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業發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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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業發展制度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帶薪休假 障礙 策略 發展

一、我國實施帶薪休假制度的障礙

帶薪休假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行一個半世紀之久的職工休假度。但在我國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帶薪休假制度卻仍然面臨著諸多因素的制約。

1.帶薪休假觀念因素的制約

帶薪休假制度在世界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但是帶薪休假制度在我國的推行仍有一定的阻力。從企業內帶薪休假制度的實施主體來看，帶薪休假制度的阻力來自方面：一是管理者方面，主要是考慮帶薪休假制度的實行對企業成本及生產的影響。所以在帶薪休假這個問題上，企事業單位都有不少的顧慮。他們寧愿用加工資、發獎金的形式來鼓勵員工放棄這一權利。另一方面，則來自被管理者方面。目前，大多數的公眾很難去主動爭取帶薪休假的權利。因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他們一方面害怕休假會使他們喪失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他們也愿意用加班發工資的方式來“出售假期”。

2.帶薪休假的法律不健全

帶薪年休假作為勞動者一項重要的休息權，自從20世紀以來已在世界各國普遍實行。在1950年初，我國也曾試行過假期為每年12天的年休假制度，但限于國家政治經濟條件未能堅持貫徹。1991年下發的《關于職工休假問題的通知》以及1995年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我國職工的帶薪年休假。

然而從以上的法律、法規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些規定是相當籠統的，其中多用“自行規定”、“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等詞句留下了大片的法律空白，如它雖然規定了勞動者擁有這項權利，但沒有規定保護到何種程度，也沒有明確違反此項規定的懲罰措施等等，而且這些法律法規之間往往缺少協調，更無具體的配套措施及實施辦法。

3.帶薪休假的監控力度不夠

在中國, 《勞動法》的貫徹與實施還沒有真正做到有效和有力, 《勞動法》雖然賦予了勞動者帶薪休假的權利, 卻因缺乏細化規定而留下了大片空白。在現行的法律中也缺少對違反帶薪休假權利的處罰規定。行政管理部門也無具體的處罰規定，工會組織在法律法規無具體規定的前提下也無法發揮社會組織的監督職能。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各個單位制定本單位休假制度的靈活性就比較大, 而關于休假具體條款的規定也不盡相同, 如此一來, 員工與組織就發生了矛盾, 出現了“休假難”這一問題。

二、應對我國帶薪休假推行障礙的策略

1.加強宣傳，使帶薪休假觀念深入人心

首先，要幫助員工樹立休息權是勞動者基本權利這一意識，要求員工能夠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主動爭取休假權利。國家可以通過宣傳片、電視談話節目以及印刷宣傳冊等方式來宣傳帶薪休假制度，要讓勞動者認識到帶薪休假是《勞動法》中規定的勞動者的一項重要權利。在國外，如果勞動者的休息權受到侵犯，他們通常會非常主動地捍衛這一權利。而在國內，不少勞動者經常以“工作上擠不出時間”、“領導不休假，自己不好意思休”等為理由主動放棄。其次，要幫助組織樹立正確觀念，使其認識到休假是舒緩員工壓力的直接有效通道。組織可以通過建立員工支持計劃服務員工，幫助員工舒緩壓力，使他們能夠時刻保持高度的工作熱情，投身到工作中去，有利于企事業工作效益的提高。

2.加強立法，使帶薪休假制度成為一項法律制度

確定帶薪年休假享受的期限。我國在制定帶薪年休假的實施細則時，可參照國際勞工大會的規定，也可參照其它各國的帶薪年休假的規定，結合我國的國情，確立勞動者每年享有的最低的休假時間，以便把我國的帶薪休假制度落到實處；勞動者申請的提出和批準，帶薪年休假的實現應尊重勞動者的意愿，以勞動者提出的申請期限為準，原則上只要勞動者提出申請，用人單位應予批準。當然用人單位有權對部分勞動者的休假日期予以變更，如處于關鍵崗位的勞動者申請的享受帶薪休假的期間，對用人單位的經營將造成重大影響，在此情況下用人單位亦應有權予以變更；帶薪年休假代替、推遲的問題，許多國家的勞動法都明確規定，享受年休假是勞動者一項不容剝奪也不許放棄的重要休息權，以支付經濟補償來代替年休假被認為是違法行為。用人單位有義務根據勞動者要求和生產經營的需要適當安排年休假，一般不允許推遲到下一年享受。

3.加強執法，使帶薪休假制度變成一項常規制度

首先，依法休假，逐步落實休假制度，公眾的休假應均以法律規定為準，不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更改。在通常情況下，不通過行政命令手段影響公眾的休假時間安排。以法律保障帶薪休假制度的實施，這是促進建立帶薪休假福利體系的最關鍵因素；其次，帶薪休假制度的推行應該從政府各部門開始，同時，政府還應該提供財政及稅收等方面的支持；再次，加強勞動者保護組織對帶薪休假的社會監督，工會是代表勞動者利益的組織，要爭取帶薪休假這樣的權利，工會才有足夠強大的實力。有助于保證勞動者帶薪休假福利的實現，并在權利被侵犯時對其及時予以救濟，也有利于對資方進行實時的監督，并對違反制度的資方進行舉報，使之得到懲治。最后，加強違法的處罰，由國務院制定具體的關于帶薪休假的行政法規，并且應明文規定：機關、企事業單位不執行帶薪休假制度的，勞動人事主管部門對該單位責任人給予行政處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違法企業給予行政處罰。

三、推行帶薪休假制度，促進我國旅游業的飛速發展

1.推行帶薪休假制度可以減弱旅游活動的季節性

“黃金周”的出現，使資源保護、接待能力、服務質量、安全管理很難得到保證，各景點在“黃金周”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旅游企業和景區景點在此期間多處于應急狀態，應急之后則又需要漫長的調整期，導致人力和資源的較大浪費。推行帶薪休假制度可以使集中的旅游流分散在一年的不同時間，有效地解決了“黃金周”帶來的負面影響問題。

實行帶薪休假制度,可以減弱旅游活動的季節性,消除由“黃金周”引起的供求矛盾。保持旅游地的合理容量,有利于旅游資源、環境和生態的保護,有利于服務質量的保證和提高,可使旅游者獲得最大限度的旅游享受。

2.推行帶薪休假制度有利于傳統文化的弘揚

2008年1月我國已經開始實施《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取消了“五一黃金周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為法定假日。《條例》中規定連續工作一年以上的職工有帶薪休假的權利。這不但能緩解“黃金周制度”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而且還有利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弘揚。近幾年以來，由于民族傳統的節日沒有休假，因而，人們只能休三個黃金周和雙休日，傳統節日被忽略，這不利于傳統文化的弘揚。

而推行帶薪休假制度，一方面，帶薪假期可以使公民有時間來遍訪祖國的大好河山，解開“名勝名山”情結，培養旅游者每年出游的習慣。另一方面，人們可以利用帶薪假期來放松身心，借此機會來參加形式多樣的紀念活動，比如祭孔大典、滿清文化節等，同時這又不失為一個全民教育的好機會，可以借此時機向公民介紹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以及關于傳統節日的優美傳說。

3.推行帶薪休假制度有利于貫徹“以人為本”發展觀

節假日的設計就應該“以人為本”，應該尊重人的生活規律和文化本身的規律， “黃金周”在人們的生理和心理上，容易造成一種大干大休、大起大伏、大起大落的循環狀態，既不利于休息，也不利于勞動。實行帶薪休假說明了黨和政府堅持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兌現了“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從“以人為本”的觀點來看，實行帶薪休假制度后，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將旅游活動安排在方便的時間進行， 推動個人更有選擇空間的帶薪年休假制度，讓公眾享有必要的、真正的休息權，不僅是公民權利的體現，更可起到旅游經濟健康發展劑的作用。

參考文獻：

旅游業發展制度范文第2篇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產業和發展經濟、吸納就業人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旅游業在本質上屬于資源型產業，其存在和發展依賴良好的環境質量，有賴于自然的饋贈和社會遺產。但在經歷了持續快速增長后，旅游業對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負面性逐漸顯現出來。受全球可持續發展浪潮的影響，以“不斷保持環境資源和文化的完整性，給旅游區的居民公平地分配旅游業的社會和經濟效益”為宗旨的“可持續旅游”成為旅游業發展的新方向，其內涵已得到普遍認同：旅游業可持續發展是順應全球可持續發展浪潮的社會必然，需要增進人們對旅游所產生的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的理解，強化人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要立足于促進旅游業的公平發展，改善旅游接待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向旅游者提供高質量的旅游生活，保護未來社會旅游資源或產業開發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質量等；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要求旅游與自然、文化、人類生存環境成為一個整體。

但從全球范圍考察，由于發達程度、實踐主體、利益導向等方面的差異，各國(地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進程迥然不同。發達國家由于經濟基礎、技術條件、物質環境比較優越，在獲得可替代資源、發展清潔能源、提高規劃水平以及公共管理方面更容易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想。而且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憑借資本力量將市場范圍拓展到全球，在事實上實現了較大程度的環境公害輸出，獲得了局部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勝利。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困地區，由于基礎薄弱，國家經濟政策的優先權、公共管理的結構、環境問題、過度商業化和國際旅游系統的結構等因素對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形成了挑戰。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決策必須基于當地復雜的社會、經濟、環境的平衡，必須在各方利益中不斷博弈。貧困是可持續發展最大的障礙，減貧是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任務。但在減貧的現實目標之下，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容易在決策中傾向于現實利益、經濟利益，即在尋求發展、縮短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名義下，旅游業的決策會更加強調經濟利益，保護環境或遺產屈從于經濟發展。同時由于旅游資源的公地悲劇問題，旅游發展中會出現經濟下滑、資源破壞、環境惡化、旅游滿意度下降等問題，進而形成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障礙。

解釋各國旅游業可持續發展進程差異的一個重要理論工具是路徑依賴理論。路徑依賴源自于生物學，原指物種進化時，偶然性隨機因素啟動序列控制機制，使物種進化產生各種各樣的路徑，這些路徑互不重合、互不干擾。在經濟學界，路徑依賴最早用于對技術變遷的分析，隨后引入經濟學的研究范疇，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發展最快、應用價值最高的學說之一。有關路徑依賴的研究涵蓋了從個體組織到整個社會制度體系的各個范疇。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諾斯指出一旦發展路線沿著一條具體進程進行時，系統的外部性、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歷史上關于這些問題所派生的主觀主義就會增強這一進程。這種自我強化機制使得一項制度一旦形成便會沿著既定的軌跡呈慣性式的演化并不斷強化，從而使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狀態中，形成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既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過程。就過程而言，路徑依賴是一個非遍歷性的隨機動態過程，它嚴格地取決于歷史小事件(small historical matters)；就狀態而言，路徑依賴是一種“鎖定(lock―in)”，它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無效或低效的。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替過程，是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任何制度變遷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之下發生的，一定的制度環境和利益主體的目標追求構成了制度變遷的路徑約束。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的供給和需求，而制度的供給和需求取決于制度變遷的收益一成本分析以及新制度安排所帶來的預期收益L,~S J。我國目前的改革是一個重大的制度變遷過程，具有鮮明的路徑依賴特征：第一，初始的體制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體制的刺激和慣性，因為沿著原有的體制變化路徑和既定的方向往前走，總比另辟蹊徑要來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種體制形成以后，會形成某種在現存體制中的既得利益的壓力集團，他們要求鞏固現有制度，阻礙進一步的改革，即使新的體制較之現存的體制更有效率。旅游業是改革的重要領域，也是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領域。本文基于可持續發展視角，立足于我國旅游業發展制度環境的變遷，以路徑依賴理論為分析工具，解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進程中的路徑依賴，并從中尋求制度創新的方向與思路。

二、我國旅游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對可持續性的挑戰

(一)旅游業發展制度變遷的軌跡

建國以來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呈現出鮮明的歷史特點。第一階段是計劃管制期(1949年-1978年)。此時由于特殊的社會背景，舊的旅游業運營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基礎不復存在，新的旅游事業開始萌芽，成為外事工作的組成部分，接待規模有限，政治色彩濃烈，不談經濟、文化意義。這一階段先后出現了廈門華僑服務社、中國國際旅行社等事業單位，出臺了《外國僑民旅行暫行辦法》等管理制度，在1964年明確了發展旅游的方針任務：宣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擴大對外政治影響，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在經濟上為國家吸收自由外匯。歷經30年發展，旅游始終從屬于外交事業，旅游業內的組織體系和業務運營是按照國家外交和宣傳的需要來設計和開展的，沒有獨立的產業地位，增長和發展空間與同時期國際旅游業的飛速發展相比微不足道。第二階段是體制轉型期(1978年～2001年)。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旅游業走出了外事接待的影子，成為獨立發展的產業，經濟功能得到極大的重視，初具產業規模，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此時旅游業的主要任務是為經濟發展做貢獻，中央集中控制有所弱化，旅游產業化水平不斷提高，政府的管理由前期的集中控制轉為政府主導，旅游業發展全面啟動。第三階段是初步市場體制時期(2002年)。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旅游市場逐漸開放，旅游政策逐漸向市場體制要求靠近，旅游業作為綜合性社會現象的綜合效應開始顯現，形成較大的產業規模，具備較強的供應能力，旅游業發展進入成長期。

總體上看，我國旅游業的發展經歷了從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多元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化的歷史時期。當前經濟體制轉軌、政府職能轉型、社會發展多元化以及公民旅游需要普遍化為旅游業發展的制度變遷創造了必需的環境，也提出了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的要求。

(二)旅游業發展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分析

1.經濟目標導向。盡管旅游業是關聯性極強的綜合產業，但在我國旅游業發展進程中經濟功能始終處于主導地位。無論是改革初期強調的“旅游創匯”，還是1998年、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中強調的“旅游擴大內需”，宏觀的發展方針都側重于旅游業的經濟功能，無形中弱化，甚至忽略了旅游在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綜合效益。現階段旅游業綜合衡量指標依然以經濟指標為主，如國家旅游局對旅游業統計的主要口徑是旅游接待人次數、旅游外匯收入、旅游總收入等，對于旅游發展的生態、文化、社會效應沒有涉及，旅游業發展的外部效應也無從衡量。在這一目標導向下，關于旅游業經濟功能的社會認知十分普遍，形成了社會共識，決策者的價值趨向十分明顯，對旅游業性質和功能的認知局限在了“經濟產業”之上。

但單一地或過度地強調旅游業經濟功能，以及經濟利益至上的旅游發展評價體系客觀上將人們對旅游業的關注局限在經濟利益上，旅游的綜合效益僅停留在觀念層面，對具體實踐沒有明確的指導和約束作用，不利于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主要表現在：

第一，旅游資源的價值理解狹義化。資源是資財的來源，經濟目標的定位將這一認知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對旅游資源在促進文化傳承、保障環境的完整性、多樣性、原真性等方面的價值有所忽視，旅游業發展的意義被局限在經濟增長上。在實踐中導致旅游資源的過度開發、破壞和浪費現象，甚至走進“先污染，后治理”的誤區。

第二，旅游綜合效益被弱化、淡化。旅游發展側重經濟評價促使國家、地方在制定旅游發展的方針、政策時特別強調旅游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進而導致對環境問題的疏忽、對社區居民人文關懷的缺失、對旅游發展外部不經濟性的漠視，難以構筑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2.政府主導發展戰略。政府與市場的制度安排在我國旅游業發展進程中至關重要。國際上旅游業發展的一般規律顯示，當處于啟動階段時，旅游業通常選擇政府主導戰略，由政府充任旅游發展的“催化劑”，并以行政力量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我國旅游業在改革開放初期選擇了政府主導發展戰略，并一直延續使用。該戰略通過運用行政體制力量，快速動用政府所掌握的經濟資源，加快旅游開發和建設，迅速形成較大的產業規模和供給能力，促進了旅游業的快速發展。這一戰略選擇在我國具有歷史必然性。旅游業發展之初，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尚未建立，市場機制尚未發育成熟，市場失靈的領域廣、程度深，亟需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以彌補市場主體的缺位或弱化。同時，由于當時旅游產業基礎極其薄弱，必須依靠政府的主導力量才能促進眾多部門與行業的協調，營造和改善旅游大環境。

但政府的干預要和經濟發展、市場發育程度相結合，不管政府職能如何擴張，經濟運行都應以不損害市場競爭為基本原則，只有這樣市場才能發揮基礎性、持續性的作用，政府與市場的功能才能相互補充。目前我國旅游業已形成較大的產業規模，具備了相當的產業供給能力，旅游業發展進入成長期，既有的政府主導戰略在轉型時期對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形成了兩個方面的阻滯：第一，不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導致資源配置低效或無效，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的發揮。第二，政府居于市場之中，以參與者的角度去設租尋租，容易導致旅游市場行為中行政粘連過多，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屈從于政績導向、現實利益導向，影響了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運行效率和效果。

3.逆向發展模式。在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依賴旅游擴大外匯儲備的約束之下，我國旅游業選擇了逆向發展模式與路徑，即入境旅游――國內旅游――出境旅游，以最大限度賺取外匯，擴大旅游經濟收益，以及以最快速度追趕國際旅游業的發展步伐。實踐中逆向發展模式的運行主要依靠以旅游景區為依托、主打團體觀光旅游的“點線旅游”經濟體系。進入1990年代后，國內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鎮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和可自由支配時間大為增加，加之旅游交通網絡和交通設施的完善，國內旅游迅速發展起來，并逐漸發展出境旅游，形成三大旅游業務支撐的旅游產業規模。

逆向發展模式與“點線”旅游經濟體系是以旅游資源為基礎的。我國是旅游資源大國，尤其是人文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在發展初期以團體觀光旅游的形式開發旅游產品基礎良好、市場廣大、立竿見影。但對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流于膚淺，資源內涵挖掘不夠，同時旅游業內在經營素質的挖掘和培養也極其缺乏，導致旅游業內產品結構單一、旅游經濟體系單薄、旅游發展后續乏力，旅游經濟效益的提升主要依靠旅游接待規模的增長，旅游景區、旅游目的地的環境容量形同虛設。旅游是環境友好型產業，但一旦超過旅游環境的承載力，加之急功近利的規劃和建設，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等問題接踵而至。而且在現實利益驅動之下，叫停過渡開發與接待十分困難，旅游目的地將陷入旅游發展的惡性循環，造成長期的“不可持續”。同時由于不少旅游資源分布于邊遠地區，綜合發展水平較低，治理污染、修復環境的難度更大。實際上我國旅游業的快速增長是通過粗放式的經營方式來實現的，旅游業的集約化程度較低，旅游資源的破壞、浪費現象嚴重，有違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原則。

三、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創新

我國旅游業的發展路徑對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變遷形成了路徑約束，其深層次的原因乃是原有發展路徑中鎖定的利益分配機制。霍沃斯(Howarth)把可持續性定義為代際間的機會公平，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也需要保障旅游發展的利益和權利在代內和代際之間的公平分配。盡管路徑依賴在制度變遷中的阻滯作用是客觀存在，但處于轉型發展時期的旅游業必須針對路徑依賴中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意識地創新，以減少路徑依賴對制度變遷產生的負面影響，縮短制度變遷的周期，盡早實現有利于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安排。

(一)產業定位：戰略支柱產業

產業定位是明確產業在經濟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對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轉換有著重要的作用。旅游業是世界公認關聯性很強的部門，據統計關聯到29個部門108個行業。針對近年來我國旅游業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方面的巨大作用及其良好的發展預期，國務院在《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定位目標，將旅游業的發展納入國家戰略體系，為旅游業發揮其先導作用、連鎖效應和擴大社會就業指明方向、奠定基礎。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定位使旅游業所彰顯的產業效益和市場前景進一步得到全社會的確認，產業地位空前提升，為旅游業深化改革、挖掘產業發展潛力、擴大產業規模、促進集約化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新的產業定位優化了產業政策的價值取向，有利于突破旅游業傳統經濟定位目標的路徑約束，使旅游業自主發展的需求得以實現，著眼于產業發展潛力、產業規模效應、產業帶動能力等關鍵領域培育產業素質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戰略性支柱產業定位的落實需要從三個方面人手。第一，深化旅游企業改革，促進國有旅游企業改組改制，放寬市場準入條件，鼓勵各種所有制企業依法投資旅游業。第二，規劃旅游產業布局，圍繞旅游核心 吸引物組建由具有競合關系的旅游企業、相關企業和支撐機構組成的價值鏈群，構建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發展模式，發揮集群作用，實現規模擴張和資本擴張的統一。第三，通過業態拓展，強化旅游業水平拓展、橫向拓展、縱深拓展的能力，增強旅游業帶動能力。

(二)政府職能：有限政府主導

戰略性支柱產業定位目標實施的原動力是市場作用，但政府的宏觀調控必不可少，可以調節“市場失靈”問題。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健全、旅游業進入發展階段，政府職能面臨轉型的需要，南“全能政府’轉為“有限政府”，推行“有限政府主導模式”，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最優功能組合。這一模式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及旅游業自主發展綜合需求的客觀條件下應運而生，追求政府主導的有限性旨在利用政府的能力，以低成本來滿足社會對公共物品的需要，實現“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導向”的發展方向，最終保障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有限政府主導模式有利于突破完全政府主導的舊體制，通過制定相應制度來規定和理順私營部門之間、私營部門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得以回歸，市場運作效率得以提升。

有限政府主導模式的實施要求包括：第一，規范性要求，即政府作為具有強制力的組織在旅游業發展中加強自律，規范自身行為，尊重市場規律，實現政府干預的理性退讓；第二，間接性要求，即政府間接調控管理，提供公共服務產品，推動區域平衡發展；第三，服務性要求，即政府著重建立和完善旅游法律體系，規范是市場競爭秩序，加強市場監管，促進部門協調等方面發揮作用，實現政府對旅游企業的服務和支持。

(三)法律保障：健全旅游法律體系

《牛津英語辭典參考》中將法律定義為“一個社會中制定的規則或約定俗成的條款，是對某些行為的準許或禁止，通過強加懲罰來執行”。法律可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同時法律建設與改革也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我國旅游業法律建設旨在通過專門法制來確定市場經濟的人本主義、平等和尊嚴、等價交換、誠實信用等核心價值觀和行為準則，進而規范旅游業中復雜而綜合的社會關系，解決暴露出來的矛盾、糾紛和問題。因此旅游法律體系建設的目標是：建立以消費者為核心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正當權利保護機制，建立保障當代公民參與旅游、分享利益的機會和權利的公平機制；建立旅游資源適度利用與有效保護的約束機制、建立經營行為和消費行為的約束機制、建立污染控制和環境保護的約束機制、建立保障代際公民參與旅游、發展旅游、分享效益的機會和權利的公平機制；建立旅游法律體系內部的協調機制、建立旅游法律體系與相鄰部門法律的協調機制、建立我國旅游業與國際旅游業的協調發展的法律機制、建立旅游發展相關的法律體系與社會倫理道德、文化習俗、宗教習慣等柔性制度的協調機制。新的旅游法律體系有利于增強新制度和現有制度的能力建設，進一步擺脫傳統發展路徑對制度變遷的約束，為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旅游法律體系建設的具體內容包括：處理好改革創新和規范立法的關系，加快制定旅游基本法，完善旅游單行法和現有管理條例；解決好單項立法和綜合立法的關系，妥善處理旅游法律與其他法律的關系銜接；明確旅游法律規范的執法主體問題、明晰立法條文和可操作性；全面整合旅游行政資源和執法資源，強化宏觀調控，統一協調旅游社會關系。

旅游業發展制度范文第3篇

［關鍵詞］ 旅游業；旅居社會；定居社會；網絡社會。

一、旅居社會的提出。

自18世紀4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進程，發達國家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刺激了以旅居為目的的旅游業發展［1］。旅游業幾乎囊括了“現代化、知識化、信息化”等現代社會的所有優點，同時也幾乎滿足“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全方位社會訴求。旅游業的這些優越性使得旅游業幾乎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全球最大的產業。中國乃至全球都為旅游業欣喜不已：中國旅游業在短短的30年內發展已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截止到2010年，中國有24個省、市、自治區把旅游業確定為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來發展［2］。許多省、市把建成旅游大省、旅游大市或旅游強省、旅游強市作為新世紀的奮斗目標之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全世界17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已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旅游業列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旅游業被看作是具有極大發展潛力的“新世紀產業”［3］。

隨著旅游業實踐的發展，“旅游活動、旅游現象、旅游產業、旅游經濟”等已經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關鍵詞，旅游研究成為時下學術研究的熱點興奮點之一。但人們逐漸發現，旅游業的研究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旅游業發展的需要，旅游業的內涵和外延都遠遠超越了原先人們對旅游的“狹隘預期”。為了突破“狹隘預期”人們嘗試對旅游產業的進行拓展（突破） 嘗試：第一次是試圖用休閑業來替代旅游業，認為休閑業更好地表達了現有旅游業的內涵和外延。2004年以杭州市“休博會”為標志，業界推出了“休閑產業”企圖替代“旅游業”這一概念，國家旅游局也嘗試以廣東為試點推出“國民休閑計劃”，似乎休閑產業是旅游業發展的方向和歸宿。休閑產業的拋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狹隘預期”，使得旅游業的內涵更為豐富，外延更為寬廣。但休閑產業依然沒有完全表達現有旅游業的全部，于是旅游業便進行了第二次擴張。業界和學界都認定旅游業的邊界不同于傳統產業，已經“模糊和泛化”，政府認定“抓旅游就是抓經濟”（旅游=經濟），學界認為“旅游產業”其本質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系統”，不僅僅是休閑產業。然而，旅游社會學家并不認同“ 旅游產業” 是一個“ 純經濟系統”， 張凌云（2008） 針對世界旅游組織與聯合國統計司、國際勞工組織及其他有關旅游統計的協作機構共同起草的《2008年國際旅游統計推薦方法》（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for TourismStatistics 2008） 中所闡述的“個人的慣常環境”這一概念提出了“非慣常環境”這一概念［4］，企圖扭轉“純經濟系統”

旅游觀，并嘗試為旅游研究構建一個全新的視角。值得肯定的是“非慣常環境”比以往的概念更能準確地表達旅游業的發展現實，因為它既包含旅游，也包含休閑，且不排斥經濟。但“非慣常環境”既非一個產業概念，也非一個經濟概念，似乎也不是一個準確的社會概念，使用起來可操作性欠佳。為此，筆者在“非慣常環境”這個概念的基礎上，再拓展一點，再往前走一小步，提出“旅居社會”的概念替代之前紛繁概念，并認為“旅居社會”是旅游業發展的方向和最終歸宿。

二、“旅居社會”的詮釋。

社會形態是奠立于一定的生產力之上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它主要反映了社會生活整體性特征。研究社會發展階段、社會類型通常有兩種劃分方法：一種以生產關系的性質為標準劃分社會形態，即經濟社會形態；一種是以生產力和技術發展水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產業結構為標準劃分，即技術社會形態。人類社會從技術社會形態呈現這樣的序列：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在整個序列中的每一個階段的社會形態是變化的和發展的，從“遷徙”的角度來看，漁獵社會主要是以“游牧”的生活為主，而農業和工業社會則主要是以“定居”生活為主，到了信息社會由于信息化和現代交通工具的“時空壓縮”效應，地球變成了“地球村”，人類再一次進入到現代化的“游牧”生活（旅居生活），但這與漁獵社會的“游牧”生活有著本質的區別和其社會質量水平有了質的飛躍。

旅游目的地以游客為主的外來人口規模遠遠超過了本土居民，其人口結構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從而引致社區組織的變化和重構，并進一步影響整個社會生產關系；與此同時由于旅游業的介入而引發旅游目的地生產力和技術水平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兩種變化的合力促使了旅游目的地整個社會形態的變化。為此，筆者把“以旅游產業為主、以旅居民為主的，以旅居生活為主”的“地理、經濟、社會和文化”四合一的復合地理人文空間體稱之為“旅居社會”。具體表現為“游客規模”遠遠大于“定居民規模”的著名旅游目的地，比如，泰國的普吉島、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云南麗江、四川的九寨溝、湖南的張家界等。這樣，從同一個時間截面來看，當代社會可以劃分為三種主要社會形態：一是以定居為主的“定居社會形態”；二是以旅居為主的“旅居社會形態”；三是以網絡為主的“網絡社會形態”。在當代信息和科技的雙重推力下，“旅居社會形態”和“網絡社會形態”已經越來越取代“定居社會形態”，“旅居社會”發展越來越快，在全社會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重，幾乎成為全球化趨勢。可以預見旅居社會在不久的未來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主流社會形態。第一部分的論述表明，旅游業發展的方向和歸宿決定了旅游業發展的軌跡是“旅游業—休閑產業—旅居社會”，而旅居社會是旅游業發展的最高形態。

旅居社會本身是一種高級社會形態。馬克思說：“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5］旅居社會是介于“物的依賴性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之間的一種社會形態，一方面旅居社會擺脫不了當今社會“對物的依賴性”，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對物的依賴性”，追求“人的全面發展”。

由此可見，基于旅游目的地人口結構轉型的視角，“旅居社會”可以說是對“旅游業發展全部”的完美表達；是對旅游業發展方向的一個判斷；是對旅游業發展歸宿的一個預言。

三、旅居社會的證據。

旅居社會的早期證據是中國明清時期的“會館”。會館的出現表明中國明清時期，商人的旅居生活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但中國會館只能視為旅居社會萌芽的標志，是旅居社會的早期雛形。這是因為商人的旅居其目的是為了“賺錢”，從事商業性活動，而非為了追求一種“生活方式”；其二，由于當時交通和信息的制約，商人旅居雖然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旅居商人規模遠遠小于定居民規模，更不能與當代的游客規模相提并論。因此，無論從會館商人的生活質量和旅居目的，還是從會館商人的人口規模來看，中國早期的旅居現象都難以稱之為“旅居社會”。

與中國早期會館不同，當代旅居生活發生了“量”和“質”的變化。首先，旅居民的構成發生了變化，除了商務工作人員的長時間旅居生活之外，還主要包括了游客的旅居生活。其次，旅居民的規模遠遠大于定居民的規模，“旅居民”成為旅游目的地社會的主要成員和規模穩定的成員。比如，泰國的普吉島、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云南麗江古城等旅居民（游客） 規模往往是本地居民人數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再次，當代的旅居民的主要目的不是從事商業性活動，而是追求一種“生活方式”。因此，無論從“量”上，還是從“質”上來看，當代旅居生活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一種“典型性生活”，足以構成“旅居社會”形態。

當代“旅居社會”的直接證據和動因主要源自四個方面：一是商務活動的常態化，中國處級以上的干部和絕大部分商人全年約有1/3的時間不在本地生活；二是置業旅游的發展，比如，云南景洪市2009 年48%的房產都是外地人購買；三是全民休閑計劃的推廣，目前正在廣東省試點；四是出于避寒和避暑而形成的國內南北“候鳥式”的遷徙生活，比如，北方的黑龍江有實力的居民紛紛到南方的海南購房，形成了“黑龍江省三亞市”的旅居現象。正是這四個方面的原因，推動了旅居社會的形成和崛起。目前，為了應對“旅居社會”的到來，一些配套的旅居社會制度建設已經開始籌建，其中最具標志意義的是“榮譽市民證”“休閑市民證”和“旅游居民身份證”。雖然早期的“榮譽市民”只頒給對旅游目的地有重大貢獻的外來人，并沒有大眾化，但它是“旅居民身份證”的雛形。最近幾年，隨著旅居生活的“典型化”和“主流化”，一些旅游目的地開始針對旅居民專門頒發“休閑市民戶口”“旅游居民身份證”等類似的旅居民身份證書， 比如，2009年廣東增城開始對游客發放市民休閑證，2010年湖南國民旅游休閑卡發行50萬張。此外，類似早期會館，但比會館更為高級化的旅居民聚集區開始在一些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出現。比如，在云南大理“洱海天域”的旅游地產只針對外地人銷售，在云南昆明安寧、騰沖等地也出現了專門為游客建設的“產權度假式的旅游小區”。旅居民的身份和生活場所逐步得到旅游目的地的認可和甚至法定，這現象標志著旅居生活的大眾化趨勢開始出現，旅居社會已經逐步形成。

四、旅居社會的形成。

（一） 旅居社會的演變。

旅游業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形態變遷的過程，是一個由傳統的“定居社會”向“旅居社會”變遷、轉型和重構的過程。在這個變遷過程中，原有定居社會的社會制度、社會規范、社會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的“平衡態”的很快被打破，而新的更高水平的社會“平衡態”被重構。旅居社會的發展路徑主要遵循：“純定居”的傳統社會形態—“定居為主，旅居為輔”的混合型社會形態—“定居為輔、旅居為主”的旅居社會形態。其中，“純定居”的傳統社會形態是一個封閉性傳統社會形態，主要以農業人口為主，貧富差距較小，社會階層扁平化。總體生活水平較低，其生活方式主要圍繞農耕和傳統文化娛樂為主，也缺乏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外界的交流和溝通極少。“定居為主，旅居為輔”的混合型社會形態中，游客開始進入，旅居民開始介入傳統社會，成為一名新型的旅居民，并從本質上打破了原有社會的封閉性，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轉為以農業和旅游業為主。本地居民中的旅游帶頭人開始轉向農業和旅游業的混業經營，部分精英甚至脫離農業開始非農化生產和生活。由于對傳統農耕生產和生活的揚棄，本地定居居民對社會保障的意識和需求增加，社會保障體制開始被重視。旅居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通過消費行為傳遞給本地定居居民，部分定居的生活方式開始外來化和城鎮化。定居的本地居民對旅游業參與程度的差異以及話語權的差異，以及他們從旅游業中的獲利能力和獲利結果不同，從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化，社會階層開始分化，但總體生活水平開始提高，其生活方式除了圍繞農耕和傳統文化娛樂之外，也開始現代化，并且為了旅游業發展的需要他們會把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現代的生活方式相結合，同時存在“傳統生活方式的現代化”和“現代生活方式的傳統化”兩種傾向，居民開始與外界的交流和溝通。“定居為輔、旅居為主”的旅居社會形態中，整個旅游目的地的社會形態發生顛覆，完全由一個“農耕定居”社會，轉變為“旅游旅居社會”。由于旅游業帶來了財富的增加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定居民的非農化比例達到較高水平，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開始縮小，社會結構恢復扁平化，較高的經濟總量保證了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實現和普及，居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定居民和旅居民在世界觀和價值觀上達成認同，生活方式上認同與共存，彼此互補干擾對方的生活方式。旅居社會的管理制度，特別是針對旅居民的社會管理制度開始健全。

（二） 旅居社會的構成。

旅居社會的旅居民主要包括四種類型：短期到訪游客、間歇性到訪的置業旅游業主、旅居型自由職業者、由游客轉變而來的定居民（比如，因為與本地人結婚、有旅游行為變為經營行為的等） ①，其中，短期到訪游客是旅居民的主體。據不完全統計，游客作為旅居社會的臨時居民，他們一般會在旅游城鎮生活1~30天左右，集中生活1~7天。雖然旅居民對于個體來說是暫時的，不穩定的，但是對于旅游目的地來說，其游客群是能夠穩定在一定的規模，并且游客的數量一般都遠遠地超過了定居民。旅游實踐表明，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游客規模往往是本地居民人數的40~100倍之間。其次是間歇性到訪的置業旅游業主。一些游客因旅游而長期定居或把自己滿意的旅游目的地作為自己的第二居所而購置物業，并且這一趨勢得到明顯的發展，置業旅游成為目前旅游業界的時尚和潮流。拒不完全統計，置業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居留的時間往往超過1個月到6個月之間。為此，一些旅游目的地專門針對旅居民推出旅游地產。麗江和大理的旅游房地產銷售的對象不針對本地人而針對游客，他們甚至以強制的形式規定不能銷售給本地人。再次是旅居型自由職業者，他們把旅游視為自己的生活方式，為維持這種生活方式他們不得不在旅游目的地自由地選擇從事部分旅游工作。比如說，在云南的迪慶的一對美國夫婦，他們旅居在那里，但同時專門為美國游客提供旅游服務和咨詢。此外，在云南的迪慶縣、麗江市瀘沽湖岸邊的酒吧和大理洋人街上的一些酒吧中，有20%~30%的店鋪都是由一些旅居的外國游客或外地游客開的。最后是由游客轉變而來的定居民。旅游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所發生的情感現象，那就是游客與東道主之間的婚姻現象，游客與游客的婚姻現象以及由該現象導致的現代旅游婚姻經濟現象，這種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旅游婚姻對加強旅游目的地與外界的聯系，旅游目的地人口的非農化，保持旅游目的地開放常態產生積極作用。麗江市的瀘沽湖畔有一家酒吧，就是一個廣東的游客愛上了本地姑娘之后夫妻二人旅游創業的結果。

五、旅居社會的建設。

筆者認為“定居社會”“旅居社會”和“網絡虛擬社會”是當今社會的三大具體社會形態，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也是保持中國社會穩定的三大支撐點。理論上，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其特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對于旅居社會而言，只有做到“社會形態”（上層建筑） 適應“旅游發展”（經濟水平），旅游業才能實現協調、健康和有效發展，旅游業的價值才能最大化。如果社會構建滯后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則旅游業發展的成果得不到及時的鞏固，旅游業效率和價值的實現將被阻斷或延緩。總體看來，中國缺乏對未來旅居社會的預見和預設。就現階段而言，中國旅居社會的建設相對滯后于旅游產業的發展，現行的旅游目的地社會制度已經不能滿足旅游經濟發展的要求。

（一） 失語的“大多數”。

對于熱點的中國旅游目的地，諸如桂林、麗江、九寨溝、張家界等，旅居民已經占到了全社會的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結構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定居公民”與“旅居公民”之間的關系成為一種新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隨著旅游業的發展階段而不斷演進，并成為一種主導社會關系。但是這些旅游目的地的社會管理制度還是沿襲了定居社會的管理制度，出現了傳統定居社會體制與旅居社會形態錯位，這是一個明顯的嚴重的滯后。如果按照民主或選票制的原則，旅居民對當地社會的建設和管理更具有話語權。但現實是旅居民“集體失語”， 缺乏直接參與制度設計，旅居民對旅居社會的參與方式只能是“以腳投票”。當然，旅居民的流動性和暫時性使其對這種話語權不感興趣或行使障礙，但這并不意味著旅居民不關切自己的旅居生活的利益。目前，旅游目的地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旅居民代言人的作用，政府主要通過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來保障旅居民的利益，客觀上成為旅居社會的倡導者和培育者。但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出現，單憑政府作為代言人是不夠的，也不足以保證這種社會形態的長治久安。可以預見，隨著旅居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旅居民的對于當地經濟和社會的價值凸現，利益的進一步擴大和顯性化，旅居民的身份必須從法律上給以確認，并真正地成為旅居社會的法定成員，并通過恰當的制度設計實現自己的主張和權益。

（二） 旅居社會的構建。

旅居社會管理與傳統的定居社會是不同，其社會管理的主要內容是社區居民、旅居民、開發商和政府四者的關系管理；其經濟管理的主要內容是旅游經濟的管理。其中，對旅游經濟的管理又包括資源管理（自然資源管理和人文資源管理等）、游憩管理（游憩體驗管理，游憩活動管理，游憩設施管理，解說系統管理等）、社會管理的核心是社區管理（定居民管理、旅居民管理、治安管理、社區設施管理等）。

由此可見，旅居社會與傳統定居社會最大的不同是對旅居民的管理，包括旅居民地位的確立，權益的主張和責任的界定。為了使旅居社會制度適用其經濟發展水平，并實現對中國未來旅居社會的預見和預設，以下兩件事情對旅居社會的構建至關重要。

1. 旅居民身份的法定化：旅居民身份證。

旅居民以及由旅居民和定居民所構成的旅居社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是地方政府和原住民還沒有意識到旅居民將是一種新社會形態重構的力量。中國的熱點旅游目的地應該超前預知旅居社會的到來，并為之做好相關準備工作，這將有利于加快旅游業的發展和旅居社會的形成。為此，可以根據游客到訪的頻數（時間）、游客消費的額度或是對旅游業有過重大貢獻的人建立法定的旅居民身份檔案，并為之提供定居民相關的待遇與福利。

2. 旅居民組織的法定化：旅居民委員會。

相對于定居民的居民委員會，可以成立旅居民委員會。

旅居民委員會是旅居民實現權利主張、利益主張和承擔相關責任的機構或平臺。其成員是全體旅居民，其任職人員可以選擇置業旅游者、旅居利益最大者或志愿游客，甚至可以對候選人通過推薦和網選的方式來確定。

3. 旅居民來源的多元化：旅居民政策。

旅游目的地要構建旅居社會首先可以針對本地居民推行居民休閑計劃，除了國家法定假期之外，要充分利用民族節慶、社會假期（比如，三八婦女節、教師節、父親節、情人節等），優化組合法定的、民族的和社會的節日時間，形成豐富的休假組合和旅游，營造良好的休閑政策和社會休閑氛圍；其次，可以大力推動置業旅游，通過相關貸款、優惠和鼓勵政策的出臺，鼓勵有能力的游客購置房產，大力引進“第二故鄉”居民，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再次，可以面向客源市場推出“休閑居民證”或“旅居民身分證”，該證是旅居民的身份證明，游客可憑房產或旅游次數的累積獲得該證，享受與本地民同樣的旅游優惠政策，吸引更多游客，并提高游客回頭率；復次，可以鼓勵游客來創業，把旅游業中的部分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提供給游客，鼓勵有實力的游客來創業，成為旅游從業人員或業主；最后，可以鼓勵有能力和有條件的游客直接移民過來。

六、結束語。

旅游業不僅僅是一個產業，也不僅僅是一項事業，更不僅僅是一種純經濟系統，其本質恰恰是以旅游生產和旅居民為特征的一種新型社會形態。因此，基于旅游目的地人口結構轉型的視角，“旅居社會”可以說是對“旅游業發展全部”的完美表達；是對旅游業發展方向的一個判斷；是對旅游業發展歸宿的一個預言。“定居社會”“旅居社會”和“網絡虛擬社會”是當今社會的三大具體社會形態，旅居社會的提出能夠為旅游業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代表了未來社會的一種主流社會形態，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也是保持中國社會穩定的三大支撐點之一，更是中國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業界、學界和政界的關注。

［注釋］。

①本文所指的旅居民主要是基于旅游的視角提出，限定于旅游目的地空間范圍內且因為旅游原因而引起的旅居行為的人們，有別于通常意義上的“旅居、僑居、移民”等傳統意義上的旅居民，因此本文所指的旅居民不包括通常意義上的跨國旅居民、僑居民、移民，也不包括進城務工的農民。

［參考文獻］。

［1］李柏文，田里。中國小城鎮旅游研究綜述［J］。旅游論壇，2009，（5）：678-684.

［2］范哲。境外資本加速進軍中國旅游業［J］。中國經濟信息，2008，（1）：62-63.

［3］胡劍輝。未來旅游業的發展趨勢和對策［J］。旅游科學，1994，（4）：12-18.

旅游業發展制度范文第4篇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我國的旅游業發展速度很快，目前，“旅游”這兩個字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情況下我們所理解的旅游就是背上行李，游走在我們所不熟悉的城市，觀賞我們不熟悉的景色。而實際上該詞語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有了定義，其定義是為非定居人員的旅行和暫時居住而出現的社會現象及其社會關系的總和。正是因為有了旅游現象的發展和出現，隨著時間的積淀，就會促使旅游產業的發展。所謂的旅游業是指利用旅游資源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覽服務的行業。雖然我國旅游業呈不斷發展的整體態勢，但是由于我國旅游業起步比較晚，其發展水平仍讓處于不發達的低水平階段，對于旅游相關管理措施和機制體制較為落后。首先，從旅游的人數上來看，我國旅游人數增速一直處于平穩上升狀態，但其中出國旅游人數增長幅度較大，但在國家法定節假日或者每年的旅游旺季上看，國內的各大旅游景點都是人滿為患，水泄不通。其次，從旅游者的消費模式上看，大多數的游客都是以觀光為主要目的，那種純粹的文化欣賞類型的游客很少。根據不完全數據的統計結果顯示，在1985年開始的七年時間里，我國游客的國內旅游消費僅為59元。再次，從旅游的地理位置和游客來源來看，我國旅游業發達的地區主要是一些旅游景點的知名度較高的地方，如哈爾濱、大連的北方城市、海南、廈門等南方城市，還有救西部的一些邊疆風格，如西藏的布達拉宮等。

2.我國旅游管理出現的問題

2.1我國旅游業發展呈現緩慢趨勢的原因分析

面對我國旅游業發展如此迅猛的趨勢，我們更不能忽視對相關旅游業的管理。只有基于良好制度上的產業才能持久有效的發展下去，當然旅游業的發展也不例外。相比較而言，我國的旅游業發展比較緩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國的旅游行業市場自由發展的環境條件不足。這是因為我國對旅游業的保護力度比較大，甚至是實行全面掌控和保護，從而使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受到限制。第二，我國對旅游設施等資金支持政策較少。對于交通不發達的西部地區來說，有好多很有發展空間的旅游景點由于交通不便利等原因，導致游客稀少，這就阻礙了我國旅游業的發展。第三，我國對規范旅游業市場管理和監管力度不夠。

2.2我國旅游業管理發展出現的問題

我國旅游業發展與管理面臨的問題十分突出，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倡導建立一種自主型旅游產業體制尚未形成。具體來說，有些地方政府把旅游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產業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這還沒有被國家高級管理機構所充分重視。二是旅游局對旅游規劃、旅游基礎設施做的不全面，缺乏科學合理的理論指導。例如在一些城市的旅游整體規劃中，還有相關的整體機制，出現盲目建設等情況。三是相關部門與單位對所在地旅游景點的宣傳工作做得不夠充分。有些地方的又不未能把握好宣傳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未能充分利用每一宣傳所在地旅游資源的機會，因而讓很多名副其實的旅游看點造成文人問津的尷尬局面。

3.針對旅游業管理提出的解決對策

根據上文對我國旅游業和管理形成的現狀和出現的問題詳細解析，我們為此特提出以下幾個解決辦法和方式。首先，國家和政府要充分加強對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在如今的旅游發展中，一個旅游景點能否被游客青睞的標準除了自然因素外，還有就是認為方面的建設，因此加強對旅游設施的建設和管理就顯得十分必要。其次，相關旅游單位要明確自己的管理職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根據我國的國情和我國旅游業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旅游業發展還是需要政府及其相關部門進行指導的，因此一些旅游管理部門應該嚴格行使自己的管理權。最后是需要更進一步完善全的旅游產業等管理體制與體系。例如適當建立一些旅游指導小組和旅游管理委員會等，為我國的旅游管理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后臺保障。

旅游業發展制度范文第5篇

一、河北省旅游業發展的優勢

1.總體經濟環境優勢。隨著環渤海地區的崛起，河北省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總量列全國第六。經濟運行情況良好，伴隨著天津濱海新區的開放開發，河北省作為環京津的首要之地，經濟發展必將駛入快車道，將為旅游業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2.區位優勢明顯。河北省位于渤海地區的中心地帶，與日本、韓國隔海相望，是中國東北地區與國內其它省區聯系的通道和西北諸省區的北方出海通道。環渤海地區是中國政府確定的又一重點開放開發地區，正在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程度最高、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河北內環北京和天津兩大都市，經濟相互輻射和滲透，構成了京津冀經濟區。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京津冀地區的經濟融合程度和相互開放程度有了較大的提高。

3.旅游資源優勢。河北歷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跡眾多，現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88處，居全國第三位，世界文化遺產3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5座，國家級風景名勝區7處；國家級森林公園11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5處；全國旅游勝地四十佳3處；全國十大風景名勝2處。截至目前，全省A級景區達到187家，其中5A級3家、4A級52家、3A級49家，總數位居全國前列。這些豐富的旅游資源，形成了該省發展旅游業的巨大潛力，為發展旅游業提供了基礎條件。

二、河北省旅游業發展的劣勢

1.觀念不解放且開放意識不強。河北省社會各界對旅游業發展思路存在認知上的偏差，思想開放意識不強。對旅游業的依托性、關聯性與復雜性并沒有深刻認識，表面上各級政府對旅游業發展的熱情較高，但實際上各級政府還熱衷于上工業項目，并沒有真正把旅游產業當成支柱產業來扶植。

2.產品結構失衡，主打系列產品不具備競爭優勢。河北省旅游資源比較豐富，但開發的旅游產品大都是初級旅游產品，旅游方面的業績突出表現在門票收入，體現了旅游產品多以旅游觀光為主的結構特點。紅色與濱海旅游雖有一定的特點與優勢，但還沒有形成河北省旅游業的重要支撐點。特別是在國際旅游市場地位較高且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商務旅游、探親訪友、會議旅游等高級旅游產品，占河北省旅游產品總量的比例仍然較低。顯然，僅靠單一的觀光產品難撐河北省旅游產業發展大局。

3.旅游資金投入不足，旅游營銷力度不夠。表面上看，各級政府對旅游業發展的熱情較高，但旅游資金投入不足。河北省各級政府對旅游營銷力度尤其是國際營銷力度不夠，表現在河北省各地很少有旅游目的地在央視做旅游推廣的。這直接影響到河北旅游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提升。

4.缺乏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旅游業市場競爭主體。產業競爭力有賴于大型企業或產業集群優勢的支撐。以此來衡量，河北省大多數旅游企業目前仍存在著制度障礙、政策障礙以及與此相關的市場進入障礙。在入世的背景下，河北省的市場主體即大型的旅游企業集團并沒有真正發育起來。這意味著河北省旅行社不僅要面臨國外產品種類、經營范圍、經營方式的全方位競爭，更重要的是還要迎接國際大型旅游企業集團在品牌、質量特別是網絡方面的挑戰。顯然，旅游業的市場主體空缺已成為河北省旅游業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

5.旅游人才特別是高端旅游人才欠缺。旅游人才資源的具備是推動旅游業發展的重要環節。旅游從業人員經營管理工作適應性較差，直接影響服務質量。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河北省沒有一所具有相當實力的旅游院校和一個規模較大的區域性旅游師資培訓基地，影響了旅游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的充分供給與質量的提高。

6.旅游資源分散，缺乏整合，難以形成優質旅游資源群。目前我省的旅游項目大多由單一的產品構成，而“扎堆”、“捆綁”的旅游項目少之甚少，除承德的避暑山莊正在進行有益的嘗試外，多數地區的旅游項目并沒有整合形成優質旅游資源群。這樣必將降低旅游資源對游客的吸引力。

三、河北省旅游業發展戰略

1.政府引導高度市場化發展戰略。根據河北省旅游業發展實際，應在政府的引導下，積極推動市場化發展戰略。政府更多是加強對行業的宏觀管理能力，明確行業發展方向，為旅游行業發展提供決策支持。在政府的引導和鼓勵下，旅游業積極引入市場機制，明確市場化方向，真正實現政企分開，使各種所有制企業真正成為旅游業發展的市場主體。

2.打造旅游精品實施品牌發展戰略。通過將現有的旅游資源進行科學的規劃，打造出真正有河北文化內涵并且具有很強旅游吸引力的旅游精品路線。如河北省有豐富的紅色旅游資源，可以以此為主題打造河北省紅色旅游精品線，以豐富的皇家文化景觀為主題打造出皇家文化精品游路線。另外還應加強現代經濟與社會性旅游資源，如城市風光、現代特色建筑、博物館、重大社會事件、會展、特色工礦企業、現代休閑與娛樂設施、購物設施、現代工藝產品、觀光農業與林業、鄉村風光等等的開發。并加大在主要旅游客源市場的宣傳推廣力度，擴大知名度，打出河北旅游的品牌。可以改變原來籠統的一個省或者一個市的宣傳推廣模式，可以以精品游路線作為宣傳的重點來進行推廣。

3.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戰略。隨著人們對環境的重視，生態旅游已經成為旅游發展的趨勢。而發展生態旅游首先需要生態完好的環境，河北省可以利用京津風沙源治理的機遇著力構建環京津生態型旅游城市群。在建設生態河北的同時，可以利用良好的生態環境吸引更多的游客，促進旅游業的發展。近幾年在京津周邊市場非常熱銷的壩上草原游線路就是一個很好的生態建設與旅游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例子。

4.特色加差異化競爭戰略。河北旅游資源主要的兩大特色是古代建筑的典范和濱海美景精華。因此，要在這兩大特色上下足功夫，培育旅游精品。同時，考慮到河北省和京津乃至環渤海地區的同質競爭情況，河北省旅游業還應積極實施差異化競爭戰略，找出河北省和京津的差異，如壩上森林草原、巍巍太行、濱海濕地資源、休閑農業觀光就可以作為河北省差異化競爭的產品來進行開發。

5.產業集團化發展戰略。鑒于河北省缺乏有競爭力的旅游產業集團，政府可以考慮整合現有的旅游產業資源，形成幾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集團并加以重點扶植，并以此為龍頭帶動河北省整體旅游業的發展。也可以通過與國際上大型的旅游產業集團強強聯手，組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旅游產業集團，從而全面提升河北省旅游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6.環境優化戰略。首先，要著力改善河北省的旅游“硬”環境，尤其是環京津旅游城市的旅游環境。事實證明沒有一個優美的旅游環境是很難吸引并留住游客的。一方面改善河北省旅游交通環境、旅游城市環境及景區環境，另一方面河北省還存在環京津貧困帶，這些地方應該在進行生態環境建設的同時和旅游業很好的結合，充分發揮旅游業對經濟的巨大拉動作用，發揮旅游扶貧的效應。其次，要著力改善河北省的旅游“軟”環境。這里所講的“軟”環境包括旅游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和服務環境。河北省應逐步改善旅游業發展的政策環境，營造很好的政策發展氛圍；優化市場發展環境；全面提升服務理念和服務質量，這方面要逐步向京津乃至國際接軌。

7.人才開發戰略。要想發展旅游業，人力資源素質是關鍵。河北省要進一步完善旅游院校教育體系，有重點地培養一大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實用型人才，快速扭轉目前旅游業適應性和應用性人才短缺的現狀。同時利用與京津毗鄰的優勢，積極引進京津優秀旅游人才，尤其是旅游業緊缺的高級管理人才，建設河北省旅游業發展的人才高地。還要加強對行業從業人員的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素質，實施3600滿意服務戰略。

8.科教興旅戰略。依托省內及京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強旅游科研，提高科研水平，形成協調健全的旅游科研分工和協作體系。加強旅游規劃、旅游市場研究以及旅游發展中重大問題追蹤研究，提高旅游宏觀決策的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水平。加快旅游專業與旅游相關專業研究生教育，培養高層次旅游專業人才。

9.國際化戰略。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的承諾逐步兌現，旅游業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行業。河北省旅游業發展應具有國際化戰略眼光。積極推進旅游政策法規與國際接軌；引進更多國際優秀旅游企業助推河北省旅游業發展；人才培養要國際化。要在國際范圍內重新定位河北省旅游的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