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育論文:鄉村家庭教育的困境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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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曉偉單位：中國海洋大學

由于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壓力都非常大，農民工忙于生計，或無暇顧及子女，或疏于溝通和交流，家庭關愛明顯不足。生活在城市中的隨遷子女面臨家庭教育缺失、更加鮮明的城鄉對比所帶來的心理失衡和社會邊緣化等諸多問題，其行為習慣、心理狀態和職業技能的發展等各方面均深受影響。由全國婦聯、心系系列活動組委會等機構于2010年聯合的“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活動調查分析報告”顯示：目前，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其中，14周歲以下的約4000多萬人。外出務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留守兒童家長合計占了6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長在5年以上。［5］隨著父母外出務工時間的不斷延長，絕大多數留守兒童家庭團聚次數偏少，在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關注和呵護，極易產生思想認識、價值觀念和個性心理等方面的偏離或異常。“家庭是生命的搖籃，也是青少年兒童價值觀念最早形成的場所”［6］309，“兒童的人格和社會發展受父母教養孩子方式的強烈影響”［7］。家庭教育對個體成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影響及于整個家庭和社會的未來發展。然而，在我國社會轉型期，因顯著的城鄉差距而引起的農村勞動人口大規模社會流動，伴生了農民工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缺失問題。這種以“犧牲整個一代鄉村兒童幸福童年的代價”［8］34，來贏得農村家庭經濟狀況好轉的現象普遍存在，亟待解決。

問題的根源

作為我國社會轉型期農村家庭教育中最具挑戰性的難題，農民工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直接原因均為農民進城務工，導致家庭教育缺失。這一現象背后的根源則在于現代化的規律性客觀因素以及我國特有的經濟社會與教育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就目前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發展看，呈現出某些客觀的規律性特征。首先，以工業化與城市化為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城鄉之間迥然相異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和精神氣質，使得富有效能、活力和發展機會的城市猶如一個巨大的磁場，吸引著居住在閉塞、落后的鄉村的人們。大量的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部門，由此實現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意味著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社會從農村和農業為主的生活方式轉向以城市和工業為主的生活方式。［9］其次，在工業化與城市化浪潮的沖擊下，農村社會變遷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農村與城市相接觸，不用太久，農村就會朝著商品化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10］，無論生產方式還是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都會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以家族和親緣關系為軸心的人際關系日趨淡薄，改變了農村家庭社會互動網絡與方式，使之本就匱乏的社會資本愈顯弱化。日益加劇的社會流動與農村城市化，使得社會資本匱乏、缺乏市場競爭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的農村家庭，在由傳統鄉村“熟悉的社會”［11］逐漸向城市社會陌生人世界轉變的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親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說父母親教育資本的多少，在任何時代和制度約束下，都顯著而直接影響著子女的受教育資本”［12］194，進而影響其社會經濟地位的獲得，因此，農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弱勢對子女教育和成長產生阻礙作用，僅僅依靠農民自身的力量很難改變這種“上一代人傳遞給下一代人”的弱勢［13］。

第二，在我國所特有的全面而快速的社會轉型與經濟體制轉軌同步推進的現代化進程中，因長期實行的“城市偏好”的政策導向，加劇了農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弱勢狀況，短時間內難以扭轉，從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其家庭教育資本的投入和科學理念的培育及實施。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我國的社會轉型與經濟體制轉軌同步推進。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仍將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為支持趕超式的重工業發展戰略而采納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戶籍管理制度及其附著其上的各項社會福利制度及就業制度，因為“路徑依賴”的剛性作用，至今仍橫亙在農民進城之路上，衍生出我國所特有的錯綜復雜的“三農問題”。在市場經濟競爭和信息時代“數字區分”現象［14］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農民家庭社會經濟的弱勢地位尤為突出。盡管以城市為核心的市場經濟的深入拓展、信息時代迅猛發展的交通通訊和現代傳媒、外出打工和都市生活的經驗及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帶來了農民現代性的高漲，但這只不過是都市現代化在農村的折射，無論是在物質層面還是在制度層面，我國農村現代化遠未完成，且處于一種嚴重的不均衡狀態中。［15］表現在家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由于優質教育指導的極度匱乏，以及城市良好就業機會的排斥，而產生的新“讀書無用論”等消極思想的影響，我國農村社會在轉型期逐漸丟棄了“耕讀傳家”的優良傳統。加之農村社會變遷中，“學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與神圣化、家長文化水平及教育能力自我認同的低級化，也導致如今的許多家長開始將教化子女的責任推向學校和社會”［16］，家庭教育對孩子未來發展所需綜合素質的培養全無概念。在功利的片面現代化的滾滾洪流中，農村家庭教育既失去了傳統家庭教化的作用，又不能滿足現代社會對全面發展的人的培養需求，與同時態的城市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視與豐厚投入形成鮮明對比。

第三，我國教育改革中難以撼動的“唯升學教育”［17］的應試體制，因農村孩子除了高考以外缺乏更好的向上流動的渠道，而在農村地區更加強化。同時，受農村學校教育資源短缺、“缺乏了好的教師，感受不到有意義的教育”［8］以及課程內容遠離農村生活實際等因素影響，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孩子中普遍存在厭學現象①。除少數具有較強求知動機、學習興趣和應試能力的孩子，能夠憑借個人稟賦及勤奮而通過高考實現“離農”愿望外，大多數人都要另謀出路，且其實際文化程度常低于文憑證明。農村家庭教育資本在代際傳遞中積累緩慢，明顯不利于農民子女社會經濟地位的獲得，成為僅次于戶籍制度影響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在教育資本的獲得，抑或是職業地位的獲得上，中國社會在2000年之后，都強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社會流動的先賦性因素提升了社會預期功能。這種情況增加了中國社會的不平等性，導致階層繼承的代際繼替性。”［12］195此類社會現象對農村的直接影響則是，一代又一代的農民作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者”［18］，將延續著農村家庭教育的困境，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既難以改變個體的命運，更無力改變農村社會發展的困境。“外部世界逼迫農民走出傳統社會，但卻不愿痛快地接納他們。農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陷入了某種困境”［19］，于是就有了“糧食是問題，但不是糧食問題”［20］、“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中國問題”［21］等看似悖論的真知灼見。而社會轉型期農村家庭教育面臨的困境，也不只是農村家庭本身的問題，更是錯綜復雜的“三農”問題與教育問題的綜合反映。

困境突破的基本思路

如果我們承認“家庭福利是社會福利的基礎”、“良好的社會最終還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質”的話，［22］就會發現這樣一個循環：當轉型期的農村家庭教育因農村社會發展的困境而面臨一系列困境和問題時，農村孩子的個人發展也陷入困境之中，反過來又加劇了農村家庭和社會發展的困境。其影響所及，不僅關乎一個數目龐大的兒童群體的現在與未來，更關系到農村社會及至整個國家的發展，迫切需要實現一定意義上的突圍。就基本思路而言，一方面有賴于整個社會的成功轉型、農村社會的順利發展、“唯升學教育”思維的根本改變以及農民群體文化水平和教育素養的提高等有利因素的增長；另一方面則取決于農民個體的自覺意識和主動行為。從外部因素看，首先要改變目前資源配置極不均衡的以農村凋敝為代價的城市化趨勢，科學有序地推進農村社會轉型，徹底破除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障礙，糾正行政管理體制弊端，在“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23］的現代化理念指導下，“促進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24］，從源頭上消除億萬個農村家庭的奔波與分離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為農村家庭和農村教育困境突破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

其次，要改變全社會功利的教育價值取向以及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和“篩選”功能［25］，適應時展的趨勢和要求，培養“整個的人”［26］，“努力去影響孩子和青少年使之成為一個具有生活能力的人，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身體能力和心理能力；社會能力和職業能力；道德能力和精神能力”［27］，使農村孩子不論將來是進城還是留鄉，都能“獲益于旨在滿足其基本學習需要的受教育機會”［28］109，并終身保持學習的興趣，不斷提高自我教育和社會生活以至世界生活的能力，為農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最后，要努力促成農村大教育系統的建立和完善，充分發揮學校、社區、政府機構、志愿者組織等外部力量與家庭教育的聯動作用，營造良好的農村文化環境，扭轉不良社會風氣，為農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提供有力的社會支持。而從農民個體因素看，無論外部環境如何，無論發展的條件是否具備，家庭教育每天都在發生著。

實現農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的主體力量在農民自身。農村父母首先要加強對家庭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的重視程度。“人口質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29］，而“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場所，并在這方面負責情感和認識之間的聯系及價值觀和準則的傳授”［28］96，特別是“幼稚期（出生至7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個時期。”［30］因此，父母必須具有早期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意識，關注兒童與生俱來的“吸收”能力［31］，“會自覺不自覺地模仿父母的言語、思維方式和價值邏輯”［6］309，既要言傳更要身教，并重視“兒童在成長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情感的發展程度”［32］，為其適應學校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指導。其次，要充分認識自身和農村所具有的獨特教育優勢，相信自己能教育好孩子。作為農民，受教育程度低，社會地位不高，這是歷史和社會因素造成的。農村父母對此要有正確認識，樹立起“無有農夫，誰能活天地間”［33］的自豪感，盡管自己只是平凡的小人物，“終其一生也許都不能積累很多的財富，也可能一輩子都默默無聞”［34］12，但如果“能把堅韌、細心、勇敢和對生活的熱情都傳遞給孩子……把積極的生活態度和好的人生經驗和品質積累下來，留給孩子”［34］12，就是對孩子最好的教育。而自然、質樸、展現著天地萬物的整個過程及其生命美感的農村生活，與這種吃苦耐勞、踏實奮斗的農民品質，正是農村家庭教育的優勢所在。

最后，要正確認識時展的趨向，不斷學習，提高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如果說“過去存在若干長者，憑著在特定的文化系統中日漸積累的經驗而比青年們知道得多”［35］85，現在卻不再如此。急劇的社會轉型、迅猛的社會變遷、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激發了年青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走出家門的斗志，父母在家庭中憑著傳統因素而確立起來的權威被逐步消解。農村家庭教育的有效出路將取決于父母能否適應“后喻文化”的要求，“反過來向晚輩學習”［35］27，以自身熱愛學習的態度和自我教育的成效影響子女，并利用年輕一代“廣博而新穎的知識”共同“建立一個富于生命力的未來”［35］98。

適用于現階段的具體對策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需長期奮斗和爭取并要經過代際積累的過程才能起到一定促進作用的情況下，要有效解決現階段農村家庭教育中最為急迫的問題，可從社區這一“社會政策重要的和基本的操作單元”［36］入手，充分發揮其社會資源動員機制和社會服務遞送機制，以使政府相關政策有效落實，并運用全社會的力量，為農民工隨遷子女與留守兒童提供優良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著力提高廣大農民的教育意識和水平，切實取得轉型期農村家庭教育困境的重大突破。“天下間無一人不位處并生活在社區之內”［37］。作為一定地域范圍的社會共同體，社區與城鄉居民息息相關，以其特有的社會服務功能凝聚居民共識，增強認同感與歸屬感，提高居民生活質量。與公共服務不同，社會服務是針對社會成員所發生的特定困難而開展的幫助、扶助或支持等活動，具有“人格化、行動指向的特定性和具體性”等特點，因人而異，因人的不同困難而異。［38］具體到農民工隨遷子女與留守兒童問題，社區可提供的功能機制主要如下。

第一，社會政策資源的動員機制。針對農民工隨遷子女與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缺失問題，所需社會服務涉及多元主體和多類資源。除政府資源外，還有各類志愿者和社會物力、財力等。城鄉社區主要“在社會政策資源的籌集、吸納、整合和分配中擔當中介作用”［36］，一般由社區內的政府組織和社區自治組織來承擔，并通過三種途徑動員各類資源：（1）組織社會各界募捐；（2）運作公益性項目，爭取政府或其他社會組織的經費支持；（3）招募志愿者并組織協調其行動，比如為到社區從事社會服務的學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信息引導、技能輔導和統籌協調，使之能夠有效有序地開展活動。

第二，社會服務組織的催化機制。從國際經驗看，具體生產和傳遞社會服務的是運作于社區的各類功能性的服務組織，特別是那些非政府和非營利的民間組織，通過志愿者行動，已成為社會服務的主體。此類組織的培育和成長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降低門檻，加以鼓勵和催化。國內社區在這方面的相關探索業已展開，如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區所成立的“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站”，就是在中國發展基金會“關注流動兒童、促進社會融合”的項目扶持下，與負責該社區治安的昆明市西山區西華派出所和微軟中國公司合作推動的。微軟中國公司還和社區里的一所民辦學校合作，設立社區學習中心，成年人也可在此學習計算機技能。［39］社區中心多元化的活動和教育方式，適合不同年齡與興趣的孩子需求，為農民工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提供了一定的成長支持和技能培訓。

第三，社會服務的遞送機制。上述各類被激活并動員來的資源通過一定的組織化過程和轉換作用，生產出一定類型的社會服務并將之輸送到需要幫助的人員那里，即為社會服務遞送機制。在這方面，北京市主要通過項目化運作的形式委托給專業性的社會組織具體運營和管理，政府出資購買其提供的具體服務，最終滿足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如大興區清源街道金華里社區的“新居民之家”運作“小小樂園”，主要開辦少年兒童服務項目，并為新居民們提供生活服務與城市生活能力指導，［40］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今后，城鄉社區需著重加強社會服務功能機制的建立健全，為農民工隨遷子女與留守兒童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特別是農村社區要著眼于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與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推動農村家庭總體向上的發展；并注意結合農村生活實際，避免“教育中的浪費”［41］，通過教育質量的增進在農村家庭代際積累后，對家庭教育產生良好效應；同時，整合政府、學校、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等各方力量，促進教育培訓和交流，提高教育者能力；還要大力挖掘、保護和推介農村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密切聯系走出家鄉和退休回鄉的知識人，促進農村文化“大發展大繁榮”［42］，增強農村生活吸引力和農民自信心，共同努力打造一個讓人留得住、回得去的新農村，以真正實現我國社會轉型期農村家庭教育的困境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