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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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第1篇
受這門課課程性質、教學課時、教師知識結構、教學方法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這門課程教學存在三大問題：第一，教學方式單調。一些教師只是單一地展示、講解幻燈片，沒有精心尋找一個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積極思考的切入點，只是抽象、概括式地對各朝代思想家、文學理論家、文學家的文學觀念、思想進行總結，面面俱到，“單向”式教學成了這門課程的常態。第二，課堂教學的貫通性不夠。教師在講授某一知識點時，由于受課時或知識能力所限，不能把前后、中西、學科之間聯系起來，不能讓學生形成系統的知識框架。第三，重理論而輕文本。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的難度很大，講起來費時費力，因此，一些教師為了完成教學任務，籠統地讓學生課外閱讀相關文論著作，而教師課堂教學時基本忽略文獻，只是進行單一的理論總結，沒有讓學生從中國古代文論中自己發現問題、思考問題。
上述三大問題足以嚴重影響《中國古代文論》的教學效果，因此，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筆者積累了多年的教學經驗，針對這三大主要問題，對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談談認識，拋磚引玉，以期廣大教師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
一、《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宏觀意識和教學改革
筆者初從事這門課教學時，常常為找不到一個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引導他們積極思考的切入點而發愁。后來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以宏觀視角為切入點解剖某一時期或某一文論家的文學觀念、思想、范疇、概念、術語，比較容易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正如武漢大學李建中教授所講：“中國古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及演變以儒、道、釋文化為思想背景和精神資源，在思維方式、范疇術語、理論形態等方面都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筆者在講授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理論時，都緊緊扣住古代文論與儒、道、釋的關系，在中國文化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闡釋古代文論的演進脈絡和理論精粹。”[1]《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宏觀意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重視政治、經濟、社會風俗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找準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思考的切入點。
2.緊緊扣住儒、道、佛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深刻影響，拓寬學生的學習視野。
3.讓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形式，使之成為學生自主探究性學習的利器。
4.前后貫通中國古代文論知識體系，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中國古代文論知識體系非常龐雜，閱讀理解的難度很大，而《中國古代文論》課程的教學課時非常少。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有些老師只挑選兩、三位重要文學理論家進行重點教學，其余只花兩三個課時進行簡要介紹，有些老師則相反，以史代論，全部拉通，面面俱到，讓學生淺嘗輒止。這兩種課程安排都不利于學生學習，前者是零碎的，后者是粗糙的。因此，教師要處理好宏觀與微觀的關系，用宏觀意識幫助、引導學生搭建知識體系，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在精神，用微觀填補、夯實宏觀。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樹立微觀意識，從細處著手，讓學生真正學有所得。所謂微觀意識，就是教師高度重視古代文論文獻，從字、詞、句入手，引導學生通過對文獻的細讀，領悟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在精神。
二、《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比較意識與教學改革
教師在教學中樹立比較意識，有利于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增強他們從多側面、多角度理解問題的能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比較：
1.中國和西方文論比較
中國和西方文論關于文學本質、文學功能、文學創作規律、文學表現手法及范疇、概念、術語等具有很強的可比性，教師在教學中可以進行適時、適度、合理的比較。第一，關于文學本質，中國和西方都有“反映論”和“情感說”，二者的異同；第二，關于文學功能，中、西都認識到了文學的審美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二者的異同；第三，關于文學創作規律，如“靈感”、“直覺”，中、西文論家都有很細致、很深刻的描述、論述，二者的異同；第四，關于文學表現手法，如中、西小說理論，都有人物形象論、情節論、結構論，二者的異同；第五，關于范疇、概念、術語，如中、西都有審美意象相關理論，二者的異同。在比較中西文論時，一定要結合中、西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分析，如關于對文學功能的認識，古希臘思想家主要從討論悲劇功能開始的，而中國則主要從論述《詩經》的作用開始，主要因為觀看戲劇演出是古希臘人生活的一部分，《詩經》對中國春秋時期的政治有很大影響，諸侯國家都很重視“詩”，外交使節往往通過“觀詩”了解出使國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風俗。
教師如果善于把中、西文論聯系起來教學，那么不僅會增強課堂的學術氛圍，而且會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2.中國同時期文論家關于某一文學觀念、范疇的比較
唐代王昌齡、皎然、劉禹錫等文論家都討論過“境”這一重要范疇，筆者在教學時引導學生找出這幾人關于“境”的相關論述，重點進行比較分析，探究其中的相似和不同。通過比較學習，學生了解了意境范疇的演進史，進一步理解了現代意境范疇的本質內涵。
3.對中國不同時期相似文論的比較
上文已經提及，中國古代文論有很強的承繼性。何以讓學生深刻理解這種承繼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較分析。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后，有不少古代文論家繼承發展了這一重要的文學創作動機理論，比較而言，韓愈的“不平則鳴”說影響更大。因此，講到韓愈文學思想時，筆者從歷史文化背景、內涵、影響等方面對此進行了重點比較分析。
韓愈提出“文以明道”說，宋學家提出“文以載道”說，如果不進行比較，學生就很容易把這兩種文學觀念完全混淆。筆者首先重點分析了“明”與“載”的不同含義：“明”并沒有把文學當成“道”的工具，而“載”則完全否定文學的獨立性，宋學家只是把文學看成“道”的工具，其次分析了韓愈所說“道”和宋學家所說“道”的內涵并不完全一樣，韓愈的道就是儒家之“道”，而宋學家的“道”雖然以儒家之道為根本，但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通過比較，學生對中國古代這一重要文學觀念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教師教學中運用比較法需要注意以下問題：第一，不可隨意，選擇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比較；第二，課堂時機要選好，有時需要用比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時需要通過比較畫龍點睛，有時需要用比較進行總結，有時需要通過比較引發學生探索未知領域的熱情；第三，找準同和異的焦點問題，不可面面俱到；第四，點到為止，更多問題需要學生自己課后查閱相關資料進行比較。
三、《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現代意識和教學改革
《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現代性指兩個方面：一是教師樹立用現代文學理論、研究方法闡釋古代文論的思想意識；二是教師有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提高教學效率的意識。關于第一個方面，各種《中國古代文論》教材編寫者都注意到了，教師只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視并加強對現代文學理論的學習就能做到。關于第二方面，教師必須能熟練使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和網絡圖書資源查找資料。
1.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教學古代文論的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實踐觀、聯系觀、發展觀、矛盾觀等哲學觀念都對中國古代文論教學和研究工作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如“實踐觀”，中國古代文論都是對文學活動實踐的總結；“聯系觀”，上文也有論述，中國古代文論與政治、經濟、哲學、宗教都有很緊密的關系；“發展觀”，中國古代文論的承繼性很強；“矛盾觀”，中國古代文論的很多觀念具有矛盾、辯證統一的特點，如“文”與“質”、“實”與“虛”、“陰”與“陽”、“和”與“同”、“近”與“遠”等，正是這些充滿辯證性的觀念催生了豐富多彩的文論思想、范疇。
2.教師要合理運用現代文學理論、美學發展的最新成果
20世紀產生了不少新的文學理論，如形式主義文論、結構主義文論、接受學文論、符號論美學等，這些新理論都對中國古代文論教學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如皎然《詩式》中有“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2]，可以用形式主義文論的“陌生化”理論分析“至難至險”、“奇句”，揭示這句話的深層次內涵。再如“意境”的審美特征，完全可以用“格式塔”、“移情”、“符號論”等現代美學理論進行闡釋。
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第3篇
一、征文內容：①常見風濕病的中西醫結合基礎與診療方案研究，重點征文領域為類風濕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強直性脊柱炎、骨關節炎、系統性硬化癥、干燥綜合征、痛風性關節炎、白塞病、血管炎、多發性肌炎和皮肌炎等風濕病的中西醫結合治療研究；②疑難風濕病中西醫結合治療進展；③治療風濕病藥物（中成藥、中藥各類制劑）作用機制的實驗研究、臨床試驗（療效性、安全性評價）與臨床應用研究。
二、征文要求：①稿件應為未公開發表的論文，要求論點鮮明，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先進性；②請提交兩種形式文稿（紙質打印稿和電子文稿），電子版請發郵箱；③注明單位科室、通信地址、郵編、電子郵箱、聯系電話；④紙質文稿須加蓋單位公章，屬省、部級以上科研基金課題者，請注明；
⑤論文經審評錄用后，將收入“會議學術論文集”；參加會議者可獲得醫學繼續教育學分；評選出15篇優秀論文，并給予獎勵。會議擬邀請《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風濕病與關節炎》雜志編輯到會約稿，擇優刊登。
三、截稿日期：①2015年9月30日（以郵戳日期或電子郵件發送時間為準）。
四、會務費：①2015年9月20日前報名者，會務費900元/人；2015年9月20日后報名者，會務費1000元/人
（差旅、住宿費自理）；在讀學生（本科、碩、博研究生）論文被錄用者，會務費700元/人（差旅、住宿費自理）。②會務費匯款帳號戶名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 賬號 0200004309089112466 開戶行 工商銀行北新橋支行。
五、聯系方式：①聯系人及電話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風濕類疾病專業委員會 電話 020-61648765 傳真
020-61647683 王新昌 13065714635 接紅宇 13580508674 楊少鋒 13802911355 吳啟富 1360903876
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生態倫理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轉貼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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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烏丙安，李文剛，俞智生，金天一.滿族民間故事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0
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新聞自由 司法獨立
引言
新聞自由源自作為民主制度下的言論自由，但是又不同于言論自由，新聞媒體被稱為繼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種權力”，新聞記者更被稱為無冕之王，新聞媒體似乎可以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然而另一方面，司法獨立作為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屏障，天然的排斥外力的干預。任何社會不能拒絕新聞自由，否則這樣的社會將是極權社會；任何社會也不能缺少司法獨立，否則這樣的社會將是不存在公正、犯罪橫行的悲慘社會。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平衡問題，不僅關系到個人權力的有效保障，也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新聞自由與公眾知情權
在西方，最初的大眾傳播手段即印刷術的出現，成為推動民主建立的原始動力之一。當時，作為新知識新思想載體的書籍承擔起批判傳統社會的功能。雖然各國統治者和官方教會都極力實行言論控制，但西方社會具有多元化特征，各民族國家并立但又相互緊密聯系和影響、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政教分立、教會內部的分裂等因素，以及思想家和學者追求真理的勇氣等，都使思想的控制難以奏效。
同樣，那些曾為民主理想而奮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認識到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種社會集團自由平等地參與為基礎，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公平競爭和妥協中形成政治決策。新聞自由是民主價值觀在傳播領域的表現。民主社會的大眾傳播不能允許傳播手段為政府和少數權勢集團所壟斷，從而形成對人民大眾一邊倒的強制性灌輸，它要求保障不同意見的自由表達，實現一種不同知識和觀念的自由市場。
美國民主之父杰斐遜留下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話：“民意是我們政府的基礎。所以我們先于一切的目標是維護這一權利。如果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這段語錄被美國新聞界作為標準高懸于各報社的墻上。杰斐遜堅信：“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來治理。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向他開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為止所發現出來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聞自由。”他認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讓他們聽到每一種真話和謊言，并且作出正確的判斷。”（1）
在現代民主社會，公民有獲得參政的權利。但人民只能根據得到的信息作出決定，而這些信息主要是由媒介提供的。如果公民沒有得到充分、正確、全面的信息，也就沒有“充分知情的民主”（well-informed democracy），因此新聞自由是民主得以實現的前提。新聞媒體向公眾提供信息，也就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要求。知情權(right to known)，國內又譯為獲知權、知曉權等，指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機關的各種公共信息的權利。它是在當代西方得到承認的一項新的公民權利、民主權利。知情權連接新聞自由和公眾參與權，如果公眾不能有效獲取新聞信息，甚至不能獲取信息，那么知情權得不到保障，公眾在對信息不能有效占有的情況下參與國家和社會活動，必然導致參與范圍狹窄，參與深度不夠，進而使參與行為表面化形式化。實現知情權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政府和行政機關主動將信息公開，另一種是便是新聞記者對信息的挖掘。前一種是政府機關應盡的義務，后一種則關系到新聞采訪和出版問題。有關對政府不理的事件，政府很大程度上不愿意公開，但公眾又有權知曉，這時媒體就必須擔當這個任務。媒體擔當這個任務的理論基礎就是新聞自由，通過新聞自由實現公眾知情權。
二、司法獨立與社會正義
另一方面，司法獨立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也規定在各國憲法之內。司法獨立是司法的當然要求，裁判者獨立于兩造超然于待決糾紛是案件得到公正審理的前提條件。現代法律理論的發展將正義區分為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其中程序正義基本內容中就包含著司法獨立。司法獨立作為程序正義的基本內容，其含義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1、法官中立，任何人不能充當自己的法官，法官與待決糾紛之間不存在任何可能影響使糾紛公正審理的因素；法官獨立，法官僅憑自己的良心和理性以及經驗裁判，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制約，法官可以基于特定理由排除該因素的影響；3、消極裁判，法官審理案件嚴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則，不主動審理案件，審理事實限于所控事實，所深被告限于指控書所載被告，裁判罪名限于指控罪名。一般而言，司法獨立主要又指法官或法院獨立于其它機構和個人，其它機構和個人不能干預法官審理案件，不能對法官施加任何可能影響案件公正裁判的外力。對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的評論報導，應當受到特別限制，新聞采訪只能是紙面的記載，不能懈怠錄音機、錄像機進入法庭。
司法獨立被無數次重申作為司法乃至憲法的基本原則不是偶然的。司法最終解決的原則表明司法作為社會糾紛解決方式的終局性、不可重復性，因此司法必須保證絕大部分糾紛得到公正處理，使整個社會正義在司法過程中得到絕大部分的實現，否則司法就會被人們拋棄。在實體法公正的前提下，案件得到公正審理的基礎就是審理過程必須公正，無偏私，即程序正義（又稱程序公正）。司法獨立對社會正義的保障，就是通過對審理案件的裁判者的規范，保證裁判者中立獨立的地位來實現，任何有違裁判者獨立中立性行為的出現，都是對司法獨立的嚴重違反，法庭必須排除，甚至不惜重新開始審理過程。
三、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行使，但新聞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電視新聞必須吸引大量觀眾和壓縮報導以適應節目時間緊湊的特點，所以幾乎不可避免地有過于簡單化、瑣碎和嘩眾取寵的毛病。由于追求效果，往往熱衷于新聞的刺激性。所以很自然，事務的常態不是新聞，變態才是新聞。“好消息不是新聞”，“壞消息才是好新聞”。人們都在工作不是新聞，罷工才是新聞；西方新聞界流行一句很形象的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另外，新聞到底應當深入到社會何種程度，如何解決新聞自由與其它權力（權利）的沖突？在司法方面，新聞自由在何種程度上才是既保障了自由又無害于案件公正審理？媒體監督是一把“雙刃劍”，在實現審判公開的同時，又可能對另一重要的法制原則——司法獨立構成威脅。誠如有學者所言：“現代大眾傳播工具如新聞報紙、無線電與電視等之發達，往往對于法官獨立性構成威脅。由于大眾傳播工具對于司法領域之報導，而對司法之影響程度亦日漸上增，因為整個社會輿論，均為大眾傳播工具所控制，有些法官之審判，就可能受此等組織之傳播系統所控制之輿論所左右，而失卻獨立審判之立場。”可見，對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作一番有效分析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首先，新聞在司法上作用就是新聞監督，以媒體報導間接實現審判公開，具有以下特點：一方面，現代社會人們工作繁忙，時間緊張，居住分散，不太可能經常以旁聽的方式去了解司法、監督司法，因此使直接審判公開呈現一定的局限性，而公民對于法院審判的案件應當享有知情權，這樣就為間接審判公開留下了合理的空間。媒體報導和監督恰恰充當了擴大審判公開范圍、最大限度實現公民知情權與監督權的角色。另一方面，直接審判公開需要必要的物質條件，許多地區法院由于受審判場所、設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滿足群眾旁聽的需要，有時甚至發生影響法庭秩序的情況。通過媒體報導實現間接公開，可以彌補審判場所、設施的不足，成為公民了解司法、監督司法的主要途徑。
其次，司法對新聞報導具有天然的排斥傾向。司法的獨立性要求法官必須保證自身的超然性，美國法院規定：法庭和法庭的一切設施受法庭控制，法官有責任嚴格控制法庭和法院處所的環境以確保傳媒和公眾不干預被告接受公正審判。法官可運用若干程序上的方法來排除報導帶來的不利影響，包括：（一）推遲審判案件直到偏見的危險消除；（二）如果有關的報導尚未充斥整個州，將案件轉移到另一縣區，或從另一縣區引進陪審員以代替轉移案件；（三）監督對陪審團成員的預先審核，以確保對被告的清白與否抱有先入為主的候選人不能入選陪審團；（四）隔絕證人或至少警告他們在作證前不要聽從傳媒對于訴訟的報導；（五）命令重新審理；（六）限制性命令，禁止案件的所有當事人向傳媒做出帶有傾向性的陳述。保證司法獨立是案件審理的前提，無論媒體發表何種言論，只要可能影響案件審理，法庭就必須加以排除。
但是必須指出，雖然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并不表明二者不可調和。美國雖然1972年布朗茲伯格訴哈耶斯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否定了新聞記者享有不披露秘密信息來源的特免權，但是由于是以5：4微略優勢票獲勝，且投決定性一票的鮑威爾大法官贊同另外四位法官的看法，認為在其它情形下應當給予新聞記者至少是有限的拒絕披露秘密信息來源身份的作證特免權。自此，給予記者作證特免權以保護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就成為美國法律界和新聞界熱切探討的問題。目前美國一共有31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建立了保護記者不披露秘密信息來源身份的作證特免權，一些州通過法院判例也確立了限制性的新聞記者作證特免權，顯然如果沒有司法獨立，法院一定不能確立保護新聞自由的判例比國內影響立法機構立法。（2）司法獨立由此對新聞自由產生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新聞監督作為保證審判公開的一項舉措，使法官在公開中裁判案件，有力的防止其它機關和個人的不當干預，有力保障了法官獨立判案，毫無疑問促進了案件的公正審理，對維護司法獨立有著極大的保障作用。
處理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必須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筆者認為，新聞自由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引申出來的權利必須得到保護，同時司法獨立作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基礎也必須得到體現，在一般情形下，應當堅持新聞自由的優先地位，新聞記者應當享有包括采訪、出版司法事件的權利，新聞記者對秘密信息來源應當享有拒絕披露的權利，只有在記者掌握的材料是對案件審理的關鍵證據時才能被法院強制披露，但是如果新聞自由所保護的利益面對的是司法獨立所保護的國家安全利益時，則必須讓位于司法獨立。總之，披露應當是非常情形才得以允許。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