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理論范文精選

一、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質疑

布倫納對戰后資本主義利潤率長期趨于下降的解釋引發了一場爭論。在圍繞布倫納的爭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調節學派的代表人物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長機制》中，反駁了布倫納關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將日益走向蕭條和危機的觀點。阿格利埃塔認為：“布倫納對半個世紀以來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史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但這并不能代表世界經濟的歷史。他的書雖然也涉及了德國和日本，但主要還是以對美國的分析來闡述他的全球觀點。”[2]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現了以小見大的問題。本•法因等人則從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內容方面進行批判和研究，認為“布倫納的理論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陷：1）布倫納對資本主義競爭和積累的理論分析體現的是亞當•斯密和主流經濟學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2）布倫納忽視了貨幣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視了生產和金融的國際化。”[3]

二、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與發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魯•克里曼、路易斯•吉爾和羅伯特•布倫納都跟隨約瑟夫•吉爾曼和薩恩•馬格在20世紀60年代工作的足跡,對利潤率的趨勢進行了經驗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識:第一,利潤率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從80年代初期起利潤率開始部分恢復,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現停滯。雖然以上學者都承認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但是其研究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和發展。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Magdoff)題為《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的文章，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戰后繁榮結束以來，實體經濟中的生產和投資一直處于停滯趨勢，資本主義就通過使經濟金融化的方式來彌補停滯趨勢的后果，這使金融泡沫惡性膨脹并和實體經濟的表現越來越脫離，這最終導致了當前美國和世界的金融危機。福斯特和馬格多夫雖然也從實體經濟層面考察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但是他們不僅僅停留在實體經濟層面，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脫節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源。從這個視角出發，他們似乎超越了布倫納僅將當前經濟危機原因歸因于全球制造業過剩這一實體經濟層面。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將當今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而利潤率的不斷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業生產過剩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學者都是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角度進行論述經濟危機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學者則從布倫納論述經濟危機理論的另一個維度———生產過剩進行闡述其經濟危機的理論。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爾(Gil,l2009)都認為，當前的經濟危機不是工資不足造成的消費不足危機;是積累過剩與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的生產過剩危機[4]。他們從生產過剩這一角度論證危機產生的根源，和布倫納論證危機理論的路徑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他們沒有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視角出發去論證，沒有用更多的經驗數據進行闡述，相對于布倫納用大量數據進行論證顯得缺乏更強的說服力。以上西方學者都是從生產過剩或利潤率下降這兩個視角中的某一個進行論述的，和布倫納的危機理論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國著名學者克里斯?哈曼則從這兩個角度比較全面地發展了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他對發達工業經濟體(即實體經濟)所做的研究顯示，“自上世紀60年代末直至上世紀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潤率出現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紀90年代反復出現了突發的復蘇。但直至2000年，利潤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戰’后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那個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認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認為“當前危機源于60年代末以來的利潤率下降壓力。資本主義體系對這一壓力的反應就是通過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惡化來提高剝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規模破產這樣的資本破壞,這些反應不足以維持利潤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產積累率的長期低下。積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雖然是暫時減緩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剝削率上升期的積累率低下,擴大了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商品的能力與市場吸收這些商品的能力之間的差距。這種‘生產過剩’并不是源于‘消費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6]。哈曼通過用實證分析，考察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論證了產品供給和需求之間差距的拉大最終導致了生產過剩。從這個維度講，哈曼的經濟危機理論與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但對于生產過剩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兩者的論述則不盡相同，哈曼認為生產過剩產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雖然布倫納提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造成生產過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樣進行有邏輯的論證。

三、結語

【正文】

中圖分類號F0-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5227（2000）01—0004—06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下簡稱馬恩列斯）都認為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具體說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成果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它的表現是：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生產力發展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發經濟危機。因此在馬恩列斯那里，經濟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象，要消滅經濟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說這是馬恩列斯對經濟危機根源的總概括。但是，他們又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經濟危機爆發的具體原因，盡管這些具體原因在他們看來可能直接或間接的可歸結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兩個表現上，但我們今天來研究這些具體原因的目的并不在此，而在于揭示經濟危機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經濟現象，而是市場經濟的“生理現象”，并試圖得出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馬恩列斯關于經濟危機具體原因的論述

第一，盲目的競爭導致經濟危機。恩格斯說：“大工業的必然后果——自由競爭很快就達到十分劇烈的地步”，“競爭的規律是：供和求總是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雙方又重新脫節，并轉而成為尖銳的對立。供應總是緊跟著需求，然而從來沒有剛好滿足過需求；供應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遠不相適應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經濟危機》（文章摘編），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頁。）又說：“經濟學家用他那絕妙的供求理論來證明‘生產絕不會過多’，但是實踐卻用商業危機來駁斥他，這種危機就象彗星一樣有規律地反復出現，在我們這里現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這個規律是純自然的規律，而不是精神的規律”，“這是一個以當事人的盲目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經濟危機》（文章摘編），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頁。）恩格斯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敢承認經濟危機是盲目競爭的自然結果。

第二，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引發經濟危機。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生產使生產與消費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一方面工人是消費品的主要消費者，另一方面“每一個資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關系不是生產者同消費者的關系，并且希望盡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費，即限制工人的交換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4頁。）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價值。這種關系決定了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消費極其有限。馬克思指出：“構成現代生產過剩的基礎的，正是生產力的不可遏止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大規模的生產，這種大規模的生產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方面，廣大的生產者的消費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圍，另一方面，資本家的利潤成為生產的界限。”（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603～604頁。）生產擴大與工人消費水平低并存，這樣，一旦生產普遍超過了主要來自工人的有限需求和消費，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

哈貝馬斯著重分析了每種社會形態的組織原則，并把原始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危機視為分別由外因與內因誘發的認同危機。正如哈貝馬斯自己所言，他無法給出明確的社會組織原則的定義，其所謂社會組織原則，指的是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的功能優先性的制度領域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如親緣系統對于原始社會的決定作用，政治系統對于傳統社會的決定作用，經濟系統對于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起著決定性作用。哈貝馬斯明確指出，“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是資產階級民法體系所確定的雇傭勞動(Lohnarbeit)與資本(Kapital)的關系。”［1］很顯然，哈貝馬斯清楚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存在著勞動與資本相互對立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然而遺憾的是，哈貝馬斯并不認為這種經濟危機與階級斗爭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相反，他把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看作是純粹意義上的系統危機。哈貝馬斯分析道，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由資產階級民法體系所確定，這就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現制度化。這一新的組織原則不僅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同時也把經濟系統從政治系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此，市民社會也就從政治經濟系統中分化了出來。這意味著階級關系的非政治化和階級統治的匿名化。”［2］哈貝馬斯指出，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所得出結論同樣表明，資本主義的階級統治采取了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相交換的非政治形式。也就是說，在哈貝馬斯看來，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勞動與資本的結構性矛盾，盡管會導致經濟系統的周期性危機，然而階級矛盾的潛在沖突也相應的轉移到系統控制層面上來。進而到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有著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寡頭壟斷市場的出現，用國家干預來彌補和部分取代市場機制。但是國家總體計劃依然受到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限制，國家干預不可能改變資本的運行規律，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市場自發的運行方式。因此，危機仍然無法避免，“危機傾向依然是由價值規律，即雇傭勞動與資本交換在結構上的必然不對稱所決定的。”［3］我們可以看出，哈貝馬斯并沒有回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經濟危機。然而，在其社會學系統理論的分析視域下，經濟危機并不必然與階級斗爭相聯系，而且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階級統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會匿名化所取代。哈貝馬斯盡管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認資本主義社會會通過革命而解體。他的結論是，“重新組織經濟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他認為徹底變革經濟基礎的革命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逐步演化成一種改良的理論，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辯護人。

由系統控制危機到社會規范危機的轉換過程上文中我們肯定了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盡管這一根源對于他的危機理論來說似乎無足輕重。因此，我們有必要搞清楚哈貝馬斯“危機”概念的真正內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其危機理論的實質。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一書開篇之處是這樣論述“危機”范疇的:“我們把危機與一種客觀力量的概念聯系起來，這種客觀力量剝奪了一個主體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們把一個過程說成是危機，這樣也就賦予了該過程一種規范意義:危機的克服意味著陷入危機的主體獲得解放。”［4］可見，哈貝馬斯一開始就是從控制與規范之間關系開始構建其危機理論的。哈貝馬斯首先介紹了社會科學范疇的系統論危機概念，從這一角度講，危機就是系統整合的持續失調。但哈貝馬斯認為，只有系統控制危機使社會整合岌岌可危時，也就是社會規范結構的共識基礎受到破壞時，才會形成社會危機。因此，哈貝馬斯強調:“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該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關系。”［5］為此，哈貝馬斯引進了“生活世界”這一范疇，并將生活世界與系統這兩個范式聯系起來。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蘊含著一個社會的規范與價值，生活世界規范結構的正常運行，服務于社會整合，又依賴于社會認同;而系統僅僅關注于社會系統自身的控制機制與原則。因此，“危機分析要求一個能夠把握住規范結構與控制問題之間關系的分析層面。”［6］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危機就是控制機制對社會規范結構的破壞，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讓我們結合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看看系統控制危機如何轉換成社會規范危機，也就是哈貝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具體內容。哈貝馬斯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不是政治性的階級統治，而是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經濟系統同時承擔著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雙重功能，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屬于純粹意義上的系統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系統依然有其自身的組織原則，政治系統為避免經濟系統的功能失調，用整體計劃調節經濟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場機制。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被轉化成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不同組織原則、不同控制手段之間的矛盾。遺憾的是，行政行為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反而會使政治系統自身陷入危機，經濟危機轉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機。哈貝馬斯借用經濟學的“投入”與“產出”模式來分析政治系統危機傾向:“政治系統需要盡可能投入各種不同的大眾忠誠，所產出的則是由權力機構貫徹的行政決定。產出危機表現為合理性危機，即行政系統不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機則表現為合法性危機，即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機是一種轉嫁的危機，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8］哈貝馬斯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機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計劃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根源還是在于經濟系統自身的“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行政手段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入系統。”［9］行政行為一旦介入經濟危機，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經濟系統的訴求馬上轉移到政治系統上。哈貝馬斯還進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機會通過國家機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喪失，意味著國家行政行為無法維系原有的合法性規范。如果說行政合理性危機指的是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缺乏理性，行政行為無法滿足經濟系統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機則是指，行政行為在干預經濟危機時所作的各種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壞了原有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所謂的“動機危機”，無法再提供滿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識形態和規范價值體系，社會主流價值與制度受到質疑，大眾忠誠喪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系統控制到社會規范這一危機的轉換過程。哈貝馬斯從經濟系統的控制原則入手，但其理論落腳點卻是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也就是說，哈貝馬斯危機理論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機，而合法化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哈貝馬斯危機理論重點不在于經濟危機，他更無意于探討經濟危機背后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經濟危機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合法性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危機形式，而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在哈貝馬斯這里。社會危機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危機意味著，行政行為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無法確立或維持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無法從社會文化系統汲取行政行為正當性的資源，無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論證。如果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論證，則必然會陷入合法化危機之中。合理性危機并不必然導致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卻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機，是合理性危機通過社會文化系統的轉換，是系統整合危機向社會整合危機的轉換。“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10］社會文化系統自身的危機表現為動機危機，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與家庭職業私人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動機模式，對政治系統與經濟起著重要的維護作用。正是這兩個模式遭到系統的破壞，形成動機危機，進而影響社會系統整合。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對社會整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之間關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即受到金錢和權力這兩種手段的控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各種社會系統以不同的機制和原則破壞了生活世界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出失調，規范結構無法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據，造成合法性危機以及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合法性危機必須追溯到對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為政治系統意義儲備變得越來越貧乏。因此，哈貝馬斯認為，“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需求的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是加劇合法化困境并導致合法化危機的唯一原因……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和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11］因此，“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12］在哈貝馬斯合法性理論的范疇中，“認同”或者說“承認”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危機”是哈貝馬斯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邏輯起點，“認同”則是其理論的落腳點。現代政治合法性論證的第一要義就是民眾的認同原則，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過民眾對政權的認同和擁護程度表現出來。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同時，他對于合法化危機實質的剖析，也為危機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過交往理性的重構，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從而消除合法化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建設的重要啟示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斷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并且試圖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探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實質與解決途徑，實質上是否定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此也注定了這一理論的烏托邦命運。然而，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以社會系統角度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同時也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特別是哈貝馬斯對于社會危機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的實質，以及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文化系統的干預等方面的剖析與闡釋，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加強文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示意義。

深化經濟改革，避免產生危機的結構性矛盾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價值規律在市場資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礎性作用。但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矛盾不斷積累。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改革滯后的主要表現是，政府支配的資源過多，過分主導資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問題未解決，抑制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一句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13］哈貝馬斯在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的時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繼續存在著經濟危機傾向，這就表明，國家干預資本運作過程的行為和交換過程一樣，也服從于自發的經濟規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政府行為未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我國目前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于使政府能夠更好地、更理性地為經濟和市場服務，這也是轉型期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任務。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系統的危機具有自發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周期性規律。而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危機的干預，使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與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發展與保持穩定，但不能以發展與穩定為托詞而拒絕深化改革，這樣只會削弱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穩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轉變與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不斷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有效防止政府行為對經濟的過當干預。否則，政府的干預行為不僅不能解決經濟系統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且使經濟的問題誘發政治的問題，造成社會民眾對國家政策、政府行為甚至于體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并進而引發哈貝馬斯所謂的“行政合理性危機”與“政治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面，經濟系統危機根源于其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結構性矛盾，而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明顯，例如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與失業問題，市場投資過熱與購買力低下問題等同時存在。生產要素結構性的矛盾不僅會導致生產的不平衡性與經濟滯脹，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過大。經濟領域結構性矛盾越積累越嚴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發展才能解決。只有理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以及社會各系統之間關系，不斷調整與完善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既得利益的阻撓與反對，使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各種危機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解放思想，事實求是，既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積極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為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又要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不斷探索勞動與資本有效的結合方式。一句話，只有在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各種結構性矛盾以及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才能得到緩解與避免。

一、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由來及內涵

1、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由來

“生態馬克思主義”這一詞語最早是由于本•阿格爾提出的。1979年，時任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教授的本•阿格爾在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第一次運用了“生態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生態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學術界接受并認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逐漸的過程。隨著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不斷涌現，還有中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理論的重視，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學術界才接受和認可生態馬克思主義。200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第五期中，段中橋闡述了生態馬克思主義，并把其作為西方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加以介紹，該文在2006年被《新華文摘》第五期轉載，中國學者才逐漸采納生態馬克思主義這一譯法。

2、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對于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涵義，在本•阿格爾本人的著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有所提及。他認為：在生態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上，生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生態社會主義。代表人物包括馬克思、弗洛姆、歌德曼和馬爾庫塞等。本文將生態馬克思主義定義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危機的聯系的角度對資本主義進行系統地批判，并對自然的觀念進行重新解讀，力圖賦予自然以歷史和文化的內涵，來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重新理解自然、文化、勞動之間的關系，重構歷史唯物主義。還提出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理想——生態社會主義。這一流派旨在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與人類面臨的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相結合，尋找一種能夠指導解決生態問題和人類自身發展問題的雙贏理念。

二、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

1、萊易斯和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萊易斯和阿格爾以生態危機將經濟危機學說推翻。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敘述，不能夠詮釋資本主義的繼續生存和進化，難以為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化提供理論上的向導，當代出現的新危機就是生態危機。因此，要以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生態危機作為切入點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除此外，他們還認為資本主義的過度生產和消費會引起的生態危機，雖然根本原因即資本積累，但是無產階級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也具有其固有的責任。消費異化是無產階級消費的一種特點，正是這種異化消費支撐了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從而使生態危機替代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因此，阿格爾期望通過消費期望的破碎和穩固經濟理論消滅生態危機。

摘要：在經濟過剩危機理論上，凱恩斯主義分析的經濟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其分析視野具有明顯的封閉性，其分析的聚焦點是市場，其理論重視反危機政策和措施研究；馬克思主義則是歷史唯物主義，高度重視生產領域，從市場機制和市場制度相結合的角度分析，并不著重研究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馬克思主義對我國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經濟過剩問題的研究，更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經濟過剩危機；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的經濟過剩

一、引言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活動是呈周期性波動運行。經濟緊縮或經濟過剩是經濟周期的一個方面。依據經濟學對經濟過剩的界定與我國目前市場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價持續下降、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等經濟表現，無疑，我國是處于經濟過剩運行階段。由此，分析我國經濟過剩運行的成因與尋求刺激經濟增長、走出經濟過剩階段的政策措施，則成為目前經濟理論界與實踐界的一個非常關注的經濟焦點問題。

檢閱現有的有關經濟文獻，絕大多數是套用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分析我國經濟過剩（目前我國有的經濟文獻稱“買方市場”）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選用了刺激需求（重點是刺激內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筆者認為，這種分析問題的思路，雖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是，（1）沒有認識到我國經濟過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給方面的原因，還有市場不完善方面的原因；（2）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從完整意義上說，是市場機制與市場制度的有機統一，因此，分析經濟活動的波動原因與治理，既要從市場機制上求解，又要從市場制度上探尋，應著重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賴以運行的制度結構特征；（3）沒有認識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人為推進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在市場運行過程中，伴隨著市場化的制度改革，我國的經濟運行狀態，既為市場規律作用所決定，也為市場化的制度改革所決定，因此，分析我國經濟過剩的成因與治理，不能簡單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場經濟實踐上所產生的西方經濟周期理論，必須分析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經濟運行狀態的特殊決定作用；（4）沒有考慮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國情，分析治理經濟緊縮的政策，既要從市場經濟角度選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結合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積極地探索集治理經濟緊縮與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于一體的政策。

以經濟制度分析見長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從市場機制上分析生產過剩危機的原因，而且從社會經濟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的制度原因。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理論，對于分析目前我國的經濟過剩運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