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污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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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混亂，問題叢生。糞夫被冠以“糞閥”之名，其勒索霸道行徑給市民的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雙方關系惡劣。此外，簡陋的糞具導致污穢淋漓、臭氣四溢，嚴重影響到市容。為解決上述問題，衛生部門最初采取了若干措施整頓污物處理，但效果不彰。為徹底解決問題。市政當局又擬將之收歸市辦，由于事關行業的經濟利益及相當數量糞夫的生計，受到糞商及糞工的聯合抵制，計劃未能實施。此后，政府改變策略，實行官商合辦，歷時2年9個月勉力完成糞道登記和糞具更換，改革初見成效。

關鍵詞糞業糞夫糞道污物管理改革

1930年代，北平城內除少數西式建筑外，絕大多數建筑物仍為明清所造，沒有衛生、便捷的污物處理系統，無論是富貴之家，還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排泄物的處理都得依賴形成于明清的糞業。①糞夫每日“背上背著糞桶，手里拿把糞勺，到每家去括糞坑”，收拾“街

①糞業是北平污物處理的特定行業，由糞夫按照糞道范圍掏取各戶的污物并收取相應的報酬，將收集的污物，送往各糞廠加工、晾曬，制成肥料，賣給“近郊六七十里內之農村田園”(《北平市工商業概況》，北平市社會局1932年編印，第662頁)。

道巷尾的馬糞，以及街里西人出的恭”，市政當局對之基本無管理可言。①關于此問題，目前除1936年趙萬毅《平市處理糞便的一個特殊組織》②一文外，尚無專門研究論文。趙文以介紹糞業概況為主，基本屬于史料。本文擬通過描述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的過程，分析改革是如何發生的?有過什么矛盾和斗爭?為什么有這樣的矛盾和斗爭?能給我們以什么樣的啟示?筆者所論難免有偏頗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改革緣起

金、元時期，北京尚無完全的城墻，大街兩旁是明的陰溝，居民大小便隨地處理，尚無專門污物處理職業。明嘉靖年間(1522—1567)，北京修筑外城，把市民和郊外隔絕起來，城內人口逐漸增多，污物處理成為城市問題之一。此時，一些到北京謀生的山東農民到各住戶義務掏糞，然后把糞賣給農民以維生計，糞業由此肇始。清康熙二十一年(1684)后，戰爭平息，北京人口大增，此時壟斷污物處理、以糞為生的多為二流子、惡霸人物，他們以斗毆手段劃界取糞，善良懦弱者退避三舍，“糞道之名，由是而起”③，糞業逐步形成。國家法規視“戶婚田工錢債事務為‘薄物細故’，從來不予重視”④，污物處理更為其所不齒，無管理可言。這種污物處理舊制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問題叢生，不僅嚴重影響市容，而且給普通市民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

①章潤若：《北京與上海》，《現代評論》第6卷第150期，1927年10月，第14頁。

②《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③《北京市志稿二·民政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頁。

④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頁。

要了解污物處理問題何在，必須了解糞業的概況。糞業從業人員以有無糞道為標準，分為糞商與糞工。①糞商擁有糞道，糞工則是為糞商打工的人。糞商分為“道戶”和“廠戶”兩種，前者占有糞道，雇糞工或自行收集糞便，1930年代約有1000家，后者開設糞廠，收買并大批售賣糞便，約有400余家。②糞工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正式糞夫，在糞商的道上工作，一類為“跑海糞夫”，不限糞道，隨處竊取糞便或撿拾街頭巷尾糞便。從實際狀況來看，北平市糞商多數僅有一二股或三四股，平均每戶擁有1．55股糞道。③無論是糞商，還是糞工，都是實際勞動者，就是自己開有糞廠的廠主，也需參與實際勞動，故時人認為，“這種事業只有勞方向無資方”④。1930年代，北平約有4000多名糞夫。⑤

糞業的資產形式包括糞道、糞廠和公廁。糞道按照不同的性質分為“旱道”、“水道”和“跟挑道”三種。⑥其劃分不以地段為界，而以門戶為標準，以股為單位，門戶數目和產

①當時一般將糞商和糞工概稱為糞夫，本文為求明晰，以“糞工”一詞專指無糞道、無糞廠的糞夫。

②《平市處理糞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③北平市糞道“共計一千八百六十八處，內中有一戶辦數道者，共計一千二百零八產”(《一部分糞夫復聚眾擬赴宋宅請愿》，1937年4月3日《世界日報》，第5版)。

④《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一)，1933年9月26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

⑤1929年北平市社會局市黨部統計，糞夫約有2000余人，再加上跑海糞夫子余人，共約3000余人(《平市處理糞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1932年《中國勞動年鑒》統計，北平市有4000糞夫。見實業部中國年鑒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動年鑒》(1932年)，第239頁。1934年北平市公安局、財政局、社會局三局談論會議認為有5000人左右(《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根據上述數據，筆者推知糞夫約為4000人左右。

⑥旱道指專為住戶挑取糞便的糞夫所工作之“道”；水道是專為住戶洗刷馬桶，每月索取工資，而不取糞便的糞夫所工作之“道”，價值僅為旱道的一半，分布在外城各區；跟挑道是跟隨“水道”的糞夫，專收取住戶馬桶內糞便的糞夫所工作之“道”，沒有洗刷馬桶的工資，所收的糞便稀薄如粥汁，價值不過百元左右?！镀绞刑幚砑S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量沒有定數，有的一條胡同就是一股道，有的甲胡同幾個門和乙胡同幾個門，合著是一股道，有的僅包括幾個門，有的幾十個門，有的幾百個門，其價值不定。①糞夫將糞道據為私產，常常作為私約債權的標底，用于交易。這種由糞夫互相約定、以民間契約為憑證②的產權就是所謂的糞道產權，但國家一直沒有承認其合法性。糞道產權轉移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繼承，一是買賣轉讓，即“本來這股道是由甲負責采取，若干年后甲因病或死，乃不得不轉讓之于乙，而取相當之代價，又若干年后，乙又因故不能營業，就以同樣的方式轉讓之于丙，如此輾轉相傳”③。由于缺乏國家的認可，糞業中人“寧可犧牲性命，也絕不犧牲糞道”④，為爭糞道，彼此時常掄起糞勺，打得頭破血流?？梢姡S道產權的不確定性使得糞夫之間保持著緊張的關系；但另一方面，為維護共同利益，他們也會合力對抗外來的威脅。

①糞道的價值因時而變，光緒年間“百戶之‘道’，可值銀兩七八兩”，到20世紀20年代，糞價激增，“百戶之‘道’，隨亦漲至五六百元”，后農村衰落，糞便價格下落，“前項之‘道’，也驟降至二三百元”。糞道估價標準有四項，即地域繁簡、戶數多寡、出糞量大小和馬桶有無，據此北平的糞道分為三等：一等是內城的內一、內二、內六和外城的外一、外二等區，地域繁盛，人口稠密，出產量較多，許多住戶使用馬桶，糞夫們可以收取洗刷馬桶費，百戶之道，可值五六百元；二等是內城的內三、內四和外城的外三、外四等區，地域較一等稍差一籌，馬桶收糞與洗刷，又分為二人辦理，故收益不多，價值較低，百戶之道，約值洋300元；三等是內城內五和外城外五兩區，地域偏僻，貧戶亦多，糞量與糞質，皆屬下下，故百戶之道，常不值200元?！镀绞刑幚砑S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②這種憑證就是所謂的“道字”，道咸年間的字據上記有“某街某巷污物歸某人拾取，他人不得擅收”。《北京市志稿二·民政志》，第235頁。

③《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

④《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

糞廠是囤積、加工及出賣糞料的場所，多設在外城空曠地方以及城根空地。其經營形式多樣：有的由糞商獨資開設，自行掏糞回廠合家工作；有的由多名糞商共同組織，雇人掏糞回廠工作；有的繼承祖業，完全雇工操作；有的自有田園，開廠買糞供給自用，將多余的出售。①廁所亦是糞業的資產形式。當時北平鋪、住戶院內，常常不設私廁，或僅設女廁而沒有男廁，再加之傳統建筑的局限，“不懂得廁所、廚房在住宅里的重要性”②，只有用公廁來解決問題。公廁有的是官方設立的，有的是自治區坊設立的，有的是糞夫設立的，后者設立的數目最多。糞夫設立公廁，一邊將糞便賣給糞廠，一邊向市民收取費用。糞夫所設公廁的具體數目現已難考，僅知城內公廁總數目約為五六百處。③

在清代的大部分時期，北平糞業沒有出現起管理、調解作用的行業組織。直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糞夫才遵警察法組織成肥料行，“擔任警察法的實行并集合酬金交付警察”④。光緒三十二年(1906)，糞夫在外五區大市精忠廟創立肥業公會。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平，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指導糞夫將肥業公會改組為北乎特別市糞夫工會。⑤1932年11月，該工會更名為北平市糞夫職業工會。糞夫職業工會雖名為工會，卻非單純的工人組織，勞資雙方均加入其中。作為資方的糞商并未組織同業公會，而是加入勞方的糞夫職業工會，看上去是“顯勞資團結”，但其目的不過是“為避免營業稅”。⑥在這種勞資不分的情況

①《北平市工商業概況》，第662頁。

②《北京市的糞便》，《北京市檔案史料》1992年第1期，第37頁。

③1923年，北京城內街道共有528處公共廁所(《北京城的衛生調查》，1923年1月21日《晨報》，第7版)，1934年，整個城區關廂公廁的總數為627處(《北平市政府衛生處業務報告》，北平市政府衛生處1934年編印，第60—61頁)。

④《北京城的衛生調查》，1923年1月21日《晨報》，第7版。

⑤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頁。

⑥《北平市工商業概況》，第660頁。

下，該工會實際上操縱于糞商手中，如1933年該工會的3位常任理事于德順、李逢吉和孫興貴，“都是自有糞廠之廠主”①。糞夫工會帶有某種舊式行會組織的特點，“工人與雇主一起工作，彼此間的境況相差不遠，存在著共同的利益”，謀求的是行業利益，保障從業人員的職業和工資待遇。②但與行會不同的是，糞夫工會是在官方倡導下成立的，不僅沒有得到糞夫的承認，而且沒有對行業人員有約束力的行規。實際上，糞夫職業工會“經費支拙[絀]，主事人號召無力，小糞頭不服約束”，下層工作人員多已星散，所屬各支部，除第四支部尚能稍具初建時之雛形外，其余都有名無實，“實為一無組織無向心力的一種散漫龐雜的職業團體”。③不過，糞夫職業工會也曾為維護同業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影響做過一些事。1929年，針對糞夫時常為爭糞道而大打出手的現象，糞夫工會向糞商發出糞道證明書，注明“糞道的所在地和四至及糞戶的數目，彼此各按其范圍各營其業，不得有逾越界限或偷糞等”，使得糾紛減少許多。④同時，它注意維護糞夫的社會形象，當《京報》發表社論批評糞業時，它第二天即給《京報》打電話，對其批評表示不滿，認為“此舉影響該業甚巨”⑤。

①《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三)，1933年9月28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于德順，“自十八歲，即來平開設糞廠”，并“有田地兩頃余，雇有種地伙計二十余人”；孫興貴則“家人在平開糞廠已四年，自十九歲即來平以開糞廠為業”，兩人均為有廠之人。見《北平市警察局偵緝隊遞交輯[緝]人犯孫興貴、于德順》，北京市檔案館藏，警察局檔案，J181—21—51613。

②彭南生：《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頁。

③《平市處理糞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④《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三)，1933年9月28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

⑤《再論如何取締糞閥》，1933年12月11日《京報》，第6版。

到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處理存在許多問題，嚴重影響到市容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最為突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糞夫與市民關系緊張，經常怠工勒索市民。早期糞夫飲水思源，對各住戶尚存感激之心，甚至常于年節以茶葉和山東家鄉帶來的粉條饋贈住戶，沒有向住戶要錢的風氣。到1930年代，糞夫在北平已成一種特殊勢力，把持壟斷、強行勒索，逐步養成向各住戶要錢的惡習，如要年節錢、賞月錢，遇下雨、下雪要酒錢，不給即以怠工、不好掏相要挾，最后形成一種行規，“各霸一方，劃定勢力范圍，不相侵犯，所以你若稍微得罪他們，他們便老實不客氣對你怠工，弄得你毫無辦法”。糞便堆積，影響衛生至大，“既不能強其運除，又以糞道關系，他人不敢繼其工作”①，因此住戶“就是感到了受著他們要挾的痛苦，卻也必須伏伏貼貼的去忍受”②。市民稱之為“糞閥”③，輿論認為“取締糞閥，是北平市上的一個重大的問題”，認為市政府應制定出“一種厲害的條例來”，對糞夫加以限制或懲罰。④另一突出問題是，由于糞具簡陋，造成街道上污穢淋漓、臭氣熏天，嚴重影響市容。糞具是污物處理的工具，包括收集、運輸、料廠三部分。收集工具是一把勺子和一個背桶，背桶一般沒有蓋，臭氣熏天，遇坎坷或雨雪天跌倒時還會撒遍全身。運輸工具多為單輪手車，上面放兩個荊條編的長簍，沒有蓋，臭氣四溢，“常滿載過市，污穢淋漓”⑤，如

①《平市處理糞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②《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一)，1933年9月26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

③關于“糞閥”的描述多見諸于報端，如“那股子勁，真是不可一世。他們向例是三天兩頭歇工，下雨下雪，再不能出來工作。尤其是在三九或三伏的天氣，不管人家家里的遺矢怎樣滿坑滿谷，怎樣的臭氣熏天，他們是十天掃除一次。衛生與不衛生，他們腦子里壓根兒就沒有那種觀念，可是月錢不算外，還要特別加酒錢”(《如何取締糞閥》，1933年12月9日《京報》，第6版)?！澳闾壬杂胁挥鋹偟谋硎净蛸|問，糞夫即很不客氣的給你一個蠻橫的回敬。再進一步，許來一個‘對罵’，亦許來一次‘雙打’。不然，也要給你一個‘消極抵抗’!怠，使你的馬桶廁所，溝滿壁平，臭氣四溢，弄得你家宅不安”(《平市處理糞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④《如何取締糞閥》，1933年12月9日《京報》，第6版。

⑤《取締糞車淋漓過市》，1931年3月7日《華北日報》，第6版。

果路滑或碰撞就可能全部倒出。①這兩種工具非常簡陋，“任意于各通衢推行，臭氣四溢”②，嚴重影響市容。1911—1912年、1918年、1925年市政當局先后倡議改良糞具，均無疾而終。因此，到了1930年代，城市污物處理成為北京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

為解決這些問題，北平市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幾項。首先，制定污物處理相關法規，做到有章可遵。1929年，《北平特別市衛生局管理公廁暫行規則》頒布，后改為《北平市管理公廁規則》。規則對公廁內部設備和清潔狀況提出了具體要求，其內容非常詳細，既考慮到了如何維護廁所的衛生，也考慮到了利用廁所宣傳衛生。規則設計了后來改革的模式，即通過登記，頒給執照，承認公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進而規范廁所的管理。從實際效果來看，規則并未得到有效執行，公廁登記沒有完成，公廁清潔也沒有得到改善，1934年衛生部門檢查全市627家公廁，只有5家具有完全防蠅設備，579家竟然毫無防蠅設備。③1930年6月19日，《北平市城區糞夫管理規則》公布，它制定了糞夫執業規范，是政府污物管理的依據，此后改革的目標在此規則中已有體現。這個管理規則一方面擬推行糞夫許可證制度(但受到糞夫的抵制，實際并未建立起來)，另一方面為糞夫制定出具體職業規范：統一制服，要求糞夫在執業時須穿著統一的號衣，并于前后胸各綴號布，書明某區某處某號；統一糞車管理，糞夫到警察區署申請注冊編號，領取號牌，掛于車前橫擋，暫免繳納牌費；規范糞夫的職業操守，要求將執業地段內公、私廁所污物逐日掏凈，除正常收費外，不得藉端勒索錢

①《北京市的糞便》，《北京檔案史料》1992年第1期，第38頁。

②《公安局防疫取締糞車》，1933年8月13日《京報》，第6版。

③《北平市政府衛生處業務報告》，第42頁。

文；要求糞夫將所掏的污物依照指定的路線及時間運往城外存儲、晾曬，不得在街巷停留，刷洗糞桶的穢水應在指定處所傾倒，不得任意潑灑，糞車及糞桶容儲污物不得逾量，并加覆蓋，不使污物及穢氣溢出。①1930年10月，糞夫工會依據該規則制定《管理糞夫工友規則》，要求：“(一)凡本市每日往各住宅傾倒馬桶者，無論風雨陰晴，無故不得間斷；(二)各工友所得酬資，不得任意增加，并不得藉端勒索；(三)各工友對待住戶，須持和平態度；(四)各工友清潔廁所洗滌馬桶，務使潔凈，不得隨便潑灑。”②兩項法規都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出糞業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

除制定法規外，市政當局具體治理了污物處理中較為嚴重的問題。首先，針對糞夫常怠工索取酒資的現象，規定衛生處接到投訴報告后，即派警察前往調查，若調查屬實，“即立予罰懲，以遏惡風”③。其次，治理在污物收集和運輸中影響公共衛生的問題。1931年3月，公安局要求各糞廠“修補糞筐，減載糞量”，并將坐落在人煙稠密地方的糞廠迅速移出。④4月7日，針對糞夫在各沖要街巷“將糞車擅行停放，而往各處掏掃，致污穢淋漓，臭氣

①《北平市管理公廁規則》，《北平市市政法規匯編》，北平市政府1934年12月編印。

②《糞閥淫威其稍減乎?》，1930年10月10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③《北平市政府衛生處業務報告》，第63頁。據載，前百戶14號住戶華以慎向衛生區第二事務所報告，“以慎現居母喪，親友皆來吊唁”，但糞夫李吉祥“嗜酒任性出言不馴”，向其勒索錢財不果，“竟然五日未來，穢氣充滿街巷”。在衛生局的訓斥下，糞夫李吉忠專門寫了具結，保證“永不再犯，如再犯愿受重罰”(《關于環境衛生、整頓理發館指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95)。此事例反應出當時的住戶可以通過向衛生局投訴，由其監督糞夫停止違法行為，來解決糞夫怠工問題。但結果卻是“平了西來東又起，和了甲家又乙家，訴苦接受忙，派員調查忙，調解具結畫押呈報忙，以為忙到有個終了，但仍未有終了。訴苦的市民，仍不斷的來訴苦，蠻橫的糞夫，仍到處蠻橫?！?《平市處理的糞便的一個特殊組織》，《市政評論》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④《取締糞車淋漓過市》，1931年3月7日《華北日報》，第6版。

四溢”，以及“各偏僻之廣場，竟私掘坑，存積糞污，其糞車任意陳列”，尤其是在“外三之南崗等處，外四之萬壽回營一帶，外五之天橋南新農里、義和里等”居民游人繁雜之處，遍掘糞坑存糞，有礙公共衛生，要求立即遷除，且“各街頭巷尾一律不得停放糞車，其有所掘之坑存糞者，限五日須盡行遷除”。①5月4日，公安局要求管理廁所的夫役“于即日起，應將全市廁所內，每星期灑以百分之一五精化鈉，或撒石灰末，均至少一次”；將運糞筐簍“添蓋嚴密，不得外溢”；在各廁所加設鐵紗門窗，預防蠅蚋滋生蛆蟲。②第三，規定糞車通行時間，減少糞車白天通行時間，避免其在人流高峰時間通行，不同的地段制定不同的通行時間。③

由于當時北平政治局勢動蕩不安，市政當局沒有足夠精力對污物處理進行整治。無論是制定規則，還是整治，基本都停留在表面，缺乏具體實施手段，未能有效地改善北平市污物處理的惡劣狀況，“其效果不過零星之成功，距理想之目的相差尚巨”④。

①《取締糞車糞坑》，1931年4月7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②《清除廁所嚴蓋糞車》，1931年5月4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③這一時間表不停變化，沒有定制。1931年7月，公安局鮑局長在會見糞業人士時，“面允通行時間，改為上午十一時下午三時”(《糞夫通行時間及征收月捐》，1931年7月12日《華北日報》，第7版)。1933年8月，公安局規定“每日上午七時至八時，糞車出入城時間，逾時則行禁止”(《公安局防疫取締糞車》，1933年8月13日《京報》，第6版)。1933年11月，衛生處規定每日上午10時以前，下午3時以后，準許糞車在北平市內通行；1934年6月制定的新通行時間表，要求每天上午9時以前和下午六時以后才可通行(《北平市政府衛生處業務報告》，第64—65頁)。

④《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

二、收歸市辦計劃的流產

在管理污物處理過程中，北平市衛生局逐步認為“以言整頓不如收歸市辦”，遂著手展開調查，于1934年10月擬具收歸市辦計劃，其首要之舉就是進行糞道、廁所登記，并按價收購?；诖朔N認識，北平市長袁良敕令衛生局“將污物收歸市辦，價購糞道，招募夫役清除，改用鐵質糞車”①，并預備在1935年1月1日開始實行。由于意識到可能遭到糞商、糞工的反對，該政策一直處于秘密討論階段，沒有公開，只是曾突令各糞廠登記糞道，卻未明言要將糞業收歸市辦。但政府的決策為外界所窺知，當時輿論一再推測政府計劃將糞道收歸官辦，引起糞業人士的極大關注。②1935年10月31日夜，“因傳聞平市府擬將糞業收歸市辦，為維持生計起見”，糞夫職業工會召開會議商討對付辦法。第二天，糞夫“儀容端肅，均右手持糞勺背背糞桶，儼若全副武裝”，到鐵獅子胡同的平津衛戍司令部，要求“對收買糞道，改訂糞車，出入城時間，請勿變更辦法”。③11月12日，市政府宣布“為體恤糞夫艱苦計，業將前議打消”，收歸市辦計劃流產。

①《北京市的糞便》，《北京市檔案史料》1992年第1期。

②雖未明言，但糞業人士已猜測到其收歸市辦的用意，特提出了6條疑問，即“1、向衛生局將糞道登記之后，該道之產權是否即為確定；2、登記完竣之糞道，在法律上可否取得所有權；3、糞道登記后，官府是否加以保障；4、證明文件呈局后，是否立即發還；5、既經衛生局驗過之證明文件，在財政局及其他各局可否有免驗權益；6、呈報登記應有如何手續，及有無費用，是否發給登記證明書?！鄙鲜鰡栴}均與糞道產權有關，可見糞業人士多么關注于登記后官方能否承認其糞道產權、能否對其予以保護?！都S廠向衛生局請示登記糞道》，1935年1月14日《京報》，第6版。

③《平市糞夫大請愿》，1935年11月2日《世界日報》，第6版。當時上街參加請愿的糞夫人數有幾種說法，一說萬余人(《平市糞夫大請愿》，1935年11月2日《世界日報》，第6版)，一說1500人(《一幕臭?。呵в嗉S夫荷杓負桶群赴衛戍部請愿》，1935年11月2日《北平晨報》，第6版)，一說二三百人(《糞夫數百人昨晨請愿》，1935年11月2日《華北日報》，第6版)，具體人數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請愿活動的確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影響。

市政當局收歸市辦計劃流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之加以仔細剖析，將有助于我們了解污物管理改革的關鍵所在。計劃流產的直接原因是袁良下臺，收歸市辦計劃被否定。袁良在政治上屬于南京國民政府，體現了國民黨內派的意志。1933年10月，他追隨黃郛從江西北上，擔任北平市長。上任后，他積極貫徹新生活運動，推行各項改革措施，對北平市政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治。但由于沒有認真的調查研究，缺乏切實可行的政策，袁良的改革措施受到地方人士的大力抵制，難見成效。1935年，黃郛離開北平，袁良亦于11月離職，其推行的各項改革措施亦被拋棄。

計劃流產的根本原因則在于官方對糞夫的經濟利益重視不夠。官方與糞夫之間的利益爭執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官方不承認糞道產權的存在，并擬收歸市有，糞業人士則希望官方承認糞道產權，雙方的基本立場是根本對立的。1928年5月30日，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公布《污物掃除條例》，第四條明確規定“有土地房屋內集置之污物(糞溺屬之)須由管理市政機關處分之”，為收歸市辦提供了法律依據。從物權法來講，產權是雙方買賣私約上的“債權標的”，而糞道屬于“公共通行區域”，不能視為“產”的一種，沒有“所有權”可言。從法律實踐講，“前大理寺判例以其違反公秩良俗，否認糞道、水道權利，均不受法律保護”①。根據上述各點，北平市政府認為，市民私人“擅自收取，或視收糞區域為產業，凡為違法之舉”②，否定糞道產權合法性。糞夫們最看重的就是糞道產權，視為安身立命之本，不惜拼命打架，甚至為爭糞而死。二是當局補償金額與糞道實際價值相差甚遠。當局在法律上

①《北平地方法院致河北高等法院函》，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地方法院檔案，J65—3—324。

②《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

雖不承認糞道產權，但也認識到“習慣使然，卻系投資而來，故亦不得不予相當之議償”①，計劃每股補償50元②。糞夫工會認為“每股道的代價也須要自一二百元至六七百元的樣子”③，與之相比較，官方的補償金額實在太低。三是收歸市辦將掠奪糞業營業收益，包括向住戶收取的收集污物費用和制造肥料賣給農民的收入，每年共計60萬元左右。④糞業收歸市辦后，該項收入將完全歸市政當局所有。這樣，收歸市辦對糞商而言，不僅意味著失去糞道產權，而且意味著失去營業收入和租金收入，其身份也就從糞商變為糞工，成為無產者，必然會遭致其堅決反對。四是收歸市辦將影響到相當數量糞夫的生計。普通糞夫的月收入約為10元⑤，與當時三等巡警警

①《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

②《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

③《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該估價與實際市價吻合。

④該數據是依據如下兩條史料估計的：社會局認為糞業1932年的收入約為54萬元(《北平市工商業概況》，第664頁)；衛生局估算，將污物收集與處理收歸市辦后，“每年收入約在六十萬元以上，而經常支出為四十萬零一千六百八十八元，年可盈余約二十萬元”(《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

⑤據糞夫工會介紹，“替人家傭工的，每月工資可得七八元之譜”(《號稱平市三閥的糞業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華北日報晚報》，第1版)。據衛生局調查，為雇工性質者的糞工，大多數每月工資約為4元至7元，但均免費供給膳宿。糞工膳食住宿費每月約為3元左右，因此每個糞工工資約7—10元(《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然而，糞工的收入不止自糞道主處所得到的凈工資，還包括每月自各戶所索取的零錢，大約有數角到一二元不等，以及與糞道主的按成分配，故糞工的收入在10元之上。

餉相當①。糞夫每月所得收入，除添置衣服及有時理發沐浴外，大都稍有蓄積，或用以典租糞道，或寄回老家。收歸市辦后計劃將糞夫人數減至2300人②，勢必使大批糞夫失業③，影響到相當數量人的生計，勢必激起較大的矛盾。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在制定收歸市辦計劃時，基本沒有顧慮到糞夫的利益，甚至有掠奪經濟利益、剝奪工作權利的嫌疑，一場本為改良市政的改革演變成爭奪經濟利益的政治斗爭。

此外，衛生局制定收歸市辦實施措施也未能得到其他市政部門的認同和配合，故難以推行。衛生局計劃，以布告形式喚起市民的同情，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許以優厚待遇”招募糞夫；對糞夫怠工或暴動，擬由公安局調派警察往各區鎮懾，依賴軍警之力強行鎮壓反抗之舉，將其首領法辦，則“倡導無人，余徒先其瞻首，屆時見當局已是決心官辦，當不難就范也”。這些方法的可行性遭到社會局、公安局和財政局的質疑，認為使用強制力“亦未必見效”，如果糞夫“三五人或二三人，散匿街巷，遇官方之代工糞夫，加以毆襲后，隨即四散，無法拘捕”，而每個代工身后，又不可能跟隨軍警。此外，“財政拮據，難以應付”，不能對糞道進行合理的補償，而糞道的價值如何判定，“官方毫無考據，悉憑糞夫亂報”。④

①《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巡官長警餉制章程》第四條規定，三等巡警警餉為10元(《北平市公安局業務報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止)》)。

②《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38。

③此時糞大約有4000人左右，收歸市辦就意味著1700人將失業，必然引起糞夫的恐慌和反對。

④《衛生局關于擬具污物處理事宜收歸市辦辦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15—1—38。

北平糞夫極力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在糞夫工會領導下，利用北平政治局勢與市政當局展開斗爭。他們知道市政府和衛戍司令部之間存在矛盾，北平的權力中心不在市政府，而在衛戍司令部，若直接向最高權力機構請愿，效果會更好。于是，他們采取游行示威的形式，向當局請愿。在當局決定不收歸市辦后，糞夫工會“全體同人公攤款項”，集資3000元左右，特制匾牌“往平津衛戍司令部致謝宋司令(宋哲元)”。①其實，該事件不過是上層政治斗爭的棋子而已，宋哲元以順應民意的方式打擊袁良為代表的南京勢力。此后，袁良離任，秦德純繼任北平市長，不久又將污物管理改革提上日程。

①《北平市糞業公認指控于德順等摧殘同業、勒索會費、展開游行罷工斗爭經過情形》，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202,第15頁。

三、官商合辦，初見成效

北平市政當局宣布放棄將污物管理收歸市辦后，污物處理對市容市貌、市民生活及公共衛生的惡劣影響依然存在。1936年2月，秦德純命令繼續籌辦污物管理改革②，確定顧慮糞夫生計、兼圖改善的原則，放棄收歸市辦計劃，轉而承認糞道產權，僅以登記和改良糞具為目的。當局采取官商合辦方式，數次召集糞夫會議，與糞業中人達成兩點共識：一是完成糞夫登記，確認糞道產權，建立檔案，以便日后管理；二是收取登記費和改善費，改良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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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報告糞便改進狀況》，1936年10月3日《世界日報》，第6版。

1936年7月1日，衛生局決定官商合作，成立北平市處理糞店業事務委員會，負責設計如何改善，委員會下設事務所，執行各項改進事宜，開始實行官商合作污物管理改革的新方式。早在6月29日，衛生局即召集各區糞業代表87人，選舉各支部代表19人。7月4日，各支部代表共同擬定委員人選，提請聘任。①糞夫工會主席于德順被選為處理糞便事務所(以下簡稱“事務所”)主任②，其他成員多為糞夫工會成員③。8月13日，處理糞便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宣告成立，衛生局長為委員長，包括市政府暨關系各科股長等19名當然委員和糞業代表推定的9名選任委員。④在這一具有決定權的機構中，政府占有2／3以上席位，具有絕對控制權。從組織結構看，委員會是決策機構，決定所有事務，事務所僅是執行機構，兩者具體職權劃分如下：委員會負責定策和決議，事務所執行任何事務，“均系秉奉本局(衛生局)暨改進糞便事務委員會之決議及命令而行”，每月例行公務，“亦系由常務委員按日到所監督”；對外事務，事務所“尤無自行處斷之權力”；糞道公廁價格的評定，“系集官商雙方全體委員，開聯席會議，依照專章加以核定，決議后由出席各委員逐一簽名”。⑤

①《北平市衛生局關于糞夫聚眾游行的密呈及市政府處理辦法的密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192。

②《處理污物事務所職員發表后日成立》，1936年7月30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③事務所的正副主任是領取一定經費的準官吏，“每月領取車馬費二十元，由內提出十元作為糞夫公會經費”(《北平市警察局偵緝隊送交輯[緝]人犯孫興貴、于德順》，北京市檔案館藏，警察局檔案,J181—21—51613)。

④《推定官商兩方負責人》，1936年7月4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⑤《北平市糞業公認指控于德順等摧殘同業、勒索會費、展開游行罷工斗爭經過情形》，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202,第15頁。

為保障登記順利進行，委員會制定了登記規則和估價標準。1936年7月，衛生局公布《糞道公廁登記收費規則》，規定由委員會評定糞道及公廁的價值，登記時，依所估價值6％繳納登記費，對“收益過少，確系貧苦無力者”，委員會查明后，酌予核減”；核準登記后，每月中旬前往各區清潔班交納改善費，每月最高完納是價值的5‰。不按時交納者，將受到一定懲罰。①8月6日，委員會公布糞道、公廁評價的五項標準，即：(1)地段繁簡，(2)戶數多寡，(3)原收馬桶費數，(4)糞料產量，(5)原價。根據五項原則，將糞道分為“特甲乙丙四個等級”，多數“等”之下再分“級”，各有不同的價格：特等每戶7元，以上另定；甲一級每戶6元，甲二級每戶5元，乙一級每戶4元，乙二級每產3元，丙一級每產3元，丙二級每戶2元，丙三級每戶1元。②此種評價方式區分較細，基本符合糞業行規，與糞道的市價亦基本吻合，較之收歸市辦計劃中的一刀切方式更切合實際。

其次，委員會頒布登記程序，并根據具體情況隨時調整。糞夫領取并填寫糞道登記請求書，交事務所外勤糾查及衛生局各清潔班，由其調查后，再“附粘評價數目單，匯送委員會評價”，同時“做登記，呈及每月應繳之改善數目”。這些程序完后，由事務所發給登記證。③估價涉及到糞夫的經濟利益，是件非常繁瑣的工作，不容易做。糞商亦持懷疑態度，“未明了當局舉辦登記之意義”④，加之以前的登記均無疾而終，使得糞商“仍復遷延不前，相率觀望”⑤。結果導致工作進度緩慢，從8月1日到9月15日，呈報的474件申請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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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糞道公廁登記收費規則》，1936年7月22日《華北日報》，第6版。后來，改善費的收費標準有所調整，改變了原定的6‰的統一繳費標準，根據不同的等級繳納不同的費用，“特等定為千分之五，甲乙等千分之六·四，丙等為千分之三”。登記費則由原定的“糞道價值百分之六”，改為按等征收，“分為三等，其費用減為百分之四·二至百分之四·八”(《糞夫誤會改進糞業辦法》，1937年4月3日《華北日報》，第6版)。應注意到的是，此前糞業所承擔的捐稅只有公廁捐和糞廠捐兩項，糞道是不用交納任何費用的。

②《糞道及公廁評價標準原則規定》，1936年8月6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③《全市糞道公廁登記程序公布》，1936年8月7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④《討論糞道問題》，1936年9月3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⑤《關于糞道、公廁登記、收費的密呈》，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167。

有36件完成評價，僅占總數的7．6％。①按原計劃，糞道登記從1936年8月1日開始至9月10日結束②，可是直到9月13日，領取登記申請書的僅867家，事務所決定“展期十日，至本月二十日即行截止”③。20日，“各糞商仍未全數登記”，請領登記書的只有1000余家。④10月30日，又決定延期至11月20日。⑤一再展期后，直到1937年2月27日才完成登記，已比規定時間延后5個多月。

領取登記證使糞道產權得到官方的認可，對此糞夫是支持的，但由于要征收登記費和改善費，勢必加重他們的負擔，故又遭到糞夫抵制。因此，污物管理改革的關鍵環節就是收取登記費和改善費。圍繞是否交納這兩項費用，官方和糞夫展開了較量。

反對交納登記費和改善費的部分糞商和意識到個人謀生手段受到威脅、面臨失去工作危險的部分糞工(主要是跑海糞夫)，合作罷工請愿，反對改革。為引起政府的重視，他們接連到冀察政委會請愿，以具呈的方式述說自身的苦難，冀望逼迫政府立即著手解決問題。糞夫代表曾兩次具呈給冀察政委會，指控“糞便事務所主任于德順副主任孫興貴蒙蔽官府剝削同業”。政委會考慮到事涉貧民生計，“令市府飭局采取有效處置，永息爭端”。衛生局查明原控各節，認為“并未舉出實證”，不予理睬。⑥糞夫先后三次請愿。第一次在1936年10

①《糞道評價標準》，1936年9月17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②《糞道公廁登記定八月十一日開始》，1936年7月23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③《糞道公廁登記費展期至廿日截止》，1936年9月13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④《糞道公廁登記》，1936年9月24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⑤《糞夫登記又展期》，1936年10月30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⑥《北平市糞業公認指控于德順等摧殘同業、勒索會費、展開游行罷工斗爭經過情形》，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202。

月14日，參與者主要是北郊和南郊的糞商，他們集合300余人①，推出代表申述糞車通行時間被限制之困難，反對登記及改善糞具，“辱罵執行公務員警，砸毀官發糞車，毆打當事公務員家屬”②。1937年2月，朱名成聯合糞夫向冀察政委會請愿，希望停止改革。③4月2日，糞夫200余人集合赴武衣庫，擬謁宋哲元請愿，表示反對糞夫登記等改善辦法。④

這些請愿并未得到多數糞夫，尤其是取得糞道登記證的糞商的支持。他們認為請愿罷工“致使商等不能安然工作”，其所有糞道，“均經遵章登記，原冀為養生之源，彼系一己私圖，竟使商等不能安于其業，長此以往，不惟商等安全可危，而生活必陷于絕境”。“為求自衛計，為遏絕罷工計，為輔助官方至不足計”，他們發起組織北平糞夫正義工作自衛團，提出絕對服從官方命令，安心工作；絕對不受任何蠱惑；遇有阻攔者，定即報告官方究辦，如對方用武力攔阻或強扣商等糞具，遇官方不及鎮壓時，為自衛計，必要時施以抵抗；遵用官方改良糞具，并絕對保持整潔；如遇煽惑罷工及其他圖謀反動消息，隨時報告官方，以輔官方的不足。⑤

在這種背景下，官方對請愿罷工采取措施，堅決予以取締。當局認為，全市絕大多數糞商已經登記，沒有登記的不足40戶，僅占總數的2％強，無引起紛爭之力，即使他們都不來登記，“對于本市整個改善糞便事業，既無任何阻礙，尤不致影響全局?！雹迵耍俜脚?/p>

①《一部分糞夫昨請愿》，1936年10月15日《世界日報》，第6版。

②《北平市糞業公認指控于德順等摧殘同業、勒索會費、展開游行罷工斗爭經過情形》，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202。

③《鼓動糞夫不履行登記手續》，1937年2月28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④《糞夫誤會改進糞業辦法》，1937年4月3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⑤《接受糞道展緩一日》，1937年4月8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⑥《北平市糞業公認指控于德順等摧殘同業、勒索會費、展開游行罷工斗爭經過情形》，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202。

斷罷工之舉決非多數糞夫自愿，“顯系有怙惡不軌分子，在暗中操縱煽惑，迭作風潮，別有希冀”，于是設法偵緝主要策動分子，“以資根究”。①如4月罷工中，各區清潔班和區署先后抓獲18名罷工者。事務所書面通知“參與游行滋事及煽惑同業反抗登記”的糞商，停止其所有糞道或公廁之收集權，并派人接替。部分糞夫請愿罷工，致使德勝門、安定門一帶“各戶存積糞料日多”，嚴重影響到內三、內五區住戶的日常生活，每天有數百住戶請求衛生局派工清除。②在這種情況下，衛生局公告勸諭復工，并明示“罷工者于三數日內不自動復工，即由處理糞便事務所派糞夫前往接收糞道”③。在政府接收糞道的威脅下，糞夫們“聞訊多即陸續推車人城”。當局認為人城工作糞夫“均有悔悟心理”，準其在原糞道、公廁復工。同時，派警察，“嚴切曉諭德勝門外糞商即日恢復工作”。④市政當局以替工相威脅，使那些觀望者為保全自己的財產和職業而恢復工作。

市政當局一面應對請愿，一面采取措施督促糞夫交納登記費和改善費⑤，對“普通糞商逾限不來登記或登記而不繳費者”，根據《糞道公廁登記收費規則》進行處罰，不肯認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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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從當局的說法看來，也許是認為由于中共黨員的鼓動，糞夫才罷工的。目前尚無材料證實中共是否組織或參與了糞夫的請愿罷工。

②《衛生局限糞夫今日復工》，1937年4月8日《世界日報》，第5版。

③《糞業委會昨開緊急大會》，1937年4月7日《世界日報》，第5版。

④《北平市糞業公認指控于德順等摧殘同業、勒索會費、展開游行罷工斗爭經過情形》，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202。

⑤按照當局的說法，對收取登記費的重視主要是為了更換糞具。截止1937年4月，登記費收取了6000元，而造車及附件需款約1．1萬元，為彌補差距，保證改革順利進行，市政當局非常重視征費工作。

“由公安局勒限押追，追限滿仍不遵辦者，即以拘役并處罰金”。①1936年11月6日，委員會命令衛生局遍布全市的清道班負責清查各轄區內糞夫繳納情況，并勸諭其繳納，若仍不繳納，則將其押送警察局審訊促交，并處以罰款。從審訊情況來看，抗拒未繳納的多數是有糞道數股，“系屬殷實之戶”，他們或申稱“無處擬具鋪保，實屬不能繳納”，“但當場有同業欲為作保，彼復拒絕”②，或“刁狡異常，不肯遵章即日繳費”③，或“傳訊之時，言語異常刁橫，詢其何時繳費仍支吾無期”④等等，不一而足。在警察局審訊之后，他們大多被迫繳納了登記費、印花證書費，此外，還繳納了不同數量的罰金給事務所。⑤從1937年1月14日到2月16日，衛生局第3科照此辦法共處理50件不繳納登記費的案件⑥，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1937年1月，事務所與北平市銀行簽訂合同及貸款辦法，無力繳費糞商以登記證為抵，“向事務所貸款產價十分之一”，以繳納登記費。⑦當時典當“月息為二分二厘”⑧，在社

①《北平市衛生局關于糞處理、糞商貸款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J5—1—165。

②《衛生局函送抗不交登記費糞夫高升遠一名請查照辦理卷》，北京市檔案館藏，警察局檔案，J181—21—50762。

③《衛生局函送抗不交費之糞夫劉績超、明代內等二名卷》，北京市檔案館藏，警察局檔案，J181—21—50757。

④《衛生局函送延不交費糞夫韓永泉一名請查辦卷》，北京市檔案館藏，警察局檔案，J181—21—50766。

⑤在糞夫眼中，其做法就是“如不交上即派警抓去逼錢，如無錢即將人扒去衣服，拘于院內，次日多罰六元方為放出”(《北平市糞業公認指控于德順等摧殘同業、勒索會費、展開游行罷工斗爭經過情形》，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202)。

⑥《北平市衛生局關于糞處理、糞商貸款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165。

⑦《平糞商事務所規定糞商貸款辦法》，1937年1月12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⑧《當商減息》，1935年5月7日《京報》，第6版。

會局命令下，當商減為8厘，尚算合理。到3月底，請求貸款的糞商有220余戶，批準120余戶。采取上述兩種辦法后，登記費繳納狀況仍不理想。截止1937年3月27日，雖登記糞道1868道，但實際繳納登記費者只有652戶，僅占總數的34．9％，其余“仍行觀望”①。

通過上述方式，登記工作得以進行，頒發登記證和更換糞具工作也逐步完成。領取糞道登記證的糞商得到國家對產權的認可，并進而獲得政府對其權利的保護。1937年5月8日，糞道登記完成后，衛生局通告，明確規定“嗣后地方司法及行政官廳，對糞商所有糞道及公廁內糞料收集權之確認，其權利之繼承轉移，完全以本局所發之登記證為憑”②。同時，衛生局致函北平地方法院，告知“嗣后對于糞夫所有糞道或公廁內糞料收集權之確認，以及繼承轉移完全以本局所發之登記證為憑，藉免紛爭，而資保障。”③這樣，就以地方行政機關的名義承認了糞道、公廁的產權，糞料收集權及繼承轉讓各權利，登記證成為糞道產權憑證。

衛生局用收取的登記費和改善費，開始為糞夫更換糞具。1937年7月，全市共更換新式糞箱1600余對，包括事務所定制的900對新式糞箱、鐵制糞桶和糞夫自制的700余只新式糞具，只有200余人未換用新式糞具。④領取新式糞具的糞夫“行走市中，不受通行時間

①《糞道及公廁登記，納登記費者不踴躍》，1937年3月28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②《糞道公廁產權以登記為憑》，1937年5月8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③《北平市衛生局致北平地方法院函》，北京市檔案館藏，地方法院檔案，J65—3—672。需指出的是，關于該產權一直存在爭議，“前大理院判例以其違反公秩良俗，否認糞道水道為權利，均不受法律之保護”，衛生局將登記證確定為產權憑證后，地方法院仍提出質疑，“究竟糞道能否認為物權及水道在無單行法規認為權利時，應否同受法律保護?”并向高等法院提出詢問?，F難以找到資料說明其結果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市衛生局的做法在法律上缺乏支持，受到法院的質疑。《北平地方法院致河北高等法院函》，北京市檔案館藏，地方法院檔案，J65—3—324。

④《污物事務所新式糞箱九百對昨已發完》，1937年7月10日《華北日報》，第6版。

(每日上午十時以前下午五時以后)之限制”，對仍用舊式糞具的糞夫，“時間限制頗嚴”。①為保護已遵章登記的糞夫，以區別于跑海糞工，事務所發給登記糞夫每人一件號坎。截至1937年6月，共發放300件。②至此污物管理改革基本完成。

須指出的是此次改革初見成效的重要原因在于官商合作，特別是作為糞商代表的糞夫職業工會和事務所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改革的具體過程來看，無論是制定具體執行規章，還是對付糞夫罷工，官方之所以能夠應對有章，與糞商積極為當局出謀劃策，提供有效意見不無關系。例如，糞夫職業工會和事務所的主要領導歷經數次改革，對糞夫心態了然于心，認為拒絕登記的糞夫不過以無力繳費及官發糞具不能適用為借口，其本意純系甘愿固步自封，并非對辦法之寬嚴有何成見。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即使免收登記、改善各費，“僅令自動改良糞具亦已不能遵行”，這樣不僅前功盡棄，而且“嗣后市政一切之改革亦將難以推行”。由于熟知糞夫對待改革的態度，他們提議市政府“令飭公安局對本所此項工作員役隨時切實保護，倘該人恃強反抗即行拘押”，對于需“嚴辦之各人犯仍請轉呈市政府敕令公安局對已獲者嚴懲，未獲者勸限到案依法嚴辦”，只要采取這兩項措施，“則改善糞便事務及政令尊嚴均可藉維”。③

①《糞夫昨竟大請愿》，1936年10月15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②《糞夫第一批號坎今日發放》，1937年6月15日《華北日報》，第6版。

③《北平市衛生局關于糞處理、糞商貸款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衛生局檔案，J5—1—165。

四、結語

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始自1934年10月衛生局醞釀收歸市辦計劃，歷時2年零9個月，歷經糞夫的抵制、反抗、合作，到1937年基本完成糞道登記和更換糞具工作。這一歷史過程是復雜而有趣的，給我們留下了有益的啟示。北京城市污物處理一直是一門私營產業，政府除收取捐稅外，基本不予管理。到了1930年代，由于缺乏管理，污物處理給市民生活和市容造成了惡劣影響，此時無論是政府還是市民都認為必須規范污物管理，表明社會對于市政當局的職能有了新的認識，認為政府必須采取措施解決涉及百姓利益的公共事務。那么如何進行污物管理改革呢?其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有人提出收歸市辦計劃，從理論上講，這是最好的辦法，符合現代社會管理公共事務的需要，可一勞永逸地解決污物管理問題。但從實際來看，收歸市辦會損害大多數糞夫的利益，甚至剝奪他們工作的權利，必然遭致強烈反對。同時，政策的執行者也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行政能力推行這一徹底的改革措施，故只好放棄。吸取失敗教訓后，當局改弦更張，與糞商開始合作，顧及到多數糞夫的利益，使得改革得以進行。雖然有人反對，卻因其漠視公共利益，得不到支持而歸于失敗。任何改革要取得成功，不在于最終目標多么理想，而在于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切合實際的政策、措施，兼顧多數人的利益，取得多數人的支持，方可成功。此外，改革必須要有較為穩定的政治局勢，必須由有足夠實力的市政當局大力推行，方可取得不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