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院法官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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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考試成為法官的現實問題。這種現象如任其發展，將嚴重的影響我國的司法制度改革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步伐。
我們的各級法院確實有一些高素質的法官，我們有些法院，特別是高級法院或經濟發達地區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或碩士、博士畢業生，他們有著堅實深厚的法學理論基礎，經過一段時間的司法實踐，積累了豐富的審判實踐經驗，能夠熟練地運用法律和法學理論解決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各種法律問題，已經成為各級法院的中堅和骨干。但遺憾的是達到這樣標準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體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優于經濟欠發達的地方，上級法院優于下級法院。
基層法院普遍存在干警學歷層次偏低，人員素質不高等問題，與審判工作的高標準嚴要求不相適應，具體體現在：一是中立、公正、獨立、民主、效率、公開的企業工作人員相比。與類似職業相比較，作為同屬政法部門的政法委、公安機關，其警銜津貼大大高于法官津貼，并有財政保障，而法官津貼雖然標準低于警銜津貼，人員數量少于警察，但該項經費必須由法官自己想辦法解決。客觀地說，國家對法官素質的要求高于其他職業，而在收入方面卻低于其他職業，而在收入方面卻低于其他職業，兩者的反差極易造成法官心理的不平衡。在該市大多數基層法官，法官的月收入基本在1000元上下，個別縣法官還達不到這一標準。經濟的窘迫，促使一部分法官通過改變職業或崗位的方式來發送自己的經濟養廉史。有一名法官，父母兄弟都在農村，微簿的收入除料理自己家庭外，還需不時接濟農村的父母兄弟。當談到轉換職業的初衷時，他不免有些激動：“我就是奔錢才走的。我那幾百無的工次，比不上一個小學未畢業的農民工。父母省衣縮食供我讀大學，在我該回報父母的時候，我卻常常為錢焦頭爛額。當法官太寒磣了！”
2、法官政治待遇低。目前法院工作人員的級別仍然套用黨政訴模式，法官等級雖然存在，但既未體現為經濟待遇也未表現為政治待遇。相對于黨政部門來說，因與政治待遇給予的機關或決定人距離太遠，法院工作人員在職務上提升的機會太少，在政治方面發展的空間過于狹窄，在獲取同等政治待遇上的能力處于天然的劣勢。基層法院的一名法官，要解決副科級待遇，不僅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業績，更重要的取決于天時人各，可謂“功夫在詩外”。而在黨委、人大、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獲取相應待遇的機會極多，一般只要擔任內設機構正副職，即可解決副科乃至正科待遇。即使同為政治部門，公安機關派出所所長在多年前一經任命就可解決副科級待遇，而法庭州長解決副科級待遇才剛提上日程。一些無法調往外地、又不愿冒辭職風險的30歲左右的法官，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往往樂于轉往黨政部門，以期取得相應的政治待遇。
3、法官缺乏身份保障。我國法官法第八條規定，法官“非因法官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盡管有關規定十分明確，但地方黨政部門并不買賬，違反法官法及其他有關規定對法官免職、降職處分的情形時有發生。主要表現為：一是將法院作為一般行政服務部門，將法官視為一般公務員，列入當地行風評議、末位淘汰等范圍，一理有投訴，不尊重司法職業的規律和司法行為的特點，隨意降、免、調法官。二是一些擁有監督權的機關，偏聽偏信捕風捉影之類的指揮，輕率啟動對法官的調查程序，大有不查倒法官誓不罷休之勢，可最終結果證實，法官的行為并不違法，也無不當。三是機構改革中，地方人事部門無視法官法的規定，在法官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以執行精簡人員政策為名，違背法官意愿，強行免除法官職務。這種集體性、政策性違反法官法的現象，竟然沒有受到任何質疑，說明了法官法在執行中未得到應有的尊重，也印證了法院在現實政治框架中的較低地位，更表明了法官身體缺乏應有的保障。
4、法官承擔過重的職責。“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馬克思的經典論述說明了法官只對法律負責。然而，現實要求法官行使職權必須體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否則，即使適用法律正確，也難逃其咎。由于社會效果的內容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往往成為外界干擾法官辦案的正當理由，甚至成為某些人實現私利的合理根據。在此情形下，法官面對案件，除了考慮法律的規定外，還必須考慮雙方當事人的接受程度乃至一些案件之外的背景因素。甚至在某些案件中，法律是否得到準確運用倒在其次，法官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愿作出裁判結果，這一點，上方面限制了優秀法律人才的個性發揮，使之難以脫穎而出；另一方面也在整體上降低了法官職業在專業知識上的挑戰性，法官的人才在現實的磨礪中逐漸平庸化。一位在職法官指出：目前的司法環境狀況，無形中給法官增大了工作壓力，而這種壓力是無法通過自身努力去化解的。也許不斷積累的壓力，是法院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因素。
5、法院內部管理過于行政化。首先，我國長期以來將法官作為公務員、國家干部看待，在政治待遇、工作待遇上套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管理模式，評價一名法官事業成功與否，主要以其職務和職級的升遷為標準，使得法官的價值取向于政治化。在法院難以得到升遷的情況下，轉而謀求調往其他一些較易升遷部門的大有人在。其次，法官獨立的觀念未得到認可，法官在實際辦寧中難以體現應有的獨立性。在職權行使上，法官不僅受到外部干擾，而且在內部請求審批過多。對一些疑難或影響較大的案件，層層審批成為必經程序，獨任法官或合議庭幾乎沒有獨立決定的權力。這樣，法官只是一個案件承辦人，無法作出真正體現自己意志的判決，也就無從體會到通過自主審判來推動社會進步的內心滿足感和成就感。
6、法官職業入門條件提高。2001年修訂的法官法，將擔任法官的學歷條件從大專提高到大學本科。在具體實務操作中，法院系統還加強了對調入人員的管理力度，除堅持《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政法干部隊伍建設的決定》中確定的“凡進必考”原則外，還出臺了《關于加強任命法官管理工作的通知》，對法官任職的審核程序進一步細化和嚴格。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一大批不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其他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復員轉業軍人被擋在法官職業外，形成了調入人數與流出人數“入不敷出”的表征；另一方面，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人員，其優良的素質與其挑逃職業提供了資本，法院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法院對他們沒有足夠的吸引力，這是高素質人才進入法院少的深層原因。
對策：
人才流動是任何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然現象。人才的合理流動，既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基層法院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法院人才流動的狀況，已超出了人才合理流動的范圍，并在一定程度影響了法院工作的發展，亟需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然而，解決基層法院人才流失的問題，必須密切結合中國實際，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尊重人才流分理處的合理訴求，體現司法職業特性，符合法官職業化建設的目標。否則，人才流失的問題得不到根據解決，反而會衍生更多矛盾。
大力推進司法體制和改革，凸顯法院職業社會地位。
一是切實提高法官職業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司法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理解、尊重和維護法官職業的地位和權威，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前提，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對這一點只有在全社會（包括領導決策機關）形成共識，才能正確定位改革目標，順利推進改革進程。
二是強化職業保障。要切實完善制度，建立獨立的專業性的法官考評管理委員會，明確限定調查、追究、罷免法官的法定事由，科學設置監督法官的程序，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不因實現原因所致裁判錯誤而使法官受罰，實現對法官考核、任免、調查、追究、處分等事項的專業化、程序化、法治化，依法保障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免除法官行使職權的后顧之憂。
三是合理提高法官薪酬。收入是一個人勞動價值的具體表現，沒有合理的工資收入，要求法官始終如一地正確行使生殺予奪、萬金歸屬的職責，那完全是違背人的基本需求的道義苛求。這種苛求，要么使法官走向腐敗，要么使法官掛靴而去，更可能使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成為一句空話。在精簡法官數量的基礎上，合理提高法官經濟待遇，確保法官享有與其身份、地位相符的尊榮，是留住人才、凝聚人才、吸引人才的基本措施。
四是淡化審判管理的行政色彩。在提高法官素質同時，要深化審判組織改革，逐步擴大法官的審判權限，全面落實合議庭的獨任審判員的職權；轉變院長、庭長和審判委員會職能，將工作重心從審批、討論具體案件移向宏觀指導和審判管理；遵循審判規律，改進監督管理方式，既保證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又切實防止司法恣意和司法腐敗。
強化激勵機制，建立良好的用人環境。
一是完善考核制度，實現考核的科學化和客觀化。要根據法院工作的特點，按照審判工作的規律，結合法院工作任務和人員實際，科學確定考核指標和考核標準。實行日常考核與年考核相結合，吸收法官代表參與考核，定期公布考核結果，并以考核結果作為使用人才的依據。
二是完善競爭機制，形成正確的用人取向。要堅持“公平、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擇優選拔、擇優使用各類人才。要通過競爭感到一種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機制，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破除人才使用論資排輩、平衡照顧的觀念，使人才既看到希望，增強上進的動力，同時也感受到應有的壓力，真正認識到靠水平、靠能力、靠業績發展自我，在奮斗中實現個人的價值。對不勝任現職的人員，要做出必要的調整；對工作業績突出、群眾公認的法官，要大膽使用，委以重任，讓他們在重點工作崗位上得到鍛煉。
三是完善獎懲機制，真正體現人才的價值。在科學考核、合理使用的基礎上，要根除平均主義思想，建立起完善的獎懲制度，實現獎勤罰懶，獎能罰庸，獎優罰劣，使人才的價值得到充分體現，使人才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從而形成用人機制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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