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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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術論文范文第1篇

文化結構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組成。由于一定的社會制度是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要受到一定的精神文化制約，因而可將文化結構分成三個層面：“這就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數學在建立發展過程中，受到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響及制約。

東方中國的古代文化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農業經濟。這種情況決定古代中國的物質文化是農業文化。中國古代數學也與農業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九章算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著作，書有九章，包含246個問題。都和農業生產有關，九章分別是方田（土地測量）、粟米（百分法和比例）、衰分（比例分配）、少廣（減少寬度）、商功（工程審議）、均輸（征稅）、盈不足（過剩與不足）、方程（列表計算的方法）、勾股（直角三角形）。這些問題都是用來解決農田的測量、粟米的稱量，農業水利工程的測算等。《五曹算經》是一部為地方行政人員所寫的應用算術，全書五卷，有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五個部分。田曹卷的主題是田地面積的量法；兵曹算術大都是軍隊的給養問題；集曹問題和《九章算術》粟米章問題相仿；倉曹解決糧食的征收、運輸和儲藏問題；金曹問題以絲絹、錢幣等物資為對象，是簡單的比例問題。我國古代大數學家劉徽到祖沖之、祖沖之研究圓周率和圓面積的輝煌成就中，都深深地打著農業經濟的印記。農業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車，車輪是否圓，不僅和車輛行駛中的平穩狀況有關，而且還和省力有關，因而農業經濟的需要使得我國圓周率的研究在世界數學中占有相當的地位。過去，農業的顯著特點是靠天吃飯，天文、節氣的測算是農業生產的需要，在中國，古代天文測算的成果是相當輝煌的，“東漢末年天文學家劉洪造乾象歷法（公元206年），創立了推算定朔、定望時刻的公式”。“隋朝天文學家劉焯在他的杰作《皇極歷》（公元600年）中創立了一個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比以前更加精密的公式”②。天文學的發展推動了數學的發展。解一次同余式就是由天文測算開始的。天文數學的發展除了物質文化的需要，還受到制度文化的要求，中國數學的重要性在于它與歷法有關，“在《疇人傳》中很難找到一個數學家不受詔參與或幫助他那個時代的歷法革新工作。”③除了中國，古代埃及數學的建立基礎也是農業的需要。埃及幾何學的起源被史學家們歸因于泥羅河泛濫后土地的重新測量；巴比倫的數學起源也是如此，尤其是巴比倫數學的60進位制來自于天文學；印度數學和占星術有關，而占星術又和農業及宗教有關。

東方數學的建立比西方要早，但東方的數學在理論化的道路上行動遲緩。原因何在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生產力狀況決定的生產力關系是以家族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關系，社會制度是宗法等級制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分散的家族和農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臨一切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統治。在這種社會制度的影響和作用下，形成中國古代穩定的上下尊卑等級秩序的文化心理。主要特點是靜態的、和解的、自然的、消極的心理特點。造成安于現狀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思想僵化、調和持中，這種文化心理使得數學只停留在實用上。沒有就數學而數學，使數學自身的規律沒有得到完善。“在古代東方的全部數學中甚至找不到一個我們今天稱之為‘證明’的例子，代替論證的只有程序的描述，所講授的內容只是‘如此這般地做’，而且也不是以一般規則的形式提出來，只不過是在一系列特殊情況下的應用方法。”④這段話雖有失偏頗，但也道出中國古代數學的特征。在中國數學的發展史上曾出現了劉徽、墨子、惠施等天才的數學家，但他們的數學研究和成就不能和西方的阿基米得、歐幾里德相比較。這主要是我國古代數學的理論研究不受重視所致。漢王朝建立以后的“重農抑商”政策使數學研究受不到貿易的誘惑。農業經濟的財富有限和填飽肚子的生活狀況，不允許人們的思想向實用以外的地方延伸；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也扼殺了大批在數學研究上具有不凡才華的人。在科舉制度中數學不是要考的課程，為“學而優則仕”而奮斗的人們，自然不會將數學當作主修課程來學習。另外，農業經濟的貧困使得沒有多少人來學文化，學數學的人自然更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古代數學的許多成就只處在應用和描述過程階段，沒有提高到抽象的、系統的理論階段，從而使數學的發展和升華受到限制，象“勾股定理”、“圓周率”這些值得中國人驕傲的數學成就，沒有造成相應的數學的轟動效應。“勾股定理”在我國商高的時代就應用比西方的畢達哥拉斯發現早600年，但由于我們沒有給出嚴格的數學證明，這個定理在現在還認為是畢氏的成果，稱為“畢氏定理”。墨子的極限理論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后來西方數學傳入我國時才知西方極限思想和黑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重農抑商”的文化傳統的價值觀具有明顯的倫理性。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環境不需進行商品交換（至少不需要太多的貨幣介入）。生產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價值，人們關心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以不言利為榮，“重義輕利”的思想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深處。數學的應用只局限于分配環節中。而在復雜的流通和交換領域中數學沒有機會“施展才華”。多農少商沒有足夠的財富供人們享受，財產的有限性限制了人們的探險精神和“想入非非”，從而限制了數學向理性的發展。

在西方，小亞西亞海岸新興的商業城市、希臘本土、西西里島和意大利海濱，由于海上貿易和戰爭的刺激使得人們的思想活躍，商品貿易發達，對計算要求的提高，財富的增加使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從事“非實用”的理論研究。古代東方靜態的觀點和西方動態的觀點不一樣，表現在數學上唯理論的氣氛濃厚起來。人們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問“什么”，而且要問“為什么”，要解決“所以然”和“為什么”。古代東方的以實踐和經驗為根據的方法就顯得“無能為力”和“后勁不足”。為了知道“所以然”和“為什么”，就得在數學的證明方法上作一定的努力，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現代意義上的數學產生了。東方的幾何學只為測量提供方法，而證明的幾何學是由公元6世紀前半期米利都的泰勒斯開創的。泰勒斯不是農業經濟中的“耕夫”，而是一個商人，他在經商過程中積累了足夠的財富后，在后半生從事研究和旅行。他在幾何學中的主要成果有“圓被任一直徑二等分”，“等腰三角形的兩底角相等”、“兩條直線相交對頂角相等”，“兩個三角形，有兩個角和一條邊對應相等，則全等”、“內接與半圓的角必為直角”等⑤。這些成果的意義不在于斷言的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些邏輯推理（象他的第五個問題巴比倫比他早知道近1400年，但沒有形成嚴格的證明）。使得數學被推向抽象、系統化軌道的還有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以及他們的繼承者形成的畢氏學派和柏氏學派。由于商業的發達、財富的增長，使得人們旅行的欲望越來越高，而旅行和游動的生活方式給數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前面提到的泰勒斯的后半生就是在旅行和數學研究中渡過的，“他有一段時間住在埃及”⑥。畢達哥拉斯也有旅行和流動生活的經歷。“他曾在埃及居住了22年，從埃及神廟的祭司那里了解了古埃及有關數學、天文方面的知識……回國后，又前往希臘的移民地阿佩寧半島的克羅托納城定居”⑦。從這兩位數學大師的經歷看，不能不說旅游這種文化活動給數學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商業貿易的發展，可誘導戰爭的爆發，戰爭不僅給侵略者掠奪來物質財富，而且也帶來了許多精神財富，其中就有數學成就。公元前33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領兵進入埃及，不久揮師東進，橫掃了波斯帝國的軍隊，到了印度河西岸，建立起龐大的亞歷山大帝國和亞歷山大城，這個城市的建設主要著眼于文化科學設施的建設，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久就成為當時世界科學文化的名城，歐幾里德就是在這個環境中熏陶和成熟起來的偉大的數學家。他對數學寶庫的貢獻是《幾何原本》。他的幾何和東方幾何的不同之處是，不僅從應用的角度來談，而是就幾何而幾何的角度加以研究，運用邏輯推理來證明命題的真偽。而且用幾何的方法來解決代數方程。他的著作中的許多公理、定理和定義除了適應當時的經驗外，還具有普遍的意義。阿基米得也是當時偉大的數學家，他采用窮竭法來求圓的周長和直徑的比值，其指導思想和我國劉徽的計算圓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不同之點是“劉徽是從圓內接正多邊形著手，而阿基米得不僅從圓內接正多邊形著手、還從外切正多邊形這個角度進行計算”⑧。這就體現出西方數學家多方位的思維方式。另外，阿基米得在研究圓的同時，還研究了球和圓柱的問題，他在《論錐形體和球形體》中使用了近似于現代數學的方法。他的工作不僅涉及到具有很大應用價值的數學問題，而且提出了許多明確的數學概念，在這一點上要比東方數學先進。商業貿易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尤其是遠航貿易。這種背景下產生了保除業。而保險的興起又促使了概率論的產生和發展。雖然刺激概率論的是賭博，但起源是商業文化。即使是賭博也是產生于發達的商業文化城。可見，東西方傳統文化不僅影響到不同的數學分支和范圍，而且在同一數學問題上所體現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表述的形式、研究的動機也存在差異。再來看一個事實，《周易》及先天圖二分法與菜布尼茲的二進制，兩者一個講對分，一個講進位。但都“用兩個符號表示無限的事物或數學其客觀存在的排列法則，決定了先天圖與二進制算術的一致”⑧。二進制和先天圖沒有關系，這是不同時代的東西方數學家，在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的產物，其一致性是令人吃驚的，但思想方法卻完全不同。二進制是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歐洲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是有意識地運用十進制知識而創造的一種計數方法。二分圖是《周易》眾多象數體系中的一個，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動機不免有些封建意識的糟粕，因為它不是依靠科學的依據推出來的。

總之，東西方傳統文化的不同，造成了東西方數學上的差異。東方是數學原始的發祥地，但其發展和科學化、理性化的功勞基本上歸于西方。

參考文獻：

①張立文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②錢寶琮《中國數學史》，科學出版社。

③（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

④⑤⑥（美）H·伊夫斯《數學史概論》，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化學術論文范文第2篇

皮影是一種極為古老的民間表演藝術。皮影戲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遠、以小見大、生動有趣的藝術效果。羅山皮影又叫“絲弦皮影”，相傳始于明代，有著悠久的歷史，皮影劇多取材于歷史人物、神話傳說等，沒有固定的劇本，只通過師傅口頭傳授技藝。羅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為材料，經藝人鏤刻而成，再以布帛作為背景，一般表演時由三個人同時操作影人，由嗩吶配樂或是演奏成員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陽固始柳編全國聞名。固始縣擁有“中國柳編之鄉”的稱號，固始柳編有著色澤潔白、造型新穎、款式大方、紡織精巧、風格獨特、自成一統的特點。隨著市場的需要，固始柳編由原來單一的柳編創新發展出草柳混編、蒲柳混編和藤柳混編等多種材料混合編制的新產品，主要有果籃、禮品籃、購物籃、門簾、屏風等多種產品，既經濟實用又綠色健康，是集工藝、裝潢、實用性為一體的生活用品。同時，由于編織工藝精細，有的柳編制品可以當做工藝品和室內軟裝飾品。信陽的根雕藝術是一種獨特的中國民間工藝美術形式。信陽地處大別山腹地，根材資源豐富，種類繁多，是從事根雕藝術創作的好地方。現在常用的根雕樹種有檀木、女貞、杜鵑等十多種。信陽根藝具有濃厚的泥土氣息，令人愛不釋手，在色、形、質、味、韻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給人以高層次的藝術享受。

二、信陽歷史文化遺產在美術教學中的開發利用

21世紀初，我國開始關注教學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問題，并在新的美術課程標準中專門設置“綜合·探索”學習領域,使美術教學不再局限于美術學科本身，而進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會等范疇。因此，教師要敢于開發利用當地的美術教學資源，以拓展美術教學內容。

1.改變教學觀念

部分教師仍以課本和課堂為中心，只注重學生美術技能的培訓，只看重學生的考試分數，不注重學生創造力的培養。這樣的結果只會導致課堂氣氛不活躍，學生的學習興趣低，教學效果差。還有的教師對當地的歷史文化和民間藝術理解不夠，誤以為“鄉土”就是過時的代表。殊不知隨著社會的進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歷史而驕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師必須轉變觀念，不能把教學局限于書本和課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積極搞科研，要認識到美術教科書不是唯一的課程資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歷史文化和民間美術等資源，并善于研究，理解這些歷史文化資源的內涵和意義，并將其與美術教學相結合進行研究，根據學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對這些資源進行整理、篩選、分類和整合。

2.改變教學方法

文化學術論文范文第3篇

1.1道德素質逐步下滑

當代大學道德素質狀況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很多負面的問題,并有逐步蔓延的趨勢,比較突出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公德意識薄弱,傳統美德觀念淡漠,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原有的道德觀念體系,大學生群體在多元化的觀念影響下迷失了方向,主要表現為社會公德意識淡薄,道德修養仍需提高,缺乏良好的道德理想追求,缺少社會責任感。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傾向嚴重,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腐蝕下,部分大學生只注重個人發展和個人利益,忽略了個人發展和祖國利益、社會發展相結合,同時表現出強烈的拜金主義,為了謀取個人的利益,不惜丟棄社會責任,甚至踐踏法律。大學生信仰迷失也是大學生道德素質下滑的突出表現。大學生誠信意識也在不斷弱化,大學生群體中的考試作弊、就業毀約等現象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代大學生道德素質的下滑。

1.2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較差

據統計當代大學生有心理問題的人數正在逐年增加,心理問題干預也正在被高校重視,究其原因便是大學生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差的原因。“郁悶”、“失落”等詞匯經常會出現在大學生口頭,面對學習、情感、就業等問題,由于缺乏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又不能很好地借助外界的幫助,一些大學生陷進了困惑的泥潭,尋短見、暴力解決問題、自暴自棄等事件各個高校都已不再新鮮。大學生心理問題已經成為阻礙大學生成功成才的主要問題。

1.3社會適應能力有待提高

大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簡單的講是指大學生在走到工作崗位上之后在心理、生活、工作環境以及人際關系等方面,能較快地認識、了解和熟悉外部環境,并使主體與客體協調一致的能力素質。眾所周知,大學生就業難的狀況正在逐年加劇,除了高等教育普及、社會經濟形勢變化等外部因素外,大學生自身的社會適應能力也是就業難的一個主要因素。大學生的適應能力、應變能力、創新能力等較之社會的需求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距,如何提高大學生社會適應能力是其能否成功成才的重要因素。

1.4尊師重道的意識淡薄

中國歷來被頌以禮儀之邦,尊師重道是中國人推崇的美德,《后漢書.孔僖傳》中有云:“臣聞明王圣主,莫不尊師貴道。”,封建社會君王尚且如此,況乎尋常百姓。然而這種美德在一些大學生眼里正在逐步淡化。很多學生在校園了見到老師沒有打招呼、問好的意識;在接受老師批評教育時表現漠然,無動于衷,甚至直接頂撞、謾罵老師;不尊重老師的勞動,上課遲到、早退、睡覺、說話、玩手機等現象較為普遍。

1.5不能很好的處理人際關系

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問題已經成為近幾年來大學生突出的問題,馬加爵事件、復旦投毒案等校園暴力事件都反映出了大學生人際關系危機。當代大學生獨生子女的比例正在不斷增加,曾經的“小皇帝”在融入到大學生集體生活中后不能很好地處理與周圍同學的關系。一些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奉獻意識差,我行我素過分的張揚個性,不能很好的顧忌周圍同學的感受,這些都導致了其不能很好的與周圍的同學相處,人際關系緊張,最終產生孤獨、悲觀等不良情緒,加之不能很好地進行自我調節,就釀成了一些校園悲劇的發生。

2武術文化在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中的優勢分析

2.1武術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學生道德修養

武術文化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中華文明的精髓,包含了哲學、倫理、美學、兵法、醫學等經典傳統文化,其中對于道德修養尤為重視,拳諺曰:未曾習武先習德。武德是武術習練者的必備的個人修養和行為準則,武德是武術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對于當代大學生而言,弘揚武術文化,開展武德教育對于提高大學生的道德修養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武德要求武術習練者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格,匡扶正義、除暴安良的社會責任感,不倚強凌弱、逞強斗狠的個人操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個人修養等。這些對于當代大學生的道德修養的提升都有著良好的教育價值。另外,武術文化發展至今,傳承下來了大量的古書典籍,拳彥拳譜,其中不乏對于武術習練者道德修養的說明,這些都可以作為大學生道德修養的教育的文字材料,還有一些生動形象的人物故事,鮮活而又真實,都是大學生教育的良好素材。

2.2武術文化有助于大學生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武術文化中和諧文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和典型特征,“持中貴和”、“天人合一”、“內外兼修”等思想都是其集中體現。武術文化中和為貴的思想對于當代大學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由于和諧文化的深層影響,本來以技擊為主要功能的傳統武術文化,也具有了“和”的色彩。如“太極拳以靜心養性、動中求靜的運動方式,以綿緩斯文的運動風格,以‘舍己從人’、‘隨曲就伸’、‘粘連黏隨’的運動理念,以‘引進落空’、‘立身需中正不偏,方能八面支撐’的技擊思想,不斷地培養著人的忍讓、謙虛的為人處世態度,塑造著中國人所特有的‘中庸’思想,體現著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觀念,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發展”。這些都體現了武術文化歷來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武德文化是武術和諧思想的一個重要基石,通過對習練者的道德行為、個人操守、民族情感等的沿襲和傳承,使每一個武術人都具備一顆博愛、正義、自律、具備責任感的心,這些品格對于改善人際關系無疑是良性的推動。此外,在武術的習練過程中,通過招式、套路的不斷研習、體悟,逐漸消磨習練者的好斗之心,培養其寬容、忍耐的品格,最終達到凈化心靈,養成仁愛、謙遜的美好品德,這對與人和諧相處也有著獨特的幫助。

2.3武術文化有助于培養大學生堅韌的意志品質

武術歷來是中華民族強身健體、保家衛國的不二之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改造與沉淀之下,武術文化中也逐漸形成了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不屈不饒的人文精神,武術對于增強習練者的身心健康、意志品質、道德修養都有著明顯的效果。武術歷來注重培養習練者的堅強意志品質,例如“要練武不怕苦”、“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欲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拳彥和名句,都是武術文化中對習練者品格培養的警示,同時也是武術文化對于提高堅韌意志品質的彰顯。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武術文化的熏陶同樣可以培養人勤奮、刻苦、勇敢、不屈不撓、銳意進取等意志品質,這些品質對于當代大學生尤其重要,在逐漸遠離戰爭的和平年代,在日益提高的生活條件下,在家長百般疼愛和過度呵護下,大學生的意志品質卻出現了退化,經不起挫折,受不了磨難已經不再是個別現象,武術文化作為身體力行的文化,不僅有肢體的鍛煉和磨礪,更有心靈和意志力的培養和塑造,這些特點是其他教育手段所無法達到的。參與武術運動,弘揚武術文化是培養和塑造大學生堅韌意志品質的良好途徑。

2.4武術文化有助于傳承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武術文化,武術文化傳承和保留了大量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精髓,這也使得了武術文化具有了深厚的哲學底蘊和人文精神,已經超出了體育的范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是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對事物的分析方法,這些在武術文化中都得到了良好的體現,例如:武術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現了和諧發展的哲學觀、人生觀、世界觀;武術文化中“仁”的思想,可以培養習練者寬容、大度、仁愛等思想,因此,弘揚武術文化對于大學生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有著積極意義。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體現,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和靈魂。武術文化中歷來不乏仁人志士、各路豪杰為國捐軀、捍衛民族精神的事跡。南宋岳家軍,捍衛山河力克金兵;明代抗擊倭寇戚繼光,保家衛國秉存大義;近代霍元甲,為民族氣節迎戰外國拳師等。武術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雖具體內容各有不同,但愛國主義精神、民族自豪感始終貫穿其中,幾千年來為了民族獨立、國家興盛、捍衛尊嚴,無數愛國志士前仆后繼,英勇奮斗便是最好的佐證。如今雖然時代變化更,但其依然依然有良好的教育價值,值得大學生繼承和發揚。

3結語

文化學術論文范文第4篇

生活化的數學課堂教學過程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同數學知識有效結合起來，還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在課堂教學中將日常的生活經驗運用出來，自覺的實踐可以說是培養和提升學生數學實踐意識和能力的有效方式之一。例如，教師可以讓學生在課堂上扮演售貨員與顧客，讓他們在模擬的買賣中實現對生活情境的再現。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有了充分的實踐經驗，而且對貨幣、交易等都有了深刻的意思，使他們的數學應用意識得到了提高。

2、有利于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在小學數學課堂教學中引入生活化教學，可以讓學生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同數學知識聯系起來，從而感覺到學習數學的必要性。應對于用枯燥的數學公式和符號來解決模擬的問題，生活化的教學方式能夠使學生感到新奇與興趣，提升他們對數學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認識。

3、小學數學課堂教學生活化的策略

（1）創設生活化的情境

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選擇一些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熟知的情境進行改編和加工，從而讓學生感受到生活中處處有數學，提升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例如，在學習兩位數的加減法時，教師可以將全班學生分成兩組，每一組的人數確定之后，相互之間可以邀請對方的同學加入，同組的學生也可以自愿到別的組去。這樣在調整之后又會得到一個數字，教師就可以讓學生們計算現在每一組人數同原來人數之間的關系。如，原來A組有學生21人，邀請加入的學生有5人，到其他小組去的人數有11人，那么現在喲多少人。在這個過程中，教師讓學生通過直觀的觀察來感受人數的變化，在此情境之上在讓學生做出計算，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興趣，讓他們發現數學的作用。

（2）通過解決生活中的數學問題激發學生的興趣

文化學術論文范文第5篇

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較文學的“危機”“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認可。如美國學者大衛•達姆羅什曾經指出：“過去幾十年里，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個比較文學研究項目與學術組織的持續增長。但沒有任何地方的增長能比中國更為強勁……”

二、建構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體現了一種學術創新

這種創新是研究者對中國和國際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構新的理論體系或新學派。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體現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體系。如“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變異學”“譯介學”“比較詩學”“可比性”“闡發研究”以及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等核心術語、概念、范疇等都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的關注點，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論表述。這里僅以“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變異學”為例加以說明。比較文學自它誕生以來，不斷出現的“比較文學”的定義之爭也訴說了它的學科發展史。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自己的定義，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義。季羨林、錢鐘書、孫景堯、樂黛云、陳惇、楊乃喬、曹順慶、王向遠和方漢文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比較文學”的內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較廣的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這一概念的界定為：“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因此強調研究主體的定位，同時比較文學把學科的研究客體定位于民族文學之間與文學及其他學科之間的三種關系：材料事實關系、美學價值關系與學科交叉關系，并在開放與多元的文學研究中追尋體系化的匯通。”這一概念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四個特性”“三種關系”“一個本體”和研究客體，受到了學界的認可。方漢文立足于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特性給出了“比較文學的新定義”：“比較文學是跨越不同文化體系的，通過同一性與差異性的比較來研究世界文學的發展規律與聯系的學科。”這個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學”作為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與具體對象，重視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比較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逐漸深化，“世界文學”的概念被再一次成為關注的焦點。本來，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世界文學應該有特定的涵義。但是自從歌德提出這個概念以來，關于它的內涵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國外研究者如大衛•達姆羅什、克里斯托弗•普倫德加斯特、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弗蘭科•莫萊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國內學者王寧、楊乃喬、方漢文、曹順慶等也對“世界文學”提出了新的闡釋。如王寧從世界主義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學可以被描述為：“

（1）各民族優秀文學的經典之總匯；

（2）一種用于從總體上研究、評價和批評文學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較的視角；

（3）不同語言中的文學生產、流通、翻譯和批評性選擇的發展演變過程。”楊乃喬則認為，“世界文學共含有五個層面的意義：總量上的世界文學，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作為經典的世界文學，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學以及借助翻譯在語際傳播、折射與閱讀的世界文學。”可以看出，這兩個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義的方式，從不同側面對“世界文學”給以了界定，也不難看出大衛•達姆羅什的影子，因為在他看來，“

1、世界文學是各種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益的文學；

3、世界文學是一種閱讀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標準恒定的經典作品；是讀者與超乎自己時空的世界發生的間距式距離。”而方漢文則從辯證理性的角度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就是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學差異性的同一性的交合與融新。”這種界定凸顯了世界文學中的民族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統一。“變異學研究”是曹順慶近年來致力建構的一個領域。在《比較文學學》（2005）中，他首先提出“變異性”的話題。2006年，他對“變異學”給出了明確的界定：“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此后，他又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系統闡釋變異學的理論背景、理論核心、研究范圍（跨國變異研究、跨語際變異研究、文學文本變異研究、文化變異學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價值意義等，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除了體現在核心概念、術語以外

在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也頗有創新。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結合本國的比較文學實踐，積極探索全球化時代跨越東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較文學新觀念和新理論。例如樂黛云等著的《比較文學原理新編》（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學多元差異性的觀念，率先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較文學研究中來，倡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與互補觀念，主張東西方文學要、互識互補、和諧相處來促進世界比較文學的共同發展。另外，方漢文的《比較文學高等原理》（2002）從“新辯證觀”的視角提出了比較文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中國話語體系建構、比較文學的新定義等論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該書2011年的修訂版中，作者提出了“創建比較文學的中國化新理論體系的初步構想：包括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文本論和批評實踐等構成部分。”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比較思維和比較文學的本體論等構成的劃分顯示了新世紀以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模式。曹順慶等所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2002）探討了跨越東西異質文化（文明）間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他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2006）“打破了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概括出一個新的學科理論范式，明確提出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個基本特征與四大研究領域，一個基本特征即‘跨越性’，這包括跨國、跨學科與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與‘總體文學研究’。”

該書還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變異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頗有創新性的觀點，它關注文學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由于文化過濾、文學誤讀、譯介、接受等作用而發生的變異情況，并由此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國比較文學在歷史實證（影響研究）和邏輯美學（平行研究）兩種方法論的基礎上，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了一步，業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為世界比較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絕處逢生，走出“危機”，以致于國內不少學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并充分肯定其貢獻。我們認為，中國學派仍在建設中的表述更為妥當。對建設中的“中國學派”而言，獨特的方法論應是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學理依據。20世紀90年代末期，曹順慶曾經指出：“……中國學派則將以跨文化‘雙向闡發法’，中西互補‘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整合與重構法’等五種方法為支柱，正在和即將構筑起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五種研究方法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論思考和研究實踐提出的。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累累碩果證明了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領域方面，中國比較文學涉及到學科理論建設、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中外文學關系、比較詩學、比較文化、流散文學、海外華人文學、中華民族文學關系、文學符號學、海外漢學等，并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不過，國內研究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限于篇幅，這里難以細述，僅論及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研究。

翻譯研究的繁榮，尤其是翻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出現是比較文學和翻譯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這是因為翻譯研究一直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傳統領域，也是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史和譯介學的研究對象。文學翻譯不僅要轉換文字符號，而且要傳遞和重塑文化觀念。翻譯文學離不開譯者的文學再創造。翻譯家不僅要創造性地再現文學作品的原意，而且還要在無法交流之處創造出交流的可能。謝天振的《譯介學》（1999）、《譯介學導論》（2007）等著作為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奠定理論基礎，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案例。“譯介學”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亮點之一。文學人類學新學科的建立。文學人類學是文學與人類學兩種不同學科的交叉與結合，是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中的最具個性的分支學科。到目前為止，該學科已經出版了兩套大型圖書：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包括《〈楚辭〉的文化破譯》《〈詩經〉的文化闡釋》《〈老子〉的文化解讀》等。另一套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人類學論叢”，包括《性別詩學》《文學與治療》等。另外，“神話學文庫”叢書也正陸續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嚴格說來，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是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關于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最大進展，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探討，全面研究20世紀中國作家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西方文化影響的互動。這開辟了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領域，顯示了中國比較文學實證研究的得天獨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2005)的出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中國文學在國外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展，8卷本的“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2002)無疑是20世紀一部重大的學術成果。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