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與法律制度變遷關系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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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行政關系；WTO；法律解釋；司法

論文摘要：加強WTO的研究是我們成功應對挑戰的前提，也是我們深化改革的一個必要條件。WTO規則不能單純地理解為國際性法則，而是要與國內法結合起來一起考察。從法律解釋的性質出發能更好地闡釋WTO與國內法律制度變革的關系。成功應對WTO需要國內法與之相配。

我國在2001年正式成為了WTO成員，這意味著一系列的制度變革更具有透明性和開放性，特別是管理市場的行政方法和法律手段要及時地作相應的配套改革。這既是履行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也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必然要求。從行政關系本身所固有的性質、特征和職能出發來闡釋法律現象和法律關系，可以更好地領會加入WTO的精神實質，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為什么市場化改革需要對行政管理進行改革，以及它所產生的積極效果。這是我們的立足點和方法論，是“源頭活水”。從這個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出發，才能找到有力的手段和有效的措施去積極應對WTO的挑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使改革開放事業能夠順利進行下去，而不是被動地去應付，敷衍塞責或是不切實際地做些法律條文修改之類的官樣文章。

一、WTO與行政關系

加入WTO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人甚至將它與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相提并論。它所產生的影響或許是我們今天還不能完全看到的，但無疑是巨大而深遠的。加入WTO之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事業各項進程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WTO的前身是GATF，GATF最初設立時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國際組織，它是一系列規則的集合。對于這些規則，我們不能按照傳統的國際公法來解釋，將它看做純粹以國家為義務單位而不涉及到個人的法律，而事實上，WTO規則的許多用語是直接涉及到個人的，甚至是針對個人行為的。它強調對私人權利的保障，只不過實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它對私人權利的保障是通過限制政府行政權力的方式實現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它理解成為國內法，認為將WTO的文字轉換成國內法就具有了法律適用的所有條件。而事實上，WTO規則中的許多用語需要在WTO體系內作進一步解釋，并且它與國內法的解釋方法尚有相當大的差別。例如，WTO的解釋受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約束，其解釋方法要遠比國內法來得復雜。為此，需要加緊研究WTO規則的內容和特點。

因此，在我們加入WTO之前，就應該很好地研究這種規則的特點，加入WTO之后更應該熟練地操作這些規則。對于為什么要設立這些規則而不是那些規則，以及如何設立這些規則首先要領悟透徹，把握根本的原則和方法。

WTO的指導思想，就是以市場經濟作為基調，以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為基本原則，保障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個相對開放、自由發展的環境。它要求政府規則的透明化并逐步減少政府的管制，限制行政關系在市場中的存在，或者講，行政關系在市場經濟中應當是有限的。因此，加入WTO之后首先受到沖擊的還不是我們的經濟組織和經濟部門，而是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從2001年開始，廢、改、立的相關法律、法規多達幾百項(尚不包括地方行政法規)，這些都是為了符合WTO規則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它提出一個實質性問題，即在與WTO規則保持一致性而大量修改行政法律法規的同時，如何能使得我們的行政管理關系的改革有一個長期的、完整的思路，保持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也是非常關鍵的，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前者。我們當然是希望二者保持時間上的一致性，但是，法律關系的這種調整、變動方式，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二者不相一致，甚至內在地產生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這種情形是不利于改革開放的，嚴重時還會發生經濟和社會的不穩定現象。

WTO是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WTO規則是以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事務為法律調整對象的，它要求成員國的行政管理方式與市場關系相容，不干預和妨礙自由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雖然它在諸如環境、勞工、競爭等方面所設立的規則還很不完善，但是，在已有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領域，對成員國所作的行政管理限制是非常明確的。

首先，要放松對市場的行政管理。例如，大幅度地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消除差別管理，實現國民待遇和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其次，要求行政管理透明化、規范化、制度化。再次，要逐步減少行政管理措施，至少是在成員國加入WTO之后行政管理的措施不得增加。

我國原有的經濟體制是服從和服務于計劃經濟的，因此，市場化程度相當低，只存在于計劃和行政手段延伸不到的角落，如農民的自留地、農村集貿市場以及城鎮農貿市場。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開始市場取向的改革，1994年以后才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鞏固和提高是在90年代之后才得以實現的，它意味著市場而不是政府作為資源的基本配置手段。但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即在實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仍然在起作用，因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團以各種方法妨礙、阻撓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平衡各種利益關系，存在很多問題，反過來，也使得行政管理現象在經濟事務中仍然大量存在。迄今為止，我們的市場化改革仍有許多理論難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確立及各自的定位需要進一步界定。

二、行政關系與司法關系

正確地理解行政關系與市場關系的性質和特點，對于理解WTO規則以及加入WTO對于我國管理關系帶來的影響有著很大的意義，對于深刻體會現有行政管理關系的內在矛盾，進一步明確改革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也是非常關鍵的。

要知道，我國的行政關系，以及具有行政管理關系性質的社會關系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傳統的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管理經濟與社會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行政方法；另一方面，具體的社會實踐、社會生活也十分認同這種行政方式，無論是企業管理還是司法實踐，在很多情況下行政方法反而是直接有效的。司法、立法，以及約束市場的方式都包含著相當多的行政性因素。因此，對于行政關系和市場關系的研究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

行政關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管理關系，下級機關的職能來源于上級機關授權，它隸屬于上級機關，并對上級機關負責。一級行政機關需要嚴格按照授權規定行事。這就決定了行政關系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行政關系的單向性。行政關系是自上而下地串聯起來以實現有效控制和傳遞信息的目的和要求，因此，它不允許有雙向權力關系的存在。在行政關系中，下級機關的任用、職能都要由上級機關指派和確認，下級機關只能根據上級機關的授權行事。因而，也就派生出了下面另外幾個特點。

二是行政關系需要明確地授權。授權的規定要具體明確，這是行政關系合法性的依據。正如前面所述，行政關系是一種自上而下賦予的權力，這種單向性也就決定了它的權能只能來源于上一級的行政機關，由上級機關界定權限大小、行使范圍，行政機關對于其下屬的任命或是離職具有決定權。這是行政高效率運行的基礎，也是行政之所以有效率的關鍵。正因為行政關系能夠促進社會的有效運行，所以，它成了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三是行政關系中下級機關的非主體性。由上級機關具體考察下級機關的職能和業績，決定其是否留用、晉升或是降級，在這一點上，下級機關是沒有任何談判的權利的。下級機關的非主體性也是保證行政關系一體性和行政機制有效運作的重要條件。

四是解釋的狹義性。解釋規則的方法有很多，有文字解釋、擴張解釋、歷史解釋、經濟解釋等，最基本的形式為狹義解釋與擴張解釋。狹義解釋是按照文字的一般意義所進行的解釋，僅限于文字的意義，不考慮具體事實的變化或是在規則制定之時沒有考慮到的情況。當出現數種解釋時，就選擇其中最為狹義的一種解釋。為什么選擇這種解釋方法，也是由行政關系的性質決定的。狹義解釋是意義最為明確的一種解釋，最不會產生爭議，因此是行政關系有效運作的保障。

當然，這種解釋方法也有許多弊端。由于它“咬文嚼字”，因而容易忽略社會發展的多樣性，特別是經濟生活的多變性，因此，用這種解釋方法來應對不斷變化了的現實，它的有效性就成了問題。

五是政府盡可能少地承擔行政責任。從上述幾個特點自然就能夠推斷出這個結論。首先，采取狹義解釋能夠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同時，上級機關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因為規則是上一級機關制定的，命令也是上一級機關下達的。

因此，行政責任是不獨立的，下級機關的責任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權力相對集中。顯然，司法關系與行政關系有著本質的差別。行政關系首要的條件就是保證行政的有效性，即相關指令的上傳下達，并及時采取行動；而司法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礎是保持社會公正性，平衡具體的利益關系，因而使得司法關系具有自身的特點。

司法關系首先就涉及到法律解釋問題。由于成文法的規定具有抽象性，如果用狹義的方法解釋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勢必不能真正實現社會公正和利益平衡，只會出現“削足適履”式的笑話，因而產生了專門的法律解釋機構，專門負責法律的解釋和法律規則的適用。

其次，司法系統的基本職能是維護社會公正，它對現有法律規則作出了靈活的解釋，而對于法律規則尚未規定的內容，也要在作相應的變通后給予明確的解釋(如變通解釋)。

再者，就是法官判斷的獨立性。法官是社會結構中的特殊組成部分，它不應受任何社會力量的支配，法官對自己的判決負責，具有獨立判斷的能力，這和行政關系的整體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四，司法關系與行政關系的價值導向不同。司法關系關注的是社會公正和利益平衡，因此，它往往不像行政關系那樣具有主動性，它并不是主動去干預社會事務，而是坐等當事人上門。民事糾紛中的“不告不理”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當事人之間的糾紛自己能夠達成新的利益平衡，也就不需要法院來干預。

三、行政關系與市場化改革

市場經濟是瞬息萬變的，供需關系在不斷改變，個人的預期也在不斷改變，顯然，單一的規則不足以應付這樣一種變動的社會，這是市場關系的主要特點。如果用單一的行政關系來管理(管制)經濟，就無法真正反映市場的多變性，結果是“一統就死”。但是，僅有司法關系也是不夠的，正如前面所述，它往往具有消極性，即只能在市場關系出現問題時才進行干預和調整。介于二者之間的大量經濟事務是自主性行為，是與“自由競爭”相聯系的。WTO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自由競爭的經濟秩序，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干預。像WTO中的非歧視待遇(主要體現為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它的作用也就是鼓勵平等競爭，減少政府的作用。超級秘書網

在我國，經濟事務中存在著過多、過濫的行政關系，它既是計劃經濟存在的產物，也是我們延續傳統行政管理經驗和方法的必然結果，是多年改革之后仍然沒有擺脫的一個“陰影”。依據我國加入WTO所作的承諾，我們將開放國內市場，或是在過渡期后開放相應的國內市場，因而將自由競爭引入了國內市場，將自身置于世界性的經濟競爭環境中。對于國內的生產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生死攸關的考驗。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種競爭方式能夠有效地限制，甚至消除行政干預，徹底擺脫行政關系，從而盡快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行政關系下的市場經濟造成了許多消極影響，如兩套運行規則并存，這無異于鼓勵人們從事“尋租”行為(即行政權力在市場中的價值實現)，這樣既能夠充分利用行政關系所賦予的特殊權力、特殊政策規定，又能夠將這種特權在市場中及時兌現其價值。加快行政關系的改革，實現單一的國民標準、公平競爭成為當前行政改革的首要任務。而減少國內市場準人的審查是實現國內單一國民標準的關鍵。對外開放，首先是要對內開放，加強國內競爭，形成國內競爭的市場環境。從我國的改革以及其他市場化國家的經驗來看，凡是國內競爭搞得好的，國際競爭力就強，也就不怕開放所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凡是在國內搞壟斷的，競爭力就會喪失，即使原先有很強的競爭力，也會由強變弱。

總之，我們需要有步驟地、有針對性地改革行政關系，而不是被動地、毫無準備地接受WTO的規則，那樣會極大地損害行政管理的整體性和有效性，不能有目的地實現國內的單一國民標準，增強國內競爭的實力，如此，我國加入WTO，或是過渡期之后所直接面對的將是嚴重不利的國際競爭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