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教育發展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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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魏初發展教育的措施

(一)創立教育機構

公元386年，拓跋畦建立北魏后，為教化子民，曾向大臣求教良策。定州大中正李先告訴道武帝，只有經書才是“治理國家的典籍，教化之本”，皇上可令“州縣搜索備運”。于是道武帝“班制天下，經籍稍集”。_l。。經書送到平城后，又令召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者凡四萬余字，號日眾文經”。可見，搜集書籍，重用有才學之人，是當時魏主加強文治的主要措施。392年，“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如左長史張袞“嘗對魏王蛙言燕秘書監崔逞之材，硅得之，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后來崔逞被道武帝所殺，這一事件使得原本想投靠道武帝的東晉司馬休之等數十人轉至長安和廣固。司馬休之的做法讓“畦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也許這也是后來眾多儒士愿意留在北魏的一個原因。北魏于天興二年(399)，“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恢復國子學和太學，雖然當時的太學人數還不能與東漢時期相比，但畢竟是一個進步。到太武帝拓跋燾時，繼續發展太學。始光三年(426)春，“別起太學于城東，后征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這說明北魏教育取得了初步成果。獻文帝時，前朝老臣李訴勸諫皇帝要重視學校的教化作用，得到統治者的贊許。李訴上疏求立學校日：“建庠序于京畿，立學官于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今所在州上，學校未立。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學官”。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州郡還沒有官學，獻文帝于是召見中書令高允，日：“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獻文帝令高允與秘書省配合辦理此事。很顯然當朝迫切需要恢復官學以教化子民。對于統治者的想法，高允極為贊成：“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觀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到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18]獻文帝同意此法，所以“郡國立學，自此始也”。此后在天安元年(466)七月，“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學生六十人”，_北魏地方官學從此創立。從高允的上表可以看出，當時的郡學有完整的體制，不僅對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人數有規定，而且對教師的年齡也有限制。但是這些措施的實行是不是統治者有意在進行漢化呢?L2¨筆者認為這一說法還可以探討。獻文帝時北魏政權重心還在平城，統治的要地為鮮卑族的游牧之地，離中原漢人居住區尚有一定的距離，因此，獻文帝是否有被漢化的意愿，尚不得而知。

(二)重用漢人飽學之士

北魏重視延攬人才，對漢族的儒生加以任用，吸收有才學之人進入政權。北魏統治者原是游牧民族，到太武帝時北魏“方尚武功，貴族子弟不以講學為意”。_22這種局面使北魏對漢族地區的統治極為不利。所以統治者采取積極措施，把漢族中飽學之士納入政權，這樣即可影響本民族學習漢文化，又可擴大統治基礎。因為這些人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對草原文化沒有隔閡，可以協助拓跋氏君主解決兩種文化接觸時所產生的種種的問題。_2糾太武帝于神麝四年(437)詔日：“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潁、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盧玄和高允同時被“辟召儒俊，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0[25]除重用才學之士，另一方面對獻出經史子集的涼州陳留、江強，“亦拜中書博士”。這說明從道武帝開始重視搜集經書的傳統還在繼承。同在太武帝時期宣威將軍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教授七百人”并且設立“賞罰之科”，使得“魏之儒風始振”。_2有些儒生甚至對北魏教育事業奉獻一生，如高允“年將九十，仍勸人學業，風化頗行。”BJ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統治者已經在書籍的搜集、學校的創設和人才的任用方面打下了基礎，客觀上促進了當朝教育的發展，也對后來北魏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孝文帝和宣武帝對教育的重視

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對黃河流域統治進一步加強，擺在統治者面前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有效地治理好中原大地。游牧文明統治農耕文明，如不接受漢文化，不學習和理解中原文化是無法從根本上治理國家的。孝文帝是個有遠見和抱負的統治者，他重視教育，認為教化子民是維護穩定統治的根本。

(一)推崇儒學，搜集經書

孝文帝對教育的重視首先表現在對孔子的尊重和對儒學的推崇上。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86)七月，“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29延興元年(471)四月詔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圣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I3叫太和十三年(489)，“立孔子廟于京師”，并且“行幸魯城，親祀孔子廟”。此后，“詔拜孑L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太和十六年(492)正月，孝文帝又一次祭拜孔子，并封孔子為“文圣尼父，告謚孔廟”。l3孝文帝在太和中期，“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裨時用者加以厚賞”。仍然采用獻書封官的辦法。宣武永平三年(510)六月又一次下詔“重求遺書于天下”。_3建學校、搜遺書成為三位統治者的共同點，北魏在道武、孝文、宣武先后三次詔求天下書籍，對保護經書，“補王者神智”都起到了極大作用，加快了鮮卑民族學習中原文化的進程，對加速其自身漢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動北魏教育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幫助。

(二)開創新的教育機構

孝文和宣武對教育重視的另一個表現是新建教育機構。北魏統治者不僅恢復了國子學和太學，而且還發展出新的皇宗學④和算術學。皇宗學曾有段時間荒廢，北魏遷都洛陽后，孝文帝對陸睿、元贊等日：“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墻也”。_3刮這句話可以看出孝文帝對皇子皇孫的才識深為憂慮，因為這是關系到北魏是否能夠長久立足于中原的大事。與此同時，大臣對皇子們的教育狀況也很關心，秘書丞李彪上表日：“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于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于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_3孝文帝對皇族教育的重視不是偶然的。495年，太子恂到平城奔太師熙之喪，北方保守勢力利用這一機會反對孝文帝遷都，這一舉動幾近讓剛剛進入中原的北魏政權分裂，仍然保留有很多胡風的拓跋恂所作所為讓孝文帝深感痛心。孝文帝明白，只有教育他們學習漢文化，才能使拓跋氏政權統治更為長久，這是創建皇宗學的根本目的。高祖有意要把皇子們塑造成像他一樣傾向漢文化的君主，所以對皇子的教育問題特別重視。3這既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也是進入中原后繼承大業的需要。正如李彪所說的“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3要避免皇子皇孫不才現象的出現，就只有讓皇子皇孫接受教育。任城王澄表日：“愚謂可敕有司，修皇宗之學，開辟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皇宗學修好后，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3)，“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此外，孝文帝時還創立了四f-JIJ~學這一新的學校。孝文帝遷都洛陽后“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太和二十年(497)，國子祭酒劉芳上表提出把四門小學校址改為與太學同在地，因為“四郊別置，相去遼闊，同處無嫌”。四f-JsJ~學的建立“加強了拓跋部的基礎教育，使少數民族子弟從小接受漢文化的教育”，J對北魏教育事業的作用是應該肯定的。算術學雖不是北魏首創，但是算術學在北魏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太和初年，范紹原本是“充太學生，后轉算生”，這表明算學已經創立了④。北魏時的算學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高允撰《算術》三卷；信都芳注《重差勾股》、《四術周髀宗》；董泉撰《三等術》一卷(今不流傳)，另外，現今流傳的《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等也疑為這一時期的著作。⑨孝文帝開創性的設立教育機構，為北魏教育的興盛又辟一條新途徑。宣武帝主要是對國子學、皇宗學和四門小學進行了修復。宣武初年，任城王澄“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正始元年(504)，詔日：“可敕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這次營繕可能沒有成功。因此，在延昌元年(512)，宣武帝又一次下詔日：“嚴敕有司，國子學孟冬使成，太學、四門明年暮春令就。-4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小學恢復后，世宗“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稱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余人，小者猶數百”，_48_“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L4學校興盛可見一斑。

(三)重用漢人和設立學官品級

孝文帝“愛奇好士，情如饑渴”，“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居近塞下”與“往來國中”的漢人和胡人同時被重用，在北魏初期貢獻了他們的力量，但在拓跋氏政權統治的范圍繼續擴大后，他們的能力和經驗，已不足以應付迅速發展所形成的復雜局面。于是，拓跋氏君主就不得不把目標轉向有政治經驗的中原士大夫。孝文帝南遷洛陽后，“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這使得宗室和代人往往不樂，因此孝文帝對員外散騎侍郎王清石說：“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識，欲見之見，欲言則言。”這說明孝文帝對漢人給以極大的信任和鼓勵。常景，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后為門下錄事、太常博士”。因為劉芳“篤學而有志行”，于是令“(劉)芳入授世宗經”。后又詔“以(劉)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世宗繼位后，仍在“左右敷訓經典”。這些例子只是眾多漢人被重用的一個縮影。表明了飽學之士的漢人在北魏政權里有很高的地位，這是北魏儒學教育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北魏有較完整的教育體系，所以對于學官的品級也有明確的規定，這也可以看出統治者對教育官員的重視，官階的設立對發揮學官的積極性應該是有促進作用的。孝文帝和宣武帝對漢族文人的重視是北魏教育興盛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正是這些儒學之士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加速了北魏的漢化進程，成為鮮卑族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孝文帝和宣武帝對教育事業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后人的認可。孝明帝時，子恭上書日：“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可見，對兩位皇帝的稱贊極高。

三、孝文宣武時期各級官吏的支持

如果只有統治者一廂情愿地重視而沒有地方官員的努力執行，北魏的教育政策是無法全面實施的。這時期地方官員對學校的作用有了足夠的認識，能夠勸諫統治者重視學校的教化作用，積極發展地方文教事業，可以說他們是北魏教育興盛的有力促進者。

(一)在地方任職期間積極發展教育

孝文帝時河南尹李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親為立贊”。韋或“出為雍州治中，轉別駕，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于州總教。又于城北置宗武館以習武焉。”韋或不僅設立學校，同時還親自講經，慕名而來的學生無以數計。對此，韋或的墓志可以為證，“建太學，置崇文堂，立孔圣廟，生徒負養，慕義如云，俎豆之容，道齊一變。政事之暇，親為執經，高義既清，徽言載緒”。62可見，韋或在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西兗州刺史高佑，“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到他把教育推向更基層。地方官吏不僅自己辦學，對一些有助于教化的事也給予積極支持。宣武帝時，崔休在任渤海郡守期間，“大儒張吾貴有盛名于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余人。生徒既眾，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這些都可以直觀地得知北魏眾多官吏在地方積極興辦教育，成為北魏教育事業興盛最有力的支持者。

(二)官員不斷向統治者進言獻策

孝文帝遷都洛陽后，雖然很快恢復了教育，但是“國子學堂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這一切在國子祭酒鄭道昭看來是十分不利的，他認為治理國家的關鍵是要有人才，而人才的培養則必須先有學校。他請求統治者“重敕尚書、fIT，考論營制之模，樹舊經于帝京，播茂范與不朽”。宣武帝時，道昭任州都，他認為北魏初期在仍有戰亂的情況下，依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官員還能“妙選英儒，以崇文教”，今天下承平更應如此。但是，在“學官凋落，四術寢廢”，教育發展不如前期的情況下，道昭上表日“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_6緊接著道昭又表日：“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并置生員，前后累上，未蒙一報，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有章，儒風不墜，后生睹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像這樣關心教育的官吏較多，如中書監崔光也認為“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L6再如南安王子英也對教育的發展提出建議，“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練考。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_7。又如永平元年(508)十二月，“尚書令高肇，尚書仆射、清河王懌等奏置小學博士員三千人”。“這一舉措的實行，對加強小學教育是有極大的幫助。從上實例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官員對教育的作用有充分的認識。他們認為，學校的建設是教育發展的前提條件，沒有學校，教育就無從談起，可見北魏地方官員把學校的作用闡述得十分透徹。總之，北魏孝文宣武時期教育的發展除了上面所論及的因素之外，還有一些原因也是不能忽視的。據楊吉仁介紹，還受后趙、前秦、慕容燕等國教育的影響，且河西隴右和江左的士人也對之產生影響。北魏除了官學之外，私學也很發達。在北魏，私學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對教育的促進尤其是對漢人儒學之士的培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太武帝想禁止私學，詔令“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r但是這并不能扼殺私學的存在，因為禁止私學發展不符合時代潮流，很快又恢復了私學，如“景穆時陽平王之孫乃置學館于私第，集群眾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M從中得知不僅私學有所恢復，而且還出現在王族當中。孝文帝遷都洛陽后這種氛圍更加濃厚，“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余人，小者猶數百。”l北魏私學是“官學教育的重要補充，對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孝文帝為促進教育健康發展，摒除了有害教育發展的讖緯之說，凈化社會風氣。他認為讖緯之說“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憑”，所以他于太和九年(485)正月詔令“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紀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自東漢以來流行的讖緯之學，不僅對學術的發展有害而無利，對社會安定也構成威脅。所以，孝文帝認為它是“徒為妖邪憑”并堅決予以焚之，這是極為正確的。另外，史書還出現了北魏婦女重學的現象。如李彪之女“幼而聰令”，世宗“召為婕好”，“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從中我們可以得知上至皇宮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學，這種風氣對教育的發展是個有力的刺激。此外，北魏遷都洛陽這一重大事件對北魏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北魏遷都前統治者重視教育，是為了更好地教化子民，提高民智，增強國力。遷都洛陽后，北魏的政治中心隨之轉移到了中原，這時期統治者和地方官吏積極發展教育，這是拓拔氏治理國家的迫切需要，積極學習中原儒學，以使自身在中原的統治能夠長久。而孝文和宣武時期是北魏定都洛陽后的繁榮期，相對于北魏其它時期，擁有更多的精力去關心教育發展。所以，這一時期教育得到長足發展，具有它的特殊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