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概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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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概型論文范文第1篇
一、數學史融于數學教學的相關研究綜述
張國定（2007）設計了海倫公式，正弦定理，勾股定理，二次方程求解問題，“數學歸納法”五個結合數學史的教學案例。以課前三分鐘“數學史話”的方式教學，將案例進行課堂教學檢驗。發現這種方式提高了學生學數學的興趣，成績也有顯著變化。由此得出了提出問題-引導閱讀（課外）-討論交流-教師的概括與提升-進一步的閱讀的教學模式。
雷曉莉（2008）設計了變量與函數，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運算；正弦定理；兩角和與差的三角函數；等差數列前n項和；圖形的初步認識；一次不定方程、方程組的解決；一元二次方程組的解法（配方法）八個結合數學史的案例。并將案例在課堂進行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結合數學史的課堂教學，加深了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和研究，提高了教師對教育理念的應用。
劉興華（2009）從教學實踐出發，結合問卷調查中發現的普遍問題，選定“無理數”、“勾股定理”、“相似三角形”三部分內容，給出不同教學內容的數學史料開發形式；根據教材中數學知識的教學結構體系，給出了數學史與教材內容重新整合的不同方式；在不同教學目標下，針對問卷中出現的數學史滲入教學的難點問題，結合不同授課類型，開發出三個數學史融入課堂教學的教學設計。從頁展示數學史視角下的體現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設計。在三個數學史融入課堂教學的設計中，給出數學史料在數學課堂中三個滲入形式。由此，體現一定的課堂標準的教學理念，實現教材設置的教學目標。
朱鳳琴，徐伯華（2010）在數學教育的整體框架下，綜合考慮數學史與教學要素的關系，建構了許多融入模式，如詮釋學模式、資源聯絡模式、歷史―心理的認識論模式、三面向模式、“ 為何―如何” 模式.這些模式對于我國的 HPM 本土化建設有以下多方面的啟示：教師是數學史融入的主體；課程目標是數學史融入的方向；多角度分析是數學史融入的關鍵；數學史資源急待開發；HPM 應成為教師教育的重要內容。
崔海燕（2011）在“數學史選講”部分設計了兩個案例，分別是周髀算進與勾股定理，歐拉與高斯，在數學必修內容中對函數概念，等比數列求和，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的基本公式進行了數學史的案例設計。這都為結合數學史的課堂教學提供可用的案例。曹麗莉（2011）細致研究了數學史在中學數學課程中的滲透方法，該方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將歷史直接附加于教學過程，第二階段：融入式應用。并為數學史融于數學教學提供了一般的模式。
苗蓉（2012）針對目前缺乏數學史的教學案例和教師不知道如何應用數學史編寫教學案例這一問題，開發了對數及運算，橢圓教學兩個完整的案例。并將開發的案例應用于數學課堂教學實踐，通過調查訪談法，得到用數學史編寫的教案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的本質，改變學生對數學的態度。
王芳（2012）設計實施了兩課時的數學史融入導數應用的教學，經過問卷調查，訪談后得到融入數學史的教學模式不僅因其主觀，生動為學生所認同喜愛，同時因其展現的歷史曲折而激發了學生的自信與執著。
楊海（2012）多維度對現階段數學史融入中學數學教學的情況與模式進行整體分析.對已有將數學史融入中學數學教學的優秀教學設計進行分析，從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角度出發，對對數的概念、等比數列前n項和公式和余弦定理的教學設計進行了具體分析。自從HPM成立以來，通過以上文獻發現，數學史融于數學教學的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
二、“概率與統計”融于高中教學的研究綜述
在國內，華東師范大學的李俊利用SOLO分類法（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 coming，即觀察到的學習結果的結構），從認知角度對中國各個年齡段的中學生的概率概念掌握的情況進行了調查，提出了學生對概率的認識有五個水平層次，同時還就中小學概率教與學提出了一些原則性建議。臺灣蘇慧珍對“數學期望值”這節內容的數學史料進行加工，設計學習工作單的形式M行了教學。張德然建議：營造應用實踐空間，讓學生在解決實際問題中領悟與發展隨機性數學思維，豐富概率統計的實際背景；曹學良，鄭潔將概念圖運用到概率統計教學中，為概率統計教學提供了一種新途徑。近年來，隨著概率進入了新課程標準，相應的教學研究也逐步展開。 王敏在其論文《新課程高中數學概率統計內容的設置及教學研究》中提到了課堂教學應注重數學模型的建立。曾宏偉（2005）研究了古典概型的數學模型，袋中取球，排序，放球入箱等問題的分析方法，并利用這些分析方法解決了一些古典概型的概率計算問題。郭朋貴（2006）在詳細介紹了概率概念的基礎上，從概念學習的一般形式出發，分析了概率概念的教學：概率的統計定義，古典概型和幾何概型都是屬于概念這一范疇，根據概念教學學習的現狀調查，建議將游戲和數學史實引入課堂，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淡化復雜計算，領悟古典概型，幾何概型的實質。張玲玲（2007）介紹將數學建模思想用于概率教學中。徐傳勝（2009）細致介紹了作為中國第一本概率論史研究專著的《拉普拉斯概率理論的歷史研究》（王幼軍著）。
徐傳勝，呂建榮（2006）主要介紹了棣莫弗概率思想的發展過程，系統探討和分析了正態概率曲線的發現過程，及棣莫弗概率思想的創新點。賈小勇，徐傳勝，白欣（2006）在《最小二乘法的創立及其思想方法》一文中用歷史考察與數理分析的方法，探討了勒讓德和高斯對最小二乘法的兩大歷史發展過程及其創立者的思想與方法。徐傳勝 對惠更斯以及他的著作《論賭博中的計算》這本書進行深入研究，細致闡述了數學期望的概念，惠更斯分析法，并嘗試解決了該著作中的5個問題，也將點數問題的解決做一歷史梳理，并將帕斯卡，費馬，惠更斯的概率思想做了詳細介紹。
張弛（2006）將概率統計的發生發展歷史，通過歷史典故，人物簡介等方式滲透教學中。蘇醒（2008）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對“歷史發生原理”進行驗證，并在此理論構想下設計了幾何概型，離散型隨機變量這兩個典型案例。張馨心（2011）對高中古典概型，隨機現象，數據的收集這三個主題進行教學設計，介紹了一些案例的歷史背景。
蘇丹（2011）對古典概型中直接計算法，轉化法，對稱法，利用數學期望計算法；這幾種方法結合實例進行了討論。魏首柳（2011）通過若干實例，給出了古典概率中的“骰子問題”的基本事件數的不同計算方法，從而得到關于“骰子問題”的較為全面的古典概率的計算方法。
超龍，楊逢喜等（2012）針對目前一般院校的“概率統計”課程學生畏難，教師難把握的現狀，針對高校課程建議將概率統計中的歷史典故，著名數學家簡介，常用實例等融入教學過程中，這種方式不僅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創造力，而且還可以大大提高學生的認識能力以及認識世界的深度和廣度。王文靜（2013）用試驗、觀察、類比、歸納、猜想等合情推理的方法分別對高中概率的概念，公式以及解題三個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教學策略。并對概率中的基本概念進行了教學設計并進行了教學實驗。實驗結果表明采用合情推理的方法對高中概率教學起到積極的作用。
吳駿（2013）根據統計概念發展的歷史片段，結合教材內容，設計了八年級數學教材中平均數，中位數，眾數的數學史活動，并付諸課堂教學實踐，通過此次活動后發現，不僅加強了學生對統計概念的理解，而且兩位實驗教師的統計知識也得到了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也更上一層。
綜上可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重心轉向數學史素材的發掘與案例研究，這種研究重心的轉移是數學史融于數學教學相關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趨勢，但與數學課程緊密相關的數學概念、數學思想的歷史研究欠缺，阻礙了數學史融入高中數學課程案例的開發，同時現有的案例研究缺乏對案例有效性的關注。數學史融入數學課程的有效性歸根到底要經過課堂實踐的檢驗。但由于很多原因，課堂實踐的檢驗難度很大。早期概率與統計只作為學生的選修內容，不在升學考試之列，故而，造成了教師不教，學生不學的情況，概率與統計的教學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但從2003年 4 月教育部正式頒布實施《普通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實驗）》，“概率與統計”作為必修內容，占到整個高中階段數學新增內容的 30%。概率與統計的內容由選修到必修曲折發展過程，也是數學新課程發展與改革的必然。就目前而言，針對國內高中概率統計內容研究也有，但從歷史視角進行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數是對高中數學概率統計運用數學史的現狀調查， 因此，本研究將選取高中數學中的“概率與統計”內容中的古典概型，幾何概型，正態分布，最小二乘法這四個主題，搜集與之相關的素材。從數學史的角度來開發案例。
參考文獻：
[1]徐傳勝，惠更斯與概率論的奠基[J].自然辯證法通訊，2006，9（6）.
古典概型論文范文第2篇
一
寬東教授對于“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的關注始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時寬東教授還在臺灣文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準備博士學位論文撰寫的過程中，先后參考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大V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學者，他的《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不僅收錄了中國小說的古書版本，還編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國古代小說的目錄。這些信息促使寬東教授留意韓國的情況，他有些驚訝地發現，與日本學術界相當成熟的成果相比，當時的韓國尚無已整理好的韓國所藏漢籍目錄，遂發愿系統整理“韓國所藏中國古典小說古書目錄”。
此后他不辭辛苦，頻繁出入于韓國中央圖書館及20多個大學圖書館，孜孜LL地從事目錄整理，并撰寫完成了《中國古典小說流傳韓國之研究》的博士論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寬東教授的研究范圍逐步擴展至韓國所藏中國古典小說的傳入、評論、版本、翻譯、出版、研究史等領域，學術視野日益開闊。
2010年9月，寬東教授向韓國教育部韓國研究財團申請的研究課題《在韓國所藏的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題》，終于獲得立項。該課題總共投入三年時間、六億韓幣和十三名研究員。《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研究之綜考》就是這個研究課題的最終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見。
二
《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研究之綜考》大體包括傳入研究、評論研究、版本研究、翻譯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內容。
傳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據傳入韓國的中國古代小說的最初文獻記錄與現有的版本，推定最初傳入時間并據以展開作品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傳入韓國的最初文獻記錄多見于《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麗時代與朝鮮時代的文獻，韓國國內眾多圖書館所藏的中國古代小說版本也是推定作品傳入時間的重要依據。
中國古典小說傳入韓國的方式大概有五個類型：一是中國的賜贈，二是韓國使臣從中國帶回，三是中國使臣帶到韓國，四是韓國貿易商從中國購買，五是中國貿易商帶到韓國。
當時沒有單獨的貿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貢使節團去中國時，貿易商也跟著朝貢使節團去做貿易。朝貢使節團有隨行譯官，但因朝鮮政府不能給譯官足夠的俸祿，所以給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權限。譯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請求，代其購買中國書籍。此外，也有很多譯官以獲得權門勢家的歡心為目的，競相購買中國書籍贈送給士大夫。
譯官是熟練掌握漢語的中國通，在中國小說方面也兼具相當的見識，他們是傳播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體。這些譯官把中國古代小說大量帶到韓國，贈呈宮中及文武上層人士，甚或將小說翻譯后賣給貰冊家。
三
評論研究的宗旨是根據高麗時代與朝鮮時代文獻中有關中國古代小說作品的評論進行研究。韓國漢籍文獻中包含了豐富的關于中國古代小說傳入、評論、翻譯、出版等的史料。這些史料不僅能給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評論與傳入等提供線索，還是與中國的文獻記錄進行比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現” ①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也不例外。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小說史料學的建設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為小說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中，海外文獻的發現、整理與研究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1927）、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1931）、向達《瀛涯瑣志――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1935）、劉修業《海外所藏中國小說戲曲閱后記》（1939）、戴望舒《西班牙愛斯高里亞爾靜院所藏中國小說戲曲》（1941）、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1957）、王古魯《王古魯日本訪書記》（1986）等，皆為治中國小說史者所不可或缺。對韓國漢籍中的中國小說史料的搜集整理雖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進展喜人，其中也有寬東教授的貢獻。2001年以來，寬東教授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小說批評資料叢考》、《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的翻譯、出版、研究狀況》等韓文著作，2011年，又與陳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說史料》。凡此種種，均可見其貢獻之豐厚。他在長期積累基礎上所進行的評論研究，一定能帶給讀者新的收獲。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對韓國所藏中國古代小說版本作系統的梳理并運用于版本的傳入、翻譯、出版等書志學的檢討與研究。
朝鮮時代的出版物，根據板主的歸屬可分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機關刻印的書。出版“官刻本”的機構有“春坊”、“奎章閣”（內閣）、“內醫院”、“校書館”、“司譯院”、“六曹”（禮部）、各“地方監營”等。這些“官刻本”是由官營手工業廠印刷，一部分供應國內各機購，另一部分售給個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為“世子侍講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機構，該院設立于朝鮮太祖時代。因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說類書籍，所刻書以經書或史書類為主。“奎章閣”（在首爾大學圖書館內）是保管歷代國王的親筆書信、文章、顧命、遺教等的機構，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張”時被關閉。“內醫院”是主管宮廷醫藥的機構，又名為典醫監。主要出版醫學書籍，也與出版小說無關。
大部分官刻機關主要刻印經、史類書籍及其諺解本、漢詩諺解本、女性教化書、學習工具書等，有時也刻印小說。與出版小說有關的機構還有“校書館”、“司譯院”、“六曹”（禮部）、各“地方監營”等。
“私刻本”又稱“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個人刻印的書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書籍及族譜（家譜），包括個人刻印出版的詩集或散文集。目前，個人刻印小說的記錄資料已無法找到。
“坊刻本”則指一般書商以營利為目的，作為商品流傳而刻印的書。朝鮮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說。朝鮮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話小說，而且主要是韓文翻譯小說。
寬東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個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韓國主要圖書館、書院以及寺院的古書目錄中提及的中國古代小說版本的目錄，并將這些中國古代小說劃分為中國版本和韓國版本進行書志學的分析。
其次，對于重要的版本，他盡量親自閱覽并重點分析該版本的價值所在。
其三，不僅關注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古代小說，還將彈詞與鼓詞納入版本搜集的范圍。據胡曉真研究，“使用國音、以敘事體行文的長篇彈詞，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屬于文書化的案頭讀物。”“這也就是我所謂的‘彈詞小說’了” ① 。胡曉真的這個結論，有助于說明何以將彈詞小說納入通俗小說范圍。
其四，不僅關注中國古代的通俗小說，也將文言小說納入關注范圍。文言小說包括子部小說（或稱筆記小說、古小說）和傳奇小說等文類，而子部小說自清末民初以來，一向被認為不符合現代小說標準。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子部小說是唯一被視為正宗的小說，這類作品在傳入韓國的中國古代小說中也是數量尤其巨大的。寬東教授將包括子部小說的文言小說納入考察范圍，極大地拓展了韓國學術界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范圍。
五
翻譯研究的宗旨是對傳入韓國并被翻譯的中國古代小說作品進行研究。
翻譯作品大體分為翻譯類、翻案（改寫）類和再創作類。大部分中國古代小說在翻譯出版時，翻譯者都會選擇意譯的方式，并對原文中的詳細描寫以及與主要情節關系不大的內容加以刪節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體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礎上，將序文、開場詩、插入詩、散場詩、回后評等大量刪除;中國通俗小說中的套語也大都予以裁減。從《西漢演義》、《西游記》、《錦香亭記》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譯和翻案兩種方法并用的現象。此種翻譯小說大多見于坊刻本，乃是一種因應商業需要而產生的現象。
朝鮮時代翻譯或翻案中國古代小說的風氣已經形成，目前在韓國各圖書館里可見的翻譯小說（包含翻案小說），目錄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傳》、（2）《古押衙傳奇》、（3）《太平廣記（諺解）》、（4）《太原志》、（5）《吳越春秋》、（6）《梅妃傳》、（7）《漢成帝趙飛燕合德傳》、（8）《唐高宗武后傳》。
明代：
（9）《紅梅記》、（10）《薛仁貴傳》、（11）《水滸傳》、（12）《三國志演義》、（13）《殘唐五代演義》、（14）《大明英烈傳》、（15）《武穆王貞忠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16）《西游記》、（17）《列國志》、（18）《包公演義》（龍圖公案，翻譯）、（19）《西周演義》（封神演義）、（20）《西漢演義》、（21）《東漢演義》、（22）《平妖記》（三遂平妖傳）、（23）《禪真逸史》、（24）《隋煬帝艷史》、（25）《隋史遺文》、（26）《東度記》、（27）《開辟演義》、（28）《孫龐演義》、（29）《唐晉[秦]演義》（大唐秦王詞話）、（30）《南宋演義》（南宋志傳）、（31）《北宋演義》（大字足本北宋楊家將）、（32）《南溪演談》、（33）《剪燈新話》、（34）《聘聘傳》（娉娉傳?剪燈余話卷5類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觀》、（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滸傳》、（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書）、（40）《玉嬌梨傳》、（41）《樂田演義》、（42）《錦香亭記》（錦香亭）、（43）《醒風流》、（44）《玉支璣》（雙英記）、（45）《畫圖緣》（花天荷傳）、（46）《好逑傳》（俠義風月傳）、（47）《快心編》（醒世奇觀）、（48）《隋唐演義》、（49）《女仙外史》（新大奇書）、（50）《雙美緣》（駐春園小史，翻案）、（51）《麟鳳韶》（引鳳簫）、（52）《紅樓夢》、（53）《雪月梅傳》、（54）《后紅樓夢》、（55）《粉妝樓》、（56）《合錦回文傳》、（57）《續紅樓夢》、（58）《瑤華傳》、（59）《紅樓復夢》、（60）《白圭志》、（61）《補紅樓夢》、（62）《鏡花緣》（第一奇諺）、（63）《紅樓夢補》、（64）《綠牡丹》、（65）《忠烈俠義傳》、（66）《忠烈小五義傳》、（67）《閑談消夏錄》、（68）《十二峰記》。
彈詞與鼓詞：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緣傳》（繡像繪圖再生緣）、（71）《梁山伯傳》、（72）《千里駒》。①
對在韓國翻譯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韓國學術界除了就翻譯樣式、翻譯技巧、翻譯方法等進行整體的研究外，還對已被確認的譯本小說進行了書志學的資料搜集與分析，其中樸在淵的研究成果較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對韓國出版之中國古代小說作出版狀況考察與書志學的研究，關注的重心是其版本價值與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鮮時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鮮王朝時期，韓文雖然已經問世，但漢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導文字，故這一時期韓國所刊中國古籍皆以原本出版為主，還有批注出版、體制變形出版、壓縮編輯出版、翻譯出版、用途變更出版等方式。朝鮮時期所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迄今為止可以確認的約24種：
（1）《列女傳》、（2）《新序》、（3）《說苑》、（4）《博物志》、（5）《世說新語》、（6）《酉陽雜俎》、（7）《訓世評話》、（8）《太平廣記》、（9）《嬌紅記》、（10）《剪燈新話句解》、（11）《剪燈余話》、（12）《文苑楂橘》、（13）《三國志演義》、（14）《水滸傳》、（15）《西游記》、（16）《楚漢傳》、（17）《薛仁貴傳》、（18）《鐘離葫蘆》、（19）《花影集》、（20）《效顰集》、（21）《玉壺冰》、（22）《皇明世說新語》、（23）《兩山墨談》、（24）《錦香亭記》。①
在朝鮮時代出版的這24種中國古代小說中，尚未找到原本的僅《列女傳》、《博物志》、《嬌紅記》3種而已。按出版年代分類，明代以前作品約為9種，明代作品約為14種，清代作品為1種。按出版年代看，從15世紀到16世紀末（壬辰倭亂前）出刊的作品為15種，壬辰倭亂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種11部（其中《三國志演義》重復出刊），15-16世紀朝鮮時代出版文化之興盛可見一斑。出版場所遍布全國，總計18處，其中僅漢陽一地就出刊了9種11部作品之多。
對朝鮮時代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我們不僅需要繼續做發掘工作，而且還要對已經發掘出來的作品，從書志學的觀點進行研究并檢討其出版目的與意義。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鮮前期多是出于對新知識之渴望、風俗教化以及教育學習等目的;與之相反，朝鮮后期出現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業性出版占據了出版業的主流。與這種目的不同相對應的情形是：朝鮮前期是以文言小說為主的學術性出版，朝鮮后期則是以通俗小說為主的商業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從學術史的角度評介韓國學者對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實績及成果，編制歷代韓國學者的論文與著作目錄。這項工作不僅能夠歷時態地呈現學術發展的進程，還能給后學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
關于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韓國學者起步較中日學界為晚，但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研究群體迅速擴大，頗有欣欣向榮之勢。在目前研究中國文化的韓國各類學會中，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會是最富于生氣的學會之一，一系列優秀成果陸續問世。謹以寬東教授為例，其“在韓國所藏的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題”系列，著作就多達十幾種，包括韓文十種，中文兩種：
1.《中國古典小說及戲曲研究資料總集》（2011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2.《中國古典小說的國內出版本整理及解題》（2012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3.《韓國所藏中國古典戲曲（彈詞、鼓詞）版本和解題》（2012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4.《韓國所藏中國文言小說的版本目錄及解題》（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5.《韓國所藏中國通俗小說的版本目錄及解題》（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6.《韓國所藏中國古典小說的版本目錄（所藏處別）》（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7.《朝鮮時代中國古典小說的出版本和翻譯本研究》（2013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8.《韓國所藏稀貴本中國文言小說的介紹和研究》（2014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9.《中國通俗小說的韓國傳入和受容》（2014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10.《中國戲曲（彈詞、鼓詞）的韓國傳入和受容》（2014年韓國學古房出版）
11.《韓國所藏中國文言小說版本目錄》（與陳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12.《韓國所藏中國通俗小說版本目錄》（與陳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古典概型論文范文第3篇
作為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一門重要專業課，首先在教學內容上突出了師范性。這是培養中學合格數學師資的基本要求，主要做了以下兩方面工作：一是為適應素質教育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加強了中學數學中概率統計內容的教學，例如古典概型、事件的獨立性等。突出了中學數學中概率統計的隨機性思想方法的教學。二是為適應教育科研的需要，滲透了教育統計的相關內容，增加了試卷統計分析的基本方法，為學生今后從事教育科研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其次在教學內容突出了先進性。先進性是概率統計課程教學改革的根本要求，而目前高師概率統計的教學內容對新知識體現不夠，缺乏先進性和時代性。因此，在教學內容中增加了統計方法在解決經濟中問題的有關內容。第三，突出了本學科的實際應用性。應用性是由這門學科的特點所決定，這門學科可以說是一門應用性非常強的學科，是一種工具和方法。因此，我們調整了教學內容，加大了應用性方面內容的教學，例如用假設檢驗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等。
2.改進了概率統計的教學方法
目前高師概率統計的課堂教學仍在采用傳統的“滿堂灌”的教學方法，無視學生的表現和教學效果，教學的目的往往只針對最后的統一考試，教學過程中只是簡單地把知識灌輸給學生，強調對解題能力的訓練，忽視了學生對知識理解和應用的掌握，忽視了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因此，我們改進了概率統計的教學方法，首先在概率統計課堂教學中突出了的數學思想的教學。概率統計中的數學思想的教學主要有隨機思想、統計調查思想、統計描述思想、統計推斷思想等。在概率統計教學過程中，我們注重了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注意了各種統計方法的使用條件及注意事項，而且分析它們與一般的數學思想方法的異同，突出概率統計思想方法的特點。其次在概率統計教學中采用了類比方法進行教學。類比是一種從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具有推理的猜測性、聯系的廣泛性、探索性等特點。概率統計中有許多內容可以作類比教學，例如，多維隨機變量的教學可與一維隨機變量的進行類比，連續型隨機變量的教學與離散型隨機變量進行類比。
3.加強了現代信息技術與課程內容的整合
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數學教育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在實際課堂教學中，教師們充分利用計算機的優勢，使得概率統計這門學科學生學起來更便利，使得課堂更加多樣和豐富多彩，現在在我們這個學科的課堂上，計算機已經成為了學習的有力工具。對于概率統計的教學，除了采用多媒體教學之外，還讓學生通過數學軟件或統計軟件，如MatLab、SAS等上機操作實驗，體驗概率統計的思想，如概率中的蒲豐投針問題、馮-諾依曼用數學程序在計算機上模擬等給我們上機操作提供了有趣的題材。我們在概率統計課堂教學中強調了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在教師指導下運用所學的知識和計算機技術，分析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寫出分析報告。例如，在回歸分析這部分內容的學習過程中，通過讓學生收集本校大學生學習投入與學業成績的相關數據，指導學生運用統計軟件，建立大學生學習投入與學業成績之間關系的回歸模型。這樣做大大提高了實踐教學的效果，在實驗中，通過動手能幫助學生理解該課程中一些抽象概念和理論，同時利用所學的方法和技巧，讓學生獨立完成研究型的小課題，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4.改革了考核方法
課程的考核方法是教學中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在該課程的考核方式與其他課程基本上類似，期末考試成績占80%（或70%），平時成績占20%（或30%）。現行的考核方式不盡合理，不能全面的評價學生的整體成績，所以我們進行了改進。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采取了靈活多樣的多種方式相結合的考核方法。就是將傳統的單一閉卷考試方式改為閉卷與開卷相結合、平時考核與期末考試相結合的靈活多樣的考核方法。閉卷考試主要考查學生對概率統計概念、理論的掌握程度；開卷考試主要考查學生對概率統計方法的掌握程度，通過設計一些與教學相關的、應用性的綜合型案例，采用數學建模的形式，讓學生完全自主的運用所學方法去分析、討論和解決實際問題。平時考核的方式采取多種形式，包括平時的作業訓練、學習小結及撰寫課題小論文等。課題小論文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設計一些小課題，通過學生對這些課題的分析、討論、總結及撰寫論文的過程，達到了調動學生學習主動性、促進了自主學習的目的。多樣的考核形式，既增強了教師教學的靈活性，又讓學生真正體會到學習的樂趣，增加學習的積極性，真正培養了學生的應用能力和創新思維，達到了明顯的教學效果。
5.總結
古典概型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 本文以學界對大理地區白族傳統音樂的研究成果為對象，通過對現有研究成果的綜述，為今后對該地區白族音樂的研究方向理清思路。
一、研究現狀
大理是以白族為主的多民族聚居區。白族傳統音樂種類最為繁多，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大致可以歸納為白族民歌、白族曲藝音樂、白族戲曲音樂、白族器樂音樂、白族歌舞音樂、宗教音樂等六大類。①下面筆者分別對這六類音樂藝術的研究現狀進行綜述。
1.白族民歌
有關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論文等，成果豐富、異彩紛呈。主要有:專著《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樂志》③等，論文《白族民間敘事歌的藝術特色》④、《從文化人類學視野看白族民歌》⑤等，這些專著或學術論文⑥的出版及發表，對于白族民歌的保護與傳承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藝音樂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藝音樂是大本曲。關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編寫的《大本曲音樂》(禾雨編)、《白族大本曲音樂》⑦、《學術史視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關白族大本曲的保護和傳承⑩的課題正在研究過程中，筆者也將密切關注其階段性的富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戲曲音樂
白族古典戲曲名為吹吹腔，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稱白劇。白劇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兩種聲腔系統基礎上綜合發展而成的地方戲劇。在學術界的研究頗有成果，據筆者目前所見資料，有《白族吹吹腔音樂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劇音樂的回顧與思考》{13}、《論白族白劇音樂的形成和發展》{14}等文{15}可見。
4.白族器樂音樂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間樂器當數龍頭三弦和嗩吶。對于白族代表樂器的研究，目前成果還是比較豐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間器樂概述》{16}、《白族嗩吶與白族民俗活動》{17}、《白族八角鼓的演變》{18}等{19}，這些論文的發表，使學界對于白族樂器及器樂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樂
對于白族歌舞音樂的保護與傳承，在學術界的關注主要有:《簡論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傳承現狀調查及保護建議》{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樂
過去大多數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時也奉祀“本主”(即歷史人物和民間傳說故事中的英雄)。與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動有關的音樂有“洞經音樂”，在本主節活動中主要是邀請白族民間曲藝藝人彈唱大本曲。
對于大理“洞經音樂”的調查與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經音樂》{24}、《古樂遺韻——云南大理洞經音樂文化揭秘》{25}、《劍川洞經音樂調查》{26}、《略談白族洞經音樂的繼承與發展》{27}等{28}。其它關于白族宗教音樂研究的成果還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動中的音樂文化》{29}、《民間儀式中的女性角色、音樂行為及其象征意義——以中國白族“祭本主”儀式音樂為例》{30}等{31}。這些研究對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樂的保護與傳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二、成果綜述
縱觀上述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存在如下特點:
1.對于白族傳統音樂本體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謂音樂本體，即指音樂的旋律、曲調、和聲、曲式等。在現有研究成果中，這方面的問題非常突出。較多的研究滿足于對白族傳統音樂中某類音樂或某地區的音樂作泛泛的介紹或基礎性的資料梳理工作，沒有典型曲例，更沒有音樂分析。如果我們對于一些正在面臨消失的傳統音樂文化的研究始終深入不到音樂本身，不研究音樂，只介紹大概情況，只滿足于音樂形態的最表層描述，那么對于該種音樂文化被保護和傳承的價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對于白族傳統音樂的史料發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黃翔鵬先生說過:“傳統是一條河流。”歷史音樂學與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經有了不少學術交叉后取得的豐碩成果。但是目前對白族傳統音樂的研究對于其歷史發展問題關注得非常少，或者說，有關其歷史發展的情況多數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時間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當然，民族音樂學有其自身的研究對象及特點，但是，如果能意識到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會對白族傳統音樂的研究帶來新的思路。
3.對于白族傳統音樂的田野調查的“體驗性”和“敘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樂學對于田野調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滿足于把“田野”僅僅當作資料收集的場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業中對于“共時”現狀描述的“平面史敘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種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調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體驗性”和“敘事性”的表述。這種新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或稱觀念，在目前的對于白族傳統音樂的研究中顯然還沒有體現出來，這就為我們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對于白族傳統音樂目前的發展現狀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傳統音樂和其他的民族音樂一樣，在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正在經歷著從音樂思維方式、傳承方式、表達方式和音樂制度、活動場合、傳播要求等的具體行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變。那么，都發生了哪些改變，發生這些改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些改變?筆者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甚至還可以由此引申出，我們在當地的中小學及高校的音樂教育中，對白族傳統音樂的保護和傳承做了哪些具體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種種，都應該納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中來。
三、結語
結合白族音樂研究這二十多年的回顧來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樂的探索期，八十年代為白族音樂研究的起步階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樂研究走向成熟的階段，二十一世紀以來則是白族音樂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階段。這一學術研究上的特征也是與整個現代民族音樂學在中國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來，正是有了我們許許多多前輩學者數十年如一日地為云南大理地區白族傳統音樂的挖掘、搶救及理論建設、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堅實的工作基礎。同時，當我們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興高采烈時，也應關注到這樣的現狀:不少珍貴的音樂遺產正隨著其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變和一些老藝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們對民族音樂包括白族音樂的考察、采集、整理、保護等工作遠未結束。筆者深信，在扎實的田野工作的基礎上，白族傳統音樂的研究工作會與中國其他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研究一樣，將迎來碩果累累的明天。
注釋:
①楊秀，趙全勝。對少數民族地區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間音樂教學內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間音樂引入高校課堂為例[J].人民音樂，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樂，1987，4.
③伍國棟.白族音樂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趙全勝.白族民間敘事歌的藝術特色[J].音樂探索，2006，3.
⑤馮洋.從文化人類學視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會科學專輯，第34卷.
⑥關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還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樂，1987，4.
段壽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張文，陳瑞鴻主編.石寶山傳統白曲集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趙寬仁.白族的音樂[J].人民音樂，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風情與“西山白族調”[J].音樂初探，1985，2.
饒峻妮，饒峻姝.略論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學院學報，2009，5.
趙懷仁.論白族民歌曲調的憂傷色彩[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
楊秀.大理白族原生態民歌的音樂特性[J].民族音樂，2008，3.
⑦大理市文聯等編.白族大本曲音樂[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⑧董秀團.學術史視界中的白族大本曲[J].思想戰線，2004，4.
⑨此類成果還包括有:楊亮才.談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2.
伊銓.論大本曲之“三腔”白族傳統曲藝大本曲的三腔介紹[J].民族音樂，1987.
李晴海.白族民間大本曲概述[J].云南藝術學院學報，1996，4.
丁慧.云南白族大本曲的音樂特征[J].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2009，1.
楊紅斌.大理白族民間音樂的類型及表現形式[J].民族音樂，2008，3.
⑩張濤.省級在研課題.白族大本曲的保護和傳承.
{11}張紹奎.白族吹吹腔音樂概述[J].民族音樂，1987，2.
{12}寇邦平.白族吹吹腔初探[J].民族藝術研究，1988，5.
{13}李晴海.白劇音樂的回顧與思考[J].民族藝術研究，1989，5.
{14}傅媛蕾.論白族白劇音樂的形成和發展[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
{15}其他還有:蔣菁.白劇望夫云的音樂成就[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8，2.
尹銓.白劇音樂發展之我見[J].民族藝術研究，1988，3.
楊曉凡，馬永康主編.白劇風采[M].內部資料，2006.
丁慧.云南白劇“吹吹腔”夕與高腔、昆曲的淵源關系[J].云南藝術學院學報，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間器樂概述[J].民族藝術研究，2000，3.
{17}趙全勝.白族嗩吶與白族民俗活動[J].大理學院學報，2009，1.
{18}楊紅斌.白族八角鼓的演變[J].民族音樂，2008，3.
{19}此類研究還包括:楊育民.大理、洱源地區白族民間嗩吶樂曲調式初探.民族音樂，1984，5.
馬建強.云龍白族嗩吶及其音樂形態探析[J].民族藝術研究，2001，6.
黃錦華.白族嗩吶鑼鼓樂淺探[J].民族藝術研究，1999，4.
徐傲丹，吳永貴.白族吹打樂探究[J].民族音樂，2008，4.
{20}石裕祖.簡論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藝術研究，1989，6.
{21}潘曉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傳承現狀調查及保護建議[J].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08，2.
{22}孫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華文化畫報.
{23}此類成果還包括有:石裕祖.簡論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藝術研究，1989，6.
羊雪芳.劍川白族民間舞蹈藝術與生活的關系[J].民族藝術研究，1999，5.
聶乾先.關于白族舞蹈——從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銀蒼》說開去[J].民族藝術研究，2001，1.
聶乾先.“白族打歌《考略》與《質疑》”之我見[J].民族藝術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關文化館.大理洞經音樂[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顯耀.古樂遺韻——云南大理洞經音樂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劍川洞經音樂調查[J].云嶺歌聲，2003，4.
{27}張文.略談白族洞經音樂的繼承與發展[J].音樂探索，2003，1.
{28}還有:羅明輝.關于洞經音樂問題的探討[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9，4.
{29}楊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動中的音樂文化[J].藝術探索，1997，S1.
{30}周凱模.民間儀式中的女性角色、音樂行為及其象征意義——以中國白族“祭本主”儀式音樂為例[J].音樂藝術，2005，1.
{31}此類成果還有:石裕祖.大理地區白族佛教樂舞縱橫考[M].云南省民族藝術研究所編.云南民族舞蹈論集.1990.
張逾.白族阿吒力佛教樂舞[J]民族藝術，1998，1.
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變[J].民族藝術研究，1998，3.
{32}楊曦帆.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白族音樂研究[J].民族藝術研究，2009，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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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概型論文范文第5篇
大要言之， 中國 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本文擬探討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與西漢前期，“文學”一詞多有“文章博學”的含義；以之代指 文獻 典籍，則往往兼容經傳、子史、詩賦等文字寫作，與 現代 所謂“文學”的含義相去甚遠。反而是“文章”一詞，因其原為色彩錯雜、花紋斑斕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來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寫作
[ ① ]
。
到了西漢中后期，尤其是東漢前期，當人們以“文章”與“儒學”、“儒雅”或“儒術”相對稱時，“文章”一詞就賦予了接近于現代所謂“文學”的含義，確立了獨立的意義。如班彪（ 3-54 ）曾上言曰：
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
[ ② ]班固（ 32-92 ）也記載道：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 以文章 顯。
[ ③ ] 按，中宗即漢宣帝劉詢（前 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時是否已將文章與儒學別為二科，暫置不論。但是從上述兩條資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東漢前期，人們已常常明確地將“文章”與“儒學”（或“儒雅”、“儒術”）相對稱，這正是范曄（398-445 ）《后漢書》區分《文苑傳》與《儒林傳》的 歷史 依據。東漢前期“文章”已經獨立于“儒學”，這標志著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一個巨大的飛躍，表現出非常鮮明的文化分類與文類分辨意識
[ ④ ]
。
但是，東漢前期人們所說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種文采斐然的文字寫作，其內涵與外延仍與今人所說的“文學”有所差異。如《漢書》本傳稱揚雄（前 53-18 ）：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司馬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 ⑤ ]班固認為，揚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訓纂》等經、子、史學術著作，也包括《州箴》、 《反離騷》、《廣騷》、《甘泉賦》、《羽獵賦》等文學作品。
而僅指后一意義的“文章”，亦即狹義的“文章”，東漢人習稱為“文辭”
[ ⑥ ]
。如《漢書·地理志下》記蜀地風俗，云：
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跡。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 ⑦ ]這里所謂“文辭”與“文章”上下互稱，皆指經、史、子著述之外的詩賦等文學作品，含有更為純粹的“文學”意義
[ ⑧ ]
。
上承東漢遺習，下染劉宋時風，范曄在《后漢書·文苑傳》中，往往用狹義的“文章”一詞，概指傳主詩、賦、銘等文體的作品。如云：“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 ⑨ ]
“（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即司馬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
[ ⑩ ]綰結而言，漢人所謂“文章”蓋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說的“文學”。但即使是狹義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文體也仍然相當龐雜。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正是在這樣一種龐雜的文章體系之內生成的。 二、《詩賦略》與文體分類
中國古代在狹義的文章體系內對各種文體進行分類，肇始于西漢末年劉歆（？ -23 ）的目錄學著作《七略》。在《七略》中，《詩賦略》與《六藝略》、《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等相并列，著錄的是狹義的“文章”中最純粹的文學作品——詩與賦。據《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將所收著作分為五類，即：屈原賦類、陸賈賦類、荀卿賦類、雜賦類、歌詩類。在這里，既有賦與詩兩種文體的區別 [11] ，又有賦體中四種類型作品的類分。這種兩級分類的文體分類 方法 ，不僅為中國古代文體分類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為中國古代文體分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由于班固《漢書·藝文志》引錄《七略》時，在每類之后刪除小序，我們已無法確知劉向父子將賦體分為四種類型的依據。但是依據賦體四種類型所著錄的作品加以推測，賦分四體應有其內在的形態依據。例如姚振 宗說：
按詩賦略，舊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賦，蓋以體分，四曰雜賦，五曰歌詩。其中頗有類乎總集，亦有似乎別集。 [12]
他認為，四賦的分類乃以文體的體制特征為標準，如屈原賦類“大抵皆楚騷之體”，陸賈賦類“大抵不盡為騷體”，荀卿賦類“大抵皆賦之纖小者”，雜賦類“大抵尤其纖小者” [13] 。劉師培（ 1884-1919 ）則主要從文體的表現方式著眼，說：
班《志》敘詩賦為五種，賦析四類。區析之故，班無明文，校讎之家，亦鮮討論。今觀“主客賦”十二家，皆為總集，萃眾作為一編，故姓氏未標。馀均別集。其區為三類者，蓋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緣情托興之作也，體兼比興，情為里而物為表；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均騁辭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詭而調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類情之作也，侔色揣聲，品物畢圖，舍文而從質。此古賦區別之大略也。 [14]
與之相類，章炳麟（ 1869-1936 ）也從表現方式著眼，對雜賦以外的三類賦的特征做了更為簡要的歸納，說：
《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 [15]
要之，《詩賦略》無論詩賦分體，還是賦分四類，都是以文體自身的形態特征作為分類標準的。雖然上述諸說皆為推測之論，但是無論《詩賦略》文體分類的義例如何，它畢竟是第一次在狹義的文章體系內對不同文體進行直接的分類。在這一意義上，《詩賦略》堪稱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的發端，在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學中具有首創意義。 三、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狹義的文章體系內類分與辨析文體，已經逐漸蔚為 時代 風氣，出現了一大批相關的論著。如曹丕（ 187-226）《典論·論文》、陸機（261-303）《文賦》、虞摯《文章流別論》、李充（生卒年不詳，約307-337在世）《翰林論》、任昉（460-508）《文章始》（一名《文章緣起》）、劉勰（466？-539？）《文心雕龍》、蕭統《文選》、顏之推（531-590 后）《顏氏家訓·文章》等，便是其中的犖犖大者。根據這些論著，我們可以概括出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生成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從分類對象來看，“泛文學觀”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
如前所述，漢人所謂“文章”或“文”蓋有廣、狹二義，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仍是如此，這就形成一種“泛文學觀”（或稱“雜文學觀”）。人們普遍認為，文學并非單純的抒情、辭藻、音韻、修辭之學，而是一種源自宇宙之初，體現 自然 之道，旁及天地萬物，使天人相互溝通，使人倫達臻至善的精神文化現象 ：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 [16]
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于來葉，仰觀象乎古人。 [17]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人）惟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18]
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 [19]
而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正是由無所不包的“人文”、“文籍”切入，具體化為賦、騷、詩等文體的分類。
正因為“文”或“文章”廣之足以容納所有的文字寫作的文本，狹之也可包含所有文學寫作的文本，因此，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就必然要求構建一個彈性的框架，可廣可狹，可伸可縮，以容納歷代不斷滋生繁衍的文體。于是，同一時代的人們對文體的分類往往迥然不同，如同在南朝蕭梁時期，蕭統《文選》分文體為 39類，劉勰《文心雕龍》分文體為34類，而任昉《文章始》（一名《文章緣起》）論及的文體竟至81類。同一部著作的文體分類也可以采取彈性的框架，如 《文心雕龍》在大體上分文體為 34 類之外，在《雜文》、《書記》兩篇中還附列了若干種紛呈雜出的“準文體”。以至于不同時代的文體分類更可以差異甚大， 以歷代總集的文體分類為例，如《文選》分文體為39 類 [20] ，《文苑英華》分為 39 類 [21] ，《唐文粹》分為 26 類 [22] ，《宋文鑒》分為 60類，《元文類》分為43類，《文章辨體》分為59 類 [23] ，《明文衡》分為 41類，《文體明辨》分為127 類 [24] ，《明文在》分為 46 類，如此等等。
第二，從分類實踐來看，“因文立體”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得以生成確立的基本路數。
與基于行為方式或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不同，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生成更多地求助于文章自身的形態及其功能。易言之，在文章體系內，文章自身的形態及其功能成為文體分類的基本依據和標準。所謂“因文立體”，指的就是在文章體系內進行文體分類的具體操作實踐中，不是先設定文類的邏輯體系，然后對單篇文章進行“對號入座”式的歸類；而是相反，先有單篇文章的創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態或功能的相似性而得以合并歸類，并為之確立“類名”。在中國古代，“因文立體”地辨別區分文體類型，大致有兩種略有差異的生成方式。一種是古已有之的文體，后人仿其意而變其辭，乃至辭意皆變，從而生成某種文體類型。例如摯虞論頌體的生成，云：
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25]
自有《魯頌》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頌作，“與《魯頌》體意相類”，唯因“古今之變”而有“文辭之異”，這是頌的正體。至于揚雄《趙充國頌》、傅毅《顯宗頌》則“頌而似雅”，馬融《廣成頌》等又變而為賦，這是頌的變體。無論是正體還是變體，頌體無疑是延續《詩經》之“頌”，在文章體系內生成的文體類型。
“因文立體”地辨別區分文體類型還有 另一種生成方式，這就是 當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學作品問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斷復制，從而形成一個形態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種特殊的文體類型便破土而出了。劉勰在《文心雕龍·雜文》中就曾指出：“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云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發》在形態上具有“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為前所未有的“獨拔而偉麗”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曹植《七啟》、王粲《七釋》等等，紛至沓來，形成一個綿延不絕的篇章序列。“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瑰奇之服飾，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 [26] 于是便七體這種文體類型便蔚為大觀了。
第三，從歸類 方法 來看，“異中求同”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得以歸納類從的重要途徑。
曹丕《典論·論文》所說的“文本同而末異”
[27]
，精確地表達了 中國 古人的一種文體觀念：所有文體的本源和內質是相同的、一元的，由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內質，派生出功能各異、形態有別的各種文體。易言之，在終極的意義上，所有文體都來源于一個本體，即劉勰所謂“天地之心”；而文體之所以千姿百態，乃由于不同文體的展現形態及其功能千變萬化。因此，在對文體進行區分辨析、分體歸類時，中國古人不僅既關注其異，也關注其同，既在同中求異，也在異中求同。于是，“異中求同”便成為使紛繁復雜的眾多文體得以歸納類從的必由之途。中國古人對眾多文體的歸納類從，主要從文體的本源與文體的特征兩方面著眼。
就文體的本源而言，古人認為所有文體均可溯源于五經，或者說正是五經生成了眾多的文體。因此以五經為綱，眾多文體便可以同類相聚，形成不同的文類序列。如劉勰《文心雕龍·宗經》說：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28]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也說：
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
劉勰與顏之推在文體的命名與歸類方面雖然多有差異，但以四類文體為一組，分別系之于《易》、《書》、《詩》、《禮》、《春秋》五經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類序列，這一本于“宗經”觀念的文體分類思想卻是一脈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經（ 1223-1275）整理后漢文章，將58種文體分別納入“易部”、“書部”、“詩部”、“春秋部”四大類別中，認為：“昊天有四時，圣人有四經，為天地人物無窮之用。后世辭章，皆其波流余裔也。” [29] 明人黃佐 （ 1490-1566 ）編輯《六藝流別》， “采摭漢魏以下詩文，悉以六經統之” [30] ， 以為：“ 圣人刪述以垂世者，謂之經；后學傳習以修辭者，謂之藝。” [31] 凡此，都表現出由“宗經”觀念所派生的文體分類思想。 就文體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圖以不同的風格特征作為分類標準，將諸多文體歸納成若干種風格類別
[32]
。如曹丕《典論·論文》云：
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33]
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八種文體，每兩種風格相近，可以合為一“科”，于是便形成 四“科”八體的二級文體類目，而“雅”、“理”、“實”、“麗”等風格特征則成為分辨這四“科”的基本分類標準。在《文心雕龍·定勢》中，劉勰也從文體風格著眼，將諸多文體歸納為六大部類，說：
是以囊括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34]
劉勰認為，相似的文體風格是各部類文體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銓別不同部類的文體，使之“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用描述性的語詞指稱 時代 風格、文體風格、作家風格、作品風格、語言風格，這是中國古代文學風格學、 藝術 風格學的精義要旨。而曹丕、劉勰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們著力對不同的文體類型“異中求同”，使具有風格相似性的文體得以歸納類從，構成若干種不同的文類。
總之，“因文立體”是從文章到文體的歸納，“異中求同”進而是從文體到文類的歸納。經過這種由個別到一般、由具體到抽象的生成過程，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便形成了一個既開放又有序的整體。
此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作家對文體分類的體式與原則、文體排序的規則與體例等，也進行了實踐的操作和 理論 的 總結 ，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學思想。關于這些 問題 ，我將另文加以論述。
2004 年10月22 日定稿
[ ① ]
如《史記·儒林傳序》引公孫弘言：“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21，頁3119。以下有關“文章”一詞的論述，參見興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學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論を中心に》，見其《中國の文學理論》（東京：筑摩書房，1988），頁9-17 。 [ ② ]
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40上《班彪傳》，頁1328 。 [ ③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58《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頁2634。又見褚少孫補《史記》卷112《平津侯主父列傳》引班固語，頁2964-2965。《后漢書》卷61《左雄傳·論》，亦以“儒學”與“文章”對稱，云：“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頁2042 ）。 [ ④ ]
參見郭英德：《〈后漢書〉列傳著錄文體考述》，載《文史》2002年第3輯，頁81-97。逯欽立認為，區別“文筆”與經、史、子等專門著述，始見于王充（27-約97）《論衡·超奇篇》，此后如魏聞人牟《魏敬侯碑陰文》（嚴可均輯《三國文》作《魏敬侯衛覬碑陰文》），《晉書》卷83《袁喬傳》等，皆將注解故訓與“文筆”分述。可知區別“文筆”與經、史、子等專門著述的文類分辨意識當起于東漢前期，成于東晉初年。《后漢書》所著錄的傳主著述情況，似即本于東漢史傳。見逯欽立：《說文筆》，逯欽立遺著、吳云整理：《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322-327 。 [ ⑤ ]
《漢書》，卷87《揚雄傳》，頁3583 。 [ ⑥ ]
按《史記》卷61《伯夷傳》：“余以所聞（許）由、（務）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按：“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 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頁 2122）然則在西漢時，“文辭”用以指廣義的文章，包括經典及注解訓詁之類。《史記》卷121《申公傳》：“ 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頁 3121
）亦可為證。 [ ⑦ ]
《漢書》，卷28《地理志下》，頁1645 。 [ ⑧ ]
類似的用例，又見《漢書·劉向傳》：“更生（按，指劉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 、張子僑等并進對，獻賦 頌 凡數十篇。”（卷 36 ，頁1928）《漢書·東方朔傳》：“（東方）朔之文辭，此二篇（按，指《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最善。”（卷65， 頁 2873 ） 《后漢書·崔瑗傳》：“瑗高于 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 卷 52 ，頁 1724 ）。郭紹虞說：“至于不指學術而帶有詞章的意義者，則稱為‘文章’或‘文辭’。”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上卷，頁42 。 [ 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