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巴蜀文化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巴蜀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群眾文化藝術；社會發展；作用

中圖分類號：J0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115（2013）10-145-1

完善群眾文化藝術服務體系、擴大文化產業總體規模、增強文化產品的競爭力勢在必行。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對文化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從新的高度、以新的視角深刻認識群眾文化藝術建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她對于促進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經濟發展是文化繁榮的基礎，社會進步是文化興盛的條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隨文化的興盛和繁榮。

一、群眾文化藝術的內涵及其特征

群眾文化藝術是人們自娛自樂、表達感情的重要手段，植根于廣泛的群眾基礎之上，它貫穿于廣大群眾的勞動生產、生活過程之中。群眾文化藝術是指人們職業外，自我參與、自我娛樂、自我開發的社會性文化。是以娛樂和陶冶情操方式為主要內容，以自娛自教為主導，以滿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為目的社會歷史現象或是指以廣大群眾以自身為活動主體，以人民群眾活動為主體，反映當地社會生活，以滿足自身精神生活需求為目的文化或意識形態。

二、群眾文化藝術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群眾文化藝術促進社會發展是由群眾文化藝術的三大基本功能即宣傳教化作用、普及知識作用、精神調劑作用決定的，并通過三大基本功能的發揮，達到促進社會和諧的總體目標。群眾文化藝術在促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和諧發展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先進、科學、健康的群眾文化藝術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特殊作用，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繁榮群眾文化藝術是當今新形勢下的一項特殊的任務。群眾文化藝術在社會發展中具有以下作用：

（一）群眾文化藝術能夠促進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發展是文化繁榮的基礎，社會進步是文化興盛的條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隨文化的興盛和繁榮。

（二）群眾文化藝術為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群眾文化藝術的社會教育效能具有廣泛、業余、靈活、方便、普及、實用形式多樣的特點，可以為廣大群眾開辟廣闊的學習空間，不斷提高社會成員的科學文化素質；群眾文化藝術具有寓教于樂的功效，讓參與者在輕松活潑的群眾文化藝術活動中獲得知識，增長才智，因而更富有吸引力。群眾文化藝術通過參與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可以提高社會的整體素養，促進社會更加和諧。

（三）群眾文化藝術為社會發展提供精神支撐。群眾文化藝術具有傳播和整合效能。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基礎。樹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需要先進文化的引導、整合。通過積極創作弘揚和諧精神的優秀群眾文化藝術產品，通過廣泛的群眾文化藝術活動，可以表達和諧社會的理想，宣傳社會發展的主張，使社會發展的精神深入人心。

三、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的主導方向

要使群眾文化藝術在社會發展中能大有作為，必須明確群眾文化藝術發展的主導方向，找準群眾文化藝術發展的重點、難點，采取強有力的措施。

（一）大力開展與普及群眾文化藝術活動。當前的群眾基本文化需要，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個性凸顯以替代成為活動主題，過去以館、站組織開展活動為主，轉變為群眾依靠自身設施開展活動為主。針對此種狀況，群眾文化單位要改變原有工作模式，實現角色轉變。

（二）高度重視群眾文化藝術工作。落實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的公共責任，各級政府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保障廣大群眾的文化基本權益以及社會發展的高度認識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的重要性、緊迫性。特別要明確群眾文化藝術事業是公益性事業，發展群眾文化藝術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把發展群眾文化藝術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精神文明建設總體規劃，納入財政預算，納入領導干部目標責任考核；要采取有力措施，確保群眾文化藝術的可持續發展。

（三）切實加強群眾文化藝術場所建設。一是要真正體現齊抓共管。爭取上級和政府在政策、資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并在各級政策制定中增加一些硬性指標和要求，讓文化軟實力真正硬起來。二是要真正體現齊抓共建。首先要把文化建設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總體規劃及新農村建設規劃，努力實現文化設施現代化，文化工作制度化，服務對象社會化，活動形式多樣化的新格局。其次要加大人員隊伍建設的投入，進一步落實編制、人員、經費，特別是要加大基層宣傳經費。第三是要創新培養人才模式，通過核定編制，公開選拔等辦法，既解決管理人才問題，同時又解決專業藝術人才問題。三是要建立齊抓共享。主要是解決文化成果不能共享的問題。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工作機制和監督機制，把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實處，讓千家萬戶都能享受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是各級各部門要把送政策、送科技、送衛生、幫扶活動與送文化有機結合。

總之，社會發展需要群眾文化藝術的發展，群眾文化藝術蓬勃發展，必定會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1]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10、12、355.

[2]沃林格.抽象與移情[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5，21.

[3]侏儒楚.美育與藝術欣賞[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

巴蜀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張天冉，重慶大學歷史系研究生，他即將面臨論文答辯，題目是：《重慶摩崖造像的地域文化研究》。

之所以選擇這樣的論文方向，張天冉用了兩個字來解釋：緣分。

去年，張天冉有幸讀完《古代巴蜀文化探秘》一書，最深刻的印象是書中提到的一組數據：“全國1/3的大佛造像都在重慶境內……”，從小就在大足長大的張天冉非常震驚。在這之前，他一直認為重慶的大佛不多，除了家鄉鼎鼎有名的大足石刻大佛灣，還有就是釣魚城臥佛、淶灘坐佛和潼南大佛。

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張天冉跟著書中的記載，走遍了重慶的各個角落，尋找著那一座座未知的大佛……在張天冉的書架上，有一張重慶地圖，上面用紅筆標注著每一座大佛的座標。

在中國佛教密宗體系中，有一個“五方五佛”的概念，后來經過演繹，從地理分布上重新詮釋出了中國的“五方五佛”，也就是分布在神州大地上的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的五尊大佛。

而在張天冉的“重慶大佛地圖”上，如果以渝中區為中心，佇立在重慶各地的大佛恰好也形成了“五方”之勢。

重慶為什么多大佛？

重慶“五方”都有哪些大佛？在接下來的篇章里，我們會娓娓道來。在這之前，最讓我們感興趣的話題則是——重慶怎么會有這么多大佛？

追溯巴蜀地區的佛教文化，需要將時間撥回到東漢時期。佛教自西漢末年由大月氏使者傳入中國，東漢時開始傳播。20世紀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就在四川麻浩東漢崖墓的石門額上發現了一尊孤立的佛像，證明遠在東漢時期，佛教在向中原地區傳播的同時，也沿著西南國際貿易通道，傳至巴蜀地區。此后，佛教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迅速發展，到唐代達到鼎盛。大唐帝國時期，巴蜀石窟和摩崖造像興盛發達，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以大足、潼南為主的川中石窟區。

唐末天下大亂，加上武宗和后周滅佛，北方一代的寺院受到嚴重破壞，造像活動日漸衰微，但是，在有著“天府之國”美譽的巴蜀地區卻以地方割據勢力為屏障，遭受的打擊較小。于是，重慶的佛教造像不僅沒有受到時代的沖擊，反而呈現出別開生面的景象，并且一直延續了下去——這也是重慶大佛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中國歷史上，唐宋之后，大佛造像便走向衰落，惟獨在重慶，被認為宋代之后就消失的大佛，卻經歷了元、明、清、民國幾個時期，甚至近現代，依然還有大佛實物問世。

當然，真正促成大佛林立的深層次原因，和重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佛教最初鑿窟經像，與佛教徒修禪有著密切的關系。禪定是他們的一種修行方式，僧人習禪要進行禪思，需要有安靜的環境，造像是為了觀像而禪定，最終達到心神與佛相交互融的境界，因此佛教石窟與造像的開鑿，一般選擇在遠離城市喧囂、依山傍水、環境幽靜的地方。經書上說，“出定之時，應于靜處，若在冢間，若在樹下，若在阿練若處。”山水之佳境，使人“望峰息心，窺谷忘返”，人在山水中，心存佛國地。

重慶剛好具有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這里多山，層巒疊嶂；這里多水，浩浩蕩蕩。秀美的山川不但賦予了這座城市絕美的景致，也為眾多大佛的誕生孕育了最適宜的環境。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是：在重慶眾多的高山之間，都建造有寺院廟宇，這也正是重慶自古以來佛事之盛的最佳寫照。

不只是朝拜，更是一場旅行

大佛林立，吸引了眾多祈福求佛的香客，民間流傳的“燒頭香”更是成為每年春節的第一主題。不過，這樣的習俗受到太多追捧，反而讓一座座大佛有了“些許變味”。張天冉很直白地告訴筆者：“拜謁重慶的每一座大佛，應該是一場旅行，而不應該只是一次朝圣，或者燒香磕頭許愿那么簡單。”

事實上，時至今日，籠罩在大佛身上的神秘感漸漸褪去，它們更像是一個個從遠古遺留下來的藝術作品，其魅力遠不是供人朝拜那么簡單。

張天冉說：只有親近了一座座大佛，真正去研究過它們，才會發現佇立在重慶地圖上的這些佛像，每一座都充滿了傳奇。

翻開《古代巴蜀文化探秘》一書，可以閱讀到這樣的描述——

“全國十米以上的大佛家族中，重慶大佛至少占有三大優勢：多、大、齊。

多，重慶的大佛數量多，占據全國1/3；

大，重慶的大佛個頭大。全國大佛中的前五位中，重慶的大佛就占了三位；

巴蜀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縣馬家公社發現一座戰國時期的豎穴土坑木槨墓，因位于城西北5公里的馬家鋪，故又稱馬家大墓。大墓平面呈“甲”字形，木槨朝向正西。墓道長8.82米，墓坑長10.45米，寬9.2米，面積約150平方米，坑壁基本垂直，規模甚為宏大。木槨全用名貴的楠木構筑，長8.30米，寬6.67米。槨室中央為棺室，周圍有頭箱、足箱、邊箱等共8個，分為九格。棺室內置楠木獨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與底用木枋構筑，上用木枋作蓋。木槨及“腰坑”四周和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雖然此墓早遭盜掘，槨室內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未被盜墓賊發現，腰坑中器物保存得仍然比較完好，計出土青銅器共20多類118件；銅禮器中有5件一組的列鼎，5件一組的壺有兩種形式，編鐘也是5件一組；許多兵器5件成組，可能因蜀地有“尚五”習俗之故。還有缶一對、蓋豆一對。從槨室內殘存的蓋弓帽和管形車器來看，原來還隨葬了一批車馬器。研究者認為，器物中的釜、甑、鍪、盤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見的組合，大批戈、劍、矛、鉞和斧、斤、削、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鍪、釜、甑的出現早于中原，是巴蜀人的獨有。陶器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幾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僅存一件漆耳杯，上有巴蜀文字，也是巴蜀的特有文物。出土器物以類別而言，用具有敦、鑒、盤、匜、勺、鍪、釜、甑等；食器有鼎、敦、壺、豆、釜、甑等；兵器有戈、矛、鉞、短劍等；工具有削、鑿、鋸、雕刀等。不少器物都光潔如新，有些銅器如短劍、鋸、雕刀等物，上面所附加的木板和綁扎的繩索也都保存完好。其中有一銅鼎，蓋內有“邵之食鼎”4字銘文，字體是春秋戰國時楚地流行風格。王家祐與筆者曾經撰文論證此器為蜀制，“邵”為蜀王之名，并非楚國貴族昭氏，因銘文不會勒氏，只會勒名。成都博物館判定墓葬年代屬戰國中期偏早，正是開明王朝經新都再遷成都的時期；而從規模、形制、文物數量、器物規格來分析，這座墓葬決非一般貴族墓，而是一座典型的蜀王陵。

出土的隨葬品中有兩件銅印，其中一件方形銅印寬3.5厘米，高1.4厘米，背微拱，中有鋬鈕，有四饕餮圖案組成的紋飾。這種印章過去少見，應該就是墓主蜀王的璽印（圖一）。

從1999年起至2008年，四川考古人士配合三峽搶救性考古工作，對省內宣漢縣普光鎮進化村羅家壩文化遺址進行過三次發掘清理。1999年第一次清理墓葬6座；2003年再次發掘，清理墓葬33座；2007年又清理墓葬26座。其中時代約為戰國早期的33號大墓，最為引人注目。其墓坑寬7.3米，長9米以上；雖曾遭遇盜掘，但墓坑東部仍出土銅器130余件，其中禮器有鼎、缶、簠、甗、敦、罍、壺、豆（帶蓋）、鑒、匜等，其基本組合與中原文化相似，而罕見于蜀域；兵器以戈為多（21件），另有鉞、劍、矛、刀、箭鏃等；用具有釜、鍪、尖底盒、勺、鏤空器座等；工具有鑿、削、斤、手鋸、雕刀等；飾物亦有10余件；但沒有發現樂器。許多出土器物與新都馬家大墓非常相近。30多件陶器中有7件為彩繪。陶器中有尖底盞、花邊口圜底罐、缽、網墜等。根據此墓規格和出土器物情況，其并非一般貴族墓葬，應該是開明王朝時期的巴地王侯陵墓。

宣漢羅家壩遺址前后出土巴蜀銅印6件。在第二次發掘中，12號墓出土的蝴蝶形印章，蝶翅和蝶身都刻畫精美，是國內唯一的特殊印章形式，但印文銹蝕不能辨認。10號墓墓主為女性，出土圓形青銅印章，印文為漢字“王”與火焰形和蝌蚪形符號所組成，當是巴賨貴族。21號墓墓主應是武士，出土一件較薄的青銅印章，印文不可辨認。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在王侯一級的33號墓坑中，墓主骨架腰部發現一件青銅圓印，直徑約8厘米，印文經處理后相當清晰，因做工精細，被譽為最完整的巴王印章（圖二）。

新都蜀王璽印解讀

新都馬家大墓出土的方形璽印，上面刻有巴蜀特有的圖像文字（圖一）。印文可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由三個文字所組成。中心是張開的鎧甲圖像，頂上有頭盔，甲衣由25塊鎧甲片聯綴而成，是為一字。鎧甲圖像的左右兩邊，各有一牙璋圖像，右側圖像略有蝕壞，這是相同的兩個字。過去多將這種牙璋圖像解釋成“鐸”。雖然圖像的外表有突起的乳丁，與鐸相似，但中間應有鈴舌，執柄才能搖響；而且其放置方式，應該是大口朝下，方能穩定。但該圖形象是大口朝上，與鐸不合。印文下半部分也由三個文字組成，主體是兩個光頭人呈攜手狀，成為一字；而攜手之處的“三星玉版”，又是一字。下面的空處，刻有一帶蓋的罍，也是一個文字。

印文中的鎧甲圖像，顯然意在強調武力保衛，故可讀“武”。這個字應是開明王朝標志性徽記，象形氣息甚濃。對比一下大墓中出土的5件成組器物上，多刻有一種徽記文字，類似古漢字“”形；整體上看，好像宮廷洞門前面的柵欄，又像是具有左右兩根立柱的牌坊，與后面宮門互相套疊。筆者發現，這個徽記應該是印文鎧甲圖像的符號化，實為一字。其下角有一小方塊，中有斜線。筆者曾撰文論證過，這一合文應即“開明”二字。在唐宋有不少集錄古文奇字的書籍，如唐崔希裕《纂古》一書，曾收錄“古文”一字，字形就是“”，宋人轉錄時定為“明”字；筆者疑此字本是“開明”合文里的“開”字，唐人熟知，在宋人轉錄時漏掉“開”的部分，卻把“明”字的隸定結果保留下來了。宋代郭忠恕《汗簡》曾經征引古文七十一家，其中古文“日”字，是方塊形中間一根折線，或許就是那個“明”字的省文。

印文中牙璋圖像，清代吳大澂《古玉圖考》中根據《周禮·春官·大宗伯·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說，定為一種調動軍隊的信物，后來轉化為祭祀禮器。《三代吉金文存》編號“6·20享父乙簋”與“2·40作父癸鼎”銘文里均有類似的圖像文字。今人鄭魁英《話說牙璋》（《收藏》2005第11期）認為，考古界稱這種器物為“刀形端刃器”，推測由原始社會晚期的耒耜演變而來，體形狹長，柄部為長方形，刃部一般寬于柄部，有齒牙，或有欄，一般有穿孔；刃部有內凹圓弧形、內凹“V”字形和戈形帶叉形等。正確持法應是柄部朝下，刃部朝上，是祭祀農耕的禮器。三星堆1號坑出土30余件，2號坑出土20余件；大陸境外出土者，有香港大嶼山東灣1件，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1件，越南4件。香港南丫島大灣牙璋的形制比偃師二里頭到鄭州二里崗的牙璋都要晚，與廣漢三星堆的玉（石）牙璋（圖三）比較接近。最近，在越南富壽省的馮原文化遺址發掘出與三星堆一樣的牙璋。不過，也有學者根據良渚文化獸骨加工的合符，發現上面有刃有齒，認為就是牙璋的原型，故不排除牙璋是一種信物的推測。馬家陵墓璽印上的牙璋圖像，與鎧甲挨在一起，因此無法回避軍事上合符取信之義，可將這兩個牙璋文皆讀為“信”，表示開明王朝璽印的功能，是取信于民。

印文下半二人交握圖像，筆者以為是望、叢二帝政權和平交接的象征。《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皆言荊人鱉靈至蜀時，正值古蜀國洪澇災害十分嚴重的階段。鱉靈將水患制平，使蜀民安居樂業，獲得了民眾的愛戴。末代望帝隨即將王位禪讓給鱉靈，后者遂建開明王朝，自稱叢帝。現今郫縣還有望叢祠，內有二帝陵園，證明這種特殊的改朝換代形式，是以和諧穩定為主。由于政權是和平過渡，應當對這種和諧的大局廣為宣傳，所以開明時期的印章文字上，經常出現兩個漢字“王”并列現象——這在中原各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思維里，是決不允許的。印章文字中還有兩個蝌蚪圖像并列的字，應是兩個“王”字并列的簡化版，筆者已考證其為“仁”字，即推己及人之義。馬家王印上的二人交握，就是這個“仁”字的圖像化，也是對望叢二帝政權和平移交的肯定。

印文中心“三星玉版”圖像，按照古代星野學說，蜀地所對應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井宿（西方稱為雙子座），八星聚集如井，又名東井。其中比較明顯的三顆星，大致呈寶蓋形，可能就是對三星玉版的描繪。這一“三星”圖像文字，顯然有古代帝王常說的“奉天承運”之意，似可讀為“御”，表示璽印是君王所用。20世紀80年代成都沙河附近征集到一件方形銅印（圖四），印文相當特殊：全文10字，分為左右兩半，兩邊文字基本相同，但位置相互顛倒；似乎是按左上到右下的對角線方向，彼此對稱。印文由三星玉版、“心手文”、光人頭和居于中心的人體（或尸體） 5種組成。馬家大印上的“三星玉版”，是望、叢二帝友好聯合的結果，此印左上方即有此文，首先把政治大義揭出。左下接著就是兵器上常見的手臂形文和蝌蚪形文，具有后來所說的“盡忠報國”的意思。三星玉版的右邊是一橫置的光頭，似指前代望帝；光頭下面的人體輪廓線，相對的是類似篆文“大”字的人體形，居于印文的中心部分，或指傳說中浮江而上的鱉靈，即開明叢帝。這一璽印，可作馬家王印文義的補充。

馬家大印下面罍的圖像，是蜀人祭祀時常用的禮器，可讀為“禮”。這種罍形文，在其他地區印章里也能見到。如1981年蒲江縣東北公社一大隊六隊戰國墓出土一件方形銅印，上有5個禮器圖像的文字，從右至左為圓璧、方璧、圭、鐸、罍，都是禮器，推想是印主佩戴在身上的辟邪物。1992年什邡市城西絲綢廠戰國船棺墓所出方形銅印，印文為巴蜀文字，印背上卻刻有“十方王”4個漢字。其印文下半部分，左為罍的圖像 ，右為牙璋圖像，中間被一S形弧線隔開，與馬家王印的表現如出一轍。

總之，馬家王印包含的信息極其豐富，可以定為開明蜀王的璽印。印文中有開明徽記與政權象征，并有開明王朝大力提倡的主題語言“武、信、仁、禮”，其中囊括了政治信念、社會倫理、生活行為、人生哲理諸多方面的內涵。

宣漢巴王璽印解讀

宣漢羅家壩33號大墓出土的圓形銅印，現在尚無專門的研究報告公布，故僅能就個人認識談一些看法。此印為陽刻印文，上有13個巴蜀圖像文字（圖二）。中心部分自上而下直行5個字，頂上是一個“三星”圖像，與馬家王印三星玉版異曲同工，應是代表蜀地星野對應的井宿，有“奉天承運”之義。其下為一月牙形圖像，但中間有尖。筆者根據其他蜀印上與此相同的文字，常有與“王”字組合的現象，得知此文有子孫昌盛之意。其下又有銀錠形圖像文字，是表示社會穩定的意思。再下面是四個圓點包圍著的門形圖像，四點包圍相當于中原邦國名稱被方框包圍一樣，應是對國家徽記的尊重。這一門形圖像文字，在馬家大墓出土的成組器物上，皆有同樣的徽記，應是開明王朝標志。只不過宣漢大印上筆劃更加整齊，上下皆有橫劃，橫劃中間實際上是鎧甲圖像，與馬家王印略有不同的只是鎧甲的兩袖呈下垂狀而已。如果將此字看做平頂房屋，則兩側的立柱呈懸空狀，這在建筑上是不可行的。此文下面是一個十芒太陽圖像，顯然代表光明，故可讀“明”，那么這一鎧甲形文字就可以讀“開”了。這一直行印文5字，可讀為御、孫、定、開明。

中心一行的兩邊，最明顯的是左右各有一長兵器戈戟插在墩座上的圖像，表示武力保衛，故均可讀“武”。今人或將這一圖像視為樹木，這一推測須視鎧甲圖像為房屋方合；若房屋被否定，則與鎧甲相配者就應是戈戟了。在這一戈戟圖像的上下，各有一個相同的文字，左邊戈戟上下各有一個“十”字。這個字是蜀域中小的邦國名稱，今什邡市城關鎮就出土有“十方王印”，邦國舊稱為“方”，那里的小邦國即名為“十方”。現在宣漢此印證明“十方”的范圍比較寬廣，一直到川東北皆有此稱。印文右邊戈戟上下皆有一蝌蚪形文，此文成都沙河方印上已有（參見圖四）。筆者曾按《山海經》中半魚半蛇的“魚婦”形象，推測此文與古蜀王魚鳧有關，則此文應屬族徽，或指魚族，故知此印印主既是十方王族，又是魚族后裔。由于久已臣服開明王朝，故“開明”徽記大而居中，印主徽記則小而不顯眼，以示謙卑。中心行的兩邊，共有6個文字，兩個表“武”，4個表族。

在印文的左側，還有一個“丁”字形符號，似為一種短兵器，暫讀為“干”；右側有兩個蝌蚪形連體符號，在巴縣冬筍壩50號墓出土的長方形印章中，即有此字存在。由于又出土兩件同樣規格的漢字印章，與此字對應者為“仁”，故大印印文亦當為“仁”。這左右兩側的小字“干”和“仁”，標志著一武一文，應該是印主所持有的行為理念。

推測自稱十方王族的印主，應為開明蜀王直系，在巴地坐鎮，此印即其璽印。拿它與新都蜀王璽印對比，在地域性政治表現上明顯存在一定變化：新都印文上有禮器璋罍及兩人牽手圖像，呈現一種和諧景象；而此印文字的主體內容雖與之相同，但所強調的是干戈和穩定，可見巴地宣漢與開明王朝中心的新都，相互關系趨向嚴峻。

簡單的結語

在巴蜀政治核心地帶發現的這兩座王陵，首先補充了文獻記載之不足，對于《蜀王本紀》所謂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是一種澄清。開明王朝是既有文字，也有禮樂的時代。馬家蜀王印顯然是早期產物，雖在開明五至九世墓中出土，但不排除璽印刻于開明初世，成為王室的傳家寶。上面的文字以圖像式為主，以后才逐漸過渡到符號化。從墓中成組器物上的刻符可見，那時圖像文字正在向符號文字邁進。馬家大墓出土系列禮器，還有編鐘，已是王朝禮樂盛行的證明。這種禮樂文明的發展，必然有過去的基礎。這就是說，開明以前的杜宇王朝其實已有禮樂制度，并非從開明王朝才開始興起。

其次，印章的功能與社會變革有關。戰國時期，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貨物交換和貿易往來，在經濟行為方面需要一種作為憑證的信物，那就是璽印。《周禮·地官·司市》稱“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掌節》又言“貨賄用璽節”。按《周禮》規定，貨物流通，必須持有璽節作為出關入市的證明；官府征收賦稅時，也要利用璽印作為憑證。同時，王侯官吏行使職權時也須有璽印，代表權威。由此，研究者將印章功能歸納成三方面：一是誠信作用，二是標志作用，三是祝警作用。古璽印有紐有孔，可以穿綬系在腰間，隨身佩帶，顯示身份，則是標志作用。有些印文帶有吉祥幸福的內容，佩戴可起祈祥壓邪的作用，相當于護身符。有些印文屬于一種勵志箴言，隨時看到它，可起警示作用。巴蜀王侯璽印的具體功能，亦不過如此。新都、宣漢兩件璽印，一方面屬于巴蜀王侯隨身佩戴之物，表示開明王族身份；一方面顯示執政理念，既有武力后盾，又有禮信倫理，作為治世的基本準則；一方面還重視仁道，提倡和諧，作為哲理上的指導方針。戰國時期中原百家爭鳴，道儒墨法各家學說四面開花，可能會影響到巴蜀地域。印文中顯示的一些思想，如禪讓就是儒家鼓吹的王道理想，仁道和諧社會也是儒家不斷的追求。

再次，璽印說明開明王朝統轄區內，仍有一些小的邦國存在，如“十方”就是一例。什邡市船棺墓出土的“十方王”璽印，初步證明“什邡”這一古老地名，實際上源于上古的“十方”邦國；而宣漢王印又表明，其屬地也在十方國境，這一邦國，實已由沱江石亭江流域，延伸至嘉陵江巴河流域。古老的魚鳧族，國破以后，分散到巴蜀各地，宣漢亦有一支。通過璽印文字的研究，可以彌補若干缺失的史料。

巴蜀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青銅器 分期研究 青銅器銘文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文物最重要的門類之一，備受學術界和藝術家的珍視。由于青銅器多有銘文，與歷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密切相關，過去的研究者常有側重，對器形、紋飾、功能、工藝等方面注意較少。近年考古發掘出土青銅器漸多，才使以考古學方法為基礎的青銅器研究成為主流。

和所有考古遺物的研究一樣，分期是青銅器研究的一項基本工作。在分期的方法論上，應該強調把考古學類型學研究放在首位，其次再以古文字學等研究去論證和深化。前幾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關于西周青銅器的專題，就是這樣進行，取得了較好的效果①。

經過國內外很多學者的努力，中國青銅器分期的基本框架業已建立。這主要是指中原地區的青銅器而言。事實上，中國青銅器的演變是多線的，所以分期還必須同分域相結合，逐步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發展系列。要完成這樣的工作，自然需要長時間的投入。

青銅器分期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這里試就當前的進展情況，提出十個可能有前沿性的課題，供大家參考。

(一)中國青銅器的產生

中國學者大都認為青銅器的出現和文明起源有關，西方也有著作講到中國青銅器手工業的規模和性質使之成為文明社會的標志②。因此，探索中國青銅器產生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迄今在中國境內好多地點已有早期銅器發現，最早的如陜西臨潼姜寨的半圓形銅片，屬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這些早期銅器，品質包括紅銅、黃銅、青銅等，種類有小型工具和裝飾品。這指示我們，中國青銅器應有其自己的獨立起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魯惟一、夏含夷主編：《劍橋中國先秦史》(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不過，目前已有的材料還不能構成青銅器產生過程的完整線索。在中國的這一過程肯定有自身的特點，需要尋找更多的依據才能確切描述。我們也不能排除其間存在境外文化影響的可能性。

(二)青銅器銘文的初始形態

一般認為青銅器銘文最先出現于商代前期，這是在將商代分為前后兩期的情況下說的。如果像近時一些學者主張的分為早中晚三期①，則銘文當始見在商代中期。

已有論著對早于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銘文進行輯錄②，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銘文的真偽尚有爭議③。例如山東桓臺史家出土的一件觚，有銘文8字：“戍寧(予)無壽(儔)，作祖戊彝”，有學者主張較早，已有論文指出形制與鄭州白家莊的觚有異④，我認為應列于商代晚期后段。

商代中期的一些銘文，有些近似陶器刻劃符號或者花紋，顯然和后來的銘文有所區別。例如國家博物館所藏傳出鄭州楊莊的鬲，銘文或釋為“亙”、“耳”等，都未必準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的饕餮紋錐足鼎，雙耳下口沿上各有陽文一字，勉強可釋為“冃”⑤。這類銘文的性質，特別值得探討。

(三)商末青銅器

以殷墟出土品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銅器，近幾年由于發掘材料增多，有關認識不斷深入和豐富。特別是新發現的幾座隨葬青銅器很多的墓葬，進一步開拓了大家的眼界。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0年發掘的殷墟郭家莊160號墓，依所出陶器“時代應屬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階段”，而墓內的青銅卣與1901年陜西寶雞斗雞臺發現的卣非常相似，從而提早了后者的制作年代⑥。

殷墟三、四期青銅器的特征比較明顯⑦，當前已經有條件加以綜合歸納，然后結合非發掘品一起整理研究。因為這段時期青銅器銘文增多并且加長，還可以利用古文字學研究的成果。若干銘文有歷日和周祭，或者能與甲骨文相聯系，都十分重要。過去已有學者從這樣的角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果⑧。最近陸續出現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青銅器銘文，例如國家博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

楊曉能：《古代中國的映象：紋飾、象形文字與圖象銘文》(Xiaoneng Yang，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Decor， 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納爾遜藝術博物館，2000年，第88—91頁。

③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頁。

④ 王宇信：《山東桓臺史家“戍寧觚”的再認識及其啟示》，《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同②楊曉能書，圖179、183。

⑥ 李學勤：《郭家莊與斗雞臺》，《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3期。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300頁。

⑧ 王世民、張亞初：《殷代乙辛時期青銅容器的形制》，《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4期。

館新入藏的作冊般銅黿等等①，對推進這方面的工作殊有裨益。

(四)商至西周的荊楚青銅器

《詩·商頌》的《殷武》篇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說明商王武丁時勢力已經達到荊楚地區，與殷墟甲骨文的記載可相印證。多年來，湖北湖南出土了數量相當多，制作也非常精美的商代青銅器，但大多見于山水之際，缺乏與當時遺址的聯系。

1996—1997年在湖南望城高砂脊②，2003—2004年在湖南寧鄉黃材炭河里③，先后發現了有青銅器隨葬的墓，墓的年代被定為西周。這些青銅器，有的形制、紋飾均和中原商代晚期的類同，有的甚至有商代晚期多見的銘文，如高砂脊的“酉”鼎④，但另有一些具有可能較晚的地方性因素，如鼎的盤口形折沿和細長下端寬展的足等。無論如何，這些器物要晚于環洞庭湖一帶過去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的大多數。

商至西周的荊楚青銅器還有待系統整理，分析其演變脈絡及與中原文化的關系，與長江上游、下游文化的關系。最近已有學者的工作⑤，為此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五)周初的“月相”

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月相”，多年間是學術界反復研討爭論的問題。近期有幾種新材料出現，可能為克服這一疑難帶來新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文獻所見的“月相”詞語，要比青銅器銘文多而復雜。在《尚書》、《逸周書》和《漢書·律歷志》所引古文《尚書》等可信材料中，“月相”共有“哉生魄”、“既望”、“朏”、“旁死霸(魄)”、“既死霸(魄)”、“既旁生霸(魄)”六個，只有“既望”、“既死霸”常見于銘文。“旁死霸”在銘文里只在晉侯蘇鐘出現一次，作“方死霸”⑥。

2003年末，在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發現甲骨文，其一片上發現了一個新的“月相”：“哉死霸”⑦。最近，在新出現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銅器上，又有另一前所未見的詞語發現。這使我們不得不考慮，西周的初年歷法的“月相”與后來的“月相”或許分屬于兩個階段，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簡化和修改了。重新思索這一問題，會為認識當時歷法的變遷有所幫助。

(六)西周厲王以下青銅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于西周晚期共和。厲王在位年《周本紀》云三十七年，有人據《世家》致疑，但總不少于二十年上下。因此，厲王至幽王的西周晚期應有九十年以上，占西周整個年數三分之一。按照青銅器發展的一般情況，在這一段時間中應該有比較明顯的變化，也就是說厲王和宣王晚年與幽王的器物理應容易區別。東遷后平王在位五十一年，這一段時間青銅器又應當有較大的變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李學勤：《作冊般銅黿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1期。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掘》，《考古》2001年第4期。

③ 向桃初、劉頌華：《寧鄉黃材西周墓發掘的主要收獲及其意義》，《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04年第1期。

④ 同②圖一三，1、圖一四，3。

⑤ 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⑥ 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8頁。

⑦ 孫慶偉：《“周公廟遺址新出甲骨座談會”紀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20期，2004年3月。

近年發掘的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和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的大量青銅器，為探討上述時期器物的演變提供了條件。例如看晉侯墓地相當厲王晚年到共和的靖侯及夫人墓 M91、92，厘侯及夫人墓M1、M2，青銅器風格同相當宣王的獻侯及夫人墓M8、M31，穆侯及夫人墓M64、M62、M63，殤叔及夫人墓M93、M102，確有較多的差異。看來進一步整理中原地區(廣義的)這個階段的青銅器是可能的，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七)長江下游青銅器的序列

關于長江下游青銅器研究的經過，曾有學者作過概述①。這一類器物的發現和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可追溯到1954年江蘇丹徒煙墩山土墩墓和1959年安徽屯溪奕棋的土墩墓。如果再上推一些，還有江蘇儀征破山口出土的器物。

有關器物的年代問題，一直存在不同意見。例如屯溪奕棋青銅器，或主張相當西周早中期，或以為應遲至春秋。還有如江浙發現的樂器大鐃，其年代的估計學者間也甚懸殊。近些年考古材料漸多，已為解決這方面的分歧準備了條件，比如關于土墩墓的分期就有很好的討論②。

吳國和越國青銅器的發現也已大為增多，其中不乏帶有銘文的。有越王名號的兵器，包括劍、戈、矛等，非常值得注意，當前需要做的，是進行類型學的整理。考慮到楚威王敗越之后，越國破散，“諸族子爭位，或為王，或為君”③，越國末年的世系可能相當復雜，有些銘文王號不一定能與文獻對應。

(八)秦國青銅器的發展歷程

西周復亡之后在其舊地上興起的秦國，文化有著與關東顯然不同的特點，這在青銅器方面也突出地表現出來。前些年，曾有論作對秦國青銅器作過綜合分析④，現在由于出現了很多新材料，有機會加以擴展和補充。

甘肅禮縣到天水一帶的西漢水流域是秦人的發祥地。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兩處秦墓葬群遭到盜掘，隨后進行了發掘清理⑤。所出青銅器，結合過去著錄的陜西寶雞太公廟等出土品，使人們看到了從兩周之際到春秋中期秦器的演進。鳳翔南指揮M1秦景公墓在春秋晚期前段，雖然舊已盜空，還有少數器物殘片可見。再往下的秦器就很豐富了。當前我們對春秋戰國秦器所能掌握的知識，比其他列國更要多些，或許只有楚國可相比肩。

戰國時期，秦屢戰屢勝，終至兼并六國，俘取甚多，所以在秦墓及窖藏中出現的部分器物實際是戰利品，不屬于秦器的系列。這與若干周初墓葬情形相同，我們研究時應當留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

② 楊楠：《江南土墩遺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史記·越世家》。參看《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3頁。

④ 陳平：《燕秦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190、210—243頁。

⑤ 祝中熹主編：《秦西垂陵區》，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九)巴蜀文字的解讀

巴蜀文化的研討，這些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課題。早在20世紀40年代，以成都白馬寺出土品為導線，巴蜀青銅器進入了學者的視野，但主要是戰國時代的。后來，四川彭縣竹瓦街、新繁水觀音，加上1986年廣漢三星堆的驚人發現，揭示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當地青銅器的面貌。不過，這些與戰國的巴蜀青銅器問的連鎖，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戰國時代的巴蜀青銅器(有些屬于秦滅巴蜀以后，甚至晚及漢初)不少具有特殊的文字，即巴蜀文字。這種文字多見于兵器、樂器，也在璽印和其他物品上出現，材料越來越多，從其使用位置和特點來看，其為文字也可說是無疑的。古書或說巴蜀不知文字，可能是講不知漢字，不是沒有自己的文字。

巴蜀文字的材料積累已多，有可能像瑪雅文字那樣，試用電腦技術來分析解讀。大家了解，世界上完全沒有得到解讀的古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讀將會成為一件大事。

(十)漢初青銅器的特色

中國青銅器的著錄和研究，一般是以漢代為下限(銅鏡除外)，但學者們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先秦的器物上，對于秦漢青銅器著意較少。最近有些工作，有心改變這種趨向，如《中國青銅器全集》專設了《秦漢》卷。在銘文方面，也有專門的書籍問世①。

長時期以來，西漢早期青銅器容易與戰國晚期的器物互相混淆，這可能是因為漢初戰國時流行的藝術作風復興的緣故，然而時代究竟不同，漢初的形制、紋飾等仍有其自己的特色，細心辨別，不難認識。例如1963年陜西興平豆馬村發現的犀尊，遍體飾錯金銀云氣紋，本已定為西漢，又更正為“戰國晚期(秦)”。實際其云氣紋分瓣細碎，以銅鏡紋飾對比，是不會早到戰國的②。

近年發現了較多的西漢早期墓葬，有些是諸侯王級別的，包含了大量青銅器，多有很高的工藝水平。仔細研究這些器物的特色，將有助于解決其與戰國器相混的問題③。

________________

① 孫慰祖、徐谷甫：《秦漢金文匯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

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吉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巴蜀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近年來，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撰越來越完備和細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絕大多數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86年出版了韓明安編著的《黑龍江古代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出版了學叢書編委會主編的《文學史》（臺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龍華編著的《湖南戲曲史稿》（湖南大學出版社），藍華增著《云南詩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古繼堂著《臺灣小說發展史》（遼寧教育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馬清福著《東北文學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陳伯海、袁進主編：《上海近代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勛主編的《山西文學史》（北岳文藝出版社），陳永正主編的《嶺南文學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齊洲等編著的《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王劍叢著《香港文學史》（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陳慶元著《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鐘賢培主編的《廣東近代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張福三主編的《云南地方文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亞暾、汪義生著《香港文學史》（鷺江出版社），劉登翰著《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劉登翰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編撰的《澳門戲劇史稿》（江蘇教育出版社），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駿著《香港小說史》（海天出版社），黃萬機著《貴州漢文學發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陳明臺著《臺中市文學史初編》（臺中縣：臺中市里文化中心），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羅可群著《廣東客家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譚興國著《巴蜀文學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編的《巴蜀散文史稿》（重慶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寬、白本松主編的《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編的《黑龍江文學通史》（北方文藝出版社），馬寬厚著《陜西文學史稿》（中國文學出版社），古繼堂主編的《簡明臺灣文學史》（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楊世明著《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葉春生著《嶺南俗文學簡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長青主編的《遼寧文學史》（遼海出版社），喬力、李少群主編的《山東文學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學院編的《圖說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吳海、曾子魯主編的《江西文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編的《上海文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孫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學》（東方出版社）；2005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東分體文學史（小說卷）》，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戲曲卷）》，王琳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散文卷）》，李伯齊、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詩歌卷）》；2006年出版了馮著《陜西地域文學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臺灣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香港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編的《浙江文學史》（杭州出版社），韓洪舉著《浙江古代小說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詩歌史》（杭州出版社），聶付生著《浙江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劉登翰、莊明萱主編的《臺灣文學史》（現代教育出版社），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長華主編的《河北文學通史》（科學出版社），傅秋爽主編的《北京文學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圖著《浙江戲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從地域來看，多數省份和直轄市有自己的文學史，目前仍然沒有完整文學史的省份和直轄市主要是江蘇、安徽、廣西、陜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蘇省地域文化研究會在南京師范大學正式成立，這也意味著《江蘇文學史》的編撰將提上議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陜西省出版總社聯合陜西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頂級力量啟動“陜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陜西文學史”選題，這不但會為宣揚陜西文化作出貢獻，而且將滿足陜西省內高等教育改革與公共選修課教學的需求，成為特色鮮明、目標明確的地方文化通識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安徽省地域文學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顯然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邊，《安徽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內的地市轄區乃至縣級文學史的編撰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陽文學史》（香港：天馬出版社，1993年），李近義編著《澤州戲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編《臨川文學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藝術研究所編《太原戲劇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劉同般著《商丘文學通史》（中原農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勝著《河洛古代文學概覽》（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聶大受等著《隴右文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靜文著《幽燕文學藝術嬗變緯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編《常熟文學史》（廣陵書社，2010年）則被稱為全國第一部縣級市文學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學史的研究方面還存在很大的開拓空間，如繼《蘇州文學史》之后，《長安文學史》、《洛陽文學史》、《開封文學史》、《揚州文學史》、《杭州文學史》、《徽州文學史》等，這些都可以作為研究課題。從地域文學史的編撰現狀來看，最為細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體文學史和山東分體文學史，而江蘇、安徽、廣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學史仍然沒有編撰完成，還有一些文化傳統濃厚的城市文學史也有待人們開掘。

在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體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異，有些以作家作品為線索，有些以文體為綱領，可以說各有所長。在了解了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基礎上，我們就來探討它與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教學的關系。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完成對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具有積極影響。地域文學史的編纂不但可以彰顯我國各地文化傳統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體現各地文學風格的特色和差異，對大文學史很難兼顧的課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這種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煉可以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也是我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對我國大文學史研究形成補充。陳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充實地域文學內容，不僅可以開闊學生視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學內容，有助于完善課程教學目標，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鄉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鄉土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1］從教學的層面來看，一部完備客觀的地域文學史可以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課程的特色化教學提供指導大綱，為學生的課程學習和研究調查實踐提供線索和對象；可以有效彌補各地高校在綜合文獻資源和數據庫資源方面的不足，為地方高校漢語言專業的特色教學創造條件。在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教學中補充地域文學和地域文獻內容可以讓整個課程更加微觀而細致，同時也有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使學生對于地域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務社會扎根基層和地方的自覺性，進而為地方文化建設和研究培養一批后備人才。

在實踐教學上，地域文學史所涉及的內容均是地域文學研究中比較突出的課題，這些課題可以成為實踐教學的內容，可以組織學生以地域文學課題為對象開展實踐訓練，比如開展提高查閱文獻能力、文獻閱讀能力、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社會調查能力等方面的訓練，加強對學生科研課題的選題和研究能力的培養等。總之，利用地域文學史所提供的線索，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任課老師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以地域文學文獻和地域文化遺存為依托的實踐訓練，從而有效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條件開展學習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教學特色。通過以上對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概括，以及其與地方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關系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對于地方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都是一個機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資源，各地高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專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走出一條特色化教學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