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與環境惡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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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暗的罪惡工廠

工業革命可被定義為由于技術革新推動的增長的突然加速導致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生態變化的過程。它的基本特征是：工廠系統的大規模增長，雇用勞動需求的擴張，對大機器制造的越發依賴和現代工業化城市的涌現———而英國城市曼徹斯特率先成為了工業化城市的象征。對那些見證了大生產時代出現的人們來說，這是個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這個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另一方面卻是環境狀況惡化最嚴重的沖擊。著名的法國社會分析家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1835年在關于曼徹斯特的描述中寫道，“通過這條污濁的排水管，人類工業的最偉大的溪流涓涓而出滋潤著整個世界。骯臟的下水道淌出了純金溪流。在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升華和墮落，在這里文明創造了奇跡但是文明人卻幾乎墮落成了野蠻人。”處在工業革命中心的是紡織工業。英國的紡織工業最初是由海外貿易發展而來的，東印度公司通過海外貿易從印度進口原材料和大量的成品印花布。可是，不久英國的毛紡工業成功地禁止了對印度印花布的進口，給了英國原本沒有競爭力的棉紡制造商一個發展的機會。此舉促進了英國國內棉紡商品市場的快速發展，雖然不久以后在英國的殖民地和海外屬地也發現了這樣重要的高速發展的棉紡商品市場。因此，殖民主義將英國的棉紡工業推向了海外并且掌握了讓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實現擴張的鑰匙。18世紀英國棉紡工業增長最快的地方位于主要的殖民貿易港口，像布里斯托爾、格拉斯哥，特別是利物浦這一奴隸貿易的中樞。這不是巧合：在整個工業革命的第一階段（直到1840年），“奴隸貿易和棉紡貿易交相輝映，”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談到。在工業起飛之前,蘭開夏大部分的棉紡品都出口到非洲市場，在那里交換奴隸，或者出口到美洲，那兒的西印第安部落的蘇麻種植者購買了數量巨大的棉紡品。到1790年代的時候，貪得無厭的英國棉紡工廠對美國南部奴隸主種植園的棉花原料需求飛快增長。從1750到1769年之間，英國棉紡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十倍多。大多數的產品都出口到殖民和半殖民地區。在1840年，歐洲消費了200，000，000碼的英國出口布匹，而在美國以外的美洲地區，亞洲，非洲則消費了529，000，000碼的英國布匹。在拿破侖戰爭的初期，拉丁美洲成了英國經濟上的附屬地，到1840年，雖然很貧窮，它還是吸收了相當于1.5倍歐洲消費量的英國紡織品。印度，一直是個傳統的棉紡品制造和出口者，卻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喪失了工業化生產的能力。在1820年，印度次大陸消費了11，000，000碼的英國棉紡品，到1840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145，000，000碼。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勞動分工”“，取決于市場的范圍”。棉紡市場的國際化開端這樣一個事實意味著經濟擴張的前景是巨大的，使在車間內部的專業化和工作分工方面的迅速改變成為可能。這導致了由大機器生產的現代工廠的出現，并且直到19世紀中葉，現代工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棉紡工業的代名詞。棉紡制造業促進了城市化，英國城市曼徹斯特發生的一切只是其它城市的一個極端例子。在1760至1830年間，這個城市的人口增長了10倍，從17，000增加到180，000，代表性的景觀是城市擁有數以百計的5—6層的工廠，每個工廠的旁邊都矗立著一個高聳的煙囪，噴著黑乎乎的煤蒸汽。在《艱難時世》（1854年）一書中，查爾斯•狄更斯如下描述了他想象中的焦煤城：這是一個紅磚砌成的小城，或者應該說如果沒有煙灰籠罩的話它本應該是紅色的……。這是一個充滿著機器和高聳的煙囪的城市，城市之外永遠籠罩著無盡的惡毒的煙灰，永不會開散。城市中有一條黑色的運河，流淌著紫色的難聞的染料。還有那么多毒瘤一樣的建筑物，滿墻的窗戶內整天地響著咔嗒咔嗒震動的聲音，蒸汽發動機的活塞單調地上下運動著，就像一頭患了憂郁癥而發狂的大象的腦袋。狄更斯描寫了斯蒂芬•布萊克普爾，這個《艱難時世》中工人階級的主角，生活“在那個可怕的城堡中最核心的要塞中，在那里自然界的新鮮空氣被頑強地阻隔在外面，就像致命的氣體和煤氣被頑強地阻隔在里面一樣。”工人的勞動條件是非常惡劣的。“在曼徹斯特附近的一個工廠中，紡紗工人不得不一天在80到84度高溫下勞動14個小時而不允許派人去取水喝。”這樣極端殘酷的剝削，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對資本利潤增長的渴求，導致了工人嚴重的身體不健康和畸形，這是資本主義工廠勞動最顯著的后果。很多婦女和兒童在工業革命中被工廠雇傭，因為他們可以被支付比成年男性更少的工資。事實上，在這個苦心經營的勞動分工原則下，19世紀早期的管理理論家查爾斯•巴貝奇解釋道，在工作被分成不同任務的后面是期望個人的工作程序的簡化，因此更便宜的勞工（巴貝奇舉了婦女和兒童的例子）能夠代替價格相對昂貴的勞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勞工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是特別經濟的，因為童工只需要成年勞工三分之一有時甚至是六分之一的工資。正如著名的研究工業革命的歷史學家保羅•蒙托所報道的那樣，“蘭開夏第一批的工廠充滿了兒童。羅伯特•皮爾爵士曾經一次擁有超過1000名的童工在車間。許多數量在50，80或者100的兒童被教區并且像牛一樣送到工廠，在那里他們要被監禁好幾年。”然而也有很多的工廠的支持者。舉例來說，當醫生被召集起來在工廠調查委員會之前證明陽光對兒童身體的發育至關重要時，安德魯•尤爾，這位工業主義的典型代表憤怒地回答道，工廠的瓦斯照明足夠取代陽光。如果在工業革命期間工廠的環境是嚴酷的，那么更大的城市環境更是如此。全英國的勞工都生活在悲慘之中，被饑餓和疾病折磨著。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提供的第一手描述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帶領讀者走遍了曼徹斯特，從一條街到一條街，描述著所見所聞，工人階級生活的街道的環境狀況和資產階級的是如此的不同，那組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恩格斯指出，曼徹斯特“上層資產階級”的家庭處于“遙遠的查爾頓和阿德威克區城郊，帶有花園，或者位于微風拂面的岐山山頂、布勞頓和彭得頓，那兒充滿著自由健康的鄉村空氣。總之，舒適的家庭距城市有半小時或者15分鐘馬車的路程。這樣安排最大的好處在于”：“這些金錢貴族的成員能夠采用最短的路線從勞動區域的中央到他們的商業網點，而不曾看到隱藏在他們往返途中左右的那些積滿污垢的悲慘境遇。”在觀察倫敦、曼徹斯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的狀況時，恩格斯特別關心環境毒瘤。依靠醫生的報告和他親身的觀察，他提交了一份詳盡的公共衛生狀況的分析報告。利用公共衛生官員匯編的人口數據，他首先提出了他的論點：死亡率與社會地位成反比，通過調查每個城市的特殊的區域，很容易看到這一點。他論述到，工人通風不良的房子沒辦法使有害物質充分流動，因此燃燒和呼吸產生的高碳氣體被阻隔在屋內。由于沒有任何系統來處理廢棄物，它們便在屋內、院子里和街道上聚集和分解，產生嚴重的空氣和水污染。由傳染病造成的高死亡率，例如肺結核（空氣傳播）和斑疹傷寒癥（虱子傳播），他論述到，既是由人口過度擁擠，也是糟糕的衛生設施和不良的通風狀況所致。1845年，年輕的費里德里希.恩格斯（24歲）發表了下面的關于工業城市曼徹斯特生活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在相當深的洞里面，在梅得羅克的環形地帶，四周包圍著高大的工廠和堤防，中間則擠滿了建筑物，建著兩個居民區大概200間平房，大部分都是背靠背而建，在那里生活著大約4000人，他們中大部分都是愛爾蘭人。這些平房是破舊和骯臟的，都非常小。街道不平坦，上面散落著車轍印，部分還沒有排水系統和公路,成堆的垃圾，廢棄物和令人作嘔的污穢物飄浮在四周的小水坑中；空氣中散發著惡臭，煙塵從煙囪中滾滾而出，昏暗了天空。這個族群就生活在這些破舊的小屋子里，殘缺漏風的窗子用油氈布遮擋著，關不實的門連門柱都腐爛了；或者他們干脆就生活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里，里面散發著難以忍受的污穢和惡臭。他們被關在這樣的牢籠里似乎是有意識地要讓他們處在人性的最底層。這就是這個地區的表面現象給別人的印象和一些想法。人們會作何感想？當他們聽說在每個這樣的柵欄里面至多有兩個房間，一個閣樓或者是一個地下室，卻平均生活著20人，…這個地區不僅是地下室而且是所有房子的第一層都是潮濕的；有相當一部分堆滿泥土的地下室已經被清空并且不止一次地注滿勞工；在地下室里水會從粘土覆蓋的小孔中滲透上來，因為地下室處于河流水平面以下，以至于從事手工業的勞工不得不每天清晨從住處往外潑水。恩格斯還描述了由于營養不良而導致的軟骨病病人骨骼畸形的情況，盡管他還不知道這種疾病和飲食缺乏特別是維生素D的缺乏有關。他提供了大量職業病的情況，包括對骨骼畸形、眼障、鉛中毒和黑肺病的詳細描述。……

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

對19世紀的富有階層來說，這些狀況被視為是“人口問題”的一部分，他們譴責這是不健康的，但同時他們也據此來論證資本主義工業化中嚴酷環境的必要性，因為正如有人所表述的那樣“，英國有哪個人口增長了百萬以上的地方能夠容易找到工作？”在1700年以前，每世紀增長的人口大約是一百萬。而在1700到1800年間，增加的人口為三百萬。工業的飛騰使之獲得了動力，英國成為了一個工業化和人口快速膨脹的中心。1798年古典經濟學家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出版了他的名著———《人口原理》。他的中心論題是絕大多數的人口面臨著極度的貧困，而去努力糾正這種狀況弊就會大于利。馬爾薩斯還領先當今的許多生態學家的觀點，指出所有的動物包括人類都成幾何級數增長（1，2，4，8，16等等）。如果不受抑制，人口的數量預期成“自然幾何級數增長以至于每25年就能使人口的數量翻一番。”只不過是由于世界人口一度非常稀少，它才曾以“自然增長率”增長。馬爾薩斯人口論大部分的分析內容都是在關注抑制人口增長的約束力的分析。約束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任何假定區域內糧食供應的短缺。馬爾薩斯認為，雖然由于采用追加勞動的增加，耕作面積的擴大和農業技術的改進，糧食供應有增長的趨勢，然而從一代到另一代，糧食供應增長的趨勢還是在減少，很大的原因是所有最好的土地都被開墾了。因此，糧食生產最多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1，2，3，4，5等等）。如果沒有任何其他的制約因素的抑制，饑餓將把人口增長率限制在食物供應增長的可能的范圍之內。但是還有其他的約束因素，有降低出生率的被動抑制，包括不育，禁欲和節育；有提高死亡率的積極抑制，包括貧窮、瘟疫和戰爭（隨著饑荒而爆發）。消極抑制和積極抑制在人口增長和可用的生存手段之間維持著一種均衡。最后，馬爾薩斯主張，把它們歸結為“道德約束、墮落和罪惡。”他把抑制人口增長的道德約束定義為“來自不是遵循不合常規的滿足的婚姻的約束”。他認為，也許富人和窮人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就是富人受更多的道德約束。他認為：“粗鄙和匱乏”，墮落和罪惡，在窮困的社會環境下是普遍的現象。由于這些原因，馬爾薩斯反對任何為減輕對窮人生存的無情沖擊的干預市場的措施。1827年，在國會召開移民政策會議之前的專家論證會上，馬爾薩斯鼓吹修正《濟貧法》以創造一種更嚴酷的環境來針對那些尋求教區維持生活的窮人，并敦促國會拒絕救濟在他的《濟貧法》修正案制定（《新濟貧法》實施）兩年之后出生的所有兒童。他還建議地主立即拆掉已經騰空的農舍，并且反對建立新的農舍，因為他相信房屋的缺乏將打消人們早婚的念頭。雖然馬爾薩斯關于人口膨脹的觀點影響了許多后來的生態學家，但是馬爾薩斯本人卻對此并沒有特別的關注，乃至意識到他的分析在今天被稱作具有解構廣義生態鏈的意蘊（即意識到地球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相反，他卻忙著和一些激進人士比如威廉•高德溫開展辯論，威廉•高德溫對法國大革命抱有同情，他提倡人道主義救助來改善最困難的窮人的處境。就馬爾薩斯而言，其人口論教義的結論顯示：“社會未來的進步”不能通過任何推動減少社會不平等而實現。馬爾薩斯主義教條中最薄弱的環節是食物供應的算術增長率。馬爾薩斯沒有提供關于這個論點的成立的論據，只是斷言“即使通過巨大努力，按照與當前生產相當的產量，要使英國的全部產品每25年翻一番，這是最狂熱的投機商都不能設想的。”在他后來的工作中，他更著重強調要發揮法律在遏制農業邊際收益遞減的趨勢的中作用，而農業邊際收益遞減是耕作逐漸向劣質土地擴張的結果，這導致馬爾薩斯傾向于更悲觀的結論。一旦所有的土地都被占據了，他寫道，“食物的增長率將……更類似于降低幾何增長率而不是增加。無論如何，食物的年增加值是不斷地趨向于減少。”

三、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

馬爾薩斯把他的人口過剩、貧窮和環境退化的分析建立在假設的食物生產和人口生產的“自然規律”上。卡爾•馬克思則把此類問題主要歸結于社會原因。馬克思主張“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他寫道“：人口過剩”，“是歷史決定的關系，它絕不是由生活必需品的絕對生產力決定的，相對于生產條件，它更多的是由人類再生產的限制條件決定的。”馬克思認為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控制人口最重要的規律是相對人口過剩或者說是失業的產業后備軍。工資（或者從歷史的觀點上所定義的生活水平）不是由人口和食物的關系決定的，而是由人口和就業的關系所決定。產業后備軍的存在是資本家用來努力降低勞動力成本（支付個人勞動力的費用）的杠桿，讓勞動力成為能和其它可以被買賣的商品一樣的日用品。但是這種人口相對過剩的規律并不是存在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所有階段：它只有到大機器生產開始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才出現。在此之前資本家不得不將勞動關系轉向土地，使土地成為可以被買賣的商品。對土地的征用，進而使得對土地上農業勞動者的剝奪成為可能，這是英國農業革命先于工業革命而發生的真正秘密。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導致了工人之間為了有限的就業機會而加強競爭，這反過來導致了工資的降低。因此工資不是圍繞著谷物價格這樣一個鐵的規律而定的（這是早期的經濟思想家比如亞當•斯密、馬爾薩斯所主張的），而是由歷史地形成的生活水平和階級斗爭中“斗爭雙方各自的力量對比”所決定的。馬克思闡明：工業戰爭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現代戰爭，在于“戰斗的勝利是更多的招收新工人而不是解散工人。”他把相對人口過剩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絕對普遍的規律”，因為這是推動資本主義積累的另一端實現相對財富集中的杠桿。馬克思認為作為由工業革命引發的一個新社會環境的結果，不僅是勞動而且自然都越來越受制于資本。通過分割城市和農村，通過將工業技術運用到城市和農村，資本主義破壞了人類生存的生態基礎。資本主義農業所有的進步都是技術的進步，不僅掠奪了勞動者，而且掠奪了土地；所有在一段時間內提高土壤肥力的技術進步都是在破壞土壤長期的肥力資源。一個國家越是以大規模工業化發展作為它的發展背景，就像美國一樣，這個過程所造成的破壞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只是發展了技術，通過同時掠奪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勞動力資源來提高社會生產過程的集中度。這可不是隨隨便便的評論，而是在仔細研究德國農業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著作的基礎上提出的論點。尤斯圖斯•馮•李比希是農業化學的奠基人。在工業革命第一階段中農業耕作強度的增加已經導致土壤肥力的大幅度降低并且導致了一些地區農作物產量的下降。農民的絕望情緒是如此嚴重以至于一些人不得不找回遍布在他們的土地上源自拿破侖戰爭的戰場上的動物和人類的骨頭。李比希曾經是主張進口拉丁美洲海鳥糞充當肥料的一個主要倡導者。在1842年，第一種人造肥料（化肥）被英國農業化學家約翰•貝內特•勞斯提出來，他發明了生產可溶性磷酸鹽的方法并且建立了第一個化肥廠。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化學家弗里茨•哈伯才發明制造人造氮肥的方法。直到1860年代初期，馬克思還反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農業邊際收益遞減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要超過工業發展的速度。不過到他寫《資本論》的那個時候，他研究了李比希和其他農學家的著作使他確信了他與眾不同的觀點。“大規模的土地所有權”，他解釋道。把農業人口逐漸減少到最小值，與此相對應的是在大城鎮被不斷增加的密集的工業人口所塞滿，由這種方式產生的情形促使社會在相互依賴的新陳代謝（這是被生活本身的自然規律規定的一種新陳代謝）過程中出現了不可修補的裂縫。這樣的結果是浪費土壤的生命活力，被遠遠超出單一國家邊界的貿易所承載。大規模工業和大規模農業因此產生了相同的結果：都造成了農業從業者的破產和“土壤維持植物生長的自然能力”的枯竭。馬克思評述說“：這個故事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制度朝著理性農業相反的方向在運作，或者說理性農業和資本主義制度不協調的（即使是發展了農業技術），理性農業既需要為自己生產的小農戶也需要管理聯合生產者。”不同于馬爾薩斯和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思探尋歷史而不是自然規律的傾向使得他遠遠超越了關于人口和土地肥力的論題而深入到了更廣闊的關于可持續性的論述。舉例來說，他辯論到“，文明和工業的發展一般總是表明會對破壞森林是如此常積極以至于所有已經做的保護森林和生產的措施與之相比較而言完全沒有意義。”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預示了人類對自然的支配權。”它把自然的恩賜當作“免費”的所得和禮物來制造財富。……

四、對工業主義的生態學批判

自工業革命開始以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資本主義就與它對自然環境的嚴酷和無情的沖擊之間發生沖突，而使社會和自然不再彼此疏遠的生態學理想不斷地被浪漫主義批評家所喚醒。1844年，當恩格斯正在撰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時，浪漫主義詩人威廉•渥滋華斯創作了一首14行詩，斷言通過英國湖泊地區的鐵路建造將“使英國喪失抵御皮疹襲擊的安全之地。”英國一年后，在大西洋的彼岸，亨利•大衛•梭羅隱居到了馬爾薩斯諸塞州的康科特市郊外的沃爾登塘居住，通過和自然的單獨對話尋求給日益增長的不和諧的世界提供另一些可供選擇原則。梭羅在《瓦爾登湖》一書的開篇中寫道：“我們的工廠制度是最好的，因為工人們有衣服可穿。工作條件每天都變得越來越像英國；不用奇怪，因為，就像我聽到或者看到那樣，資本家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人類的幸福和真誠地使工人有衣穿，而是無疑地為了使公司盡可能變得富裕。”沃爾登塘沒有給梭羅提供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從商業和工業社會的突出矛盾中解脫出來的“世外桃源”，沃爾登塘通過與它接壤的鐵路同外部世界連結起來。在反對現代工業的同時，他一度把對自然的深深關切傾注于對手工技能的欣賞；他反對永無止境地追求財富；他抵制南部奴隸制度。伴著梭羅對這個貪得無厭的社會的批評，梭羅式的對自然世界和人類傳統手工技能二者的推崇在英國也有諸如約翰?羅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這樣相對應的浪漫主義批評家。羅斯金在反對機器和金錢的同時強調的是一個被藝術和內在價值感化的更有“組織性社會”的需求。在《直到最后》（1860年）一書中他論述道，生產和占有并不能構成財富，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不幸”。羅斯金指出：財富“是我們占有有用的物品。”相反，如果生產無價值的東西，或者占有我們不能使用的東西，只能定義為“不幸”。羅斯金的觀念和馬克思相關思想一起幫助激發了英國偉大的藝術家、手工藝大師和社會批評家威廉•莫里斯的靈感。威廉•莫里斯將羅斯金對工業制度幻想式的批判融入到了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同羅斯金一樣，莫里斯相信這個社會應該從事技藝。“每一件用人的雙手創造的物品都有個形狀，”莫里斯在1878年寫道“，它要么美麗，要么丑陋，合乎自然則美麗，有助于實現功用，不合自然則丑陋，則有礙于實現功用。”他隨后寫道“，財富，是自然賦予我們的，并且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合理的使用自然之饋。但是我懇求你想想英國的生產，世界的加工車間，當想到任何一個健全的人都不想要的大量的產品，但是我們的工人卻要制造和銷售，你不會和我一樣感到困惑嗎？”對莫里斯來說，資本主義文明制造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生活悲慘的團體！”他寫道：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分配方式，“充滿了浪費；因為它雇傭了完整龐大的職員，推銷員，店員，廣告商，為什么不簡簡單單地把錢從一個口袋掏往另一個口袋呢？這種生產的浪費和分配的浪費被用到了占有生產資料而無需工作的階級的毫無意義的生活中，它們都必須由工人生產出來的產品來支付，對工人們的生活來說，這是個永不停息的負擔。”現代文明的真正罪行不能歸咎于機械化或者工業化，而因歸咎于“利用我們所掌握的對自然脆弱的控制權來奴役我們的人民，同時我們不會關心剝奪了他們多少的幸福。”莫里斯認為，這種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制造業，資本主義的土地占有和資本主義的交換關系”：例如，是利潤將人們驅使到龐大而難以管理的聚居地———城市；是利潤將人們聚集起來進入沒有花園和開放空間的住處；是利潤不會采取最平常的預防性措施來遮擋覆蓋有硫磺煙霧層的地區；是利潤將美麗的河流變成了骯臟的污水溝，是利潤對一切作出了不當判決，使白癡似地被束縛和限制的富有者住著最好的房子,住在最壞的房子中的則是那些不幸的可憐的無名氏。莫里斯的生態學批判沒有止步于城市環境。他的環境保護主義的重要貢獻見諸于他激情澎湃地對倫敦附近埃平森林區的保護。他反對那些“專家”的建議，“諸如林場主，他的工作就是為市場培植林木資源；或者植物學家，他的工作是為植物園搜集植物樣本；或者.庭園美化師（園丁），他的工作是在贊助商錢袋允許的條件下最大程度地使花園或者風景大眾化。”莫里斯在1895年的一封抗議《每日新聞》的信中，將自己和普通倫敦市民的生態價值觀對立了起來,倫敦市民已經用這片獨特的森林（埃平森林）種植頂級樹木并且它是普通財富的一部分；而莫里斯主張：“我們需要從埃平森林得到的是一片原始的灌木叢，而不是一個公園。否則，倫敦的一個最偉大的裝飾品將會消失，將來沒有一個人甚至會留下一片樣品來展示倫敦東北面的森林是個什么樣子。”