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經濟帶人民幣國際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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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帶一路”建設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

投融資機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不僅能夠為中國與沿路國家的商品流通與金融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也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越來越多的投融資機遇。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在沿路各國貿易發展和金融合作的基礎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據此構建沿路人民幣貿易圈和人民幣貨幣區，符合沿路各國利益，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沒有一個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為保障，中國與沿路國家和經濟體之間的商品流通規模與速度、要素配置范圍與效率、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和結算的成本都必然受約束。第一，海路港口與貿易通道建設創造的人民幣國際化投融資機遇。海上絲綢之路沿路各國之間的海路貿易通道建設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基礎領域，主要包括對沿路的貿易港口和交通干線進行投資，提供港口的吞吐能力和交通干線的物流運輸能力，在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和歐洲之間形成便捷的商品運輸網絡。沿路的貿易港口和交通干線建設將產生巨大的投融資需求，為人民幣國際化投融資創造機遇。第二，陸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創造的人民幣國際化投融資機遇。涉及到兩個領域，一是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沿路各國之間的交通基礎設施和貿易通道建設，二是海上絲綢之路沿路各國之間的陸路貿易通道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沿路各國之間的陸路互聯互通，主要是中國與中亞、南亞、西亞和東歐各國之間的陸上互聯互通。海上絲綢之路沿路各國，除了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少數島嶼國家外，大多數國家或者經濟體在陸地上聯為一片，陸路貿易通道、交通及通信基礎設施建設是海上貿易通道與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補充。如果沒有沿路各國的陸路的互聯互通，則海路互聯互通也不可能發揮最大的貿易通道效應。陸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規模的投資和人民幣投融資業務。第三，沿路各國內部陸港、空港、海港城市與經濟中心城市的互聯互通必然產生大規模的人民幣的國際化投融資業務。絲綢之路經濟帶沿路各國的陸路和航空樞紐城市并不都是各國的經濟中心城市。海上絲綢之路沿路各國的主要貿易港口雖然大多也是該國的重要經濟中心，但除了新加坡、文萊、馬爾代夫等較小規模的經濟體以外，大多數沿路國家都呈現出多中心特征。僅僅依靠交通樞紐城市之間的經濟合作與貿易發展，不可能真正形成沿路各國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與貿易發展。第四，沿路各國交通樞紐城市、經濟中心城市與經濟腹地、欠發達地區之間的互聯互通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推動沿路各國的交通樞紐城市、經濟中心城市與廣大經濟腹地之間的互聯互通，增加交通樞紐城市與經濟中心城市對廣大經濟腹地的輻射帶動作用，在較大的空間范圍內實現生產要素的集聚配置，獲得貿易發展導致的規模經濟效應，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功能。沿路各國內部交通樞紐城市、經濟中心城市與經濟腹地之間的交通、通信和貿易基礎設施網絡建設，也將對人民幣投融資產生巨大的需求。第五，“一帶一路”沿路國家與非沿路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也創造了人民幣國際化投融資機會。事實上，“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僅將對沿路國家之間的貿易與合作產生影響，也必然影響到沿路國家與非沿路國家之間的貿易與合作。“一帶一路”沿路國家與鄰近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有利于推動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北非和東歐各國之間的雙邊與多邊區域經濟合作，發揮“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和擴散效應。簡言之，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沿路國家之間貿易的海路通道、陸路通道、交通樞紐與內地城市的互聯互通、中心城市與經濟腹地之間的互聯互通、沿路國家與毗鄰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不僅為“一帶一路”沿路各國及毗鄰地區之間的貿易發展，為以人民幣為主要貿易結算單位的貿易圈的形成，創造公共產品供給與基礎設施條件，同時，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更多的投融資機遇。

二、“一帶一路”建設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

良好的國際分工與合作條件隨著“一帶一路”沿路各國之間海路貿易通道與陸路貿易通道的建設和完善，在沿路各國、各個經濟區域之間形成分工合作關系，將為沿路人民幣貿易圈的形成創造國際分工與跨國合作條件。“一帶一路”沿路各國，在資源稟賦、人口規模、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歷史文化背景等多個方面都存在著差異。“一帶一路”建設建設為各國、各經濟區域充分發揮本國、本地區的比較優勢，特別是稟賦比較優勢，創造了基礎設施條件，不僅擴大了各國的商品流通范圍。也擴大了各國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范圍，更大的市場規模和要素配置空間范圍則為各國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合作創造條件，也為沿路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國際分工與合作的條件。第一，沿路各國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市場網絡日益稠密，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市場網絡條件。“一帶一路”沿路各國可以充分利用貿易通道建設帶來的區域內部商品流動便利化條件，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構建具有本國比較優勢的特色產品與特色產業體系，參與沿路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獲得國際分工的比較經濟效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內部的分工網絡稠密程度受到該國所擁有的市場規模制約。市場規模越大，意味著各國之間的分工網絡越稠密，來自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分工收益和規模報酬收益也越為顯著。第二，沿路各國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地理空間范圍日益廣闊，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廣闊的地理空間。“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就是一個沿路各國之間的市場融合與市場一體化過程，也是各國專業化分工的空間擴散過程。絲綢之路經濟帶沿路各國分布在亞歐大陸核心地帶，特別是中亞五國、外高加索三國和東歐各國的地理區位和戰略地位在整個歐亞大陸中居于核心樞紐地位。海上絲綢之路沿路各國跨越太平洋西岸、印度洋北岸和西岸、紅海和地中海沿岸。通過貿易通道及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沿路各國的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間范圍將不斷擴大:由于商品跨國流通速度提高和成本下降，各國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間范圍將沿“一帶一路”進一步延伸;隨著沿路各國貿易通道和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的完善和體系化，一些原先只在各國國內流通的商品將進入國際市場，一些非市場化產品將實現市場化，使得各國之間專業化分工的地理空間范圍不斷擴大。第三，沿路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程度日益深化，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國際分工環境。海上絲綢之路各國在貿易通道建設的影響下，能夠形成各具特色的沿路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體系，不同產業之間的跨國分工和同一產業內部上下游生產部門之間的分工會不斷深化。海上絲綢之路各國的地理區位、經濟發展基礎、稟賦條件、社會文化環境存在著較大差異，各國在產業發展和同一產業的不同流程方面的比較優勢各不相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能夠打破一些國家或者經濟體內部的封閉式產業發展和低水平產業發展循環，推動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促進沿路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體系的形成，同時也促進各國在同一產業鏈條中的產業內分工。海上絲綢之路各國之間產業分工體系的形成與產業內分工程度的提高，為沿路各國之間的區域內貿易與產業內貿易創造了難得的產業分工條件。簡言之，“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沿路各國之間的專業化分工體系的形成和深化，而且也為沿路各國之間的區域合作創造了基礎設施條件和相關制度工具，為“一帶一路”沿線人民幣貿易圈的形成和發展準備了市場專業化分工與區域合作條件，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良好的國際分工合作環境。中國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發起國、出資國和“一帶一路”上最重要的經濟大國與貿易大國，作為中國為沿路各國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重要內容，為沿路各國專業化分工與區域合作提供人民幣交易和投融資工具與平臺，將有力的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三、“一帶一路”建設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風險及其分布

我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能否充分發揮人民幣投融資及國際化的比較優勢，還面臨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也面臨著各種類型的風險。如何有效控制風險，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和課題。本文中的風險是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阻礙因素和不確定性的統稱，涉及到經濟、政治、安全、環境、文化等多方面內容。具體而言，“一帶一路”建設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風險主要涉及到六方面內容。第一，經濟增長不確定性與市場競爭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市場競爭風險。絲綢之路沿路各國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產業及市場結構存在著顯著差異，我國企業進入這些國家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經濟活動時，如果不能夠適應當地的市場環境，則有可能面臨經營風險。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各國政府行政效率和信用能力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有的國家不僅政府辦事效率低，而且信譽與信用水平不高，必然給進入這些國家的中國企業經營活動帶來消極影響和風險。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面臨的經濟風險主要涉及到兩個領域:一是參與建設的企業面臨的市場經營風險。絲綢之路沿路各國，特別是中亞和西亞的一些內陸國家，市場發育程度低，市場監管能力弱，必然增加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企業的市場風險。二是違約風險，包括企業違法風險與政府違約風險，也就是參與建設的國家的企業與政府違反合約導致的成本損失和不確定性風險。第二，政治穩定性與政策變動可能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政治風險。所謂政治風險，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由于各國政治制度、政治活動導致的不確定性及其相關成本。

“一帶一路”沿路各國，特別是中亞、西亞的一些國家，政治制度多樣，政治穩定性相對低，政黨政治不規范，時有政治事件和政治騷亂發生，必然影響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與經濟發展。政治風險在六類地區表現較為顯著:一是中亞五國，即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該五國與我國地理毗鄰，是古絲綢之路的戰略要沖。中亞五國的政治制度以強勢總統制為突出特點，政治強人政策偏好變化對政治經濟活動的影響較大，如果出現政治強人更替，很可能導致相關政策的變化。例如吉爾吉斯斯坦曾經出現的顏色革命就對中吉兩國的雙邊合作產生了消極影響。二是外高加索三國，即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格魯吉亞與俄羅斯之間存在的邊界和意識形態沖突，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存在的飛地領土沖突，很可能對雙邊和多邊經濟合作產生消極影響。三是南亞地區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國。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存在著克什米爾領土爭端，阿富汗有美國駐軍且政局不穩，也給跨國區域合作帶來較大的政治風險。四是西亞地區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四國。該四國內部和外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著各種教派和民族沖突，增多了跨國區域合作的政治風險和成本。五是東歐地區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領土沖突和戰爭，歐盟和北約成員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外交與地緣政治矛盾。六是東南亞、南亞、西亞和北非地區的航行安全與海盜風險。第三，生態變遷與環境破壞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環境風險。絲綢之路經濟帶由歐亞大陸上處于不同地理區位、自然環境各異的多個經濟體組成，生態環境差異較大，不少地方是生態環境脆弱地區，例如中亞和西亞存在大量的沙漠和干旱缺水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壓力較大。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涉及道路與通信系統、貿易網絡和能源通道建等基礎設施建設，還涉及到礦產資源、能源與原材料資源的開發利用，必然對當地的生態環境產生消極影響。“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環境風險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生態脆弱地區的經濟開發風險，例如中亞沙漠和干旱地區的能源開發導致的水資源短缺、環境承載力下降等風險;二是能源開發的環境約束，例如中亞和西亞地區作為全球重要的化石能源基地，以石油、天然氣為重點的能源開發受到環境的約束，大規模開發會對對本地區的生態環境產生破壞性影響;三是原材料和礦產資源開發也面臨著環境約束，中亞、南亞和西亞地區也是重要的礦產地區，以鐵礦、銅礦和貴金屬為重點的礦產資源開發也面臨著生態環境約束。第四，安全與利益沖突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安全沖突風險。“一帶一路”沿路各國都不同程度受到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思想的影響，存在著各種類型的恐怖組織和宗教極端組織，對沿路各國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全構成威脅，也直接影響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形成和發展。絲綢之路沿路各國的安全風險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暴力恐怖主義威脅沿路多國民眾生活和經濟建設。例如阿富汗地區持續多年的暴力恐怖活動，中亞地區費爾干納盆地存在的暴力恐怖活動，對當地的經濟活動和投資具有明顯的消極影響。二是極端民族分裂勢力威脅沿路各國的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成為制約當地經濟發展的障礙。例如，2014年2月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分裂主義武裝分子炸毀了三條由俾路支省輸往人口密集的旁遮普省的天然氣管道，導致數百萬居民的天然氣供應中斷;俄羅斯外高加索的車臣地區持續多年的民族分裂運動成為阻礙該地區經濟建設力量;我國南疆地區外部存在的民族分裂勢力的破壞性影響，等等。三是極端宗教思想蔓延成為阻礙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例如中亞地區存以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為突出表現的“雙泛”極端宗教思想和勢力，是影響本地區各國之間及各國與中國之間區域合作的重要破壞性力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亞地區也活躍著各種各樣的宗教極端勢力，阻礙本地區發展與進步。四是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沖突對本經濟帶經濟造成的消極影響。“一帶一路”各國分布著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的民族，有的民族之間存在著歷史恩怨、文化與意識形態沖突，例如伊斯蘭文化民族和基督教、東正教文化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沖突，阿拉伯文化民族與波斯文化民族、突厥文化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沖突，都成為影響本地區安全與穩定的消極因素。第五，貨幣與金融不穩定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金融市場波動風險。

“一帶一路”沿路各國，除了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作為較大的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外，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貨幣幣值不穩定，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弱，容易產生貨幣信用與金融風險。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面臨的貨幣與金融風險在三個領域最為顯著:一是匯率波動風險。中亞、西亞和東歐的一些經濟規模小、產業結構單一的經濟體，容易受到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本幣匯率波動頻繁，容易產生匯率波動風險。二是信貸違約風險。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和良好的信用保證，在形成良好信用擔保制度以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路各國的政府和企業都可能出現信用違約現象，導致一系列的違約風險。三是貨幣貶值風險。小規模經濟體的貨幣很容易受到本國經濟增長變化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也更容易成為國際流動資金的投機對象。第六，外部力量干預可能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風險。“一帶一路”建設必然影響到歐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調整，影響到全球主要大國權力與利益配置，導致主要大國和利益集團的利益博弈。實際上，在2013年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以前，已經有日本、美國、俄羅斯、印度、歐盟、伊朗、哈薩克斯坦等國提出了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相關的發展戰略和構想。例如，1997年，日本提出了絲綢之路外交戰略;2002年，俄羅斯、伊朗和印度提出了北南走廊計劃;2009年，歐盟提出了新絲綢之路計劃;2011年，美國提出了新絲綢之路戰略;2011年，伊朗提出了鐵路絲綢之路計劃;2012年，哈薩克斯坦提出了新絲綢之路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面臨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戰略與政策博弈態勢。當前，中亞地區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關鍵地區，已經成為全球主要大國和政治經濟力量的戰略博弈之地。美國和北約以反恐戰爭名義深度介入阿富汗事務并長期駐留軍事力量。俄羅斯作為前蘇聯遺產的主要繼承者，始終把中亞地區視為自己的特殊利益區。歐盟試圖通過能源戰略介入中亞事務。土耳其和伊朗則憑借民族、宗教和地理區位優勢積極介入中亞事務。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也積極介入該地區政治經濟事務。外部力量的干預，加上本地區各國的政治經濟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必然增加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外部干預風險。簡言之，“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著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政治穩定性與政策變動、生態變遷與環境破壞、安全與利益沖突、貨幣與金融、外部力量干預等多方面的風險，這些都直接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影響并增加人民幣國際化投融資的風險。

四、結論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涉及到大國關系和地緣政治的調整與重構，還涉及到沿路各國、各地區的民族、宗教和傳統文化的調適應和調整問題，使得依托于該區域的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著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政治穩定性與政策變動、生態變遷與環境破壞、安全與利益沖突、貨幣與金融、外部力量干預等多方面的風險。如何有效控制面臨的各種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風險，需要沿路各國相互協調與配合，推動本地區的互聯互通與一體化發展。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需要積極倡導和推動亞洲自由貿易區和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在適當時期啟動中非自由貿易區和中歐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進程，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邁向更高的層次和水平。

作者：保建云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