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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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第1篇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本文對增值稅轉型和出口退稅政策調整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當前可以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和對中小企業減稅，來進一步擴大內需。
關鍵詞:金融危機稅收政策減稅
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各國相繼出臺了各自的經濟刺激方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沖擊，我國政府也連續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中，稅收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稅收政策調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我國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各項經濟指標出現了回落，這是本輪稅收政策調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機的蔓延，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增速放緩，出口下滑，市場流動性趨緊壓力激增，政策取向開始大幅調整，并定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我國經濟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
（一）經濟復蘇之路依然漫長從2009年的各項宏觀數據來看，宏觀經濟還處于艱難復蘇初期：盡管國家對相關行業多次出臺出口退稅政策，出口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大量的貸款投放并沒有使微觀經濟快速復蘇，實體經濟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企業的生產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機過后，資產大幅縮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勢難言樂觀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快速增長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世界經濟增速明顯減緩，盡管出口結構升級和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外部需求變化對出口的影響，但是較高的出口依存度將使我國經濟在歐美消費持續疲軟的情況下難以獨善其身。
（三）通脹預期不斷增強未來一段時間內，通貨膨脹形勢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存在強烈的通脹預期，將給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提出嚴峻挑戰。
二、稅收政策調整的效應分析
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財稅政策來提升市場信心、擴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
比如，兩次大幅度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和暫時免征存款利息稅、個人證券賬戶資金免征利息稅、抗震救災及支持災后重建系列稅收政策等。這些惠民生的舉措，受到老百姓熱情贊許。而在稅收政策調整中，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增值稅改革和大范圍調高出口退稅率方面。
（一）增值稅轉型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明顯2008年11月初國務院出臺擴大內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稅轉型方案，這是我國歷史上較大的一次減稅行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明顯。
基于宏觀層面的視角，此次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推動產業升級和轉型，有利于消除重復征稅和行業因資本有機構成差異造成的稅負失衡，有利于降低資本有效稅負，促進研發投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在出臺時機上，在經濟總體趨緊的情況下出臺這項改革避免了投資過熱風險，也有利于提高我國企業抗風險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基于微觀層面的視角，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將減輕企業稅負，降低投資成本，增加企業盈利，有利于鼓勵企業增加投資，尤其是機器設備投資比重較高、資產耗損較快、投資回報率較低的行業受益較大。轉型后的增值稅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更新，將對投資產生明顯的導向作用，而且會使企業的投資周期明顯縮短。同時，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統一調低至3%，也有利于減輕中小企業稅收負擔。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轉型將刺激企業增加投資，會對勞動力需求產生影響，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應防止實物資本投入對人力資本的過度替代，以免對就業產生消極影響。
（二）出口退稅率提高是把“雙刃劍”
從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為穩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稅率，將綜合出口退稅率由12.4%提高到13.5%。長期以來，擴大出口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近年來出口退稅政策的不斷調整，對于優化出口結構，抑制外貿出口過快增長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從長遠看，出口退稅率的適當上調雖然對減輕國內就業壓力具有積極意義，但目前對于出口企業的實際影響不大。當前最主要的壓力還是整體的需求在下降，這并不是靠出口退稅就能解決的。以鋼鐵業為例，目前北美、歐盟等地區部分制造業的開工率還不到60%，因而對鋼材需求并不高。對企業而言，退稅政策只能惠及一時，長遠來看，最發愁的仍然是訂單。
而實際上，提高出口退稅率也是一把“雙刃劍”。出口退稅率上調后，外國采購商必然相應降低產品報價，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稅補貼了外商，出口企業的收益反而會小于外商采購商。同時，上調出口退稅率，有可能引發新的國際貿易爭端。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出臺外貿政策尤其要謹慎和小心。對于政府而言，應抓住時機對稅收政策調整做出理性選擇。應借此機會推進出口稅收支持政策的轉型，按照優化出口產品結構的要求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結合企業所得稅改革，取消針對外商投資舉辦出口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將其納入出口結構優化的調控范圍，消除由此引發的國際貿易爭端。
三、對金融危機下我國稅收政策再調整的建議
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美國、歐盟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并伴隨著通貨膨脹的預期，對全球未來幾年的經濟前景形成了深遠的影響。在外需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要想保持可持續增長，必須要拉動內需和增強企業的活力。未來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國經濟“滑坡”和防止通貨膨脹之間找到一種動態的平衡。我們認為，在稅收政策上應更多地發揮減稅的作用，同時加大財政對改善民生、自主創新、中小企業發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個人所得稅改革目前中國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內需也不足，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偏低。
如果要彌補外需不足帶來的影響，必須要提高內需。光靠投資，持續性不足，故只有擴大居民消費，才是長久之策。而居民消費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置于結構調整的首要位置，凸顯出國家解決目前投資與消費失衡這一問題的決心。目前我國財富過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這勢必影響民間的投資與消費。因此，“還富于民”將是未來政府必須要著力解決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由于當前的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較低、稅率較高，加上實行分類所得課稅模式，使得個人所得稅的稅負基本上落在廣大工薪階層的身上。因此，改革現行個人所得稅制——提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將分類所得課稅模式改為綜合所得課稅與分類所得課稅相結合的征稅模式等措施，將對刺激居民消費產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業稅負目前，我國各類中小企業已占我國企業總數的99.8%，其工業產值、實現利稅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60%、40%和60%左右。從就業方面而論，近年來，我國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業機會來自中小企業。
①長期以來，中小企業是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把錢留給它們去投資是最理想的。遺憾的是，中小企業長期存在融資難、稅負重的問題，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增速放緩，很多已在危機中倒閉。如果能給他們大幅減負，相當于為其提供了一筆難得的融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無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將是顯著的。然而，政府實施的5500億減稅方案，中小企業真正從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給中小企業減負，會更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出發，政府應該多給中小企業免稅，這將會明顯拉動就業的增長、促進經濟的發展。當然，減稅就是減收，在支出不變的情況下會擴大赤字。考慮到目前政府擁有良好的財政狀況和良好信譽，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并且發行成本很低。由政府發債來給中小企業減負，實際上是引導資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時中小企業的存活與發展會擴大稅源。這對于優化當前偏重重化工業、嚴重依賴投資的經濟結構和提升就業有“一石二鳥”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計金標《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稅收政策調整分析》《，財政與稅收》2009年第3期。
（2）安體富、林魯寧《宏觀稅務實證分析與稅收政策取向》，《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5期。
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從本質上說,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作為一種信用危機、道德危機,美國金融危機表現出其“傳染”的整體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處理危機的主導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一場系統性、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給各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教訓深刻,值得吸取。應充分認清此次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國內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穩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風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續惡化。金融創新的過度、信用監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風險的蔓延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不穩定性,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論回顧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結構出現非均衡導致風險積聚,金融體系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狀態(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論認為金融體系本身是不穩定的,具有內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風險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有費雪(1933)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假說。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與債務的清償緊密相關的,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度負債和經濟下滑引起債務的清償。而債務的清償會導致貨幣的收縮和周轉率的下降。這些變化又會引起價格的下降、產出的減少、市場信心的減弱、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的上升。因此,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經濟基本因素的惡化。明斯基對于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分析基于資本主義繁榮與蕭條的長波理論基礎之上。他指出,正是經濟的繁榮埋下了金融動蕩的種子。他的基本觀點是,實體經濟中存在著三種籌資,即抵補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人大于償債的現金流出)、投機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和“龐齊”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小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也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這三種籌資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所占比重不同:經濟繁榮時期,后兩種籌資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風險增大。伴隨著借款需求擴大,市場利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市場情緒由樂觀向憂慮轉變并進一步向恐慌蔓延,企業倒閉,銀行借款急劇收縮,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機的爆發。因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危機不是由外來沖擊或是失敗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的,而是經濟自身發展必經之路。
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較成熟的貨幣危機理論。第一論由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羅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以及一國國內信貸的無限制擴張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第二論以茅里斯·奧波斯特菲爾得(M.Obsffeld,1994)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認為政府對于私人部門預期所做出的反應成為危機爆發的關鍵因素。第三論形成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許多學者跳出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代表性人物是麥金農和克魯格曼等人。其中克魯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風險起初導致過度冒險,最后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
二、對美國金融危機演變特征與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機理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各類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也為我們認識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復雜性,引發金融危機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也使這次金融危機呈現出新的特點。
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首先由次貸危機引起。次貸危機即指由于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違約增加,進而影響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導致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流動性危機。從產生根源上看,實際上它是由金融系統的內在不穩定性特別是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信用和監管缺失等所導致的一場貨幣危機、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而通過危機的擴散,目前已演變為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即由于金融市場已經不能再有效發揮其功能,因而趨于瓦解并對實體經濟可能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的狀態)和全球金融危機。
(一)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
根據上述金融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Minsky(1982)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特征,它與這一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有關。由于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周而復始地出現。周期性出現的新的獲利機會總會導致人們的樂觀預期,并促使信貸過度擴張。另一方面,由于競爭壓力,為了保住客戶和市場,銀行常常會做出不謹慎的貸款決策。Krugman(1998)認為,由于政府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以及監管不力,使得銀行和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虛擬資本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即金融系統超常發展,就是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發生的基礎和條件。上述理論正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最好映照,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適用性。
從本質上看,美國次貸危機是投資者擔心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所產生出來的信用危機,它源于次貸風險,并借助金融衍生產品的渠道進行擴散。美國次貸危機正是源于對金融衍生工具的過度使用從而導致房貸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而產生。作為主要面向信用記錄欠佳、收人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客戶提供的高風險、高收益的貸款,次貸市場近年來迅速擴張,市場規模在短期內迅速膨脹。但是,隨著美聯儲不斷提高基準利率,房地產價格出現下跌趨向,次級按揭貸款人心理預期與償付能力下降出現大量違約,而其違約風險通過次貸衍生產品迅速放大,動搖了市場信心,銀行紛紛收緊融資條件,借貸機構、基金公司等資金鏈開始斷裂,導致脆弱的金融市場失控,危機最終爆發。
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場完善、運作規范和信用優良而著稱的美國金融市場,恰恰在監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問題,整個住房市場和房貸市場各個環節充滿了欺詐和貪婪，銀行和金融機構喪失了基本的客觀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納，2008)。從貸款經紀商到貸款公司，從投資銀行到信用評級機構，從建筑商到房地產中介偽造簽名、隱瞞信息、操縱和修改貸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評估摻水等無序運作，亂象叢生；降低貸款審批標準、貪婪地運用金融創新能力和過剩的流動性，瘋狂的市場擴張，事后相互推卸責任、轉嫁風險等，這一切更加劇了金融系統內部的紊亂，從而使整個華爾街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和道德風險之中。
(二)金融危機的傳染具有快速性、整體性和全球性
關于危機中“傳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機理論關注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為，危機就是“傳染”引起的，沒有其他原因盡管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但人們對于“傳染”在加劇危機形成中的作用卻大多沒有懷疑。綜合來看危機形成中，“傳染”主要通過以下渠道發揮其作用：貿易渠道、金融聯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應。
以金融聯系渠道為例。由于參與美國房貸市場的機構和投資者為數眾多，結構復雜，利益勾聯，相互銜接，從而形成了一條長長的住房抵押貸款“食物鏈條”和龐大的交易網。在缺乏應有的風險控制的條件下，一旦某個環節出了問題，便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看到在這一危機中，高度市場化的金融系統相互銜接形成了一條特殊的風險傳導路徑：即低利率環境下的快速信貸擴張一寬松的住房貸款審批標準一房價下跌、持續加息一出現償付危機；按揭貸款的證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對沖基金高比例的杠桿效應，加大了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下跌風險的傳染性與沖擊力，放大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風險。而金融市場國際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動蕩從一國向另一國傳遞的速度。這種遠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濫及虛假繁榮，終于導致次貸危機的爆發并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從次貸領域到優貸領域，從房貸市場到整個金融市場，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美國金融到全球金融等，無一不在經受著這次金融海嘯的洗禮與考驗。而半年來，曾經不可一世的華爾街金融巨頭們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其速度之快，損失之慘，更是令人震驚。
與傳統金融危機不同的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傳染還表現出顯著的“蝴蝶效應”(即地理位置遙遠的國家皆能受到金融動蕩的影響)和“板塊聯動效應”(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問的傳遞)。除了美國、歐洲、日本等，拉美、亞洲等區域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甚至有的國家面臨國家破產的危險。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顯著，也使這場次貸危機逐漸演變成為一場波及全球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三)金融危機的處理具有政府主導性和協調一致性
此次危機中，全球范圍內各國強化金融領域的管制和干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機具有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等特點，為了維護世界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的穩定，美國政府及世界各國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規模救助計劃和措施：接管“兩房”、向AIG提供巨額貸款、改組投行、回購證券、直接注資、政府擔保、聯合降息、甚至國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樣，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聯手，共同行動，也是史無前例。
全球金融動蕩下各國強化政府干預的情況，充分顯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機中的主導作用和協調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這些國家為降低國際金融體系不完善帶來的沖擊所做的必然選擇。
三、穩定我國金融市場體系，防范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
無疑，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帶有向全球轉嫁的性質，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由于我國仍然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沖擊和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國與美國和世界經濟之問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不可低估，從目前情況看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正逐漸顯現。
但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金融危機并不全是壞事，它只是對行將崩潰的金融體系及其債權債務關系進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將多余的金融泡沫擠壓掉，并促使宏觀經濟與金融重新走向穩定。這意味著，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種較為激烈的調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體制均難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情況下，用近乎破壞性的方法對金融體系中不合理現象進行一定程度的糾偏，盡管這種糾偏是被動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金融危機，現有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還不至于這樣明顯和充分地暴露出來。
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是對發展中國家一次生動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游戲規則”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像歐美這樣發達的金融市場，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市場失靈，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信用危機、貨幣危機。雖然我國尚未發生金融危機，但是我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金融危機，不得不使我們對現有的金融結構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創新、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貿易戰略的調整等方面進行認真反思。
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表明，金融危機雖然直接涉及金融貨幣問題，但并不僅限于此，而是經濟系統內部與外部多方位、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機需要系統化的措施和政策。這里僅就我國最重要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建設提幾點思考。
(一)加強創新與完善監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一方面是對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另一方面是風險控制的缺失。雖然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因此，我國在進行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完善對金融創新的監管，使創新和風險控制相匹配。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中國在推行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進程中必須對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對金融機構乃至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予以高度的重視，需要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這是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能力的關鍵。
第一，政府監管部門要搞好相關政策法規的配套，加強對金融創新產品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從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制度建設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加強并完善對場外交易的監控，強化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等，不斷提升監管水平。
第二，作為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險控制放在第一位，強化資本充足性管理和風險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機構因資本充足率過低，抗風險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響下倒閉破產，沖擊金融體系。
第三，正確認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盡管相對于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而言，次級債規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這一風險。因此，對于金融創新，不僅應看到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應看到其潛在的風險。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產品雖然可以對沖和分散風險，但不能消除風險甚至會加大風險。
第四，建立金融危機監測和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測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外資流動、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第五，加強對資本市場的有效監管。存融危機中，股市的大幅波動甚至崩潰對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是巨大的。股市風險的影響與表現力往往要比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體系性風險更為顯著，這可從本次金融危機中全球股市的連續重挫看出一斑。我國也不例外，政府應高度重視近期我國股市的劇烈波動和持續低迷狀況，通過積極的利率政策、稅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設以及有效的監管等措施，來重振投資者信心，以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
(二)嚴格房地產金融市場管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
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除了貪婪逐利的美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運用不慎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透支消費文化使許多不具償還能力的人加入買房隊伍。而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上述情況有不少相似之處：其一，我國有高達90％的購房者是通過銀行貸款購房的，房地產貸款余額已高達2．25萬億元人民幣(蘇銳，2008)，總額接近美國，而且這些貸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企業同樣逐利貪婪而不惜冒風險。銀行不斷放大房貸在貸款總盤子中的比例，同時又降低放貸門檻。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將資金風險轉嫁給銀行，也將本不具備買房能力的消費者拉入買房行列，給買家和銀行都帶來風險。為避免危機的出現，必須吸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嚴防同類事件在我國發生。超級秘書網
第一，商業銀行需要改變住房按揭貸款是低風險優質資產的觀念，加強按揭貸款的審批管理和風險控制。由于我國沒有對抵押貸款進行次優分級，所以房貸的風險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銀行要嚴格房貸審查程序，特別注意那些有超出實際購買能力、有不良信用記錄的貸款人，應該更加嚴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狀況、資信狀況，盡量減少風險累積。
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制造業企業；融資環境；融資方式
1我國制造業企業融資現狀
1.1制造業企業融資缺口大
自2007年以來，央行推行了一系列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使得制造業企業的信貸份額大量減少，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業銀行貸款額超過2.2萬億元，其中只有約3，000億元流向制造業企業，僅占全部商業貸款的15％，比上年同期減少300億元，在市場上流動性總體水平減少情況下，制造業企業獲取融資的數額相應減少、融資成本增加。與此同時，能源原材料價格上升導致企業成本加大、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成本增加、新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導致用工成本增加等，都加大了制造業企業的經營困難。相當一部分制造業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等困難，根據國家發改委制造業企業司的統計結果顯示，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萬家制造業企業倒閉。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擴散，商業銀行為了防范風險，減少不良資產率，在貸款投向上會更加向大型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傾斜，從而進一步擠掉制造業企業的貸款份額。為了緩解制造業企業融資難，2008年底央行對制造業企業的信貸規模全國性商業銀行調增5％，地方性商業銀行調增10％，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造業企業的資金供給，但仍難以填補制造業企業巨大的融資缺口。
1.2制造業企業融資成本高
一方面在2007年以來6次上調存貸款基準率的作用下，金融機構各期限人民幣貸款利率繼續上升，貸款利率提高將導致利息支出的增加、財務費用增加，提高了制造業企業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機影響下，雖然央行建議各商業銀行增大對制造業企業的貸款額度。商業銀行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更偏向于大型企業，這就意味著制造業企業難以從正式金融渠道獲取資金，許多制造業企業不得不從非正式金融市場尋找高成本資金。相關調查表明，在溫州民營企業資金來源中，約30％—40％來自民間融資。目前，非正式市場利率至少在10％以上，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借貸市場的利率已達20％—30％，甚至更高。制造業企業融資成本壓力很大。
1.3制造業企業融資渠道驟減
制造業企業的融資渠道一般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首先，資本市場是企業融資的直接渠道，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發行債券進行債權融資和發行股票進行股權融資。一部分成長性的高科技制造業企業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制造業企業板塊上市，進入資本市場直接融資。一部分制造業企業(主要為大企業提供配套服務和零部件的制造業企業)依附或者掛靠大企業，成為大企業的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利用大企業的力量進入資本證券市場獲得資金。但一般的制造業企業由于規模太小、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上市成本太大等原因不能直接進入資本證券市場融資。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經濟面臨下行風險影響下，我國股市大幅下挫。許多企業的IPO計劃因被證監會否決或自行撤除等原因中途夭折，部分上市公司的再融資計劃也擱置。不僅是制造業企業，包括大型國有企業都難以從資本市場融資。其次，制造業企業的間接融資主要來源是銀行貸款，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銀行抵押貸款，直接貸給企業；二是對個人的抵押貸款和消費信用貸款，貸給企業股東個人；三是有擔保的信用貸款。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制造業企業急需大量資金用于發展，然而其本身資產較小，缺乏足夠的擔保物，且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較弱，經營風險增加。商業銀行受資金供給能力和風險控制的約束，就存在著。惜貸”現象，難以滿足制造業企業擴大的融資需求
2不同行業類型制造業企業融資方式選擇
2008年制造業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制造業企業的生存狀態，央行、財政部、各級地方政府紛紛出臺了一系列制度、政策解決制造業企業的融資難。2008年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對《制造業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進行了修改，由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專項資金用于支持制造業企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專業化發展等制造業企業發展環境建設。地方政府、金融部門也紛紛出招解決制造業企業融資難問題。2008年8月北京推出制造業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2008年7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啟動了小額貸款公司試點。這些政策無疑為制造業企業選擇切實可行的融資方式渡過金融危機提供了幫助。以下根據制造業企業的行業類型，結合各種政策，提出一些制造業企業關于融資方式選擇的建議。
2.1制造業型企業
制造業企業，資金需求滿足機器設備、廠房等固定資產消耗、存貨的積壓以及日常經營活動流動資金，對資金需求量大，且資金周轉較慢。其融資方式主要有實物資產的抵押貸款、擔保貸款、民間借貸等。金融危機以來，我國企業出口驟減。制造業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型制造業企業，面臨將目光從出口轉到內需上。大力開拓國內市場，進行產品創新、產品升級的壓力。制造業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增大。
(1)金融租賃。金融租賃是一種集信貸、貿易、租賃于一體，以租賃物件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為特征的融資，方式。具體來講，融資租賃有四種形式：一是直接租賃，出租方應承租方的要求，出資購買設備-直接租給承租方使用。它是融資租賃中最常用的一種方式；二是杠桿租賃，出租方自籌相當于租賃設備價款20％—40％的資金，其余60％—80％資金由出租方將待購設備作貸款抵押，以轉讓收取租金的權力作為附加擔保，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取得貸款。這種方式主要用于價格高的大型設備的長期融資租賃業務；三是轉租賃，出租方根據承租方的需要，先從其他租賃公司租人設備，然后再轉租給承租方使用。這種方式一般用于從國外引進設備；四是回租租賃，企業將自制或外購設備出售給出租方，然后再租回使用。通過金融租賃，企業可用少量資金取得所需的先進技術設備，可以邊生產、邊還租金，對于資金缺乏的企業來說，金融租賃不失為加速投資、擴大生產的好辦法；就某些產品積壓的企業來說，金融租賃不失為促進銷售、拓展市場的好手段。分期償付的還款方式，也有助于承租企業避免資金波動風險。
(2)制造業企業聯合融資。面對危機。制造業企業為了保存生存空間，可采取聯合的方式進行集群融資，共同渡過融資難關。有兩種可供選擇的聯合方式：一是同類行業聯合；二是同類行業的上下游企業聯合。制造業企業聯合融資也有兩種方式：一是制造業企業集合發債；二是制造業企業聯保貸款。通過統一組織、統一冠名、統一擔保、分別負債的方式。由數家制造業企業集合發行債券，可以擴大企業規模、增加抵抗風險的能力。這種方式適合同行業的制造企業聯合。2008年江蘇啟動制造業企業集合債券發行試點工作，每批試點將組織省內10家—20家制造業企業集合發債。聯保貸款，是由牽頭企業組織相同或相近區域、資產和規模相當、彼此熟悉的企業組成聯保體，向商業銀行申請貸款。聯保體成員相互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種方式可以拉長企業鏈條、擴大企業規模，適合同類行業的上下游企業的聯合。
2.2服務業型制造業企業
服務業型制造業企業的資金需求主要滿足流動資金的需要，包括促銷、存貨周轉等。相對于制造業型企業，服務業型制造業企業的貸款數額小、風險小，其融資方式主要是民間融資、個人抵押貸款、擔保貸款。民間融資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企業之間的融資，具體包括借貸、集資和捐贈等。它的形式多樣，如親戚朋友之間的私人借貸、民間招商、個人財產抵押借款、當鋪、錢莊、個人捐款等。
當前，服務業型制造業企業可以嘗試向小額貸款公司申請貸款，小額貸款公司于2008年7月，在浙江進行試點。這是地方政府解決制造業企業融資難的一項創新。根據浙江省工商局《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登記管理暫行辦法》，小額貸款公司是指在浙江省境內依法設立的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內資有限責任公司或內資股份有限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將民間融資活動正式機構化，它可以滿足服務業型制造業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資金需求，可以成為服務業型制造業企業的主要融資來源之一。
2.3高新技術型制造業企業
高新技術型制造業企業的資金主要用于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以及新產品的推廣。首先，由于其所研究和開發的技術、產品具有一定超前性，研究開發能否成功受到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并且研究開發所需資金較多。這類企業經營風險較大。其次，高新技術制造業企業是技術密集型企業，其資產結構的特點是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例較大，缺少實物資產抵押，企業往往將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等無形資產作為貸款質押物，申請無形資產擔保貸款。當前形勢下，制造業企業通過這種方式取得的貸款數額較少，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再次，高新技術型企業的信用等級普遍偏低，很難從商業銀行取得長期借款。吸引風險投資基金是高新技術型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之一。
國際金融危機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驗與教訓現實思考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論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發展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企業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Kaminsky&Reinhart,1998)，從實證方面研究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歷史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發展東部地區經濟，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問題（李建軍、田光寧，1998）。
4.1998－1999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
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波及，俄羅斯金融市場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到1998年5月，終于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震蕩，股市陷入危機，盧布遭受嚴重的貶值壓力。俄羅斯金融危機是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危機的綜合反映,被稱為“俄羅斯綜合癥”。從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導致其國際收支惡化，財政稅收減少。但究其根本，國內政局動蕩，經濟長期不景氣，金融體系不健全，外債結構不合理則是深層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機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宣布該州因財源枯竭，90天內無力償還欠聯邦政府的154億美元的債務。這導致當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債券價格也暴跌44%，雷亞爾持續走弱，央行行長在三周內兩度易人。雷亞爾對美元的匯價接連下挫，股市接連下跌。“桑巴旋風”迅即向亞洲、歐洲及北美吹開，直接沖擊了拉美國家，歐洲、亞洲等國家的資本市場。巴西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影響導致國際貿易環境惡化，而其內部原因則是公共債務和公共赤字日益擴大，國際貿易長期逆差，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失誤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其實就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各國頭上，只不過是在不同時候降落在不同國家頭上而已。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幾乎年年都有。事實上，2001年再度爆發阿根廷金融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的頻繁性。
20世紀以來典型的金融危機有以下幾個特點：(1).傳染性；(2).突然性；(3).破壞性；(4).頻繁性。總的來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一個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發展的趨向來看，金融體系內部越來越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觀經濟結構失調，僵硬的匯率制度，脆弱的金融體系，不合理的外債結構往往成為醞釀金融危機的土壤，也是導致這幾次金融危機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
金融危機爆發頻率的增加為我國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大致有以下幾點：
1.實施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對于一國經濟而言，大致可以選擇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和由央行干預的固定匯率。比較而言，固定匯率在微觀經濟效率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央行明確承諾維持匯率穩定的義務卻使得央行必須犧牲貨幣政策的自，而浮動匯率則可使貨幣政策能夠對各種沖擊做出反應，從而引致較優的宏觀經濟績效。然而實施固定匯率制卻并非意味著絕對地固定名義匯率，而應當動態調整以反映經濟發展的趨勢。事實證明，匯率變動的壓力如果不能以主動的方式加以化解，則必然就以危機的方式釋放。以墨西哥與泰國為例，僵硬的匯率制度越來越不能反映真實匯率變動的趨勢，從而固定匯率的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投機者的沖擊下，外匯儲備就會下降并引發市場信心危機。
2.對于國際救援寧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貸款援助往往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反危機措施之一。來自IMF等外部貸款救援有利于穩定幣值，恢復危機發生國的經濟增長，但是其組織結構決定了其職能的發揮需要以極少數國家的利益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的差異就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其實又是兩次危機緩解時間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貸款條件往往比較苛刻，甚至會以犧牲部分國家利益為代價，并且附帶著漫長的討價還價時間，這對處于危機中的國家是極為不利的。而這其實也就是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寧愿過貧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對于在金融危機以后的國際救援不應給予太多指望。
3.適當的外債規模和結構
雙缺口模型證明了發展中國家即使在較高儲蓄率時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資和外債。事實上，外資流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債的規模與結構應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尤其是對于巨額短期資金進出應當適度從嚴，以減少金融市場的動蕩。在上述的幾次金融危機中，短期資金幾乎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債應用于投資用途，而不應用于償還舊債，更不應當為特權階層所揮霍。
4.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總結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提條件。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東亞奇跡”正為世人所矚目之際，因此，其中緣由更值得沉思。事實上，在高增長光環的掩蓋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帶動的亞洲經濟中早已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問題。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調整加劇了經濟失衡，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基本條件。
三、中國防范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主要可歸功于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謹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資本帳戶下的不可自由兌換。然而，雖然沒有遭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卻并不意味著我國目前的金融系統有多么安全。事實上，我國在漸進改革中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已經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這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2．證券市場違規操作，過度投機現象；3．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IMF曾對金融危機的防范措施作了歸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1.鼓勵各國政府實行健康的宏觀經濟政策；2.由國際結算銀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標準，鼓勵新興市場遵守這些標準；3.在IMF建立自動生效的援助機制，當符合標準的國家在遇到金融危機時，自動給予援助；4.IMF積極鼓勵新興市場使用價格手段來限制那些不適當的、過多的短期資本流入；5.注意力從限制短期貸款的發放轉移到確實讓放貸者承擔更大的風險。而對于我們國家而言，除了IMF所歸納的這五點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我國經濟中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并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1.加強審慎的監管體系。審慎監管體系的脆弱性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監管，一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就會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效的審慎監管體系，則由于明確或潛在的存款保險的存在以及不對稱信息的原因，銀行體系里將存在大量的道德風險。這樣，在發生危機時存款保險或政府會提供擔保的預期會誘使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據我國目前實施監管的現狀，應當重點從制度上完善監管體系，杜絕監管的漏洞，促使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分工協作高效運轉；培育金融監管體系運轉的微觀金融基礎；將金融系統內部控制與外部監管有效結合起來；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監管監管者，平衡和制約監管者的權力和義務。
2.完善和穩定金融體系。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市場導向型的金融系統優于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兩種金融系統各具優勢和劣勢。對一國而言，選擇那一種模式更多地應當從其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慮。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一個“好的”金融系統應當具備有效的法律體系，良好的會計標準，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規范的公司治理。實踐證明，健全的金融體系將對抵御金融危機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國有銀行體系。目前，國有銀行體系的低效運作已成為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歷史壞帳和低效率的銀行治理結構則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銀行業所出現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閉風潮，最應當擔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體系一樣，因為遲遲不推出徹底的金融改革，不僅使得銀行體系一蹶不振，而且還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潛力的發揮。此外，我國應當引入民營銀行，形成適度競爭的銀行體系。各國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才是提高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根本途徑。
4.謹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論指導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績效卻相差甚遠。許多國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當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于我國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為現實的選擇，重要的是要為金融自由化創造有利的初始條件，謹慎地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5．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控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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