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特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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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管理性別化教學的立足點

社會性別概念和理論起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在公共管理教學中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的時候,首先應該注意結合中國國情:第一,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第三,中國正在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處于現代化、民主化的進程之中。

首先,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是我們開展公共管理性別化教學的指導原則。西方的女性主義公共管理理論發端于資產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則來源于無產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中國的婦女運動產生于推翻帝國主義的外來壓迫、爭取中華民族獨立的革命過程中,追求男女平等依靠的理論指導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男性意識到,女性是一支重要的社會變革力量,必須解放女性,允許女性加入到解放中國、解放全人類的事業中來。中國的男性和女性在反對外來侵略和階級壓迫的斗爭中建立起了革命的友誼,所以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從階級壓迫和弱勢群體的視野、從男性和女性也面臨著共同的問題、有兩性合作的基礎的角度來看待婦女解放則更符合我國國情。正如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所指出的,婦女被壓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是階級壓迫的一部分;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是她們徹底解放的唯一道路;各種形式的壓迫都是相互關聯的,不能孤立地看待婦女問題,婦女的徹底解放只有到了共產主義這一歷史階段才能實現。目前,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對公共管理性別化教學的建立和發展有著很好的指導意義。

其次,公共管理性別化教學離不開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邁克爾·普羅瑟(MichaelProsser)說:“價值觀是個人或群體主要通過文化交際構成的模式。它是最深層的文化,我們認為所有人都有價值觀。”[1]中國文化培養出個體意識淡漠的天下理念,只有距離上的遠近和關系上的親疏,沒有二元的對立,中國文化中的陰陽互補、陰陽和諧共處的兩性觀也不同于西方的男女兩性二元對立的性別觀。費孝通先生說,中國的社會體系就像在水里投入一塊石頭所產生的狀態,以同心圓形式出現,水波四延,伸展無限。這就淡化了“我”的絕對主體性,從本體上取消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對立[2]。西方的價值觀注重個體權利的自由主義,無政府邏輯的主權意識講究平等地位的個體之間的自我和他者之間的二元性競爭與共存。

李銀河指出,中國的傳統性別觀念與西方的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兩性關系視為斗爭關系,而中國人則長期以來把男女關系視為協調互補的關系。男女的性別角色分工和職業隔離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基礎。人們普遍認為,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理上的差異先驗地決定了女性和男性的能力和特征,兩性(應該)和諧共存,其差異正好互益互補。基于這種陰陽互補的觀念,有學者提出建立一種“自愿均衡”,倡導基于性別的分工,因為“分工越明顯越復雜,兩性間的依賴性亦增大,其結果必然產生整合后的均衡態,這種均衡態是人類自愿選擇的結果”[3]。后現代女權主義的反本質主義立場,對于上述文化理念來說是頗具顛覆性的,因為它否認所謂男性與女性的截然兩分,反對把某些特征歸為“男性氣質”,把另一些特征歸為“女性氣質”。因此,深信陰陽兩分的中國人甚至比持二元對立性別觀的西方人更難以接受后現代女權主義的反本質主義立場[4]。

最后,隨著中國社會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當代中國也正在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現代化、民主化的進程。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社會轉型正在加速,“中國正在由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轉型,正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正在由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正在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正在從同質性社會向異質多樣化社會轉型,正在從倫理型社會向法理型社會轉型。”[5]中國社會所發生的重要的結構性變化為中國公民廣泛參與公共管理奠定了日趨堅實的社會基礎,中國的公共管理歷經政治導向型、經濟發展型,逐步向公共服務導向型邁進。

“我們的政府不是一個外在于我們的勢力,和我們毫不相干。在一個民主國家里,我們的政府就是我們自己。”[6]由于全球化帶來的社會環境急劇變化,為了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公共問題,增強回應和抵抗危機能力,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正在自覺地進行著行政體制改革和創新,公眾在與他們密切相關的、特殊事務上的參與程度正在穩步增長。這是中國女性參與公共管理的一個良好契機。李小江指出:“不僅要在社會歷史范疇考察婦女的階級屬性,而且要在生理-心理學基礎上考察兩性差異,并力圖在人類社會的本質運動中把握婦女的存在。[7]

二、公共管理性別化教學的基本內容

立足于以上的國情,公共管理性別化教學的基本內容應該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公共管理學是促進社會全面和諧發展的力量之一,要重視觀察公共管理問題的多元視角,如性別視角,基于男女不平等的普遍事實,解決公共管理中的“婦女問題”,改變女性在社會中所處的劣勢地位,爭取與男性平等的各種權利。一方面,由于長期的男權中心社會從各個方面都表現出男性主導的趨向,從“男性原則”或“男性標準”出發,忽視了女性的空間存在和空間需求,在公共管理的發展中,也從未考慮女性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女性對自己的性別弱勢地位的認知,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集體無意識”或“集體失語”,她們不愿或倦于表達女性的性別弱勢地位,對于女性弱勢地位與性別排斥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清晰的認知,認可男性的性別優勢。社會性別分析揭示的是以往任何一種學說所忽略的問題,即社會性別的等級制度。對于社會性別制度在各個文化中的產生、表現、發展、變化及其與各種政治經濟制度的相互關系,與其他等級如階級、種族、族裔、性傾向等的交叉關系等議題必須在各個國家中針對具體情況來深入具體研究,即本土化、情境化研究。

第二,是對所謂的公共管理學經典知識框架進行性別審視。充斥著男性霸權主義的公共管理學被裝扮成“性別中立”的學科,掩飾了兩性不平等的公共管理現實。我們要向后現代主義學習徹底的批判精神,需要在思考公共管理問題時要有反思自覺,注意公共管理學知識結構中內含的男性中心主義價值預設,要有對本學科的前提批判意識。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是有性別傾向的,存在于公共管理中的性別結構和文化公共管理理論上的性別歧視意識或性別盲視對兩性的社會平等會產生深刻影響。學術上對男權的警覺要求我們對公共管理學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論框架等進行重新建構。在公共管理學的一些中心議題上,如公共組織、公共領導、公共行政倫理、組織行為、公共管理史;在公共管理學的分支學科上,如財政預算、人力資源管理、績效管理等方面,以社會性別意識和性別敏感為前提進行重新審視和批判,解剖所謂“中立”的學術中受社會性別影響的內容,包括揭露其中隱含著的社會性別因素,通過用社會性別分析工具去解構和重建。

第三,是要努力發揮公共管理學對影響社會現實的建構能力,使其理論與現實中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保持著緊密而具體的聯系。在解釋社會時,應該充分注意到社會情境、文化背景、歷史過程、價值判斷的真實存在,理論的解釋力是有時空邊界的,并不存在唯一正確的、適用于任何時間、任何語境的理論。公共管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創造、超越時空的、抽象的“真理”,因此需要還原事物本來的面目,了解局部的、個別的所具有的重大意義,改變公共管理學中根深蒂固的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建構女性的主體身份。事物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現實社會中男性和女性具備各自的性別優勢,在公共管理中可以實現優勢互補。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女性社會性別意識的覺醒,女性已經不滿足于在私人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她們在公共領域中也開始產生決策的意愿與訴求,可中國公共管理話語和實踐中的性別缺席還存在。公共管理性別化教學就是要指出,我們要了解這些無法在主流政治文化思想話語中發聲的人們的生存狀況以及以此相伴的她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和非主流化的話語;女性特質不僅不應該受到詆毀和排斥,而且完全有理由將它們提升到與男性特質同樣重要的位置并予以頌揚。以邊緣人群的經驗和價值觀來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識體系,這對任何尚存男性知識霸權的地方都具有積極意義。

三、結語

公共管理學領域的權威著作或教材中鮮有涉及性別問題的內容,甚至在當前一些教科書中,對男性認知方式和價值觀的傳播超過女性。要改變社會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首先要從學校教育抓起,提供社會性別敏感教材,提高教師的社會性別覺悟,培養學生的性別平等意識,力爭為男女學生提供同等的發展空間和選擇機會。所以需要審查清理和修訂現行教育政策和法規中性別歧視和性別盲點的內容,對教學大綱、教材進行檢視與審查,使得傳統課程的內容、主題得以擴大乃至重建。指出和修改傳統課程內容中對女性和有關女性知識的扭曲與忽視,并在標榜為“客觀性”的課程內容中強調對個人陳述的尊重、理解,在多元思想的指導下,將個體層面的經驗納入課程內容之中。麥金托什(McIntosh,P.)把課程歷史的變革分為五個階段。她認為,第一階段是“沒有女性的歷史”;第二階段是“歷史中的女性”,其中女性是作為一個例外而存在;第三階段是把歷史中“女性作為問題”(WomanasProblem),這時開始考察女性排除于歷史的障礙和結構;第四階段是“女性的生活作為歷史”,其中教育方法等級性減弱,審視了通過性別視角進行的知識建構;第五階段是急劇的轉型,以整體主義以及認知和聯系的關聯模式為基礎[8]。大學課程通過這五個階段的逐步轉換,可以為消除知識領域的性別歧視與性別偏見提供有效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