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考古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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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考古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美術考古 專業資料室建設 地方高師美術
從學科劃分上看，美術考古學是屬考古學，但又與美術學科尤其是美術史聯系極為密切，它是以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得的美術遺跡或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史學立場出發，結合有關文獻記載，進行歷史分析研究和藝術分析研究。與美術史相比，都是以美術品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都需要圖像解讀和藝術分析研究，從這一點來看兩者是一致的。只是美術考古學研究的美術品主要是通過田野調查和發掘所得，而美術史研究的美術品主要是曾經文獻記載的或已有的現存實物——當然，這現存的實物也有可能是曾經或剛剛通過田野調查和發掘所得。所以，從美術研究的角度看，美術考古可以作為美術史研究的基礎研究和重要方法，它可以為美術史研究尋找最新的一手資料，也可以是美術史研究的特殊角度。
由此可見，高等院校對大學生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不能僅限于考古學專業，對美術專業尤其是地方師范院校美術專業，把對學生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納入其課程計劃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在地方高師美術專業教學中的地位
地方師范院校的辦學特點與發展活力在于“地方”二字，即要立足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實際，圍繞地方基礎教育的要求，確立辦學指導思想與發展定位。地方高師美術專業作為地方師范院校的一個專業，不僅要考慮專業自身的特點，更應該考慮到它還是地方師范院校整體的一部分，因此，專業自身的特點與“地方”的結合才是其特色發展之路。
從基礎教育來看，早在2000年，我國教育主管部門就已經啟動了新一輪的改革，在改革實踐的基礎上，先后推出了《國家義務教育美術課程標準》和《普通高中美術課程標準》，并于2004年開始在全國推廣試行。新課程標準著重改變以學科知識體系構建課程的思路和方法，以促進學生素質全面發展為旨歸，致力于學生綜合探索能力、研究能力和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于是“研究性教學”成了新課改在方法上的必然選擇，立足于地方實際的校本教材是各地新課改的重要內容。這就要求授課教師不僅要善于尋找和發現具有地方特色的美術課程資源，而且還要對這些課程資源有研究，要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有對學生身邊的地方特色的美術品進行研究的示范能力。
從具體的教育策略上看，在畢業論文寫作這一教學環節，引導學生把自己家鄉的文物或其他美術資源作為選題進行考察、分析、研究，不僅能有效避免抄襲、體現原創，從而保證論文質量，而且可以為學生搜集并研究地方特色的基礎教育新課程資源，盡快適應當地基礎教育改革的需要打下基礎。
所以，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不僅可以使學生適應地方社會文化發展尤其是研究搶救地方文化遺產的需要，更是適應地方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的需要，當然，從自身來看，也是地方高師美術專業特色發展的策略。
二、“研究性教學”與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策略
事實上，美術考古在現行高師美術專業教育中是沒有地位的。多年來，開設這門課的專業主要限于歷史學，即使是美術史論專業方向的，也只是有師資的個別學校按選修課開設，絕大部分學校沒有這方面的專業師資也沒有開這個課程的理念。所以作為課程的開設是有難度的。
面對這一現實，以“研究性教學”為理念的“高師美術基礎理論課程改革與教學實踐”，即以有梯度的理論課程設置為主線，以適當的外出考察研究為基礎，以相應選題的畢業論文訓練為主要手段，引導并通過實踐培養學生的美術考古能力應該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首先，在基礎理論教學過程中，可以選取若干知識點作為研究選題，通過研究示范不僅使學生熟悉并逐漸掌握相關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可以啟發學生對包括技法形式在內的美術相關問題的研究興趣，激發學生探究的熱情。
其次，以外出考察研究為基礎把學生探究的目標引向現實，引向對身邊或自己家鄉的美術遺物的關注，并通過進一步的學習和訓練把這種關注明確為畢業論文選題。
最后，以畢業論文選題范圍為研究內容，以研究探索為動力，以學術論文的寫作程序為規范，培養學生初步的美術考古能力。
當然，最終學生不一定能寫出地道的美術考古論文，但最起碼通過這一系列訓練能夠熟悉甚至可能掌握美術考古的相關方法，初步具備美術考古能力。 三、專業資料室建設在美術考古能力培養中的關鍵作用
高師美術基礎理論課程改革尤其是指向培養學生美術考古能力的改革并非易事，這是一個復雜而且具有較大難度的系統工程，尤其是沒有專任教師、沒有專門課程。在這種情況下，專業資料室的相關文獻建設將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一是相關研究資料可以給學生一個很直觀的示范，二是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可以給學生以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啟發，三是相關記載可以給學生提供文獻佐證依據。
但中國美術考古學所研究的美術遺跡和遺物涉及的領域太寬，既可以是被遺忘的或被忽視的在當時曾經代表主流的官方的美術遺跡和遺物，也可以是現在仍然存在的或即將消失的民間美術，涉及建筑、雕塑、繪畫、碑刻、工藝等美術樣式。對于一個地方師范院校的美術系而言，短期內備齊相關資料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學生畢業論文教學實踐中有針對性地購置相關專題文獻資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以“不求齊全，但求夠用”的原則，根據學生確立的地方美術考察方面的畢業論文選題所涉及的范圍，征集購買文獻資料。
在具體的畢業論文寫作教學實踐活動中，一方面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選題提出相關推薦文獻目錄，另一方面學生也可以在老師的引導下去尋找相關文獻，在自我探究過程中可以找到老師沒有推薦過的更好的文獻，而這些文獻資料一般情況下資料室是沒有的，尤其是最新資料，是需要添置購買的。資料室可以鼓勵教師和學生自行購買。買回的圖書及時到資料室登記編目再行借閱；沒有買到或不易購買的文獻資料，可把目錄清單匯總由資料室統一購買。同時，已經完成的學生畢業論文也可以作為下一屆學生的參考文獻。
這樣，滴水成川，慢慢積累，隨著一屆又一屆學生畢業論文選題領域的擴大，相關資料建設也會越來越完備。從忻州師范學院美術系近三年（2008-2010年）本科畢業論文質量分析數據來看，有關地方美術考察類選題占畢業論文總數的比例，由2008屆的4.1％增加到2010屆的26.4％，其中每屆良好成績以上均占本選題的55%以上，并且都有優秀論文產生。
由此可見，不開設課程，沒有專任教師，通過教學改革培養學生的美術考古能力是可行的，而美術專業資料室的建設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注：此文系山西省2009年普通本科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立項《高師美術基礎理論課程教學改革實踐》的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楊泓，鄭巖.中國美術考古學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2.
[2]教育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美術學（教師教育）本科專業課程設置指導方案（試行）[db／ol].htt.comp://202.205.178.7/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4/201001/xxgk_80348.html,2005-03-21.
藝術考古論文范文第2篇
一、長江上游的自然地理態勢
長江發源于我國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自西向東主要流經四川、湖南、湖北、江蘇、江西、浙江等地，終在上海注入東海。全長6300公里，流域面積180余萬平方公里，為亞洲第一長河。位于長江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原地區和四川盆地。據地質學家考證，青藏高原遠在第三紀末期時，海拔僅一二千米，氣候溫暖濕潤，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后來，由于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發生猛烈碰撞，導致這一地帶隆起升高，形成面積達220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原，號稱"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屬典型的高寒區，氣候條件惡劣，人類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時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難以成為中國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區。
四川盆地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則非常優越。自古以來就十分適合我們的祖先生存繁衍。四川盆地地處四川的東部，周圍高山環繞，盆地內有連綿起伏的丘陵和我國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長江干流橫亙四川南部，其自北而南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和與從南向北流入長江的烏江、赤水河等大小支流的縱貫四川全境，構成一個水網密布、幅員寬闊的流域之地。同時，長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發育了眾多地勢低緩的河谷臺地和山前地帶，這里土質、水肥條件良好，有著理想的農業起源的地理環境，是原始農業生產的有利地區。尤其是岷江支流，古代被當作長江正流，發源于岷山南麓。主要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綿運河等河流自上游挾帶的大量泥沙流出山口沖積的扇形地連接而形成的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平原，總面積達1.2余萬平方公里，約占全省面積的2.6%。這里土層深厚，富含鐵、鉀、磷等養料物質，土質疏松柔軟，易于農業耕作，特別是水稻糧食作物的栽種。東部丘陵地帶土壤肥沃，旱地水田分布甚廣，適于多種農作物生長，如水稻、小麥等。受地形影響，四川盆地北部有高聳入云的秦嶺、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氣流不易長驅直入，氣候溫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濕氣流的影響，降水豐沛，形成這里溫暖濕潤的亞熱帶季風氣候。這種地理條件和氣候特點宜于農業耕種，具有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同時動植物資源相當豐富，是我們先民棲息生存，農業定居的理想場所。這些都為長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客觀的物質基礎。
從大量發掘的考古材料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早在舊石器時代，這一地區的氣候溫暖濕潤，就有人類狩獵采集，勞動生息，至今留下了許多豐富的文化遺存。50年代初，著名"資陽人"的頭骨化石(2)的發現，足以證明遠在數萬年至10萬年前，這里就是人類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地區。70年代中期，漢源、銅梁、資陽等地又相繼發現了大量屬于舊石器時代時期的文化遺存(3)，并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進入新石器時代后，考古發現的文化遺存分布更為廣泛，到目前為止，以川西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游地區已發現和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達200余處?？梢钥闯觯率鲿r代遺存數量的增多，規模的擴大，人口的急劇增加，無疑標志著史前文化水平的發展和提高，進而為長江上游成為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區提供了可能。此外，四川所處的地理位置也獨具特點，其北有古老的黃河流域文明，東鄰發達的長江中下游文明，南有云南早期元謀猿人的發現，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圍，極大地促進了長江上游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熟。
二、長江上游文明進程的探索
（一） 寶墩文化的發現，迎來長江上游文明的曙光。
大約從公元前4600年開始，長江上游出現了哨棚嘴文化(4)，其分布主要在今川東長江沿岸一帶。與此同時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發生了寶墩文化(5)。除此之外，川北的綿陽(6)、廣元(7)，川東北的通江(8)、巴中(9)，川西南的漢源獅子山(10)等地區也發現了有大量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就目前諸遺存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它們都屬于同一個大的考古學文化范疇，其中，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為中心。寶墩文化相當于中原的龍山文化時期。這時寶墩的農業、手工業都很發達，并出現了多處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貧富分化明顯，表明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中上游迎來了文明的曙光。
這一時期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為主，大多通體磨光，有的刃鋒銳利，留有明顯使用過的痕跡。與農業有關的生產工具有石斧、石錛、石鑿、石刀和石鏟。可見，從清除雜草、開荒墾地、中耕播種到農作物收割，工具種類齊全，反映當時的農業生產較為發達，人們主要過著農業定居兼狩獵采集的生活。
陶器是人們的主要生活用具，僅寶墩遺址出土的陶器就達千余件(11)。制作方法為泥條盤筑加慢輪修整。經慢輪修整后的器形規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體制作，然后粘接。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領罐等器物及其紋飾的制作都相當精細，尤其喇叭口高領罐的火候較高，叩之有聲，可謂當時的精品，說明制陶技術已達到相當的水平。石器制作也很精致。部分石器選材考究，磨制細膩，如石鑿，磨制精細且規整，石質較佳，個別似玉質，幾可與玉器比美。由于石器制作技術的嫻熟，因而玉器的加工制造更加精美。這一時期發現的玉器多為墓中隨葬品。大量陶、石質紡輪的出現，說明當時紡織業也很發達，男女有了分工。房屋為木骨泥墻，經火烘烤，堅固結實，經久耐用。正是由于有了夯筑技術，使得營建大規模的城垣成為可能。這時一座座頗具規模的古城先后相繼建立。
城址的出現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標志。迄今長江上游發現的史前城址主要是成都平原的新津寶墩(12)、郫縣古城村(13)、都江堰芒城(14)、溫江魚鳧村(15)、崇州雙河村(16)和紫竹村(17)6座古城群，這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古城群之一。6座城址均建在平原沖積扇河流形成的相對較高的臺地上，布局規整，大多呈方形或長方形。各城的面積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12萬平方米，最大的寶墩龍馬古城達60萬平方米，其余在20萬-30萬平方米之間，這與長江中游的城址相當。城內發現有大量的建筑遺跡、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積在10-50平方米左右。遺址的中心部分往往有少數面積甚大、規格頗高的中心聚落。1996年寶墩的鼓墩子發現一批規模較大的建筑群(18)，面積約3000平方米。鼓墩子在當時明顯高出四周地面約1米，且正好位于寶墩遺址中心，這似乎說明鼓墩子建筑群是一處明顯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它的出現表明，寶墩社會已經開始分化。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了統治階層，才有必要建造如此規模的中心聚落。因此，這種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層統治者活動、居住的處所。
無獨有偶，1997年郫縣古城村遺址中部又發現了一座平面呈長方形，方向為西北-東南向，長約50米，寬11米，面積達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19)。該房址未發現有隔墻遺跡，此房間應為一個寬度不大，進深很長的通間，推測可能還有大型梁架結構。這與一般的建筑不同，當不是一般性居址。據房內留存的5個長方形臺子分析，5個臺子系卵石砌成，橫向陳列于房址的中心部位，頗有規律，顯然是有目的而為之。這很可能為一座大型宮殿或宗廟一類的禮制性建筑，應是當時上層統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動的中心所在。6座城址的四周均修筑有高大的城垣，至今這些城址地面上還殘留有很多較完好的城垣遺跡。這些城垣采用夯土建成，夯層清楚，夯面緊密，出現了版狀夯土工具，一般長多達50厘米、寬10厘米左右，這為修建大型城垣提供了條件。如，新津寶墩龍馬古城垣(20)，其周長3200米，寬8-31米以上，高度超過4米，土方量初步推算在25萬立方米以上。如此厚實的巨大城垣，連同城內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址中心部位的大型聚落建筑，我們認為，寶墩文化的這些城址已基本具備了城的條件，而且可能已是某種意義上的都城。因此可以說，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游地區已經邁進了文明的門檻。
寶墩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增加了財富的積累，也加深了貧富的分化，這在墓葬規模和墓中隨葬品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寶墩文化的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中隨葬品的有無、多少在不同遺址中不盡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隨葬品多，有時還隨葬一些珍貴物品，有的墓中隨葬品則十分簡陋，有的甚至一無所有。新津寶墩遺址僅見的5座墓中均無隨葬品(21)，成都十街坊遺址的19座墓中有7座中隨葬骨器(22)，而廣漢三星堆遺址的仁勝墓地則隨葬玉石器(23)。由此可見，當時只有極少數貴族統治者擁有巨大的財富。
財富的集中也刺激了掠奪性戰爭的發生。早期四川境內，部落民族眾多，大小諸侯國林立。原始社會末期，各部落為了擴充實力，不惜強取掠奪他人的資源和財富，因而戰爭烽煙四起，連綿不斷。為了免受戰爭的慘禍，更為了抗擊強敵的入侵，各部落首領紛紛在其住地周圍筑墻挖溝，造城設關。于是，一批規模空前的城址群在川西成都平原猶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并成為當時成都平原上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寶墩龍馬厚實高大的城垣也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戰爭的頻繁和激烈程度。這時還出現了專門性的兵器，如石鉞等，制作精致。隨著階級對立的加劇，貧富懸殊的加大，戰爭變得愈加頻繁和激烈。社會處在劇烈動蕩和進一步分化中，同時也在迅速進步與向前發展之中，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個嶄新的、高度發達的社會文明--三星堆文明。
（二）沉睡三千余年的三星堆文明的蘇醒，長江上游文明引起世人的關注。
大約從公元前3700年開始，長江上游進入了三星堆文化時期。這時，哨棚嘴文化和寶墩文化先后相繼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種以陶小平底罐、高柄豆、鳥首形器等為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學文化，以成都平原的廣漢三星堆遺址(24)為代表，故稱"三星堆文化"。該文化在承繼寶墩文化因素的同時，又受到中原二里頭文化的強烈影響--中原二里頭文化南浸，最初在長江中游鄂西地區稍作停留，然后由鄂西地區溯長江西上進入四川東部，再由此折而西北上，最后向川西成都平原滲透，三星堆文化就是在這股強大外力的作用下產生，并進而發展為三星堆文明。與三星堆文化相類似的古文化遺存，主要有川西的成都、雅安、漢源和川東北的閬中以及川東的長江沿岸一帶，初期階段長江中游的鄂西地區亦成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圍。在這樣遼闊的地域內表現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色，反映了該文化興盛強大的歷史面貌。這一時期三星堆遺址所出規模宏大的銅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進入青銅時代，特別是兩個大型祭祀坑和數以千計的銅、金、玉、石、陶等不同質地的禮器、神器、祭品的出土，以及三星堆大型中心聚落和厚實高大的城垣的發現，都展示出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游文明已經正式形成。
三星堆文化的農業有了更大的發展。生產工具數量增加，種類也有所增多。尤其是鋤形器的出現，表明當時已進入鋤耕農業階段。谷物收割工具石刀形制的改進，提高了勞動效率。成堆的獸骨和大量和陶塑銅制動物，表現出畜牧業發展很快。眾多銅制陶質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釀酒業的發展，也表明糧食有了剩余。
手工業方面，新出現了制銅業。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多達500余件(25)，有銅雕像群、禮器、神器、法器等種類。如此規模的青銅器物群反映了當時青銅鑄造業的高度發達。這批銅器體形高大，紋飾繁縟，足見青銅的冶煉與焊鉚連接技術已具有相當先進的水平。其制作工藝之精湛與造型之精美，在同時代諸考古文化中無與倫比。玉石器的加工制造向高精化發展，且數量大增，件件珍貴。玉器制作較好地運用了鋸、鑿、挖、琢、鉆、磨、雕刻、拋光等工藝。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線刻畫堪稱藝術珍品，有些玉器制作規整細致，以玉璋最為引人注目。其特點大而薄，長度一般在20-60厘米之間，最長者在1米以上，而厚度僅1厘米左右，凡此等等，無一不顯示了當時玉石器加工技術的高超和嫻熟。陶器制作有了新的發展，地方特色鮮明，器形以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盤、壺、瓶、鳥首形器等構成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陶器物群。發現數萬余件陶器、陶片。部分陶器采用了輪制技術，紋飾十分豐富。大型夯土、土坯磚城垣和木構梁架中心建筑群的出現，表明建筑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不同質地、多種形制紡輪的出土，說明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青銅大立人像身著的長襟"燕尾"服飾(26)，顯示了當時縫紉和刺繡織錦技藝之高超水平。金器加工、漆器制造和釀酒業也有很大發展。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手工業門類齊全，銅器、玉石禮器和陶器的數量具有相當規模，其加工制作技藝更勝一籌，且擁有獨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脫離農業生產而專門從事各種手工業生產、技術非常熟練的工匠，說明當時已完成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行業。
此外，三星堆遺址還出土數量眾多的海貝、銅貝和玉石璧瑗(27)，反映商品交換、貨幣經濟已經出現，說明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已經開始。
總之，三星堆文化時期，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商業貿易的迅速出現，推動了社會生產關系的巨大變化。雄厚的經濟基礎為三星堆上層建筑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證。這時的三星堆已是一個規模宏大，功能設施齊備，具有了國都性質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遺址(28)位于成都平原廣漢市境內的鴨子河與牧馬河之間的臺地上，是目前長江上游地區發現的諸遺址中最為重要的考古文化遺址。這是一個由30余個文化點構成6個大的遺址分布區域，共同組成總面積達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遺址群?？脊虐l現三星堆遺址東、南、西三面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鴨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積達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這樣大的城址在全國尚屬罕見。古城布局不太規整，南寬北窄呈梯形狀。東城墻由主城墻、內城墻和外城墻三部分組成。主城墻頂部系用土坯磚作為建筑材料，這在同時期的城墻修筑中是少見的。城內發現大量的建筑遺跡，現已發掘房屋40多間。房面分方形、長方形和圓形，以方形和長方形為主。有面積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積超過60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間進深8.7米，面闊23米，面積達200平方米，且數間相連，并具有木構梁架的大型宮殿式建筑。房址間有散水設施和引水出城的溝渠。這樣精心建造的大型聚落，足見其規格之高，表明它是上層統治者集團活動的處所。同時，居住區發現有豐富的陶器生活用器。陶酒器獨領，釀酒的高領大罐，飲酒的觚、杯，盛酒的甕、罐、壺，溫酒的以及舀酒的勺，一應俱全。陶食器數量也很多，碗、碟、盤、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具，應有盡有。各種精美的工藝陶塑有虎、象、牛、豬、羊、魚、蛙等，如此之多的陶塑工藝品出土，這在同時期諸遺址中是絕無僅有的。玉石器主要是璋、璧、圭、琮、矛、斧、斤等高檔消費品。還有雕花鏤孔的漆木器。等等。這些豐富的生活用品和高檔消費品顯然不是為一般平民所擁有，而是為少數貴族統治者所壟斷，進一步說明三星堆遺址當是一批社會地位頗高、且掌握一定權力的特殊階層活動的中心。該遺址出土的兩件雙手反縛、跪坐的石人雕像，應為奴隸形象，反映了奴隸制已經存在，階級發生了嚴重分化。
更為重要的是1986年三星堆發現了兩個大型祭祀坑(29)。坑內有次序地分層堆滿了各種形制奇特，不同質地的玉石禮器、金器、青銅人像、象牙、骨渣等數以千計的文物精華。這些器物不僅在四川是首次發現，而且在全國也極為罕見。如金杖(30)，長1.42米，重近500克，刻有精美的魚鳥圖案和人頭像，這是國王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的象征，是國王最高權力的標志物。數十件與真人大小相仿、神態各異的青銅人像和人面像，代表各諸侯首領，其中高達2.62米，重180多公斤的青銅大立人像(31)，是目前所知我國最大的青銅雕像，有"東方巨人"之稱，這應是以巫師身份出現的國王，表明當時國王是集政權、神權于一身，三星堆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實體。兩株高大的青銅神樹作為溝天通地的祭祀用具最為引人注目，青銅、尊作為禮儀用器，其他各類銅器都具有宗教祭祀的性質。玉石器也是如此，其禮儀用器多達千件，玉琮、玉璧用于宗教儀典，玉斧、玉戈、玉矛、玉劍作為儀仗，象征威武的軍權，玉璋代表禮儀用器。象牙、海貝等為奉獻給神靈的祭品?？梢钥闯?，當時三星堆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禮制體系。如此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動必定是一個實力強大的王國，以及一個享有崇高威望、擁有最高權力的國王才有能力舉辦這樣的活動。城內還發現有制陶窯址、玉石器加工作坊以及大量的手工成品、半成品、坯料磨石等。遺址內出土的陶質坩鍋、青銅熔渣結核和鑄造青銅器的泥芯，也表明這里已擁有大型鑄銅作坊。毋容置疑，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精品文物非本地制造莫屬。以上各個方面無一不透射出濃濃的王都氣息，反映三星堆正處在一個興盛的奴隸制國家時期。
早期殷商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觀念。祭祀與戰爭相提并論，同時被看作為國家的頭等大事。而三星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和眾多玉石器精華，以及大量金器、象牙、海貝等重器都出現在兩個大型祭祀坑內，足見，宗教祭祀在當時三星堆社會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戰爭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三星堆遺址出土數十件青銅、玉石兵器，說明當時戰爭的激烈和經?；?。當戰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規模時，必然會產生強大的軍隊。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神器底座發現有武士雕像，反映了軍隊已經出現。軍隊是國家運轉的重要機器，因而軍隊的出現，標志著奴隸國家已經建立。國家乃文明的集中表現。至此，一個嶄新的、高度發達的長江上游文明--三星堆文明已經走向成熟，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十二橋、金沙遺址的發掘，展現長江上游文明進程的步伐。
大約從公元3100年開始，盛極一時的三星堆古城突然被廢棄，舉世矚目的三星堆文明亦隨之終止了在該地的發展，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歷史長河之中。這時，有著與三星堆同樣發達的十二橋文化(32)在成都地區悄然興起，其時間從商代晚期經西周到春秋中期，形成了長江上游文明在成都平原繼續發展的歷程。十二橋文化完全是從三星堆文化中脫胎發展而來。前期承襲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到十二橋文化后期，三星堆文化基本消失，新的十二橋文化面貌開始出現。十二橋文化仍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其分布范圍為川西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川中的嘉陵江流域、川東長江沿岸(33)、長江中游的鄂西地區以及陜南漢中地區(34)都發現有相類似的古文化遺存。十二橋、羊子山、金沙等重要遺址所出的遺跡和遺物，展現了長江上游文明發展前進的步伐。
這一時期與農業有關的生產工具又有所增加，新出現了大量的翻土工具--鹿角器(35)。多種耕作農具的使用，表明了農業生產水平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防洪灌溉技術日趨成熟，出現了多處農田水利工程和治水設施。1985年在方池街遺址(36)發現一處系人工用竹篾絡卵礫石砌筑的水利工程，這是目前成都平原發現最早的水利工程。大量動物骨骼的出土，反映了家畜飼養業的進一步發展。據方池街、指揮街等遺址的動物骨骼鑒定材料(37)證實，家養動物有豬、狗、牛、羊、雞等種類，其中家豬的材料最為豐富，約占家養動物的75%。家豬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間個體為主"。可見，大多數已為成年豬。家豬的飼養與農業生產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反映了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
陶器制作技術也有進一步發展，種類更加豐富，以夾砂陶、灰陶為主。典型陶器以尖底器、喇叭口罐為重要特色，并貫穿始終，前期繼承三星堆文化因素，后期大量出現繩紋罐、釜和甕。玉石器加工制作更加精細，打磨更加規整，器表光潔，玉器的開料使用線割、鋸割、板割等多種方法。金器獨具特色，金沙發現近300件。其加工制作技術更加精湛和嫻熟，不少金器成為同時期金器加工之代表作。銅器數量大大增加，僅金沙遺址出土的銅器就達700余件，多數器型偏小，制作更加精美，工序也較為復雜，很多器型從三星堆沿襲而來。大量磨制精細的穿眼骨針的出現，反映了紡織縫紉業的進一步發展。建筑形式多種多樣，有木骨泥墻式建筑群，也有大型干欄式木構建筑群。
十二橋文化大型遺址群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即今成都市區偏西。自西向東由撫琴小區(38)、十二橋(39)、方池街(40)、指揮街(41)、岷山飯店、岷江小區(42)和目前正在發掘的金沙遺址(43)等組成，綿延10余公里。十二橋遺址為一處商代大型干欄式木構建筑群，位于今成都市區十二橋。該遺址占地面積超過1.5萬平方米，其中，木結構建筑分布近1萬平方米。有屋面懸空，下為木樁支撐，平面呈長方形的干欄式小型房屋，也有地梁直接與地面接觸的大型建筑。有長約12米的地梁，其上鑿有規整的方形和圓形卯孔，柱洞縱橫對應整齊，推測上部已形成較為規矩的大型梁架結構。很有可能這是帶有廡廊的大型宮殿類建筑。小型房屋與大型宮殿建筑相互連接，互為配套，構成一個規模龐大的木構建筑群。
目前正在發掘的金沙遺址位于成都市區西郊，現已探明的分布面積約3平方米公里。盡管至今尚未發現城垣遺跡，但從已發現的大規模建筑、灰坑、墓葬等遺跡和眾多驚世駭俗的珍貴遺物來看，足以說明成都就是繼三星堆后又一個國家級的重要都邑所在地。考古發現該遺址內有一定規劃和功能分區，每個區內又有一定的布局結構。三合花園宮殿區發現大量房屋基址，其中有5座房址，均為大型排房建筑，布局很有規律，長度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F6寬近8米，長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個開間，面積在430平方米以上。這種成組的大型排房建筑可能是宮殿性建筑。遺址中南部出土大量房屋建筑，紅燒土堆積，成排的窯穴，400余個灰坑，90多座墓葬，陶窯數座以及數以萬計的陶器日常用器和一部分玉石器、金器、銅器等文物精華。陶窯均為小型饅頭窯，面積約6平方米。由工作面、窯門、火膛、窯室組成。窯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狀，是目前四川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窯址群。表明這是生活居住區、作坊加工區和一小型墓葬區。遺址內諸如跪人、臥虎、盤蛇等眾多圓雕石像在國內尚屬首次發現。墓葬區在遺址中部體育公園一帶。遺址東部是宗教儀式活動區，也是金沙遺址最重要的遺存分布區，這里約8000平方米的范圍內出土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珍貴文物，金器、銅器、玉石器等禮儀用器2000余件以及眾多的象牙、龜甲等祭祀珍品。該區還發現了三處特殊的祭祀遺跡：一是象牙堆積坑?？觾扔幸幝傻仄叫蟹胖么罅肯笱溃铋L者近1.5米。從斷面觀察，共分8層。數以噸計的象牙出土為全國所罕見。伴出有玉器和銅器；二是石璧、石斧、石璋形器半成品分布區，面積約300平方米；三是成片的野豬獠牙、鹿角、象牙、陶器、美石集中分布，面積約300平方米。金沙遺址出土的重器，如金冠帶，系用金條錘打而成，長59厘米，寬4厘米，其組合圖案與廣漢三星堆金杖上的魚鳥圖案和人頭像十分相似，同樣具有王權的象征。玉器歷來作為貴重物品，上乘的玉器價值連城。遺址內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禮器，數量之多，達900余件，是目前我國出土玉器最多的遺址。其品種齊全，幾乎囊括了中國青銅時代玉器的主要種類，很多玉器還是第一次出土。以上都是一般邑聚所無法比擬的，居住在宮殿中的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領，應是國家的統治者。
1956年羊子山發現的大型土臺是目前我國先秦時期發現最大的禮儀性地面建筑。該土臺為四方形臺階式建筑，臺身占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高10余米，厚6米，分上下三層。邊墻用泥磚壘砌，中用填土夯實。估算用泥磚約130萬塊，土方在7萬立方米以上(44)。規模如此宏大，雄偉氣派，儼然是一座國家級的祭祀土臺，是當時這一地區舉行國祭活動的重要場所?？梢钥闯?，商周時期的成都已經形成一個綜合國力十分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一時期方池街、金沙遺址大量石人跪坐、雙手反縛奴隸雕像的出土，反映階級分化進一步加劇，奴隸制國家已經發展狀大。貧富懸殊更加明顯，表現在墓葬中，約半數墓葬無隨葬品，有隨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只有5座墓隨葬器物豐富，有陶器和一定數量的銅器、玉器，說明財富愈加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樣，必然會導致掠奪性戰爭的經常發生。這時出現了大量的銅制玉石兵器、如戈、矛、劍、鉞等。彭縣竹瓦街西周銅器窖藏(45)的5件一組的列和戈、矛、劍、戟等兵器同放在一個大陶缸中，寓意深刻，說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觀念進一步得到了體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四川盆地迎來了又一個青銅文化的高峰，墓葬文化異彩紛呈，長江上游文明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四）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與墓葬文化并駕齊驅，共同演繹長江上游文明的繁榮。
大約公元前2500年開始，長江上游進入晚期巴蜀文化時期。考古發現這一階段長江上游地區的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四川的巴蜀文化一枝獨秀。出土文物以青銅器最為豐富，種類繁多，特色鮮明。發掘的遺跡主要為墓葬群，形制獨特，頗具規模。無疑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文化和墓葬文化的高度發達，正是它們把長江上游文明推到了發展的頂峰。這一階段前期文化面貌沿襲了一些十二橋文化因素，自中期楚文化開始浸入，并逐漸產生影響。晚期巴蜀青銅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成都地區，其范圍包括四川各地以及陜南的漢中、長江中游的鄂西地區、貴州的北部、涼山、阿壩等周鄰地區。
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青銅農業生產工具，提高了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興修，起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減災"的雙重作用。從此，成都平原享有"天府之國"(46)的美稱。
陶器以夾砂陶為主，陶色以灰陶、灰黑陶、灰褐陶為最多。典型的陶器物群有釜、鍪、罐、缽等圜底器型和喇叭狀小圈足豆、尖底盞、瓶、盆、器蓋等。漆器制造業相當發達。這一時期出土的數量、種類都很多，大多為木胎漆器，其制作髹黑漆再朱繪紋樣。繪畫的手法單線勾勒加平涂。漆色有紅、黑、棕三種。制銅業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出土了一批特色鮮明、制作精美、組合規整的青銅器物群，有炊器、禮器、兵器、工具、樂器以及特殊的巴蜀圖語、巴蜀印章和帶鉤，反映了四川盆地的青銅文化又一次興盛起來。墓葬有船棺葬、土坑墓、木槨墓和懸棺葬。以獨木舟式的船棺葬最具特色，也是這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墓葬。各墓形制獨特，規模往往很大，如成都商業街船棺墓(47)，為同時期的墓葬所少見。墓葬文化異軍突起，豐富了晚期巴蜀文化的內涵。目前的考古材料發現，這一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中，為墓中隨葬物品。據墓葬規模和出土文物推測，這些墓主要為王侯一級壽終正寢之地。且看新都大墓遺存(48)，其木槨長8.3米，寬6.76米，用木枋把槨內隔成棺室和八個邊箱。僅該墓就出土青銅禮器多達188件，共20多個種類。有鼎、、、敦、壺、豆、釜、鍪、甑等飲食器，戈、矛、鉞、短劍等兵器，削、鑿、斤、鋸、雕刀等工具。槨內還有小件銅器數十件，一方3.5厘米的"巴蜀圖語"印章頗引人注目。另一件漆耳環，內底也繪有"巴蜀圖語"符號。由此推論這可能是蜀開明九至十一世王侯的墓地。成都市百花潭十號長方形土坑豎穴墓(49)，也發現有銅器47件，主要為禮器、兵器、工具等。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清理發掘的三座墓葬(50)，可作為川東地區戰國青銅文化的代表。計出土文物180余件，絕大多數是青銅禮器。有大型銅編鐘一套，共14枚，大小依次遞減，厚薄不一，顯系因音質而定。另有錯銀獸頭飾件4件和錯銀云水紋銅壺、縷空雙龍紋方鏡、虎紐钅享于各1件。這些鑄造精美、數量眾多的青銅禮器表明，這里可能是巴國王侯的陵墓區。
2000年成都市區商業街發現一座大型船棺墓(51)。該墓為一墓葬群，是一座大型長方形多棺合葬的土坑豎穴墓。墓長約30.5米，寬約21米，殘深約2.5米，面積約620平方米。墓向為東北--西南向。據考古發掘者分析，整個墓坑若不遭到破壞，葬具總量應有35具以上。墓坑現存葬具17具。其中，船棺9具，獨木棺8具。船棺一般長約10.3-11.3米，直徑約1.6-1.7米，帶蓋約2米高，最大的一具則長達18.8米。如此數量之多，體量之大，堪稱全國之最。整個葬具用上等整木楠樹木刳鑿而成，形似獨木舟。船棺的隨葬器物相當豐富，有陶、銅、漆、竹木器等種類。以漆木器數量較多，造型精美，保存完好，漆器類型有耳環、盤、盒、簋、案、基座、梳子以及漆木器構件等。獨木棺為陪葬（殉葬）棺木，只發現少量陶器，銅器僅2件，漆木器基本不見。其棺木也要比船棺的簡陋許多。在墓坑之上還發現有規模同樣宏大的地面建筑遺跡(52)，布局規整，呈長方形狀，現總長約38.5米，寬約20.5米，分為前后兩部分，范圍與墓坑基本一致。這種地面建筑與宗廟性質相似，主要是供祭祀之用。出土的遺跡、遺物諸如規模宏大的墓坑及其地面建筑、巨型船棺、多具殉葬的棺木、精美亮麗的漆器，尤其是大型編鐘或編管漆基座表明，這是一處極為罕見的大型墓葬，充分顯示了墓主人生前顯赫的身份和崇高的社會地位，估計這是古蜀國開明王朝的王族墓地。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正是川東巴國與川西成都平原蜀國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與墓葬文化，共同演繹了長江上游文明的繁榮。
一、 結尾
戰國末年，全國形勢緊張嚴峻，中原七雄紛爭，諸侯割據。而長江上游的巴蜀，人口眾多，物產豐饒，戰略位置重要，成了秦稱霸中原，統一全國的首選目標。公元前316年，秦揮兵南下，一舉滅掉了巴蜀。從此巴蜀納入秦的統治之下，秦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影響著巴蜀。秦文化大量滲透進來，巴蜀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到西漢中期，歷經二千余年的巴蜀文化最終融合于統一多元的中華民族之中。同樣，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游文明從起源、形成到發展，經過漫長而艱辛的歷程，一度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百花園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然而，百川歸大海。長江上游文明最后匯入到統一多模式的中華文明大家庭中，這是歷史的必然。 注釋：
（1）（5）（32）江章華、、張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論》，《考古學報》2002年
1期。
（2）《資陽人》，中國科學出版社1957年。
（3）《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載《文物考古的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4）（33）江章華：《川東長江沿岸先秦考古學文化的初步分析》，《中華文化論壇》200
2年2期。
（6）《四川綿陽邊堆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90年4期。
（7）王仁湘、葉茂林：《四川盆地北緣新石器時代考古新收獲》，《三星堆與巴蜀文化》
，巴蜀書社1993年。
（8）《通江縣擂鼓寨遺址試掘報告》，《四川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9）雷雨、陳德安：《巴中月亮巖和通江擂鼓寨遺址調查簡報》，《四川文物》1991年6期
。
（10）馬繼賢：《漢源縣獅子山新石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1》，文物出版社19
92年。
（11）（12）（20）（21）《四川新津寶墩遺址1996年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1期。
（13）（19）《四川郫縣古址村遺址1996年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1期。
（14）《四川都江堰市芒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7期。
（15）《四川溫江魚鳧村遺址1996年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12期。
（16）（17）（18）江章華、、張擎：《成都平原早期史前城址及其考古學文化初論》
，《蘇秉琦與當中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2001年。
（22）（23）朱章義、張擎、王方：《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發掘與意義》，《四川文物》
2002年2期。
（24）（28）《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學報》1987年2期。
（25）（27）（29）（30）《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0期
；《廣漢三星堆二號祭祀坑發掘報》，《文物》1989年1期。
（26）《廣漢三星堆二號祭祀坑發掘報》，《文物》1989年1期。
（30）《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0期。
（34）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1983年2期。
（35）（39）《成都十二橋商代建筑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2期。
（36）（38）（40）：《成都市巴蜀文化遺址的新發現》，《巴蜀歷史·民族·考古·
文化》，巴蜀書社，1991年。
(37)朱才伐：《成都指揮街周代遺址發掘報告》（動物骨骼鑒定），《南方民族考古》1987
年第一輯；《成都巴蜀文化遺址中哺乳動物化石》，油印稿。
（41）《成都指揮街周代遺址發掘報告》，《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輯。
（42）資料現存成都博物館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43）張擎、周志清、朱章義：《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考古》2002年7期；《
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遺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
（44）《成都羊子山土臺遺址清理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4期。
（45）《四川彭縣西周窖藏銅器》，《考古》1981年6期。
（46）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
（47）（51）（52）顏勁松：《成都市商業街船、獨木棺墓葬分析》，《四川文物》2002年
3期。
（48）《四川新都戰國木槨墓》，《文物》1981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