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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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歷史故事范文第1篇

1、歷史朝代順序（順口溜）：三皇五帝始，堯舜禹相傳；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三分魏蜀吳，二晉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傳；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2、中國歷史朝代順序：

夏朝（約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商（約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西周（前1046年—前256年）、東周（春秋、戰國）、秦（前221年—前207年）、漢（公元前202年—公220年）（西漢、東漢）、三國時期（220年－280年）（魏、蜀、吳）、晉（西晉、東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420年—589年）南朝（劉宋、蕭齊、蕭梁、南陳）、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581年—619年）、唐（618年—907年）、五代十國（907年—979年）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十國（前蜀、后蜀、楊吳、南唐、吳越、閩、馬楚、南漢、南平、北漢）、宋（960—1279年）（北宋、南宋）、遼（916年—1125年）、西夏、金（1115年—1234年）、元（1271年-1368年）、明（1368年—1644年）、清（1636年—1912年）。

（來源：文章屋網 ）

中國古代歷史故事范文第2篇

關鍵詞：生態；倫理；生態倫理

一、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命題

“生態”一詞源于古希臘，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不難看出，“生態”一詞強調對生物及其生存環境的關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倫理”與道德相關，指關于一切社會的道德及道德的普遍性。布洛克（H.Gene Blocker）認為：“倫理試圖發現能夠確證人類所有行為和最終說明使行為正當或不正當至最高層次、最一般的原因。”

[1]將“生態”與“倫理”結合起來理解，則是指將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和社會的領域延展到生命和自然界。由此產生了兩種學說即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一般來說，人類中心主義者認為，道德價值是針對人來說的，人對自然的義務是人與人之間義務的間接形式，生態倫理就是指與生態環境有關的人際倫理。非人類中心者則認為，各種非人生物同樣具有道德地位，人類對它們應當負有直接義務，生態倫理就是強調自然的價值及人對自然的責任或義務。[2]可見，無論是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學說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學說，都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則發端于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中，面對著困擾當今人類的一大難題――生態破壞，古老的中國哲學中早已蘊含著富有啟發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說其中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的思想原則，這就是“天人合一”與“和而不同”的智慧。人與自然的關系即天人關系不僅是西方哲學面對的問題，也是中國哲學所關注的。

（一）儒家生態倫理命題：參贊化育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中，人與自然不是一種疏離以至于對立的關系，而是息息相關、相互依存、內在統一、不可分割的關系。[3]“天人合一”的理論核心在于其主張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須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規律，而不可違背自然規律為所欲為。《管子》最先指出人之來源：“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為人。”

[4]儒家主要是從“天人一體”、“性天相同”的角度來論證天人合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儒家《中庸》的“天人合一”說突出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天人合一”說并不是消極地提倡人道合乎天道，以此證明自然界的偉大及其目的性。自然界的偉大說到底是由人類來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由人來實現的。人既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功臣。所以，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作用。其作用之特殊性就體現在“參贊化育”。

從生命存在之意義上看，人類不僅要認識自然界，首先要感謝自然界，理解自然界，尊重自然界。這種理解和尊敬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從人類自身的生命實踐中體悟到的，也需要人類的智慧取得的。這是對自然界生命價值的最富有敬意的肯定。正是這種肯定使我們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如何進行“參贊化育”？儒家《中庸》對此進行了回答。

《中庸》認為：“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因此，人性不同于物性，人性具有特殊性。但是，人與萬物皆為天地所生，因為人與物又具有普遍性。一般來說，特殊性高于普遍性，但是《中庸》所表達的則是通過特殊性來達到普遍性。實際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轉化是兩種相輔相成的過程。

由此而知，參贊化育作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價值精煉是喚起人們對自然的道德意識，敬畏自然，以自然為友。這種倫理思想打破了人類因恐懼遭受自然懲罰而被迫順應自然的思維，是根本意義上的，體現人類主觀能動性的生態倫理觀。

（二）道家生態倫理命題：道法自然

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態倫理思想已經受到了普遍的關注，學者們認為道家關心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強烈熱愛自然的傾向。就道家的環境保護觀而言，它所包含的珍視生靈、關愛自然的思想都是以人為本位，因此，它注定帶有人本主義的色彩。道法自然是道家中充分體現環境保護的思想之一。張繼禹在其《道法自然與環境保護》一書中指出，在人類社會中，各種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人類因科技的強大和自我意識的膨脹，忽略了大自然本身固有的規律，背離了老子所說的大道，對自然無止境的掠奪，到頭來只是為自己挖下一座座難以跨越的陷阱。現代人只有改變觀念，采取新的發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毀滅。”[6]

作為道家思想和教義的“道法自然”原則，建立和諧的人與自然共生關系是其應有之義。“道”作為道家思想的核心，其內涵十分豐富。首先，老子之“道”是從本體論意義上來闡述的，老子認為是道產生天地萬物，道是宇宙本原、萬物之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7]其次，老子之道是萬物存在的根據。老子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8]因此，老子之道是萬物歸宿之道，他將宇宙看作一個龐大的生命體，它的統一性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能創萬物。這個生命體即時道。在道論之基礎上，老子又提出了天道和人道。天道自然無為，人道順其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人，作為四域之一，源于道。既然是道所產生，就應當遵守自然法則，與大自然和諧共存，即道法自然。由此觀之，人類作為改造自然的能動主體，為了謀生對自然界進行改造的同時，必須法天則地，與自然共融。

（三）佛家生態倫理命題：眾生平等

眾生平等確立了佛教生態倫理的重要思想和原則。佛教認為世界是無量無邊；眾生是無量無邊的；生命不但是無量無邊而且是永恒的。今天，人類對大自然無止盡的掠奪也引起了地球的反撲，環境污染吞噬著人們的健康，其他如種族、政黨、宗教等之間的歧見、沖突與日俱增。長期以來，人類往往忘記了其他生命的存在，為滿足一時的私欲而濫殺無辜。《金剛經》中說：所有一切生物，積極的戒殺應該是護育化導，防止疾言厲色的傷害。生命既是天地萬物自然所共有，所以任何形式的自殺和他殺都是逆天行事，違反自然。廣義而言，即使一草一木都是宇宙萬物的力量所成，任意傷害，減少壽命，也是殺生的行為。如森林濫發、濫墾坡地，結果均導致山川大地受到傷害并予以還擊。

說到“自然”，自然，則和；不自然，則亂。古德云：違順相爭，是為心病。貪欲攪動心湖，人就會煩惱，乃至誤入歧途，千古遺恨。生活上的應事接物也是如此，不顧自然，不順自然就不會天長地久；財富若是巧取豪奪，不順自然，必有敗壞之虞等。自然，則順。過與不及，終將帶來弊患。像久臥不起，久立不坐，久勞不息等等，都會引起生理上的四大不調，人就開始患病。自然也是一樣。近幾年來，人類因生產消費過多的物質，遠遠超過大自然可以自我修復的速度和程度，而且嚴重破壞了自然的生態平衡，導致目前生態系統問題重重。凡此都確證了一旦忽視自然法則，就會惡果自食。

二、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的現代啟示

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對于指導和促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因此，必須傳承和發揚中國優秀的古代生態倫理觀念，同時吸收外來先進的生態理念，共筑中國的生態藍天。

（一） 傳承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加強綠色道德建設

古代生態倫理思想以儒、道、佛三家為代表，向我們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本質聯系，并非相互獨立的存在實體。繼承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是進行生態文明建設，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融關系的必要舉措。必須繼承和發展儒家“參贊化育”的生態傳統、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態原則以及佛家“眾生平等”的生態旨歸，努力提升我國構建生態文明的文化軟實力。指出，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10]參贊化育的思想，道法自然的觀念不僅是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更能促進生態文明、綠色道德以及和諧社會建設，為實現中國的生態夢提供抓手。將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內化于每一位國人的心中，融入到偉大中國生態夢的實踐中。弘揚以自然為友，萬物平等的觀念，使“綠色道德”成為社會的主題文化，履行對生命與自然的道德義務與責任，使人與自然關系和諧化，實現國家的永續發展。

（二） 西學東鑒，博采西方生態倫理思想精華

西方工業文明以來，人類改造自然的主體能動性增強，激發了人類的控制自然的欲望。在此背景下，西方涌現出許多生態倫理思潮，如盧梭的浪漫主義自然觀、繆爾的國家公園理論以及史懷澤的生態倫理學等。在這些生態倫理思想的影響下，西方國家逐漸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走更加合理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通過對西方生態倫理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學習西方生態倫理思想的經驗和教訓，廣泛采納其中適合我國國情的合理成分，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因此，合理地吸收和借鑒西方國家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取得的優秀文化成果，根據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進展情況，不斷推動生態倫理思想的創新，使生態文明的發展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三）結合農業現代化，深化理解古代生態倫理思想

科學技術的進步，為傳統農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機器化的農業生產代替了手工播種，大面積的家庭農場取代了小面積的散戶種植。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皆來自于傳統的農耕時代。黨的十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實現此目標，必須將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與現代化建設有機結合，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再不以GDP 增長率論英雄”。堅持“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發展原則，牢記“清醒認識保護生態環境、治理環境污染的緊迫性和艱巨性，清醒認識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現實警示，不斷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逐步形成實現以可持續發展為基礎的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以及低碳經濟的產業模式，以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換取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促進經濟與環境相協調，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同時在國際環境與發展領域展示大國形象，構建國際話語權。確保生態倫理思想符合中國實際、引領時展，實現中國農業的永續發展，實現中國永續的生態藍。

[參考文獻]

[1]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s，1988，p.10.

[2]林紅梅： 《生態倫理學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3]方克立：《“天人合一”與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載《當代思潮》，2003年第4期

[4]程樹德等：《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8頁

[5]張艷嬰，《論語?陽貨》，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4頁

[6]張繼禹等著：《道法自然與環境保護》，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7]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頁

[8]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1章，第327頁

[9]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頁

中國古代歷史故事范文第3篇

走進大理，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節日還是平常日子，只要有心，你會常常聽到一陣陣古意斑斕的音樂，從一座座古樸典雅的白族本主廟、文昌宮，甚至是白族庭院、節日舞臺上飄然而來。那音樂時而莊嚴，時而靜肅，時而激越，時而飄逸，時而柔婉，時而輕曼，時而悠揚，時而舒緩。漸漸地，你的心靈深處一種飄飄欲仙的超脫感，神秘感，凈化感便油然而生。那感覺仿佛就象置身于遙遠的古代，沐浴在唐風宋雨之中，讓人久久回不過神來。這種音樂其實就是具有一千多年歷史、至今仍在大理盛傳的、被音樂界稱為“世紀末元音”、“廣陵絕響”的中華民族音樂瑰寶――大理洞經古樂。

據考證，大理洞經古樂，肇始于唐宋南詔、大理國時期（故又稱南詔古樂），產生、形成于元末明初。歷史上最早的洞經會是元大德至至大年間（公元1297――1311年）成立于大理蒼山中和峰玉皇閣的道源社和段府的華云社。到了明嘉靖年間，四川新都狀元楊慎與白族文學家李元陽、趙雪屏等又分別在大理、下關成立了葉榆社和三元社兩個洞經音樂組織。從而使大理洞經音樂真正走向了民間，并廣泛流傳到了周邊地區。麗江的“納西古樂”就是在這一時期從大理傳播過去并與當地民族民間音樂融合演變而成的。故學術界一直認為大理洞經古樂是“納西古樂”真正的本源。就連麗江大研古樂會會長宣科先生，在1999年大理南詔古樂學會成立大會上也坦言，“納西古樂”是明朝時期從大理傳到麗江的。

大理洞經古樂保存完整，音樂內容豐富，音樂形式多樣。就內容來說，主要吸納了道教音樂、儒教音樂、唐宋音樂、南詔大理國宮廷音樂、龜茲樂、佛教音樂、南北曲、江南絲竹及各種大理文人雅樂和民族民間音樂等十多種音樂成分。就其形式上來說，又主要分為聲樂和器樂兩部分，聲樂部分有領唱和伴唱兩種，演唱時有兩種樂隊伴奏，一種是絲竹樂，一種是吹打樂；器樂部分則分為大樂曲牌、細樂曲牌和鑼鼓曲牌三類。而且大理洞經古樂的曲牌十分豐富。據統計，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獨立成套的各類曲牌多達1000余首，其中有表示開經威儀的《三通鼓》；有虔誠請圣的《詩章》、《南洋洲》等唐宋宮廷音樂；有來自唐宋詩詞、江南絲竹的《小桃紅》、《浪淘沙》、《越調》、《朝天子》、《甘州歌》等；有見于南北曲的《十樣錦》、《清和頌》、《一江風》、《山坡羊》等，有來自域外的《龜茲樂》；有見于南詔時期的《南詔奉圣樂》、《詔王操戈》等，也有歌頌孔子、元始天尊的《孔子歌》、《元皇贊》；有道教音樂中的《十供養》、《玉皇贊》；有大理文人雅樂《五華曉鐘》、《點蒼疊翠》和大理民族民間音樂《蜜蜂過江》、《酸辣子》等等。這些曲牌在長期的演奏中有機結合，既形成了大理洞經古樂古樸典雅、莊嚴崇高、禮樂興邦、教化育人的獨特主題，又形成了柔美清正、飄逸悠揚、超凡脫俗、若空谷之風、天外之響的藝術風格。是一種既有道教音樂的飄逸，宮廷音樂的典雅，江南絲竹的柔美，儒教音樂的渾厚，又有各種民族民間音樂風韻的獨特民族民間音樂品種。堪稱中國古代音樂的“活化石”。2002年，作為洞經古樂的發源地，大理市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洞經古樂民間藝術之鄉”。

中國古代歷史故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史料教學；歷史教學；中國古代史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8-0242-03

史料教學是指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教師指導學生對相關史料進行處理，使學生自主地從材料中獲取歷史信息，并利用這些信息完成對歷史探究的一種教學模式。[1]史料教學首先出現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英國，是英國為應對學校的歷史教育危機而采取的改革措施。此后，史料教學這一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也陸續被世界其他國家，包括我國所采納。

史料教學在高校歷史課的教學中具有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簡而言之，史料教學能更好地體現歷史學科特色，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好地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創新能力以及歷史素養和人文精神等。現在，我們就以中國古代史為例，結合筆者的教學經歷，探討一下史料教學的實際應用。

一、關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如王莽及王莽改制的評價問題

材料一：（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

――班固《漢書?王莽傳下》

材料二：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至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

――桓譚《新論?言體篇》

材料三：前后漢之間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變。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自王莽舉行這樣的大改革而失敗后，政治家的眼光亦為之一變。根本之計，再也沒有人敢提及，社會漸被視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聽其遷流所至。

――呂思勉《中國通史》

通過師生共同解讀以上三則史料可以知道：材料一中的東漢史學家班固對王莽及其改制持否定態度，而且用詞極為激烈，罵王莽是亂臣賊子，批評其改制措施一無是處，導致了極為嚴重的后果。材料二中東漢思想家桓譚也對王莽及其改制的持否定意見，但言辭比班固和緩，主要從王莽不識大體、是古非今致其改制措施不合時宜而遭到失敗這一角度予以批判。材料三是現代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對王莽改制的肯定，即肯定了王莽“撥亂世，反之正”的改革動機，并惋惜于王莽改制的失敗，認為王莽改制的失敗對后世古代政治家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使他們趨向保守。

在師生共同解讀史料后，教師趁機提出兩個問題：（1）為什么以上三人對王莽及其改制的評價截然不同？（2）結合課本內容[2]談談你對王莽及其改制有何看法？

在學生回答的基礎上，老師予以總結：（1）班固是儒家學者，所作《漢書》又是正史之一，他對王莽和王莽改制的評價乃是儒家學者和官方的標準看法。而桓譚的生活年代雖然與班固接近，但桓譚平生喜毀俗儒，反對讖緯，是一位進步的思想家，所以他對王莽無意作道德上的批判，而更側重其改制失敗的深層原因。呂思勉作為一位現代史學家，成長于中西文化交融以及中國傳統史學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的時代，以建立新史學為己任，他對王莽改制的評價是依據進化史觀作出的。（2）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我們自然不能認定王莽是亂臣賊子，也應該肯定他的改制源自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是西漢末年改革呼聲的一個巨大反響，而對于其改革的得失成敗則需要具體分析，除了統一度量衡的措施為后世所承外，其他改制措施大都以失敗而告終，不僅沒有挽救社會危機，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

學生分析以上三則史料，回答問題的過程，其實也是他們進行歷史思維活動以及培養歷史思維能力的過程。所謂歷史思維能力“是人們用以再認和再現歷史事實，解釋和理解歷史現象，把握歷史發展進程，分析和評價歷史客體的一種素養。”[3]在上述探討過程中，學生能夠了解前人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及其評價標準，從而提高自己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歷史問題，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能力，即歷史思維能力。此外，學生還可以藉此開拓視野，不人云亦云，敢于結合自身知識進行歷史評價，培養其創新能力。

二、運用相關史料，對黨錮之禍的歷史問題予以探討

材料四：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于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直之風，于斯行矣。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范曄《后漢書?黨錮列傳》

材料五：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后，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

――顧炎武《日知錄?兩漢風俗》

材料六：東漢……薦舉征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蓋其時輕生尚氣，以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為茍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

――趙翼《廿二史札記?東漢尚名節》

教師對以上三則史料予以解讀，提出問題：（1）以上三則材料對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的原因分別有哪些解釋？（2）怎樣評價范滂等黨人？

之后，在學生回答的基礎上教師給予說明：（1）材料四說明東漢末年士人不滿宦官專權，所以起來抗爭，這是黨錮之禍的表面原因；材料五從儒學發展的角度，剖析出儒家思想的盛行是黨人出現以及黨錮之禍的深層原因；材料六則從察舉制度的發展這一角度揭示了另一深層原因，即東漢士人結黨反對宦官專權、激揚名聲有其現實功利的考慮。（2）盡管東漢士人反對宦官專權有功利方面的原因，但他們面對宦官專權造成的黑暗統治，敢于挺身而出，揚清激濁，不計生死，其勇氣、氣節令人景仰；而黨人反對宦官專權的斗爭，在客觀上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應該給予肯定。

史料教學的重要作用之一即在于激發學生的求知欲，“以史料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學習問題更具有挑戰性和探索性，研習史料可以使他們增強對歷史的真實感受，直接參與對歷史問題的解決活動，使他們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得到多方面的訓練，有助于他們對歷史的認識。”[4]以上三則史料的運用，就能夠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深化他們對黨錮之禍這一歷史問題的認識，培養他們的歷史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尤其是材料四敘事生動，感人至深，充分表現了中國古代士人不畏、勇于犧牲的精神，還能夠使學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他們升華情感、激揚精神、提升歷史素養和人文精神。

需要說明的是，史料教學涉及多個方面，上述史料教學的活動只是筆者結合教學經歷略加敘述，并非面面俱到，在史料教學中教師也要注意指導學生開展搜集、整理史料的學習活動。此外，在史料教學中教師還應注意選擇可信、精簡的史料，并盡量選擇學生容易讀懂的史料，對難度較大的史料，教師應注意加以解讀。

綜上所述，史料教學在歷史教學中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我們應該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探索，有效運用史料教學，煥發高校歷史課堂的活力，培養更多適應社會需要的合格人才。

參考文獻：

[1]張桂平.史料教學――不可或缺的歷史教學方式[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1：10-11.

[2]朱紹侯，齊濤，王育濟.中國古代史上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226-232.

[3]趙恒烈.歷史思維能力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5.

中國古代歷史故事范文第5篇

首先，生態環境的變遷使我國一些著名的文明中心逐漸衰落甚至消失。黃河中游地區曾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和漢唐中國政治經濟中心的所在地，也曾是森林茂密的地區，但人為的過度墾殖，濫伐森林使山巒變得光禿、水土流失加重、土地日益貧瘠，氣候日趨干燥，自然災害頻繁。這一地區逐漸衰落，失去了中國古代政治、經濟中心的地位。中游的黃土地區成為貧困地區的象征。

其次，中國古代環境的變遷在某些方面導致了政治中心的轉移。商代盤庚遷殷便與自然生態環境變遷有關，商代的都城“毫”位于黃河兩岸。汛季一到水害嚴重，大水沖毀良田，人民無所收獲。盤庚將都城遷到殷，當時這一帶生長著大片的樹林，氣候溫和、潮濕屬于熱帶和亞熱帶氣候，很適合農業生產。再如，魏孝文帝的遷都除社會因素以外，氣候的變化也是―個重要原因。而宜牧區南移和草荒，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歷史上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除了社會因素外，與歷史氣候變遷及生態環境惡化也有密切關系。南北朝時期氣候比較寒冷，研究表明北方地區氣溫下降了1℃―2℃，等于把北方宜農區南移了200-300公里，使我國歷史上宜農區與宜牧區線由長城推到黃河以南，所以南北朝時期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第-+重要時期。到五代十國時期，經濟重心再次南移，這一局面到宋代基本定型，南方的經濟實力超過了北方，以后定都北方的王朝，主要仰賴于江浙和四川的糧食來維持北方生計及國家政權。所以歷史上有這樣的名言“蘇湖熟，天下足”，正是反映了這樣一種歷史現象。

第四，生態環境的變遷促進了少數民族的不斷內遷，從而促進了我國的民族融合。我們可以看出公元前1000年第一個寒冷期(西周后期)，當時北方的少數民族逐漸南遷與南方的少數民族“南夷”在沖突中不斷融合。中國史上有春秋時期“尊王攘夷”(春秋首霸齊桓公率領諸侯抗擊狄人的南侵)和“狄人滅衛”兩件大事可作為明證；公元400年第二次寒冷期(南北朝)北方少數民族大量南下建立了一系列國家，中國史上稱為“五胡內遷”，這一時期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公元1200年第三次寒冷期(遼金元時期)，與遼金元南下最后統一了中國：公元1700第四個寒冷期(明清時期)清軍^關。生態環境變壞伴著戰亂不斷，這恐怕沒法用巧合來解釋。

最后，環境的變遷導致人的自然觀的變化。原始社會后期――商代，農業、畜牧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都與農業、牧業有著密切的關系。人們開始產生一種自然意識，朦朧中感到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有密切聯系。但由于當時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對自然規律沒有充分認識，對自然力無法進行有效地控制，因此人們只能通過對自然的崇拜來表達其最初的自然意識。隨著環境的變化，人們在與自然作斗爭的教程中逐漸加深對環境的認識。在自然與人的關系上，第一次把人提到了首位。人不再是自然的奴仆，而成為自然的主人，人類社會從對自然的依附中擺脫出來，實現了解放。這一時期最著名的莫過于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是人對自然的一次次征服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因此到唐代劉禹錫第一次提出了“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指出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發展。

中學歷史教學必須重視生態環境教育。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歷史告訴人們，生態環境變遷直接影響社會歷史的發展，也影響今天的人類社會，在中國歷史教學中增加生態教學內容、注重生態意識分析是十分可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確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征服自然，強調的是“人定勝天”。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人口急劇膨脹，土地大量墾殖，圍湖造田，過去我們過多地給予了肯定。現在，中國歷史教學不應再對昔日墾殖拓荒不加分析地一味褒揚，不要讓學生形成一種中國歷史經濟發展就是不斷墾殖和掠奪大自然的過程的觀念，而要告訴他們，人類與自然應該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我們應該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地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