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交通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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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論文范文第1篇

加強對交通工程施工技術管理可以讓參加交通建設所有的施工人員充分的發揮自己的優勢，施工設備機器使用效率也可以得到提高，同時交通施工工程的可檢查性也可以達到提高，這樣既可以節約成本、縮短建設時間，還可以保證公路建設的質量。在施工的過程中，對人員進合理的安排，針對一般施工員和技術員進行工作的分配，把責任落實到每個人的身上，形成一支穩定并具有高效率和高素質的施工隊伍，進而也可以提高施工隊的聲譽，為以后的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加強對工程施工技術的管理，對整個工程的每一環節實施監督，可以確保每個環節的質量，對于出現的安全隱患問題也能及時的監督和防御，整個施工團隊的工作能夠正常有序的開展。

2我國公路施工技術的管理現狀

2.1比較傳統。

現目前我國的公路施工企業在施工技術管理上還出于比較傳統的管理模式，對于施工技術的管理還不全面，比較粗獷，主要的工作內容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技術文件的管理上，另一方面是對施工參數的控制上。這種傳統的管理模式沒有體現施工管理技術的作用，也達不到施工技術管理的要求。

2.2管理水平限制。

現今的許多公路設施的分包商在施工的技術管理上，還不健全，管理水平也有限，不能對施工技術進行很好的管理，嚴重影響了承包企業的管理工作的開展，因此，使公路的質量也得不到保障。

3對我國公路施工技術管理的幾點建議

3.1明確交通施工技術管理的內容。

交通施工技術管理的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內容，總體來說，具有以下幾點：第一，在施工作業方面。包含了對交通施工作業的方法、具體的施工程序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內容，對于施工企業的規定而言，承包企業想要提高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力，企業的標準就一定要高于作業方法和施工程序兩個方面，且在施工的過程中，要按照雙方所簽署的合同為依據，按照合同上的規定，使用對應了技術標準。第二，合理分配人員。要做好計量器的工作，對于施工人員按照工作崗位和技術的不同進行合理的分配，并定期對使用工具和工程質量進行檢查，確保所使用的工具和現場工作開展的準確性。第三，建立和健全原始技術資料。做好原始資料在工程施工設計的變化、設計交底的記錄、相關圖紙的審核信息、施工中所用到的器材檢查信息、建筑材料信息等的記錄，并要求確保相關信息的準確性。第四，加強對信息和技術檔案的管理。由于我國公路建設網規模的不斷擴大，新技術和新器材的使用月越來越多，這些設備的運用對提高施工建設工程的質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要加強對信息和技術檔案的管理，做好施工組織設計文件的、施工圖放樣的工作，把工作落實到人的身上，要求相關負責人專門負責。

3.2改變傳統，嚴格遵守交通施工技術管理規范。

交通實施工程的質量是施工工程的命脈，也是施工技術規范的主旨。因此，在施工之前施工隊要對技術規范引起重視，對施工工程質量評定中相關參數的要求都要知曉和熟悉。同時，對于工程的建設量要做到嚴格的質量把關，對整個工程在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的每個環節都要嚴格的遵守相關制度，對團隊進行合理的分工，對施工控制和施工過程兩方面的內容進行嚴格把關，及時發現施工中出現的問題，對出現的違章施問題進行及時的處理，保證工程建設的質量，從而實現末端管理到瞬間控制的轉變。在隊伍施工之前，對于工程建設中，要使用的材料從要進行嚴格的篩選，對廠家要有一定的了解，確保材料的質量問題；在工作人員上，要加強對工程質量的強調，讓施工隊伍中的每一個人都樹立責任意識，對于準備工作不合實際不能確保工程質量的，不允許動工。在施工過程中，要建立有效的質量管理體制，要求從基礎工作人員到項目負責人對工程實施有效的監督，對于工程的質量和建設工作人員要向上級進行詳細的的報告，樹立員工的責任意識。

3.3保證工程進度，健全收工制度。

對于道路的標志和路面標線要嚴格的按照國家所規定的標準進行標識，制定大城市的進出口、慢行車輔道。完善高速公路的防護欄、隔音墻、監控系統、通訊系統等的建設，以及公路中人行天橋和地道、線旁車輛停靠的建設。在國道建設中實現建設的標準化和現代化，在縣級以上的公路做到標志和標線齊全，對于不同等級的公路要按照規定建設好分隔帶各慢行車輔道。同時，還要建設起過境汽車的同行環道，減少城市中的過境車輛。

3.4注重對施工隊伍的人才培養。

人才的建設是交通工程施工技術管理的重要基礎，因此，施工企業要注重對人才的培養，不斷的挖掘出人才，不斷地對人才進行培訓，提高他們的專業知識水平，這對于提高施工管理水平來說，是很有效的。同時，要想留住人才，還得適當的提高他們的薪資，進一步的提高管理水平，讓工程的質量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4結語

公路交通論文范文第2篇

由于東港高速及相關聯的高速公路交通流量比較大，為避免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和緩解其他路的壓力，筆者不討論全線正常交通控制和全線封閉交通控制兩種方案，下面可按照部分路段封閉控制來選取對應的微觀控制方案。

單邊封閉單邊通車模式：該模式采用的是單邊封閉的交通模式，車輛借道逆行車道的組織方法，適用服務水平在C級以上且交通量并不是很大，道路出入口相距比較長(10km左右)的情況。該大修模式需要與交通管制和分流措施相配合施行，對大修期間的社會影響相對較小，其組織管理相對較容易，但單邊封閉路段不宜太長，也有可能需要夜間進行比較多的施工。雖然對公路業主的財務收益有影響，但相對較小。而且在該模式下對于質量的控制也較容易。

單邊部分車道封閉模式：即采取部分車道封閉的模式。該模式適用于道路的出入口相隔較近(2~5km)，并且附近也沒有合適的分流道路，交通量較大且服務水平在D級或C級以下。此模式可能需要與交通管制和分流措施相配合。但這種模式的交通組織與施工組織都比較困難，并且一般情況下要嚴格限制作業區的長度。而且作業質量不易于控制。某些情況下還需要利用交通量較小時段施工，如夜間或者周末。以上兩種方案可以和以下方案配合使用達到最大效果

修建臨時通行便道模式：即采取提前修建臨時通行車道的方法，適用于在一些路段需要封閉改造施工或大修作業時現場無合適分流手段的情況，同時還要放置交通安全標志，必要時需進行路面硬化處理以保障必要的道路強度及通行條件[5]。并且，這種模式常常與前兩種模式綜合起來作為補充使用。

只采取車輛限速措施，該模式適用于交通改造和擴建工程。在交通擴建改造工程中，如果加寬通行道路，則不采取合并車道的措施，不采取車輛分流措施，通行車輛仍按原來的車道正常行駛，只采取限速措施來減少對兩邊加寬區施工的安全影響。但該模式不適用于公路養護維修工程。宏觀和微觀模型的結合要依據各種各樣的路段和不同的交通環境選擇，并且適當調整交通組織模式，還要結合季節以及時段來選擇。從以往經驗來看筆者討論部分路段封閉下采用單邊全封閉控制還是單邊部分封閉控制方案。

東港高速維修養護組織方案

東港高速公路(東營海港至勝利黃河大橋)設計數據如下：全程封閉，全程立交，總長64.7km，路基寬度為26m，其中行車道2×2×3.75m，硬路肩2×2.5m，中央分隔帶2m，土路肩2×0.50m，左側路緣帶2×0.75m，設計通行速度為l00km/h[6]。

從整體路網的角度，由于全線保持原有全線封閉施工和正常交通兩個方案均不適合于東港高速，所以筆者選取部分路段封閉部分保通的方案：即在大修的過程中，部分的路段仍維持通行狀態，另一部分路段則采取車輛分流的措施。交通調查數據來源于東港高速公路及周邊路網。

根據具體路段實際情況，采取“單邊封閉單邊通車”和“單邊部分車道封閉”兩種交通組織模式。仿真所用的交通調查數據則來源于相關高速公路信息中心進氣交調和歷史數據。1）交通組織方案1：單邊封閉單邊通車，各個大修路段分時分段單邊全封閉，借道對向單邊雙向通行。2）交通組織方案2：單邊部分車道封閉，單邊部分車道封閉，部分車道合流通行，對向保持正常通行。

交通仿真模型的建立

搭建施工區交通仿真系統模型需要采集大量的數據，主要由施工前和施工中兩部分交調數據組成，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道路幾何線形資料、道路條件資料、道路交叉口資料、交通流量、車輛速度和車頭距、交通標志等，以上數據可查閱設計文件或者查閱相關高速公路信息化系統平臺[7]（例如高峰小時量如圖1），各種數據經過匯總標定處理后才可作為模型輸入值，在應用時按實際測量數據做出調整。

方案一:單邊封閉單邊通車根據實際情況選用雙向四車道的高速公路施工路段作為VISSIM軟件的仿真對象。包含上游合流點、下游合流點、警告段上游漸變段、下游漸變段、上游開口、上游緩沖段。仿真模型如下面圖3~圖6，路段車速分布如圖2。還包含作業區、下游緩沖段、下游開口、終止段。單邊封閉單邊通車模式如圖3。2）仿真模型參數①施工路段的交通組織參數進入作業區設置限速為40km/h，作業區之前路段設置限速為50km/h。并相應地在作業區路段和作業區之前路段設置限速標志。解除限速標志設置在養護工區分流點結束后200m。各交通控制區長度的基準取值為：警告段=1km、作業區=3km、下游緩沖段=350m、下游漸變段=20m、上游漸變段=20m、上游緩沖段=350m、終止段=200m。另外，未施工的單邊車道開放漸變段和緩沖段長度分別為20m和50m，下游開口和上游開口長度均為60m。②施工路段的交通信息參數將東港高速設計數據輸入，我們選用VISSIM軟件中的3D或2D模型中的類似車型來表現車輛特性。

方案2：單邊部分車道封閉1）仿真模型的簡圖采用雙向四車道高速公路施工路段作為VISSIM仿真的對象。單邊部分車道封閉模式如下圖6。圖中7段為終止段，4段為作業區域，1段為警告路段，2段為車道封閉上游漸變路段，5段為下游緩沖路段，3段為上游緩沖路段，6段為車道開放下游漸變路段。2）仿真模型參數①養護施工路段的相關參數進入作業區設置限速為40km/h，作業區之前路段設置限速為50km/h。并相應地在作業區路段和作業區之前路段設置限速標志。解除限速的標志設置在養護作業區交通分流點結束后200m的地方。各交通控制區長度的基準值為：下游緩沖段=50m、下游漸變段=20m、警告段=1km、上游漸變段=20m、作業區=1.5km、上游緩沖段=100m、終止段=200m。②施工路段交通信息相關參數同上。模型中車輛參數以小汽車為標準，由于東港高速大貨車比較多，仿真時換算成小汽車當量進行模擬。交通模型選擇“基于可變跟馳時間和隨機因素的車輛跟馳模型[8-10]”，養護區車輛不可超車。

仿真結果分析與方案評價

路段方案1：一般公路養護大修工程全線路段按分標段施工，而各施工路段之間要保持多少間距，可以在同時保障施工正常進行的情況下，對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性，行車的快速性影響最小。仿真數據分析如下表圖7~圖8。在中間仍保持兩車道通行的情況下，這里將兩施工路段合并為一個整體作為一個施工路段處理。這樣就只存在兩個交織路段，那么容易引起交通流紊亂情況的路段只有兩段，且兩側均為正常通行的路段，一旦發生局部性的交通堵塞，兩側不但仍能夠有足夠的區段空間來逐漸消解堵塞，而且管理上更易于集中。但是在該方案下單車道通行的距離比較長。

路段方案2：單邊部分車道封閉經過對比，按照相似特征路段采取相似保同方案原則，2010年5-8月山東煙威高速大修中采取第2方案，如果采取方案1，這個路段的車流量按照進入高速的順序行駛，一旦出現事故，后車受很大限制，如圖6中在兩施工段發生事故，很容易造成二次事故，如果采用第2方案我們在威海出口附近出現了不符合排隊論的交通流，經過討論發現上述模型可以混合使用，這是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做出部分調整和靈活運用的嘗試，取得顯著效果。

公路交通論文范文第3篇

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我國公路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在公路等級及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國高速公路也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使得我國公路設施發生了跳躍性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條長距離、跨省高速公路，也正因為有了這一條條長距離的高速公路，使得省際之間、城市之間的距離被大大的縮短了，同時加快了區域間的溝通與交流，實現了更大空間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及社會進步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今天的公路運輸已經深入到了人們生活、生產之中，并且漸漸的改變著人們的生活與生產，使廣大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加富強、便利。

二、怎樣促進公路運輸經濟的發展

1統一思想、完善政策

作為廣大的公路運輸干部職工應當將思想與實際相結合，改革創新觀念及發展模式，同時統一思想，將相關的規章制度及政策進行完善，將工作質量進一步提高，做到“和諧交通，平安運輸”。同時通過嚴格的監督管理制度，實現對公路運輸的監督管理，將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來保障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

2實現公路運輸的集體化經營

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來，我國的公路運輸公司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其發展方式也是獨立經營，這樣的現狀不僅加大了公司自身的內耗，也使得整個市場缺乏了凝聚力，企業也得不到明顯的發展，只是在自身的小圈子中徘徊而已，一旦出現外來市場其頂抗力相當薄弱。因此應當要組建跨區域的公路運輸企業，將各個運輸企業間緊密相連，這樣才能夠真正的促進我國公路運輸經濟的發展。

3要有風險共擔的精神

各種公路運輸模式都具有較大的風險，由于車輛增加和公路建設速度的不同步，導致了車輛越來越多，道路越來越擁擠，隨之的交通事故發生率也漸漸增加。為了更大程度吸納個體車輛進入運輸公司進行經營，運輸公司就應當建立風險共擔機制，這樣才能夠為廣大經營者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風險和后顧之憂。

三、結語

公路交通論文范文第4篇

公路交通運輸是指以公路作為運輸基本設施，以汽車作為基本運輸工具，在城市內部、鄉鎮等區域實施人員與貨物傳遞的一種運輸方式，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物質生產部門。公路交通運輸具有機動靈活，適應性強，直達運輸，速度較快；原始投資少，資金周轉快；公路運輸的操作方式比較簡單易學，行業進入壁壘低等的特點。

公路交通運輸經濟是組成社會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國家宏觀控制的同時，受到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和限制。目前我國公路道路網絡的建設速度總體上跟得上時代的發展步伐，人們對于公路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公路交通運輸經濟的發展在我國所有經濟產業中所占的比重正逐步提高，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公路運輸推動了我國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它是國民經濟的動脈，保證了各項生產的順利實施和人們生活生產的正常進行；其次，公路運輸的暢通滿足中短途貨物運輸和旅客的需求，緩解了鐵路運輸的壓力，能夠使經濟發展的成本有效降低；最后，公路運輸縮短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距離，增加就業崗位，促進勞動力轉移，推動了經濟均衡發展，有助于信息交流。

2現階段公路交通運輸經濟面臨的問題

第一，資金問題。隨著我國整體城市建設進程的加快，相關基礎交通設施的建設出現了資金緊缺、投入不足的問題。很多山區和丘陵地區，其交通設施建設的成本和難度較高，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進而導致了城市交通運輸網絡不夠完善，難以適應快速增長的基礎交通需求。

第二，不平衡問題。在一些經濟水平發展不同的地區之間，其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存在很大的差異。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整體交通網絡設施的建設不夠平衡，特定地區的供需矛盾缺乏及時、有效、全面的解決。

第三，安全問題。近年來，眾多交通事故頻發，這給予人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和損失，嚴抓、狠抓公路運輸安全，是整治當前交通事故多樣化、頻發化的關鍵舉措。與此同時，相關客運與貨運的安全管理工作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很多安全指標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并且相關營運人員其自身的安全意識不到位，容易出現相關的安全問題。

第四，環境問題。對于道路交通行業來說，在其產生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過程中，其會產生一系列的污染問題，并且對于周邊環境造成影響。在當前社會經濟形勢下，如何對于環境問題進行積極有效地解決，是當前節能減排工作開展的重要目的之一。

3解決當前公路交通運輸經濟面臨問題的對策

第一，加強投入。在開展相關公路工程建設的過程中，要對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進行保障，加強各項資金的落實，避免由于投資方面的制約對于道路交通事業造成的影響。各級地方要靈活地采取有效的手段，對于資金困境進行解決。在國家投資的基礎上，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提高建設過程中的籌資能力，拓展融資渠道，進而更好地推動當地整體經濟的持續發展。

第二，保障平衡。在進行當地交通經濟管理的過程中，要實現平衡化與協調花發展，做好交通運輸與實際經濟發展的協調，進而更好地促進整體經濟的穩健發展。在交通運輸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要對于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進行消除，減少不同城鄉區域之間的不平衡問題，進而更好地利用公路運輸來滿足當地經濟發展的基本需求。在公路網絡的協調谷案例上，要對于不必要的浪費進行控制和減少，提高整體的運輸效率。在進行公路工程項目建設和維護的過程中，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土地浪費問題，并且減少由于施工中技術不過關所造成的后續維修保養成本增加。

第三，實現一體化建設。一體化建設是當前城鄉建設發展的重要方向和趨勢，公路網絡建設也要關注這一方面的問題。在城市沿線地區，要對于公路網絡進行充分的拓展，進而更好地對公路沿線地區的鄉鎮、農村等不同方面的資源進行充分的利用，實現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的接軌。通過開展一體化建設，實現城鎮化水平的合理提高，并且結合科學的管理規劃，不斷地擴大整體規模，進而實現地方經濟的良性發展。在一些區際和城際地區，要對于空間聯系進行不斷的增加，對整個公路網絡進行完善。在進行道路交通建設的過程中，要做好技術和經驗方面的交流，有效地解決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提高道路的承載能力。一些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要關注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做好扶持、幫助與相互交流，實現雙方的共同發展，對公路經濟的規模效應進行有效的發揮。一體化建設工作的不斷開展，對于城鄉的距離進行了縮小，是推動我國社會全面、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公路交通運輸經濟效益的重要體現之一。

第四，加強產業布局。在公路交通運輸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業布局是其中的重點內容，如何對產業布局進行合理的優化是其重要的發展關鍵。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要加強技術含量，關注新技術的投入使用。在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公路網絡的建設中，各項新技術和科技信息資源的合理整合與配置，是整體產業化發展的重要關鍵。公路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可以有效地帶動其周邊產業集群的發展，這對于市場方面的各類調節目標的實現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對于周邊城鎮來說，其本身的發展要在結合地方特色的基礎上，借助當地道路交通運輸網絡來進行進一步的開發和調整，提高產業布局的合理性。在將來的發展中，產業布局的調整依舊是公路交通運輸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內容。

結束語

公路交通論文范文第5篇

1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現狀

絲綢之路是世界最早開通的連接亞、歐、非3大洲的交通大動脈，也是一條最古老、最輝煌的人類“文化大運河”。但正式命名其為“絲綢之路”則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德國歷史地理學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將古代中國從長安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網絡稱為“絲綢之路”(即德語“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譯成英文版本后，“絲綢之路”(TheSilkRoad)這一代稱被廣泛使用。“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國學大師饒宗頤［2］提及。

在漢語中，“絲綢”一詞是“由含蠶絲纖維織成的紡織品的總稱”，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蠶絲纖維”“絲線”“絲綢面料”及最后的“蠶絲面料制成品”。作為商品或者流通貨幣的“silk”(絲綢紡織品)，在經由海、陸絲綢之路的運輸、交換、行銷之后，大多會被進一步加工處理，最終成為穿在人身上的服飾，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們從物質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廣義的“服飾”意指裝扮身體所用具體可見物品的總稱，包含穿衣服、佩戴飾品、美容化妝等。絲路沿線各國的服飾藝術交流，不僅是簡單的物質交換和藝術借鑒，其背后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動因，體現出一定區域族群內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集中了科技、文化、藝術、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將中國服飾文化的發展史置于絲綢之路視域下進行觀察，可以清晰發現:正是由于絲路沿線各國在歷史上頻繁密切的服飾文化交流互動，促使中國服飾文化在傳承、發展、演化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吸收大量優秀的異質文化因子，使中國服飾在形制、款式、面料、紋樣等方面都呈現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絲綢之路服飾藝術交流”是絲路研究和中國服裝史論研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課題。

由于以往諸多條件的限制，中國服裝史多注重對本土服裝的斷代研究、民族區域性研究和個案分析，普遍缺乏國際化的視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框架體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來，世界范圍內關于“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已成顯學，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等建設戰略構想提出以來，國內外社會對于絲綢之路的關注度直線攀升，學界也迎來了絲路文化藝術研究的新機遇與新熱潮。

筆者檢索了中國知網有關論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絲綢之路各類綜合研究成果論文信息24781條(1972—2018);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條(1985—2018);絲綢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條;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成果193條(1981—2018，1981年前未見);絲綢之路紡織研究成果81條(1997—2018);絲綢之路藝術交流研究成果10條(1997—2018);而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相關研究成果僅有5條(2011—2018)。盡管以上統計存在一定誤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目前關于絲綢之路的各類研究成果雖多，而針對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專門研究尚未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廣泛重視。

2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絲綢之路相關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飾”和“文化藝術交流”的內容可知，自20世紀以來中外學界有關絲綢之路服飾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個兩個階段。1)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鋪墊階段，其又可細分為兩個時期:①20世紀60年代以前，這一時期主要是完成對絲綢之路概論性、整體性的研究，其特點是較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鮮有發表;②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的絲路研究向著縱深方向拓展，出現了更多斷代史類研究和專題、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發表量開始持續上升，服飾的國際化交流研究開始被學界注意，比較性研究類的成果開始陸續出現。2)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崛起階段，其時間為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相關基礎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迎來了全新的學術契機，研究成果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2．1早期絲路歷史研究成果中有關服飾和對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來，中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印度等國家的專家學者陸續對絲綢之路進行研究，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著絲路研究的國際視野。早期有關絲綢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較的研究論著中，一些學者對絲綢之路的服飾給予了篇幅不等的關注，為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流進行了鋪墊。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絲綢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發掘中亞腹地地理歷史的探險熱。RICHTHOFENFV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率先對“絲綢之路”沿途諸國，特別是對中國新疆、西藏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著作《絲綢之路》。英國籍匈牙利探險家、地理歷史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自19世紀末開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爾、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及中國新疆、甘肅等進行了4次考古探險考察，重點研究了絲綢之路蔥嶺古道一線，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圖記》等詳細記述了他的探險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圖記》［3］第22章翻譯了斯坦因發現藏經洞繪畫、刺繡、織物等的詳細記錄;第24章記錄了千佛洞的織物。法國的東方學家保羅·伯希和，于1906年開始前往新疆喀什、圖木舒克、阿庫爾、克孜爾等地對佛寺和石窟進行考古發掘，其間發現了大批健陀羅藝術品及古梵文、龜茲文寫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珍貴繪畫3000多卷，還有大量紡織刺繡藝術品，拍攝了數千卷文獻照片。保羅·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馬可·波羅行記注》《伯希和考古文獻》等，即便是對當下學者開展古絲綢之路服飾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極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1975年，日本學者加藤九祚和前島信次聯合編寫了《絲綢之路事典》，是亞洲學術史上較早的絲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國學界也陸續出版了多部絲綢之路古代資料匯編類文獻，例如張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紀中葉(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國與歐洲、非洲、亞洲西部、中亞、印度半島等地往來互動的珍貴文獻史料，并對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實加以詳述考釋，書里匯集了諸多介紹域外國度服飾風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吳豐培編纂的《絲綢之路資料匯鈔》、牟實庫主編的《絲綢之路文獻敘錄》等，均收錄了與服飾相關的資料。

早期“絲綢之路與對外交流”的專題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對研究絲路服飾文化交流具有極大參考價值的信息。向達［5］從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國與歐洲各國的交通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6］編輯出版的圖集有詳細的文物介紹，圖版質量較好;馮作民［7］對羅馬與東方進行紡織服飾貿易交流的詳情進行了介紹;日本學者書上誠之助［8］對日本古典服用狩獅紋的絲路源流展開詳述考證;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紹了絲綢之路海上與陸地貿易線路的形成及變遷，分析了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貿易國的經貿關系，對于了解絲路貿易歷史背景有重要意義;常任俠［10］介紹了香料和裝飾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編委會編寫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繆良云的《中國歷代絲綢紋樣》等，均有論述中外服飾交流背景、軌跡及藝術表現的內容。另外，還有許多零星發表的學術論文，如日本學者高橋健自的《古代遺物所見大陸文化的輸入》、陳竺同的《漢魏以來異域色料輸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傳說之比較》等，對體現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案例進行了論證分析。

1987年以前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陸上絲綢之路范疇。1987年為了強調中西相遇時所產生的復雜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激發了全世界對絲綢之路的興趣，也標志著絲路研究進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隨即出版了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莊為璣等［12］、姜培玉［13］、吳家詩［14］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15］、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6］等學者和單位出版的專著，對古代絲綢之路中外服飾交流的海上傳播路徑及情況展開概述性、整體性的研究。

2．2近30年來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研究成果

中國服飾文化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其所體現的文化對外交流、設計創新等都與中國本土文化軟實力建設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近30年來，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

2．2．1通論性研究。絲綢之路的開通和建設推動了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無論從內涵還是從外延上都遠超其本意。近30年來，學界有許多關于絲綢之路的通論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飾文化的部分。

《中國絲綢之路交通史》梳理了絲綢之路公路交通網道的歷史文獻記述，以及各個時期交通與經濟的因果、主從關系的變化情況，對研究服飾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徑提供參考［17］。李明偉［18］從絲路貿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兩漢至明清時期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向和多向交流的相關史實，為研究絲綢之路的紡織服飾商貿活動以及由參與這些活動的外國商人所帶來的異域服飾文明提供了直觀素材。

還有一些中外學者在其專著中介紹了部分絲路沿線服飾史料的相關歷史記載情況。例如:楊蕤［19］以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為研究對象，統計了中外歷史文獻所載中國五代、宋、遼時期諸蕃的朝貢情況和朝廷的回賜情況，對唐、五代、宋時期絲路所貢物品及外來物種進行統計及對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飾品;薛愛華［20］引據古代漢文典籍，列舉了唐代舶來服裝及紡織材料、用以制作服飾品的寶石和金屬、絲綢染料和化妝顏彩。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設和邏輯推演的純理論研究，它是以具體服飾品對象為物質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樣、多層次交互的外延之上，從研究方法到學術視域都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學科交叉性與綜合性。對此，劉瑜［21］指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宜分作3個層次進行推進:①從服飾的物質性角度出發，考察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具體的服飾款式、造型、設計、工藝等特點;②研究人與服飾共同構成的服飾穿著體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飾的方式，以及服飾對人體的表現和規訓等;③從服飾的社會性角度出發，著重研究各種體現服飾藝術交融的服飾現象與政治、經濟、宗教、環境、生產力、藝術審美等社會因素的相關性。

這些通論性的研究成果，向人們展示出絲路沿線的異質服飾文化之間具有相互理解、吸納、互鑒、衍生及創造發展的可能性。開展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系統性研究，旨在探求絲綢之路視域下，服飾裝扮這一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行為方式，如何通過這條古代世界東西方之間最為重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條件下相互交流和影響;及“服飾”這一具體藝術形式在絲綢之路所涉的民族、國家、地域之間的異同和關聯。

2．2．2專題性研究。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動性。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服飾交流通過款式互仿、紋樣互鑒、工藝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無，生成了一系列繽紛且獨特的藝術表達形式。一些學者對體現在服飾上的綜合藝術表達形式進行了專題性研究。

絲綢之路敦煌服飾藝術一直是學界持續關注的研究熱點，是世界范圍內敦煌學研究的分支。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檢索“敦煌服飾”，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多達405條。西北邊陲的敦煌莫高窟，地處中原王朝與西域少數民族政權的中間地帶，自古就是絲路上重要的商品貿易和文化集散地，歷史上此地居民和往來人員的國別及民族成分十分復雜，敦煌本地服飾藝術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十分明顯。

敦煌莫高窟擁有從北朝至宋元時期的壁畫、文書、帛畫等文化珍寶，其中包含著豐富而珍貴的服飾圖像和文字史料。盧秀文等［22-23］對敦煌壁畫中體現文化交流的服飾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分析。鄭炳林等［24］從少數民族服飾角度對敦煌地區的少數民族、統治過敦煌的少數民族和在敦煌營建過石窟的少數民族的服飾形象進行了專題研究，所整理的服飾圖像及資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鶻、鮮卑、黨項、蒙古6個少數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總計26卷的《敦煌石窟藝術全集》，其中第23卷“服飾畫卷”按照供養人服飾、世俗人服飾、佛國人物服飾3大類，對敦煌石窟的服飾圖像進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類書籍還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譚禪雪編著的《中世紀服飾》。

7—14世紀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之一。唐朝與海外有官方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70余個，與宋元帝國有交往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針對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融的專題研究熱點較多。7—8世紀，是中國唐代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最為興盛的時期，異域風潮推動了中原服飾審美及款式結構等的變革，引領了當時的服飾風潮。針對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王若詩［26］從《全唐詩》的角度切入，通過研讀唐詩中對當時服飾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絲綢之路影響下發生的諸如胡服盛行、時世裝對胡服元素的吸收、異域舞蹈服飾的流行及民間服飾潮流變遷、新服裝材料的引入等服飾新變。馬勒JG［27］在其著作中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發現的具有所謂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結合繪畫以及文獻記載，對塑像的類型、特征、年代、族屬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涵蓋了大量胡人服飾信息，對于研究唐時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及當時胡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服飾形象有較高參考價值。

10—14世紀，宋元服飾對胡服元素進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飾體系的新樣式。張飚雪［28］認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經逐漸融入了宋人漢族服飾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還成為朝廷官服的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飾設計之中;宋代服飾之中的上領、靴鞋、幞頭、銙帶均為經過宋人吸收創新之后形成的漢化胡服。李詠［29］針對民族文化交流對宋代服飾演變產生的影響及相關的知識內容進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紀朝鮮半島高麗時期與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金文淑［30］論述了高麗時期服裝中的蒙元元素，討論了這些服裝在款式和稱謂上對當今韓國常服的影響。位于伏爾加、頓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區的游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紀中葉的服飾和絲織品，茲維思達納·道蒂［31］對這一地區出土的服飾品、紡織品進行了組織結構分析，發現所出土的織物運用了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認為其代表了蒙古時期較高級的絲織工藝水平。

當某種服飾符號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時，其會逐漸升級成一種社會服飾現象，而每一種服飾現象又可以被分解為具體實物、行為表現。學界對絲路沿線所出現的服飾現象也有很多專題性研究成果，如對希臘化時期絲路服飾流行“希臘風”現象的專題研究。幾個世紀以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不斷受到希臘風格東傳的深刻影響，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獨特希臘風藝術，并在紡織服飾品、壁畫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體現。藝術史家稱公元前323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羅馬征服托勒密王朝為“希臘化時期”，也是馬其頓希臘文明的“東方化”時期。這一時期希臘藝術文明沿著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在北非和西亞廣泛傳播。李京澤［32］指出，“亞歷山大的東征開啟了‘希臘化’時代，為古波斯與古希臘百年來的纏斗劃上句號，但卻是東西方文明下一輪更強烈的碰撞與交流的開始”。王蘊錦［33］對阿富汗希伯爾罕“黃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飾配件進行了研究，認為其屬于希臘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飾、龍形飛翼雙馬神守護國王金垂飾、格里芬混合中國獅虎造型的金扣飾等黃金飾品體現了中國、波斯、西亞、中亞草原等的多元藝術要素，顯示了當時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技術手段和審美，并反映出深層次的傳統民族文化信仰之間的交流。

被希臘化的西亞人給印度西北部一小塊邊界地區帶來了希臘式佛教藝術，在犍陀羅地區許多服飾都留存有模仿希臘羅馬式樣的痕跡。希臘文化隨犍陀羅藝術繼續向東傳播，最遠一直傳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諸國，且在同時期的中國佛教壁畫、雕塑中也有體現。早在19世紀末，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古城就發現了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希臘風格壁畫和藝術品。陳曉露［34］、趙艷［35］、滿盈盈［36］等對“絲綢之路佛教服飾的希臘化”這一專題展開較為詳細的分析論證。

17—18世紀歐洲服飾流行“中國風”的現象，當時的歐洲服飾藝術表達呈現出對于中國文化極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納［37］針對這一現象考察了從中世紀至18世紀西方藝術家和工匠對東方的認識以及他們的表達方式。王洪斌［38］從全球史視角出發，以東方奢侈品為代表的物質文化“西進”現象為切入點，對東方文明在英國文明轉型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王洪斌認為來自東方的絲綢等奢侈品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大量運輸進入英國市場，逐漸為英國人所接受，改變了英國人的服飾觀念，由此掀起的“中國熱”對英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在紡織和服裝制造等行業。IMPEYO［39］認為“中國風產生于歐洲人對東方的幻想，對相關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來才逐漸轉變為對美的關注”。邁克爾·蘇利文［40］指出:“對18世紀歐洲藝術品味的研究已經表明，當時歐洲人受到中國藝術的影響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對這一服飾現象以及體現當時中國風與巴洛克、洛可可服飾紋樣設計相融合的典型實例進行了分析，指出歐洲人利用中國元素進行服飾表面裝飾以追求異國情調的表達，但缺乏對這些元素的深層研究。

透過對這些專題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夠深切感受到絲路服飾藝術互聯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專題性的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研究是從服飾品的物質性角度切入，結合文獻記載與新的考古發現，考察并分析某一具體服飾品上所體現的絲路文化互動。

韓香［42］以波斯錦與鎖子甲為例，指出這兩樣物品均產自西亞波斯一帶，是隨著中西交通絲綢之路的展開，傳播并且影響到內地的服飾文化。陳習剛［43］以唐代胡騰舞者“葡萄長帶”的服飾裝扮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葡萄長帶”的絲路源流及與宗教間的關系等。趙胤宰［44］通過高句麗的“鳥羽冠”捕捉其與絲綢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鮮半島國家的冠飾材料在沿著絲綢之路的古代遺跡中多有發現，趙胤宰認為高句麗的“鳥羽冠”為研究服飾史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線索，“鳥羽冠”作為證明當時朝鮮半島和絲綢之路之間聯系的證據，透過它可以了解到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區和古代朝鮮半島之間的交流情況。茅惠偉等［45］針對絲路沿線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多次出現的百衲織物進行研究，采用文獻結合實物的方法，從形制與類別、材質與技藝、起源與蘊意、流變與兼容4個方面，對絲路沿線考古出土、民間使用、文獻記載和博物館收藏的各種百衲織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百衲織物很可能是在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文化體系下產生的，但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絲路沿線各文明有了復雜聯系，各自獨立的百納織物共同朝著形式美的方向發展，最終成為絲路織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過對拉薩大昭寺藏銀瓶上的人物服飾、紋樣以及工藝進行探討，認為其是吐蕃王朝時期(但在松贊干布統治期之后)藏族藝術家融合西亞、中亞及唐朝的多種藝術風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這些服飾品案例看似細小瑣碎、零星四散、相互獨立，但若將其置于絲綢之路文化視域下進行考察，就能夠發現其產生、流行與演變都有著內在的關聯。這些已發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實驗性探索，提供了多種可以借鑒的研究路徑和論證體例，為進一步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打開了新的視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從國內外已發表的服裝史論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對于“絲綢之路”上“silk”的關注更多集中在“蠶絲原材料”和“絲綢紡織品”上，而對“絲綢服飾品”的關注度則相對較弱，基礎研究呈現出“重紡織、輕服飾”的現象;同時，較之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于陸上絲路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成果遠超海上絲綢之路，系統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服飾文化交流”的學術成果鮮見，基礎研究總體上呈現出“重陸絲、輕海絲”的現象。

如文中第2節所述，目前國內外學界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論文的形式散點出現，或者穿插在其他學科研究論著的間隙被提及、帶過。這些成果為開展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學術基礎和理論支持，但迄今為止，尚缺少圖文并茂、邏輯嚴謹、學理性強的絲綢之路服裝史論綜合研究體例，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這一研究領域中比較系統化的服裝史專著暫付闕如。絲路沿線許多國家可以用于服飾研究的出土和傳世的服飾實物、雕塑、典籍、古代繪畫等珍貴資料還沒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許多獨具絲路特色的服飾文化交流路徑和交融歷程等尚且眉目不清，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已經上升為中國社科類新一輪的學術研究熱點，這一領域未來或將形成新型交叉學科———“絲綢之路藝術學”。而中國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經國和現代世界范圍內“一帶一路”框架體系建設的發起國，有望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并開創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藝術學研究新領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未來學界對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縱深方向拓展的趨勢。例如以圖文互鑒的方式重新發現歷史信息間的有機聯系并對其進行服裝學學理闡釋，開展以圖像、圖解和圖示的方式補充國內外現有文字和實物資料的圖志研究等。通過廣泛搜集國內外相關圖、文及實物資料，發掘體現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服飾藝術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的各類服飾品與服飾現象并對其進行系統整理及剖析，加強國際間相關的學術交流，逐步建立起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研究資料數據庫，逐步開展按照服飾藝術門類進行的系統化比較研究，逐步勾畫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歷史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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