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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職業性別歧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做了深入研究。職業性別歧視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社會問題,社會學理論以獨特的視角解釋了這一現象,且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政策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其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職責。
勞動力市場同樣受“供需關系”的掌控,但現行中國顯然是勞動力的買方市場,雇主的價值、偏好將導致不同的市場結果。學者趙耀對雇主雇傭行為調查表明,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堅持不選擇女性,認為女性不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生育和照顧家庭會影響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調查者“同意”或“很同意”這種觀點。還有部分對雇主對女性未來發展的適應性、工作內容和崗位變動的應變性表示擔憂。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性別歧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業率較低、下崗失業比重大和職業報酬差距大。雖然每年的調查結果有所變動,總體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職業性別歧視,社會學以獨特的視角彌補了經濟學純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釋力。
一、社會學理論的解釋
1.女性勞動就業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性別意識的強化以及對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影響到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決策,而且決定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職業選擇,也會影響雇主的招聘行為。
2.個人偏見理論。該理論是由貝爾克(Becker)創立,是在“身心不悅”的基礎上建立的,用貝爾克的話說就是,“如果某個人具有歧視的偏好”,那么他就樂于以某一群體替代另一群體并為此支付某種費用。他認為,這種偏見來自雇主、雇員、顧客三個方面。(1)雇主歧視。假設一些雇主對一部分人具有主觀的偏愛或對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惡情緒,而與其技能無關。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對女性雇員抱有偏見,即使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他們也只愿雇傭男性,除非女性雇員和男性雇員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到足以抵消對女性的偏見的程度,才會雇傭女性。(2)雇員歧視。這與工作職位的競爭、工作中的磨擦、人們對民族、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的認識的不同有關。例如,大多數白人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有些男性雇員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領導,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殘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能夠勝任。(3)顧客歧視。顧客有時對被服務的對象也會有偏見。如外科醫生、機械工程師、司機顧客喜歡男性提供的服務;護士、導游、空中小姐,顧客喜歡女性提供的服務。
3.互動理論。斯坦福大學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釋兩性職業和報酬不平等的問題時提出這一理論,她認為,人們生活在互動的交往中,在求職、應聘、面試時都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互動。基于性別的顯著差異,互動過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優于女性,更勝任工作的觀念影響下,造成具有與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對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時,男性利用占據權威位置的機會,故意忽視或消除對他們不利的因素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難改變這種狀況。評價職業報酬時,人們通常較少選擇異性參照群體,更多的采用與同等任職資歷的、同樣性別的人相比較的方法。這種通行參照群體的選擇,導致社會網絡的同性化和職業性別隔離。
4.激進女權主義的自行就業觀點。激進女權主義從強調私生活領域的問題出發,認為女性在社會勞動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們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們提供的戰略便是使女性與男性分離,鼓勵女性去創建自己的產業,如商店、銀行、企業、飯店、醫院、書店等,以做到自行就業,免受社會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轉貼于
二、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建設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發達國家為促進女性就業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包括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失業保險政策、職業介紹和指導政策、公共就業工程等政策。美國(“一攬子職業中心”)、法國設立專門機構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就業指導。很多發達國家積極介入女性就業,財政撥款補貼公立職業介紹所,為婦女就業和企業用人提供免費服務;大力興辦公共工程,為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鼓勵女性自主創業,制訂了明確的支持政策,這方面美國和歐盟都走在前列,取得顯著成效。
2.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我國社會需要制訂《反就業歧視法》,依靠法律的強制來保證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實現同工同酬;當前,不少中小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不繳納包括生育保險在內的五項保險的行為,嚴重損害女性勞動者,法律要制定細則予以糾正。第二,女性承擔著生育和照顧家庭兩大社會責任,女工生育保險應盡快轉變為社會統籌,實現企業的成本向社會轉移,由社會來承擔婦女生育哺乳費用以及生育保險金。第三,應該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長期失業和下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積極幫助她們尋找就業機會,開展再就業服務,把保障和服務結合起來。第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象應包括各種類型的女性從業人員,使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能夠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條保障線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業女性的貧困狀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消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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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蘇艷明,曾春媛.我國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現狀及原因分析[J].當代經濟,2006,(3上).
關鍵詞:農村;貧困女性;社會支持網絡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學術界提出"貧困女性化"概念,開創了對婦女貧困的系統化研究。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大會所形成的《行動綱領》指出:當今世界上 10 億多人生活在貧窮狀況下,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期國家,婦女貧窮人數日增現象成為一個重要問題,這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一個短期后果。此外,造成婦女貧窮的原因還有僵硬的社會性別角色、婦女獲得權力、教育、培訓等機會有限以及其他不穩定的因素。[1]
一、農村女性貧困現狀
所謂貧困就是由于制度、資源、環境、生理等因素所引起的個人或家庭的最基本的物質生活不能滿足,以及由此而滋生出的人文方面的貧困,中國農村婦女貧困也基于這兩個方面。
物質貧困。從收入方面來看,收入的增長取決于所從事的非農職業。資料顯示,中國農村婦女在非農產業就業所占比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農村女性的工資水平遠低于男性工人。此外社會保障方面也存在嚴重的性別差異。在中國農村僅有1/3的孕婦接受了四次專業人員的照顧和檢查,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中女嬰死亡人數占絕大多數[2]。
人文貧困方面:首先是文化權利的貧困,主要表現在婦女文盲發生率高,輟學率高,文化權力的缺失直接影響農村婦女的發展能力。其次是知識貧困,農村80%的是留守婦女,地域、生產條件、科技等限制,使她們缺少獲取知識、交流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和男性相比她們更容易陷入貧困。政治權利的貧困主要表現在婦女參政機會少,缺少話語權。
二、社會支持概念的界定
有關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理論的界定主要有四種取向:一是功能取向;二是結構取向;三是主觀評價取向;四是互動取向。
在國內,有學者認為:社會支持可表述為各種社會形態對社會弱勢群體所提供的無償救助和服務。 [3]有學者認為:"社會支持是一個人通過社會聯系所獲得的能減輕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4]
三、農村貧困女性社會支持網絡分析
1、以救濟為主要方式的制度支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維持社會穩定,為貧困家庭提供支持和幫助。但總體而言,目前社會保障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在現實生活中,許多極為貧困的農村女性并未以其個人名義獲得救助的機會。
調查資料顯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的過程中,有些真正困難的家庭沒有享受到國家政策的救助。被訪女性說:"規定是定了,但是村里鄉里還不是一樣,誰有面子誰有門路就能辦低保。有時候有救濟下來我們都不知道,后來聽領到的人才說。我們也交過低保申請,可是至今沒批下來。該給的不給,不該給的卻給了。
2、以親緣為中心的社會支持
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強調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男系血緣決定親疏的特點。但當前家庭的親緣網絡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姻親關系進入了差序格局,家庭網絡也向雙系并重過渡。甚至有倚重女系親屬的跡象。
訪談資料顯示:在現實生活中,從男女性親屬雙方提供的支持類型看,沒有大的不同,既包括工具性支持也包括情感性支持。實際上,貧困家庭在尋求親緣支持時,更多依賴的是資源的可得性,而不是親緣關系的遠近。
中國人最信任的對象是家人,其次是熟人,最后才是生人;(2)中國人最愿意交往、依靠的人是家人和親屬。[5]在家庭本位的中國社會,親屬強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家庭支持最主要的社會資本,而當公共領域的正式制度支持出現匱乏和不平等時,私人領域的非正式支持在貧困的應對中就越來越扮演著重要角色。
5 位農村貧困女性訪談的結果顯示,她們或多或少得到過不同網絡資源的社會支持,包括主動求助、被動接受。值得重視的一點是,貧困對親緣支持的損傷很大。家庭越貧困,獲得親緣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親屬的資源較匱乏。被訪女性說:"誰也幫不上我。丈夫這邊公婆都年邁,兄弟關系很一般,不愿意幫忙啊。我娘家這邊兒兄弟姐妹雖多,可是過的都一般,有的身體還有病,也只能是各顧各了。我們家是誰都考不上啊,誰都幫不上我們。"
另一方面是貧困女性自身缺乏社交資源。這也是農村現實狀況中的一個普遍現象,農村的社交活動和資源本來就少,大部分女性背著貧窮的擔子無心參加少有的社交。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是導致家庭時間配置性別化的根源,女性的時間被規范在家庭內部。繁重的家務勞動幾乎擠占了貧困女性的所有時間,使她們沒有時間和親戚朋友聚會、交流。
被訪女性說:"在村里有什么集體活動啊,無非就是大伙坐在一起聊聊天,偶爾打打牌,可我哪有那閑心啊,家里外邊活一堆,你不做沒人替,就連娘家也只能是過年時回去看看。去也不能空著手啊,娘家人又多。唉,還不是因為窮受的罪嗎?"
總之,對于農村貧困女性來說,由于經濟拮據,她們沒有機會和時間發展人際關系,導致資本欠缺,進而導致在社會支持方面,她們可利用的資源匱乏。
四、建議
重視貧困對女性的影響,認識到解決女性貧困問題對中國減貧的重要性,從貧困女性自身需求出發,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體系有以下幾點建議。
1、增強社會性別敏感的反貧困政策建議,切實考慮貧困女性的實際需求
作為制度支持一種的婦聯是能夠傳達女性愿望的最直接的機制,注重專職婦聯干部的配備和培養,解決貧困女性問題的同時,向農村貧困女性傳授知識和技能,進一步提高自身脫貧能力。強調和重視不同貧困婦女的經驗、認識和觀點,傾聽貧困婦女聲音。
2、加強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的支持
隨著社會分化和整合的程度不斷提高,各種組織和團體的作用也日益增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也越來越明顯,農村貧困女性處于一種弱關系,因此,更需要這類組織,帶動、提高基層組織的辦事效率,給予基層組織在知識和技能上的指導,發揮基層組織在解決貧困女性的作用。
3、進一步構建親戚鄰里的支持
親屬和鄰居是農村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的主要提供者。親屬主要為貧困女性提供情感支持和金錢支持,鄰居主要為她們提供物品支持、生產支持。所以仍要以親密關系為中心為貧困女性建立支持網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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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從教育現狀看,女大學生數量在不斷上升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中國,據《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報告,1995~2004 年, 全國普通高校的女生比例由35.4% 升至45.7%,提高了10.3 個百分點,女碩士、女博士生的比例分別達到44.2%和31.4%,比1995 年分別提高了13.6%和15.9%[1]。進入2014 年,全國各地高校女生增多甚至超過半數的形態已非常明朗。如廣東省統計局的《2013 年廣東省婦女兒童發展規劃統計監測報告》顯示,2013 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繼續提高,高校女生比例連續4 年超過男生[2]。對此,學術研究又相應呈現怎樣的態勢呢?
二研究現狀及局限
筆者在知網CNKI 數據庫上,以“高校”“女生”為主題,不限年份對核心期刊進行搜索,一共有146 篇論文。其中,2000年以前(包括2000 年)34 篇,2000 年后直至2014 年11 月共112 篇。
若對這些論文按照研究內容進行劃分,具體為:教學(以體育為主)88 篇;衛生知識21 篇;生育與婚戀7 篇;外形6 篇;就業5 篇;健康4 篇;心理4 篇;性別4 篇;其他7 篇(其中閱讀2 篇、女大學生增多1 篇、宿舍管理1 篇、專業取向1 篇、人格1 篇、教育管理1 篇、女生貧困群體研究1 篇)。
由此可見,國內學術界對高校女生的研究,教學方面(主要是體育教學)的研究居多,占總額的60.27%;其次為對高校女生所需具備的衛生知識的探討,占已有研究論文的14.38%。
其余占比較小。
從具體內容看,體育教學方面的論文雖多,但均是具體技術層面、操作的探討,未能提出具有規律性、宏觀性的認識或觀點,在此不一一闡述。對高校女生衛生知識的研究,也多為高校女生健康教育細節的探討,系統性的闡述不多,僅張艷提出高校醫療保健機構應有目的地為未婚高校女生提供生殖保健服務,建立妊娠患者的心理評估及心理教育體系[3]。
國內高校女生生育和婚戀觀念的研究有一定的創新性。
前者視角較創新,如劉兵等通過開展問卷調查,發現高校女生生育觀念總體趨于理性,其“二孩生育觀”傾向明顯,生育孩子的性別偏好差異不明顯,理想生育年齡多數傾向在25~29 歲之間,生育動機中滿足自我情感需要等因素比重增大,也發現學校在生育知識教育方面力度不夠等問題[4]。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積極影響的一面。后者則在觀點、認識上一針見血且較貼合實際、全面。如苗翠環提出針對高校中道德責任逐漸弱化、功利性越來越強的趨勢,應對高校女生采取相應的德育措施,對其進行性道德教育,社會性別教育,愛情觀、價值觀教育[5]。鄧云則認為目前在校大學女生普遍存在著為戀愛而戀愛的非理性心態,要從人文視角來關注,也有賴于整個社會意識的人文化和現代化[6]。
高校女生群體的就業問題在性別觀的背景下因與文化傳統及“弱勢”這個字眼聯系而顯得日益敏感。吳瓊通過分析高校女生就業困境,進一步對女生就業困境進行歸因,最后從培養健康就業心理等七個方面提出解決高校女生就業困境的對策[7]。童路明則從女性主義和性別視角來觀照女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認為可以從社會文化、法制體系建設及推進女性創業等方面入手改進[8]。李海波關注到了以部分高校女生、貧困生、農村學生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在就業上體現出“優勢效應”,認為通過加大宣傳這一現象,是有效地引導和幫助各類畢業生更好地實現就業的理性選擇[9]。
在對高校女生性別的相關探討上,李敏智的成果比較系統化和集中。他不僅分析了開展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意義,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理論基礎、基本內容進行了初步探討,并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開展過程中公共教育內容的選擇、教育的目的和意義等有爭議之處作出回應和分析[10];同時立足社會性別和參與式發展等理論,以性別平等為核心,剖析了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相關內容和有效策略,以期促進性別平等教育思想的傳播和幫助女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性別意識,達到強化女性主體地位的目的[11]。李菲,李保強則認為,應當通過開設社會性別教育系列課程,鼓勵女大學生對性別行為進行自我糾偏,調適不平衡性別氛圍對自身的不良影響等解決女大學生“中性化”問題[12]。
其余研究,如女生對形體的關注、生理和心理健康、宿舍管理、專業取向、女生管理等,均有一個共性:在視野和認識上均能由點及面,而非就“點”而論“點”。但它們或缺乏可代表之作,或作品總數太少,成果單一而分散。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學者對國內高校女生群體的探討呈現相對集中、局部分散的態勢,已有的成果與當前這一群體不斷擴大的形勢不相吻合、無法匹配,無論從研究成果數量看,抑或探討層次、程度、創新上,都仍有太大的空間可挖。眾所周知,認識的缺失、不到位將直接作用于行為及選擇的失當及理性的缺乏,這對高校女生群體自身如何更好完善自我以及高校如何培養好這一群體以實現持久良性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反觀之,這也正是學術的意義所在。但目前圍繞高校女生群體的這種學術困境的形成,要歸咎于何處、問責于何方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未能客觀看待高校女生群體數量劇增的這一事實、對女性群體乃至高校女生所應有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清等。但究其根本,乃是源于研究者性別觀的偏差。對高校女生這個群體的研究者,多為高校教師。從這個角度看,目前的學術困境又主要緣于一部分教師仍舊在性別認識上復制著傳統觀念,如賢惠、勤儉、溫柔仍是其判斷女性的重要標準;女生“讀書無用”,應更多側重家庭等。這種復制可通過時下一些現象進行反觀。如一說到網購消費,人們直覺便認為女生花費應會多于男生,因女生在妝扮儀表上更為側重,但數據調查顯示,高校男生的網購消費卻要大于女生。由此可以看出,傳統性別觀念的延續和慣性會直接造成研究者對女生群體重要性的認識偏頗,從而不能客觀地、與時俱進地看待女大學生這一群體及其相關現象,進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學術研究的局限。
要知道,教源性的性別平等是女生教育工作的關鍵。教育既可能是減少或消除社會不平等的途徑,也可能反而會成為增加或放大社會不平等的因素,或者是可能是在減少與消除某些社會不平等的同時,又造成新的社會不平等[13]。教源性的平等與否就首先決定了女大學生教育是否健康并持續地良性發展。我們一些國內大學就存在有教源性不平等的現象。如一些高校團委通過對女生活動的審批和經費控制以及對女生部成員每學期末的評價等消極影響女生部的性別觀[14]。
要想從根本上扭轉高校女生群體研究相比日益增加的數量上的“侏儒”局面,就要從根本上糾正研究者的性別觀,真正順應社會性別觀與高校教育的日益容納、融合,以新的開放姿態對待這一群體,從更高更廣的視野投入到高校女生群體的研究中來。
三研究趨向及超越
據婦女綠皮書《2008~2012 年: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報告》,中國在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高校女生研究者必須順應這一形勢及走向,認識到以下幾點,才能實現高校女生群體研究上的超越。
首先,研究者的性別觀要更具開放性與兼容性。從歷史發展態勢來看,社會性別觀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呈現出的是一種相互滲透以至慢慢容納、融合的關系。承載高等教育的大學便是性別新思想、新學說傳播、反思、拓展的重要據點。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高校原有的阻隔功能逐漸減弱,學校文化與大眾文化不斷交叉重疊,高校受社會性別觀的影響將日益明顯。而社會性別觀念經由高校吸收、融合后,通過學校形象、改革舉措以及個體言行等,將會轉換吐納出更新、更成熟的理念并為社會所接受,從而對社會性別觀產生反發酵影響。隨著價值觀逐漸多元,更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性別觀與傳統性別觀的對壘日益分明,傳統觀念的延續和慣性、新觀念的沖擊,無疑會史無前例地沖擊著人們的頭腦,但這種復雜性和綜合性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研究者們還是可以在開放兼容的基礎上選取一個中立點。
其次,要對教源性性別平等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教源性的性別平等,是開展高校女生群體研究的基礎。教師在對待性別問題上是否平等而公正、對人類性別觀的發展歷程和趨勢是否有深刻了解及預測、在對女大學生持續教育的重要性是否認可等,就決定了其研究立場是否公正、是否能如實接觸到客觀的女大學生現狀、視角和觀點是否正確。只有做到客觀認識、平等對待,才能認識到性別教育中的“同”與“不同”,重視女大學生個性化的利益訴求與角色期待并賦予其話語權,進而形成相關問題上一些正確的規律性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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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性觀念;兩性差異;性別角色;社會建構
當提到關于“當代大學生的性觀念”這個問題時,大家很容易達成一個共識,即“當代大學生的性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變得更加地多元和開放了。”事實確實如此,當代大學生對婚前和婚外的容忍度都有明顯的提高。唐璐嘉的研究提出“有性經歷的大學生多認為若是由于感情疏離,生理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出軌則情有可原。”這是對當代大學生性觀念、性態度的最好注釋,同時也符合我們從大眾傳媒獲得的信息和日常生活中的觀感。但是該項研究的另外一部分內容“沒有性經歷的大學生多對出軌持否定態度,其中女生居多。”“對同居持否定態度的多為女生。”“大學生對男生發生出軌更加寬容和認可。”這些態度不約而同地反映出在大學生群體當中,男性的性觀念更加開放,女性則更加謹慎、保守,同時大學生群體對男性的更加包容。這不僅是學術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從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概括、總結出來。
自古以來,觀念就是傳統兩性道德中最重要的價值尺度之一,而婚外的發生率也是衡量婚姻忠誠度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我們能感受到社會對男女兩個不同的性別群體適用了不同的標準,這個雙重標準正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行其道。生活中遍布著這樣的例子:很多男士會要求自己娶進門的妻子是處女,但是一般不會發生女士要求結婚的伴侶是的情況。如果女性不是處女,在婚姻中的負罪感、內疚感會比在結婚時已經是非身份的男士要高出許多。這種男士的“泛處女主義情結”在日常生活中還有更多的表現。在婚姻生活當中,如果女性發生出軌,一般來說,丈夫都傾向于對此持零容忍態度,要求離婚;如果男性發生出軌,妻子多會因為各種原因考慮和利益權衡而選擇原諒丈夫,甚至有時會對該非道德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來挽救婚姻。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現實。
男性和女性被社會適用不同的標準好像是天經地義的,而他們對性開放觀念的不同態度似乎也是非常自然的選擇。但是這種跟性別相關而顯示出來的差異并非是天然形成的,它并不是由男女兩性的生理結構差異造成的。因為從封建社會時期人們保守、傳統的性觀念到現在開放、多元的性態度的劇烈變化顯然不是用幾百年甚至幾千年間人類進化引起的細微的生理結構變異就能解釋的,只有與性觀念改變近乎同步的急劇的社會變遷才有一定的說服力。和性別并不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條件造成的,性的本質不是天賦的、自然的、固有的,他是一種會隨著社會條件、歷史環境的變遷而改變的人類的基本特征之一。
性不是獨立于外部條件的觀念,社會建構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一個人的性狀態是有意識自由選擇的結果。無論是性身份認同還是都是社會和歷史力量的產物。”它顯示了人類社會自身的豐富性、包容性、復雜性與多元性,也表明人類的性觀念受到社會文化的決定性影響,是被文化所鍛造、形塑的,性觀念同任何思想、理論一樣,都是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結果。性觀念的差異只能從時代和社會背景中去尋找原因和形成的過程。
毋庸置疑,我們的社會在大多數歷史時期都由男性占據著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我們把這種男性把持著各個重要領域的權力的社會稱為男權社會。在男性中心統治的社會中,男性被賦予絕對的權威。大眾媒體當中地位崇高、收入頗豐的工作職位比如律師、外科醫生、政府官員等都由男性占據。而與女性有關的氣質和旨趣都遭到了普遍的忽視和貶低。女性的溫柔被視為怯懦的表現,關注細節被認為是小心眼。甚至如果男性群體中的部分成員呈現出一些女性的典型特征,也會遭遇到整個社會群體的貶抑和嘲諷。比如刻薄地稱呼聲音輕柔的男性為“娘娘腔”。而如果一個女性具有不拘小節,沉穩冷靜等典型的男性特征,她雖然會被稱呼為“純爺們兒”,但是受到的非難要遠遠少于一個具有女性特征的男性。中性氣質的女性“李宇春”受到了大量粉絲的追捧,而陰柔氣質的偽娘“劉著”則遭到了不計其數的謾罵和攻擊,這種鮮明的對比就是最好的證明。
男性被視為天生的統治者,理所當然就應該擁有天賦的特權。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我們都會發現男性確實擁有特權,在與女性競爭中可以通過綠色通道。比如在就業時女性遭遇的針對女性的不公平的社會排斥政策,使男性有更多的機會在公共領域嶄露頭角,而女性被規勸回歸家庭,留在私人領域發揮作用。在涉及性領域時,男性自然也不會拱手讓出屬于自己的優勢地位。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差異導致男性認為他們應該是主動攻擊的一方,女性只能選擇被動承受,女性的身體是沒有話語權的。男性作為統治者,女性作為服從者,構成了等級分明、秩序良好的權威結構。男性通過體力更好、進攻性更強等生理優勢迫使女性接受本群體被壓迫、被剝削、被邊緣化的地位。這是對女性的隱形的暴力。
不僅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會制定各種政策、制度來鞏固本群體的優勢地位,維護本群體的既得利益,男性主導的人類群體不斷制造的各種顯示男權意味的文化要素,以這些文化要素為代表的客觀文化形成與男權社會性質呼應的合力加深對女性弱勢地位的合理化。社會文化以性別為依據進行劃分,男性居于第一性、女性居于第二性的地位等級秩序降低了社會運行成本,促進了社會的有序運轉。由于利益一致,男性群體和整個社會文化合謀,不斷地賦予現有制度、規范以合法性。社會文化建構了一套強加于男女的不同標準和評價,為兩性制定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同時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人們不斷模仿、學習與自身生物性別相對應的一套規范,以此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在性觀念和上,女性不斷被教導和灌輸,本群體應該是保守的,含蓄的、傳統的,只有男性才應該而且被允許主動、開放的姿態。這種性別文化差異的主觀認同已經成功內化在文化的深層結構當中,是潛在的、無形的,卻發揮著實在的約束和規范力量。整個社會背景和文化積淀作為其強大的后盾,使性別角色觀念被不斷發酵、強化。性別差異被視為是不可避免的和本質化的,是因為忽略了性別制度的背景,無法完整清晰地揭示出隱藏在背后的性別權力差異結構。
女人的社會屬性是由社會、文化塑造出來的,也就不可避免是強制性的,但是也有女性自動的選擇與認同。傳統的性別角色定位作為一種得到廣泛認同的文化現象,擁有著不可估量的強大生命力,直至內化為女性群體對自身自覺的性別角色期待。在性領域中,女性自發地將自己包裝成弱者的形象,對男性的越軌行為給與更大限度的包容,而對本群體則秉持更高的道德標準。一次出軌當中,包括女性在內的社會群體會以一種輕佻的道德姿態站在道德高地上去遙遠地責難其他女性。甚至有些時候,女性群體首當其沖站出來進行道德問責,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表明自己是遵守主流規范的,將自己與越軌的女性群體區別開來。女性自覺地自我審視與相互檢查,它導致了女性的分裂,削弱了他們原本作為集合體的力量。女性自身對不公平的“第二性”的邊緣地位的默認表示他們主動或者被動的認同,這只能進一步加深女性的從屬地位,為男性的優勢地位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解釋。
男女兩性的性觀念都在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發生著變化,但是變化始終存在著差異。這是性別角色定位的不一致所引起的,它是歷史傳統、社會制度、文化積淀、社會實踐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改變當前不合理的性別角色觀念,不僅需要建立性別平等的制度設計來加以改進性別權力關系,女性對本群體正確的自我評價以及對女性身份的重新定義也是不可或缺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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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去一個幼兒園大班觀摩游戲,主題是游戲材料與游戲的開展,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一個關于“頭巾”的細節。
在一個“餐館”的區角游戲中,筆者注意到了老師為服務員準備的是可戴在頭上的挺鮮艷的花頭巾,為廚師準備的是白帽子。當三個幼兒(一女兩男)走進這個區角后,本畢業論文由整理提供三個人都拿起廚師帽戴在了頭上。三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想起了什么。一個男孩說:“沒服務員呢!”女孩沒說話,兩個男孩一起叫女孩:“你去當服務員!我們戴那個花頭巾又不好看!”女孩嘟嘟嘴,也只好去了。
看到這個場景,筆者比較深刻的體會到了游戲材料對幼兒游戲開展的影響,更吃驚于5~6歲的幼兒對性別差異、社會性別角色的初步理解。這問題引起了筆者的深思。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幼兒社會經驗的限制(到外面餐館吃飯看到的服務員基本上都是女性),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我們傳統性別教育的影響。
當人一出生,就有了生理性別(sex)上的差異,與此同時,人們又賦予了他們社會性別(gender)上的不同期望。世界被鮮明的分為男性和女性。人們毫不動搖的堅信這一信念,并為維護這一區分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從家庭、幼兒園到整個社會大環境,幼兒無時無刻不受到傳統性別文化的熏陶。孩子從出生以后,他或她就被期望擁有特定的行為模式:男孩是吵吵鬧鬧,不守規矩,喜歡搗亂的小淘氣,他們穿素色衣服,打扮應該像個男子漢;女孩溫柔可愛,順從聽話,她們可穿五彩繽紛的衣服,打扮應該像小公主。他們的社會角色及其身份早已為他們自身永恒的特征——“性別”所決定好了。男孩子頭腦冷靜,邏輯思維能力強,善于思考問題,時常動腦筋,勇于創新,擅長推理,有領導能力,適合搞科研,當科學家,當管理者;而女孩情感豐富,多愁善感,邏輯思維能力差,不愛動腦筋,但做事細心謹慎,因此適合服務性行業,適合留在家里,應當做家務。
一直以來,我們都抱著“性別適合”、“定型的性別角色”這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將其滲入我們的幼兒教育中。在這種教育下,兒童在幼兒時期就形成了他們初步的性別意識,這對他們以后性別角色的定位以及對社會角色的理解等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如現在常常聽到“婦女回家去,給男人讓出位置”這話,女大學生找工作難等現象,這些問題其實早在女孩的童年就存在了。因為當孩子一出生,社會對男孩女孩提出不同期待時,這種不公平就開始了。并隨著舊的傳統的性別教育的滲入而加強。當男孩女孩長大時,社會的要求已經內化為自我要求,再呼吁女性可以有能力和男性工作一樣好,已經晚了。我們在上述游戲中看到的情景,就已經被烙上了傳統性別觀念的印子。
但是,男女之間某些天生的差異與優秀的男性和優秀的女性之間的差別及對其社會品質的不同期待有必然的聯系嗎?沒有人能肯定這個事實。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女性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走出了家門,從事于各行各業,甚至有許多的女性開始從事人們傳統性別觀念中只有男性才能做好的事。用傳統的性別觀念將男女分成的兩個孤立的性別團體在現代社會的現實中開始頻繁交集,而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像兩條平行線,永遠分開,沒有交點。而我們的教育的一個直接目的就是要激發學生學習動力,鼓勵學生自由思考和大膽想象,讓各種愛好和興趣處于活躍狀態。但是,我們傳統的性別期待限制了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限制了個人廣泛豐富的經驗的獲得。比如上面提到的區角游戲,男孩認為服務員應當是女孩當的,他們就不能獲得當服務員角色的經驗體驗,而女孩也就很少有機會體驗當廚師的滋味了。這不符合現代教育的要求。
讓人擔憂的是,當前幼兒園從課本教材、童話故事、幼兒讀物、游戲材料等等方面無不滲透著刻板化、固定化的傳統性別文化。同時,我們的保教人員也在通過幼兒園的各種活動隱性地向幼兒傳遞著她們守舊的傳統性別觀念。這對現代社會下的幼兒的培養和發展是十分不利的。那么在當前現實情況下,幼兒園怎樣進行合理的適宜的性別教育呢?
一、轉變傳統的性別觀念,給幼兒提供寬容的發展空間
在審視傳統的性別觀念時,我們并不否定男女是存在差異的,特別是在生理上。然而,將男女性別角色固定化和定型化卻是不合理的。不應該抱定成見認為他或她應當怎么樣,而應轉變觀念,通過教育這一途徑,充分挖掘他們各自的特長,給男女幼兒創造平等的發展機會,讓他們充分、自由、全面的發展,讓他們都能最大限度的獲得豐富多彩的經驗體驗。
男性和女性都不再被劃定在各自狹窄的發展空間中。我們的幼兒園工作者特別是一線的保教人員更應該從幼兒心理差異出發鼓勵男孩子細心,動靜結合;鼓勵女孩子勇敢堅強,多做探索。鼓勵孩子們都能盡量多的做不同的嘗試,獲得多種社會角色體驗,增進對人、人生和社會的理解。這樣,男性和女性均能生活在廣闊的天地中,讓個體的思想之花自由綻放。
二、慎選幼兒教材和幼兒讀物
教材從來都被社會看作為權威的正面的文化資源,它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兒童的成長。當然,“不僅是教材,還有其他性別文化來源,如父母教導,學校教育,大眾媒體,同齡群體等都影響著兒童對性別的認知”。①但在幼兒園,相對幼兒來說,教師使用的教材和幼兒翻閱的讀物,應該是幼兒在幼兒園性別認知的最主要來源。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史靜寰教授主持的“對幼兒園,小學,初中和成人掃盲教材的性別分析”課題的第二階段研究成果表明,在幼兒園現行的教材中,表現出來的男性和女性的優缺點,已經被滲入了傳統的性別觀念。如男性優點多表現為聰明能干,誠實勇敢,有責任心,獨立性強等;女性多表現為勤勞,溫順,心地善良,聽話等;男性缺點多表現為不遵守紀律,調皮,霸道,貪玩,馬虎,吵鬧,玩危險游戲等,女性缺點多表現為貪心,兇狠,愛哭,軟弱,需要保護等,性別溝壑開始出現。“在幼兒讀物中,他或她閱讀的是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男孩和女孩主人公都需要面對一些考驗,克服一些困難。但對女孩常常是家務勞動的考驗,對男孩則是要闖世界,要拯救別人。童話中與孩子相伴的永遠是母親(如《小蝌蚪找媽媽》、《小紅帽》、《小兔子乖乖》等),需要被勇敢執著的男性拯救的永遠是柔弱的女孩(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②在對男孩、女孩的特征、能力、責任等方面,存在著明顯不同的角色期待。因此,我們在選教材,幼兒讀物時,就更應該小心謹慎,通過教師的“師釋文化”的教育過程來挑戰傳統的性別角色對男孩和女孩的精神束縛,建立平衡的多元的男女性別形象。盡量使教材和幼兒讀物反映出來的性別特別是女性的職業要多樣化,而非某一性別職業單一化和固定化,比如母親也有當警察的,當科學家的;反映出來的角色的精神品質豐富化,比如父親也常做家務,細心的照顧幼兒,母親也經常看報,關心國家大事,遇事鎮定等等。
三、精心設計幼兒游戲,注意游戲材料的投放
幼兒游戲的設計在教師的不經意中,其實已經隱含了我們幼兒工作者的性別意識,對幼兒的性別認識起著強化的作用。比如每一個幼兒園都在玩的“娃娃家”里,幼兒開始模仿傳統的性別角色。一般都是女孩當“媽媽”,男孩當“爸爸”。“媽媽”是要在家里煮飯帶孩子整理屋子的,如果“媽媽”不做家務,跑出去玩,就會被認為失職。而“爸爸”是要出去工作的,回家就是吃飯,休息。這無形中就將“女性的職責是在家里”等觀念沁入幼兒的心里了。而筆者在思考,我們的教師在設計此游戲時是否能保持一定的性別敏感意識,根據現實情況稍稍做一些改動呢?比如,“爸爸”“媽媽”都可以出去上班,孩子可請“保姆”帶,也可請“爺爺”“奶奶”幫忙照看。“爸爸”有空時也要幫忙帶孩子,做家務,“媽媽”也可以出去辦事。再或者,當幼兒玩娃娃家比較熟后,教師可否根據觀察,建議男女幼兒互換角色,女孩嘗試一下“爸爸”角色,男孩嘗試一下“媽媽”角色呢?這樣也許更有利于幼兒獲得豐富的角色體驗,擴大狹隘的性別認識。超級秘書網
另外,我們要特別注意游戲中游戲材料的投放。就如文章開始提及的關于“餐館”的區角游戲,若“服務員”的標志不是這么性別化,不是做成戴在頭上的鮮艷的花頭巾,而是做成比較中性的掛在胸前的標志牌或其他什么的,發生在這個游戲中的情景會減少。至少,它不會給幼兒游戲帶來性別意識上的潛意識的影響和強化。所以我們在設計和投放幼兒游戲材料時要注意到是否會加強幼兒的性別意識分化和性別角色刻板化。
四、加強家園聯合,共同促進幼兒性別認知的健康發展
勿庸置疑,家庭中的性別教育對幼兒性別認知的形成和發展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某一方面來說,也許更甚于幼兒園的性別教育。要對幼兒進行良好的性別教育,我們就必須使家園聯合,實施共同一致的幼兒性別教育。在轉變幼兒園工作者的傳統的性別觀念的同時,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好與家長的溝通交流工作,盡量使家長也能轉變舊的性別觀念,明白幼兒在早期受到良好健康寬松的性別教育的重要意義。在家庭里父母以自身為榜樣,從觀念到實際行動上都能給幼兒性別認知的建立和發展一個寬松的環境以及嘗試不同性別角色的機會,使幼兒性別認知能獲得最大限度的優勢發展。如果家庭性別教育和幼兒園的性別教育不一致就很難使幼兒建立起良好健康的性別認知,甚至會給幼兒性別認知的形成和發展帶來困惑和阻礙。當然,要真正作好家園一致的工作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實際困難。首先,要使家長改變傳統的性別觀念絕非一日之功,特別是相對與年齡較大的爺爺奶奶就更是如此。其次,從觀念轉變到表現在實際行動中還要有一定的過渡期;還有就是現代的大量傳媒如電視,家庭親子讀物等等無一不在向著家長滲透和強化著社會的傳統性別觀念。
事實上,在不經意中,我們的男孩女孩就開始了他們的社會化。當幼兒說自己的爸爸在家里做家務窩囊,沒有當老板,掙不著錢,不偉大時,傳統性別觀念已滲入了剛剛開始人生的五、六歲的孩子的腦子中,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和擔憂。幼兒需要新的性別教育,為此做出研究和探索已是刻不容緩。對于傳統的性別文化,必須從嬰幼兒時期就開始挑戰。
參考文獻:
[1]李小江等.文化、教育與性別本畢業論文由整理提供——本土經驗與學科建設[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