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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的“國學熱”中,人們對于“國學”的理解、宣傳、詮釋以及對于“國學”價值的理解似乎有失于片面。因此,當我們具體思考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管理之類的問題時,似應首先對“國學”的意涵、范圍、定位、經典以及道家與“國學”的關系之類的問題作一些具體的思考,以求認識的全面與合理。“國學”的意涵所涉及的問題是何謂“國學”。什么是“國學”?如果從嚴格的現代學術門類或說現代學科的角度來定義“國學”是較為困難的。在嚴格的現代學科的意義上,很難說“國學”是一個獨立的現代學術門類。因為,中國的學術文化,自晚清以來即開始由傳統的“四部之學”向現代的“七科之學”轉變,且已經實現了這樣的轉變。中國傳統的“四部之學”,涵括經學、史學、諸子學、辭章學等諸多內容。這樣的“四部之學”,與中國傳統的圖書分類方法有關。在中國歷史上,人們將圖書區劃為經、史、子、集四部,并曾長期依據四部的觀念來歸類圖書,收藏圖書。晚清以來,人們引進西方現代的學科觀念,開始將中國學術區劃為文、法、理、工、農、醫、商等具體門類,是為“七科之學”。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七科之學”中的每一個具體學科又已經分化出更多具體的學科門類,中國的文化學術早已不限于“七科之學”。學術文化的發展,需要多學科的兼容與合作,通過不同學科的兼容與合作,還會形成新的學術門類。但是,以實證觀念為基礎劃分“七科之學”的原則與方法,對于我們理解和區劃現代學術門類仍然是有效的,也是不宜否定的。
那么,在當代中國的學術文化建設中,是否就不能使用“國學”這樣的概念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在中國學術史上,“國學”的概念形成在中西文化急劇矛盾沖突的年代。這種文化矛盾使得中國文化自身曾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因此,章太炎等學者所理解的“國學”,實際上是指有別于西方文化的中國傳統文化。他們之所以認定“國學”乃“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實際上是要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核心價值,提振民族的文化自信,對抗西方的文化侵略,抵御西方文化中過度商業化、功利化的價值取向。因此,依據這樣的“國學”觀念,所有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都當在“國學”的范圍之內。
但在這樣的“國學”范圍,有關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的思想理論,又當為“國學”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這樣理解國學,那么,“六經”為國學的重要內容,司馬談當年總結先秦學術時所概括的“六家”也當為“國學”的重要內容。但是,當前人們談論“國學”,尤其是在探討“國學”對于現代企業管理的現實價值時,眼光多關注儒家,關于道家學說對于現代企業管理的現實價值則關注不多。儒家對于現代企業管理的現實價值當然值得肯定,但忽視道家學說對于現代企業管理的現實價值則似不妥。因為,道家關注社會生活的視角、取向雖然與儒家有所不同,但道家文化與儒家文化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道家思想占據重要地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在相當大的層面上實為儒、道思想互補、融合的結果。尤為重要的是,道家思想對于現代企業管理確實也能夠提供理論借鑒與方法指導。因此,我們探討“國學”與現代企業管理的時候,不能不留意與關注道家的思想學說。
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管理之道
探討道家學說對于現代企業管理的意義與價值,應當區劃出不同的認識層次。具體而言,探討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管理,首先應該關注的是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的管理之道。思考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的管理之道,具體關注的是道家學說中有關形上學層面的思想理論對于現代企業管理的意義與價值。道家所持之道,實為事物的一般或說普遍之道。在道家看來,作為一般、普遍的道,乃萬物存有的根據。道家的這種道論,帶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企業雖然行業、部門繁多,但不論什么樣的企業,在管理中都必須遵循一些基本的管理原則和行為方式。譬如,有學者總結西方的企業管理,認為西方的企業管理理論中非常看重三種要素,即專業知識和技術、組織能力與推銷能力、功利型的企業管理目標等。這樣的企業管理理論,實際上是人們長期從事企業管理的經驗總結。這樣的總結,不重企業之間的差異,而專注于企業管理的一般原則,探究適用于所有的企業管理工作的思想原則與方法,實為一種企業管理的普遍之道。道家的道觀念正可以幫助人們重視并遵循這樣的企業管理之道。同時,道家論道,強調一般與普遍的功用與價值,也重視人自身存在的價值。司馬談論道家,曾論及形神問題:“凡人所生者神也(神當為精神),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道家對人自身的重視,視角與儒家有所不同,但趣向不無相通之處。道家對人存在價值的理解,似更有利于避免西方現代管理理論中存在的片面。譬如,西方企業管理理論中,看重專業知識和技術、組織能力與推銷能力、功利型的企業管理目標,強調技術、制度、績效。但這些要素皆為外在的要素。從長遠的發展來看,企業管理中最重要的要素還是人自身這種要素。人是企業活動的主體。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重視人自身的價值需求,重視人自身潛質的發揮、展現,會更有利于人們正確的把握企業管理中的一般原則與普遍原則,運用企業管理之道,促進企業的成長與發展。而在把握企業管理的一般原則方面,道家的道論確實能夠給人們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與借鑒。
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管理之術
探討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管理,也應該關注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管理之術。關注道家學說與現代企業管理之術,實是探討道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具體功用。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論及道家時,不少內容即可視為司馬談對道家學說之于社會管理功能的理解。在司馬談看來,由于“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在“術”的層面,使道家實際上融會了儒家、墨家、名家以及法家的思想。司馬談曾這樣表述自己對道家的這種看法:“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司馬談看來,道家學說對于人們生活的指導之所以“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原因在于“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司馬談論道家之“術”的功用,基本上是就其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言的。但是,司馬談對道家之“術”的概括與總結,同樣可為我們思考現代企業管理之術提供借鑒。現代企業管理之術,實際上即是現代企業管理的具體方式和方法。如果就《老子》書中的內容而言,其“自然”、“無為”、“不爭”、“柔之勝剛,弱之勝強”、“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以及“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與奪之,必固與之”等思想觀念都可以轉換成具體的企業管理策略與原則方式。司馬談概括的“無成勢,無常形”、“因時為業”、“因物與合”、“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等觀念,也同樣可以轉換成具體的企業管理原則與方法。
作者:田文軍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