會計軟件市場
知識經濟下會計軟件的生產與消費應是規范化的，它既包括軟件本身的規范化管理，如會計軟件的標準化等，也包括軟件市場的規范化管理。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與信息的生產、分配與使用之上的經濟，在資源配置上以無形資產、人力資本為第一要素，其軟件的版權問題將得到極高的重視，電算化軟件的交易將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企業從規范化的軟件市場獲得多樣化的規范的電算化商品，以滿足其管理的需要。電算化軟件市場的規范化還包括另一重要的內涵，市場存在著眾多的會計軟件的需求者，會計軟件是每個企業的基本需要，構成企業新型的固定資產，筆者稱之為“軟固定資產”，企業都希望獲得好的會計軟件；同時，市場上存在眾多的會計軟件的制作商與銷售商，滿足企業的軟件需求，以會計軟件產品為其經營的對象。這個有行有市的市場其競爭有軟件品牌的競爭，有市場份額的爭奪等等，都在規范化的模式下進行。這一切都構成完整意義上的會計軟件市場，規范化的市場的形成是個較漫長的過程，我們在制度上的完善性與預見性的工作，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這一進程。
(四)規范化管理電算化行為
一國的會計的規范化管理，主要是通過會計準則來進行，通過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根據現實需要所頒布制定的具體會計準則，來指導會計業務處理，達到規范會計行為的目的。在會計電算化還處于試行階段時，通過一些條例規定來管理是可行的，當會計電算化已經普及時，通過會計電算化相關的具體會計準則來規范企業的電算化行為，就顯得很必要了。相關的具體會計準則要對于會計電算化的軟件采用的標準、軟件的安全性、具體的業務處理方法、會計電算化文檔的保管以及會計電算化人員的責任作出指導和說明。現在是著手規劃這一準則的時候了。
經濟史研究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城市營銷策略;城市競爭力
城市營銷的概念最早來源于現代營銷之父菲利普•科特勒的《國家營銷》,在書中菲利普•科特勒認為一個國家也可以像一個企業那樣用心經營,因此國家營銷應當突出自己的特點,發現自己的優勢所在,提高自己的競爭力[1]。目前理論界沿用最多、最被認可的是他在城市營銷的系列論著中逐漸發展和形成的城市營銷定義:“城市營銷是指為滿足城市目標市場的需求而進行的規劃和設計,成功的城市營銷應使市民、企業對其所在的社區感到滿意,游客和投資者對城市的期望得到滿足”[2]。國外“城市營銷”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當時美國南部各州城市開始陸續關注“營銷城市”。20世紀70-80年代,城市之間競爭加劇,企業在選擇地點時有了更多的議價能力,城市營銷目標開始體系化,并通過競爭分析和市場分析架構城市發展戰略體系。20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開始尋找對自己而言最具競爭優勢的利基市場,更注重城市核心競爭力的營銷。
在中國,“城市營銷”是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城市主要通過宣傳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以及優惠的財稅政策來吸引投資,“城市營銷”是潛意識的。90年代中后期以后,城市之間競爭的焦點由爭奪政策和資金轉向市場爭奪“顧客”。“城市營銷”作為一種全新的城市經營理念,越來越受到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的重視。城市理論界普遍認為,一個以提升城市形象及其競爭力的城市營銷時代已經來臨。目前泉州正面臨著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良好的發展機遇。推行泉州城市營銷,是提升泉州城市競爭力和綜合實力的需要;也推動城市品牌化、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壯大的需要;更是促進城市化發展、建設海峽西岸核心城市的需要[3]。通過實行一系列的城市品牌推廣策略來建立自己的城市品牌,從而吸引更多的投資者、人才、旅游者等,達到提高城市競爭力的目的。因此,推進泉州城市營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泉州城市營銷SWOT分析
(一)優勢(Strength)
泉州地處我國東部沿海開放區,是海峽西岸經濟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北承省會,南接廈門,東望臺灣,區位優勢明顯。民營經濟發達,產業集聚狀況良好,擁有安踏、七匹狼、特步等原產地知名品牌。與港澳臺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僑鄉優勢明顯,歷史文化名城,文化資源豐富。
(二)劣勢(Weakness)
泉州境內山地、丘陵占土地總面積的4/5,可開發利用土地資源有限,不利于大型工業集聚區的形成和發展;交通等基礎設施亟待進一步改善,產業結構化不高,民營企業發展后勁不足;城市高等教育不夠發達,融經濟技術于一身的高級復合型人才緊缺,科研實力和自主創新能力薄弱;政府推銷能力較低,城市關注度低,廈門的城市關注度排名在第10位,而泉州排在第38位[4]。
(三)機遇(Opportunity)
黨的十七大首次將“海峽西岸經濟區”寫入“十一五”規劃中,海峽西岸經濟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熱點地區,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對作為地處環海峽西岸經濟區三大核心城市之一的泉州是一次良好的發展機遇。日前通過的《海峽西岸城市群協調發展規劃》中,整個海峽西岸的交通要道將進行全面優化,泉州將成為海西重要交通樞紐。2006年泉州第一個臺商投資基地建立以2008年11月4日兩岸全面實現三通,這些都將有利于兩岸形成良好的政治、經濟、文化互動,泉州應把握好這難得的發展機遇。
(四)威脅(Threat)
近幾年來,同屬于沿海城市的廈門、福州等與泉州的城市定位存在相似之處,并且憑借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在招商引資、旅游、人才等方面對泉州產生了一定的威脅;省外溫州、東莞等地都在加快城市建設步伐,以期在城市日趨加劇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削弱了泉州的對外吸引力。縱觀全局,泉州目前正處于前有標兵,后有逐者的境況。加上泉州國際化進程緩慢,較少大型跨國企業在泉州設立區域營運中心,產業國際化發展促進作用小,不利于泉州城市形象的提高,也阻礙了泉州品牌的打造和推廣。
二、泉州城市營銷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缺乏大泉州品牌城市戰略規劃
從城市營銷的角度看,泉州城市品牌建設尚處在起步階段,缺乏大泉州城市品牌戰略規劃。品牌資源雖然十分豐富,各個縣域有自己的區域品牌,也擁有七匹狼、安踏?、特步等知名企業品牌,先后也贏得了“最佳中國魅力城市”“中國品牌經濟城市”等一系列殊榮,但缺乏整合,對城市品牌建設缺乏統一領導和系統規劃,品牌營銷活動較零散。一方面使得城市總體品牌不夠突出,品牌形象較模糊,出現縣域品牌、原產地知名品牌高于城市品牌的局面,沒有與知名企業達成企業品牌和城市品牌聯合的戰略共識,各個縣域品牌也未充分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城市品牌的認知度和美譽度并不高,大多數泉州的城市顧客僅僅把泉州定位為一個生產制造型城市。城市營銷實踐仍然是停留在“城市推銷”的階段,還沒有真正把“通過滿足城市顧客需求,進而提高城市競爭力”實際上在軟硬件的建設以及城市服務方面與同水平的城市有一定的差距[5]。
(二)資本人才流失嚴重
泉州作為沿海開放較早的地區,泉州市市場經濟發育早,民營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晉江、石獅等地,經過20余年的高速增長,已成功地實現經濟的起飛。但近幾年,泉州出現了不少民營企業外遷的現象。泉州資本和品牌雙翼齊備的企業(如安踏、七匹狼)紛紛將總部遷往廈門、上海等大型城市,恒安集團、達利集團、石獅金苑服飾等企業紛紛將自己勞動加工環節遷往江西、湖南等內地,使泉州區域產業經濟初步呈現外遷的潛在風險。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對民間資金的一次調查顯示,目前泉州可用投資民間資金至少在1000億元以上[6]。但是泉州民間投資擴張的動力不足,其雄厚的民間資本的能量仍沒有充分釋放出來,大多數企業選擇投奔具有區位優勢的京浙滬等地投資興業。目前泉州不少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才流失的現象,據專家測算,企業的人才流動率約為15%左右。其中民營企業的人才流失尤為嚴重,人才的流失,給企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極大地制約了企業的發展[7]。
(三)高新技術孵化基地品牌營銷意識較薄弱
在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泉州市產業升級已迫在眉睫。用現代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促進其實現跨越式發展,是提高泉州市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而科技企業孵化器在這一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泉州市科技企業孵化器是泉州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源泉,是泉州市新的經濟增長點,是泉州高新技術產業的搖籃。然而,泉州高新技術孵化基地的創業、創新的文化氛圍營造力度不夠,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社會認知度低,孵化器品牌經營意識較薄弱。
(四)旅游資源優勢開發不足
泉州歷史文化積淀深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全球第一個“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泉州無論從它的山海資源、文化資源來講都比較具有競爭力。旅游資源豐富,有巨大潛在客源市場。不過泉州旅游資源開發力度不夠,大多數旅游者不了解泉州豐富的旅游資源,泉州旅游產業集群尚未形成,旅游市場沒有形成規模效應;旅游者的滿意度較差,來泉旅游者普遍反應,泉州旅游交通系統混亂,旅游服務水平有待提高。
三、泉州城市營銷目標市場的營銷重點分析
(一)投資者
屬于動態流動市場。所有的城市都在追逐投資者,泉州也不例外。這種投資群體可以分為:一是現有產業部門的資產所有者,需要區分其中的優勢產業,促其穩定發展并為其擴張提供支持,尤其在稅收、投資政策、用地供給和人才需求方面。二是新的產業部門的開發商,可分為創新產業和遷移企業。創新企業一般為中小企業,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平臺和扶持政策。遷移企業主要指實力厚、業務廣的大型公司,對泉州來講,需要泉州政府提供高效的政務、有利的稅收、迅捷的信息咨詢、更對象化的配套服務,并能隨著企業經營目標的轉移及時調整[10]。
(二)居民(人才)
屬于弱流動性市場。城市發展需要動態地保證城市居民的數量平衡,并吸引具有較高能力的素質型居民。對居民居住環境的滿意度進行調研,滿足居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為此營銷的重點是:要構筑適宜的居住環境,并根據不同階段、階層的消費群體特征,完善相應的內容建設。
(三)旅游者
屬于強流動性的市場。進一步可以分為休閑旅游者和商務旅游者。旅游業的發展、旅游市場的擴大對城市價值實現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商務旅游對城市的作用更具特殊性,它屬于利潤較豐的高端市場(“80-20”現象:80%利潤來自20%的高端市場)。在會議和參加展覽的閑暇去觀光旅游,還會產生吸引投資者的效果。根據調研的數據顯示來泉的旅游群體收入水平普遍集中在中低水平500-2000元之間占了87%,在中高收入這一群體上的游客很少,拓展不足。這一部分人可作為泉州城市營銷的重點,努力做到:一是有較為發達的商務、會展條件,能夠提供良好的發展商機;二是能為商務活動相關人員提供優質服務,有完善的住宿、娛樂、會所等服務設施。
四、泉州城市營銷的基本策略
城市品牌傳播的受眾一種是城市市民;另一種是城市的投資者、游客、政府官員。對市民的傳播目標主要是通過充分傳播,明晰城市定位,增強市民的認同感,提升市民的自豪感,促使市民與政府共同為建設城市品牌體驗而做出貢獻。對外傳播的則主要是促使人才、投資者、旅游者、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對城市形成從知名到完整的認知,造就期望的聯想,促進品牌偏好,形成品牌拉力,提升原有的品牌體驗,進而達到城市發展戰略以及城市營銷的目標[10]。
(一)正確形象定位
目前泉州面臨第二次創業階段,根據泉州市規劃提出的基本定位,政府可以進行大泉州戰略規劃,整合縣域品牌和企業品牌資源,明確戰略定位,統一口徑,對外傳播品牌定位和形象。泉州曾經是“海絲起點”,“東方第一大港”,海絲文化傳播的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現象,亦是一種包容、鼓勵創業、創新的海洋文化精神;泉州又是海峽西岸中心城市,僑鄉優勢凸顯,因此可以將泉州城市品牌形象定位為海絲古港•海峽泉州-閩南創業新城。
(二)重視企業營銷
城市的核心價值是城市品牌,泉州要重視塑造城市統一的總品牌、各分類的子品牌。開展城市品牌營銷,建立城市品牌戰略與企業品牌形象識別系統。整合城市優勢的“產品資源”,建立城市形象視覺識別系統,如建設獨具特色的城市標志性建筑物,完善城市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等。建設泉州全民行為識別系統,提高城市營銷意識,提高軟硬件方面的服務水平,做好“服務產品”營銷。
(三)積極利用廣告
泉州應該制定整體的宣傳推廣計劃,加強城市形象宣傳。結合泉州自身的特色制作系列城市形象廣告,在央視的“魅力中國”等節目中宣傳“魅力泉州”,提高泉州知名度和美譽度。強化“中國•泉州”的宣傳力度。舉辦以城市為主題的文藝創作大賽,創作反映泉州城市形象的文學、影視、藝術作品,深化城市文化內涵,積極塑造創業創新城市文化品牌,打造泉州創業之城、品牌之都的形象。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出臺優惠措施,與知名企業達成企業品牌和城市品牌聯合的戰略共識,鼓勵本地知名企業在廣告中表明“中國•泉州”字樣,把泉州城市品牌與企業品牌進行并行宣傳;與企業合作,在紙巾、撲克牌等上面印制有關泉州城市品牌、企業品牌介紹及旅游景點介紹;發揮高校大學生的輻射作用,如可以在大學新生錄取通知書郵寄包中附上關于泉州城市的簡介,重點包括城市名片、城市特色,城市旅游景點等。
(四)加大網絡營銷
首先,建立城市形象網絡名片。整合網站資源,注冊有權威性的網絡名片,建立泉州城市網絡名片。將泉州政府、企業等各種網站整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形成各網站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統一口徑,統一服務于海絲古港•海峽泉州-閩南創業新城的城市品牌;通過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建立鏈接,加強對外傳播泉州城市品牌。其次,注重城市網絡營銷。圍繞城市營銷主題主辦相關論壇,可以開通虛擬社區群,創建城市營銷主題論壇,以促進城市居民交流;設置大眾論壇,城市博客,企業博客等,以使城市居民發表對城市發展的意見和建議;開展電子郵件營銷,提供免費郵箱服務,宣傳城市建設成就等,提高城市居民的滿意度。利用網絡傳播迅速、便捷的優勢進行全方位的城市網絡營銷,傳播城泉州市品牌。另外,面向泉州城市營銷對象的營銷策略。要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確定目標受眾,建設反映目標市場需求的城市產品,采取針對性的策略。
(五)加強組織保障
首先,堅持政府主導,發揮政府引領作用。政府作為城市營銷主體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城市營銷的過程中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在打造泉州城市品牌的過程中,泉州市政府要加強城市規劃管理,進一步完善大泉州城市格局,通過對城市資源的統一規劃和管理,整合各縣區分散的品牌,準確定位,統一口徑,加強戰略協同,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特色鮮明、實力雄厚的大泉州品牌形象[14]。
其次,成立專門從事城市營銷的非營利組織或部門,該組織或部門屬于事業編制,可以不受政府換屆的影響。由于城市行政系統的劃分和區隔,以及政府官員任期的有限性和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體系中營銷職能的制度性缺乏,這些都是城市營銷組織確定上的難題[15]。所以,泉州市應建立了統一領導、多元協調的城市營銷組織網絡和領導機制,對泉州城市營銷進行項目管理。通過“扁平化”的組織結構,高效率地處理需要跨部門解決方的復雜問題,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好的營銷效果。
第三,加大資金投入。政府應將城市營銷作為一項持續性的工作,在政府的經費規劃中做出安排,為營銷提供一個穩定的財務支持。引進商界等社會力量,吸收更多的企業運作方式,通過自身的宣傳服務成果來爭取更多的合作伙伴和資金的募集[8]。要對掌握的經費進行精打細算,按照整合營銷的理念實施城市的最大化營銷[12],使有限的資金發揮最大化的效益。
五、面向泉州城市營銷對象的具體建議
(一)針對居民(人才)的營銷策略
首先,調動市民參與城市營銷。城市營銷可以增進市民的自豪感和對生活的滿意度,從而增強市民的愛鄉主義觀念,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和號召力,鼓舞市民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家鄉的建設中去[11]。市民是城市的核心和靈魂,市民作為城市的主體,是城市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當地居民在本地接觸外來人員或當地居民外出接觸其他地方的人員中,當地居民是信息的重要傳播者[12]。泉州的城市營銷策劃、規劃和實施應吸收市民參與,以體現市民的意志,使市民在主觀上把城市營銷當成自己的事情,如讓市民充分了解泉州城市未來的城市規劃建設、經濟文化發展的成果、在城區主干道投放巨幅的城市公益廣告等。
其次,改善居住生活環境營造良好氛圍廣納人才。在吸引人才方面,要突出泉州發展對技術、管理等各種人才的巨大需求,努力營造一種廣羅人才、人盡其才、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創業創新的社會環境氛圍。在我們一份《關于泉州就業環境與城市發展的問卷調查》中為吸引人才留泉工作的分析,泉州要加強完善人才制度和政策,改善居住生活環境,加強城市精神文化建設和人文關懷,增加對泉州城市的滿意度。在營銷渠道上要注重網絡營銷,據我們問卷統計發現39%的求職者通過網絡招聘的途徑了解泉州的人才需求信息,占最大比例,說明網絡就業信息宣傳這方面是人才供求的一個重要渠道。要重視泉州城市品牌的網絡傳播,使求職者充分了解泉州的人才需求信息,了解泉州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優惠政策。
(二)針對投資者的營銷策略
1.注重投資軟環境建設。做好城市各種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規劃,實施城市重點項目建設,撐大城市骨架,做大做強中心城市,充分發揮城市建設對吸引外地資本在泉投資創業的先導作用。盡力營造低成本、高效率的投資創業發展環境,提高服務水平,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和完善為投資商服務的機制.提升產業層次,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大高新技術孵化基地的建設力度,尤其是軟件方面的建設,加強產學研合作,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落實名牌企業獎勵措施,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5]。發揮會展業集約效應,發展壯大行業協會的力量,充分發揮其在招商引資的作用。辦好投資洽談會、投資環境說明會、項目推介等活動,擴大泉州的影響力。同時要重視網絡招商,網絡傳播迅速、便捷的優勢。在吸引外來資本和資源要素方面,要突出泉州在海峽西岸經濟圈的地位,悠久的歷史文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巨大的商機潛力和加工制造業產業集群的優勢等,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2.特別要注重對外營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投資環境。科技企業孵化器在用現代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提高泉州市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這一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對投資者來說,要著重營銷產業政策和投資環境。一要積極對外營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投資環境和優惠的投資政策,吸引風險投資和社會民間資本引進,幫助企業尋求合作伙伴,以達到“多方出資、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目標[13]。二要積極學習國內外先進的高新科技孵化器管理經營經驗和運作的模式。如深圳積極培育科技服務體系,建立了完善的風險融資擔保體系;如天津開發區,革新管理思維,積極營銷投資環境,這些管理和營銷經驗都值得泉州城市營銷者借鑒。
(三)針對旅游者的營銷策略
1.明確泉州旅游品牌形象定位,提升旅游配套功能,提高旅游服務水平。泉州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積淀深厚,歷史文化資源豐富,泉州要準確定位,發揮優勢,打造品牌指引旅游業的發展,可以將泉州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為魅力泉州-閩南文化之都。塑造城市旅游品牌,總品牌(魅力泉州-閩南文化之都)和五個旅游子品牌(宗教文化圣地、海絲文化、濱海旅游、特色民俗文化、探親訪友閩臺緣)。為此,泉州應當大力提升旅游功能,完善旅游交通系統,建設相關配套設施,構建旅游服務評價系統,提高旅游區的服務水平。延伸產業鏈,帶動相關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如旅游紀念品,可以通過提供獨具特色的旅游文化紀念品來滿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樂”的愿望和需求,積極發揮多元文化寶庫優勢,進一步拉動旅游產業的發展。
2.進行主題創意策劃,注重旅游體驗營銷和網絡營銷。現在旅游活動體驗化趨勢明顯,泉州要在整合現有的旅游資源的基礎上增加一些創意,注重旅游的體驗營銷。如可以充分挖掘海絲文化的內涵,如舉辦海絲航行國際大賽,建設海絲主題公園,舉行海絲文化節期間,組成海絲體驗團,按照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行程重游故地,讓旅客真正體驗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之旅。同時,注重旅游網絡營銷,通過拍攝優質的視頻來體現旅游景點美感,把這些精美的視頻到網站上,通過論壇發帖、博客營銷、郵件營銷、搜索引擎廣告、交換鏈接等網絡渠道,向旅客營銷泉州旅游資源,宣傳泉州城市的旅游資源。
六、結語
在全球經濟日益開放的趨勢下,城市之間的競爭使得傳統上的被動城市經營日漸變得主動,泉州市應盡可能的利用城市自身特有的資源、產業、形象等區域條件上的優勢來吸引企業、居民或游客,通過城市營銷的開展與實踐,在營銷的互動中深入理解其所處的競爭環境,了解自身的優勢與劣勢,選擇科學合理的營銷戰略,凸現城市特色、獲得城市競爭優勢,確定更適合城市發展的產業與政策,提高政府管理能力、服務能力和創新能力,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條件并注入新的活力,達到全面提高泉州市競爭力的發展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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