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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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論文范文第1篇

遵守公序良俗是一個社會對其成員在道德操守方面的基本要求，這一要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合同法明確指出，合同當事人在訂立和履行合同時，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益。很明顯，這項條款可以用“公序良俗”來進行表述。雖然用“公序良俗”來對這一條款進行歸納略顯生硬，相對而言與我國的法律慣例和習慣也不完全相襯，但這樣稱謂更容易加深人們對他的理解。所以，筆者認為應將之稱為公序良俗原則。公序良俗是一個區域內全體成員都應該遵守的基本的道德規范，因此，將公序良俗原則納入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一種必然。

二、合同法基本原則的意義

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從其地位來說，指的是它在合同法體系中所起的根本的、基礎性的作用；從其作用來說，體現的是它對合同法行為規則方面巨大的指導和引領性；從其性質來說，他表現出來的并不是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一種抽象的法律原理和準則，它在實踐中對合同法的運作具有廣泛的制約意義和適用價值。

（一）具有普遍的約束意義和適用價值，是一種根本性的行為準則

合同法的原則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也就是初級層次指的是合同法的具體原則，第二層次也就是高級層次特指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二者之間的哲學關系為，基本原則是對一切具體原則的高度抽象和深刻概括，是上位原則。進一步分析可知，合同法基本原則是通過對具體的合同法整體概括充分提煉而形成的，是一種形成和貫穿于合同法規范之中的根本準則，它對合同法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諸多行為和整個過程方面具有普遍的制約意義和決定作用。換句話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在合同法的實踐過程中具有重大的指導和補缺作用。

（二）占有絕對的指導地位，貫穿于合同法實踐過程的始終

所謂指導地位，意指合同法具有廣泛地的涵蓋性和高度的統帥性。相較于合同法的具體規則而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具有概括性并占有指導地位，也就是說，合同法的具體行為規則以及具體原則的產生和發展，必須遵循合同法基本原則的規定，按照它的內涵并根據它的內在規定性而展開，只能在合同法基本原則內涵統領的范圍內進行實踐運作，并始終接受它的檢驗。具體合同法律規則中凡是有悖于合同法基本原則的都是無效的或部分無效的。“貫穿于合同法實踐運作的整過程”主要是指合同法基本原則的效力范圍及于合同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對合同法律起著重要的統領作用。

（三）合同法基本原則寓意于各種合同法律規范之中

公共秩序論文范文第2篇

本文期望在對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論述的基礎上，提出“公共秩序”界定中的一些思路，以期有利于該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

公共秩序保留公共秩序界定

【正文】

所謂“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國法院依據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外國法時,因其適用會與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相抵觸而排除其適用的一種制度。“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ofpublicorder）是我國法律上的稱謂，在法國習慣稱為“公共秩序”(publicorder),在德國稱為“保留條款”（vorbehaltsklausel）,而英美法國家則慣用“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公共秩序保留”作為排除外國法適用的一種手段或制度，其產生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法則區別說時代,經胡伯、孟西尼等國際私法學者的發展漸趨完善。1904年的《法國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該項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已成為國際私法中一個公認的普遍原則。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國際私法實踐中已經發揮了并必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法律文化背景，到底什么樣的外國法需要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其在自己國家適用，各國就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其直接后果就是擴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若該權利被濫用，則會大大降低國際私法在協調各國法律沖突中的價值，妨礙國際民商事交往的穩定和安全，有悖于當今世界政治、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因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適用的是否恰當，應該受到足夠的重視。

恰當適用這一制度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對“公共秩序保留”這一術語中“公共秩序”有一個相對明確的認識和界定，進而防止濫用，防止各國將各種任意的排除外國法的適用堂而皇之地冠以“公共秩序”的名義。但一個難題馬上出現，那就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性決定了“公共秩序”是一個彈性的、不斷變化的概念，從來沒有學者對此做過成功的界定。但為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實踐中有效運行，避免公共秩序保留被濫用，筆者認為仍有必要對“公共秩序”做一個簡單的定性。

一、各國立法關于“公共秩序“的表述對這個很重要的措詞如何理解，各國立法有著不同的表述。

普通法系國家常用的是“公共政策”、“特殊政策”或“法律秩序”，大陸法系國家則分別用“善良風俗”、“法律之目的”或“法律之基本原則”、“雖屬與國家社會有重大關系之情事”，在我國的立法中,曾經表述為“社會治安”、“社會公德”、“社會秩序”、“優良風俗習慣”、“國家社會利益”、“法律的基本準則”。1982年中國《憲法》、1986年中國《民法通則》和1991年中國《民事訴訟法》分別規定為中國的“國家、安全”、“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

公共秩序或公共政策條款在民法典、國際私法立法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存在。例如，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081條，1992年《羅馬尼亞國際私法》第8條，1995年《意大利國際私法制度改革法》第16條，1996年《列支敦士登國際私法》第6條，1998年《突尼斯國際私法典》第36條，1998年《委內瑞拉國際私法》第8條，1999年《白俄羅斯民法典》第1099條，等等。

許多國際私法公約也有公共秩序的規定。例如，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8條，1979年美洲國家間《關于國際私法通則的公約》第5條，1973年《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第10條，1980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法律適用公約》第18條，1988年《死亡人遺產繼承法律適用公約》第18條，2000年《關于成年人保護的公約》第21條，2002年《關于中介人持有證券的某些權利的法律適用公約》第11條，等等。

我國對公共秩序保留一向持肯定態度。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在《關于中國人與外僑、外僑與外僑婚姻問題的意見》中就有了公共秩序保留的規定。1954年憲法也提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第204條和1991年《民事訴訟法》第268條都就公共秩序保留作了規定。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第一次全面規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該法第150條規定：依照本章規定適用外國法律或者國際慣例的，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這一規定表明：（1）我國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適用起來比較靈活。（2）對于確定違反公共秩序的標準，我國采取了"結果說"。（3）我國的公共秩序保留條款不僅指向外國法律，還指向國際慣例，這是我國所特有的。

二、中外學者關于“公共秩序“的表述

中外學者在理論上對此問題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觀點。

1、戚希爾認為，“公共秩序”指英國的"特殊政策"，具體包括：（1）與英國基本的公平正義觀念不相容；（2）與英國的道德觀念相抵觸；（3）損害了英聯邦及其友好國家的利益；（4）外國法侵犯了英國關于人的行為自由的觀念。

2、戴賽認為“公共秩序”指三種依外國法取得的權利，即：（1）與英國成文法相抵觸的權利；（2）與英國法律政策相抵觸的權利；（3）與英國利益相抵觸的權利。

3、庫恩認為“公共秩序”指下列4種場合：（1）違背文明國家的道德；（2）違反法院地的禁止性規定；（3）違反法院地的重要政策；（4）外國法中的禁止性規定未獲法院地的確認。

4、J.H.C莫里斯在其主編的《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將“公共秩序”界定為“基本公共政策”。

5、在李雙元、金彭年、張茂、李志勇編著的《中國國際私法通論》中，將“公共秩序”界定為“法院國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觀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則”。

6、在宋立紅、的《論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則認為，公共秩序概念雖然隨著時間和地點的移轉而變化,但可稱其為一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以及基本道德規范和善良風俗的總稱。

三、筆者關于“公共秩序“的一些看法

鑒于世界各國的社會制度、道德觀念和傳統習慣的不同，對公共秩序的具體含義，很難取得一致的理解。英美國家許多學者也認為：“什么是公共秩序，……是模糊最不確定的問題之一，一般無法給它作出一個定義。”但是，筆者在充分了解各種學術觀點的基礎上試圖提出關于“公共秩序”界定中的幾個基本點：

1、“公共秩序”是一個彈性的、不斷變化的概念，在對其的界定中必須堅持與時俱進，既必須用發展、變化的觀點來認識，必須和社會實際相結合。法國學者尼波埃（Niboyet）對此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公共秩序應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今天是公共秩序的東西，可能經過若干年將不是公共秩序。”

2、我們不要乞求在“公共秩序”的界定中各國都達成一致，即在國際上對公共秩序的范圍及其具體內容做出統一的規定和具體的解釋。保留各國在適用公共秩序時享有的自由裁量權，盡管在客觀上為各國濫用公共秩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們可以在國際私法的立法和實踐中，要求各國在何種情況下采用公共秩序保留拒絕適用外國法，在其法律中做出明確的規定，并從嚴規定和適用公共秩序。

3、“公共秩序”一般應包括一國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觀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則，也即現在相對通行的觀點。

綜上所述，為了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能夠更好地發揮制度價值，必須予以必要的限制，首先應對“公共秩序”進行必要的界定，但這一界定是很有挑戰性的。

【主要參考資料】

1、張仲伯、趙相林，《國際私法學》（修訂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修訂第1版

2、張瀟劍，《國際私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中國國際私法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韓德培，《國際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5、黃進，《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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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論文范文第3篇

內容提要：“公共’原則有著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內涵。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透視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過程、公平目標及其模型等方面還存在若干違背“公共”原則的現實缺陷。必須使“公共”原則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體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標的“立體”性上得到體現，內容上得到落實，才能確保相應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據政策與目標之間的關系，在各種備選的公共政策中確定何種政策將最有效地實現一套既定目標的過程。這一分析過程，是政府“政策主張的先決條件”，亦即政府決策、主張及其實施的前提，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質。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發展；是指既實現人類經濟發展的目標，又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并促進人與環境和諧地發展。筆者認為，盡管不是每個具體而微的政策問題都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有關，但至少從宏觀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必須遵循“公共”原則，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公共”原則的內涵

我國臺灣學者張世賢、陳恒均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來“處理或解決公共問題或公共目標”的。日本學者藥師寺泰藏也認為，公共政策就是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見，“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則，才能真正體現這一本質屬性。這里所謂“公共”原則，

一是指政策問題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為原則。公共利益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各利益主體間的此得彼失，影響著公共利益的實現，甚至影響著正常的社會秩序。因此，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機構”，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權力、承擔公共責任、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中，必須謀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領域侵犯私權，或為少數人甚至政府自己謀取私利。“公共”原則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問題為綱領性的政策問題進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能夠更有效地約束、引導各社會主體，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領域內以其秩序化的活動增進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為現實和未來的各社會主體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標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代際目標的實現為原則。從一個歷史過程來看，“公共”原則要求，通過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得以把政府的行為目標，規范、約束在既立足當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確保未來人可發展的基本條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體現政府行為在代際之間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執于當代的自私性、狹隘性。“發展才是硬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當代和未來連續、不間斷的發展，即持續發展，才能真正確保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這種代內和代際的持續發展，是當代人和未來人公共利益的根本體現。因此，從另一角度也同樣可以說，以代際目標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樣是在公共利益實現意義上的“公共”原則的體現。

三是指政策問題范圍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整個發展系統全面、協調的發展為原則。根據前面的結論，持續發展問題也應該是當代政府綱領性的政策問題。持續發展是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因素的全面、協調發展。目前，全球范圍內形成的威脅著持續發展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人口劇增、生態破壞等嚴峻問題，正是由于當代政府違背“公共”原則，默許甚至鼓勵人們對公共資源“各取所需”式的無節制開采與利用，才造成了發展系統內部各因素之間，尤其是人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失調，使符合持續發展需要的公共資源的供給呈現出間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斷。因此，從政策問題認定的范圍來看，“公共”原則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約持續發展的問題，包括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從當代人到未來人的各種有關發展問題的有序而系統的解決，既尊重人類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當代人的利益，又著重作為利益主體目前尚還缺位的未來人的利益。

還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則，實際上已內在地與持續發展問題聯系在一起了。可持續發展既是一種持續發展的狀態，又是當代人類在發展問題上的一種價值取向。可持續發展問題與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則之間，是內在相連的。可持續發展理應成為人們透視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則的基本角度。

二、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從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角度看，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環節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難以真正體現公共利益要求，實現代際發展目標，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內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偏離甚至違背了“公共”原則。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個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響著現代政府的決策理念，以致于發展為約瑟夫·雷茨自由主義的國家中立原則，認為縱使公民的所作所為為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所不贊成或違背了絕大多數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權利，國家也不得干預。美國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肯尼思·阿羅甚至專門論證了“不可能定理”，認為社會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種一致的選擇，或對事物進行一致的優劣排序；即使這里的所謂“一致”僅理解為“多數決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這樣的邏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種能夠明確定義，在現實中能夠實際起作用的公共利益。這種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強調國家中立，而不得干預所謂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個人利益的決策理念，無法使公共政策分析體現“公共”原則，必然損害公共利益，當然也影響著體現了公共利益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不少學者認為，“公共物品生產的資源配置問題不能通過經濟市場來解決，而要通過政治市場來解決”。因此，當代政府的政策分析過程，多是憑借政治市場進行博奕的過程。一方面，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盡管政治市場在起點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終點上受“少數服從多數”的主導，表現出了“多數”強制“少數”的不平等。并且，“國家在過去被看作是大公無私的，現在則被當成參與政治活動者進行交易的市場”。因此，作為有“經濟人”特征的選民與政治家，其政治市場上的價值取向，不能不受組織良好或力量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違“公共”原則的政策，把公共資源的利用導向對公共利益的破壞，或者反過來，借公共利益之名，據公共資源為非“公共”之用。另一

方面，受認知能力的局限，當代政府還不具備足夠的能力，按政治市場的要求去準確地收集信息，并形成與整個社會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這就使政府與其各個部門之間難以獲得有效的溝通，形成對公共利益的共識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結果是，政府及其部門之間政出多門，難以協調發展系統內部諸因素間的矛盾，誤導出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社會主體對公共資源的無序利用，最終使發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資源而被迫中斷，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是指“政策執行之后，政策的標的團體，所分配到的社會資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負擔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應該是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的統一，是政府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滿足社會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權威的重要目標。它既是一種客觀狀態，又是一種主觀判斷。從倫理上講，公平是指未來各代人與當代人分享資源與環境利益的平等權利。然而，當代人的認知局限及其難免的功利主義傾向，使他們難以克服代內公平的目標偏好，很難理性、自覺地從未來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著眼于在代內和代際之間公平地分配公共資源，并使之成為其政策訴求的主要取向，謀求從當代指向未來的持續發展。

不僅如此，當代政府還面對著解決有關代內公平的公共問題的現實壓力。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從政治上講，增加效益也許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長意味著政府及其政策“運作得更有效或會得到更高的評價”，“而降低成本或削減項目預算”，“也許會激起人們的反對”，因為這意味著在一定效率的條件下，人們可能獲得的效益將下降。因此，當代政府為了實現公平，在“使窮人的境況好起來，而不使富人的境況壞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當它們提高最小人群組的福利時，才應該被采納執行”。可見，人們要求公共政策實現的代內公平目標，不是靠清教徒式的節儉，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資源利用量的不斷增加，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會平均效益，并擴大其在窮人當中的得益面與得益程度的。

顯然，嚴峻的問題是：公共政策分析的這種公平目標，存在著嚴重的結構缺陷。它忽視了代際公平而偏于代內公平；并且，在代內公平的現實壓力下，難以對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盲目追求當代人的利益要求進行有效限制，將斷送未來人發展的條件，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出間隙性。從人類歷史的動態過程來看，與其說當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標的結構缺陷，不如說由于嚴重違背了“公共”原則，才使政府的職能范圍超出了其廣義的公共領域，使人類（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滿足了當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國內外學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論模型概括為多種決策模型。其中一些決策模型的固有局限，決定了相應公共政策偏離“公共”原則的傾向。國內也有相關著作對這些決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評。最典型的，一是團體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作為政治過程產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團體間斗爭的產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隨著各利益團體力量和影響的消長，公共政策將變得有利于其影響增加的那些利益團體的利益。這就清楚地表明：該決策模型下產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而不是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盡管在實際決策過程中，無論哪一個利益團體，在法理上，還是能力上，都無法取代政府的主導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響力最大的利益團體的政策要求，但是，這種模型無視公共利益要求的傾向，無疑將是對政府及其政策背離“公共”原則的某種認可。二是精英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統治權的精英人物決定，并由行政官員和行政機關付諸實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階層的偏好、利益和價值選擇。很明顯，雖然該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議制民主下各國決策實際可能的情形，然而，與團體決策模型相比，該模型更多地強調了居社會少數的精英階層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離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則，漠視了公眾的公共利益。總之，這些局限，將不同程度地帶來了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對人與公共資源間關系的協調能力，難以實現對公共資源掠奪性利用的控制，破壞了可持續發展賴以實現的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應如何體現“公共”原則

公共政策從本質上是導向未來的。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體現“公共”原則，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當代，又面向未來；既面向人類自己，又兼顧資源、生態、環境，維護人（包括當代人和未來人）與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內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續實現與尊重，進而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須反映“公共”原則

人類的活動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絕對自由的。為了保護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決策中，必須徹底拋棄視人類為自然界的中心的陳！日理念，形成以保護自然并協調其與人類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新理念，進而“建立一個以自然持續發展為基礎、經濟持續發展為任務、社會持續發展為目的”的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新的發展觀。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則，一方面，就是以新的倫理道德和價值標準，把人類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為人類生態體系總體利益中利益主體的一方，使其權利不被侵犯的范圍內，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類隨意盤剝和利用的對象，而看作是人類生命和價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當代政府必須將其關注的公共領域進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個變化，無論是否人類活動所致，無論是否對人類有直接利害，都成為公共問題而進人政府的視野，進而進人政策議程。只有這樣，才能在更廣的范圍內，從根本上協調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系統，確保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必須遵循“公共”原則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體。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能否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系統內各因素、各環節的利益要求，包括資源、生態、環境作為利益主體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既影響著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們對資源的種種不合理占用，進而使政府面臨著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協調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重大壓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學家葉海卡·德羅爾所說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羅爾認為，在決策主體處于“重大的兩難境地”時，應盡量“將這些政策堅持若干年”，“因為對大多數逆境來說，沒有持續和連貫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這就提示人們，著眼于人與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長遠（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體理應在各種干擾面前“不為所動”，在人與自然組成的公共領域內，堅持“公共”原則，不徇政府私利，力戒價值偏好，協調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否則，可持續發展將難以實現。

需要進一步指出，由于長期以來工業的盲目增長，已經導致了全球范圍內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的失調。如若美國學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說“政府的任務是服務和增進公共利益”，并且這種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連續不斷的為人們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話，那么，當代各國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就應該遵循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加強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惡化、人口膨脹等公共問題，在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下使全人類“可持續”地享受其應得的公益。可以認為，把利益的可持續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屬性，是安德森有關公共決策問題的深刻見解，他實際上已經把公共利益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內在地聯系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續發展，就會如德羅爾所說的，將“減少了各個國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國政府作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甚至不能因本國的價值偏好而違背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損害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必須體現“立體”要求

公共秩序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水文地質;可持續發展; 環境地質；優化；系統

中圖分類號： P641.72 文獻標識碼： A

1.可持續發展理念

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其說的是是: 是我們既滿足了當代人需求且又不會對子孫后代在滿足其需求的能力的發展時帶來損害。對于可持續發展核心意思屬于世代倫理，如今人類對未來子孫的生存的可能性肩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從破壞環境或者將地下的資源去消耗殆盡, 其都會是當代對后代的一種加害行為,其行為也對后代子孫的在地球的生存造成不可抗拒的威脅。

2. 水文地質與環境地質工作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的某些特點

在可持續的發展的理念下水文地質及環境地質工作都有自身的一些特點。 它們的目標都是去重新構建人和自然的相互協調和地下水系統的良性循環或良好的地質環境系統， 我們必須從多學科進行交叉滲透, 然后對我們的目標系統去進行系統的分析，若想構建成為這樣的一個優化的系統, 其過程必須采用系統的方法, 以及采取配套的可以治本的對策, 不僅僅是零碎的治標措施。 我們在去重新構造這個系統時, 不但要求我們去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 其更關鍵的是正確地應對人與人間的利益矛盾關系以及整合眼下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 及整合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 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水文地質與環境地質工作若想能夠獲得比較好的長期的環境效益、社會效益及經濟效益, 必然需要我們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引起格外的關注。

為了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早日實現, 我們必須去重新構造人與自然的相互協調的環境、 地下水系統的良性循環以及良好的地質環境系統。所以, 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對目標系統采取深入的人文歷史分析和地質歷史分析, 只有掌握其在純粹的自然狀態下所進行的演變的規律, 并分析診斷在疊加人為的作用后其系統所產生的變化的規律，然后在順應自然、 認知自然的基礎上, 去構想和設計優化這個系統, 并尋求其構建的途徑和方法。以往在我們沒有真正地掌握自然規律前, 我們貿然地去采取進行改造大自然的行動, 卻往往會導致和預期目標相反的后果。在1960年前后, 在河北平原就曾經被實施過，一塊土地對一片天、使其只蓄水不排水的水利方針, 在最后使造成大面積的土地的鹽堿澇漬的后果。地下水系統與地質環境系統作為一種復雜系統，其有反直觀的特性, 也就是其行為方式通常恰好和大多數的人所想象的結果背道而馳。在數百年對于長江中游所得的防洪的實踐經驗, 就為其系統的行為的反直觀的特性作了極好的詮釋。荊江大堤的修筑是為了去防洪, 但結果反而導致洪災的進一步加劇; 進行圍湖造田當初只是為了使經濟得到發展, 結果卻反而引起洪澇和漬害,得到的結果卻是江湖洪災加劇，使成為了干擾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故此, 在人們采取對大自然的改變措施的行動之前, 一定要做到慎之又慎, 且三思而后行。對于重新去構造優化系統, 絕對不能采取零碎的治標的措施,一定要使用系統的方法, 努力將措施整合使之成為可操作的成套的治本的對策。

綜上所述, 對于構造河北平原地下水系統和地質環境系統，使之優化，屬于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工程。以河北平原的淺層咸水的改造而言, 則就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工程, 其要求一系列成套的措的施加去支撐, 如若措施不是配套, 將導致難以成功和推廣。咸水夫人改造必須具備下列的基本條件: （1）擁有外來的淡水去進行大額的灌溉,使之較快的形成可以供開采使用的淺層的淡水; （2）干支配套的排咸入海的渠道必須有統一, 反之則會使咸水搬家; （3）排除淺層咸水及開發薄層淡水的出水能力大的淺井井型必須有, 這樣可以縮短改造的周期, 以實現滾動開發的良性運轉;（4）在數學模擬的基礎上去制訂科學的有關排咸換淡的方案, 杜絕以往粗放的改造方式; （5） 建立相關的法規和利益機制, 來確保淺層咸水的改造工作可以全面的開展, 并長期堅持。進行咸水的改造工作, 上邊的條件可以說是缺一不可的, 同時, 去滿足上述的條件也并不容易。以井型來講, 目前大出水量的淺井其成本比較大。故此, 須對大出水量淺井的鑿井技術去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雖然只是技術的細節, 但卻在河北平原的構造優化系統中必須去解決的難題。

3.相互合作、多學科共同努力

對多學科去交叉的滲透以及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同, 這是去構建的優化系統中所必需的。比如, 對有效的利用土壤水而言, 其工作需要水文地質與農業等等專業的人員及部門之間的配合。對與去制訂的可持續的有效防洪對策而言, 就會需要水利與地質等等專業的人員及各個部門之間的配合。就從我們實踐的經驗來看, 目前由于在不同的部門之間存在著條塊分割的默許體制, 使得不同部門在各自的利益沖突下, 各個部門之間協同工作很難去實現。水文地質和環境地質的工作者通過辛勤的勞動得到的寶貴的研究成果, 通常很難得到相關應用部門的認可與理解, 僅僅只可以停留于紙面上, 卻不能付諸于實踐。故此, 只有提倡去多學科的交叉和滲透, 努力共同探求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同機制, 也必將是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在水文地質和環境地質的工作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突破點。雖然在構造可持續發展優化系統時要去涉及一些技術層面的相關問題, 但是, 對于真正的難題卻并不在技術的層面,相反則在非技術的層面。比如, 在咸水的改造周期相當長前提下,怎樣去建立一個相應的在利益方面激勵的機制, 并可以解決資金的來源, 致使咸水的改造不僅僅屬于政府行為, 在同時也是人民的自發的行動, 相對來說就是一個我們必須去解決的重要的課題。使土壤水得到有效的利用, 雖然在改善水資源的條件意義十分大, 但卻對農戶來講, 采取打井的灌溉要遠比使用土壤水更加省事, 如若沒有相應法規及利益的驅動, 要想使土壤水得到有效的利用及推廣, 就可以說是一句空話。建立相應的利益激勵的機制, 是可持續發展的優化系統順利進行的關鍵。故此, 要想去做好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指導下對于的水文地質和環境地質工作, 我們應當去大力的加強對軟科學的研究工作。持續以可持續的發展理念作為指導思想, 水文地質和環境地質的工作必將會獲得良好的長期的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4.結語

由于種種在技術層面和非技術層面所造成的原因, 使其工作難度變大, 企圖也不會立竿見影，實踐起來也不會一蹴而就。我們只有去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 為之去付出, 這樣我們才會達到目標這一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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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激勵是現代企業管理活動最重要、最基本的職能之一。隨著管理學、信息經濟學的飛速發展，現代激勵理論出現了一系列突破性的進展，成為令人振奮的現代管理理論和實踐的前沿。發展中的中小企業要以知識資本持續獲得競爭優勢，就需要發揮掌握知識的人的作用，故如何做好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成為發展中的中小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所必須面臨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加強該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小企業知識型員工激勵機制

一、激勵理論

著名管理大師哈羅德·孔茨認為，激勵是應用于動力、愿望、需要、祝愿，以及類似力量的整個類別。所謂激勵，就是組織通過設計適當的外部獎酬形式和工作環境，以一定的行為規范和懲罰性措施，借助信息溝通，來激發、引導、保持和歸化組織成員的行為，以有效實現組織及其成員個人目標的系統活動。自從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國外許多管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結合現代管理的實踐，提出了許多激勵理論。這些理論按照形成時間及其所研究的側面不同，可分為行為主義激勵理論、認知派激勵理論和綜合型激勵理論三大類。

20世紀末，世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兩種趨勢:經濟的增長日趨依賴于知識，知識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二是世界各國間的經濟開發性和相互依賴性不斷加強。前者，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時代；后者，稱之為經濟全球化趨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利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特點，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如何用運用更有效地方法激勵員工，已成為企業的時代主題。

二、知識型員工的界定

“知識型員工”是美國學者彼得·德魯克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些掌握和運用符號和概念，利用知識或信息工作的人。”今天，知識型員工及其工作具有如下特征:高個人素質、強自主性、有高價值的創造性勞動、勞動過程難以監控、勞動成果難于衡量、強烈的自我價值實現愿望等。

可見，這里所指的知識型員工是廣義的。就發展中的中小企業而言，本文所指的知識型員工包括在企業中從事以上工作的部門經理以下的人員。

三、知識型員工的激勵

1.知識型員工動力體系

(1)“本我分析”。“本我動力”是最根本、最頑強的人格力量，它在任何時候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人的行為。生物性本我決定了知識型員工有利己本性，但知識型員工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吸收、發展了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利他的、向善的人性特質。

(2)“自我分析”。自我是在本我基礎上，通過后天學習而發展起來的人格要素。知識員工與一般員工的區別就是受教育的程度不同。知識型員工后天學習可以提高自我的強度，使個體掌握了更多的知識。學習水平越高，提高也越多，“自我”意識也就越強。

(3)“超我分析”。超我是個體與社會接觸和相互適應過程中，通過學習而喚醒、通過內化而形成的、超越自我之上的、社會化的理想、道德、價值觀等人格要素。

人的行為主要受兩大動力體系的驅動。一是自我動力，二是超我動力。自我動力是基于“個人取向”、“自我需要”的動力系統，即為了個人的生存、發展甚至自我價值的實現而產生的動力系統。基于“超個人取向”或“超越自我”的、完全社會化的動力系統則稱為“超我動力”，即個體為滿足社會(有時表現為組織、企業等)利益和需要而產生的動力。“自我動力”和“超我動力”有機結合，構成了知識型員工的主要動力體系。

2.發展中中小企業知識型員工激勵的注意事項

根據上述對知識型員工需求機理的分析，企業在設計知識員工的激勵機制時，應考慮以下事宜：

(1)激勵應與組織目標、個人目標相結合：在激勵機制中，設置目標是一個關鍵環節，激勵最終也是為了實現目標。目標設置須同時體現組織藍圖和員工需要。

(2)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相結合：物質激勵是基礎，精神激勵是根本。在兩者結合的基礎上，逐步過渡到以精神激勵為主，尤其是在發展中中小企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知識型員工需求的差異性較大，激勵要注意點面結合。

(3)激勵的合理性：其一，激勵的措施要適度，要根據所實現的目標本身對中小企業的價值大小和中小企業擁有的資源狀況，確定適當的激勵措施和激勵量;其二，激勵機制要實現不同的有機組合，針對不同的對象采用不同的組合內容。

(4)對應績效評價結果：激勵措施只有轉化為被激勵者的自覺意愿，才能取得激勵效果。因此，要根據知識型員工不同的績效表現，實施不同的激勵措施，使不同層次績效表現的知識型員工都能自發努力工作。

(5)激勵的明確性：一是明確，激勵的目的是要持續有效地推進各項工作，從而使企業得到發展；二是直觀，實施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措施時都需要直觀地表達它們的指標、要求和授予獎勵、懲罰的方式等，直觀性與激勵影響的心理效應成正比。

(6)激勵的時效性：要把握激勵的時機。激勵越及時，越有利于將人們的激情推向，使其創造力連續有效地發揮出來。

3.促進員工自我激勵

員工自我激勵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即每個人都對歸屬感、成就感、及駕馭工作的權力感充滿渴望。結合知識型員工的特點，筆者認為，要挖掘其自我激勵因素，可將自我管理式團隊作為企業中的基本組織單位。實施自我管理式團隊的創新授權激勵就是通過一個個戰略單位的自由組合，來挑選自己的成員、領導，確定其操作系統和工具，并利用信息技術來制定他們認為最好的工作方法。

綜上，人是知識的主人，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更加依賴于知識的所有者——人。發展中的中小企業要以知識資本持續獲得競爭優勢，就需要發揮掌握知識的人的作用，正確、準確地激勵知識型員工，必將促進企業進步。

參考文獻：

[1]趙曙明等:知識企業與知識管理.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